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法家思潮

第一篇：百年法家思潮

百年来的新法家思潮

如果说到“新法家”，一些人就不免惊诧：“新法家”是什么？现代中国有一个和新儒家比肩而立的“新法家”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谁又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新法家”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以及，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学派或曰“旧法家”，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思潮的“新法家”又“新”在何处？

两千年以降，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积累下来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在当代公众的潜意识里，甚至在一些学人眼里，所谓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纸堆中的一个“学派”、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讨论过“法”、“术”、“势”之类的基本概念，提出过“以法治国”之类的政治主张，但毕竟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陈旧话题，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尤其是与当下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只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学术思想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河流中，总有那么一股若隐若显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着。这里所说的“若隐若显”，恰好可以描绘现代中国“新法家”的两种形态：“隐匿的新法家”与“显现的新法家”。

其中，“隐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认同传统的法家学说、正面评价传统法家思想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钱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绝别人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样。不过，“隐匿的新法家”尽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却并不妨碍后来者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们归诸“新法家”的行列。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些“隐匿的新法家”持续不断地踩着时代的鼓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诉求，也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需要。

具体地说，“隐匿的新法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刘师培、梁启超、陈独秀、吴虞等等。他们的著作虽然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法家学说的认同甚至推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称为“隐匿的新法家”。

以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为例。章太炎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但是，他在一八九八年写下的《商鞅》一文，却是一篇典型的“翻案文章”，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正名。

三年后的一九一零年，太炎又写下《秦政记》一文，对实践法家思想的“秦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与上述“隐匿的新法家”不同的是，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本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也有“同情式的理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韩非学说多有论述，在《韩非子评论》一文中，他说：“余虽不取韩子之为术，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国当今之务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韩子生危弱之国，而于外交则斥尽当时合纵连横二派之术，乃一以自恃而不待人为国策。„„纵横之徒，或联与国，或事一强，皆恃人而不自恃，其速其亡。韩子两斥绝之。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其二事曰韩子思振危亡之韩国，首以治吏为政本。„„韩子所言，盖谓圣人守法而选用大臣，大臣则奉法而督责群吏，使各率其民而举其职，则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亲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摇木拊本，张网引纲之说也。”在熊十力看来，韩非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恃自爱，二是以治吏为政本。熊十力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与“隐匿的新法家”群体相比，“显现的新法家”人数较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许当推学者们较少关注的陈启天。

在陈启天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韩非子校释》一书的开篇，他就直言讲道：“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竞争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于新战国之大变局中，将何所恃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唯有参巧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陈启天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称为“旧战国时代”，把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战国时代”，并认为，现代中国要适应“新战国时代”的需要，就必须“酌采法家思想”。

由于陈启天明确地提出了“新战国”之类的论断，并直接要求采纳法家思想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为，可以尝试着把他视为“显现的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透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思潮，确乎是存在的。在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会突然兴起一个“新法家”的群体及其思潮呢？

从历史上看，法家学说的全盛时期，大致是战国与秦朝。自从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法家的精神虽然“并未绝灭。从桓宽《盐铁论》所载儒生与法吏的争辩，已足窥见汉代二家思想冲突之激烈，他如王充、王符、崔实、仲长统等，亦多有近于法家之论。其后三国之诸葛亮、刘廙，魏之刘劭、陈群、钟繇，晋之葛洪、刘颂、张斐、杜预，隋之赵绰、刘行本，唐之李乾佑、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许应龙、杨万里，元之苏天爵、郑介夫，明之方孝孺、丘浚，清之黄宗羲、崔述、袁枚，而至沈家本，历代不乏在某一方面表现法家精神的议论”（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9页）。不过，在儒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千年里，“原教旨”意义上的法家学派之声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下跌的趋势。法家学派声誉下跌的表面原因，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太史公自序）。按照这样的解释，似乎讲“亲亲尊尊”的儒家天然地优于不讲“亲亲尊尊”的法家。然而，究其实质，法家学派声誉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势易时移：汉代以后，随着战国硝烟的逐渐散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旨在为列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与争霸战争提供技术指导的法家学说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并得到汉帝国的采纳之后，法家学说已经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了。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之后，随着朝贡体制下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国”，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万国”中的一国，国门洞开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第二个战国时代。这个陈启天所谓的“新战国时代”，也只有两千多年前的“旧战国时代”差可比拟：一方面，无论是“新战国”还是“旧战国”，都是列国众多，大小强弱不等，相互征战不休；都是时而结盟，时而背信，一切以利益为鹄的；都是强国谋求霸主地位，弱国岌岌于自保。另一方面，在“旧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秦国在西方，在“新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美国恰好也在西方；甚至“新战国时代”处于东方的“礼义之邦”中国，都可以比作“旧战国时代”地处东方的“好礼”之鲁国„„诸如此类的现实与事实似乎都可以说明：太阳底下无新事，“新战国时代”几乎就是“旧战国时代”的重演与再现。

