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第二篇：疯癫与文明 福柯分析
疯癫与文明
这对我来讲不是一本好读的书，福柯用了大量哲学般的抽象概念去阐述他关于疯癫的认识而又没有试图去给它定位。它并不单纯是一部关于疯癫的历史，毋宁说是围着着疯癫而串联起来的林林总总的历史场景（绘画、文学、展览、政治、医学、宗教、经济、精神病院等等）及其分析。在阅读本书时，我认为不能照旧有的观念只把疯癫当做一种精神疾病或者其他异常、特殊的社会问题，而是当做一种现象，跟随福柯去追寻这种现象从15世纪到19世纪人们对其的界定和认识的演变，从而对疯癫有全新的认识角度。
在十五世纪，人们把疯癫当做一种世界神秘力量、一种无法言说的可怕而由充满吸引力的存在。在文学作品和艺术绘画中，疯癫的形象（比如半人半兽、猫头昆虫）被用来揭示那时人们心中无名的狂暴和疯癫，它引领一切人类的弱点。这开始的时候，疯癫多少有点反禁锢、反正统的感觉，所以他提到这时候文学作品、戏剧中出现大量疯癫形象（如堂吉诃德）。渐渐地疯癫开始被认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的，是每个人身上可能多少都存在的状态。比如，自恋——正是人在对自身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的疯癫（人依恋自身，以至于一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自恋让人盲目，盲目就变得愚蠢，所以他说「自恋是疯癫的一个症状」。
再到17世纪，人们开始把疯人和穷人、游手好闲者关押在一起，实行「大禁闭」，认为他们都属于一类人——没有劳动价值的“社会垃圾”。把穷人也包括在内是因为当时认为贫穷的普遍根源是纪律松散、道德败坏，需要进行教育和改造。这种禁闭制度，标志着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认识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问题。如果说在15世纪的古典社会，人们对疯癫的感情保持中立（只是弱点），这时候就开始划出一条界线，城市的发展，对秩序的要求，使理性开始对疯癫进行统治，禁闭意味着隔离与驱逐。
关这些“社会垃圾”的总医院，就好像一个遮羞布，把城市无用的、见不得光的、有违社会秩序的群体藏匿起来了(被禁闭的人也包括道德败坏者、放荡的不孝子孙、亵渎神明的人以及自由思想者等)，但是有一个例外——不需要遮羞，反而是展览——就是疯人。其他的非理性都藏匿起来，却让疯人这个群体凸显出来。疯人被展示、成为景观，就成了怪物。怪物从词源上讲，就是被展示的东西。
写到这福柯分析了疯癫与激情的关系以及疯癫的各种呈现状态。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提到疯癫的论述话语：疯癫状态虽然是无意义的混乱，但是当我们考察它时，它会呈现完全有序的分类，是遵循某种明显逻辑而表达出来的语言。（如果看过《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会对此深有体会）。比如，一个人在睡梦中想象自己是玻璃做的，这很正常他没发疯。但是如果他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并得出自己易碎的结论，不能接触任何硬物、应该静止不动，那么他就是疯了。但是在假设成立的条件下（尽管是虚妄），他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时候疯癫（躁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疑病症）的认识，多少都局限于体液说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情绪、体质等认识。由于这种认识，人们医治疯癫的办法也是千奇百怪。如清洗法，进行换血、服用肥皂、用醋浸泡身体等，这样都是基于把疯癫当做物理机能的紊乱来进行改造治疗的。心理上的比如有戏剧表演法，支持病人的某种相信进行治疗。举例，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拒绝再吃任何东西，变得生命垂危，这时给他举行一场“死人”宴会，“死人”们都在吃喝很开心，于是他认为“死人”原来也可以吃东西呀，就开始吃喝，于是脱离生命垂危，恢复神志。
十八世纪末期对疯癫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疯癫长期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而英国崇尚商业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就成了滋生疯癫的沃土。“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入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趋从利益的法则。这种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
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第二种是认为疯癫是由于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产生的。皮内尔认为宗教事务因为本身的谵妄和幻觉性质而引发人们的谵妄和幻觉。第三种认为疯癫是由于感官太强以及思维都用于了思辨，劳心不劳力。“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另外，感受力上说，感情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疯癫就产生了。这三种认识，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疯癫视为原始堕落和神秘存在，而从人自身、环境、与他者的关系来考察它。
