中国的核应急

第一篇：中国的核应急

中国的核应急

（2016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核能发展与核应急基本形势

二、核应急方针政策

三、核应急“一案三制”建设

四、核应急能力建设与保持

五、核事故应对处置主要措施

六、核应急演习演练、培训与公众沟通

七、核应急科技创新

八、核应急国际合作与交流 结束语

前言

原子的发现和核能的开发利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极大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核能发展伴随着核安全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创新核技术、确保核安全、做好核应急。核安全是核能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核应急是核能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核应急是为了控制核事故、缓解核事故、减轻核事故后果而采取的不同于正常秩序和正常工作程序的紧急行为，是政府主导、企业配合、各方协同、统一开展的应急行动。核应急事关重大、涉及全局，对于保护公众、保护环境、保障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始终把核安全放在和平利用核能事业首要位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秉持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的理念，始终追求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历尽艰辛，创建发展核能事业并取得辉煌成就。同时，不断改进核安全技术，实施严格的核安全监管，加强核应急管理，核能事业始终保持良好安全记录。

核事故影响无国界，核应急管理无小事。总结三哩岛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事故的教训，中国更加深刻认识到核应急的极端重要性，持续加强和改进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不断提升中国核安全保障水平。中国在核应急法律法规标准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基础能力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演习演练、公众沟通、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既为自身核能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也为推动建立公平、开放、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促进人类共享核能发展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一、核能发展与核应急基本形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创建核工业。60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事业，发展推动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环境、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核能事业得到更大发展。

发展核电是中国核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现代能源。中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原则，执行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政策，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严格的标准发展核电。1985年3月，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截至2015年10月底，中国大陆运行核电机组27台，总装机容量255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5台，总装机容量2751万千瓦。中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压水堆、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示范工程投入建设。中国实验快堆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72小时，标志着已经掌握快堆关键技术。

伴随着核能事业的发展，核安全与核应急同步得到加强。中国的核设施、核活动始终保持安全稳定状态，特别是核电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大陆所有运行核电机组未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二级以上事件和事故，气态和液态流出物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在建核电机组质量保证、安全监管、应急准备体系完整。

中国高度重视核应急，始终以对人民安全和社会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核应急管理。早在作出发展核电决策之时就同步部署安排核应急工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明确表示发展核电方针不变，强调必须做好核应急准备，1986年即开展国家核应急工作。1991年，成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核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1993年，发布《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对核应急作出基本规范。1997年，发布第一部《国家核应急计划（预案）》，对核应急准备与响应作出部署，之后，为适应核能发展需要，多次进行修订形成《国家核应急预案》。目前，中国核应急管理与准备工作的体系化、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按照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到2020年，中国大陆运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左右；到2030年，力争形成能够体现世界核电发展方向的科技研发体系和配套工业体系，核电技术装备在国际市场占据相当份额，全面实现建设核电强国目标。面对核能事业发展新形势新挑战，中国核应急在技术、装备、人才、能力、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这也是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核能进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将通过理念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不断强化国家核应急管理，把核应急提高到新水平。

二、核应急方针政策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发展核能进程中，通过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发布政令等方式，确定核应急基本方针政策。

中国核应急基本目标是：依法科学统一、及时有效应对处置核事故，最大程度控制、缓解或消除事故，减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和国家安全。

中国核应急基本方针是：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

——常备不懈、积极兼容。各级核应急组织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态度，充分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建立健全专兼配合、资源整合、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核应急准备与响应体系。核应急与其他工作统筹规划、统筹部署、兼容实施。

——统一指挥、大力协同。核设施营运单位统一协调指挥场内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各级政府统一协调指挥本级管辖区域内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在政府统一组织指挥下，核应急组织、相关部门、相关企业、专业力量、社会组织以及军队救援力量等协同配合，共同完成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

——保护公众、保护环境。把保护公众作为核应急的根本宗旨，以一切为了人民的态度和行动应对处置核事故。把保护环境作为核应急的根本要求，尽可能把核事故造成的放射性物质释放降到最小，最大程度控制、减轻或消除对环境的危害。

中国核应急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军地协同，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中国建立分级负责的核应急管理体系。核设施营运单位是核事故场内应急工作责任主体。省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核事故场外应急工作责任主体。

——条块结合、军地协同。核应急涉及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政府、场内与场外、专业技术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相互配合、大力协同、综合施救。

——快速反应、科学处置。核事故发生后，各级核应急组织及早介入，迅速控制缓解事故，减轻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遵循应对处置核事故特点规律，组织开展分析研判，科学决策，有效实施辐射监测、工程抢险、去污洗消、辐射防护、医学救援等响应行动。

三、核应急“一案三制”建设

中国高度重视核应急的预案和法制、体制、机制（简称“一案三制”）建设，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体制机制保障，建立健全国家核应急组织管理体系。

加强全国核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国家核应急预案》是中央政府应对处置核事故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国家核应急预案》对核应急准备与响应的组织体系、核应急指挥与协调机制、核事故应急响应分级、核事故后恢复行动、应急准备与保障措施等作了全面规定。按照《国家核应急预案》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核设施营运单位制定核应急预案，形成相互配套衔接的全国核应急预案体系。

加强核应急法制建设。中国基本形成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和行业标准、管理导则于一体的核应急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早在1993年8月就颁布实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进入本世纪以来，又先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法律层面对核应急作出规定和要求。2015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开始实施，进一步强调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对公众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与这些法律法规相配套，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和管理导则，相关机构和涉核行业制定技术标准。军队制定参加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救援条例等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目前，正积极推进原子能法、核安全法立法进程。

加强核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国核应急实行国家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全国核应急管理工作由中央政府指定部门牵头负责。核设施所在地的省（区、市）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核应急管理工作。核设施营运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负责场内核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由中央政府领导、组织、协调全国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加强核应急机制建设。中国实行由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参与的核应急组织协调机制。在国家层面，设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由政府和军队相关部门组成，主要职责是：贯彻国家核应急工作方针，拟定国家核应急工作政策，统一协调全国核事故应急，决策、组织、指挥应急支援响应行动。同时设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承担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日常工作。在省（区、市）层面，设立核应急协调机构。核设施营运单位设立核应急组织。国家和各相关省（区、市）以及核设施营运单位建立专家委员会或支撑机构，为核应急准备与响应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

四、核应急能力建设与保持

中国坚持积极兼容、资源整合、专业配套、军民融合的思路，建设并保持与核能事业安全高效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核应急能力，形成有效应对核事故的国家核应急能力体系。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核应急能力体系，部署军队和地方两个工作系统，区分国家级、省级、核设施营运单位级三个能力层次，推进核应急领域的各种力量建设。

建设国家核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建设辐射监测、辐射防护、航空监测、医学救援、海洋辐射监测、气象监测预报、辅助决策、响应行动等8类国家级核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以及3个国家级核应急培训基地，基本形成专业齐全、功能完备、支撑有效的核应急技术支持和培训体系。

建设国家级核应急救援力量。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形成了规模适度、功能衔接、布局合理的核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体系。适应核电站建设布局需要，按照区域部署、模块设置、专业配套原则，组建30余支国家级专业救援分队，承担核事故应急处置各类专业救援任务。军队是国家级核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支援地方核事故应急的职责使命，近年来核应急力量建设成效显著。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严重核事故，依托现有能力基础，中国将组建一支300余人的国家核应急救援队，主要承担复杂条件下重特大核事故突击抢险和紧急处置任务，并参与国际核应急救援行动。

建设省级核应急力量。中国设立核电站的省（区、市）均建立了相应的核应急力量，包括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辐射监测网、医学救治网、气象监测网、洗消点、撤离道路、撤离人员安置点等，以及专业技术支持能力和救援分队，基本满足本区域核应急准备与响应需要。省（区、市）核应急指挥中心与本级行政区域内核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建设核设施营运单位核应急力量。按照国家要求，参照国际标准，中国各核设施营运单位均建立相关的核应急设施及力量，包括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通讯设施、应急监测和后果评价设施；配备应对处置紧急情况的应急电源等急需装备、设备和仪器；组建辐射监测、事故控制、去污洗消等场内核应急救援队伍。核设施营运单位所属涉核集团之间建立核应急相互支援合作机制，形成核应急资源储备和调配等支援能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协调。

按照积极兼容原则，围绕各自职责，中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国家核应急预案》明确的任务，分别建立并加强可服务保障核应急的能力体系。

按照国家、相关省（区、市）和各核设施营运单位制定的核应急预案，在国家核应急体制机制框架下，各级各类核应急力量统一调配、联动使用，共同承担核事故应急处置任务。

五、核事故应对处置主要措施

中国参照国际先进标准，汲取国际成熟经验，结合国情和核能发展实际，制定了控制、缓解、应对核事故的工作措施。

实施纵深防御。设置五道防线，前移核应急关口，多重屏障强化核电安全，防止事故与减轻事故后果。一是保证设计、制造、建造、运行等质量，预防偏离正常运行。二是严格执行运行规程，遵守运行技术规范，使机组运行在限定的安全区间以内，及时检测和纠正偏差，对非正常运行加以控制，防止演变为事故。三是如果偏差未能及时纠正，发生设计基准事故时，自动启用电厂安全系统和保护系统，组织应急运行，防止事故恶化。四是如果事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启动事故处理规程，实施事故管理策略，保证安全壳不被破坏，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五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以上各道防线均告失效，立即进行场外应急响应行动，努力减轻事故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同时，设置多道实体屏障，确保层层设防，防止和控制放射性物质释入环境。

实行分级响应。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事故事件分级表，根据核事故性质、严重程度及辐射后果影响范围，确定核事故级别。核应急状态分为应急待命、厂房应急、场区应急、场外应急，分别对应Ⅳ级响应、Ⅲ级响应、Ⅱ级响应、Ⅰ级响应。前三级响应，主要针对场区范围内的应急需要组织实施。当出现或可能出现向环境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事故后果超越场区边界并可能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进入场外应急，启动Ⅰ级响应。