在“旧战国时代”，既然信奉法家学说的秦国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那么，现代中国要在“新战国时代”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就不能不对法家学说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法家学说对于“战国”背景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富强之指导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得到了验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与历史经验的影响下，“回到法家”就成为二十世纪早期很多思想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选择。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人物及其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反对儒家的陈独秀、吴虞，还是赞同儒家的熊十力，都愿意接受法家学说的核心观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家学说适应了“新战国时代”的核心需要。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旧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以及商鞅、韩非等人的政治实践，与西方传过来的法治概念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当代的一些学者，都习惯于把法家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进行对接，将法家学派的精神概括为“法治主义”或“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牵强的比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法治话语在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支撑下，很快在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霸权地位，取得了话语上的领导权与支配权。在“新法家”以及其他思想者的潜意识里，如果本土的法家学说能够在西方人编织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一个正当的地位，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也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这样的思维定式，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家”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不过，从根本上说，“新法家”思潮的滋生蔓延，不能仅仅归结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重要的根源，恐怕还在于法家的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的内在需要。

法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富国强兵；更简而言之，那就是富强。“旧战国时代”的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就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个核心的目标；法家学派讲了一整套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宏愿。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偏居西隅的秦国的确富强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法家学说乃是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在法家学说与国家富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要想国家富强，非倚重法家不可。

但是，自从秦国灭掉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阶段。其间，虽然也有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后来还有五代十国之类的分裂状态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旧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长期争霸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大一统的整体背景之下，没有“国际”，只有“天下”，那种渴望富国强兵，以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紧迫情势不复存在，旨在寻求富强的法家学说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现实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才使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什么叫作“战国时代”。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唤醒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赋闲”了两千多年的法家学说，再次受到了中国思想者的垂青。

从“旧战国时代”到“新战国时代”，经历了一个时空上的轮回。如果说，“旧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了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才告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所置身于其中的“新战国时代”，如果从一八四零年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回想一百多年来的思想与政治，虽然想法、说法、做法不断翻新，但是，万变之中自有一个不变的根本，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样的追求，恰好暗合了法家学派的精神实质。

如果以“新法家”思潮作为线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从“富强”到“发展”为核心的观念史。

立足救亡、追求富强的思想，恰恰就是法家的思想。现代中国对救亡或富强的再三致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百年中国的思想底色，正是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法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解释某些流传广泛的思想个案。

譬如，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据学者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时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再次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这几段“语录”，分别出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尽管场合、语境、针对性都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秦始皇的推崇，而秦始皇的执政纲领，就是由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这就说明，毛泽东也是法家学说的认同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新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按照这样的判断，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之间兴起的“评法批儒”运动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主政者旗帜鲜明地举出了法家思想的旗号，就像一段颇具典型意义的“编者前言”所说：“法家著作是我国历史遗产中的珍品之一，其中许多反孔批儒的杰出篇章，至今还可以使人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但是，长期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遭到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恶意攻击，法家著作被埋没，被歪曲，被纂改。今天，我们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中吸取教益，求得借鉴。”（《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具有政治争斗的性质，似乎意义不大。然而，即使是闹剧，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素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主政者对于法家思想的高调弘扬，其实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明：法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内的支配地位。从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评法批儒”的思想运动早在章太炎的《商鞅》、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吴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论著中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论争，很多都是以“评法批儒”的方式展开的。一九七四年的运动，只不过是直接提出了“评法批儒”这个名词罢了。

“文革”结束以后，“评法批儒”运动的正面意义虽然被干净、彻底地抹去了，儒法之间的高低优劣也不再受人关注，近年来，儒家思想的地位还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法家思想的精魂却没有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主导性的思想就是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三十年来念兹在兹的发展，实质就是“寻求富强”。而对富强的追求，正是法家思想及“新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换言之，百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无论怎么变，几乎都没有脱离“新法家”的基本教义，只不过经历了从“救亡”到“富强”再到“发展”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几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以降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就处于“新法家”思想的主宰之下。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新法家”既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潮，同时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实践。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旧法家”还是“新法家”，其核心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几乎可以见之于二十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主政者。这就是说，不仅学术思想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新法家”群体，政治领袖群体中也多为“新法家”，他们的言与行，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法家思想的框架。虽然绝大多数主政者都把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都在实践法家学派的基本观念，但是，却鲜有主政者公开地把法家学说认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评法批儒”时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家学派虽然在功能上满足了主政者在“新战国时代”的实际需要，但却不适宜充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分而言之，一方面，在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下，只有共和、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自由之类的旗号才可能为政治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基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学说，由于诉求比较现实，没有足够的超越性，缺乏作为意识形态的持久魅力。另一方面，法家学说虽然不同于儒家学说，但在“新学”或“西学”面前，它们又同属于“旧学”，在现代中国“辞旧迎新”的大潮之下，它对于政治的“正名”功能，在主政者编制的评估体系中，难以脱颖而出。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虽然陈启天、梁启超等人都对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调的论证，但主政者在选择意识形态的符号或旗号时，法家学说常常名落孙山。主政者即使宣称以富强作为目标，但也要拒绝“法家”这个符号。这就说明，“新法家”的思想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百年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是以“隐匿”的方式在起作用；只有在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期间，它浮出水面，以“显现”的方式极其短暂地支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

以上我们分析了“新法家”思想对于“旧法家”思想的继承，主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旧法家思想之间的差异。

