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第一篇：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提要：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这是我们分析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顺利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同时进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转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1]。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2]。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3]。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1）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2）美国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4）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4]。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5]。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将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6]，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20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银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的非常突然。前9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出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颠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8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210万吨，而到12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102万吨。减少了50%[7]。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今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所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8]。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是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9]。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10]。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总值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去年９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显示：作为总需求主要构成部分的消 费支出下降3.1％，GDP负增长0.3％[11]。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情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比如，2007年以253.5亿元人民币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拥有的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金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低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

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边缘，更标志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

另一个传导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社会方面的问题，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是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当然这不是说，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会第一次表决7000亿救市计划的时候，特别是之前，很多人还是把当时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华尔街的事情。只有当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产生两个传导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资金链的断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会破产倒闭，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链的断裂（需求不足则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导致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引致的失业问题。正因为如此，失业问题往往成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为失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就是贫困、生活无着、社会矛盾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意味着社会中的购买力会进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严重，人们对于前景的预期也会恶化。明确危机的两步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首先，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因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危机两步传导过程。但尽管如此，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遭遇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失业问题也会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的破产了，不仅会涉及到公司本身12万工人的饭碗，还会影响相关产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就业。但尽管如此，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而且所涉及的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第二，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而中国的问题却明显不同。如果说美国的危机是内源性的，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外致性的。中国经济问题的产生不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而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而且，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是直接冲击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而是经由经济衰退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更进一步说，正如吴敬琏先生早就指出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12]。前面我也曾将这个问题概括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所以，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最初的阶段上，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而在实体经济的问题深化之后，房地产、汽车和IT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而且，这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就实体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国内可能会有一个内部地区间传导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是这次危机首当其冲，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这两个地区会将自己本来外销的产品转向内销。由于这两个地区原来工业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就比较好，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会有明显的优势。这样可以预期的是，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会受到这些转向内销企业产品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失业。特别是需要看到，在这个环节上，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明显不同的。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的经济减速，在中国产生的就业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在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中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在本地乡村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2.3亿人。即使是5%的失业率，就是1000多万人。第三，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极为不健全。因此，在社会层面遭遇的问题中国会比美国更为麻烦。由于缺少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经济危机也会由此而导入到农村。

其次，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将决定危机的深度。其实，前面所说的两个传导过程当然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传导过程决不会如此简单。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有一个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换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逐级引爆的。到目前为止，明显的就已经有两波。第一波是2007年春季的次贷危机。第二波是2008年秋季的金融危机恶化及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是互相加强的现象。现在人们就在预测第三波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更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危机的反向传导问题。因为反向传导将会导致恶性循环过程的发生。传导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传导是单向的还是循环的？如果是单向的，事情就比较简单。最麻烦的是在传导中恶性循环的出现。

反向传导主要会体现在两个环节上。首先，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而实体经济的危机，如需求下降，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破产倒闭，再导致银行坏账的产生，从而对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冲击。在这当中，需要人们密切关注的是，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影响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就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会不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最近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撰文指出，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持续动荡，由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工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违约率上升，可能引发第二波的金融危机[13]。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应当说，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幸运之处，是自己的金融系统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无论是银行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处在可控状态。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进入2009年之后，花旗银行等一些外资机构和一些大的投资者，在香港股票市场连续大量抛售中资银行股。其中的解释之一是，境外投资者担心内地转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上行政化干预，会很快导致国内银行坏账增加，银行盈利前景转坏。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前面说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向社会传递主要是通过失业。而失业意味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结果是社会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社会中贫困问题进一步严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恶化。这些结果的出现无疑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即购买力下降，需求进一步减少，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严重。同时，人们收入的减少和预期的变坏，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层面，收入的减少意味着偿还债务能力的下降，银行的坏账会增加，金融衍生品种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在中国，尤其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的危机向社会层面危机的传导。必须看到，西方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其构筑的社会安全网要比我们坚固得多。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新鲜事，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制度层面上准备就更是不够。因此，在同样程度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我们在社会层面产生的问题将会更为严重，社会层面问题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加之的关注。