于是，被禁闭的群体也被重新划分了。在最初把穷人也列为需要禁闭的对象是基于贫穷源于道德败坏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工业进步，人们认识到贫穷和道德无关，是由于商品和金钱的匮乏，而人口本身可以创造财富，于是穷人得到解放。此后，对付道德离轨、家庭冲突、轻微放荡都尽可能少的实行禁闭。只有疯癫，对疯人的禁闭依然如故。疯癫越来越明显地被分离出来，成为理性审视和管制的对象。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地方来专门安置疯癫，专属的精神病院就诞生了。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完全独立，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不会去考虑头脑中的宗教崇拜或者政治意见，而是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产生的情绪亢奋。疯人被至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被视为未成年人丧失一切权利。自十八世纪末起，非理性的在理性的社会中很少有存在感地闪现了。
疯癫被文明认识的历史，也就是疯癫被清理被隔离被尝试各种方法对待的演进史。作者开拓了我们认识非理性的视角，拨开偏见、条分缕析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今天我们对待疯人的做法，有没有可能非常、相当不合适并且加剧了疯癫？思考太多会让思维陷入抽象，抽象就是脱离现实，所以想要远离躁狂、抑郁、歇斯底里等多种疯癫的呈现形式，只要放下思考就好了？对于复杂的精神宇宙，我们知道的太少。作者探讨问题的视角，让我重新洗刷了对疯癫和文明的认识。
最后，附上，魔鬼辞典里，对abnormal,的解释：
abnormal，adj．
Not conforming to standard．In matters of thought and conduct，to be independent is to be abnormal，to be abnormal is to be detested．Wherefore the lexicographer adviseth a striving toward the straiter[sic]resemblance of the Average Man than he hath to himsel~~Whoso attaineth thereto shall have peace，the prospect of death and the hope of Hell．
第三篇：卓越即疯癫
卓越即疯癫
作者：郝亚洲 出处：中欧商业评论 发布时间：2010-4-2
3关于马云领导力的思考与自我对话
每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深处分裂出来另一个自己，然后进行自我对话。网球也一样，隔网相对的永远是想象中的自己。因为，你要完全按照你的技术水准来制定战术，把对手纳入自己的轨道，用自己的方式将其击败。没有伙伴、没有教练、没有和外界的交流，甚至没有一个真实的对手，这是一项孤独但让人可以保持骄傲的运动。
我远远看到“他”在向“我”走来。和我穿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
“等了很久了吧？”
“没关系，你一直都这样。只有在我极度沉醉的时候才出现。”
“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在对面，也许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因为你要面对真实的痛苦。”
平凡和焦虑才是企业家常态
我：你注意到没有，网球是一项需要完全自我决策的运动。决策时间转瞬即逝，就像有人说的，现代经理人只有30秒的时间作决定。同时，网球也是一个自我隔离，心灵封闭的运动。做企业是不是也这样呢？企业家的心灵过程是复杂而不可感知的。就像做菜的时候，一般人只知道配料和比例，至于火候则是无法传达的。甚至包括做饭者当时的心态，也会对菜品产生影响，比如周星驰在《食神》中做的那碗“黯然销魂饭”。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品，评价的也只是“感知”而已。最糟糕的是，我们经常欺骗自己，将没有感知的视作不存在。
我觉得，企业家的孤独是超越世人之上的。
他：人是生而孤独，活于孤独，死于孤独的。中国有句老话，“高处不胜寒”。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的代价，就是承受更多无法倾诉的痛苦。企业家是很可怜的，因为当今中国对于商业成败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业绩。我最近一直在关注马云和阿里巴巴。当马云说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追捧，都在预期未来将证明马云的判断如何英明。但如果阿里巴巴在某一个时点出了问题，这些公开发表的言论又必将成为人们抨击马云的证据。此时，也许99%的媒体都会针对马云的所谓“错误判断”去批判，却不会去主动寻求马云作出判断的心理过程。话说回来了，企业家每一个决策中，示人的永远都是思维最表层的些许碎片而已。我：去年在杭州的阿里巴巴十周年庆典上，我们已经强烈感受到了马云“神”一样的光芒和力量。我所担心的就在这里。一个人或者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由内部或者外部环境某一个单方面的因素败坏所引发，而是因为内外的不匹配导致了失衡。人间没有“神”，但中国历史上的造神运动也不少，结果都显而易见。
他：我明白你的意思。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能决定自己最终的归宿。
我：但“本心”可以。
他：“本心”取决于自我认知和对天地认知的和谐，我不认为马云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也不认为中国有企业家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现在中国商业环境很不好。只要看一看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其“本心”是否成正比就能知道。
我：所以有些觉悟的企业家愿意去做“悟道”的事情。
他：做企业没有任何神话可言，创业初期的“冷遇”、“纠结”是必然的。人们永远不要被“故事”所迷惑。现在坊间都在流传马云在十几分钟内搞定孙正义，在阿里内部发了一封关于“过冬”的信，这些不过是被放大的片断。甚至出现了最近关于他大骂支付宝客户体验差的故事。你觉得这会是他做企业时的主流状态吗？
