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的思想
三月里的春夜,落坐在秦淮河畔的楚留香茶楼,斜望着柔阴阴暗绿色的秦淮河水,心思随着摇曳的水波光影动荡着。遥想开中华五千年来的文明故事,忽然觉得难以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或许是困惑于前晚在电视书画频道里所观看的,陈丹青在美国艺术论坛上的发言的缘故吧。
在21世纪的中国艺术论坛上,陈丹青绝对称得上是扛鼎的人物了。看着在电视上出镜的老陈,不由人不佩服其潮流艺术家的风采。只是让我首先困惑的是,通篇关于美国艺术的电视发言为何是照本宣科般读来的呢?印象中,陈丹青的语言之犀利、文章之尖刻,历来是所向披靡的;如此这般,是因为论坛对每位发言者有限时,还是怕话语随性而出错,抑或是真的廉颇老矣?有些费思量了。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把河水比拟作时间的流逝,似乎最为恰当。此刻,秦淮河水在我的身旁静静的流淌。老陈在美国修炼了18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所谈的美国艺术观,都应该是颇具权威性的。发言中,老陈的一个主要的艺术观就是美国艺术海纳百川的兼容性,这当然是美国艺术的主要特色。然而,使我颇感困惑的是,老陈说,只有在美国他才真正了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艺术史,也懂得了艺术的自由应该是人心的自由。不错,从形式上看,我也有认同感;但从艺术的本质上来看,却困惑于什么是艺术了。究竟是用心灵理解的为艺术,还是用视觉形式表现的才艺术,或为二者兼容的最艺术呢?如果心灵理解即为艺术,由于艺术观因人而异,势必将出现一切皆为艺术;如果视觉唯美为艺术,那么今天很多被冠以“后现代”的艺术,则无法称之为艺术了;看来最理想的是二者兼容了,但若以该尺度来衡量,世间又存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呢?总之,老陈的通篇讲稿,充满了对美国给予其艺术教益的感谢。但我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老陈艺术最辉煌,也是其被世界最认可的时代,却是在未曾前往美国的二十多年前,地点是在中国。这忽然让我想起,那句在艺术圈里很熟的语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实在困惑于老陈是否在美国了解了中华文明的艺术,却无法适从于哪里去表现中华艺术了呢?
从《西藏组画》到《国学大师》,陈丹青是从强烈的民族性走到了非常的兼容性;为人从充满激情的愤青,变成了心思缜密的艺术导师。然而,无可奈其艺术作品的知名度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似乎老陈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据说他最近写了本集子,名曰《退步集》,我却倒还未曾有幸通读。但从这本集子的名字应能看出些许老陈的无奈与困惑吧。
霓虹闪烁的夫子庙熄灯了,秦淮河也归于静谧,一切景物都在暗夜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幽幽的秦淮河水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层层清冷的波光。我在想中国,我在想美国,我在想六朝,我在想艺术,我在想陈丹青……我的困惑不禁又多了起来。
单地说中国当代艺术家是完全模仿西方或不懂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偏见而已。确实,中国有这样的人,但是少数。事实上,大多数当代艺术家在早期中国当代艺术起始阶段,有过模仿的行为,之后他们都在自觉的寻找和传统文脉的一种关系。在这方面,徐冰、谷文达、蔡国强都比极端的传统主义者做得好。
卢:
水墨艺术应该如何走向世界,又如何才能从世界反馈到中国?
鲁:
这个展览并不是从传统水墨的概念出发,它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呈现方式如何与传统文脉接上关系。实际上,和传统文脉接上关系的途径很多,水墨只是其中之一。而这个展览之所以选择水墨是因为它有极大的影响力。我把水墨当成一种身份,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来理解的。因此,这个展览既不把水墨走向世界当作一个使命,也不把延续水墨的生命当作一个追求。
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是现实生活在画家头脑里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不是机械被动地照搬生活,而是一种高于生活的再创造。绘画创作是具有强烈个性和情感色彩的精神劳动,是生活与心灵碰撞之后激发出来的情感流露,绘画作品是通过形象和技法手段传达作者感情思想以及审美理想的载体。
吴冠中说过:艺术家是最憧憬美的一群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要将自己血液中携带的,对人类的命运,前途那一缕淡淡的哀愁表现出来,感染他人引发思考。而我描绘生活在城市边缘人的印象,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体验时代的发展变化,用形象揭示人性中最善良,最质朴,最美好的一面。我深刻地感到他们有一种贴近我的心灵,伴随着我的呼吸的东西。具体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一种感动吧!但他永远吸引着我,打动着我内心深处。
这个境界就是感情的真实,就是情怀。一个人内心的真实,一个人的智慧的体现,是他多年思考和多年的积累的结果。技术只是一个手段,学到技术是比较容易的。情怀是多年的人格修来的结果,这个是最重要的,艺术的高级品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了解“孔子”
1、提出问题:孔子的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吗?为什么?如何看待孔子的“仁”和“德”?他的思想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2、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了解其生平,概括总结孔子思想的关键点。
3、学生展示学习成果,教师点拨评价。
活动二:认识“老子”
1、提出问题: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引起了强烈反响,《老子》一书畅销美国,一时“纽约纸贵”。同学们结合必修二所学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想一想里根为什么会引用老子的治国主张?