当然，实际的传导过程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演变的规律，也取决于人为的应对与干预。应当看到，与此前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季度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因此，上述的传导过程有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但认识这些传导的过程，认识其机制和规律，对于我们深化对危机的认识是有益的。

四、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

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因为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细分析，在经济危机中，不同阶层的人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却各有其特点。大体可以说，富人在财产上的损失最大，中产阶层在信心上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穷人所面临的问题则最为突出。由于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富人的财富消失无疑是最快的。在“2008胡润百富榜”上，统计显示，2008年个人财富突破100亿元的有50位，比2007年少了25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比2007年下降22%。其中，超过50%的企业家财富呈下降状态，仅有不到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在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地产富豪的身价在一年内缩水六成。统计显示，拥有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富豪在过去一年的财富平均缩水60%，而非上市的房地产富豪的财富平均缩水30%。在2008年财富减少最多的十大企业家中，有九位是房地产开发商，最为典型的是去年排在富豪榜首位的杨惠妍，她的财富在过去一年缩水了近75%，由去年的1300亿元骤减到2008年的330亿元[14]。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08年港股忽高忽低，曾有“亚洲股神”美誉的恒地主席李兆基除私人公司资产减少1000亿港元，旗下上巿公司巿值亦蒸发1742亿港元；李嘉诚持有的公司巿值缩水更达3900亿港元。连同新地郭氏家族及新世界，四大富豪的公司足足蒸发近万亿港元巿值[15]。穷人在危机中的状况则呈现出另一种情景。2008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穷人可能损失最大。他对于穷人在金融危机可能承受最严重损失表示忧虑。佐利克指出，今（2008）年以来已有一亿人陷入贫穷，而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成长，需要维持对穷人的经济援助[16]。佐利克这里所说的穷人受损失最严重，当然指的不是其财富损失的绝对数，而是指其生活状况的恶化，其生存所受的直接威胁。联合国不久前表示，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2009年人类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多达10亿人因粮食短缺而挨饿。其原因是，随着粮食价格下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将会降低明年的粮食产量，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也会因为买不起种子和化肥降低产量。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国会公布的数字，在从2008年10月开始的财政年度，将有2800万美国人依赖政府发放的食品券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一数字是上世纪60年代实施食品券这一食品福利计划以来的最高数字[17]。由于经济危机对穷人的影响往往意味着对基本生存条件的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最关键的，是要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正因为如此，在30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救济。而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救济，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不仅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而且以特殊就业的形式给了他们一份信心和希望。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农民增收更加困难。据估计，目前农民收入的40%-70%来自外出打工。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对全省3300个农户的抽样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1%[18]。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增多，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粮价下跌，2009年我国农民增收将会面临极大困难。二是城市中的失业群体。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这次危机导致的失业中，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目前社会上对失业的关注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两部分人身上。但首当其冲的群体不见得是问题最突出的群体。因此，尽管农民工是危机中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但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说，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连地都没有种过。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种地相对来说是好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其中，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承重的债务严厉。对于这一部分人，也许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所受打击往往是媒体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中产阶层在危机中发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而且也在于中产阶层本来就是引人注目的群体。而且，富人的变化可能是没有原来那么富了，穷人的变化是比原来更穷了。而中产阶层的变化可能是在阶层间跌落。据洛杉矶媒体去年年底的报道，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洛杉矶地区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许多中产阶级者加入了无家可归者的队伍。报道说，因生意破产、失业等多种原因，一些律师、公司业主、实习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来也成为无家可归者，目前只能靠政府救济为生。报道援引洛杉矶伯班克临时援助中心主任霍威尔的话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来中心求援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66%，其中约一半人属中产阶级[19]。中产阶层在危机中所受打击最明显在这样几点上。第一，财产性损失最大。住房的缩水，股市的亏损，承受的主体主要是中产阶层。第二，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中产阶层中，其消费的耐用消费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信贷消费的方式实现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偿还这些债务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经济危机中，由于失业和减薪，债务将会成为部分中产阶层沉重的负担。第三，中产阶层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除了财富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受挫。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的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缓慢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一年就消灭了中产阶级，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离事实不远。中央电视台对76万投资者调查说，92%的股民亏损[20]。这对其形成过程本身就异常艰难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而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也会导致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目前世界各国的救市措施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大多属于有人称之为的“第三方付款”模式。而由政府承担的“第三方付款”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财政的硬约束。解决这个约束的方式，无非一是增加货币的投放，二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三是发行债务。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会对社会中的利益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增加货币投放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大企业甚至个人的负担，而发债也等于向民间抽血[21]。而存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调，将严重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贷款人。由于目前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高达20万亿，每下调一个点的利率，每年存款人将损失2000亿元。而资金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更是不容忽视。

