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定稿）
浅析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105班 魏鹏 2010220872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我们应本着批判和借鉴想结合的原则关注它、研究它，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结合的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标志着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它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巅峰。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自命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并不很多，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后现代主义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后现代的生存》中阐述：后现代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许多迹象表明，这种状态“正在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国社会”。
由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复杂、特殊的传统，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后工业西方社会奠定了后现代想象的基础，而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过渡的中国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进入，则应本着批判与借鉴的原则，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融合的和谐社会。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它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结论，否认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
2.解构现代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首先，后现代主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其次，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
3.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一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
二、后现代主义的正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思潮，它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和反思，对科学与文明的审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
1.倡导多元论，尊重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张扬科学的怀疑精神。在知识领域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理性、本质和普遍绝对真理的信仰，反对直线进步的价值观，提倡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拒绝一切普遍主义的社会方案，主张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拒绝任何囊括世界历史全部内容的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差异，学会宽容。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书 本，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力倡导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其目的就在于对抗形而上学的同性总体化、极权化的僵化的理论模式。
2.倡导创造性。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人。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核心是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基于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力倡导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有价值的世界观，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创建生活的价值意义，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创造多样性、有差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3.力主平等。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二元论、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文思和批判，指出：现代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二元论，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强调男性主义，实际是强调人与人的不平等，证明人对自然的优越性，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为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正在极速变化的信息化和高品化的高科技社会。
在全球化的今天，处在跨国文化的语境中的中国，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提倡创造性和平等，从而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以创建和谐富足的社会。
三、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历控拆，对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优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①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文化传承的弱化，和文化自信的削弱。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经典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精神危机和道德失落的情况下，这种消解主义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最后一点，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既有促使大众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的积极一面，也有影响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生成的消极一面。民族精神表现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情感、信念与责任，而情感、信念与责任等都建立在对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情感，使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弱化。
当代的社会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人们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元的选择。他们既希望得到国家和他人的帮助，又不希望受到国家和他人的干扰。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由于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过分推崇，容易淡化对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渗透于宽松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地同化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大众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她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对于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要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切忌把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今现实生活中，应做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从而推陈出新，不断创新。
因此，在中国国情下，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张国清.《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4): 10,P65.【参考文献】
