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第一篇：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近些年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错误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这四种错误思潮相互联系、相互激荡，目标是一致的，都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关系到我国走什么道路。对这些错误思潮决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20世纪末期起，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思潮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私有化。英美等发达国家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一度出台了颇有影响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流行，结果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逐渐渗透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一些学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崇拜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鼓吹私有化，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为国际垄断资本无节制地进入我国鼓与呼。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泛起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错误思潮突出地表现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并以各种方式歪曲和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往往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义，违背历史客观实际，达到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歪曲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的。在世界史研究中，则特别地表现在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上，夸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客观地总结苏联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

近年泛起的第三种错误思潮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潮，为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民主社会主义”从名称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它不是“民主”加“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受到批判后，另一种错误思潮“普世价值论”掀起了新的意识形态波澜。“普世价值论”就是鼓吹西方的价值观，认为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是普世价值，对哪个国家都适合，中国不应该拒绝这些价值观念。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争论。这场争论实质上不是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不是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观念好与坏的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照搬西方价值观念的问题。

以上四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近些年来接连兴起。除了这些错误思潮外，还有与之相联系的“民主宪政”思潮、“军队国家化”主张等。这类思潮政治目的都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西方那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势力，积极推动这些错误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发展和强大的人，千方百计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积极卷入中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一些宣扬错误思潮的人，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里暗里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是十分艰巨的，也是持久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要赢得这场艰巨的持久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除努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外，关键的是要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些年来，之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各种错误思潮，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们需要构建服务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要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关键是加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大量的新型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强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经济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第二篇：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

安全的影响

最近，我们接受了每个学期一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在课堂上，我

了解到了当今国内出现了某些错误的思潮，这些错误的思潮有可能错误地引导国人的思想走向，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思潮作出剖析以及评论。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切实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打压。现今，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

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以此来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潮。

此外，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地位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再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还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新儒学”、“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国学”，认为它“高于党学”(指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不足。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但是，目前有相当数量领导干部虽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头脑中未生根，未转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满足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建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这一切

无一影响着我国当今的思想主流，甚至使我国思想主流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为此，我们应该明白到，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更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

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要围绕这个中心、指导这个中心。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通过以上举措以此来引导当今国内主要思潮，我认为，这无一不需要人民群众的努力，只有坚持维护发展正确意识形态，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才能抵御一切外来敌对势力，让我们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第三篇：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一段历史，我们探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道路。一个人的错误，一代人的浩劫，对祖国的“单恋”，大历史中小人物命运的体现，《苦恋》这部电影中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对祖国充满无限热爱的画家，一生却遭遇无数悲惨，他到死也不明白——“谁会想到爱祖国还犯错？”使他失望的应该不是这个国家，而是其意识形态。片中直面了很多大陆电影中无法触碰的话题，一些台词，一些画面，一些细节，一些诗句，充满了寓意。弘一法师一句“尘世间有许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意愿是相反的”，几乎可以算作是“苦恋祖国”的总结，又或是对40至70年代中国历史的总结。白桦借助电影侧面表现当时意识形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一面反映时代的旗帜，检验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它滋生在土壤中，进而挣扎，成长，繁殖。不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中国的未来，都在积极努力地开辟广阔的土壤。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砝码，它在称量中历史的维度、深度、广度。意识形态贯穿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影响着社会生活。在当今众声喧哗的网络传媒时代，对于以国有为主导的我国大众传媒业来说，意识形态无疑成为传媒制度、体制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执政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而意识形态问题有其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缘由，知其然，方能更好地知其所以然，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在自由与规范、开放与秩序、多元与稳定之间取得更好的动态平衡，逐步实现建构自由人和理性人社会联合体的远景目标。那么意识形态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及特征是什么？网络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有哪些？意识形态又是怎样影响传媒业的？下面本文将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探讨。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都必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学术语境以及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观念的科学”到“危险的政治情绪”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最早课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他认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是洞穴里的囚徒所面对的影像。人们应该使自己的灵魂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然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柏拉图“灵魂转向”的理念并未实现，各种“虚假的意识”和“错误的观念”反而使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深深陷入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幻象之中。直到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才率先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验哲学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并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后来经过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1796年和1798年间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希腊语中的“理念”和“逻各斯”合成的新词，无涉“价值”的判断，而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精神。他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并认为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过去大多数是根据神学来加以考察的，现在应该用理性来进行考察。因此特拉西这种对于物质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观念的科学”，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试图设计一种国民教育制度，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