就经济刺激措施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影响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以损害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来支持企业发展的倾向。前一段就有学者呼吁，要谨防假经济危机做空劳动者权益[22]。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比如为了保企业，宣布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为了保企业，一些地方宣布冻结最低工资；一些地方对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行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措施等。而在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负责人则强调，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诸如此类的措施，对于解决危机中一些根本性问题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

五、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

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增长率只有3.9%；2009年将下降到3%，这将是2002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23]。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则显示，全球失业率2007年为6.0%，预计2008年为6.1%，2009 年可能会高达6.6%[24]。到2009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上升至2.1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日内瓦表示，根据该组织的评估，“到2009年年底，失业人口将从2007年的1.9亿增加到2.1亿”，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1亿关口”，也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2亿人。索马维亚还指出，如果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的话，失业人口数量还可能会进一步上升[25]。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轼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26]。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是官方数字的两倍[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受害群体。2008年6月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 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有人估计，在2008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发生的是“削底式裁员”还是“削边式裁员”，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人们一般的想象中，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的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多少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去年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报道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减了约20位高层主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长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长期拥护者。2008年11月，汇丰银行宣布裁减亚太区500名员工，被裁减的员工分布于多个部门，亦涉及中、高层人员，包括月薪逾 10万港元的经理级别。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员工忧虑失业，25%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28]。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地倒闭，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的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的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一个，可能会有十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一百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一个重 要的考虑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它发展中国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的，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六、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动荡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活动及其由此引起的震荡。1932年，大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为了获得退伍补偿金和工作机会，集聚在华盛顿，举行持续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因为他们认为退伍军人的抗议有可能引起社会**。武力镇压导致两名退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933年3月退伍军人又陆续返回华盛顿。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为他们而设立的帐篷里。但这时候罗斯福总统已经就职，新政杠杠展开，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 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和老兵们问寒嘘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份老兵就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抗议事件总算和平解决。

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而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看作是自 189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被迫宣布戒严，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原发地的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2008年10月，希腊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数百万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使希腊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同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除了在希腊全国蔓延，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甚至有欧洲有年轻人喊出了“欧洲革命”的口号。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机首波冲击最严重的冰岛，数百名示威者闯进总理召开的每年例行的常务会议的会场，同警察发生殴斗，造成一名警员受伤，并对总理进行追打，向全国电视直播的会议被迫中断。有媒体分析希腊**的原因时认为，骚乱的发生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当国家经济每年保持3%到4%的成长率，社会弊端尚可粉饰掩盖，但当时至今日经济恶化，所 有问题便像火山爆发”，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足以点燃街头火炬”[29]。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倾向，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的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这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是与 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30年代大萧条时，那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是以邻为壑。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合作。加之有1997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二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果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形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30]。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的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更多地是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如果这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过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低迷，物价也比较低。当时我们曾有一个结论，飞涨的物价将会是压垮城市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31]。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必须是通货膨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货币大幅贬值。但在目前中国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个因素无疑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因此，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于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种倾向。对于社会稳定问题，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概括地说，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会造成较大的冲击，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会增加，但即便如此，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有可能明显恶化。

七、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

在金融危机中，无论是原发地危机按照逻辑的深化和蔓延，还是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就是对于信心的摧毁。而且还可以说，在危机向外部产生冲击的过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有人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外，其他地区都是信心造成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说明信心这个因素在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心危机。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30年代大萧条时这样写道：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金融危机中信心的重要性是在于，金融危机导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会进一步恶化危机。