部署响应行动。核事故发生后，各级核应急组织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实施以下全部或部分响应行动。

——迅速缓解控制事故。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装备和物资等开展工程抢险，缓解并控制事故，努力使核设施恢复到安全状态，防止或减少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

——开展辐射监测和后果评价。在事故现场和受影响地区开展放射性监测以及人员受照剂量监测等。实时开展气象、水文、地质、地震等观（监）测预报。开展事故工况诊断和释放源项分析，研判事故发展趋势，评价辐射后果，判定受影响区域范围。

——组织人员实施应急防护行动。当事故已经或可能导致碘放射性同位素释放，由专业组织及时安排一定区域内公众服用稳定碘，以减少甲状腺的受照剂量。适时组织受辐射影响地区人员采取隐蔽、撤离、临时避迁或永久迁出等应急防护措施，避免或减少受到辐射损伤。及时开展心理援助，抚慰社会公众情绪，减轻社会恐慌。

——实施去污洗消和医疗救治。由专业人员去除或降低人员、设备、场所、环境等放射性污染。组织核应急医学救援力量实施医学诊断、分类，开展医疗救治，包括现场紧急救治、地方医院救治和后方专业救治等。

——控制出入通道和口岸。根据受事故影响区域具体情况，划定警戒区，设定出入通道，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车辆、设备和物资出入。对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行李物品、邮包快件等实施放射性污染检测与控制。

——加强市场监管与调控。针对受事故影响地区市场供应及公众心理状况，及时进行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避免或减少放射性物质摄入。

——维护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在群众安置点、抢险救援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增设临时警务站，加强治安巡逻。强化核事故现场等重要场所警戒保卫，根据需要做好周边地区交通管制等工作。

——发布权威准确信息。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做法，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由国家、省（区、市）和核设施营运单位适时向社会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及时将核事故状态、影响和社会公众应注意的事项、需要个人进行防护的措施告知公众，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做好国际通报与申请援助。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要求，做好向国际社会的通报。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要求，视情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申请核应急救援。

建立健全国家核应急技术标准体系。建立包括设置核电厂应急计划区、核事故分级、应急状态分级、开展应急防护行动、实施应急干预原则与干预水平等完整系统的国家核应急技术标准体系，为组织实施核应急准备与响应提供基本技术指南。

加强应急值班。建立核应急值班体系，各级核应急组织保持24小时值班备勤。在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设立核应急国家联络点，负责核应急值班，及时掌握国内核设施情况，保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信息畅通。

六、核应急演习演练、培训与公众沟通

中国高度重视核应急演习演练，切实加强专业培训，注重公众沟通，不断提高各级核应急组织应对处置严重核事故的能力水平，普及社会公众核安全应急知识，营造促进核能发展良好环境，树立全社会对发展核能事业信心。

组织实施核应急演习。发布《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核应急演习管理规定》等规章，明确规定国家核应急演习方针原则、组织机构、内容形式、分类频次、保障准备、实施程序等。适应核能发展需要，定期举行全国性核应急联合演习；相关省（区、市）每2年至4年举行一次本级场内场外核应急联合演习；核设施营运单位每2年组织一次综合演习，每年组织多种专项演习，拥有3台以上运行机组的演习频度适当增加；核电站首次装投料前，所在地省级核应急管理机构组织场内场外联合演习。近年来，先后组织代号为“神盾—2009”“神盾—2015”的国家核应急联合演习，参演规模近6000人，日本、韩国、法国、巴基斯坦、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派出官员、专家观摩。

建立三级核应急培训制度。国家核应急管理机构负责全国核应急管理人员培训，省（区、市）核应急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核应急人员培训，核设施营运单位负责本单位核应急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培训。福岛核事故以来，中国各级举办培训班110多期，培训近万人次。目前，中国核应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均参加过不同级别、专业的培训。

加强核应急公众沟通与信息发布。中国高度重视核应急公众沟通和信息发布，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开透明、客观真实、权威可信、科学通俗的工作原则。各级核应急组织建立专门的核应急宣传队伍，适时向全社会宣传国家核能政策、核安全政策、核应急政策，增加核能发展透明度，确保公众享有核安全监督权、核应急准备与响应知情权。2013年以来，以“共筑核应急核安全防线、共促核能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多次组织全国范围核应急宣传活动，国内外受众面达到10亿人次。2015年1月，利用中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契机，开展一系列面向国内外的宣传活动。2015年12月，组织媒体走进中国核电企业，开展“助推核能发展、助力‘一带一路’”采访活动，向国内外集中展示中国核电技术先进性、核电安全可靠性、核电管理规范性、核应急准备充分性，产生了积极社会反响。各涉核企业、大专院校和有关团体还以各种形式开展涉核科普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安全高效发展核能的良好氛围。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毗邻广东省，特区公众和舆论关注内地核能发展。1992年以来，粤港双方针对广东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核应急事宜达成多项共识。国家核应急管理机构多次与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组织宣介会，不断充实粤港核应急合作机制内容，完善粤港核应急交流平台，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消除疑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还有针对性地与港澳地区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各领域专业培训，提高当地人员专业水平，为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核能安全利用是关系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两岸双方对此高度重视。2011年10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签署《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在该协议框架下，两岸建立核应急事务联系机制，在核电安全法规与标准、核电厂事故紧急通报、核电厂环境辐射监测、核电厂事故紧急应变及准备等领域不断拓展交流与合作，取得积极成效。

七、核应急科技创新

中国制定国家核应急工作规划，明确核应急领域科技创新目标要求、体制机制、人才建设、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取得一批科技创新成果，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核事故后果评价与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中国有关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事故源项估算、风场诊断与预报、气载放射性扩散、水体放射性扩散、核辐射医学应急分类及救援、放射性剂量估算等技术领域取得成果，为国家核应急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

核应急基础技术研究。开展“华龙一号”反应堆、AP1000反应堆（美国先进压水堆）、EPR反应堆（欧洲压水堆）、高温气冷堆、快堆等三代、四代核电技术反应堆核应急技术与管理研究。针对多机组同时出现共模事故、内陆核电站严重事故源项分析、跨地区核应急准备、核燃料循环设施应急准备、核与辐射恐怖袭击事件应急处置等重大课题，持续开展研究，取得一批成果，促进了中国核应急基础技术水平的整体增强。

核应急专用装备研发。重点推进核应急辐射监测、辐射防护、医学救援、去污洗消等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自主研制车（船）载巡测设备、航空辐射监测系统、辐射监测与事故响应机器人等装备设备，以及车（船）载核应急指挥系统、核应急医学分类及监测平台、医疗支援系统等，并已装备各级核应急救援队。中国海关使用的门户式辐射探测设备全部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制造。

核应急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展核应急数据采集和传输标准化研究，建立健全全国核应急资源管理系统。研发核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创新核应急预案模块化、响应流程智能化、组织指挥可视化、辅助决策科学化等技术，实现日常管理与应急响应一体化，提高了核应急响应能力和组织指挥效率。

核应急医疗救治技术研究。开展急性放射损伤诊治等技术研究，制定急性放射损伤诊断与治疗方案和救治指南。开展核辐射突发事件医学应急关键技术研究及其推广应用研究，研制适用于广大人群的核辐射事故生物剂量快速估算方法，优化重度、极重度急性骨髓型放射病患者的非清髓造血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MSC）联合移植救治模式，在放射病治疗中实现多项突破，以最大程度减少核辐射事故引起的人员伤亡。持续开展系统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核辐射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创建了MSC联合造血干细胞治疗重度放射病的治疗新方案，其研究成果“成体干细胞救治放射损伤新技术的建立与应用”项目获得该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医疗机构研究创建了“三级处置、四级救治”体系化核应急医学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模式。

公众风险沟通和心理援助研究。开展核突发事件（事故）情况下大范围公众群体危机心理援助技术研究，构建相关心理干预模型，提出应对预案、标准和实施指南。针对核辐射特点，研究编制核事故公众防护问与答、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等面向社会公众的应用丛书。

核应急环境气象创新性研究。持续研发并建设完善中国气象环境应急响应数值预报业务系统。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改进升级核及危险化学品泄漏气象服务系统，完成大气扩散模式的精细化改进，全球模式分辨率由原来的85千米左右提高到30千米，中尺度区域模式分辨率由15千米提高到10千米，实现了对污染物扩散更加精细化模拟和预报

八、核应急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始终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和平利用核能事业成果，坚定不移支持和推进核应急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在核应急领域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合作，与世界有关国家核应急领域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展。

积极加入相关国际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国，高度重视融入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自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来，先后加入《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安全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在这些公约机制内，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和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

积极履行核应急国际义务。中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促进核能与核技术应用、加强核安全、加强核应急、实施保障监督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积极履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响应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提出的各项倡议。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历次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核应急主管当局会议和核安全公约履约大会，负责任地提交核应急、核安全履约国家报告。多次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公约演习活动。推荐中国核应急领域的专家学者数百人次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的工作，为全球核应急领域合作献计献策。2014年5月，中国加入“国际核应急响应与援助网络”，为国际社会核应急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积极开展双边交流。1984年以来，中国先后与巴西、阿根廷、英国、美国、韩国、俄罗斯、法国等30个国家签订双边核能合作协定，开展包括核应急在内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同美国合作在华建设核安保示范中心，为地区乃至国际核安保技术交流合作提供平台。在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框架下，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联合举办核应急医学救援培训班、核应急后果评价研讨班等多种培训活动。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框架内设立中俄核问题分委会机制，定期研讨交流核应急领域合作与交流事宜。中国与法国建立中法核能合作协调委员会机制，与韩国建立中韩核能合作联委会机制，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中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核电站，在核应急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交流。