一方面，两千年前的“旧法家”寻求富强，有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君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战国的背景下，君主有寻求富强的强烈愿望，因而，“旧法家”的富强观可以视为一种“君主本位”的富强观。这是君主政治使然。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国家本身归属于君主，国家富强几乎就等同于君主富强。但是，在“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中，以及在梁启超、章太炎的理论阐述中，对富强的追求却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因而可以视为“国家本位”的富强观。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法家”还必须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那么，民国以后的“新法家”则完全是在“后君主时代”萌生出来的，因而对富强的追求就主要体现为与君主无涉的“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

另一方面，“旧法家”的理论以君主为中心，其理论体系具有独断论的倾向。在春秋战国的思想舞台上，与“旧法家”思想进行角逐的，虽有儒、道、墨诸家，但在各国君主眼里，只有法家学说最有效——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君主也不惮于轻视儒、道、墨诸家。但是，在“新战国时代”，在“新法家”的理论视野中，对于救亡、富强、发展的追求则是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学说交汇在一起的——正如前引陈启天所言：“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这就是说，在“新法家”的眼里，作为一种治道的法家思想并不能居于垄断地位，它与其他源于西方的新式学说必须携手共存，从而体现出交涉与妥协的倾向——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学说的携手共存。尽管“新法家”不同于“旧法家”，但是，按照“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判断，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只要“新战国时代”尚未终结，法家的精神实质就将或隐或显地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选择。由于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新战国时代”将会终结于何时，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中国，“新法家”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系教授 喻中）

第二篇：法家名言

法家名言

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韩非子·说难》

2、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维修丧失转而要仰仗臣下了）

3、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

4、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为无为而聚集，因无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稳，因不用而牢固。）

5、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一国的存亡要看权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应看国家武力的强弱）

6、因可势，求易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7、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恬静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则，平稳安闲之后才能察知祸福的端倪）（说明∶拒斥外界的诱惑）

8、巧为輗，拙为鸢。（做车輗是聪明的，做木鸢却是愚笨的）（说明∶考虑成本与实际功效）

9、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在路上赛马，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此时还总是关注对手的话，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马呢？）

10、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无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长的木材树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万丈深渊。这并非是木头长，而是它所处的地位高。）

11、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邀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欢任用贤能之士，那么臣下就会自我粉饰迎合来君主）（说明∶还是让大家各司其职，别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贤能之士身上，防止权利的偏移）

12、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群臣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那么君主就不会收到蒙蔽了）

13、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假装憎恶，就无法对其再加以憎恶；假装憎恶，就无法再对其施以恩惠）

14、去甚去泰，身乃无害。（行为不过度，才不会危及己身）

15、欲速则不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6、爱臣太亲，必威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过于宠信臣下，必然会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权势过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17、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18、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员的设置等）

19、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用眼过度，则视力下降；用耳过度，就会听力下降；用脑过度，就会思虑混乱）

20、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时机的盈虚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务的生死是一体的）（说明∶君主不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21、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

22、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23、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过于宠溺臣下，法令就难以确立。缺乏威严就会被臣下欺凌）

24、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贤德的事情却不以贤德自居，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好的）

2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处世，是不需要智虑与机巧的。因为不抛弃智虑机巧，就很难维持长久。）

26、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所以应该将亲近好厌恶等情绪一并抛弃，才能成功地使用权谋之术）

27、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当形势不便时，是不应该逞强的）

28、倒言反事以尝所疑。（故意正话反说或正事反做，来试探臣下）

29、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30、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鱼游到岸边搁浅的是时候，就会被蝼蚁吃掉）

31、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不因过度思考使内心疲惫，不因个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据法令和权谋来治理国家，通过赏罚来彰显是非。）

32、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事情有做了却不成功的，但这也胜过不去做的）

33、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而种植荆棘，长大了却会刺伤人。）（说明∶栽培人时应个格外谨慎）

34、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一定要让人明了，而术一定不能被人觉察）

35、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具体事务交由各级负责人去执行，而君主应保证中央权力的巩固。只要君主能在准确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会效劳）

36、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显贤能可以成就大业，不逞勇武依然强大）

37、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杀予夺之权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来君主就有失势的危机）

38、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朴，最大的福泽莫过于安稳）

39、私行胜，则少公功。（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臣下就不能尽职为君效力了）

40、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饰物来装饰）

41、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42、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如果是君主所厌恶的，那么群臣就会将其隐匿起来；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

43、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欲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众人会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乐于结交他，远方的人真心赞誉他，权高位重的人也会推崇他）

44、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看见就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45、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置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46、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隐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他的意图）

47、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来容纳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广博）

48、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喜好）

49、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往往会从隐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为漏洞）

50、君人者释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君主听凭臣下私自施予刑罚与恩德，这样一来就会反为臣下所控制）

51、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难言》

52、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世间万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

53、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长处，所以能取得大名；不过早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业）

5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韩非子·难一》

55、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权柄在手就是所说的重，不离本位就是所说的静。持重者能够控御轻浮者，宁静者能够克制急躁莽撞）

56、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态看起来是严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伤；水的形态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经常有人淹死）

