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精选5篇]

第一篇：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查看全文]

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

邓小平思想

第一个思潮是邓小平思想，我们生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我们平常在大学课堂里以及工作都有很多接触，我就概括地介绍一下。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官方提法叫总设计师）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他在中国学界里影响很大，他写过《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泾渭分明。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去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功劳，因此今天在座的诸位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延长线上。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查看全文]

老左派想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年龄比较偏大，老左派思想有一个特点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相始终，比如说最早的“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打击包产到户、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主张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同时还有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的通过，还有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一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那中国怎么会造成马宾所说的这种局面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农村要重新实行劳动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生活社会化。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这是马宾的主张。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他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另外乌有之乡现在的灵魂人物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他要求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专门开了一个会议“马宾著作座谈会”来助阵。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文革一开始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何等大无畏精神。张先生说：“我们中国是物欲肉欲至上，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要求解决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问题”。[查看全文]

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跟老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大学校园里。刚才我讲老左派或者一些跟随者是处在弱势群体里的一些人和思想非常保守的一些人。刚才我给大家念了一些老左派的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文章没有论证过程，上来就扣帽子，“你是汉奸”，为什么是汉奸没有论据。新左派完全不一样，北大巩献田教授是老左派，反对《物权法》。他给吴邦国写信，说不能通过这个，说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那怎么讲这句话？他说应该是在“国有财产”前面加“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提到国有财产时前面缺少一个帽子，即“神圣不可侵犯”。把国有财产和个人财产放到一块，就偏向个人，把国家财产地位给降低了。全国人大回答得很好，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如果公民个人财产不重视，不给平等保护，怎么能对得起人民。最后物权法通过了。

从老左派的说辞看，老说斯大林、苏维埃，新左派没有这个。新左派主要受西方当代新左派的影响。那么西方是否有老左派、新左派吗？有，西方老左派和中国老左派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苏联发生十月革命，西方老左派拥护列宁、前苏联，认为苏联找到了人类的前途，后来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员大清洗，杀掉了很多人，大家对苏联有了一些看法，不太赞同苏联的做法，于是老左派在西方就消沉了。也就是说在苏联那么多血泪、暴行面前站不住脚。后来新左派起来了，那么西方的新左派有什么观点？没有保卫苏维埃一说，而是：一反对资本，说资本奴役着我们，我们任何人跟资本对抗不了。二是反对大公司，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赖特·米尔斯在1960年就写了《论新左派》，反对大公司，认为大公司是主宰我们命运的，我们谁也抵抗不了大公司。所以中国现在的新左派提出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WTO、反对全球化，这个跟中国的老左派有区别，而且新左派写文章基本上比较西化。大学是新左派主要市场，美国也是，因为大学里容易脱离实际。若到金融界、公司、企业说反对资本肯定是不行的。大学里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反对这个社会，装成是社会的监督者。

新左派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个观察是比较理性的，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一篇名文《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大民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病，不是药方，对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查看全文]

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

第四种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跟邓小平思想有一个蜜月期，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口号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打破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思想禁锢，呼唤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提法也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张，也是当时邓小

平的立场，但随着反自由化运动和精神污染运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分道扬镳，因为自由主义思想显然是被清理的对象。后来在1990、1991、1992年邓小平主张受到抵制，中国左倾思潮回头，邓小平不得不发动南巡提出市场经济并且支持个体经济发展时，自由主义思潮和邓小平思想在1992年再度携手，有了第二个蜜月期。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抵制市场经济的，主张计划经济的，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的命运蛮有意思，追溯得最早一点是北京大学的严复所提出的，严复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自由》，跟严复同时期的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包括后来的顾准等人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

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有一篇文章写“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引用的是英国18世纪首相一句话。是说我这个房子很破，很小，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刮进来，但国王的千军万马要在我的房子面前止步，因为这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主张宪政、民主政治。李慎之先生给《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作序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 [查看全文]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

我曾在上海买了两个钱包，一个钱包上写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外一个钱包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这里面曲折的表达了民族情绪。民族主义主要是非理性，是以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忠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另外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外壳，没有内容，因此容易被人利用。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个联合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但现在没有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没有必要了。民族主义的边界和国家边界相重合。现在过分的鼓吹民族主义，岂不是帮助赞成疆独吗？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各种各样的，是一把双刃剑。

