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交锋读书笔记

第一篇：文明的交锋读书笔记

《文明的交锋》读后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我选择的书目是《文明的交锋》，本书的作者乔治·林奇是来自英国的战地记者，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记下了随军进京的所见所闻，集成了此书。

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一点是：他并不是被派来中国的，而是自愿来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来到中国记录这场战争呢？

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对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列强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这次战争的正义性。其一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使领馆，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侵犯了使馆，毁坏了财产，还杀了外国人，应当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一条是好理解的，换做是我们，虽然不至于发动战争，但也免不了要进行谴责和抗议。其二是：西洋国家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有义务和责任去晓谕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设法改进他们的野蛮状态。这一条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荒谬的，但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却颇受赞同。于是基于“正义性”，这场战争打响了。但当作者和其他一些西方人了解到他们的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在这场号称“正义”的战争中的野蛮表现时，产生了疑问：中国政府要遵守有关战时行为与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则，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就不应当遵守吗？就西方军队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蛮表现来看，西方文明真的比东方文明先进吗？于是他决定亲自来中国寻找事情的真相。就这点来看，作者并没有民族的偏见，相反，他在努力从客观、平等的角度评价事件，这对

一个记者而非学者来说是难得可贵的。

本书中有几个方面让我感触深刻：

作者在本书的开始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评价。少年时代对艺术品莫名的崇拜，跟乡亲们一同嘲笑一位德国人（猜测是瓦格纳）的音乐粗野低俗，后来发现除了嘲笑自己当年的可笑，已经无法再笑了；后来在古巴经历了美西战争，身边的人议论着敌人的种种恶行，屠杀伤兵、凌辱死尸，但他亲自查看了伤员与尸体，发现一切只是谣传；在布尔战争中，在成为俘虏一段时间内，他更加了解到万事都有两面，只有兼听则明，“经验似一道拱门，让光亮照彻未知的世界”。我想这也是他选择来到中国的原因吧。两个民族相隔甚远，清朝又是实行闭关锁国，知之甚少，文明也截然不同。作为一个西方人，自然会以西方的文明尺度来衡量我们中国。他不想被蒙蔽于一面之词。如此看来，西方人在近代史上对我们做的一些事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大清朝把清朝以外视为蛮荒之地，把以外的人叫做蛮夷，而西方认为我们处于野蛮状态，需要先进的文明来改进。大家都是一旦发现非我族类，马上就给他们贴上野蛮愚昧的标签，只是对待难以理解的事物解决方式有不同，西方人显然更具有侵略性。我想当我们审视历史的时候，也要抛弃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偏见，当然有些事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错误的。

书中有作者对所看到的战争中的中国的描述，也让我印象深刻。“只是昏睡在英格兰的梦想中假如真的浮现出一幅幅真相影像，那将是什么样的梦魇呀！联军所经之处，一座座村庄化为一炬，一船船无助的苦

力死于河口，一群群父女为免受侮辱而投河自尽！西方残忍的十字军一路重复着暴君尼禄在古罗马所施过的暴行，像利刃直插北京的心脏，在皇宫汉白玉地面上践踏出一双双军靴的掌印！雄伟的城墙和碉楼弹痕累累，但屹立如故——恰如中华帝国，虽然低头，但并未崩溃——城头浮现出那位举世无双的奇女身影：中国的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对战争的描述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一段。作者将真实的场景与内心的感受相结合，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在西方残忍侵略下的中国。他不但没有美化西方军队，而且饱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同时坚信中国不会崩溃，正如他在本书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些难以理解的事物有时候会顽强的抵抗、坚决的存在，直到最终被理解，就如那个德国人和他的音乐。”从这段文字中，我认为他对慈禧太后是崇敬的，至少是尊敬的，而不是译者所言“他对清廷，尤其是对慈禧太后的评语，充满误解”。

书中的“翰林院之毁”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翰林院紧挨英国公使馆。在风朝着公使馆吹的那一天，中国人放火烧了整个翰林院。但翰林院着火后不久风向就变了，朝另一个方向吹去，再加上当时英国人的努力，使得火势并未向公使馆蔓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先人的抵抗外敌的决心感到自豪，为把外国侵略者驱逐出境，先人们愿意付出这所独一无二的翰林院作为代价；但同样也有一种可悲的感觉，翰林院中藏有中国近五千年积累下来的珍贵的书籍资料，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可以将翰林院烧毁，将民族的文化放弃，又该站在何种立场指责外国人洗劫了紫禁城，火烧了圆明园呢？我想只有我们国人更加珍重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要求其他民族的人尊重我们的文化。