[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2.[3] 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4] 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谁都知道，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制造的话语，它以反抗和鞭鞑现代主义而闻名于世。由于它在政治上极度厌恶和拒斥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得以轻易地盛行于类似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它给被机器熏陶得晕头转向的年轻人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后现代主义自身的悖论，即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使得人们逐渐冷却了最初对待它的激情。到了20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又在中国这块庞大而复杂的土地上死灰复燃，一直绵延到了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为什么热衷于原本指称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呢？
首先，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门多元主义的哲学，它质疑僵硬的“元叙述”话语，以宽容的态度承认所有世界观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由传统的生产主义转变到了消费主义的新理念。
还有，是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历时性的共存关系，老子的“无为”和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典型的相对主义哲学。
那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无意义或无深度的艺术充斥文化市场，比如香港新版的《西游记》（张卫健主演），就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值得说明的是我指的“无意义”和“无深度”仅仅是个中性词语，它们在平庸的搞笑中也许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从另一方面来看，像严肃的和主旋律艺术作品正日益遭遇大众的冷眼。
第二，人们崇拜文化多元主义犹如在政治上信奉民主主义，都是西方思想的传播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结果。过去谈论的总是“革命”和“楷模”，现在则满口是“性感”和“惹火”，这种语言学上的变化是与人的道德素质毫无关联的。
第三，消费主义盛行，导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泛滥。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卑微，从而以现实的态度应对现实，获取金钱并及时享乐成了合法化的追求目标。在广告与传媒的轮番轰炸下，人们迷失了方向，只好跟随着潮流走，生活方式于是逐渐国际化和趋同化。后现代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肥沃的土壤上滋长的，中国经济上的多元因素，决定了文化上后现代主义只能与前现代和现代主义的共时性并存。福柯说得好：“人们能否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同样，我们最好也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上的一种批判的话语倾向。中国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类型化的批量生产必将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信仰危机的覆辙。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可供积极选择的人生态度和开放的胸怀，是解决文化僵硬化的理想途径。
第三篇：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影响论文
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影响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非常深远，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结合传统的设计方式，并吸收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使景观的设计更加具有文化内涵，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审美；文化内涵；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建筑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并逐渐覆盖到文化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具有大众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反艺术的特征，通过粗俗、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生活真实的面貌。后现代主义逐渐模糊了不同类别的艺术间的界限，艺术的欣赏不仅仅涉及到视觉，而且也涉及到听觉和嗅觉方面。
1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都比较大，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作用更大，影响力非常的深远。在进行艺术设计中，在建筑设计领域首先出现后现代主义，由美国的建筑学家提出，对现代主义加以肯定，但是也具有反现代主义的倾向。在19世纪末兴起现代主义建筑，在当时的建筑设计中更加注重建筑的功能，并且在建筑结构的设计中更加理性。通过简单的平面和空间的设计，可以为人们带来开阔的空间，并且可以形成良好的视野，在建筑设计的环节，非常注重采光和通风的设计。尽管现代建筑的设计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但是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出现，人们对于建筑的精神需求在上升，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环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2后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2.1景观设计中后现代主义的产生
在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观念中，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是在景观设计中，设计的艺术性被泯灭。且当时人们对景观设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并不能保障设计的科学性。所以，在景观设计中，人们呼吁回归自然。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化设计的重要性，在研究传统的艺术设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景观设计历史的研究，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后现代主义的景观设计理念，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从而使艺术更加完美。
2.2后现代主义景观设计的思想
后现代主义运用在景观设计中，主要是结合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理念，从而使景观的设计更加具有新意，在景观设计中可以呈现出新的意象。在景观设计中，可以紧密的联系景观设计和艺术设计，在规划废旧的场地的基础上，可以建设优美的景观。在景观设计中，设计师会重新改造废旧的场地，重新理解艺术设计，从而实现景观设计的多元化的发展。2.2.1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后现代主义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会继承优良的传统设计观念，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模仿传统的设计理念，而是在对传统的设计理念有完善的理解的基础上，吸取传统设计理念的精华部分，从而根据现代人对文化的需求，结合现代的问题，实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观点在现代主义观念中不具备，所以，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升级版，在传统符号和古典文化应用的基础上，还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2.2.2对新的造型形式的追求。在后现代主义设计的过程中，其追求新颖的造型形式，在进行景观设计的环节中，非常的重视光影的应用，而且结合了色彩、声音等元素，在景观设计中，将建筑与具有生命力的水体和植物结合起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形成独特的造型形式，在现代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为人们呈现更加宽阔的空间。2.2.3材料与技术的创新。随着后现代主义理念的不断完善，在传统的景观设计中，设计会受到技术和材料方面的限制，很多设计仅仅在设计师的头脑中呈现，但是并不能在现实中展现，后现代主义在景观设计中，将目光投放在新的技术和材料的运用上，这些材料和技术的使用使景观设计更加具有质感，并且通过光影和透明度的设计，实现传统设计的创新。
3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影响
景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如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非常迅速，我国的景观设计中还存在千篇一律的局限性。所以，在中国的景观设计中可以借鉴后现代主义，在景观设计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且在设计中展现出个性化的特征，结合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并且使设计更加具有民族特色。4结语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应该在了解当下艺术发展的基础上，融入各种新的思潮，从而可以表达抽象的内涵，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深入人心。在景观设计中，应该融入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在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新的元素融入景观设计中。