我：确实。记得张靓颖被邀请参加奥普拉的脱口秀时，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自己为什么选择唱歌。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经过一家音像店，立刻被里面传出的玛丽亚·凯丽的声音镇住了。她说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从此自己走上了歌唱之路。于是，这个看似神奇且令人向往的“故事”脱离了过程，被大众媒体放大，进而成为了“神话”。这样的神话对于公众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产生幸福的错觉。
他：不管是关于马云的创业神话，还是关于张靓颖的故事，都是人们对成功这个结果的阐释而非成功的原因。假如马云失败了，他和孙正义的几分钟会面很可能成为笑柄，至少不会被人记起。每天有无数小姑娘会被某个人的声音打动，她们却无法成为张靓颖。神话不是企业家的常态，比普通人承受更多的平凡、等待和焦虑才是。
马云只是“半疯”
我：现在社会上充斥了很多成功企业家大肆投资的故事，似乎他们不管做什么，懂不懂某个行业，都能有所成。比如很多人都说，马云不懂互联网，却成为了互联网的巨头。“看呀，谁说非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了？马云一点也不懂技术，不是照样成功了吗？”
他：马云在做阿里巴巴之前，在当时的外经贸部帮忙做网站，而且此前他一直对互联网有所接触，“黄页”不就是他和何一兵一起做的吗？做事情最终还是要遵循那个老理，不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所谓的不懂互联网，是指不懂互联网技术，而不是人们通常宣扬的概念。
外界总在说马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忽悠。靠嘴吃饭的人有两种：演说家和乞讨者。会说不会说，都在于我有一个做事情的姿态。十年前，马云招呼哥们儿几个做一个并不清晰的产业的时候，哥们儿对他的信任不是因为这张嘴，而是因为他有过相关的实践经历。马云是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没有理由不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再举一个例子。张朝阳回国创业的时候，只知道要在中国做互联网，但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他是没有思路的。可依然有人愿意给他投这笔钱，就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互联网的中国人。
我：有人问孙正义，你为什么把钱投给马云？孙正义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是个疯子。
他：我认为马云还没有达到“疯子”的境界，也许尚处于聪明人和疯子之间的状态，或者叫“半疯”吧。聪明人和疯子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聪明人做事情永远都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
他们最善于自我驯化。聪明人做事情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到位。疯子却完全不同，不按照常理出牌，完全按照自我构建的思维导图行事，往往和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冲突。这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理性的人让自己成为了制度的重复者，他们会活在当下。非理性者会被大众边缘化，视为“疯子”。可你发现没有，每一段新的历史都是由一两个疯子来书写的，只不过在教科书中，我们将其称为“英雄”或者“伟人”。
我：那你认为“疯子”是一个很高的思想状态了？
他：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我”，大部分人将其隐藏得很深。聪明的人可以很好地控制囚禁“自我”的那道闸门，我们称其为“潜意识”。疯子则正好相反，他们完全释放了内心的“自我”，但相应地，他们被这个社会囚禁。疯子的伟大就在于冲破当下现有的牢笼。而马云还远没有达到“疯子”的状态。
告别青春期
他：继续就阿里巴巴的问题说下去，你会发现自始至终，它都在探寻两个问题：领导力在哪里？客户价值在哪里？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什么是领导力，其次是谁拥有这个领导力。马云在几年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领导力就是“有眼光、有胸怀、有实力”。这是愿景、价值观和执行力的另一种表述。当初他坚持做电子商务，坚持做一个让商家们可以网上交易的平台，这就是愿景。此外还需要包容，我认为就是承认自己的弱点。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企业文化，蔡崇信、关明生、曾鸣的加入都是很好的证明。而对于执行力，一般人会解读为变理想为现实的能力，我却更看重这个过程中的执着。马云曾经拒绝过38个投资商，这足以说明他的执著。
你看到没有，愿景、价值观和执行力是一个闭环。愿景驱动了价值观，价值观带动了执行力，而执行力又反作用于你的愿景。
我：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马云当初所谓的back to China是一件决策很复杂、也很难为情的事情。
他：的确如此，中国人好面子，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但是，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必须要问自己：企业到底要做什么，优势在哪里，根基在哪里？如果没有当初的撤退，我想阿里巴巴早就被自大和虚妄杀死了。毛主席对林彪说过一句话，“我们今天大踏步后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
我：看了一些相关传记，我知道在阿里巴巴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关明生是一个关键人物。