积极拓展多边合作。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原则，与各国开展核应急领域合作与交流。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出席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2012年首尔核安全峰会、2014年海牙核安全峰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核安全应急管理、提升核安全应急能力、增强各国人民对实现持久核安全、对核能事业造福人类的信心。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以各种形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2014年7月，在福建举办“严重核事故下核应急准备与响应”亚太地区培训班，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提供交流平台；2015年10月，在首次全球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大会上，中国与90多个与会国家和1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分享核应急准备与响应的成就，介绍中国核应急方针政策。中国通过亚洲核安全网络、亚洲核合作论坛、亚太地区核技术合作协定等机制，在地区合作交流中积极发挥作用。中国于2004年1月正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辐射应急医学准备与救援网络。中国持续举办核应急领域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日韩建立核事故及早通报框架和专家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相关领域合作与交流。

积极开展应对福岛核事故合作交流。中国是日本的近邻，对福岛核事故尤为关切。在第一时间启动核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本国应对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国际义务，向日本政府表明提供辐射监测、医疗救护等援助的意愿。2011年5月，应日本政府邀请，中国组织专家代表团赴日本，就福岛核事故进行交流，提出处置意见建议。中国还选派权威专家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岛核事故评估团，开展福岛核事故影响评估。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四年多来，中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各种形式与国际组织合作，总结探讨后福岛时代核应急领域重大问题。这些合作交流活动，既促进了中国核应急的改进提高，也促进了国际社会对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

积极响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福岛核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核安全行动计划》，为国际社会改进核应急工作提供借鉴。中国参考新的标准和理念，全面改进国家核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充实增加国家核安全核应急监管力量和技术支持力量；全面检查所有核设施营运单位核应急工作，按照新的标准完善应急措施；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健全核应急能力体系。中国坚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执行最严格的标准，全面提升核应急管理，努力把核应急提高到新水平。结束语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核能事业发展，是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发展核能事业的步伐不停止，加强核应急的步伐就不会停止。中国将不断加强和改进核应急工作，为核能事业安全高效、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在未来，中国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不断增强核安全应急能力，扎实做好核应急工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使核应急与核能发展协调并进；坚持能力与需求匹配，适应核能事业发展要求，不断提升核应急能力，确保核应急响应及时有效；坚持国内与国际交流，继续深化核应急领域国际合作，推进建立面向未来的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国际社会共享和平利用核能事业成果；坚持当前与长远兼顾，着眼中国和世界核能事业发展大势，前瞻谋划核应急工作，确保筹划在先、准备在先、预防在先，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积极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应急体系，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解决核应急领域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不断提升核应急准备与响应水平，为实现持久核安全、实现核能事业造福人类作出贡献。

第二篇：核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核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为了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引起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提高紧急救援反应速度，及时、有效地控制和消除核污染，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和损失，保障公司员工身心健康，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凡属公司范围内发生的突发性放射性事故，均适用本预案的规定，具体包括：

1、在生产、进出口、销售、使用、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性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

2、放射源被盗事件；

3、其它突发性的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

二、核事故与辐射事故划分等级

Ⅰ级：事故可能产生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中定义的越界影响，丢失、被盗、失控1类放射源或导致1人死亡或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

Ⅱ级：事故可能在设施边界之外产生明显影响，丢失、被盗、失控2类放射源或导致1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或局部器官残疾（含截肢等）或10人以上急性轻度放射病。

Ⅲ级：事故后果局限在设施的边界之内，丢失、被盗、失控3类放射源或人员受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Ⅳ级：事故后果局限在单一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内，丢失、被盗、失控4类、5类放射源。

三、处置原则

1、预防为主，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大面积核事故与辐射事故的发生及污染范围、程度的扩大；

2、迅速查明事故原因，提出有关事故控制的建议措施，防止污染扩散，尽量减少污染范围；

3、采取适当对策措施对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进行处理处置，同时注意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4、确保处置人员及周围群众的人身安全。

四、组织领导机构和职责

公司成立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负责全公司范围内发生突发性核污染事件的指挥领导。

（一）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总指挥由总经理担任，副总指挥由副总经理担任。成员由各部门主要领导组成，其职责：

1、根据核污染事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

2、统一指挥和组织指导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的应急处理工作，研究解决应急处理中的重大问题；

3、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事故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

（二）指挥部下设若干应急工作组：

1、应急工作组办公室：是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其职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分工和职责；建立定期应对突发核污染的工作磋商机制；做好污染事件紧急处置的人员、车辆、监测仪器、通讯联络、后勤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组织相关人员的知识培训和实际操作演练、提高紧急处置能力；传达指挥部的各项命令，组织应急处置预案的实施；负责与上级和其它部门的报告、联络和协调工作；统一对外发布环境污染事件的相关信息。

2、事故调查处置组：其职责：开展现场监察、处置工作；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做出调查结论，为事故处理提供依据；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制定放射性物质的处置和环境修复方案并组织实施。

3、医疗救护组：其职责：及时联系医院、卫生院，并配合做好抢救转运和医治受伤、中毒人员工作，力求将人员伤亡降到最低程度。

4、后勤保障组：其职责：组织应急处理相关物资的调度，保证应急物资的供应和运输。

5、治安保卫组：其职责：组织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根据现场勘验情况，配合划定警戒线范围并进行现场警戒，必要时通报或疏散周围单位和群众；组织营救受害人员，阻止无关人员随意靠近现场；协助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进行丢失和失窃放射源的侦查。

6、善后处理组：其职责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事故伤亡人员善后及其亲属的安抚工作，安置受害家属的生活；做好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的理赔工作。

五、紧急处置工作程序

（一）、迅速报告（报警）：在接到事故报警后，值班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办公室将立即向总指挥、检验检疫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设置24小时值班电话（电话号码）并向全公司公布。

（二）事故评估和预案启动：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对事故的类别、性质、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进行科学评估和确认。经评估确认，凡符合本预案适用范围之一的，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的建议。指挥部接到办公室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的建议后，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视事故情况研究决定启动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或部分启动预案。

（三）处置救援应急预案启动后，公司应对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紧急处置指挥部办公室、事故调查处置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治安保卫组、善后处理组即进入工作状态，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紧急调集应急处理队伍、物资、交通工具等，组织实施各项应急处理的具体措施，并随时将事故应急处理进展情况上报指挥部。

六、其他事项

（一）本应急预案为指导性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不同情况相应进行处理。

（二）各专业救援工作组要根据其职责，制定相应的实施救援预案。

（三）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是核辐射、核泄漏、放射源丢失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根据本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预案，适时组织业务培训和综合演练，使工作人员熟悉预案程序，掌握处置方法，并根据演练情况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预案。

第三篇：中国核建企业文化核心理念

中国核建企业文化核心理念

企业核心价值观：

责任、安全、品质、卓越

企业精神：

创新发展 勇当国任

企业使命：

奉献精品、成就员工、服务社会 经营理念：

至诚至信 惟专惟精 企业愿景：

培育核电建造、核能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优秀团队，成为受尊重的世界一流企业。

“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核工业“四个一切”精神：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些、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

第四篇：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徐彤武

2012-11-6 10:51:05 来源：《2012年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年美国蓝皮书》）

内容提要：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经历了60多年发展和改革，已经成为体现美国核能力的重要方面。在这个四级体制中，联邦政府拥有最雄厚的资源，也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核武器事故、三哩岛核电站危机与核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都说明，要保障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对可能突发的任何核灾难做好准备，并通过适当方式对核事件展开应急响应。有效的核事件应急管理要求优质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实验室网络支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良好的国际交流。虽然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称不上完美，但它给人诸多启发，无论其经验和教训都是人类开发利用原子能过程中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美国政府 国家安全 核事件 应急管理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151个成员国中，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超级核大国。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若干“硬指标”，如庞大的核武库、全球近1/4的民用核电机组、超群的核能科研实力等等。但是，在评价美国的核能力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往往被忽略，这就是美国针对各种突发核事件而建立的应急管理体制。作为美国国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乃至国家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体制经历了60多年的演变和改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许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本文的目的在于依据第一手文献，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形成、组织、内容、特点及存在问题等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和分析。

一 核事件的定义与应急管理体制的演变

在美国政府文献中，关于核事件或者核紧急情况的提法似乎从未完全统一，但联邦法律对于核事件早就下了完整和清晰的定义。在美国规范核能利用的基本法《1954年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及其修正案中，第二章第11条对核事件（nuclear incident）的定义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事件，如果它们由核原料、特殊核材料（指浓缩钚、铀或其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及核材料副产品（包括核废料）的辐射性、毒性、爆炸性或者其他有害性所引起或者导致了人身损伤、疾病、死亡，或财产的灭失、损毁，或对财产使用权的丧失，就属于核事件。这包括由联邦核管理委员会（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和能源部长认定的核非常情况（extraordinary nuclear occurrence，即核事故），而这种非常情况所造成的核辐射泄漏对核设施场外（off-site）区域的人员健康和财产构成损害。此外，若核原料、特殊核材料及核材料副产品的辐射性、毒性、爆炸性或者其他有害性所引起或者导致的人身损伤、疾病、死亡，或财产的灭失、损毁，或对财产使用权的丧失发生在美国境外，或者在运输途中发生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如果这些核物质由美国所有、使用或监管，相关事件也符合核事件的定义。由于《1954年原子能法》的许多条款涉及到核能的军事用途和核武器的试验与制造，所以这部法律中关于核事件的定义适用于美国所有“涉核”组织，包括掌握着核武器的武装部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核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采用核武器、核辐射装置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做好应对这些袭击的应急准备，成为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新问题。由此，在美国官方文献中，对核事件的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2008年发布的针对核或辐射事件的应急反应计划中，把核恐怖活动包括到核事件的定义中。这个文件把核事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因疏忽大意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意外事故导致的；第二类是人为故意制造的。这两类事件的共同点是它们引发的核辐射泄漏对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自然环境构成了实际的或者可预料的危害。第一类事件包括：民用核设施事故、联邦核武器制造厂发生的事故、核材料及核辐射源的丢失、运输核原料及核辐射材料时发生的事故、国内核武器事故、国外发生的对美国领土和所属水域造成影响的核事故等。第二类事件指（但不局限于）恐怖组织对美国进行的敌对行动，包括利用核武器、核辐射散布装置（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 RDD，即“脏弹”）和简易核爆炸装置（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 IND）袭击美国。