2、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了解老子的思想主张。
3、教师在学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展示课件,阅读老子名言,加深学生理解。
活动三:孔子与老子的PK1、提出问题:
(1)孔子与老子的区别。
(2)如何评价思想家的思想?
2、小组讨论,合作探究。
3、小组展示,互相评价,教师点评。
第二课时
活动一:了解“社会大变革”
1、提出问题:什么是“百家争鸣”?“百家”有哪些?“百家争鸣”是怎么出现的?
2、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结合必修
一、必修二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各个方面分析“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
3、学生展示学习成果,教师点拨评价。
活动二:认识“百家争鸣”
第三篇:第二章 中国诚信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二章 中国诚信文化思想的发展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诚信文化思想、析中国诚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城信文化体系的建设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诚信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诚信之德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而这一切都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为支撑的。今人可以从流传至今的传统典籍的字里行间领悟中华民族先人对诚信的强调与践履。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将人类社会的状态划分成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目前尚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关于原始社会是否存在诚信道德的事实问题,我们可以从关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找到答案。我国先秦时期及其之后的许多文献典籍分别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在传说中,黄帝和伏羲都特别注重诚信的美德。据《庄子〃应帝王》记载:‚泰氏……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子非人。‛此中的‚泰氏‛就是伏羲氏。用现代汉语来说,伏羲氏的智慧真实无伪,他的德行真实可信,从不受到外物的牵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在描写三代以前的原始社会风貌时,极力歌颂尧舜禹讲诚信的品质。《尚书》记载,尧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讲求诚信。《尚书〃尧典》称他‚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允恭克让‛的意思是诚心恭敬,也能让贤。‚允‛就是诚信之义。《论语〃尧曰》中透漏,尧在传位给舜时,同样强调:‚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已经出现‚诚‛和‚信‛的概念,不过主要指对鬼神的虔诚,如《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尚书〃康王》中有‚信用昭明于天下‛。禹也有讲诚信的美德,《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这些都证明诚信是原始社会领导人建立威信的必要素质。
那么,原始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诚信意识呢?这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经济根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狩猎是原始社会一种基本的生产劳动,是部落得以存续的基本手段。而狩猎这种集体活动要求参与者必须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如果少数人不守约,狩猎成果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大多数人不守约,狩猎就无法进行。因此,共同的劳动必然会产生遵约守信的概念和要求。
如果说尧舜禹讲诚信只是原始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那么奴隶主社会时期的殷周开明君主对自身的诚信自律,足以说明他们对诚信的自觉躬行。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是一位讲诚信的‚圣王‛。《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发布的誓词中说:‚尔无不信,联不食言‛。‚不食言‛就是说话算数,归根结底就是讲诚信。盘庚也是商朝帝王中讲诚信的代表人物。《尚书〃盘庚》记载,盘庚为了说服臣民迁都,‚诞告用意‛、‚钦念以忱‛。《尔雅》解释‚宜‛和‚忱‛就是诚信之义。西周文王也是讲诚信的突出代表。据《逸周书》记载:文王‚厚福而广惠,忠信而志爱‛。武王继承王位后,继续发扬先王的传统美德,讲诚信,不忘孝思。据《逸周书〉记载,武王‚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武王之后,无论是周公旦还是周成王,都把发扬先主诚信之徽作为己任。〈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明确指出:‚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早先‛,就是说,我周公旦率领众位治事官员,努力巩固先王已经完成的大业,为了符合民众的心愿。建设周邦,当以诚信为先。从这里不难发现,汤因‚信‛而立商,盘庚因‚实‛、‚忱‛而使殷商中兴,文王、武王也因躬行诚信之德而使周朝昌盛。正如《荀子〃王霸》中所言:‚汤武者上为人所好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
如果说商周的有道明君对诚信的垂范从正面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夏商周失信而亡的教训则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周幽王生活放荡,宠爱褒姒,不思朝政,失信于民。掂传,褒姒在周幽王面前从来不露笑脸。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居然上演现实版的‚狼来了‛的闹剧。他让手下人点燃烽火台上的烽火,附近诸侯看见了,以为西戎来犯,匆忙发兵来救。待各诸侯匆匆赶来,发现是幽王的闹剧时,都面面相觑。褒姒倒是终于笑了,而周幽王及其所象征的中央政府的威信则扫地。待下次西戎真的来犯,周幽王下令点燃烽火向诸侯告急时,诸侯以为幽王又故技重施。结果,周幽王身死国灭,为天下所笑。夏商周失信而亡的事例促成先秦思想者的深人思考。《荀子〃强国》强调:‚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和封建制度建立的时期。社会大转型的具体表现为原先一套伦理逻辑的失序,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形以及诚信的严重缺失。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屡见不鲜的背信弃义等。与此同时,先秦的思想文化界出现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倒的‚百家争鸣‛局面。这是所产生的儒、墨、道、名、法定各家学派尽管有不少分歧,但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诚信方面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出现‚驳倒下的趋同‛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
儒家的诚信观念是与其‚仁‛的理论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仁‛是最高准则,认为人应该重利轻义,具备孝、悌、忠、信等品德,信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论语〃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就是说,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备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就对政府信任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充足的食物。自古以来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从孔子的回答中可见儒家在政治上对诚信的重视程度。孔子的‚信必信,行必果‛成了中国人修身的千古名言。《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换句话说,人如果缺乏诚信,就不能立身处世。继承孔子衣钵的曾子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一项内容。事实上,曾子也是这样践行诚信的信条,即便是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韩非〃外储说左上》讲述了一个曾参杀猪的故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也就是说,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回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马上要去杀猪。他的妻子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你居然信以为真了。‛曾子说:‚父母去教他,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孩子,就是在教他欺骗别人。母亲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曾子最终杀了猪。
道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个学术流派,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中心,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在伦理思想上,强调‚自然‛‚无为‛,反对儒家的‚仁‛‚义‛‚礼‛等主张,希望返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所以他否定社会的善恶标准,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知‛的同时,仍然肯定信道德的重要。
墨家是由墨翟创制的一个学派,其伦理思想史倡导以‚兼爱‛为原则的带有功利倾向的道德学说。墨子认为,国有七患中,其中六患是‚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并说:‚志不信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为了达到天下之治,社会成员应当不分地位、贫富、贵贱,彼此都应该用信用来约束自己。因此,他把信作为举贤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墨家也是十分重视和推行诚信的。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把法与德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但即使在这种主张下,他们一方面‚弃德‛,而另一方面仍不排斥诚信。商秧在把‚法治‛作为强国利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仍然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他在《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在这里,他将信放臵在法之后作为治国之道,并指出信需要君臣共立。由此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建立社会的诚信,曾经‚徙木立信‛的方式重新构筑百姓对政权的诚信体系。当然,法家关于信的观念和儒家是有区别的。法家是把信臵于变法改革措施之中,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而儒家则把信仅作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各的主张。但是文献表明,不论是哪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持肯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很少连用‚诚‛和‚信‛,经常是单独出现。春秋齐国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曾将‚诚‛和‚信‛连用,明确讲:‚先王贵诚信。诚心者,天下之结也。‛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战国末期,荀子也曾经说过:‚诚信生神,夸诞生惑。‛