他：有人甚至说，阿里巴巴明确价值观的时刻应该是关明生加盟的那一刻。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和大多数创业企业一样，一群激情男人、女人在一起，没事就喊个口号什么的，“今天你最红！”“每天都是新的征程！”现在的保险公司都这范儿。激情是最容易消退的，当它退去的时候，靠什么来维系团队呢？干劲十足的时候，什么矛盾都不是矛盾；困难出现，激情不再的时候，不是矛盾的事都有可能让一个团队散伙。关明生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一来阿里巴巴就把西方百年企业赖以生存的秘密拿了出来—构建价值观、明确使命、认定自我的价值。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几乎将阿里巴巴的草莽精神完全再造。准确地说，那是一次阿里灵魂的塑造。
我：随后，他又担当了《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饰演的解聘顾问的角色，对阿里巴巴进行全球大裁员。
他：企业和人的成长是一个路数，毕竟是人在做企业。所以，企业的成长就是心灵的成长。一个人在踏上理想之路的一刹那是兴奋激动、干劲十足的；随后看到了些许努力的回报，于是视觉开始产生误差：把依然遥远的目标看得近在眼前。内心的张狂无法掩饰，伺机宣泄。阿里巴巴当时的扩张就有些这样的症状。有一段时间，马云每天乐呵呵地带着公文包跑到香港去上班。这样的感觉，就好像你刚挣了点钱，就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不过，谁不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青春期问题呢？阿里巴巴的问题可能还算是小的。好像一个青春期的男生，如果刻意压制自己的冲动就会导致心理郁结。我觉得，做企业也好，做人也好，犯错误不怕，怕的是找不到纠正错误的方法。你不是喜欢看网球吗？费德勒就是一个压抑自己青春冲动的很好案例。
一个人的权力
我：在刚才提到“谁拥有这个领导力”的时候，是否在暗示阿里巴巴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他：领导力是什么？并不完全是一个企业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认为有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层面，就是如何获取领导者的地位。虽然说领导力并不是针对企业一把手而言。
我：如何获取领导者地位，岂不是和企业政治又挂上钩了吗？
他：企业政治没什么不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历史往往是一部个人史，企业史尤其如此。可能会有人研究优秀企业的基因组合、长盛不衰的机理，可是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源头在哪里？难道不是这个企业的创办者，以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领导者吗？企业意志反映出来的大部分是个人意志。有的商人从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糊口，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就觉得满足了。他的目的决定了他做企业的方式。
企业的成功往往是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也是一个人的失败。最终，权力都会在一个人的手中。现在挺立在公众视野里的“大佬”都是战斗过来的。假如他们在某一次斗争中失败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神话和故事出现了。所以，领导力最初就是体现在获得权力的能力。获得之后再去谈“影响力”。
我：你认为这是常态吗？明天马云一场重病，下不了床该怎么办？
他：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创始人如何从思维领袖向精神领袖转变。中国人至今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是企业应该为人而存在，还是人为企业而存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倾向于前者，这是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长久下来，组织的合法性就在于那个人的身上，功败垂成、旦夕祸福，都由一人包办。如果明天马云不能下床了，阿里巴巴依然可以活102岁，这才叫真牛。
做一个“侠”商
我：可能是梁羽生去世的影响吧，我又开始把武侠小说拿起来读了。在中国企业家里，公开宣称喜欢武侠的寥寥无几。我倒是有些忧虑。因为这意味着一种道义的缺失。
他：“侠”是什么？我认为两肋插刀是侠，义薄云天是侠，浪子回头是侠，遁隐山林是侠，信守承诺是侠，千里走单骑是侠，飞蛾扑火也是侠……“侠”是一种和正义、真情有关的精神。我们过去是缺少独立精神和羞于表达真感情的。企业家谈“侠”的意义在于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告诉大家，“侠”并不存在于金庸的十四部小说里，也不存在于我们对大刀王五的崇敬里，它是真真切切的人本关怀，并且可以为你带来经济效益。
我：那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侠”呢？
他：田伯光。一个将爱埋藏得很深的浪子，对朋友更是两肋插刀，而且敢于自我毁灭，就是为了一个誓言。
我：你的口味很变态。如果说现在祝福中国的企业家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他：最大的祝福就是保重身体了。他们的身体就是企业的未来。
第四篇：《东方文明》读书笔记
《千年科举》读书报告
在写这篇读书报之前，我有必要对《千年科举》这本书以及作者李兵做一些大致的介绍。《千年科举》的作者李兵，为岳麓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科举史与书院史研究①。曾于2008年应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之邀，主讲《科举古今谈》。而《千年科举》就是这次电视学术讲座的讲稿，以专题的形式讲述科举千年历史，图文并茂，增强了读者的感性认识②。
了解了这本书及作者的后，接下来我就对书中几个问题做一些总结及探讨。
一．盘点历史上部分名人志士们的科举经历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之久（公元605-1905），那么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势必是巨大的。在科举的道路上，当然存在着古代大批知识分子不可磨灭的印记，就让我先来盘点一些名人们的科举经历吧。