当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西方列强的确作为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轻视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书中关于“强盗拍卖赃物”的描述让我感到愤慨。两匹上好的绸缎四元便成交，原本价值100英镑的衣服以20元成交··比起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些新奇的东西往往出价更高。人们在谈笑中竞拍，更准确的说是公然的系统化的掠夺，每件物品都已极低的价格起价，最后以极低的价格成交。面对外国人如此的蔑视，我想不仅是中国人，任何重视文化的人都会感到愤怒。作者在描述这部分时也表达了他的愤怒，“无耻地”、“这场远征中国事件是皮耶罗时代之后最大的抢劫之旅”·当然，他对英国军队的行为几笔带过，甚至在某些方面赞美了英军，这的确是不太公正、客观的。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作为弱者，即使再不公平，我们也没有发言的立场，更不要说改变局势。只有我们我们国家自己强大起来，才有言语权与行动权。

书中还有对义和团的描写，使我在教科书之外了解到了更加具体生动的历史。在一位中国文人川生的记述中我看到了义和团的另一面。“他们经过时碰到两个怀抱婴儿的女教徒，就在他们要对这两个教徒进行行凶时，我的悲哀让我无法承受眼看着她们死去··我在主街上看到几具尸体，听说是被义和团杀死的。”“义和团在放火烧门外大栅栏的药铺··他们说火只会烧到他们想烧的房子，不会危及其余··但是另外两三家也开始着火了，义和团在黄纸上写下符咒，声称他们把符咒贴在哪

里，哪里的火就会灭掉··几分钟后，火势蔓延开来··一个男人试图用污水灭火，这下义和团有了借口。他们说污水触怒了火神爷，因此大伙才会殃及无辜店铺。“最近义和团获得了随心所欲杀人的能力，在路上”

看到任何他们厌恶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会就地杀掉。”

第二篇：交锋三十年 读后感

《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读后感

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不少“亲历、亲闻、亲眼见证”的“三亲”著作。大学以来，喜欢上了凤凰卫视，喜欢它的真实、深刻、简约不简单。因此一知道本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立刻毫不犹豫拜读了起来。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08年，这是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马立诚先生，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先生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稳步向前发展，国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线索呢？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改变。大到斗转星移，一个国家名族的盛衰兴亡，小到每个人的改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塑造下，已经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多元化。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马先生认为，凡做事贯穿适中的一条主线。在西方国家，左是激进的代名词，右翼执政，左翼只能成为提倡社会改革的激进派；而到了中国，一些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共产党长期执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经济改革的激进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左与西方的左是什么关系，说白了，中国的左在西方叫做极左，中国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国的资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国的左右交锋，其实主要是激进与保守的争锋。激进的是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场，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反对现有市场弊病的成为激进，要求维护现有市场政策的成为保守。中国的左与右，保守与激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太多的中国特色，实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为我们的党是人民党，这两派共存于一个党内，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哪一方才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会有不同的认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分化，新兴的民族资本者与中国的廉价劳力都被称作“人民”。

在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而在今天，众生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异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渐成为了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

改革都是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思即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利调整开始的，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为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马先生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时至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专门报道。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少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作者本人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闹

得

脸

红

脖

子

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等港台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最后再来看作者的立场及论述手法。春秋笔法，在褒善扬恶，我承认本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书中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对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见不到半点儿恶语，却把对手“丑恶”暴露无遗。都说文心周纳，此话看来不假。作者唯恐给对手作免费宣传，除了为问题展开不得不点出对方名字之外，从不肯浪费一笔一划指出名字来。与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阵营人士出现，介绍的详详细细，生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宁可写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宁可不惮其烦点到“蛇口**”参与者，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宁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杨炼这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士，却不肯指明到底是谁在反对“星星美展”，谁在抵抗私营经济，哪个又在挑战邓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龙凤，反对派和质疑者全是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经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后来转变过来。作为同一阵营之内，作者显然并不满意竹立家先生当时的消极情绪，于是一开始就引用他的话说：“我从不看电视，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随后又讽刺道：从不看电视的竹立家却知晓天下事。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处欲扬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称之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顽固而又无处不在的阴谋力量。改革者步履维艰，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左派无时不刻搞着破坏改革开放的阴谋，像一个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势力。正像作者为吴敬琏辩护一样，左派以往的正直正义光明形象完全改观！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赵紫阳、孙长江、袁庚、刘心武、朦胧诗作者群等等对旧有一切的冲击是毫无疑义、完全合法；而左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说道：我真不知左派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战最高权威。殊不知当年改革者正是从挑战权威开始的。

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正在中国舞台上不断地闪现着，书写着共和国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过去了，期间有人在开创，有人在记录，我们正踩在前人的脚印上学习。以史为鉴，学着总结，学着创造，学着拥抱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第三篇：交锋三十年读后感