以上两份官方文献说明，美国政府对核事件的定义相当宽泛。它并非仅仅涉及民用核电站事故，而是涵盖了与核有关的任何可能的紧急事态。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核事件做出迅速而且适度的反应，有效地防护、减缓或者消除核事件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核辐射危害，以保护本国公众健康与环境，维护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大体经历了60多年的演变，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46～1978年）。1946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的成立，标志着核能的应用从军事领域进入到广阔的民用领域，也标志着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构建的开端。当然，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阶段的起点可上推到更早的“曼哈顿计划”时期，因为核事件及其应急处置机制与核事业，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一直是如影相随的。本阶段的前期，在冷战和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紧张气氛中，美国为防范核打击建立起了庞大的民防系统，这个系统后来逐渐转化为包含核事件应急机制在内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灾害事件应急体系。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经过数次机构变动，到1977年核事业的主管部门固定为既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分工的国防部（核武器用户）、能源部（核武器研制与核能源开发）和核管理委员会（核电工业监管）三大家。另外，1970年建立的联邦环境保护署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专门机构负责环境核辐射监测，同时承担了一部分对核事件做出紧急响应的职能。

在本阶段，美国曾经多次发生比较严重的核事件，但由于事关国家军事机密，当时并未被公众知晓。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民用核电产业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人们对核技术安全性的信心高企，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虽然在进行，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成型阶段（1979～2000年）。这个阶段的开启者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严重的民用核电站事故——1979年3月28日清晨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顿（Middletown）的三哩岛（Three Miles Island）核电站事故。虽然这次事故没有导致任何伤亡，而且其泄漏的核辐射数值很低，核电站周边200万居民所接受的辐射平均值仅为一次X光胸透的1/6，但它暴露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问题，其中包括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迅速反应：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9年3月31日（星期六），卡特总统在白宫签发了第12127号总统令，宣布组建独立机构联邦紧急措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把分散于联邦政府各部门中的防灾减灾职能全部集中到这个新机构中。从此，美国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应急反应枢纽，而它的职责之一就是处置突发核事件。1982年3月设立在联邦紧急措施署的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Federal Radiological Preparednes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RPCC）成立，1985年美国有了第一个《联邦核事件应急计划》（Federal 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自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以来最大的灾难性事故，泄漏出的核辐射导致4000人死亡，570万人和大片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核污染。1987年9月巴西的戈亚尼亚（Goiania）又发生了医用放射源被盗窃拆解的严重核事件，直接造成4人死亡，250人受到过量辐射污染。鉴于这两次重大核事件的惨痛教训，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1988年11月18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关于联邦政府应对国家安全紧急情况（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的第12656号总统令和关于联邦紧急措施署做好应对民用核电站事故准备的第12657号总统令。第12656号总统令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各部门应对危及国家安全的突发灾害性事件的总纲领，这些灾害性事件包括大规模核打击以及涉及核武器、核电站、核材料、核设备的事故。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日益成为美国面临的现实性威胁。克林顿总统在1995～1998年间曾经发出了4项反恐总统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PDD），其中指示联邦调查局、环境保护署等部门在美国遭受非常规武器袭击时做出包括提供核应急技术支持在内的反应。联邦政府根据这些指令把防范核恐怖主义列为核事件应急准备的内容。至此，经过三哩岛核事故之后20年的不懈努力，美国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3.改革阶段（2001年迄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让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它也使核事件应急管理得到全面强化与提升。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后，联邦紧急措施署被并入该部。这一变动虽然使联邦紧急措施署失去了原先的独立联邦机构身份，但它凸显了核应急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客观上提升了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地位。2004年，国土安全部发布了针对所有灾害性事件（包括核事件和恐怖袭击）的《国家应急计划》（National Response Plan, NRP）。2008年，该计划演变为《国家应急框架计划》（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NRF），内容得到进一步调整、充实。这个框架文件的特点是除了核心文件外，还以附件形式发布了关于联邦机构15项应急支持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的文件和针对各种可能突发的重大灾害性事件的专项应急计划，其中包括以前《联邦核事件应急计划》的升级版本《核与辐射事件附件》（Nuclear/Radiological Incident Annex）。在本阶段，所有“涉核”单位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土著人部落地区政府的核事件应急能力在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说，2008年是美国现行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完成阶段性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二 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

美国现行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若从组织架构的纵向观察，可以清晰地区别出4个层级，自上而下分别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或土著部落）政府和具体“涉核”单位（如民用核电站、拥有研究用核反应堆的科研机构等）。如果从横向看，这个体制的每个层级都包含4个有机组成部分，即政府部门、专业实验室、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包括非营利机构）。由于核事业本身的特点及核事件应急反应的专业性质，联邦政府向来掌握着最丰富的资源，承担着最主要的职责。

（一）联邦层面的主要责任机构

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目前有20家联邦机构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有6家：即国土安全部、国防部、能源部、核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署以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是国家灾害应急计划的总协调机构，并负责应对由恐怖袭击引发的核事件；环境保护署负责所有核事件的环境监测工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相关的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其余机构负责各自管辖权限内的核事件，并在必要时进行协调。

1.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处于关键地位。首先，它是20家联邦机构参加的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的牵头者，并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不断完善国家核事件应急计划，统一协调有关政策、应急措施程序、调研活动以及对于州、地方和土著部落地区政府的支持与指导。其次，通过联邦紧急措施署，促进对突发核事件的跨部门、跨区域、跨行政层级、跨官方与民间组织界限的应急协调，落实核应急准备与培训计划，提高全民应对核紧急事态的意识。最后，如果核应急反应需要，国土安全部有权依法动用由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联合组建、约有900人的国家核事件应急分队（Nuclear Incident Response Team, NIRT）。

2.国防部。国防部掌握着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同时拥有大量核动力舰船，是“用核大户”。该部主管核事件应急工作的是负责核与生化武器项目的部长助理办公室，全军核事件应急响应枢纽设在该办公室领导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御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DTRA）指挥中心。该中心拥有一大批能应对生化武器、核武器和高性能爆炸装置袭击后果的专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战备值班。此外，国防部还有三支装备精良、可实现全球机动响应的核事件应急分队，他们是：空军机动核辐射评估队（AFRAT）、辐射咨询医疗队（RAMT）和医疗放射生物学咨询队（MRAT）。在必要时，国防部会就核事件与相关地方政府进行紧急协调。

3.能源部。能源部是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的骨干机构，它所属的国家核安全局（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拥有60多年核武器研制试验过程的安全管理经验和独一无二的核应急力量。这些应急力量由分工严密的若干单位组成，如核辐射空中监测分队（Aerial Measuring System, AMS）、可用大型计算机对核辐射进行实时分析的国家大气核泄漏咨询中心（National Atmospheric Release Advisory Center, NARAC）、负责为决策部门提供权威数据的联邦辐射监控与评估中心（Federal Rad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Center, FRMAC）等。除了以应对核武器事故为主的事故反应分队（Accident Response Group, ARG）、以应对核恐怖威胁为主的核应急搜索与支援分队（Nuclear Emergency Support Team, NEST）外，最主要的核应急反应力量是随时枕戈待旦的核辐射支援计划（Radiological Assistance Program, RAP）分队。这个计划把全美划分为9个编号责任区域，每个区域至少驻扎3支应急分队，每个分队由6到8人组成，在6个小时内可以随全套装备抵达美国国内的任何地点。其具体任务是：确定核辐射物质的位置和情况，评估影响公众健康与环境的核风险并提出处置意见，把核事件涉及的复杂技术状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清楚，为相关政府机构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支持。

4.核管理委员会。核管理委员会是美国所有民用核电站和整个核电产业的监管者，它也自然是民用核电站事故应急反应的责任机构。该委员会设有核安全与事故响应办公室（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对相关核事件及时进行评估与分析，指导发生核事件的民用核电站、核燃料循环处理厂等设施单位做出正确反应，并且及时与联邦其他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协调处置措施。核管理委员会拥有一支优秀的专家团队，他们是核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智囊团。

5.环境保护署。环境保护署在全美各地部署了以固定监测站为主的核辐射监测网（RadNet），对空气、地表和地下水、牛奶以及降水进行持续监测，对某一地区的监测能力还可以通过设置临时移动监测设备加强。该署配备专业装备的核辐射应急分队（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RERT）可以在核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赶赴现场，提供应急环境分析与评估，并对长期监测和消除核污染计划提供技术支持。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环境保护署的应急分队携带数吨设备抵达，很快在核电站周边地区设置了31个监测点，监测空气、水和牛奶样本的辐射値，为州政府等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宝贵依据，其高质量的工作获得了当地民众与白宫的好评。

6.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该部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应急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对受辐射照射的人员进行分类和救治，指导公众及医护人员做好辐射防护。该部的核事件应急工作由负责紧急措施的助理部长办公室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负责。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991年成立了核辐射研究分部，从公共卫生角度研究如何应对民用核电站发生的事故。“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应对核袭击的公共卫生准备与紧急响应措施。

