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最终定稿）

第一篇：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作者：马立诚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老左”与“新左”呼唤“文革”，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又进“夹缝”；民主社会主义刚刚抬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杀声一片”；新儒家却在提倡尊孔子为全民导师……各种思潮的喧嚣与交锋正使中国进入“春秋时代”。喧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性声音被淹没，理性变革得不到积极推进。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

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

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

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

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

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新儒家要求以儒学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

1980年代中后期，海外新儒家陆续介绍进来，刺激并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继梁、熊、冯、贺之后的再生。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

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

经过一段时间起步、研究、撰述之后，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蒋庆不讳言，他这一套说法遭到“多数人激烈反对”。当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思潮也都不赞成蒋庆的主张。

民粹主义破坏性手段终将使民众受伤害

毛泽东曾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还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俄国革命相关，来自列宁的论述框架。

1999年，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说，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至于毛泽东，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过激。还有就是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是民粹主义。

胡绳还指出，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的观点遭到老左派公开抨击。

目前，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解释与研究，已经超越了俄国理论框架。有学者说，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民粹主义复兴高潮。前两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的激进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二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目前，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概括起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强调服从大众情绪，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合法性存在于群众运动之中。

二是反对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

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认为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五是诉诸街头运动，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多数人的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过去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大锅饭、平均分配、压制市场竞争、“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有民粹主义的浓重味道。

有学者说，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发明创造都是来自非知识阶层，指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把他们赶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等反智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社会转型期正是民粹主义高发期。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结、贫富分化等热点，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段时期以来，在老左派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老左派主张的“没收私营房地产商的房子和财产，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还有学者指出，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照法院的裁决办事，结果遭到网上痛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炮轰，以及轰动一时的“富人原罪论”，都是活生生的民粹主义案例。

网络已经成为充斥民粹主义话语的暴力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将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面，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民主的重要内容。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这并不是维护特权、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

（作者系政论家、文史学者）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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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马立诚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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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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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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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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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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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对此表态。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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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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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查看全文]

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

邓小平思想

第一个思潮是邓小平思想，我们生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我们平常在大学课堂里以及工作都有很多接触，我就概括地介绍一下。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官方提法叫总设计师）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他在中国学界里影响很大，他写过《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泾渭分明。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去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功劳，因此今天在座的诸位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延长线上。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查看全文]

老左派想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年龄比较偏大，老左派思想有一个特点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相始终，比如说最早的“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打击包产到户、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主张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同时还有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的通过，还有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一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那中国怎么会造成马宾所说的这种局面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农村要重新实行劳动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生活社会化。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这是马宾的主张。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他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另外乌有之乡现在的灵魂人物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他要求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专门开了一个会议“马宾著作座谈会”来助阵。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文革一开始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何等大无畏精神。张先生说：“我们中国是物欲肉欲至上，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要求解决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问题”。[查看全文]

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跟老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大学校园里。刚才我讲老左派或者一些跟随者是处在弱势群体里的一些人和思想非常保守的一些人。刚才我给大家念了一些老左派的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文章没有论证过程，上来就扣帽子，“你是汉奸”，为什么是汉奸没有论据。新左派完全不一样，北大巩献田教授是老左派，反对《物权法》。他给吴邦国写信，说不能通过这个，说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那怎么讲这句话？他说应该是在“国有财产”前面加“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提到国有财产时前面缺少一个帽子，即“神圣不可侵犯”。把国有财产和个人财产放到一块，就偏向个人，把国家财产地位给降低了。全国人大回答得很好，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如果公民个人财产不重视，不给平等保护，怎么能对得起人民。最后物权法通过了。