汉武帝时期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了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建立起了一套神学化的道德观。他又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化改造,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里的‚五常‛是指他在孟子的‚仁、义、礼、知‛基础上增加了‚信‛,从而组成了对个人的系统道德要求。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信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宋元明时期,由儒家发展而来的理学占了主导地位,史称‚宋明理学‛。宋代理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史称程朱理学;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明朝建国至1840 年前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古代传统文化也已进入完全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两朝都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因而关于诚信的观念,仍继续得到了传承和颂扬。
自春秋以后、明清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封建大国。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诚信之德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结合点,诚信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位臵。正是由于诚信之德在整个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历代思想家都不断挖掘和提升它。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使诚信道德居于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这使得崇尚明礼诚信逐步社会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一项精神特质。必须指出的是,继承并发展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必须以马克恩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诚信文化的建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其承诺的可信性以及强大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历来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建设,并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独特的诚信思想,而且将这种诚信思想持之以恒地践行。
在理论上,毛泽东辩证地汲取‚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概括。从而赋予其新的内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在党的七大上,‚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春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实践主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是‚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人。因而,中国共产人的‚实事‛是关于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实事‛,而非个人的‚实事‛。为了人民大众的‚实事‛而和各种反动势力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迫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信,‚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要求。这种要求既体现在说真话、办真事上,也体现在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上。这些要求就是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追求,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说一套,做一套‛以及‚假大空‛等。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以土地问题为例,‚耕者有其田‛是两千年来普罗大众的共同理想。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甚至连国民党也曾经鼓吹这一口号。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是随着孙中山先生的去世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失势,国民党逐渐沦为以蒋介石为代理人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勾结的工具。然而,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耕者有其田‛只是黄粱一梦。但是,这个困扰中国的千年难题却由中国共产党彻底地解决了。旧中国时期,全国农村土地分配集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农村展开一系列科学的调研,著有《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寻乌调查》(1930年)和《兴国凋查》(1930 年)等。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直接说,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约占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 到80%的土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 年5 月4 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1946年至1947 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 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 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 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获得了极高的威信,从而彻底摆脱边缘化的境地。1944年6月12 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一盘散沙的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95 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陈毅元帅就形象生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信,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人一个新世界。‛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中肯地评价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广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 年的4—5 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 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前的16 年间,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建成一个诚信的政府和诚信的社会,顺利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取得伟大胜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主要是在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重大社会运动中,重建经济诚信;在向全国人民郑重承诺、整风整党,镇压反革命等重大社会运动中,重建政治诚信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和苗头。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平赎买政策的顺利进展和实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可信的承诺,尤其是后者尤为关切的利润分配方面。从1954年至1956 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通过公私合营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将民族资产阶级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政策,即‚和平赎买‛政策。‚和平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
1952 年9 月,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0 到15 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1953 年,李维汉所领衔的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9 月7 日,毛泽东在党外人土座谈会上,在强调将坚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针和步骤的同时,回答了工商界最关心的利润分配问题,并提出四马分肥,即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个部分,分别占34.5 %、20.5%、15﹪、30%。后来,周恩来又将资本家所得提高到25%。