（二）州及州以下层级的责任机构

1.州政府应急部门。美国50州中有31个州建设了民用核电站，其他19个州也并非无核世界，至少存在着各种工业、科研或医用放射源，也可能部署了装备核武器的美军或建有军用核设施。另外，没有任何一个州能完全排除意外核事件及核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基于现实考虑和相关联邦法律、行政规章的要求，各州都建立了应对突发灾害性事件的管理体制，其中包括核事件应急响应功能。不过，与联邦层面相比，州及州以下层级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偏重于应对民用核设施的突发事故。

州政府处置突发灾害性事件的负责机构均为本州的应急管理部门，其英文名称基本与联邦紧急措施署（FEMA）类似，如紧急措施局（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EMA）或紧急措施办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EM），也有若干州使用国土安全局或民防局等其他名称。在州应急管理部门内，依据本州的实际情况与需要设立核事件应急机构。一般来说，核设施较多的州对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投入的资源也相当可观。以伊利诺伊州为例，这个州号称是美国最有“核缘”的州：1942年科学家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子能链式反应，从而叩开了核时代的大门；美国的第一个高辐射核废料商业性储存库就建在这个州；除了拥有比其他任何州都多的民用核电机组（11座）外，伊利诺伊州还有多处核燃料厂、核研究机构、核废料场以及需要清理的核辐射污染场地。正是由于这些情况，伊利诺伊州建设了比较完备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伊利诺伊州紧急措施局（IEMA）下设一个核设施安全局（Bureau of Nuclear Facility Safety, BNFS），它履行三项基本职责：第一，对本州民用核电站开展各种检查，确保它们安全运行。第二，通过三套功能各异的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对正在运行和已永久关闭的核电站进行实时环境辐射水平监测。第三，对本州范围内发生的核事件做出应急响应。核应急力量由辐射应急评估中心（Radiological Emergency Assessment Center, REAC）和应急分队组成。评估中心设在州政府的应急指挥中心内，可以在核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启动，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医学专家和核反应堆专家。评估中心根据核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及公共卫生后果提出对策建议，经过与州紧急措施局和州应急指挥中心的负责人协商后，这些建议将报告州长。应急分队配备了最先进的人员防护装备、专用车辆、全球定位系统、辐射分析检测设备以及移动实验室，其任务是到核事件现场进行勘察、取样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事态报告。

2.地方政府应急部门。美国地方政府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已经形成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本辖区或者临近区域内建设了民用核电站的县，或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安全保卫任务重的大县、大都市的政府。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San Luis Obispo）境内有两座民用核电机组，县政府的应急服务办公室及本县所辖的各市制定了统一的核事件应急计划。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市政府设立了直接向市长报告工作的紧急措施办公室（NYC-OEM）。这个办公室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掌控全市各种事故的情况，监督应急无线电通信频率的工作状态。如遇重大灾难性事件（包括核事件）发生，该办公室便启动专用应急指挥中心，及时汇总信息、形成决策、协调市政府各部门的应急响应行动。

3.民用核设施运营机构。依照联邦法律和监管机构规章，美国所有民用核电站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有可能造成核辐射泄漏的事故。应急指挥和抢险工作的参加者包括管理人员、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现场支援人员，每一座核电站的应急队伍至少要由200人组成。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核设施的应急组织与响应能力是整个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基础，受到联邦紧急措施署、核管理委员会及所在州政府的严格审核与多重支持。

三 核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

（一）“条”、“块”分工负责

美国核事件的应急准备与响应建立在事先拟就的周密计划上。《国家应急框架计划》（NRF）指出，计划是“国家应急准备的基础”，而联邦层面的计划更加侧重于发生几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件。当美国遭受核恐怖攻击或者由于恐怖袭击引发重大核事件时，国土安全部将在美国总统的领导下依照法定授权协调国家应急计划中规定的响应行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另外，若干有能力、有资源对本系统突发核事件进行应急处置的联邦机构，如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等，都对核事件制定了详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一旦本部门管控的核武器、核设施突发紧急情况，这些机构就要依法担负核事件应急响应的领导职责，并与联邦辐射监控与评估中心、其他联邦机构和州政府、地方政府进行通力协调。以国防部为例，各个军种对各种核事件都拟订了整套的应急预案。如2002年3月美国陆军公布了新版的核武器事故及其他核事件应急操作指南。2005年2月，国防部公开发布了长达342页、适用于所有军事单位的《核武器事故应急响应程序》（修订版）。

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土著部落地区政府）而言，核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的重点是民用核电站事故。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不久，卡特政府将民用核电站场外应急准备的指导责任从联邦核管理委员会分离，移交给联邦紧急措施署，以便在发生核电站事故时更有效地协调各级政府和其他相关单位（如警察局、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消防队、医院、运输部门等）的行动，核管理委员会则保留对民用核电站场内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的监管权。为防止扯皮和厘清责任，这两家联邦机构专门就此签署了详细的备忘录。各级政府和民用核电站运营方在制定应急计划、进行相关准备、发起或终止应急响应时，必须遵循这两家联邦机构发布的通用标准和程序，即《民用核电站应急响应计划的制定、评估与应急准备的标准》 以及其他有关联邦政府文件的规定。

（二）对各级地方政府与民用核设施应急计划的要求

联邦政府规定，美国所有联邦以下层级的政府机构、民用核电站的核事件应急计划必须涵盖16个方面的内容。联邦法律和有关的政府文件对这16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极为复杂、全面，相关内容足有上千页，在此无法详述，笔者只能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如下：

1.组织分工。所有涉及应急计划疏散区域 的州政府、地方政府、核电站运营方、工商企业和其他支持性机构都要有清晰的应急指挥流程、职责划分和平滑衔接。

2.场内应急。民用核电站的场内应急队伍必须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充实、分工明确、反应有力、随时待命并能与场外的应急支援体系配合。

3.应急支援。核事件发生时对场外支援力量的请求，尤其是对联邦核应急力量介入的请求必须及时、适度且能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良好的合作。

4.应急分级。所有核事件应急状态划分为4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发现异常（Notification of Unusual Event）、应急待命（Alert）、场区应急（Site Area Emergency）和总体应急（General Emergency）。场区应急和总体应急都属于重大核事件，其中总体应急意味着核电站周边的居民要立即按预案进行疏散。

5.应急通报。民用核电站必须在进入应急状态15分钟内向有关机构通报情况，通报中应包括14个方面的信息（如预计核辐射泄漏量、是否需要场外支持等），这些信息通过预先设立的应急通联节点和一定程序扩散到所有参与应急准备计划的单位。如需进行疏散，相关通报和疏散指引信息必须通过有效方式（包括防空警报、广播电视等）在15分钟内覆盖核电站周边半径5英里（约8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在45分钟内覆盖半径10英里（约16公里）应急计划疏散区内的所有居民。

6.应急通讯。所有应急计划的参与方，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具备多重方式的全天24小时通讯联系能力，并对在用和备用的应急通讯系统进行定期测试。

7.宣传教育。对核电站周边居民的教育涉及对核知识的介绍、核辐射自我防护方法、紧急疏散路线图、避难所位置与设施、学校和幼儿园的疏散方法与程序等。所有应急计划参与方都要为媒体工作提供便利并设立发言人制度，确保信息发布的权威、及时和准确，并协手消除谣言、澄清事实。

8.应急设施。各级政府均应设立拥有备用电源的应急指挥中心，相关组织必须设立核辐射监测站网点，并对所有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9.场内评估。核电站须有相应技术能力，依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对场内事故的性质、核辐射泄漏量进行分析评估。

10.应急防护。核电站及其他相关组织要就所属人员的辐射防护、装备和紧急疏散做出预案，并对应每个应急级状态的级别分别形成人员防护与疏散机制，就疏散路线、运输工具、特殊人群（幼儿园儿童、学生、住院病人、残疾人和监狱犯人）疏散、交通管控以及疏散人员的安置、管理和食品安全，污染清理等做出周密安排，规定抗辐射药品（如碘化钾）的分发、使用和相关决策程序。

11.辐射控制。对应急抢险人员设定接受辐射的限制，提供便携式辐射测量仪，强化对事故现场核辐射水平的监控，针对应急人员准备轮班方案以及保护、急救、供应和消除辐射污染的措施。

12.医疗卫生。为应急抢险人员和受核辐射伤害公众服务的主要医疗卫生机构和后备医疗机构均应距离核电站至少15～20英里（约20～32公里），并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应急服务协议。各签约机构要准备详细应急医疗计划和相应设备，并至少有一名医生能够监督对核辐射病人的评估与治疗。每个州还应该列出本州及相邻州的全部核辐射医疗卫生支援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的清单，并就核辐射污染控制、病人转运、通信联络、病人监护等做出妥善安排。

13.恢复措施。应急响应初期之后，应急抢险工作视情况经一定程序进入恢复和人员重新进入疏散区阶段。各级政府及核电站运营方应采取措施应对安置居民、解除封锁、监测环境、清理现场等事项。

14.演习演练。所有参与应急准备计划的组织必须遵照联邦政府《国土安全演习与评价计划》（Homeland Security Exercise and Evaluation Program, HSEEP）的标准和程序每6年举行一次总体应急演习。核电站运营单位每两年演习一次。各种单项演练（drill），如通讯演练、防火演练、核辐射监测演练、救护演练等分别按月、季度和年定期进行，其中州和地方政府的通讯联系演练要每月进行一次。