现今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过去中国长期积弱到今天发展起来的一种亢奋状态，同时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是虚伪的，比如克林顿到北大演讲一个女学生给克林顿出难题，把自己的“爱国”炫耀一番，之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前后逻辑不能一以贯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表演扔瓶子是想使自己在毕业分配时处于最优势地位吗？

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是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的福音。[查看全文]

民粹主义认为穷人是对的，富人是错的第六种是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有五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极端贫民主义，以穷人是非为是非，穷人的就是对的，富人的就是错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民粹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否定精英的作用；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叫做大民主；三是要求结果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民粹主义更注重的是均平富。同样是人，他那么富，我这么穷，这就太不公平了，这是民粹主义典型的经济主张和经济要求；四是道德至上，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五是诉诸暴力，民粹主义主张暴力，民粹主义还特别的看重、崇拜那些魅力型领导人。

今天中国民粹在抬头。刚才我说的老左派很多做法是煽动民粹，通过司法不公、官商勾结等问题刺激中国的民粹，由此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热，这说明民粹在中国正在崛起。一个著名作家说文革好，文革打倒权威，都是打倒有权有钱的人，不打倒他们我们这些穷小子就起不来。最近炮打茅于轼就是民粹言论，说茅芋轼为富人说话，但他是替民营资本家受到国企排挤才给他们说话，但就是不行，被骂为“汉奸”“王八蛋”“老不死”“老狗”。最近还有全国28省声讨茅于轼，这个是左派策划的，目的是煽动民粹。

还有“富人原罪论”，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有人发表文章说，要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另外网络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话语暴力场。贵州一个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杀当官的，我就举双手赞成”。包括杨佳被判，虽然程序上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杨佳杀人被判死刑不存在问题。网上说“杨佳是英雄、大侠、刀客等”，这也是民粹主义。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精英主义，邓小平是主张精英主义的。中国改革和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在社会意识层面、社会结构变化里，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保障。当然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里也是鱼龙混杂，营私者很多。当精英联手维护自己的权力走向特权和腐败时，精英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起来再度打倒精英。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比如最近20年中国出现了对英国改革道路的赞誉。英国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但总体来说跟法国大革命是不一样的，是渐进的。中国的精英界更多是选取英国道路，而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是不好的。但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推动变革，最后民粹就会起来。[查看全文]

新儒家提倡用“尧舜禹”替换马克思主义

第七是新儒家思潮。美国、台湾、香港的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

三、杜维明主张提高道德：“吾日三省吾身”，一定要往圣人的方向努力。第二，海外新儒家一致赞成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且他们认为儒家里面谈这个谈得很少，应该从儒家里进行变革。大陆新儒家蒋庆说海外新儒家主张道德等于是自己躲墙角自杀，只讲自己的道德能怎么样？别人就问你要怎么样，蒋庆们说最重要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儒家手中，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改成为尧舜禹，公务员考试考六经，最主要的是《易经》、《尚书》、《诗经》，脱离开六经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他说“政治儒家”。“中国必须回到六经轨道上，这样政权才有合法性，否则任何政权都没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国情”蒋庆直言。

康晓光说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儒教，当然康晓光认为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不象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热爱、向往？他赞成用刚才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来救中国，他提出儒教救中国，主张实行仁政。[查看全文]

民主社会主义以“公众是否幸福”为目标，反对暴力

第八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主要是恩格斯的一句话形成了两批学生。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期著作一直是这样的。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文章恩格斯说“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取的一切阵地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结果在恩格斯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为两波人，一拨人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主张赞成恩格斯的主要手段和意见，放弃暴力革命，和平展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表明他与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手段已经分手。再一拨人是列宁，他坚持暴力夺取政权。

社会党主张主要有几条：一条是把经济蛋糕做大。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如法国17%是国企。二是主张支持私有制，这和邓小平思想一致，它提倡保护私人产权。三是政治上主张实行宪政民主，特别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社会团体活动，当然民主社会主义赞成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新闻自由，司法完全独立。四是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最有名的是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墓地一直保障，从儿童的生存权利一直到养老保障。英国、丹麦那样的社会保障达到了百分之百。荷兰、挪威、瑞典社会保障面超过百分之一百，中国的社会保障面也就是40%多。