王维，凭借着出众的才华以及在上流社会中的良好人际关系，接连考中了京兆府解试的解元以及进士科考试的状元，成为唐代著名诗人中极少有的状元③。
陈子昂，摔添加古琴而名声鹊起，得到达官贵人们的赏识，于公元684年考中进士④。
白居易，通过行卷得到赏识，并在29岁时以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⑤。
杜甫，多次行卷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参加进士科考试亦名落孙山，一生科举之路极具坎坷⑥。
唐寅，因涉嫌科举考试作弊而被革除功名，终生不被录用⑦。
张謇，因冒籍参加考试而被受尽凌辱，后发奋读书，于光绪二十年殿试一举夺魁⑧。
从历史上这些名人们的科举经历中，我们可看出科举考试能够选拔出一定的人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正性。然而，科举制度并非完全公正与科学，它也埋没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暴露出不少的弊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分析科举制度的好处与弊端。
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好处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必然具有它的优势。
在探究科举制度好处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科举制度实行前的中国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上古时代，联盟通过禅让选拔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推荐，另一个是考察。这种选拔方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容易导致人才的埋没。到了夏商周时代，人才选拔方式采用的是世卿世禄。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唯一标准的待遇制度，导致了官位的垄断。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壮大实力，纷纷招贤纳士。这些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都只是统治者依据个人的设想进行的，并无形成严格、规范的制度。直至西汉时期，中国古代才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文官选拔制度，即察举制⑨。察举的确能相当有效地选拔出人才，如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等人都是通过察举选拔出来的。但察举的弊端也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主要表现为推荐范围的局限性以及不公正性易导致权力的垄断，而在操作过程中又难以形成客观的、可操作性的衡量指标，这是察举制的致命缺陷。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社会呼唤着一种新的更具操作性、客观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那就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实施的科举选拔制度。隋代正式确立进士科举，在允许自由报考的基础上，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与否的关键。在从此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无论考生的出生贵贱、贫富，只要答卷能让主考官满意，考生就有可能被录取，这是科举制度公正性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它能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却能始终沿袭下来的基础。科举制度的实行，为1300多年以来广大读书人想要实现做官的理想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是空前伟大的，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
三．不同时期科举制度的各种弊端
相较于隋唐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显露出了他不少的优越性和公正性。然而，尽管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踏上仕途做官的机会，但这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并非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的。历史上有不少仁人志士在科举制度下被埋没，只能空叹报国无门。
在隋唐科举的初创时期，推荐制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与科举制并存，其中以通榜与行卷制度为典型。这种制度虽然选拔出了王维，白居易等一批人才，但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导致了读书人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荐者，而并不仅仅是由考试决定的，这使科举的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陈子昂摔天价古琴从而实现科举梦想一事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普通读书人想要获得推荐，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是很难得，并非仅仅有了才华就能得到推荐。在这种制度下，很多读书人都不能平等的参加科举考试，也就导致了不少人才的埋没，如杜甫感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即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效的推荐，导致了杜甫科举的失败。