15.应急培训。应急准备计划中各单位的相关人员（如应急主管官员、抢险队员等）都要参加联邦机构或州政府主办的培训，培训过程要做到课堂教学与实地操练相结合。

16.计划修订。各机构都要设立计划专责人员，每年根据新的情况和计划评估结论修订应急计划，及时将新版计划分发到所有相关单位并提示修订的内容和页码。

依照联邦政府的规定，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拟订的民用核电站应急准备与响应计划出台后，必须由州长或其代表提交联邦紧急措施署审批。作为评估和审批程序的一部分，有待批准的应急计划必须先通过演习进行检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修订。即便应急计划获得了批准，也不能一劳永逸，州政府应在每年1月31日前向联邦紧急措施署提交报告（Annual Letter of Certification, ALC），申请通过对应急计划的审验。如果审核官员认为必要，可要求补充材料或进行实地核察。若无法通过审验，说明核应急计划已经不合乎要求，必须进行修改。

（三）核事件应急响应的不同对策模式

分析美国多年来对各种核事件启动的应急响应，可以发现其处置突发核事件的方式基本上有三种对策模式：

1.涉及国防机密的核事件基本上在保密条件下得到紧急处置，只有在对公共安全构成危险时，这些核事件的信息才能经过规定的程序与渠道发布。自从美国跨入核门槛后，各种军用核武器与核设施的事故时有发生。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组织防务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根据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的解密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共发生比较严重的核武器事故（accident）32起，涉及空军、海军和能源部掌控的核武器装备、军用核材料、运载核武器的军用飞机以及核导弹。这些事故主要由美国军方或联邦能源部的核应急分队处置。例如，1980年9月19日，当工程师对位于阿肯色州大马士革（Damascus）的空军大力神II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进行例行维护时，掉落的工具意外撞破导弹的压力液体燃料箱。警报发出后，发射井及周边地区被紧急疏散，驻扎在小石城空军基地的核应急分队闻讯出动。8个半小时后，泄漏燃料发生爆炸，重达740吨的发射井盖被炸飞，核弹头也被抛到600英尺（约183米）开外，核应急分队一名专家死亡，21名空军官兵受伤。万幸的是，燃料爆炸没有损坏核弹头，也没有造成核辐射泄漏。

2.重大民用核设施事故或者核恐怖威胁往往触发联邦最高层级的紧急响应。这类处置的最典型例子是对1979年3月28日三哩岛核电站二号反应堆机组事故的应急响应。这次由设备故障和操作人员失误导致的事故发生在清晨4点，但直到6点22分相关人员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6点55分核电站宣布进入场区应急状态，电站管理人员开始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抢险，并通知相关的场外核应急单位。7点24分三哩岛核电站宣布进入总体应急响应程序。此前，核电站运营商大都会爱迪生公司（Metropolitan Edison）已经得知情况，并向位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联邦能源部核辐射支援计划（RAP）1号责任区域总部求援。总体应急响应开始后，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紧急措施局（PEMA）依照1975年制定的本州核事件应急响应计划通知了所有相关单位，包括州环境资源部辐射防护局、州警察局、核电站所在的多芬县（Dauphin County）以及邻近诸县的政府应急机构。7点50分索恩伯格州长（Richard L.Thornburgh）获知核事故发生的消息，8点联邦核管理委员会设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的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接着联邦环境保护署、卫生部等机构也投入应急响应。3月30日中午12点半，索恩伯格州长宣布对核电站周边5英里（8公里）范围内的孕妇和学龄前儿童进行自愿疏散，几天之内共撤离了14万人。4月1日下午，卡特总统夫妇在索恩伯格州长陪同下乘坐一辆黄色校车来到三哩岛核电站，卡特总统还亲自进入出事的二号反应堆控制室了解情况。此后整个事件的发展日趋平缓，事故泄漏出的少量核辐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迅速消减。4月9日，索恩伯格州长宣布疏散人员可以返回家园。至此，三哩岛核危机最紧张的阶段结束。

对于恐怖组织或犯罪分子发出的核威胁，无论真假，联邦政府一律高度重视并迅速做出反应。这种威胁首次出现在1974年，当时有人威胁要用核装置摧毁波士顿市中心，除非能得到20万美元。虽然事后证明这是虚惊一场，但联邦调查局应急响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催生了直属联邦能源部的专门应对核恐怖威胁的核应急搜索与支援分队（NEST）。“9.11”事件以后，小布什（George Bush）政府在大力强化国内核设施安全保卫和努力防止核扩散的同时，密令该分队对美国主要大城市展开定期的隐蔽巡查与核辐射侦测，以及早发现核恐怖威胁的苗头。

3.一般性民用核设施事故由州及州以下层面的地方政府或者相关的民用核电站运营单位应急处置，但要依照规定履行向核管理委员会等联邦机构的报告程序。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后，美国仅在2003年发生过一次民用核电站的场区应急，其余事故均为应急准备（Alert）以下级别。2010年美国民用核电站共启动了6次应急准备响应。核管理委员会在每次应急响应发生后都会派员进行调查，并公开发出事故通报。例如，2000年2月15日7点15分，距离纽约市38英里（约61公里）的印第安角（Indian Point）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故障，7点29分运营方启动应急准备响应程序，排除故障后，核电站于次日下午6点50分中止应急响应。2000年6月28日，核管理委员会发出事故通报，对事故原因、潜在风险、运营商表现、响应程序、设备状况和应急行动进行评价，肯定优点，指出问题。应该说，针对一般性民用核电站、民用核燃料运输和民用辐射源事故的应急准备与响应机制、体制已经相当健全。这套机制体制不仅完全适用于其他性质的核事件（如核恐怖袭击），而且成为美国整个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几个特点

（一）时刻准备迎接“黑天鹅”

2007年春，黎巴嫩裔美国作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鹅》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从此“黑天鹅”被人们广泛用来形容不大可能发生的特大灾难性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者们在指导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时，一个根本性的理念就是有备无患，要大胆设想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而且这种情形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于是，整个应急管理体制都是“军民一体、平战结合”，兼容性强，随时准备迎接“黑天鹅”。

对核事件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要基于对最严重事态的设想，这种做法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苏大规模核对峙。为了有效地防范和应对核打击，仅为美国总统秘密修建的核应急指挥设施就超过了75处。冷战的结束使核战争的阴云基本消散，但美国并没有放松警惕。“9.11”事件发生半年后，联邦核管理委员会设立核安全与核事件响应办公室（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强化核设施安全保卫与核应急管理，并提高了核电站抗击飞机意外冲击的设计标准。国土安全部把遭受核弹与核辐射装置的恐怖袭击列入《国家灾难性事件预想》（National Planning Scenarios），并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共同做好准备。2007年美国举行了代号为“首长 4号”（TOPOFF 4）的国家级防核恐怖袭击演习。2008年，联邦紧急措施署出版了防范核辐射装置袭击的应急计划指南。2009年，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10个联邦机构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防范核弹爆炸袭击的应急计划指南。次年又出了第二版。引人注目的是，核弹爆炸袭击应急计划所设想情况包括恐怖分子在美国主要城市引爆万吨级当量（即相当于1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威力）的核弹。这种看似有点过度防范的做法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但从保护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则远远利大于弊。

（二）把信息管理置于应急管理的核心

现代危机管理理论与核事件危机处理的实践都说明：决定应急管理体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信息。在应急反应过程中，信息管理涉及到信息的采集、汇总、加工、分析、发布、传播和反馈等诸多环节，而信息管理的总目标是要确保信息准确、及时和通俗易懂，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应急指挥机构的决策者和公众。

三哩岛核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对美国核事件应急信息管理来说是一次实战考验，其中产生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当这场美国民用核电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发生后，州政府在头48小时里几乎被各种来源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淹没”，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也无法获得事故情况的准确报告，对现场核辐射泄漏数值的计算错误更加剧了信息的混乱。直到卡特总统亲自指派的核管理委员会专家丹顿（Harold Denton）抵达现场，并动用白宫专用通讯线路保障索恩伯格州长办公室、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与白宫三方的信息沟通后，被动的局面才得以扭转。州政府曾经根据不准确的报告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索恩伯格州长很快公开承认并纠正了这个错误，这反倒增强了公众的信任感。在丹顿的帮助下，州政府与公众和媒体保持了有效沟通。在巨大的压力下，索恩伯格州长领导的应急指挥班子经慎重研究决定，坚决排除错误信息的干扰，只进行有限的疏散，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公共安全危机。事后索恩伯格总结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得的三大教训全都与信息有关，它们是：形成事态发展的正确图景、不要传达谣言和指责、与公众及时分享准确的信息。

三哩岛核危机之后，美国在制定核应急准备与响应计划时，特别注意设立灵敏、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包括核事件报告机制、应急通讯机制、信息发布机制、应急广播和警报系统等。许多细节性的规定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演习、演练警报和真正的应急响应警报在鸣响方式上不同，无线电广播是应急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24小时应急值班联络一律以固定线路电话为首选，再辅以其他手段等等。2011年5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紧急措施署还与美国最大的四家移动电话运营商合作，率先在华盛顿和纽约推出了个人定位报警网络系统（Personal Localized Alerting Network, PLAN），以便更快捷地传播重大灾害事件警报。

美国还在提高核信息透明度、加强公共教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提高了关于核活动、核设施（特别是民用核电站）以及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向公众普及原子能知识、核辐射防护常识的力度，努力消减公众的核恐惧心理。所有参与核事件应急管理的政府机构，特别是国土安全部、能源部、核管理委员会、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环境保护署，其官方网站都包含了大量关于核安全、核应急的实用信息。联邦紧急措施署编写的《你准备好了吗？》公民防灾手册，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编写的类似材料，都把防范各种核事件作为重要内容，甚至一些商业性公司在提供相关服务时也注意对公众进行核辐射防护教育。