许多工商业者对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有少部分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为了稳定工商业者的情绪,1955 年10 月27 日、29 日,毛泽东两次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进行座谈。针对大部分资本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忐忑不安的思想状况,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 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 亿元,商业方面有8 亿元,合计是33 亿元。我想,如果15 年再加恢复时期3 年共18 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 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 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昵?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毛泽东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与会的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顾虑,坚定了他们爱国守法、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信心。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洪流,带动、影响一批工商业者成为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力量。经过3 年的努力,到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25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由于党的‚左‛倾错误逐渐凸显,言行与实际不一致,或者言行前后不一致的有失诚信的问题日趋严重。其中的典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1 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大跃进‛运动期间广五风‛盛行,即所谓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这些欺上瞒下、不切实际的做法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和难以估量的民族创伤。
文化大革命‛以1965 年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而开始,以林彪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终,历时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国家和社会失去诚信是明显的、严重的和不可否认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台就包藏着祸心,罗织了‚单干风‛广翻案风‛等无中生有的罪行。林彪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大肆鼓吹个人崇拜。他们都以损人的目的而开始,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
总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从正反两面告诉我们,国家、政党以及社会树立诚信意识和践行诚信理念的重要性。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诚信文化的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以儒家伦理为主干的传统道德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提倡的新时代的道德观念,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也都变成了人们的政治口号。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德体系重建的步伐远远没有跟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贸易活动不守信用,违背承诺,企业之间恶意违约,坑蒙拐骗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下,开展全面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任重道远。
文革之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重新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诚信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诚信思想,推动了党的诚信建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信誉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讲信用的重要性广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不讲信用,市场经济秩序就会陷人混乱,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国际经济交往局面也不能真正打开。在处理国家外交关系时,邓小平也高度重视诚信外交。他认为只有讲信用,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才能真正解决国际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处理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诚信思想,使党的诚信建设又推进一步。江泽民同志从领导集体内部诚信建设开始抓起,他说;‚领导班子内部,要树立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齐心协力地做好工作。‛他还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要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在经济工作方面,江泽民同志强调金融信用的体系建设非常重要,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在外交工作方面,江泽民通知提出‚互信‛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前提。在治国理政方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诚信建设作为以德治国的--项根本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臵、洼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胡锦涛同志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对我们构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第一次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提出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206 年3 月4 日,胡锦涛同志又提出‚八‚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之一就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的标尺,进一步丰富了诚信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同志向来重视诚信建设问题。旱在2002年8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专题会议上就强调,良好的信用关系是企业正常经营和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他表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除了维护司法信用外,还要维护政府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全社会信用建设。他还指出,建设值用文化,政府本身首先要做好表率,树立诚信形象。总书记表示,政府信用建设的重点是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解决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存在的言而无信、朝令夕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谋私等失信规范问题。
200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强调,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牲的内容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我们所说的‚老实人‛,就是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的人,就是尊重科学、尊重时间、尊重规律的人,就是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就是勤勤恳恳工作、努力进取创造、任劳任怨奉献的人。领导干部老老实实做人,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要从平凡小事做起,在点点滴滴中体现,特别要在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尽职尽责、对群众满怀真情、对成绩谦虚谨慎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诚信思想。井基于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针对我国发展中新出现的诚信问题,党中央对诚信文化建设作出了有针对性地全面战略部署,把诚信文化建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紧密结合起来,涉及传统文化资源、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诚信文化建设策略、征信业发展等方面内容。
首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将传统诚信文化转换成现代诚信文化。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在5000 多年文明历史中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这些先哲们的思想观点都是十分宝贵的传统诚信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现代诚信文化之源,为当前我国的诚信文化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历史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习近平在众多场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以及在当前我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井对如何合理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了一些精辟的论述,强调的对象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党员高级领导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等。2013 年11月,在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息书千山B胴:’‚呵ME又化特别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 年2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要深人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佳发展。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4 年9 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餐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16 年5 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要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传统诚信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根据习近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总书记关于中华传统诚信文化的思想提炼概括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诚信文化;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要对传统诚信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惶发展。