从老左派的说辞看，老说斯大林、苏维埃，新左派没有这个。新左派主要受西方当代新左派的影响。那么西方是否有老左派、新左派吗？有，西方老左派和中国老左派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十月革命，西方老左派拥护列宁、前苏联，认为苏联找到了人类的前途，后来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员大清洗，杀掉了很多人，大家对苏联有了一些看法，不太赞同苏联的做法，于是老左派在西方就消沉了。也就是说在苏联那么多血泪、暴行面前站不住脚。后来新左派起来了，那么西方的新左派有什么观点？没有保卫苏维埃一说，而是：一反对资本，说资本奴役着我们，我们任何人跟资本对抗不了。二是反对大公司，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就写了《论新左派》，反对大公司，认为大公司是主宰我们命运的，我们谁也抵抗不了大公司。所以中国现在的新左派提出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WTO、反对全球化，这个跟中国的老左派有区别，而且新左派写文章基本上比较西化。大学是新左派主要市场，美国也是，因为大学里容易脱离实际。若到金融界、公司、企业说反对资本肯定是不行的。大学里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反对这个社会，装成是社会的监督者。

新左派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个观察是比较理性的，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一篇名文《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大民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对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查看全文]

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

第四种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跟邓小平思想有一个蜜月期，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口号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打破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思想禁锢，呼唤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提法也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张，也是当时邓小

平的立场，但随着反自由化运动和精神污染运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分道扬镳，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显然是被清理的对象。后来在1990、1991、1992年邓小平主张受到抵制，中国左倾思潮回头，邓小平不得不发动南巡提出市场经济并且支持个体经济发展时，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在1992年再度携手，有了第二个蜜月期。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抵制市场经济的，主张计划经济的，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的命运蛮有意思，追溯得最早一点是北京大学的严复所提出的，严复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自由》，跟严复同时期的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包括后来的顾准等人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

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有一篇文章写“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引用的是英国18世纪首相一句话。是说我这个房子很破，很小，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国王的千军万马要在我的房子面前止步，因为这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主张宪政、民主政治。李慎之先生给《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作序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 [查看全文]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

我曾在上海买了两个钱包，一个钱包上写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外一个钱包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这里面曲折的表达了民族情绪。民族主义主要是非理性，是以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忠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另外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外壳，没有内容，因此容易被人利用。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个联合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但现在没有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没有必要了。民族主义的边界和国家边界相重合。现在过分的鼓吹民族主义，岂不是帮助赞成疆独吗？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各种各样的，是一把双刃剑。

现今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过去中国长期积弱到今天发展起来的一种亢奋状态，同时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是虚伪的，比如克林顿到北大演讲一个女学生给克林顿出难题，把自己的“爱国”炫耀一番，之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前后逻辑不能一以贯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表演扔瓶子是想使自己在毕业分配时处于最优势地位吗？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的福音。[查看全文]

民粹主义认为穷人是对的，富人是错的第六种是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有五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极端贫民主义，以穷人是非为是非，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民粹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否定精英的作用；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叫做大民主；三是要求结果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民粹主义更注重的是均平富。同样是人，他那么富，我这么穷，这就太不公平了，这是民粹主义典型的经济主张和经济要求；四是道德至上，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五是诉诸暴力，民粹主义主张暴力，民粹主义还特别的看重、崇拜那些魅力型领导人。

今天中国民粹在抬头。刚才我说的老左派很多做法是煽动民粹，通过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刺激中国的民粹，由此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热，这说明民粹在中国正在崛起。一个著名作家说文革好，文革打倒权威，都是打倒有权有钱的人，不打倒他们我们这些穷小子就起不来。最近炮打茅于轼就是民粹言论，说茅芋轼为富人说话，但他是替民营资本家受到国企排挤才给他们说话，但就是不行，被骂为“汉奸”“王八蛋”“老不死”“老狗”。最近还有全国28省声讨茅于轼，这个是左派策划的，目的是煽动民粹。