（三）大力加强专业实验室能力建设

核辐射的特点是人们只能借助仪器才能“看见”它。若要有效应对任何突发的核事件，一个必然要求就是公共卫生部门和环境部门要具备较强的放射化学专业实验室能力，以便对大批受照射人员及受污染地区的空气、土壤、水、农畜产品样本进行迅速、准确的分析化验，并据此对结果进行评判。美国国会关于核应急实验室能力的专题听证会指出，核事件发生后，公共卫生官员需要尽快知道对4个问题的答案：哪种放射性核素对人员产生了照射或污染（最常见的放射性核素有13种）？谁受到了照射？每个人受到了多大剂量的照射？核污染物是否进入了体内？没有这些答案，政府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保护措施便无从下手。而一旦发生重大核事件，短时间内需要化验样本的人数至少有10万人，这将对专业实验室构成巨大挑战。

美国在开发军用与民用核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专业实验室，佼佼者便是能源部所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和4个国家技术中心，其中不乏在核医学、核化学、核环境科学领域的顶尖实验室，如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和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院（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它们和其他联邦机构及军队系统所拥有的实验室资源一道，构成了美国核应急实验室的骨干力量。此外，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医疗机构拥有一批重点实验室，美国私营部门（如大学、核技术公司等）中也有一些核专业的实验室。即便如此，美国的专业人士仍然认为美国的实验室检验能力和应对重大核事件的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005年应急实验室网络联合体（Integrated Consortium of Laboratory Networks）的成立是美国应急管理体制的一个创新，此举对提升核应急实验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个联合体由国土安全部出面牵头，10个联邦机构参加并签署备忘录，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全国各地、各机构的实验室资源，促进成员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信息交流，确立统一的应急检验质量标准与流程，以便有效地应对突发重大灾害性事件的后果，特别是这些事件导致的对核生化实验室需求的爆炸性增长。

（四）注意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各级政府的核事件应急准备计划中，民间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能够在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发挥作用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三种：

1.从事宣传教育、疏散组织、药品（或用品）分发、医疗护理、特殊人群照料、人员和物资运输等辅助性工作的地方公民志愿服务团体或社区团体。

2.具有较强应急响应能力和丰富经验，能够参与专业性抢险救灾工作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全国性组织，即《国家应急框架计划》核心文件中指定的两大民间组织——美国红十字会和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s, NVOAD）。

3.专业协会、学会或研究机构，其中包括若干核领域的权威性组织。这类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向政府决策者与核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专家意见、开展政策咨询、进行专题调研、提供解决方案；向公众解释核事件、普及科学知识。其中较重要的组织有：著名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拥有3.4万名会员的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拥有1.1万名专业人士的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州和海外领地卫生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Health Officials, ASTHO）、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CSTE）、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APHL）、兰德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核辐射研究中心（Center for Radiological Research）等等。

（五）通过国际交流借鉴他国经验

美国从建设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初期起就不放过任何机会搜集别国的有关情报，借用“它山之石”。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从1947年起，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下与日本政府合作，采用流行病学和遗传学方法跟踪研究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这就是今天分别设在广岛和长崎的放射性影响研究所（Radiation Effect Research Foundation, RERF）的来历。通过这个美日合作机构长期不懈的综合性研究，美国积累了比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应对核辐射危害后果的数据，这对美国核应急医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无疑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白宫紧急组建了由环境保护署牵头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夜以继日地研究相关信息，并派遣专家小组前往现场。

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非常注意从境外核事件中汲取教训，增强美国的核应急反应能力。2006年11月23日，叛逃西方的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罹患致命怪病，住院数周后英国卫生部门才诊断出他遭受了毒性极强的放射性核素钋210辐射。投毒者使用的钋210量仅有“盐粒大小”，却造成了多方面的轰动性负效应。美国方面闻讯后，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随即对和利特维年科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160名美国公民进行紧急筛查，以便确定他们是否也遭受了核辐射污染。令人深感意外的是，该中心费尽周折才寻找到一家美国私营实验室能承担此项工作，这暴露出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系统在放射化学检验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此外，利特维年科事件也警示人们：对于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来说，恐怖分子投放极少量的放射性物质就能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不但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加强应急实验室网络联合体的建设，提升大城市预防核恐怖威胁的能力，而且持续地检讨相关工作机制与应急准备状况，查找漏洞与不足。

2011年3月11日，因特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日本福岛第一（Fukushima Daiichi）核电站危机爆发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第一批2名核反应堆专家在3月12日就驰援日本，3月14日派出第二批9人专家小组，以后又陆续增派专家。美方的一位“顾问”甚至常驻日本首相官邸，握有对核危机处置的“裁决权”。4月2日，145人组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核生化应急分队携带32台车辆和大批高科技装备分乘7架飞机从位于马里兰州印第安黑德（Indian Head）的基地飞抵东京。实际上，这种海外救援行动对美国来说是难得的实战性核事件应急演习，美国从中获得的经验远远超过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核管理委员会还成立了有7名资深核专家参加的专题小组，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该小组于2011年7月完成了对福岛核灾难的评估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全面总结了福岛核灾难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美国核电站安全监管及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12条建议。

五 评价与启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经受了突发核危机以及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洗礼。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建立在整套法律、法规、总统指令、行政决定等授权文件基础之上，机构齐全、机制完善、资源较为充足、具备较强应急响应能力的体制。作为美国国家重大灾难性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核应急体制对包括核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核事件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应急响应准备，随时保持着临战状态。

不过，这样一个有很多优点的应急体制也并非十全十美，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虽然建立了多重跨部门协调机制，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复杂的权力授受程序妨碍了集中统一指挥机制的形成。姑且不论应对核恐怖袭击的后果，如果美国真的发生了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或者福岛第一核电站那样的特大核事故，该由哪个联邦机构正式宣布进入核应急状态，并统一协调成千上万的居民进行紧张而有序的疏散迁移呢？又应该由哪个联邦机构牵头对污染地区进行清理呢？对这些问题现行体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个联邦机构获得这种“超级授权”。正因为如此，2011年3月13日，即日本福岛核危机发生48小时后，国会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资深委员马基（Edward J.Markey）就致信奥巴马总统，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机制表示担忧。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979年的三哩岛核事故中已经凸显。在这场危机的“尖峰时刻”，参与应急响应的各种政府机构多达150个，指挥与协调屡遇梗阻和混乱。关于三哩岛核事故的总统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应由单一的联邦机构负责核事件的应急准备与响应。至于为什么这一建议30多年来都被束之高阁，恐怕还是要从整个政府机构的体制上找原因。第二，与联邦政府相比，州一级政府的核应急准备状况不尽人意。据美国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STE）2010年所进行的一项专题调研，虽然几乎所有的州都设立了24小时核应急响应官员，但由于经费紧张、专业人才（特别是核辐射公共卫生专家）稀缺，相关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大约45%的州既没做好应对突发核事件的准备，也未制定详细可行的核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即便是已制定详细应急计划的州，也有20%未按规定举行演习和演练。

虽然上述两个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日本福岛核危机的长期效应作用下，美国将在强化核安全措施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使其向着更加灵敏、完备、高效、透明的方向发展，确保美国的公众健康与社稷平安。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在2011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部长级核安全大会之后获得稳步的发展。

2011年11月8日，联邦能源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的一个实验反应堆发生核泄漏，16名工作人员受到核辐射照射。事故发生后，该实验室和能源部立即启动了核应急指挥系统与救援程序，并及时向有关州、县和土著部落地区政府与媒体发布系列情况通报。当月17日，美国空军北达科他州某基地的“民兵III型”战略核导弹在维护时受损。事故处理完毕后，空军的发言人向新闻界披露了相关情况。对于军方来说，如此及时而透明的做法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两次距离人们最近的核事件既是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最新测试，也是对公众的最新警示。它再次说明了一个真理：核事件是原子能开发与利用的必然伴生物，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这个伴生物都不会自行消失。人们能够做的只有一点：时刻准备着。

1997-2001年间曾任联邦能源部副部长（Undersecretary）的Ernest Moniz 发表文章说：在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美国依然需要核电。不过，福岛将使每一个国家的核监管人员重新考虑核安全的要求。他特别指出：“应该说服公众核电是安全的”（The public needs to be convinced that nuclear power is safe）。

笔者认为，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给人最重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三个必须”：

1.必须从捍卫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意义。历史经验和大量科学研究都表明，各种核事件（包括核恐怖袭击）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就很容易迅速演变为重大或特大灾难性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不为人们熟悉的非传统威胁。如果处置不当，偶发的核事件将彻底打乱广大区域内居民的正常生活，对经济、社会及环境造成持续的负面效应，竭尽有限的技术和公共卫生资源，给国家财政带来巨额负担，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切尔诺贝利无情地提醒了我们，如果爆发一场核风暴，等待我们大家的将是什么。” 所以，建立具备法定授权、超越部门利益、能够有效协调各方资源的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是任何一个核国家为保卫社稷平安都必须采取的战略性举措。

2.必须防患于未然，对最坏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在核能的开发利用方面，技术决定论的盲目乐观情绪是极其有害的。事实证明，不存在万无一失的核技术和设备，更不可能完全根除人为错误和对监管的刻意逃避，杜绝意外情况或消除恐怖威胁。联邦核管理委员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在总结1979年三哩岛电站核事故的教训时坦言，专家们对核电技术的“信心和由此滋长的自满情绪”在1979年3月28日清晨被“打得粉碎”。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开始了对美国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检讨。两位参议员甚至致函联邦核管理委员会主席，询问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应对几座民用核电站同时出事的局面。没有这种看似杞人忧天的态度，就谈不上认真制定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切实落实各种应急准备与响应措施，更遑论对已经形成的应急管理体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

3.必须坚持依法公开、透明、讲真话的原则，牢固树立政府公信力。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核辐射的“不可见性”、危害性使许多公众对核能抱有一种恐惧感，而核技术的专业性、核信息的敏感性也容易使核事业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对这种大众心理不加以足够的重视，它可能会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引起经济失序和社会动荡。日本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引发的大规模抢购食盐**已经把核信息不对称的恶果展现无遗。消解这种大众恐慌心理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和其他相关组织在核能规划与开发、核安全保障、核事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三大方面对公众保持适当的透明度，依法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参与权，使核能更好地造福本国人民。