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终于允许了读书人自由报考，而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但即便如此，并非所有报考的人都能到京城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因为按照科举制度的规定，正式的科举考试指乡试，会试，殿试，而在此之前每个考生都需参加童试，即官学的入学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三个阶段。但由于县试和府试的考场环境条件参差不齐，加之考场纪律的松弛程度不一，不同地区的录取名额有所差异，导致这时的科举公正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实际上，尽管县试、府试的制度并不完善，但从整体上不会影响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因为大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是能通过这些考试的。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为八股文。即便在如今，我们只要一提到科举，就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八股，因为八股在历史上本身就充满争议性，也暴露了不少弊端。接下来，就让我来探讨分析八股文的功与过。
四．论明清八股的功用与弊端
八股文真正形成于明代，后发展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最主要文体。历史上，八股文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那八股文是否又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一文不值呢？八股文又怎能在明清时期一直被沿用500多年呢？
单纯从文学或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八股文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周作人⑩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八股文有很高的评价：“八股文是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
而从政治功用而言，八股文极好的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这就要求了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八股文可用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除此之外，八股文固定的格式，不仅能提高阅卷者的效率，而且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符合科举考试追求公正性的需求。
尽管八股文有如此功用，但从明朝后期开始，人们对八股文的批评就愈加频繁与严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八股文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内容上于形式上。内容上，八股文要求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且需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而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⑾，这就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而且，八股取士在选拔少量文官的同时，却诱使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专研这种应试文体，耗费了无数读书人的时间与精力。形式上，八股文的题目要求只能选取“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或几句话，而为了避免命题的重复，考官们往往会耗费心思命出“截搭题”“割裂题”，加大了考生破题的难度，使得八股文更像一种文字游戏，很难达到考察读书人真实水平的目的。
五．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对国内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朝鲜、越南等国模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也都在自己国内长期实行科举制度选拔文官。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威尔·杜兰⑿在《世界文明史》中如此写道：“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文明相媲美。然而，西方文官制度并非完全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而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精华，即考试的公平竞争和择优选择的方法。但它并没有像中国科举制度一样用死板的古典知识去考察读书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一大创举，对于这样的创举，我们应当公正客观地去评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所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老的制度。”
注：①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
②据《千年科举》引子记载。