参考文献
1林争春.后现代主义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研究[J].林业勘察设计,2015（2）
2张健健.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设计[J].林业科技开发，2013（1）
第四篇：西方思潮简介
第一章
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一、简介
19世纪欧洲的纯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作家成了文化英雄。如乔治·桑、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等。诗人和小说家承担了以前属于教士的的角色，随着传统教会的式微，宗教和哲学领域内所有共识性正统观念的衰落，富于想象力的大作家们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绝大多数价值观念。弗洛伊德说过，他们是首批精神分析专家。
二、非理性主义者
19世纪末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潮紧密交织，哲学家们把艺术当成通向真理的途径。他们是后科学主义者，而且是某种程度上的反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最深刻的真理逃避纯粹的逻辑分析。
1.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生平：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德国东部。他父亲曾任普鲁士国王四位公主的教师并处于普鲁士过往的庇护之下。尼采4岁时父亲与弟弟相继死去，铸就了尼采由于内向的性格。后全家迁居瑙鲁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妈，性格孤僻且不合群。1864年，20岁的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很快便厌倦神学，逐渐远离对基督教的信仰。
在莱比锡期间，尼采偶然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深受叔本华那种独报孤怀精神的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治。
1879年，尼采结束了巴塞尔大学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也同时开始了他成长为一个真正哲学家的生活，一个孤独的哲学家。1889年1月3日，尼采走在街上，看到一个马车夫在残暴地鞭打一匹马，这个神经脆弱的哲学家疯了，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
在19世纪末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影响力遍及欧洲。在19世纪80年代，他就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作品而声名鹊起，在这些作品中，他利用德语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了许多惊人的观念。当我们想要探求20世纪西方思潮的源头，会发现是决不能撇开尼采的。它首先提示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并严肃思考了出动现代西方人心灵的重大问题。尼采哲学触及了人生和时代的种种根本问题，包含着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而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等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或重要启发。存在主义哲学家公认尼采是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或者干脆把他看做一个早期存在主义者。没有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主义所关心的如存在的意义和无意义、自我的失落和寻求等问题，正是由尼采首先敏锐地感受并且提出来的。
尼采的代表作《悲剧的诞生》，包含了尼采主要思想的萌芽。他认为，古希腊人的天才主要不是象浪漫派所主张的那样源于欢快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悲剧性的受难；与其说它体现在哲学理性主义和科学，不如说它体现在原始的激情放纵，这种原始的激情放纵经过理性的调和，升华为艺术。狄奥尼索斯，这位代表音乐、悲剧和纵酒狂欢的低等神祗，在尼采看来，是这股原始力量的象征，没有这股力量，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它正是过于理性化的现代欧洲人所失去的东西。古希腊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既有狄奥尼索斯又有阿波罗。阿波罗的有分寸的节制、明智的宁静安详，讲究形式而不失灵活的做派，与狄奥尼索斯不讲求形象、有节奏的狂乱相辅相成，创造出最高级的艺术。“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古希腊悲剧，它是经常在阿波罗式的形象世界里献身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合唱团。”古希腊热不仅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中还充盈着生存意志，他们最伟大的时代是以赫拉克利特和埃斯库罗斯为代表早期哲学家和戏剧家的时代，柏拉图和欧里庇得斯则是古希腊人颓废的标志，西方文明所继承正是古希腊人的颓废而不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作为完满的真正个体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苏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只是不准确的知识。他主张一切价值判断都要从人本身来考虑，反对基督教对人生做出的善恶评价。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米的本能，要以悲剧精神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命的快乐。理性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功利主义的，它直接的结果是物质利益的增长，无视人生悲剧。这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的恶性发展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这种振聋发聩的视角颠倒，体现了尼采尖锐的反偶像思想及他的“价值重估”。他反对的对象有：基督教教会（这种否定生活的宗教适合于奴隶）和传统的道德（最有害的无知）。人类需要有超人来拯救颓废的文明，他一定要超越道德，毫不怜悯退化的人。查拉斯图拉在他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中宣布“上帝死了”；欧洲人杀死了他，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信仰不再存在，尼采以轻蔑的口吻拒斥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经常表现出的态度相似，说它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一种“致命的和具有诱惑的谎言”。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需要新的神祗，至少是新的神话，与上帝的死亡相伴生的是一场因精神的空虚而引起的可怕危机。
既然看透了所有的神话，那么除了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去接受生活现实及其全部的意义虚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通过生活，通过努力塑造我们的现实状况，实现我们自身的独特品行，我们就能够证实我们自身的生命力。在否定基督之后我们就可以接受狄奥尼索斯。尼采的基本精神是，骄傲地张扬个性，对抗群氓，对抗当权者，乃至对抗宇宙本身。存在主义者在他那里学到的是，完全自由的人性意识有力量在非道德的世界中去维护并进而创造价值。“既然我们杀死了上帝，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成为有资格做出这种事情的神祗吗？”
尼采宣称“我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和生命来写书。”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针对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欧洲的现状深恶痛绝，尤其是对1870年战胜法国之后，让骄傲和繁荣冲昏头脑的德意志深恶痛绝，这是其基本情怀。尼采向那些在动荡起伏的世纪之交满怀喜悦的青年读者传达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对于当前处境可怜的人类的轻蔑。民主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大众，还有经纪人，都是他攻击的对象。他认为，重新开始的惟一机会就在于依靠一小撮绝对没有被腐化的残余分子。灭绝现有的人类、创造出超人，这个号召，如果落在希特勒那种人手里，将是一种危险的观念，但尼采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
同所有的伟大作家一样，他的政治影响不止一端。作为无神论者、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激进批评者、自由精神之友，这位最不循规蹈矩的思想家自然会对左派产生吸引力。许多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把革命的行动主义归功于他，他是先锋派的宠儿，是波西米亚人的导师。在另一方面，尼采蔑视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他认为二者是基督教奴隶道德的谬种流传，教人们顺从、平等和平庸。他鼓吹人的不平等，他的话可以用来替帝国主义、专制主义以及战争张目。贝尼托·墨索里尼从左翼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了尼采的影响；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对他大加赞赏，虽说他们也误解了他，但是，真正了解尼采著述的人都发现，这种看法的是极度荒唐的。
2.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