1978年至2008年，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立诚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很多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很可能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马立诚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事闹得脸红脖子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情操低下，革命意识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重唱30年代的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典型的批评就是：“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在人人喊打的氛围中，《北京晚报》于1980年7月28日发表文章说，《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鼓舞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歌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恋》的争论发生了。

《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由于这首歌温情款款，又使用了轻声、气声，有些人就将其归入“低、慢、弱、软”的港台流行歌曲一类，说“格调低下”，是“黄色歌曲”。长达一年多报刊上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乐器的伴奏等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展开“杀气腾腾”的围攻。李谷一也被要求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唱，李情绪激动地说：“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在怎么学？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为什么用？我想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全中国付出鲜血的代价，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这是表达感情的需要。我唱的歌有歌颂领导的，有赞美军民关系的，有表现兄妹之情的，有歌唱祖国山河的„„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时代逐渐淡出。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

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将是未来中国舞台上不断的闪现者。

第四篇：《东方文明》读书笔记

《千年科举》读书报告

在写这篇读书报之前，我有必要对《千年科举》这本书以及作者李兵做一些大致的介绍。《千年科举》的作者李兵，为岳麓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科举史与书院史研究①。曾于2008年应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之邀，主讲《科举古今谈》。而《千年科举》就是这次电视学术讲座的讲稿，以专题的形式讲述科举千年历史，图文并茂，增强了读者的感性认识②。

了解了这本书及作者的后，接下来我就对书中几个问题做一些总结及探讨。

一．盘点历史上部分名人志士们的科举经历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之久（公元605-1905），那么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势必是巨大的。在科举的道路上，当然存在着古代大批知识分子不可磨灭的印记，就让我先来盘点一些名人们的科举经历吧。

王维，凭借着出众的才华以及在上流社会中的良好人际关系，接连考中了京兆府解试的解元以及进士科考试的状元，成为唐代著名诗人中极少有的状元③。

陈子昂，摔添加古琴而名声鹊起，得到达官贵人们的赏识，于公元684年考中进士④。

白居易，通过行卷得到赏识，并在29岁时以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⑤。

杜甫，多次行卷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参加进士科考试亦名落孙山，一生科举之路极具坎坷⑥。

唐寅，因涉嫌科举考试作弊而被革除功名，终生不被录用⑦。

张謇，因冒籍参加考试而被受尽凌辱，后发奋读书，于光绪二十年殿试一举夺魁⑧。

从历史上这些名人们的科举经历中，我们可看出科举考试能够选拔出一定的人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正性。然而，科举制度并非完全公正与科学，它也埋没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暴露出不少的弊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分析科举制度的好处与弊端。

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好处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必然具有它的优势。

在探究科举制度好处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科举制度实行前的中国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上古时代，联盟通过禅让选拔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推荐，另一个是考察。这种选拔方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容易导致人才的埋没。到了夏商周时代，人才选拔方式采用的是世卿世禄。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唯一标准的待遇制度，导致了官位的垄断。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壮大实力，纷纷招贤纳士。这些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都只是统治者依据个人的设想进行的，并无形成严格、规范的制度。直至西汉时期，中国古代才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文官选拔制度，即察举制⑨。察举的确能相当有效地选拔出人才，如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等人都是通过察举选拔出来的。但察举的弊端也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主要表现为推荐范围的局限性以及不公正性易导致权力的垄断，而在操作过程中又难以形成客观的、可操作性的衡量指标，这是察举制的致命缺陷。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社会呼唤着一种新的更具操作性、客观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那就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实施的科举选拔制度。隋代正式确立进士科举，在允许自由报考的基础上，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与否的关键。在从此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无论考生的出生贵贱、贫富，只要答卷能让主考官满意，考生就有可能被录取，这是科举制度公正性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它能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却能始终沿袭下来的基础。科举制度的实行，为1300多年以来广大读书人想要实现做官的理想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是空前伟大的，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

三．不同时期科举制度的各种弊端

相较于隋唐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显露出了他不少的优越性和公正性。然而，尽管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踏上仕途做官的机会，但这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并非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的。历史上有不少仁人志士在科举制度下被埋没，只能空叹报国无门。

在隋唐科举的初创时期，推荐制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与科举制并存，其中以通榜与行卷制度为典型。这种制度虽然选拔出了王维，白居易等一批人才，但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导致了读书人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荐者，而并不仅仅是由考试决定的，这使科举的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陈子昂摔天价古琴从而实现科举梦想一事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普通读书人想要获得推荐，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是很难得，并非仅仅有了才华就能得到推荐。在这种制度下，很多读书人都不能平等的参加科举考试，也就导致了不少人才的埋没，如杜甫感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即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效的推荐，导致了杜甫科举的失败。