其次,积极推进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早在2003 年9 月,习近平同志就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人推进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构成中央关于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内容的价值维度。
政务诚信是现代诚信体系的关键和核心。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就提出‚打造 信用浙江’,就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信用;就要充分发发挥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树立诚信的形象,建设‚信用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空前力度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诚信与否关系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关系到我们党事业的兴衰成败。政务诚信建设首先得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抓起。2013 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仝体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 年8 月,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他把讲诚信放在党员领导干部三条政治操守的首位。
2014 年3 月9 日,总书记提出‚严以修身ⅱ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三严三实‛讲话。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践行‚三严三实‛是新时期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新要求。诚信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基石。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带头讲诚佶,就要做到‚三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实、对家庭忠贞。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讲诚信的根本,这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前提。对人民忠实是共产党员讲诚信的核心,这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基础对家庭忠贞是共产党员讲诚信的关键,这是践行‚三严三实‛的保障。总书记说过:‚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试想一个党员干部对自己的家庭是都不‚忠贞‛,难道他会讲诚信对党忠诚、对人民忠实,这样的党员干部肯定不是个好干部。
2016 年3 月,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治国理政,无信不立。政府诚信直接关系政令畅通,关乎民心得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效应。我们是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必须讲诚信。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比吹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政务人员作风优良、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尤其是‚打虎拍蝇‛ 纯净了政治生态,党风、政风明显好转。
社会诚信是现代诚信体系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巨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这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举措。至此,社会诚信建设被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中。针对当前家政服务市场比较混乱、不诚信现象比较突出、欺骗外出务工人员事件频繁发生这一社会问题,总书记特别强调‚家政服务是社会需要,要讲诚信、职业化‛。人是社会的主体,在同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座谈时,总书记强调诚实劳动对人生的重男性;他鼓励人们做人要诚信,不自欺欺人,‚鞋于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第三,转变诚信文化建设策略,从单个解决问题到从顶层设计和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根据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诚信问题,做出相应部署。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
诚信道德意识逐渐淡化,社会上出现不少欺诈行为。对此,1986 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在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相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不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对此,1996 年10 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要求:‚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进人21世纪,我国失信现象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向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形成社会性的诚信危机。对此,2001年9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纲要》中的‚诚信‛面向全体公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诚信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司法公信建设‛,并要求‚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以及把诚信提高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不足、征侦体系不发达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强等问题提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诚信文化建设基本策略实现了由‚摸着石头过河'‛到更加注重从顶层设计和制度上推进的根木性转变,构成中央关于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内容的实践维度。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减价、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礼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诚信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深人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至此,诚信被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高度,使其广泛地散播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逐步内化为人们的意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一2020 年)》,明确了诚信文化建设的阶段佳目标和任务,提出‚要加强诚信文化建设,让诚实守信成为仝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通过持续努力,打造良好信用环境‛。‚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由此可见,中央对诚信文化建设的方向、内容、步骤等进行了全面的顶层设计。
社会诚信建设并非一日之功,有顶层设计,还看基层落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十分重视制度在推进诚信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中央文明委颁发《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强调用制度的笼子关住失信行为。此后,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怵信制麻7nli年!22导意见》,其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仙三中,西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加快个人诚信记录的建设,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使得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让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迫求和行为准则,积极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氨闱。