但是，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自觉地逐渐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学说，而不是“观念的科学”了，这不仅威胁到了宗教学说，而且威胁到了世俗权威。尤其是拿破仑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把特拉西等意识形态理论家看做是企图削弱其政治权威并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认为“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会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不幸的灾难。”这样，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脱离了在特拉西那里单纯学术的含义，被带上贬义的色彩，表示“实践上的愚昧”以及“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危险的政治情绪”的代名词。建立在于政治相关联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由此产生。在此后，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用法，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出发，辩证地阐释了这一理论。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革命理论的需要，“意识形态”概念从一个否定性和中性的概念演变成一个中性和肯定的概念。列宁第一个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和立论基础，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选择，并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过渡。可见，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学和观点所构成的理论体系。

二、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及特征

具体何为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它是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套约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任何团体，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另外，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解释了作为行动起点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含义：（1）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2）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所特有的观念体系；（3）那些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4）由社会利益驱动的各种思想形式；（5）话语和权利的结合；（6）自觉的社会行动者借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媒介（7）由各组织信念所确定的行动；（8）个人借以把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其特征：

1、现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它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之所以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认同流行的意识形态，也是出于现实的目的。

2、总体性：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宗教、哲学等构成的右击的思想体系。

3、阶级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

4、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是相对独立的。

5、依赖性：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

三、网络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

把握网络时代特征，注重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课题，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权威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网络时代的引领作用，已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网络文化传播所具有的多元性、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和高技术性等新特征，呼唤着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为

此，需要正确处理多元景观与一元指导的辩证关系，更加强调交往理性与沟通对话，更加强调审美中介的作用和“寓教于乐”，更加强调先进文化同前沿科技的交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权威地位更加稳固，焕发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是改进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前提。改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要与时俱进，挺立潮头，而决不可随波逐流，放弃舆论高地。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热衷谈论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特征，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结束语中就使用了“沙皇退位”的小标题，认为“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马克·斯波特则在《信息方式》一书中声称“电子传播”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这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的解构主义思潮一脉相承。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系统，可以说因特网没有一个绝对技术控制中心，但如果由此推论网络文化是一种彻底去中心文化，网络社会是一种彻底反权威社会,就大谬不然了。从根本上说，只要取消了中心性权威，社会就有可能发生信仰危机乃至分崩离析。美国学者丹·席勒的提醒也许并不多余：“电脑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影响范围。事实上因特网恰恰构成跨国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体系的核心和控制工具。”“因特网正在带动经济政治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席勒还把电脑网络空间比作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那儿各种政治经济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在输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网络固然是中性的，但网络文化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思想自由与文化权威、多样化与统一性、多元性与一元性不应被看作抽象对立的两极。在网络世界中，多样性是到处可以直观到的基本事实，真正博大的统一性永远体现为对多样性的引导、吸纳和包容。一方面，要使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多元网络文化产品争奇斗艳；另一方面，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

2．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转型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强制手段来维系。历史地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中萌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成型，在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调整，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单向强制灌输和直接宣传鼓动等旧的烙印，因此必须在新形势下尽快提高思想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尽快打开基于网络环境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具体说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要致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型：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由单一式转向融合式。

四、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大众传媒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个人的言论与喜好。但是在特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里，传媒业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大众传媒业具有外部性与公共性，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的雏型在在新闻业中历史上早已有之，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总结了从1815年到1848年在欧洲出现的几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他说：“从1815年至1848年，各种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各地思想界的主要关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

（1）在斯特龙伯格看来，民主和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也是西方社会早期的意识形态。但是从1815年以后经过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洗礼，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寥寥无几，其中纳粹主义和由列宁而至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阶级专政学说成为最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实际上由两种看似不相关联的核心学说构成，其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极端专制主义，企图借此全部摧毁自由民主制度，迫使全体人民统一思想、服从领袖；其二是种族主义，（2）在这样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导下，希特勒德国的传媒完全沦丧为鼓吹战争