危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种是实在的影响，一种是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最后可能 会造成“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无论它的准确性如何，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人接下来的认知和行为，最后使这个无因由的判断实现了[32]。通俗地说，一件事情可能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人们都把它当作这么回事，最后还真就成了这么回事。人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某银行本来是在正常经营，但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传说这个银行经营不善，快要破产，如果不尽快提款，存款就要泡汤了。结果人们急急忙忙加入到提款的行列，而银行也真的因为一时无法应付过于庞大的提款队伍而宣告破产。这个例子表明，由于市场是一种非组织化的人群所参与的场所，这种自证预言常常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对市场本身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市场中的行为往往受预期的支配。比如在股市中，牛市的预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股民把更多的金钱投入进去，结果可能是使股市走牛。而当熊市的预期形成的时候，这种预期又可以使人们慌忙地逃离股市，从而造成股市大幅下跌。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自证预言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危机是一个互相感染的过程，这种互相感染最后甚至能成为左右危机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危机的走势取决于个人、企业、银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以预期为前提的。比如，个人对职业和收入前景的预期会影响他的消费行为，企业对行业和市场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投资行为，银行对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对贷款的态度等等。因此，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心。1933年3月4日，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怖的只是恐怖本身。”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美国金融危机时曾说。“在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这次会议确定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主要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对应对这场危机认为应当做的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信心、合作和责任”。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在危机中重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制止恐慌情绪的蔓延。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爆发往往是很突然的。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危机发生前没有任何预兆，学者们更可能在事后发现危机发生前的种种蛛丝马迹。但尽管如此，危机的确认，往往是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比如人们往往称之为“黑色星期几”的股灾，比如著名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倒闭等等。在30年代大萧条时是1929年10月24日那场著名的股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在雷曼兄弟及美林等金融机构倒闭的最初一段时间，全球金融都出现了恐慌，许多国家股市暴跌，一批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倒闭。如果这种恐慌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情况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救市计划，有效地制止了恐慌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开始形成，即尽管这场金融危机本身的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不逊于30年代那场大萧条，但形成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危机中重建信心，不是要说要粉饰太平，也不是对问题讳莫如深，更不是对有关的举措不能讨论争论；重新信心最关键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机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2008年11月9日，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4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2009年一季度，33％认为是2009年二季度，53％认为是2009年下半年，3％认为是2010年，只有4％认为“作用不大”[33]。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慢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来说，是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在中国，股市的回暖将会是社会恢复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中国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发生前就已经一步跌到位，现在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甚至反转的条件。其次，股市对经济的反应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会出现回暖，因此股市的反弹甚至反转，具备经济条件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股市牵连到经济的许多方面，比如企业的融资功能，比如个人的消费行为。在这当中尤其是要看到，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仅可以使大量的现金解套，而且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可以考虑将股市反弹，作为撬动信心恢复的一个杠杆。

危机条件下信心的恢复还取决于社会和市场中的确定性。近些年来，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毒奶事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家上造成中国的食品危机。市场的非规范化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市场秩序恶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讲道：我朋友是开电脑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一家大公司要50台电脑，用在办公上。这家大公司的工厂有几千人，该公司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如果能接下来，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但是要电脑公司先供货，2周后结算。朋友觉得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这么大的订单，虽然有风险，但是觉得这么大一家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先发货给对方了，没想到，前天去该工厂查看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经跑了，几千名工人12月的工资没有了着落，办公室门口还聚集了几十家供应商，都在催要货款。他提醒人们，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订单，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当受骗！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跟贴，表示遇到类似的状况，并留下电子邮箱[34]。市场秩序恶化的结果，将会是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八、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 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插曲，西方国家经济的回暖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西方的经济回暖了，我们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续下去了吗？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西方经济的回暖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慢；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很深的教训，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改变过去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渐成趋势；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因此，趁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部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第二篇：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

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

安立志

北宋末年，山东似乎还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即以老虎为例，不仅武松在鲁西南的阳谷县打死一只老虎，李逵在鲁中山区的沂水县还消灭过一个老虎家庭。本文说的是解氏兄弟在胶东半岛登州（即今之烟台）城外打虎的故事。

《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开头有一阕《西江月》：“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郭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这首词虽然在艺术并非佳品，但却极其凝练地概括了一起重大案件。