其文件的基本原则是,其一是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充分发挥政府在个人诚信体系建设中的组织、引导、推动和示范作用。规范发展征信市场,鼓励凋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推进,形成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合力。其二是健全法制,规范发展。健全个人信息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其三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以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为突破口,推动建立各地区各行业个人诚信记录机制。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与个人征信机构,分别实现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个人征信信息的记录、归类、处理和应用。其四是强化应用,奖惩联动。积极培育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产品应用市场,推广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社会化应用,拓宽应用范围。建立健全个人诚信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个人守信以及失信惩戒的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摆在社会文化战略发展的高度也不是空穴来风。从社会层面来讲,随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经济的快速起飞,GDP 增速飞快甚至一度创造所谓的‚中国速度‛。在此情况之下,一方面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经济飞速发展了,但其基本的根基还是稍线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资本主义的老牌帝国和新生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对我们发展相对而言缺少资金和技术的产业进行投资和建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经历几百年的资本积累之后,社会上的游离资金过多,资金只有投人生产才能转变成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助力。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接近于饱和的程度,没有更多的市场以及新兴的行业可以让大批的资本注入,因而广阔发展中国家还未完全开拓的市场成了发达国家资金流转的主要地带。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还是发达国家需要市场,都需要一个良好稳定有序运行的市场规制来予以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前提,而在所有建设市场的有关因素中,诚信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从个人层面来讲,20 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与经济的发展相对脱节。一般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文化和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文化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佳。文化从形成之后就有一定的独立性,有可能会优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成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变革的先导,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文化也很有可能会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滞后经济政治发展一段时间,成为玫治经济发展的阻碍。在20 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的初期,中国经济的增速几年内部保持着8﹪的增速率,成为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中国速度‛,但是文化的发展却没有相应地跟上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的‚文化中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良好风气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拜金主义‛。在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将金钱定位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笑贫不笑娼‛成为这种文化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变现表达。人们的所有的行为都将与金钱挂钩,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是唯金钱至上,成为金钱的社会。这种压力之下,使得很多人为了金钱而放弃一些做人的pp质和信仰,做出一些有损于团体、有损于社会的事情。社会是一个相对空洞的概念,是先哲们在经历长期的思考之后根据社会的现实发展而高度抽象形成的一个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生活社会申,从生到死我们都不能逃脱社会对于我们的制约,但是我们却无法给予杜会一个固定的形态,不过能确定的是社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形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公民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可以以触摸到的实体社会的表现。因而从个人',卜n(来说,精神文化的乍洞,以及‚拜金主义‛的冲击对于个人的品格以及行为都广叫 r Ili常不好的影响。对于个人的长期发展以及健康快乐生活来说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个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诚1,:r的缺失不仅仅是对1个人的人生发展等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部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第四,促进征信业向国际化迈进,从提卡引#民的减们道德素质扩展到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要求‚抓紧建立健全覆盖仝社会的征信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至此,中央的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从道德诚信扩展到征信体系。‚征信系统的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没有一个健全的征信系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部件——失信惩戒机制,信用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这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当前,我国征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成为制约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快我国征信业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13 年3 月开始实施《征信业管理条例》。《条例》对管理范围、征信机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这部法规有力地促进了征信业健康发展。此外,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鹏元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对个人开展征信业务。我国由此形成央行征信中心和民营征信机构两大阵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征信业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征信业向国际市场迈进。主权信用评级是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当前,世界上涉及主权信用评级业务的主要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其垄断全球90﹪以上的业务,是国际各大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重要参考。2016 年3月,穆迪将中国政府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财政状况弱化,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储备持续下降,等等;次8,穆迪将38 家中国国有企业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包括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紧随穆迪步伐,标昔将中国AA一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截至目前,世界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中的穆迪、标普均下调中国评级展望。这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可能会增加。但是,这些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不公正的。正如中国政府相关官员表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我们不关心,评级展望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实际情况。‛新华网发文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对此,如果中国征信企业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定话语杈,中国就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好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因此,从开放维度看,争取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唱响国际评级的中国声音,推动我国征信业迈向国际化,是中央关于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篇: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范文模版)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安塞县第二小学 黄文梅
摘 要: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扎根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就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教大的国家之一。日本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衍化发展,将其融入了其本国的民族精神、宗教“神道”、“武士道”、企业文化、法制、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会日益深化。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代发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2] 严绍璗.《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0.[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5).[4]山室信一.明治儒学的存在形态及其意义[A].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张德.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J].探索与争鸣,1995(8).