侵略，叫嚣种族灭绝，无耻吹捧领袖的宣传工具。

（3）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极端意识形态都要借助于集权主义去强制推行和维持，而几乎所有极端意识形态都梦呓般地企图去制造一个所谓标准的新人类，纳粹意识形态的最深沉动力便是要依据生物学的优劣标准去炮制一个纯种的雅利安千年帝国，并为此不惜发动战争，屠杀异族，其谬见的本质正是人类种族的标准化。纳粹意识形态的建立、巩固和传播离不开其牢牢控制的新闻传媒业，这是一个包括报纸、广播、电影、出版、演讲、艺术、学术在内的庞大行业。纳粹从诞生之日起便将报刊等传媒作为推销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主导者传媒业。

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与市场的内在关系，从总体上而言是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的。首先从媒介所有制来看，意识形态型新闻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其次，事实上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不十分在意谋求效率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它最为强烈的动机在于通过宣传进行舆论操纵，它可以不计成本和代价，它与市场的联系在于它能够借助于权力体系去强制发行，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反而可以获得市场利润和政治宣传方面的最大效益。但是意识形态新闻业与市场的关联仍然是存在的，作为宣传的新闻派送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只有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极端环境中，军方才可能完全不计成本把宣传品全部送给敌方，在非战争环境中，既使是作为宣传的新闻业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商业动机，也要谋求受众的自愿接受，但是此时市场所反映的却是一种虚假的供求关系，因为推销者是以欺骗的手段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客户手中，他们总是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所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公众其实很容易被蒙骗，尤其是他们在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来源和思想来源可供比较参考的情况下尤其容易被蒙骗。最后，意识形态中的新闻业往往也是垄断型新闻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判断都被置于黑夜之中，他们只接受来自一个方面的光点，于是他们都认为那就是事实，于是他们就会自愿出钱购买那些事实和所谓正确的观点。社会矛盾的加剧变以及人们天性的敏感和脆弱同样极易促成这桩买卖的发生。

总之，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仅仅是希特勒纳粹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对传媒业也有很深的影响。作为当今喉舌的大众传媒业该如何在保证党和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和商业团体的利益中逐步发展壮大？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没有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层面的变革有谈何容易？而制度的变迁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我国，基于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发生很深的冲突域消长。好在改革开放改革一项纵深处发展，大众传媒业的制度化、法制化也在不停变化。同时也希望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下的传媒业有更多的发言权与自由权。

第四篇：轩传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几种错误思潮

轩传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几种错误思潮

【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几种错误思潮，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这几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这几种错误思潮的存在形式、社会影响及其内在逻辑，揭露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达到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的本质。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40个年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做到文化自信、意识形态自信。但是，一些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甚至开始由暗处走向明处，公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冲击和挑战。其中，危害巨大、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二是与爱国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三是企图直接替代社会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论”。

一、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相统一，承认个人自我价值的同时强调只有在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和合作共享精神应该成为主流价值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只讲个人价值而不讲社会价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基于西方自利性经济伦理，认为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后通过市场平衡调节，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价值观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突出地表现为排他性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一方面，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贫富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等。迫于危机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资产阶级先后尝试过福利国家政策等缓和矛盾，但是因其个人主义价值观根深蒂固，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责任、个人表现仍然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调和底色。时至今日，在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分隔日益严重，地区分离主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也呈上升势头，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恶果，也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新表现。