③据《集异记》以及《千年科举》第一章记载。
④据《独异志》记载，后《唐诗纪事》也转引了改则故事。
⑤《幽闲鼓吹》以及《白居易集》都有白居易行卷的相关记载。
⑥《千年科举》第一章中杜甫行卷的相关描述。
⑦⑧于《千年科举》中均有记载
⑨这段时期内的各种制度于《千年科举》第一章中均有记载。
⑩周作人，现代著名文学家。
⑾摘自《千年科举》第六章。
⑿威尔·杜兰，美国著名学者。
第五篇：疯癫与革命--由《美狄亚》谈女性的觉醒
疯癫与革命
——由《美狄亚》谈女性的觉醒
当古希腊的先知与诗人们终于发现人一生的挣扎或顺从荣光或耻辱都不过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玩笑，在奥林匹斯光辉众神的朗照之下，此处惟有命运而已，悲剧作为一种必然而诞生。于是，从阿伽门农到俄狄浦斯王，人类每一次逃避命运都只是使自身更加接近命运的轨道。然而，在男性英雄对命运敬畏的不断书写中，《美狄亚》却以女性的身姿发出时代的强音。“在一系列妇女形象中，美狄亚不是以纯洁和善良著称，而是以性格的力量著称。” ①她所制造的那些恐怖，不是由于命运的必然，而完全是她的愤怒和力量的结果。作为一个人，她厌弃等待“宙斯的公断“的漫长与痛苦，拿起了神的利刃去夺取自己的正义；作为一个女人，她痛恨再祈求男人的垂幸，要用众人的血祭奠她被侮辱了的爱情。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觉醒，其代价是女人双重的不幸。但却仍然是一场必要的革命，由美狄亚发端，女性开始觉醒为自在独立之人，而不再是被抢夺的尤物或恭顺的奴仆。
一 疯癫——对“永恒女性”的反叛
“痛苦使我疲惫不堪。虽然我明白我要做一件多么残暴的事，但愤怒胜过我的理智，而它往往是人们最大灾难的根源。”
抛弃了祖国的美狄亚竟然被自己所忠诚的爱情抛弃，她要将他的愤怒诉诸暴力，要让他的怒火焚烧世界。这样的选则可推论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对美狄亚而言，生命被侮辱的愤怒远远胜于失掉爱情的悲伤。“这正是显露你的勇气的时机！你本出自那高贵的父亲，出自赫利俄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绪福斯的儿孙在伊阿宋的婚宴上拿来取笑！”这不是一个痛苦于失去所爱男人的女人的哭诉，而是一个战士的宣言。她承认自己身为女性的弱势地位，但坚决不放弃自己神之后裔的高傲尊严。
然而她所遭受的苦难是被如何慰藉的呢？科任托斯妇女的歌队同情这“可怜的科尔喀斯女子”，她们如是歌唱：“即使你丈夫爱上了一个新人，——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也不必去招惹他，宙斯会替你公断的！”这样的言语本身就是对作为独立女性的美狄亚的侮辱，更毋论伊阿宋无耻的种种狡辩。如果这世间的秩序便是父权文化对女性欲望自由和创造力的压抑和戕害，那一切拒绝驯服的女人便只有疯癫一途。强大的父权伦理体系将美狄亚置于绝境，她惟有毁灭了自己才能扰乱秩序，惟有消亡了美德才能解放灵魂。于是，作为顺从的妻子的美狄亚死灭了，血腥恐怖的女巫重生。,“女巫、恶魔缠身的(疯女人或歇斯底里患者)”、“对于女权主义批评作为一种竭力以某种升华的声音表达的女性的象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②福柯认为疯癫是文明的产物和证明，而在这里进一步推论，女性的疯癫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它不再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病变，而是女性群体的命运。
以往的男权话语所反复赞美的美善爱的永恒女性隐匿了，此处惟有复仇的女神要发泄女神那天然的嫉妒。美狄亚要以情敌的鲜血洗刷自己的屈辱。她选择毒药并不仅只是技术层面的考虑，这种神秘的力量是让人的半神之性显现的秘径。美狄亚使用这种神的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正义乃是对父权权威的最终超越。与其说他对那新妇的毒害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冲动的情杀，毋宁说是一个以光荣为生命的英雄对自己领土的冷静的捍卫。
美狄亚的疯癫以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其反叛永恒女性的手段便是将一切引向毁灭
二 革命——对永恒女性的重构
然而愤怒的美狄亚骇人听闻的报复还没有结束，他甚至还犯下了连她自己都不忍的罪行——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子。如果只把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解释为单纯的对丈夫的情感上的报复，就低估了这位女神的觉悟。美狄亚的杀子，隐喻着自潘多拉便已被天然剥夺了的女性的独立人格的最终归位。潘多拉作为神报复人类的罪恶的礼物，被赫西额德诅咒为“饥饿的肚子“，在古希腊的理念中被恶毒的定位为生育的工具，至多是供人抢夺的艺术品。而生育这一女性的重要使命甚至也被贬低了价值，“ 真正的生育者被认为是父亲，母亲则被认为只
是父亲的种子的培养者和保护者”。美狄亚结束了伊阿古孩子的生命，便是摧毁了男性通过生育实现永生的希望。她甚至拒绝男人埋葬孩子的要求，她要全然的占有自己孕育的孩子，不仅占有他们的生命，还要永世的占有对他们的祝祭。终于，女神释放了一切罪恶，把她肚子中诞生的隐喻着希望的孩子留给了自己。她不再是某种附属物，而是骄傲的可自立于人间的存在。
“疯癫被设想为一种革命性因素,抑或又连接着乌托邦式的愿望”美狄亚悲剧中杀子的环节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疯癫行径来实现对男权社会的暴力革命。女性不再是不断被占有或被抛弃的无根之物，而是不仅可以把握自己生命，甚至还能够势均力敌得对男性宣战的完全的独立的人。作为一个女性的乌托邦，《美狄亚》重构了永恒女性的理念，女性不再是以往男性视角的从贞节的处女到贤妻再到良母的苍白的角色转换，而是自觉革命的半人半神，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虽在当时备受指责，但却先知性的寓言了未来女性的荣光，如剧中的歌唱“从今后诗人会使我们女人的生命有光彩。”
1《美狄亚，净化在美和朴素中》谢.伊.拉茨格
2凯瑟琳•Ｒ•斯廷普森:《任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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