第三篇：法家感想

对于一个学历不高的我，本人绝无资格去评论法家，只是个人的一些初浅看法，在此也畅所欲言的谈谈法家。前段时间看了《新大秦帝国》，对于商秧在秦国所做的法制制国，感触非常深。当时的法家分为三派，慎到提倡的势，所谓权势最重，君王与贵族的权势摆在首位；申不害的术治，术乃君王驾驭群臣，一方面是用法来控制，一方面是阴谋手段来控制；商秧的法制，以法律人，以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三位法家派的人在当时只有商秧在秦国使用法制，使秦国强大起来。但是并不能否认慎到与申不害的做法就是错误，而是使用的不是最好时机或是只是单面方的实行了。韩非子虽然是在三位之后，但是在法家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把法，术，权三者相结合，让法家走上了更高的层面。自古以来，很多帝王都采用了法家的做法，运用到极致的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篇新章，朱元璋对待徐达，康熙对待周培公，蒋介石待张学良等不是都采用了韩非子的法吗。现在的企业，华为，联想，百度，腾讯，蒙牛等，各有各的企业文化。向前看，都是中华五千年文化演变而来，孔子儒家的仁核心，老子道家的自然律，韩非子法家的法治等，造就了这些君王。

现今企业里所提倡的制度管人最为多，史玉柱所提的，小公司从一开始就得用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规定。但是又有几个能做得到的呢，在一个刚创业的公司，更多的为了团结人心，让公司更有凝聚力，实行儒家的更为多，儒家以仁礼为核心，以德服人，以礼待人，仁爱，宽容来达到感化对方。坚决执行条例，商秧做到了，但是确被五牛分尸，严格执行，国家强大了，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恨他，怕他，就连司马迁在史书上记载都是有很多的过错（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回到法律上来说，法，理，情这个顺序，战争年代也有将功补过，以此，所谓的法制也未必是任何一条都是死的。有人肯定会说，商秧只要变通一点就好了，要是真能变通，那么以后的韩非子也就没有了现在这样的影响了。谭嗣同所说：要变法，就要有人牺牲。而商秧正是法家里面牺牲的一员。

第四篇：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是西方社会的右翼政治思潮，也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历久而不衰，在当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保王派的创造。保守主义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保”就是保持现状与稳定，“守”就是守住传统和秩序。进一步说，保守主义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传统高于科学，等级高于平等，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主义，神的法则或自然法高于世俗法；保守主义还认为现行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对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分配，都是“存在即合理”因而是值得保存的。因此保守主义反对变革，尤其是激烈的变革，当然最反对革命。事实上，历史上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是由革命或激进变革所引发的反动，例如伯克的理论核心便是针对法国革命及其思想渊源启蒙运动的批判；而保守主义的另一位主要思想家哈耶克的主张也离不开对罗斯福“新政”及其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的抨击。

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

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始终存在，但却并非一直占上风，只是掀起过几次浪潮。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近代保守主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即18世纪末。其特点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中涌现的民主潮流，反对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

保守主义的鼻祖为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著有《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1）、《诉诸我党老前辈》（1791），都猛烈攻击法国大革命。伯克不仅不反对自由主义，而且标榜自己追求自由。他认为英国治理国家的经验是“保留了合乎自然的方法”。经验教导人们，除了世袭王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自由得以经常地延续下去，并作为我们世袭的权利而保持神圣性。”

他说：“我也并不排斥变动，但即使当我改变的话，那也是为了有所保存。”保守主义并不拒绝变革，更不反对变革，而是主张渐进的变革。

他否定启蒙学者的理论，认为其最大错误就是把人的理性抬到不恰当的高度，而忽视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

他认为革命中涌现的民主潮流必然流于暴民政治，出现无政府状态，造成政治退化。在他看来，合乎自然的国家不是平民政治，而是贵族政治。把许多天赋不等的人集合为一体，必定要以智能较高的人为领袖。

（二）19世纪中期：保守主义浪漫化

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的失败，波旁王朝复辟，欧洲大陆革命潮流下落。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弊端的暴露，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出路似乎就在于削减平民与政党对政治的影响，加强行政权力。这就使得保守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其集中表现是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特点是反对民主政治，拥护君主制度，主张集权与国家主义。

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贵族波纳德（1754—1840），他认为，社会是同类的聚合，是三个元素（权利、权利的执行者和服从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民主政治中，虽然大众可以议论国家事务，但最终作出决定的仍是一个特定的掌权人物。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决定意志的是一个固定的人，后者却不固定。所以君主制比民主制稳定。稳定是秩序的必要前提，而秩序是人类自我保存的前提。君主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他强调，贵族是一种义务，一种职责，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工具。平等违背自然规律，与秩序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保守主义者反对平等，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据人的能力分配任务的等级制度才是“真正的平等”，秩序观念、淘汰观念、等级观念应该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

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傲慢的政治专制主义的先知”的黑格尔（1779—1831）。他认为，人民当前面对的是一个无秩序的混乱的时代，需要维护秩序与安全，需要确立国家的至高权威。个人只有在国家生活中才能保持为自由和有理性的主体。所以，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权威是个人基本的义务。国家的统治是绝对的。国家除自身的利益之外不顾及任何东西。他被批评为“热衷于国家集权”，“把个人仅仅当成国家的一个小卒”。