解珍、解宝兄弟二人根据政府指令在登州城外的山上设下圈套，捕得一只为害百姓的斑斓猛虎。不想这只虎带着药箭落入本地财主毛太公的后院。毛太公为了侵吞这只老虎（书中称为“大虫”），蓄意陷害解氏兄弟。本来这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子，由于“狼心狗幸滥居官”，竟然导致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为首的官员、百姓上百人暴力劫狱并反上梁山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起事件演变到如此地步，始作俑者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这个登州府里的“六案孔目”，至多相当于烟台市政府的中层干部。为使老丈人的贪欲得逞，他不仅禀报了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并得到恩准，而且买通了负责政法工作的包节级。一切都摆平了，于是给解氏兄弟捏造了“混赖大虫，各执钢叉，抢掳财物”的罪名，为免后患而决定将解氏兄弟斩草除根。

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梁山众人并非真正的农民起义，108人几乎没有农民，而只有以打鱼为生的阮氏兄弟和以打猎为生的解氏兄弟接近于劳动人民。且不论皇上如何昏庸，奸臣如何当道，但就《水浒传》描写的情节看，北宋的各级地方政权早已不掌握在“清官廉吏”手中。正因为公权力的普遍腐败，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才会日益逼仄，或者动辄得咎，或者祸从天降。在行政、司法一体的封建体制之下，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最终沦陷，更使得民众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啸聚山林，落草为寇，而这就是《水浒传》给出的官逼民反的基本逻辑。解氏兄弟的遭遇只是继林冲、武松之后的又一案例。

由解氏兄弟这一案件所诠释的北宋地方政府的司法腐败有何启示呢？一是“土豪劣绅”劫掠百姓往往有着官方背景。如同今世的强拆一样，只有公权力的介入（或隐在背后），才会对民众权益构成深层次和大面积的侵害。毛太公意欲侵吞解氏兄弟的猎获物，不过是倚仗他的女婿在州里吃着官饭，手里握有公权力。有所仗势才敢为非作歹。二是官府本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王正的职务是“六案孔目”，何谓“六案”？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个系统。今天与之对应的部委厅局，虽然分工更为细密，名目更为繁多，但其本质都是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在履行职责时，虽然形同“一袋土豆”，但在利益格局上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在本案中，只为贪占老虎这样一件民事纠纷，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竟然与司法人员沆瀣一气，共同作恶。在这里，哪有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场逻辑？三是司法人员的残民以逞。作为司法人员的包节级，一方面收受毛家的贿赂，一方面接受王孔目的请托。为此案件，知府大人是否主动关照或者被动默许，书中没说，恐怕也是包节级毫无顾忌的内在原因。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什么是非、什么善恶、什么罪与非罪，在好处与利益面前统统失去了标准与绳墨。

在此情况下，解氏兄弟盼不来死刑审核的程序保障，也盼不来《十五贯》里况钟知府的惊世朱笔，他的结局已经确定，只会被包节级、王孔目害死在狱中。幸亏解氏兄弟在登州还有着诸多的社会关系。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打官司，打的不是法律，而是关系。于是就有了乐和的传递信息，顾大嫂伉俪的密谋劫狱，邹渊邹润的鼎力相助，孙立将军的无奈支持。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因为财主的贪婪、司法的腐败，竟然引发了登州官方与民间的一场政治地震。事件是如何了结的呢？包节级、王孔目死于非命，毛太公一家惨遭灭门，登州监狱的司法人员尸横遍野。照常规，登州知府大人的官位断难保住。

由此可见，司法腐败并不单纯，它所破坏的不仅是公权力本身的权威与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破坏了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如果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尚未丧失净尽，那么通过改革与改良或许还可弥补与挽救；如果民众对于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丧失殆尽，抛弃、推翻这样的公权力就会成为必然选择，而其路径只会是造反、起义或革命。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从这个意义来讲，导致司法腐败的相关官员，对于一个政权的危害，实在是比外敌的入侵更为直接、更为可怕、更具根本性。

第三篇：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后果及代价

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后果及代价 姓名：赵利娜 专业：园艺学号：S10470102303