还有“富人原罪论”，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有人发表文章说，要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另外网络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话语暴力场。贵州一个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杀当官的，我就举双手赞成”。包括杨佳被判，虽然程序上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杨佳杀人被判死刑不存在问题。网上说“杨佳是英雄、大侠、刀客等”，这也是民粹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精英主义，邓小平是主张精英主义的。中国改革和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在社会意识层面、社会结构变化里，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保障。当然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里也是鱼龙混杂，营私者很多。当精英联手维护自己的权力走向特权和腐败时，精英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起来再度打倒精英。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比如最近20年中国出现了对英国改革道路的赞誉。英国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但总体来说跟法国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是渐进的。中国的精英界更多是选取英国道路，而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是不好的。但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推动变革，最后民粹就会起来。[查看全文]

新儒家提倡用“尧舜禹”替换马克思主义

第七是新儒家思潮。美国、台湾、香港的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

三、杜维明主张提高道德：“吾日三省吾身”，一定要往圣人的方向努力。第二，海外新儒家一致赞成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且他们认为儒家里面谈这个谈得很少，应该从儒家里进行变革。大陆新儒家蒋庆说海外新儒家主张道德等于是自己躲墙角自杀，只讲自己的道德能怎么样？别人就问你要怎么样，蒋庆们说最重要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儒家手中，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改成为尧舜禹，公务员考试考六经，最主要的是《易经》、《尚书》、《诗经》，脱离开六经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他说“政治儒家”。“中国必须回到六经轨道上，这样政权才有合法性，否则任何政权都没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国情”蒋庆直言。

康晓光说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儒教，当然康晓光认为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不象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热爱、向往？他赞成用刚才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来救中国，他提出儒教救中国，主张实行仁政。[查看全文]

民主社会主义以“公众是否幸福”为目标，反对暴力

第八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主要是恩格斯的一句话形成了两批学生。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期著作一直是这样的。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文章恩格斯说“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取的一切阵地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结果在恩格斯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为两波人，一拨人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主张赞成恩格斯的主要手段和意见，放弃暴力革命，和平展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表明他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手段已经分手。再一拨人是列宁，他坚持暴力夺取政权。

社会党主张主要有几条：一条是把经济蛋糕做大。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如法国17%是国企。二是主张支持私有制，这和邓小平思想一致，它提倡保护私人产权。三是政治上主张实行宪政民主，特别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社会团体活动，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赞成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新闻自由，司法完全独立。四是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最有名的是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墓地一直保障，从儿童的生存权利一直到养老保障。英国、丹麦那样的社会保障达到了百分之百。荷兰、挪威、瑞典社会保障面超过百分之一百，中国的社会保障面也就是40%多。

刚才我谈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社会党这样说自己：“我们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工人、农民、青年大家一听这些话，都是社会主义的话，浓浓的社会主义的味儿。这不是美国，美国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本事。” [查看全文]

第四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定稿）

浅析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105班 魏鹏 2010220872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我们应本着批判和借鉴想结合的原则关注它、研究它，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结合的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标志着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它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巅峰。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自命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并不很多，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后现代主义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后现代的生存》中阐述：后现代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许多迹象表明，这种状态“正在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国社会”。

由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复杂、特殊的传统，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后工业西方社会奠定了后现代想象的基础，而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过渡的中国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进入，则应本着批判与借鉴的原则，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融合的和谐社会。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它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结论，否认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

2.解构现代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首先，后现代主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其次，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

3.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一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

二、后现代主义的正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思潮，它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和反思，对科学与文明的审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

1.倡导多元论，尊重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张扬科学的怀疑精神。在知识领域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理性、本质和普遍绝对真理的信仰，反对直线进步的价值观，提倡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拒绝一切普遍主义的社会方案，主张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拒绝任何囊括世界历史全部内容的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差异，学会宽容。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书 本，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力倡导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其目的就在于对抗形而上学的同性总体化、极权化的僵化的理论模式。

2.倡导创造性。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人。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核心是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基于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力倡导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有价值的世界观，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创建生活的价值意义，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创造多样性、有差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3.力主平等。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二元论、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文思和批判，指出：现代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二元论，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强调男性主义，实际是强调人与人的不平等，证明人对自然的优越性，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为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正在极速变化的信息化和高品化的高科技社会。