第五篇:梁漱溟中国文化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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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启示 作者:乔新娥
来源:《学理论·下》2012年第10期
摘 要:民主是当今社会的总体趋势,民主观念的基本内涵被人们所重视和认可。中国在探索民主发展的道路上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借助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探究中国文化和民主的关系,给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民主观念;梁漱溟;中国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17-0
3前言
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很多国家都以本国的民主化程度作为对外宣传的明信片。欧美国家自不必说,几百年的现代化发源于此,工业化、科技化、信息化、民主化领先全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备受瞩目,各国都在适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着自己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的概念,现在正引领全球的民主化进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延伸。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广泛关注。不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都不可小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狂飙猛进了三十多年,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日益出现,中国的民主化水平常常被他国质疑,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打算。
西方国家总批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口口声声说共产主义体制的中国是专制独裁国家,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民主。实际上,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只是缺少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思想,只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有出入。而且,民主本身没有价值取向,民主只是手段,民主的目的是自由和人权。民主的发展不能脱离每个国家的独特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国有民主,有的是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民众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东方文化色彩的民主。西方对中国式民主认识的分歧不在于中国是否有民主,而在于中国是要发展西方式民主还是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结合广义的民主思想内涵,借助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对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分析,探究其对当今中国民主建设的启发。
一、广义上的民主观念探究
民主的概念源于西方,西方民主思想产生于为了保证自由和人权,主要表现为对王权的制约,后来发展为对权力之间的制衡和监督。民主要求政府能够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回应。比较公认的民主观点主要是熊皮特的民主理论,熊皮特的理论中,民主被定义为通过或多或定期安排的竞选来选择政府,竞选了有两个简单标准,一是竞选必须在精英们上台下台特定的时期内举行,一是竞选的结果必须对政府的政策产生明确而有意义的影响[1]。概括而言,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回应和负责,方式主要是竞选。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只要来自于民众,民众只有通过选票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1.民主的分类
程序民主,熊皮特和洛克认为的民主主要是竞争性选举,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制衡的手段,没有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西方民主主要是程序民主。实质民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民主是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民主更接近古时候的民本思想。什么叫民主?政府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就叫民主。中国的民主思想更接近于实质民主。
2.民主的原则
实际上,民主有三大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少数原则。第一,民主不可能集合每个人的意见作出决策,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和思路肯定有不同,集合在一起肯定出现矛盾和分歧,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意见不统一就不作出决策,为了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需要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我们的政策倾向,我们不能确定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正确,但是可以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偏离真理的可能性最小。第二,民主不是随意和任性的,民主有固定的程序和准则,民主不是简单地集合民众的意见,还有由执行的方法和措施,保证民众意见是真实而有效的表达,这说明民主有一定的程序作后盾。第三,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能简单武断地忽视和排斥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应该在少数人的权益和自由表达的前提下,对他们的意见进行尽可能多的采纳和吸收,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2]。
3.民主的价值
民主一词源于西方古希腊城邦政治,当时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们大都主张一种小国寡民的有严格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民主制度,柏拉图《理想国》主张贤能的哲学王进行统治,其实就是一种奴隶制下的君主制度。后来到了中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为了实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马基雅弗利主张君主专制也是适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进步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轮流执政人,本质上是一种民众暴政的恐怖时期,雾月革命拿破仑上台成为第一执政,并在后来加冕成为皇帝,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绝对霸主。以上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特定时期起到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民主的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民主的曲折发展,不仅说明了民主是当今发展的趋势,同时说明了民主统治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时期、地域、和文化,民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文化下,才能真正产
生和发展起来。民主只有适合了特定时期、地区、文化传统的,与各国国情中各个领域的发展相协调,才能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
4.民主的精神
民主的精神主要在于宽容异己,包容不同观点。民主可以宽容不同意见,遇到不同意见,民主需要以面对面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而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或者互相谩骂。民主意味着宽以待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主不仅存在于国内政治中,也应该在国际政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大力倡导民主政治。
二、梁漱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及其启示
1.梁漱溟的民主思想[3]
梁漱溟《何谓民主》和《中国人究竟缺什么》两篇文章中,谈论到了民主的内涵和民主的精神。梁漱溟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常看到之一种精神。此种精神,从一根本点发展,分析之,共可得五点:1)我承认我同是亦承认旁人。2)从承认旁人,就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承认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和共存,就使人有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3)从彼此平等,就有“讲理”这一精神出现。4)从平等、讲理,就有“多数人,大过少数人”这一承认,于是产生少数服从多数人的原则和主张。5)关涉到大家的事,当然由大家商量决定;若与大家无涉之个人私事,便由个人自主,此即“尊重个人自由”是也。