生平；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在摩拉维亚州弗赖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犹太人，原名西吉斯蒙德，17岁时改名西各蒙德。弗洛伊德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掌握法文和英文。他是欧洲重要的神经病学家之一，弗洛伊德博学多才，精通古典文学，对本国和别国的文学名著涉猎颇广，对希腊神话极为熟知。其代表作为《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及《图腾与禁忌》等。
弗洛伊德是20世纪世界名人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他因此成为心理学领域的新学派—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人类行为学方面提出了不少革命性的、颇有争议的观点。他还为治疗行为方面的疾病建立了一套新的体系。他的学说触及了传统心理学较为忽视的潜意识，扩大了心理学研究领域，加深了心理学研究的层次，以致他的学说在文学、医学、哲学等方面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世人常常认为弗洛伊德的最伟大发现是“潜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的研究认为，人的所有过失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所发生的。潜意识是一种思想冲动，它隐秘地活动于我们心灵深处，却不为我们所觉察，过失乃是在潜意识支配下的行动，反过来也可以说，过失的发生表明在人的心灵深入有一种隐藏的、潜在的一是在活动着，这种潜意识的活动人自己是不自觉地、无意识的。弗洛伊德的研究还得出，不仅过失有潜意识的根据，而且人的正确行为也有潜意识隐秘于后，只是未曾获得表现的机会罢了。
《梦的解析》问世，标志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初步形成，他认为精神生活的意识部分好比露在海洋上冰山的小小峰顶，而无意识或潜意识就像海洋底下那看不见的巨大冰块，并且自认为他就是要探究洋面底下的那个巨大冰块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产生及其最初发展，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就是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背景。犹太人颇具理智素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是遭人歧视的少数民族，在情感上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战胜那些阻碍它解放和自由的黑暗的、不合理的力量。而要战胜它，就得研究其产生的根源，这种不合理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不可能从人的意识的这个狭小领域中去寻找其根源，这便是把弗洛伊德引向无意识领域的一个原因。其次，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奥匈帝国是一个腐朽不堪的机体，它政治上分裂，毫无前途。那些敏感的中产阶级以及知识阶层，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严重不满，另一方面，又无力与之抗争，不甘心投身于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于是便让自己的精神活动躲藏到无意识领域。
其理论的特色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精神分析主义认为：“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弗洛伊德一反以往心理学关于心理即意识的说法，明白提出无意识是主要的心理过程，而意识的心理过程不过是整个心灵活动的次要的方面。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哲学关于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样一种观点，为非理性主义又提供了理论的论证。其二，精神分析主义认为：“性的冲动，广义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第二讲
19世纪末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1.费边社会主义
有人把费边社会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中间派，1885年萧伯纳加入费边社。费边社成员深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更高级的形式，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梯。在早期阶段，费边社成员很务实，能够向工人阶级大声宣扬他们的主张。1887年11月13日费边社领导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游行，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此后，他们选择了通过议会来实现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其任务就是想政客们全面提供工人生活的事实，迫使他们承认社会立法的必要，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是费边社的成员在1909年提交的针对官方对济贫法所做的一次全面调查，报告认为，防止贫困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个体的责任。
在报告提交两年后，自由党政府促使《国民保险法案》通过。此法案以德国制度为篮板，允许政府管理和分配一笔资金作为失业保险金，为了支付这笔资金以及不断上涨的其他政府开支，就在这一年，议会同意征收所得税，二百年来这在国会还是头一回。但是在这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倾向工联主义的产业工人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费边社成员自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因此招致了英国及法国工会领袖的鄙视，说他们喜欢争论胜过喜欢劳工运动的实际工作。然而，从1871年到1906年，费边社的确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工会得到法律承认和获得罢工的权利，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但它是逐渐到来的，而不是通过一场大革命一蹴而就的。议会民主制和其他自治机制将确保它被和平采纳。费边社极力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1914年以前）希望郡和区成立的政务委员会能够拥有和经营大部分工业。他们把公有制当做万应灵药，认为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地主和资本家就能增加公认的分量并带来物质繁荣。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1）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在1890年取得合法地位之后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也是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曾经召开多次国际代表大会，至1914年，其成员有一千二百万。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工会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他们接受了以和平民主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第二国际的会议上，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并依据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理论，鼓吹社会主义的到来时不可避免的。与费边社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步一步来临的，他们在等待资本主义制度一下子崩溃的伟大日子，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拒绝在政府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群众组织，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其领导人是一些受过教育很有才干的德国人，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与法国和英国工会活动价不同，德国工会活动家吧社会民主党当做他们的政治援手。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存在一场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论，即“改良还是革命”。在19世纪90年代末，伯恩施坦选择了前者，其方式似乎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引发了一场风暴。伯恩施坦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落、无产阶级苦难加重的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产阶级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不是更糟；阶级斗争有所缓和而不是越来越尖锐。伯恩施坦的结论使他的立场接近于英国费边社。他声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步让位于民主组织。”