在全球化的今天，处在跨国文化的语境中的中国，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提倡创造性和平等，从而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以创建和谐富足的社会。

三、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历控拆，对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优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①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文化传承的弱化，和文化自信的削弱。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经典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精神危机和道德失落的情况下，这种消解主义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最后一点，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既有促使大众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的积极一面，也有影响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生成的消极一面。民族精神表现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情感、信念与责任，而情感、信念与责任等都建立在对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情感，使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弱化。

当代的社会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人们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元的选择。他们既希望得到国家和他人的帮助，又不希望受到国家和他人的干扰。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由于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过分推崇，容易淡化对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渗透于宽松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地同化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大众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她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对于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要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切忌把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今现实生活中，应做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从而推陈出新，不断创新。

因此，在中国国情下，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张国清.《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4): 10,P65.【参考文献】

[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2.[3] 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4] 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第五篇：交锋三十年 读后感

《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读后感

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不少“亲历、亲闻、亲眼见证”的“三亲”著作。大学以来，喜欢上了凤凰卫视，喜欢它的真实、深刻、简约不简单。因此一知道本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立刻毫不犹豫拜读了起来。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08年，这是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马立诚先生，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先生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稳步向前发展，国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线索呢？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改变。大到斗转星移，一个国家名族的盛衰兴亡，小到每个人的改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塑造下，已经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多元化。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马先生认为，凡做事贯穿适中的一条主线。在西方国家，左是激进的代名词，右翼执政，左翼只能成为提倡社会改革的激进派；而到了中国，一些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共产党长期执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经济改革的激进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左与西方的左是什么关系，说白了，中国的左在西方叫做极左，中国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国的资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国的左右交锋，其实主要是激进与保守的争锋。激进的是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场，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反对现有市场弊病的成为激进，要求维护现有市场政策的成为保守。中国的左与右，保守与激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太多的中国特色，实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为我们的党是人民党，这两派共存于一个党内，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哪一方才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会有不同的认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分化，新兴的民族资本者与中国的廉价劳力都被称作“人民”。

在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而在今天，众生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异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渐成为了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

改革都是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思即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利调整开始的，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为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马先生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时至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专门报道。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少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作者本人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闹

得

脸

红

脖

子

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等港台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最后再来看作者的立场及论述手法。春秋笔法，在褒善扬恶，我承认本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书中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对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见不到半点儿恶语，却把对手“丑恶”暴露无遗。都说文心周纳，此话看来不假。作者唯恐给对手作免费宣传，除了为问题展开不得不点出对方名字之外，从不肯浪费一笔一划指出名字来。与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阵营人士出现，介绍的详详细细，生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宁可写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宁可不惮其烦点到“蛇口**”参与者，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宁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杨炼这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士，却不肯指明到底是谁在反对“星星美展”，谁在抵抗私营经济，哪个又在挑战邓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龙凤，反对派和质疑者全是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经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后来转变过来。作为同一阵营之内，作者显然并不满意竹立家先生当时的消极情绪，于是一开始就引用他的话说：“我从不看电视，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随后又讽刺道：从不看电视的竹立家却知晓天下事。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处欲扬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称之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顽固而又无处不在的阴谋力量。改革者步履维艰，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左派无时不刻搞着破坏改革开放的阴谋，像一个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势力。正像作者为吴敬琏辩护一样，左派以往的正直正义光明形象完全改观！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赵紫阳、孙长江、袁庚、刘心武、朦胧诗作者群等等对旧有一切的冲击是毫无疑义、完全合法；而左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说道：我真不知左派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战最高权威。殊不知当年改革者正是从挑战权威开始的。

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正在中国舞台上不断地闪现着，书写着共和国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过去了，期间有人在开创，有人在记录，我们正踩在前人的脚印上学习。以史为鉴，学着总结，学着创造，学着拥抱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