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有所滋长、蔓延，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一些层面和生产生活的一些环节。就历史因素而言，这种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阶级文化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它们同属剥削文化，都立足一个“私”字。在有着漫长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这种立足于“私”的个人主义非常容易找到滋生土壤。就现实原因而言，主要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滋生起来并开始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在生产领域，主要表现为物质主义，即认为物质财富生产得越多越好，生产得越快越好;物质财富拥有得越多，就越有尊严和权力。在企业(尤其私营企业)那里，主要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不管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也可以忽视环境代价;在地方政府官员那里，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至上、经济挂帅、GDP崇拜，经济增长成为最大的政治。当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有了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只顾眼前，不惜牺牲将来;只顾个人、本地区，而不管他人、其他地区和子孙后代;把工作效率、工作成绩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指标数量上的增长，并将这种“成绩”视为自身升迁的资本和前提，而将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要素置于次要位置甚至全然忽视。这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生活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消费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财的机会多了，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也多了。但是，一些人越来越将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与物质财富的多寡、消费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挂起钩来。为了追逐财富和金钱，有些人不惜权钱交易、造假贩假、违法乱纪。甚至还有些人不惜出卖人格和肉体。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已经渗透到党的肌体内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在讲到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时，就明确提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两大歪风，对此我们必须抵制。但不管是生产环节的物质主义还是生活领域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种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虚假的满足上，一味地追求物质解放，而忽略精神解放的个人主义，对于我们的社会影响深远、危害严重。一方面，它直接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消解人们对集体主义、团结合作和公平正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它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落后、文明高低优劣的尺度，进而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作为追求目标。这样，就很容易产生“文化自卑感”，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也很容易将追求财富、金钱、消费和享乐完全当成一种个人表达、个人权利和自我价值实现，落入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的窠臼。

当前，有些人之所以别有用心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成“国家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干脆就将之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都是与个人主义在我国泛滥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分不开的，这是极其危险的社会政治信号!

二、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流行，并逐渐转变成一种专门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作文章，专门为策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造舆论，专门用来同社会主义制度打心理战的政治思潮。近年来，这种思潮在我国沉渣泛起且有进一步蔓延之势，其形式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告别革命”为核心，夸大问题，竭尽“贬损与否定”之能事。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视野里，全然不见中国近代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所构筑的恢宏历史及其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反而紧盯其间的一些错误、失误和问题不放，并肆意夸大。他们片面强调“五四运动”后传统文化的断裂，认为是它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然进程，以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他们抓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不放，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早、过急，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他们刻意渲染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败坏等负面现象，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通过夸大我国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通过虚无成就和贡献，进而“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1]，最终“告别革命”。

二是以“恶搞”、“戏说”历史为手段，放大细节，大做“翻案文章”。历史虚无主义习惯于以历史人物回忆录、解密档案等所谓的“最新资料”为基础，从细枝末节入手，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甚至戏说。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甚至马恩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细节进行深挖与戏说，对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的光辉形象进行抹黑和丑化。把马克思说成一个依靠他人接济且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把列宁、孙中山说成受帝国主义国家资助回国发动政变的“间谍”，把斯大林说成“暴君”，把毛泽东、邓小平说成中国的专制“皇帝”，甚至把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也说成包装起来的虚假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历史上已经定案的历史罪人进行美化和洗白。把李鸿章说成一代名相，把蒋介石、汪精卫说成一代伟人，甚至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等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大善人。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通过碎片化的资料和戏说手段，在丑化英雄人物的同时，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大作“翻案文章”，以“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2]。

三是以“科学研究”为旗号，简单对比，寻找所谓历史“原罪”。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擅长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所惯用的实证方法，通过各种数据和所谓现实来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裁剪历史。他们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橄榄型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度过了很长一段稳定增长的时期，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他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以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他们甚至直接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旗易帜和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但也像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来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认为社会主义使人类误入了歧途，现在的转型、改革才使这些国家重新走上人类文明的正途。他们以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占比同建党之初乃至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两大阶级的占比进行对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异化了，以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宗旨，等等。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用所谓的“科学”进行自我包装，用现实比附历史，用个别事件的表象充当历史的本质，把一切曲折和问题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罪”，以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成就和抹黑社会主义本身的目的。

三、“普世价值论”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意识形态挑战莫过于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论”。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西方大国把他们所推崇的那套价值观念包装成“普世价值”，把他们所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化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并以其划线，推行“价值观外交”，把所有不符合他们那一套价值观念的国家视为“异类”，甚至贴上“邪恶国家”“失败国家”的标签，把所有符合其价值观标准的国家视为“自由世界”、“民主同盟”。正是凭借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掌握了国际规则和话语的设定权，肆意批判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现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自然成为他们企图“演变”的重点对象。为此，美国借助“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建立并巩固其所谓的民主同盟，甚至军事同盟，常常以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国家等为由向中国发难，期望以压促变，将中国纳入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框架之中。