刚才我谈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社会党这样说自己：“我们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工人、农民、青年大家一听这些话，都是社会主义的话，浓浓的社会主义的味儿。这不是美国，美国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本事。” [查看全文]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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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马立诚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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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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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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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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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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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对此表态。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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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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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作者：马立诚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老左”与“新左”呼唤“文革”，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又进“夹缝”；民主社会主义刚刚抬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杀声一片”；新儒家却在提倡尊孔子为全民导师……各种思潮的喧嚣与交锋正使中国进入“春秋时代”。喧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性声音被淹没，理性变革得不到积极推进。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

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1980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

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

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民主社会主义走出“叛徒”形象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

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并非中国福音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

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新儒家要求以儒学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

1980年代中后期，海外新儒家陆续介绍进来，刺激并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继梁、熊、冯、贺之后的再生。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

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

经过一段时间起步、研究、撰述之后，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蒋庆不讳言，他这一套说法遭到“多数人激烈反对”。当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思潮也都不赞成蒋庆的主张。

民粹主义破坏性手段终将使民众受伤害

毛泽东曾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还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俄国革命相关，来自列宁的论述框架。

1999年，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说，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至于毛泽东，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过激。还有就是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是民粹主义。

胡绳还指出，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的观点遭到老左派公开抨击。

目前，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解释与研究，已经超越了俄国理论框架。有学者说，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民粹主义复兴高潮。前两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的激进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二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目前，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概括起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强调服从大众情绪，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合法性存在于群众运动之中。

二是反对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

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认为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五是诉诸街头运动，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多数人的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过去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大锅饭、平均分配、压制市场竞争、“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有民粹主义的浓重味道。

有学者说，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发明创造都是来自非知识阶层，指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把他们赶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等反智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社会转型期正是民粹主义高发期。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结、贫富分化等热点，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段时期以来，在老左派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老左派主张的“没收私营房地产商的房子和财产，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还有学者指出，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照法院的裁决办事，结果遭到网上痛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炮轰，以及轰动一时的“富人原罪论”，都是活生生的民粹主义案例。

网络已经成为充斥民粹主义话语的暴力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将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面，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民主的重要内容。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这并不是维护特权、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

（作者系政论家、文史学者）

第四篇：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梁漱

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钱穆先生最具中国情怀,他从史学的观点出发,并不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中国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理想的保存与实现,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有关联的成份,作为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他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对之加以改造,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他称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在其中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汤因比曾云:“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襄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积极性。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历史研究》,陈晓林译,台湾桂冠图片公司出版,图78说明文字)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更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正视现实。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比较,究其得失,寻其长短。正是从比较中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须学习西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加以吸收,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引进器物科技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序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倾斜的、中国单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反侵略这种尖锐的政治背景,这时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具有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但由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济发展的很不平衡,以及文化本身杂糅着中西文化陈腐的东西,新文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例如对文化的急功近利,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等,都影响了近代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冲突,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冲突的性质决不是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全面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低层次,尽管本体不变,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技,要以中学包容西学,但它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要融中西文化成一国之学,这正如梁启超后来回顾的,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从洪秀全、洪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个人情况看,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既有衰落消亡的一面,又有改造新兴的一面)、走向世界、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但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文化体现了人类掌握自己,人类同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人类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本身就带有一种惰性力量,不是“力今以胜古”,往往是“好古而忽今”,所以,只重继承而轻创新,只重视外来文化的模仿和吸取,而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和更新。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之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新文化建设才会富有成效。

第五篇：当代社会思潮和大学生理想信念

当代社会思潮和大学生理想信念

社会思潮一般来讲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情感需要和思想愿望，并有一定的社会理论作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层面，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它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达到对社会存在的调控、改造和导向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认真研究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适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弘扬积极影响，化解和抵御负面影响，既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更有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者辩证统一，是分析认识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世界范围内的当代社会思潮涌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体系，当代思潮深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气候”的影响。