（三）20世纪30—50年代：传统保守主义抬头

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反对集权主义、社会主义。美国学者奥斯里维针对社会主义前苏联的情况强调，早期的主要威胁来自自由主义的狂想，它摧毁一切道德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20世纪，威胁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过分的个人自由，而来自过度的国家权力。

30—40年代反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当推哈耶克。他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主要论点是：（1）经济上的计划化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政治上却失去了自由。（2）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私有制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因为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掌握的，所以没有人能控制他人，即使一无所有，穷人也可以有选择雇主的自由。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实际是由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控制。前者是“富人得势的世界”，后者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富的世界”。（3）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认为这必然导致计划经济。

反共的代表人物还有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20世纪反共产主义的现代保守主义中，影响最大者为德国的沃格林。

（四）20世纪70—80年代：新保守主义崛起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传统保守主义发展为新保守主义，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对西方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到80年代主宰西方政治舞台。新保守主义以美国为中心。

60年代末，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弊端，物价持续上涨，挫伤劳动者、投资者积极性，降低企业竞争力；国家干预针对扩展导致行政机构膨胀，政府财政危机，官僚主义滋长；此外，个人主义的国度发展导致社会物欲横流，道德贬值，价值相对主义流行，引起精神危机，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保守主义实行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认为解决赤字的最好的办法式借债，而不是增税，因为通过政府借债，可把资源从利用效率最低的地方转移出来。他们的主张是：鼓励自由市场竞争，缩小政府干预，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凯恩斯主义决裂，实行小政府、小税收、小开支政策，鼓励投资，刺激供给，建立军事优势，反对共产主义。

（五）20世纪90年代：当代新保守主义咄咄逼人

当代新保守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他们把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布什主义代表共和党保守势力，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其战略目标是谋求“单极霸权”，追求“绝对安全”，取得绝对优势，遵循“美国利益至上”、“以实力求和平”原则，以更加强硬和保守的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奉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布什提出要让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

保守主义的气质与理念

保守主义是种经验主义思潮，没有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主张色彩斑斓，但也有基本一致的理论内容。

（一）秩序第一说

保守主义讲秩序第一，不是否定自由，只是拿自由跟秩序比，强调秩序的优先性。自由主义也重视秩序，可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在个人自由。

1、与自由相平衡的秩序

保守主义的所谓“自由”，是有序的自由。它排除自我放纵，强调个人判断力的道德感、责任心，是内在的“良知的统治”，人要对其自由意志、自由行动承担后果。在保守主义看来，自由与秩序不属于同意层次，秩序属更高层次，自由是在秩序内部展开。

2、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和道德秩序

保守主义追求的是自由的秩序，而不是扼杀自由的秩序。在保守主义看来，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才是自由的秩序，若把统一的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就谈不上个人自由，就会扼杀个人的任何创造精神。保守主义所谓的秩序即“道德秩序”，它来自自然法，来自上帝，超越了人的主观意志的范围。秩序、正义、自由是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验的产物，是多少世纪以来不断尝试、反思和实践的结果，是自发建构并自我维持的，不是人为设计的。

（二）权威主义观

保守主义主张权威主义，人为维护秩序有赖于权威，民主也有赖于权威的保障，把权威推上绝对的地位。

1、热衷于权力，把权威绝对化

哈耶克：“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认为，需要权威的统治是人的天性。李普曼的看法是：“对于集群而居的人们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受统治更为必要的东西了。如有可能，则自治；如果幸运，则受到良好的统治；但无论如何，总要受统治。”

2、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

关于权威问题，保守主义者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他所谓的权威不是政治权威，而是社会权威，主张限制政治权威，推崇社会权威。社会权威不是来自政府的压制，而是来自民间自主享受的自治。社会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构建的。服从权威就等于服从客观真理和道德秩序。

更多的保守主义者讲的是政治权威。

（三）精英民主论

保守主义认为现代民主仍然是精英民主，政治精英仍然是历史、权利和政治舞台的主角。提倡精英民主，反对大众民主，但并不是反民主。

保守主义者认为，“大众民主”不存在，大众在政治生活中是被动的，无法清除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理智地独立作出决定，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易受外部势力左右，听从政客和团体的摆布，因而只能在不同的精英意志中进行选择。所以民主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为人民所接受的“政治家的统治”。因此，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通知他们的人的机会。

柯克认为，社会要由精英来统治与维持。他们是天然的统治者，拥有很大影响力量。只有依靠他们才能保存社会组织中最美好、最稳定的东西，反抗大众革命和革新倾向。

（四）反对平等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保守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个人自由，而只是否定平等的自由，反对平等主义；也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反对国家干预一切的国家干预主义。

1、反对平等主义

保守主义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的体力、智力、品质都存在差异。不平等是天然秩序。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社会只能由素质优秀的贤人来领导。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们结成社会，需要有等级差别、贫富差别。社会的目标是公正，而不是平等。根据人的能力分配任务的等级制度才是“真正平等的”，秩序观念、淘汰观念、等级观念应当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2、反对国家干预主义