“普世价值论”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甚至军事侵略进行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3]。某些西方势力之所以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其体制的代名词。对此，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亨廷顿也坦言，所谓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4]。目前，“普世价值”虽然受到批驳和抵制，但还是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论坛、讲坛和媒体上，甚至已转化为国内一些政治和学术界代表人物的思维定势。他们习惯于把中国所有发展中的问题都简单化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把所有建设和改革中的失误都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他们认为，在经济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在政治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在文化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新闻自由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才能解放思想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当前社会上甚至还有一些人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发生的具体问题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5] 历史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6]，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一天两天就建立完善起来的。现在，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而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相反，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及其制度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不是繁荣富强，而是政治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已、国家软弱涣散。苏联东欧、拉美、北非、西亚等地区无一例外。

历史上，中国为了找到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不行。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7]。今天，如果我们不明真相地接受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按照西方制度模式进行自我改造，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崛起计划和社会复兴的自我毁灭”。

四、其间共性及内在逻辑

总的来看，以上错误思潮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国内外环境，运用相似的技术手段，相互支撑、配合，以达到一致的政治目的。

共同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其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他们用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来看待人的本质，将“利己”视为人的“天性”，将体现这种“天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以及保障其实现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抽象为“普世价值”和“普世原则”，然后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去研究历史，去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共同的国际环境。这三种错误思潮都源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目前，西方将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全面转向中国，尤其是在经济上打压、政治上驯服、军事上围堵、金融上控制中国均告无效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渗透、精神殖民便成了主要手段。它们通过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形式，向中国大肆输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以“个人主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基础，以“历史虚无主义”重新定位进而虚无我们的历史，以“普世价值”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和信心。

共同的国内基础。从历史因素看，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权的持续压力和先发优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技不如人，并逐渐将这种军事科技的落后归结为制度和文化的不如人。于是，自我矮化，甘当小学生，“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物质技术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老师”的背景下，这种思维惯性还在。当然，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现实，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国内现实。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后，逐利性的市场经济本身就为个人主义这种观念上层建筑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非法私营企业主和党内腐败分子，他们主动迎合个人主义价值观来为自己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提供理念支撑，更希望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进而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以便让自己的收入和行为合法化。同时，这两类人的生活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年轻人，成为后者模仿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这两类人及其影响下的一部分人的腐化行为又让另一部分人对现实产生严重不满，怀疑社会，进而误以为只有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才能救中国。这就构成了当下西方错误思潮之所以在国内传播蔓延的社会基础。共同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得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网络媒体以信息生产传播主体的隐蔽性和互动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信息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庞杂性，信息传播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去边界化等特点和优势日益取代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8]，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横向联合、互相配合对国人进行洗脑的重要平台。

共同的政治目的。个人主义通过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观基础;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的“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定位、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普世价值观”通过把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包装成“世界原则”和“国际标准”，以期用西方模式替代中国道路。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基本逻辑。如果说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是间接瓦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则可以说是旨在直接否定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不管怎么说，其目的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西方作为意识形态的攻击武器，都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配合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1]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红旗文稿》2017年第7期。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5]田文林：《政治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保障——学习总书记讲话的体会》，《中华魂》2017年第1期。[7]轩传树：《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条件与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摘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8期。作者：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责任编辑：向太阳特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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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论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关键词： 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 商业银行 影响分析

论文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本次上调预计可冻结银行资金约3500亿元。

这是央行今年第六次上调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银行的准备金率已达18.5%的历史新高。若再考虑差别调整，部分银行更高。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年初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10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6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5%，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 自然 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 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 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 历史 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 金融 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 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 发展 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 电子 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代理基金、代理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央行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 经济 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 艺术 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 农村 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

左晓蕾.加息智斗资产价格泡沫[J].资本市场，2007-06.黄建锋.准备金率调整成常规化工具 政策效应有待观察[N].中国证券报，200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