立足中国，环顾全球，当代社会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1.多元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及其结束。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由于苏东巨变而直接发轫，意识形态的对垒转化为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低潮，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取得强势，中国国内思潮涌动。当然，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一是，社会快速走向信息化，媒体技术日益创新，不断拓宽信息传播的渠道，不断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丰富信息传播的内容。特别是互联网带来大众传媒革命，加上已有纸质和电子媒体功能更新，使社会思潮的传播、衍生、扩散、变异异乎寻常。二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度进程产生了新问题、新意识、新需求、新思想，一时不可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答和消化，为新思潮的兴起或传入提供开阔空间。社会实践不断深入和拓展，不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由此决定了人们的观察视野、思考方式、知识结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也必然日益复杂多样。三是，改革引起的具体的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矛盾的冲突，使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和情感亲疏受到冲击与震荡，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使人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职能分工、利益分配等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人们原有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政治认同变得模糊了、分散了，甚至出现根本性的动摇。四是，思想解放进程日益加速，人们的思想观念活跃起来，社会舆论和文化环境越来越宽松，民主探讨、畅所欲言渐成风气，思想观点的表达更加自由、更加活跃，各种西方思潮也乘势而入。

2.反思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思潮的主题集中于反思西方近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这与中国人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弯路与经验不谋而合。走出传统的“革命”思想和“梦想”，“都有一种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的感觉”（[美]史蒂芬·罗： 再看西方[M].林泽铨、刘景联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16.）。反思乃至批判成为各种思潮的普遍特色。当代社会思潮陈杂多样，主要内容类型有：反（anti-）类：对传统或主流观点的抗争与反对，如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非（non-）类：与主流价值或形式的分庭抗礼，如各种倾向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NGO）；新（neo-）类：对传统思潮的超越和发展，如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新威权主义

(neo-authoritarianism)、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post-）类：对各种现代思潮的延展与挑战，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等。（王建光：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对中国的挑战[J].探索与争鸣（上海），2004（10）.16-18.）反思与批判有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但是走向极端或无视对象就成了消极性的思潮。例如，“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西方后现代现代主义思潮的一大景观，其拒斥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消解理想主义，消极倾向在于全盘否定、批判一切。中国是后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难免受其感染，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调相苟合，对此应当保持足够警惕。

3.世俗性

大约近三十年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终结两股思潮撞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主要冲击了中国一部分人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与理想。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散发着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文化虚无、游戏人生的信息，虽然只是西方社会理想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的产物，但是它的消极颓废却毒害蔓延。同时期，中国走出革命理想主义的光环，踏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漫长之路，尽管光明在前、成就显著，而困难、迷惑、曲折还是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因而，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日益摒弃激扬浪漫，开始正面现实、正面人生，更多关注人生实际。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思潮中关于人的价值关怀淡漠有因：（冷东：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J].理论与现代化（天津），1998（11）.37.）一是，两极对立的消解，政局多元化、多极化了，人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对政治和价值观念冷漠；二是，英雄主义时代隐退，崇高与渺小的价值坐标消除，领袖与巨将不复产生，社会进入平民时代；三是，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高等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因素带来了大众文化时代；四是，理性主义的弱化，人们规避“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节律，追求现实幸福。五是，市场经济继续造成人与自然、社会、人的多方面、多方位异化，单纯以金钱作为成功的指标和最高的追求目标，失去真正让自己来主宰自己的意识和主动权，有一种寄托的丧失感和信仰的缺失感，人类精神家园撼动。

4.实践性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各种社会思潮往往徘徊在文化领域发挥学术作用。在此之后出现转机，世界思潮不再仅仅是“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M].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6.），大都力图付之于行动、用之于社会或力争上呈于政府影响决策。也就是说，当代社会思潮增添了实践性取向。而且这种实践性与其全球化局势互相推动。社会思潮的全球化是各种价值观对话、交融的过程，最终消融了地域的界限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强势思潮得到立场不同、政治经济环境迥异的民族国家认同。由于全球化势不可挡，思潮的实践性就更具国际性和广泛参与性，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并且举旗与国际传统政治和外交分庭抗礼。联合国禁止地雷公约就是这样形成的，当今世界的绿色环保风潮也是受了生态思潮的鼓动而增强了阵势。