保守主义认为，结果平等的社会工程必然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干预，从而违背有限政府原则，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力的平等导致威胁。

（五）崇尚传统与渐进

保守主义崇尚传统，尊重经验，强调谨慎，拒绝冒险。

1、因袭传统，贬抑理性

保守主义认为，国家作为民族的载体，在时代相袭的过程中形成了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这就是文明。文明传统式人类智慧的积淀和财富的积累，是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不应轻易毁弃或砸烂。社会的传统或规则体现了具有永久价值的智慧和深意。

崇尚传统就要否定理性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唯一的智慧是实践理性，它来自经验、传统和习俗。因此，既要珍惜传统中积聚起来的理性，又要正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承认人世间永远达不到的至善的理性境界。

2、强调审慎、稳健、克制

保守主义者对于传统和经验是依赖的，对人的认知能力是怀疑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人的知识不仅有限，而且会出错，因此审慎是必要的。而克制是政治家的美德，是成年人的“政治本能”，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体现了一种责任感，是成功之本。

3、主张社会的渐进进化

保守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认为社会是以过去为根基的有机体，是以自然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是历史缓慢演变的自发产物。要承认现存秩序，容忍目前的小恶，而不要去恶务尽，甚至把旧秩序的一切都当做恶，加以扫除。保守主义拒绝任何终极目的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决办法。它认为不可能建立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全新社会，只能持续不断地渐进。而且，进化本质上时无法预

料的，未来的进化是不能控制的，不存在什么“进化规律”。

对保守主义的诘难

对保守主义的诘难可以区分为对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的诘难，对保守主义不同流派的诘难，甚至是对与保守主义无关的保守派的诘难。

保守主义的“罪状”举不胜举，它是受到抨击最多的主义之一，但保守主义的长盛不衰表明，它也是最经得起挑剔的主义。

1、保守主义缺乏系统的学说，自相矛盾，缺乏原则，理论不系统，说理“不科学”；

2、保守主义缺乏远见，无纲领、对理论有偏见；

3、保守主义的人性论贬低人的能力，为自私自利辩护，放纵贪婪，主张强存弱汰，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4、保守主义重视物权，轻视人权，把财产权看得比生命权还重要；

5、保守主义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和贵族政治倾向，对自由、民主疑虑重重，一些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思想太浓；

6、保守主义主张维持现行的制度，对穷人的困苦漠不关心，有阶级偏见，导致两极分化；

7、保守主义反对进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愿意承认、尝试新事物，难免流于守旧、顽固乃至反动；

8、保守主义重视经济自由、轻视政治自由和其他社会自由；

9、在当代，保守主义不合时宜，只不过是小业主、小农的意识形态，已过时落伍；

10、由于保守主义的缺陷，保守党按照《论自由》的作者密尔的说法是“愚笨党”，因为它缺乏远见，缺乏智慧，只重实际，只重常识。

以上的指责虽然有些地方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歪曲误解之嫌，但并非全是无中生有。但意识形态在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属于见仁见智，而不存在观点科学与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任晓，沈丁立：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4、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五篇：当代艺术思潮讲稿

当代艺术思潮讲稿

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主要美术思潮、美术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品

西方现当代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现代主义时

期，它主要是指自1870年以后的后印象主义开始——抽象表现主义，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二是当代艺术时期，是指1960年代开始—— 目前，又称为后现代主义时期。

就现代艺术的发端来看，是在1900年代，由塞尚、凡高、高更 等为主的后印象主义充当了现代艺术的真正导火索，而且一发不可 收拾，使得现代艺术形成了与以往三千年完全不同的艺术观念、思 维和形式，艺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的写实性、唯美性、叙述性和传统的美学观念被推翻，而其非写实性、反唯美性、非叙 述性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当前艺术的主流内容。塞尚沉迷于色彩跟 造型的关系，研究在相互关联的情况下各物体的形状，导致了起源 于法国的立体主义，被称为二十世纪立体主义和抽象绘画之父；凡 高用色彩和形状表达自己对所画东西的感觉和希望别人产生的感 觉，他的办法导向主要在德国引起反响的表现主义；高更向往获得 一种抛弃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回到史前人类和野人的真理中去的 一种表达方式，他的办法导向各种形式的原始主义。总之，他们都 有意识地抛弃“模仿自然”的绘画目标。今天，我们所称的现代艺 术就萌芽于这各种各样的向往和他们的不满足之中。

我们将20世纪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其 中第一个阶段是一战前，主要经历了野兽派、表现主义等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经历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 的发展；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经历了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等 的发展。

一、第一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艺术史发展

1.野兽派。野兽派是20世纪初期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绘画流派，它的历史很短，1905年产生，1907年已达到顶点，1908年他们就不 曾一起办展览了。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展览会上，展出了马蒂 斯、弗拉芒克、德兰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展出了雕刻家马尔克的一 件多纳太罗式的雕塑。评论家沃塞尔叫道：“多纳太罗被野兽包围 了。”由此，便落下了“野兽派的名字”。马蒂斯是其领袖，主要代 表人物是马蒂斯、德兰、弗拉芒克等，其代表作如马蒂斯的《戴帽 的夫人》、《绿色的条纹》、德兰的《伦敦桥》等等。