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终于允许了读书人自由报考，而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但即便如此，并非所有报考的人都能到京城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因为按照科举制度的规定，正式的科举考试指乡试，会试，殿试，而在此之前每个考生都需参加童试，即官学的入学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三个阶段。但由于县试和府试的考场环境条件参差不齐，加之考场纪律的松弛程度不一，不同地区的录取名额有所差异，导致这时的科举公正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实际上，尽管县试、府试的制度并不完善，但从整体上不会影响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因为大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是能通过这些考试的。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为八股文。即便在如今，我们只要一提到科举，就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八股，因为八股在历史上本身就充满争议性，也暴露了不少弊端。接下来，就让我来探讨分析八股文的功与过。

四．论明清八股的功用与弊端

八股文真正形成于明代，后发展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最主要文体。历史上，八股文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那八股文是否又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一文不值呢？八股文又怎能在明清时期一直被沿用500多年呢？

单纯从文学或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八股文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周作人⑩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八股文有很高的评价：“八股文是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

而从政治功用而言，八股文极好的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这就要求了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八股文可用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除此之外，八股文固定的格式，不仅能提高阅卷者的效率，而且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符合科举考试追求公正性的需求。

尽管八股文有如此功用，但从明朝后期开始，人们对八股文的批评就愈加频繁与严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八股文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内容上于形式上。内容上，八股文要求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且需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而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⑾，这就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而且，八股取士在选拔少量文官的同时，却诱使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专研这种应试文体，耗费了无数读书人的时间与精力。形式上，八股文的题目要求只能选取“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或几句话，而为了避免命题的重复，考官们往往会耗费心思命出“截搭题”“割裂题”，加大了考生破题的难度，使得八股文更像一种文字游戏，很难达到考察读书人真实水平的目的。

五．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对国内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朝鲜、越南等国模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也都在自己国内长期实行科举制度选拔文官。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威尔·杜兰⑿在《世界文明史》中如此写道：“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文明相媲美。然而，西方文官制度并非完全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而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精华，即考试的公平竞争和择优选择的方法。但它并没有像中国科举制度一样用死板的古典知识去考察读书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一大创举，对于这样的创举，我们应当公正客观地去评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所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老的制度。”

注：①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

②据《千年科举》引子记载。

③据《集异记》以及《千年科举》第一章记载。

④据《独异志》记载，后《唐诗纪事》也转引了改则故事。

⑤《幽闲鼓吹》以及《白居易集》都有白居易行卷的相关记载。

⑥《千年科举》第一章中杜甫行卷的相关描述。

⑦⑧于《千年科举》中均有记载

⑨这段时期内的各种制度于《千年科举》第一章中均有记载。

⑩周作人，现代著名文学家。

⑾摘自《千年科举》第六章。

⑿威尔·杜兰，美国著名学者。

第五篇：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作者：马立诚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老左”与“新左”呼唤“文革”，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又进“夹缝”；民主社会主义刚刚抬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杀声一片”；新儒家却在提倡尊孔子为全民导师……各种思潮的喧嚣与交锋正使中国进入“春秋时代”。喧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性声音被淹没，理性变革得不到积极推进。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

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

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

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

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

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新儒家要求以儒学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

1980年代中后期，海外新儒家陆续介绍进来，刺激并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继梁、熊、冯、贺之后的再生。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

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

经过一段时间起步、研究、撰述之后，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蒋庆不讳言，他这一套说法遭到“多数人激烈反对”。当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思潮也都不赞成蒋庆的主张。

民粹主义破坏性手段终将使民众受伤害

毛泽东曾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还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俄国革命相关，来自列宁的论述框架。

1999年，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说，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至于毛泽东，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过激。还有就是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是民粹主义。

胡绳还指出，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的观点遭到老左派公开抨击。

目前，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解释与研究，已经超越了俄国理论框架。有学者说，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民粹主义复兴高潮。前两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的激进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二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目前，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概括起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强调服从大众情绪，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合法性存在于群众运动之中。

二是反对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

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认为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五是诉诸街头运动，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多数人的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过去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大锅饭、平均分配、压制市场竞争、“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有民粹主义的浓重味道。

有学者说，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发明创造都是来自非知识阶层，指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把他们赶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等反智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社会转型期正是民粹主义高发期。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结、贫富分化等热点，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段时期以来，在老左派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老左派主张的“没收私营房地产商的房子和财产，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还有学者指出，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照法院的裁决办事，结果遭到网上痛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炮轰，以及轰动一时的“富人原罪论”，都是活生生的民粹主义案例。

网络已经成为充斥民粹主义话语的暴力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将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面，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民主的重要内容。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这并不是维护特权、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

（作者系政论家、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