5.映照性

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超前与文化传播的强势，国际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波及中国境内，在人们思想乃至行为方面引起反响。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世界思潮的一种映照，这种映照或是直接的引进或是逆反的拒斥。例如国际上新

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争在国内的响应，大都各自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对他们的观点与理想进行中国化表述。国际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在中国引发了全盘西化思潮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对垒。从总体上看，当代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本土原发的声音。思潮的“输入”与“引进”状态表明中国在全球化中尚缺乏“话语权”，只是“被表述”的对象，还没有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在价值评判标准和文化自觉方面难免被动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信念而伟大，有理想信念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漫漫人生,唯有急流勇进,不畏艰险,奋力拼搏,方能中流激水,到达光明的彼岸。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竞争展开.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大学生是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群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唯有树立远大科学的理想与信念,这也是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所要求我们必须做的。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罗曼·罗 兰也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理想信念。”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 斯泰说“理想信念是指路明星，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真正的生活”。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 宋代文学家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这足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理想信念之花灿烂，理想信念之果甘美，经过我们辛勤汗水的浇灌，相信它一定会灿烂开放 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我要自觉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我也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诠释我的理想与信念，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大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1.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1)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当代社会思潮复杂多样,内容广博,含涉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生态、道德伦理等,无所不包无所不论,这对于思维活跃、求新求异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桌文化大餐。从思潮所研究的内容来看,既有以全球的视野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现实境况,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描绘社会发展蓝图的,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思潮、信息化思潮;又有从社会具体视角关注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政治制度和体制、文化制度和体制的现状及缺陷、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具体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和对策,解决现实问题,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另外还有从价值伦理的角度探讨社会公平与正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善与恶、美与丑、平等、自由、民主、和谐等,从反思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行质疑和颠覆的后现代主义更是风靡全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整个肌体。当代社会思潮内容的丰富性,关注问题种类和视角的多样性,解决问题方案的创新性、超越性和前瞻性,无疑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大学生的思维,拓宽了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激发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促使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多向度思考。

(2)促进理性思考,更加关注现实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多都从元理论的研究转向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关注,试图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风格各异,思路迥然。可以看出,当代社会思潮一旦被大学生所接受,必然引起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现在有很多大学生非常重视国际共同关心的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等。

许多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成立了环境保护协会,并义务搞一些环保活动。另外,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问题、价值伦理和一系列民生问题的看法,表达他们的愿望,尤其是关注国内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等,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表自己的言论并提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许多大学生都能够冷静的、客观的、辩证的看待这些问题,他们既能从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中找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共性,同时也看到有些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健全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有些问题自然得以解决。所以,多数当代大学生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2.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理想信念淡漠近三十年,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终结两股思潮撞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散发着理想破灭、主体消解、传统丧失、文化虚无、碎片思维的信息,它反本质、反规律、直观平面化的思维,放弃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终极层面的探索,开始正面现实,折射出西方社会理想危机、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后现代思潮通过电影电视中的“无厘头”、滑稽剧嘲笑传统、游戏人生。它虽然能够启迪大学生批判传统,大胆创新,发展个性,可它的消极颓废却腐蚀人的心灵,窒息人的深层思维,致使少数大学生理想破灭,信念动摇,感觉生活空虚无聊,处于虚无迷惘状态,失去了人生追求目标,沉湎于网络游戏。目前,我国每年都有一些大学生自杀,虽说不能完全归罪于后现代的虚无性,但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些大学生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与后现代势不两立。也有部分大学生受西方敌对思潮如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社会主义信念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丧失,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应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这样我国就很快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现实问题就很快得以解决。

(2)价值取向唯功利化唯功利论是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偏激体现,它主张一切从利益出发来衡量人的价值,部分大学生受此影响,学习和生活上也唯功利化和实用化。学习上追求实用知识的学习,热衷于那些毕业后能够对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和实惠的专业,而那些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培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人文学科却遭受冷落。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这样一段话印证了这一现象,“有人花钱买智育,有人花钱买美育,有人花钱买体育,就是没人花钱买德育”。甚至有些大学生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入党动机实用化。少数大学生把入党作为找到好工作的筹码。价值取向唯功利化、实用化的结果是人为物所役,失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