野兽派对色彩的运用，既有表现，又有结构，这不能不让我们

想起凡高、塞尚、高更的导火索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野兽主义便可以叫做表现主义的一种形式了，它对现代艺术的表现主义一派，起了最迅速、最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年间，表现 主义在德国成熟的时候。

2.立体主义的美术。立体主义美术又称为“立方主义”或“立 体派”。1907年—1914年出现于法国画坛的现代美术流派。如果说野 兽派是一场“色彩革命”的话，那么立体主义可看成一场“形式的 革命”，它一反过去传统的透视法，明暗对比以及立体描绘法，以多 视点、多角度，带领西方艺术跨过一个最难跨过的门槛――模仿现 实，把艺术领进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表现一个崭新的现实境界。

立体主义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12年前被称为“分析立体 主义阶段”；二是1912年后称为综合立体主义阶段。立体主义的最具 代表性的人物是毕加索、勃拉克等，其中毕加索的活动是二十世纪 艺术中最重要的，其立体主义开山之作是《亚威农的少女》，勃拉克 《艾斯塔克的房子》也是立体主义的代表作品。

3.表现主义。表现主义广义是包括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 来主义、抽象主义等。狭义仅指20世纪初以德国的“桥社”、“青骑 士”为代表的美术团体，“桥社”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是由凯尔 希纳、海格尔、施米特·罗特鲁尔、布莱尔发起组织，其中主将是 凯尔希纳。在艺术上他们受到凡高、蒙克画风的影响。线条和色彩 粗犷且富于表现力。他们反对摹仿自然，强调绘画必须表现个人的 理想和趣味及艺术自身的价值。1913年，因内部意见分歧，“桥社” 解体。当“桥社”在德累斯顿，柏林活动的时候，1911年，“青骑士 社”在慕尼黑围绕现代艺术的伟大人物康定斯基开始了。青骑士取 自康定斯基的一幅画的标题，并注重以形式问题的探索。

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作有凯尔希纳的《街道》、蒙克的《呐喊》、康定斯基《蓝兰·84号》、克里姆特的《生命与死亡》等等。

4.未来主义。20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的艺术思潮和运动。他们否 定一切文化遗产，赞颂革命、战争、现代技术的美，未来主义力求 表现在特定环境中同时出现的事，直接激发情绪，热心于无拘无束 的表现个人的理想和一种狂欢式的繁杂场面，来表现神秘的启示。代表人物之一是巴拉，其代表作《路灯—光的研究》，代表人物之二 是波丘尼，代表作《美术馆里的骚动》，把乌合之众的骚动成角度地 和直线结合为一体，创造了一种乱哄哄的刺激。

二、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艺术发展史

1.达达主义。它是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各大城市兴起的绘画、雕刻和文学上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文艺思潮。首先产生于瑞士苏黎世，后风靡欧美。达达主义主要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攻击象征，无论是传 统的，还是具有 20 世纪初艺术性特征的试验性运动，只要是已建立 的运动，均在他们的扫荡之列。他们的作品带有幻想性、象征性、嘲讽性，也是无定形的构成。材料使用上广泛使用拼贴和现成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废品艺术、波普艺术等所代表的“新达达”取 代。其先驱和领导人是法国画家杜尚，其代表作《泉》。

2.超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兴起的文艺思潮

和运动。1925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第一组展览在皮埃美术馆举行。超现实主义画派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 下意识的领域，如梦境、幻觉、本能是创作的源泉，画中充满了荒 诞。超现实主义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由米罗、马宋以及后来的马塔 为代表的，称为有机超现实主义或绝对超现实主义；另一支是涉及 到达利、马格里特、德尔沃等人，主要表现精致描绘的细部和可以 认识的场面及物体，又称超级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当然在这两个分支中也没有不可逾越的东西。

超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软塌塌 的表实际上已变成大众心目中超现实主义梦幻想的一种可见形象的 同义语。

另外有魔幻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平行发展，它来自于契里 柯，通过分散形象的并置，造成神秘感和似乎不可能的情景，感兴 趣于把日常生活的体验转变奇异的东西。罗依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 义之父。代表作有《日光储存》、《公制》等。

3.抽象主义。抽象主义绘画始于1910年，盛行于40—50年代，影响至今，是20世纪初的美术思潮和流派。

抽象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康定斯基为代表人物的热抽象，又称为抒情抽象，从自然物象出发，对具体物象加以简化，运用与 音乐相似的性质认为艺术必须关心精神方面的问题。二是以蒙德里 安为开创者的冷抽象，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而且通过独特的形式 因素—色彩、线、块面、形体和构图来传达各种情绪。

除了以上两位外，亨利·摩尔也是抽象主义的代表人物。抽象 主义的代表作有康定斯基的《光之间·559号》，蒙德里安的《红、蓝、黄构图》，亨利·摩尔的雕塑《内部和外部斜人物》等。