2011年4月22日第1次修改

2011年5月8日第2次修改

2011年5月20日第3次修改

2011年11月12日第7次修改

正文约1.8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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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的最新数据，全世界共有442座已经并网发电的民用核电机组。拥有20座或者更多民用核电机组的国家只有6个，它们各自的核电机组数量为：美国104，法国58，日本54，俄罗斯32，韩国21，印度20。见：IAEA, “Number of Reactors in Operation World,” available at: http://）也是已解密的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决策指令的重要文献源。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January 2008, Washington DC.FEMA Publication P-682.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uclear/Radiological Incident Annex, June 2008.Sarah A.Lister, An Overview of the U.S.Public Health System in Context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March 17, 2005, Order Code RL 31719;Shawn Reese, Selected Federal Homeland Security Assistance Programs: A Summary, Updated January 31, 2008,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L32348.联邦核事件应急协调委员会（Federal Radiological Preparednes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RPCC）的详细情况可见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措施署网站：http://，2011年5月5日。

据估算，如果大力神II型洲际弹道导弹携带的900万吨级核弹头在大城市上方凌空爆炸，将导致240万人死亡，110万人受伤。实际上，这种洲际弹道导弹及配套的发射井在美国军事史上的事故率相当高，空军承认，仅1975～1979年间就发生过125次。不过，美国军方在承认或者公布核武器事故消息时，严格控制了发布内容，所以即便是美国的专业研究者也难以获得完整、详细的信息。见：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U.S.Nuclear Weapons Accidents: Danger in Our Midst,” The Defense Monitor, I.S.S.N #0195-6450, Vol.X, Number 8, 1981.47 American Decades Primary Sources, 1970-1979, Edited by Cynthia Rose, Gale Group, Inc, 2004, pp.605～60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p.81～141.48 William J.Broad, “THE NATION;Preparing to Meet Terrorists Bearing Plutonium,” 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s, August 01,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espionage/Nt-Pa/Neclear-Emergency-Support-Team-United-States，2011年5月4日。

Douglas Waller/Washington, March 18, 2002, “Terror Probe: the Secret Bomb Squad,” Time,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resourcesandstats/documentlibrary/safetyandsecurity/factsheet/, 2011年4月18日。

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 NRC Information Notice, 2000-09,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irp/threat/detonation.pdf, 2010年4月18日。

编写这一版时部际委员会成员增加到12个，新增了商务部和美国红十字会。见：National Security Staff Interagency Policy Coordination Subcommittee for Preparedness & Response to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Threats, Planning Guidance for Response to a Nuclear Detonation（Second Edition），June 2010, http://www.xiexiebang.com/2011/03/16/134573800/nuclear-information-gap-spread-doubt-fear, 2011年4月1日。另可参见《华盛顿邮报》在三哩岛核危机发生20周年之际对索恩伯格的访谈：“Governing in a Nuclear Crisis,”

http://www.xiexiebang.com/。

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January 2008, Washington DC.FEMA Publication P-682, p.20.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VOAD）成立于1970年，其全国性的会员组织有50个，此外还吸收了大批二级会员组织。该联盟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在美国所有州和海外领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已经形成覆盖全国的灾害应急网络，与联邦紧急措施署关系密切，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www.xiexiebang.com/。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1945年由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科学家创建，其使命包括防止核战争、保障核安全，会员中有7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始创于1916年，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Reston），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创建于1954年12月，现有来自1600多个公司、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会员（含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行政官员）1.1万人，其基本宗旨是丰富公众对核科学技术的知识，促进公众对核科学技术应用的理解。该组织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州和海外领地卫生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Health Officials, ASTHO）的历史可上溯到1879年，它代表着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海外领地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12万公共卫生工作者，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州和海外领地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CSTE）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现已发展成为美国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从流行病学角度研究对核辐射病人治疗）的重要非营利机构，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市，与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系密切，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APHL）是美国各地的公立卫生实验室组成的非营利机构，初创于20世纪的20年代，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总部位于马里兰州，详情可见其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

这家研究所的法律地位为非营利组织，主要经费来自美国能源部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助。有关其成立背景和科研成果，可见《財團法人放射線影響研究所要覽》（日英双语文本），平成20年9月（2008年9月）版。另可参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公布的该机构50周年研讨会文件：ABCC/RERF: Commemorating First 50 Years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uditorium, Washington, D.C.June 13-14, 1997, available at: http://www.xiexiebang.com/business-news/article.aspx?feed=AP&Date=20110409&ID=13289434，2011年5月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走上核电道路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的设计方案出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国内也有类似机组），其3号机组的核燃料来自一颗被拆卸的美国氢弹。美国对福岛核危机的应急支援不仅可以直接为美国处置相同设计的民用核电站事故提供第一手经验，而且对于美国应对军用核设施、核武器事故不乏宝贵的参考价值。参见：野岛刚、蔡成平、漆菲：《日本核危机真相》，《凤凰周刊》2011年第10期（总第395期），第35页；刘柠：《日本核电的前世今生》，《南方周末》2011年5月19日，A17版； Hiroko Tabuchi, Keith Bradsher and Matthew L.Wald, “Nuclear safeguard failed in Jap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The Global Edit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ursday, May 19, 2011, p.1.and p.4..84 这个专题小组的专家一共拥有135年的核监管经验。该小组的报告全文见：United State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Reactor Safe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ar Team Task Force Review of Insights from the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July 12, 2011.85 New Release “March 13, 2011: Markey: Who is in Charge if Nuclear Disaster Hits America?” available at: http://markey.house.gov/index.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4256&Itemid=125，2011年4月10日。

Christopher Maxwell, BA, RRT, “Hospital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the Nuclear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Oriented Disaster Plan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AJPH), March 1982, Vol.72, No.3, p.275;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38～42.8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s Island –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October 1979,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0-303-300, p.16.88 Sharon M.Watkins, PhD;Dennis M.Perrotta, PhD;Martha Stanbury, MSPH;Michael Heumann, MPH, MA;Henry Anderson, MD;Erin Simms, MPH;Monica Huang, MPH, “State-Level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apabilities,” 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Vol.5/URPPL.1, S134, Copyright 2011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89 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中，爱达荷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具有非凡的意义：这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能发电，诞生了美国海军核动力反应堆的雏形，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核反应堆集聚区。更多相关信息及2011年11月8日核泄漏事故的详情可见该国家实验室的官方网站：https://inlportal.inl.gov/，2011年11月12日。

Craig Whitlock and Greg Jaffe, “Missile part is damaged in mishap,” The Washington Post, Tuesday, December 6, 2011, p.A2.91 Ernest Moniz, “Why We Still Need Nucle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1, Vol.90, Number 6, pp.83～94.92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09页。

美国联邦核管理委员会对民用核电行业的监管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水平，并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即便如此，美国仍有1/4的核电站有意对核管理委员会隐瞒可能造成事故的设备缺陷。见：Steven Mufson and Jia Lynn Yang, “A quarter of U.S.nuclear plants not telling of defects,” The Washington Post, Friday, March 25, 2011, p.A3.94 Carol Morello and Steven Mufson, “At Three Mile Island, Living in Vigil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rch 20, 2011, p.A1 and A8.95 U.S.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 “Boxer, Carper Urge NRC to Investigate Vulnerabilities of US Nuclear Facilities in Wake of Recent Disaster in Japan,” March 17, 2011.Available at: http://carper.senate.gov/press/record.cfm?id=332016, 2011年4月9日。

第五篇：核与辐射应急演练总结

核与辐射应急演练总结

为了巩固员工的核安全防护意识，使涉核人员熟悉核辐射事故后应急处置流程，2016年8月11日14:00公司组织开展涉核人员核辐射应急演练活动。

一、演练背景

为巩固员工的核安全防护意识，使涉核人员熟悉核辐射事故后应急处置流程，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演练过程

演练模拟了防护措施失效产生误照射和射线装置丢失两种突发状况。1.上班期间，防护措施失效产生误照射

探伤室门机联锁装置失效，造成操作人员李某在操作室铅门未完全闭合的情况下被误照射。① 照射发生时，李某佩戴的辐射报警仪发出蜂鸣，提示辐射剂量超标。② 李某迅速关闭射线机电源。

③ 李某拨打120，报告自己的位置及受照射情况。

④ 李某拨打部门经理电话XXXXXX部门经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核查受辐射人员的伤害情况。

⑤ 部门经理向公司安委办领导汇报情况。并于事故发生后两小时之内拨打环保局电话XXXXXX

2.夜晚巡查时发现射线装置被盗

警卫室人员夜间巡查时发现探伤室门敞开，经查发现射线装置丢失。

① 警卫发现射线装置丢失后拨打110报警电话，向警方报案。② 警卫打电话给夜间带班领导，汇报情况，保护现场。③ 带班领导组织在厂内职工及警卫人员在厂区内搜寻线索。

④ 带班领导向安委办领导汇报情况。并于事故发生后两小时之内拨打环保局电话XXXXXX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我们应对突发核辐射事故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辐射安全事故，我们能够有效、快速、不乱，最大限度减少辐射事故的危害。但通过演练也反应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⑴受误照射人员由于紧张惊慌，存在不知道第一时间从悬挂的看板上迅速找到联系人电话的现象。

⑵警卫人员未随身携带手机，进入探伤室发现丢失射线机后，又返回值班室用座机打电话，耽误时间且未能对现场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

四、总结

通过此次演练，使我们对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有了深刻具体的认识，积累了应急处置的经验，为应对突发事件打下了基础。通过对演练的回顾分析和总结，必将对以后辐射探伤工作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为公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HSE委员会 201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