2.梁漱溟所持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思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缺乏民主精神,只是中国认为的民主更强调实质民主,西方民主更重视程序民主。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中,中国仅仅缺乏民治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缺乏的只是政治民主。民主第一点,中国人向来习惯于换位思考,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态度,中国人重视人情伦理,人与人交往多以复杂的情感取向为主,可以视他人为独立的个体,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存在价值。民主第二点,中国人可以宽容不同意见,允许别人平等自由地和自己共同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释道一直以来和睦相处,中国没有西方历史血腥的宗教战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平等尚和精神。民主第三点,中国人善于讲理,伦理、道理等等,有理走遍天下一直是中国人标榜的价值倾向,没有道理的决策和主张肯定是中国人骨子里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中不缺乏民主这三点,中国文化缺乏的是民主第四点和民主第五点。一方面,中国人以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文化传统中的家族亲族制度向来是家长制个人决定专断占据主要地位,中国没有西方同业行会性质的集团生活,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另一方面,宗族血亲制度使得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权利和义务完全融入到家族之中,个人的自由空间受到限制,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对个人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保护。
3.当代中国民主观念的变化
梁漱溟所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民主思想,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进步思想革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的民主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改观。
史天健教授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谈论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中国人的民主观念与西方所认为的民主形式并不一致,中国现在的现状不是不民主,而是大部分民众依然保持着传统民主观念,民主就是政府官员为民办事,民众更多的关心是领导干部能否给人民群众办实事,而不是在于程序上是否选举产生政府领导,或者程序上监督和制约落实到什么程度。同时,从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看,农村的民众对于选举村长的积极性并不高,由此民众对于高层官员的任命关心程度可想而知。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互联网的开放,网民的人数大大增加,很多对政治关心的人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渠道,大批网民聚拢网络,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等,网民参政热情越来越高涨。应该说,当今中国民众的民主观念,大部分中国人还保持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观念,但是也不否认,另有一部分人们对于西方式民主十分关心和向往。
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中,前三项中国文化传统自古有之,不必多言。民主第四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已经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和推进中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实施,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从执行层面看,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常常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民主第五点,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国人对自由和独立精神已经有了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但是实际生活中,群众对领导的依赖性依然明显,官本位思想、官二代观念,人民的民主意识还有待加强。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民主第四点、第五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少西方同业行会的集团制度,中国人缺乏血亲之外的集团生活,因而缺乏纪律和竞争意识。
4.中国文化对当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影响
(1)中国文化的特点
梁漱溟在书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人生异趣的不同,中国人从容、情感抬头、义务观念、尚让、个人人格隐没、向里用力、人生第二态度。中国文化宗教、种族、语言的大一统,中国人崇尚和平和包容,这些都是是中国文化中民主生长和发展的优良土壤。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中国文化有五大疾病,幼稚、衰老、不落实、消极、暧昧不明确。由于缺乏集团生活,中国人习惯于散漫和平,家族血亲传统使中国社会伦理本位最重视人情故交,由此法治精神欠缺。
(2)中国文化中民主内涵的优点
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大奇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可以几千年保持大一统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中国的大一统主要表现在种族、宗教、文字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点就是向上之力和相与之情。中国文化以和为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包容主要源于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国也有宗教,但是中国没有西方各种宗教流派的冲突和敌视。各种
宗教进入中国都能够和睦相处,同时承认孔子的至高无上地位,各个宗教流派也都可以和平共存,中国文化承认异己的平等和共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求同存异,但是同时又可以对不同信仰、种族、语言加以包容,正是这种宽容和包容的态度,才使得中国文化称为东亚文化的统一者,保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统一和繁荣。
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正是民主精神的升华。宽容不同意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自觉潜移默化受其影响,吸收不同观点同时保持自我本色,这是中国文化中民主因素的极大优势。
(3)中国文化中民主内涵的不足
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有五大疾病。幼稚是因为中国文化处处表现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不成熟;同时,中国文化重视伦理人与人的态度忽视人与物的研究,好像一个人心理成熟身体却正在发展的孩子,早早实现了心理早熟。中国认识理想主义者,小康生活、大同世界,官员总喜欢列出大而空洞的目标却很难真正实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人们常常表现冷漠的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想明显。人与人的关系暧昧不明朗,说话模棱两可,钩心斗角不爽快,人与人之间斗心眼的现象明显,所以知音知己为人们所珍视,因为人们常常戴面具交往生活,难辨真假。
5.梁漱溟中国民主思想对当代民主建设的启示
民主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与一定的文化和环境相适应,需要一定的民众价值取向作支撑。美国没有封建社会,从建国开始就树立了民主国家体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后自由民主的直接产物。
中国与美国不同,两千多年的中央集团制度,加上儒家等级制思想的根深蒂固,忠君爱国、家天下的思想十分明显。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一直是民本思想,强调当官为民做主,民众的利益有赖于好官好领导的保障,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民众自己当家做主的观念和意识。梁漱溟先生分析这个原因时,明确提出中国缺乏民主思想主要因为缺乏集团生活,由此展开,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
一方面,中国缺乏集团生活,因而缺乏社会自治传统,所以当今中国如果要建立民主制度,应该在从上往下权力引导的同时,重视社会中集团组织的建立,培养人民群众自觉自主地改进社会管理和决策。培育民主精神的产生机制,给人们提供自治的条件和氛围,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治理本社区、本乡村的建设和管理。可以采取奖励措施,积极鼓励人们参政议政,培养人们主人翁的精神和意识。同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应该大力发扬民主文化中的优势,继续发扬尚和包容的传统,克服文化中的民主劣势。将集团生活和伦理思想相结合,一来保证秩序,一来发扬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民主就是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化解矛盾。中国自古重视实质民主,程序民主近来才慢慢起步和发展,应该将二者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而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两者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思想还缺少科学技术,中国还需要在引进团体生活的同时引进科学技术。集团生活是组织生活,生活的内容应该以科学技术等共同专业和内容为纽带,以集团组织为单位建立引入先进科学技术,一来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二来培养人们自己管理社会组织的能力。凡事不能一步登天,要慢慢积累经验,社会自治的组织生活需要一点点发展壮大。
只有将中国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集团生活、科学技术三者相结合,结合中国文化实际、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发挥中国特色,才能培养中国公民的民主文化,培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从而培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发展模式,发挥民主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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