4.巴黎画派。巴黎画派是国际性的，不单指法国，这是因为20 世纪的巴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主要反映1930年代的抽象风 格、世纪中叶的抽象绘画、具体艺术、抽象雕塑和构成而言。其代 表人物有莫迪里阿尼、夏加尔、鲁奥等。代表作有夏加尔的《向阿 波利奈尔致敬》，莫迪利阿尼的《新郎和新娘》等等。

5.包豪斯。192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国立包豪斯学 院的成立，第一院校长是格罗皮斯，成员有、康定斯基、克利、蒙 克等。在发展过程中，它更多强调工业设计训练、理论与实践、教 学与生产、技术训练的结合。1932年德国的纳粹主义政压制新兴艺 术封闭了包豪斯，1937年美国芝加哥创立新包豪斯，后改名为“芝 加哥设计学院”。

三、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史发展

1.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是50年代第一个出于美国的重

要现代主义绘画流派和艺术思潮，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

与其说抽象表现主义是一种风格，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因为抽 象表现主义者们除了反映的目标一致外，其余的很少有共同点。使 用巨大的画布，画面的任何部分都被认为同等重要，满篇幅无中心 的构图，以线条、痕迹为符号表现作者的主观意识，展示出强烈的 笔触效果和动作效果。它促使美国现绘画第一次获得领导权。代表 人波洛克、戈尔基、孔宁等，代表作有戈尔基的《肝就是公鸡的冠 子》等等。

2.极少主义。又称为减少主义艺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主张以极少的形式为主题，强调艺术必须精心制作和设计，它反对 波普艺术混淆雅俗，反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偶发性等思想。

虽然极少主义的内容少之又少，制作精心，但与传统绘画、雕 塑艺术家讲究个人的笔触特征相反，他们尽量不留下艺术家个人的 制作痕迹，在具体方法上并不完全循规蹈矩地走传统的审美的道路。代表人物和作品有：纽曼的《温漫一号》等等。

3.波普艺术。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美术思潮 和流派，1963年达到顶峰。其创作理论是在艺术领域中发展达达派 杜尚的“即成物”的概念，认为公众创造的都市文化是现代艺术创

作的绝好材料。从1950—1970年，它分为两支：一支是把工业产品用在艺术创作中的集锦波普艺术，另一支是以广告、电影、电视已 有的形象创作的影像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如美国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劳申柏的《床》等。

4.照相写实主义。又称超级写实主义流派，发源于美国，在1960 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画家、雕塑家追随各种写实的具象形式，走 向了照相写实主义的顶峰，主张艺术的要素是逼真的酷似，绘画多 以比原头部大10倍的巨大画面呈现，纤毫毕现。雕塑和真人大小以 极度逼真之感觉示人。题材都以城市街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为 主。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雕塑家安德利亚《座凳子的女人》、克洛 斯《自画像》等等。

5.光效绘画（op艺术）。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术思潮，是用几何形象制造出各种光色效果引起运动幻觉的一种抽象派艺 术。是光效绘画产生的标志是65年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眼 睛的反应画展，其实，它几乎同时兴起于欧美各国。开创者为法国 画家瓦萨莱利，其作品有《索拉塔—T》、《沃诺尔—克茨》等。

6.概念艺术。概念艺术取自极少艺术家索尔•勒维特于1967年夏 天在《艺术论坛》上发表的《概念艺术短评》。概念艺术认为语言和 概念是艺术真正的精髓所在。对几乎所有概念艺术家而言语言或多 或少起到工具的作用，因此观众在画廊所看到的概念艺术往往只是 艺术家思想的记录，尤其是在语言性的作品中只有文字的痕迹。20 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中期以后流行于欧美及世界各国，1969-1972年间最为盛行，代表人物金霍尔茨《缩影式战争纪念》、阿孔奇《苗床》等。

7.大地艺术。大地艺术是把极限艺术的一系列方法和构思在大

自然中利用大规模的木工程，在大地表面进行创作。他们直接接触 自然界的物体，或在沙漠上挖坑造型，或移山填海、垒泼颜料、染 遍荒山等。它兴起的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主要在 北欧和美国。罗伯特·史密森是最早出现的大地艺术家，代表作品 有《漩涡》等。

四、关于后现代主义艺术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丹尼尔•贝尔的著作《社会学的终 结》（1960），十年后查尔斯•詹克斯开始将它引用到建筑上。通常认 为1977年查尔斯•詹克斯的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的发表标志着后 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它植根并涵盖了自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女 性主义艺术以来的许多流派，这些流派的共性在于反对形式主义的 审美观，反对现代主义向纯粹抽象艺术的演变，因此后现代主义最 广泛的定义就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30年间的非抽象 艺术的总称。基本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因此，没有一个中心，是一个国际化的艺术运动。

五、并非结尾

就如观看目不暇接的电影镜头一样：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开始，先驱们为我们打开了现当代艺术史的大门，从而为艺术不断 地翻新，造就了几乎全部的词汇；二十世纪后期，艺术家们也以同 样的方式，在抽象、立体、达达、超现实及其支流的传统之内工作，他们大大扩展了这些传统的可触性；今天，仍有无数个艺术家在谱 写着明天的艺术史，只要给艺术家一个在规模上史无前例的实践的 自由天地，未来的历史将更加丰富，因此，艺术史永远没有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