既然有了政治民主，就有可能通过投票而不是街垒战来建立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对此深信不疑，就像其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过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场胜利会忽然到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法兼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保持无产阶级精神指导胜利的那一天。陷入妥协争执之中将会削弱阶级意识。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伯恩施坦的渐进思想和阶级合作主张，但他们却相信通过法律、民主、议会手段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2）法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样因为派系纷争而分崩离析。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他们设法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争论属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和儒勒•盖德展开的交锋。饶勒斯与英国费边社一样，他认为如果能以参与政治（在左翼共和派领导的政府中任职）的方式渗透到资产阶级阵地是件好事，因为资本主义政权将会一点点垮掉；可是如果不去占领它的前哨阵地，它又怎么能够垮掉呢。盖德与德国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一样，强调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在争论中盖德稍占上风，因此，与德国的同道一样，在1914年之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拒绝就任政府中的部长职位。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力量要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弱，但比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强，1914年该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六分之一的席位。
法国社会民主党还缺少团结，党内存在强大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如饶勒斯很多理理论更说明他是以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顶峰，汇合点，人类自文明以来创造的一切成果的遗产”。还有一些法国社会党人集成了蒲鲁东的“互助论”的衣钵，怀疑国家，倾向于地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烈推崇个体的自由。蒲鲁东的一位追随者让•夏尔-布伦毕生为地方分权主义而奋斗，他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认为治疗社会痼疾的办法是让人们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
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制的发展已经使革命成为时尚的手段，但是左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危险的异端。
（3）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长期的争论。经过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的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而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者在政治上主要信仰民粹主义，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独特的俄国村社制度上。早期俄国社会主义的三位领导人人别是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别林斯基，巴枯宁和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些俄国社会主义先驱在俄国村社中发现了蒲鲁东互助论的自然基础，并对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社会革命党就是民粹主义运动衍生出来的，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镇压了村设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莫斯科大学在1868年关闭。结果在70年代产生了青年理想主义者“到民间去”的朝圣运动。这次朝圣运动的失败是他们幻想破灭，知识青年由于绝望而出现了一波革命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演变成暴力，在1881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在反对民粹主义狂热行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欢迎。普列汉诺夫主张待民主革命的到来，理由是俄国只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会发生民主革命。1903年列宁提出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精英团体，训练他们去夺取政权。
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成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指导思想；这些政党在1914年前夕有了良好的组织，拥护者不断增多。但是在这些政党内部，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那么在民主政治和工联主义的时代，阶级斗争、革命和一举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成为过时的方案、通常给出的答案是；既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去采纳费边社的渐进主义和机会主义，但也不强调通过非法或密谋手段进行暴力革命。
3.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裂痕很深，让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采取政治行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还想继续使用国家政权来进行革命。而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则认为革命必须在国家政权之外进行，而且必须立即消灭这个恶魔，用自由公社的联合取代它。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大师那里学到的是，经济决定一切，代议制立法机构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掌握并将继续掌握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它粉碎为止。革命胜利之后，不再有国家或议会；纯粹自由的无产阶级社会将出现——政府根本不存在。
无政府主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究其本质而言，这些个人主义的激进分子没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其中相当多的人试图通过劝戒，或通过行动来煽动革命。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掀起一波暗杀浪潮，不仅让资产阶级而且也让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社会民主党人愤怒地谴责他们。从1880年到1901年，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俄国沙皇、美国总统、奥地利王后、意大利国王和法国总统；在20世纪前10年，他们的暗杀行动继续进行，被杀的人当中有俄国首相斯托雷平。1914年7月4日，一枚原本用于刺杀约翰•D.洛克菲勒的炸弹在纽约爆炸，三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
恐怖对象不仅限于大人物。曾用炸弹袭击下议院的法国著名恐怖分子拉瓦科尔，搞过好几次没有政治动机的谋杀。曾有一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火车站咖啡馆里扔了一颗炸弹，造成二人死亡，二十人受伤，这些人都是工人、小商店主和公务员，没有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
把无政府主义完全等同于这些骚乱分子是错误的，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是主张非暴力的。他认为，消灭国家需要很长一段时期，因为这需要人性发生基本的变化。
第五篇：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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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马立诚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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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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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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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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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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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对此表态。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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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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