摘要：次贷危机引起的动荡已经影响了实体经济，体现在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尤为严重。其次，次贷危机现在已迅速深化为一场全方位的金融和信用危机，也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迅速影响国家最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极为深远，全球最初都低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次贷危机

世界范围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层面,也就是第一个发展阶段,说的是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①这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包括:(1)生产全球化,也就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西方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转移到距离原料和市场最近、劳动力最便宜的发展中国家 ,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东方廉价劳动力成本结合起来,力求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2)贸易全球化,首先是世界商品贸易数量急剧增长;其次是世界贸易市场的结构转换,不仅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转移。(3)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活动主体是跨国公司,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主要获利者。②全球化研究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把全球化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联系起来 ,从而使全球化研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根据美国新左派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 ,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一个世界体系,由中心区、半中心区、边缘区组成的世界体系。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③这也就是说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发展趋势 ,它的发展动力就是资本最大限度追求利润、无限扩张的欲望。④。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研究正面临一系列十分艰难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严峻时刻 :全球气候问题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石油、粮食、水以及一系列人类生活资源的供给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波动和潜在危机 ,恐怖主义和民族(或种族)分裂主义的猖獗 ,再加上核武器的威胁,这一系列问题都已经全球化了,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危机。⑤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了全球化与 “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 ,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需要的增长 ,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 ,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⑥“一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手段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⑦马克思强调这种危机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⑧

他认为这种危机的本质在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⑨。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世界范围,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利润率的下降,这种利润率下降一旦发展到资本无法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经济危机。首先，次贷危机引起的动荡已经影响了实体经济，体现在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尤为严重。其次，次贷危机现在已迅速深化为一场全方位的金融和信用危机，也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迅速影响国家最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极为深远，全球最初都低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一、金融危机的危害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的深化将会继续影响到各个行业。首先，可以看到，在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经营不佳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恶化甚至破产。银行的破产使得危机已经延伸到房屋贷款以外的领域，同时房价下跌导致信誉危机的进一步恶化。逾期不付钱的信用卡持有者的人数急剧上升，银行将会出现更多的呆账坏账，影响到银行的利润水平和其他服务项目的业绩。其次，金融危机使全球股市下跌，加上通货膨胀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导致对未来的预期降低，影响到消费信心和购买能力、内需紧缩。第三，金融信誉下降导致银行紧缩银根，致使企业在短期内出现资金短缺。对那些特别依赖资金流的企业的影响尤为重大，他们能够得到资本的几率下降，企业现金流越来越少，加上消费不景气，导致实业萧条。第四，外贸企业出口下降，美国经济下滑，购买力降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美国企业、股市、政府债券上的巨额投资遭到重大损失。经济下滑、政府救市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发展对于依赖外国消费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维持生存愈加艰难。

二、金融危机的机遇

首先，金融危机提供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其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摒弃过去产业中主打的中低端的产品，向高端发展，把低附加值的业务进行外包和剥离，通过产品定位的提升，服务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第三，金融危机将倒逼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主要依靠内需的道路上来，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美国第四，打造高质量的本地化管理和专业技术团队，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立足内生增长，培育先导产业。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有利于降低国际金融风险，而强调技术进步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的经济明显具有对外依赖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市场。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出现明显的下降，包括对跨国公司和本土出口企业均影响甚大。在沿海地区，很多中小企业已经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其次，会影响到中国的原料进口。美国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定价中心，美元是世界主要的计价货币。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影响到了主要商品期货市场的资金供求和美元币值，从而造成了原油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国是世界上的原材料进口大国，对于那些以这些进口原材料为加工对象的企业来说，价格的剧烈波动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第三，会影响到中国的投资及投机市场。美国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其自身的流动性异常紧张，这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据粗略估算，即使不算外汇储备减少的量，近两月流出我国的资金超过了800亿美元。例如，一些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主要投机对象的资金撤离中国市场，造成一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下降。这次金融危机，我国的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都受到冲击，市场的信心面临挑战。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发生自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内涵，心理动力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经济活动也不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信心危机。“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应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需要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和坚强的信心。沉着应对，采取对策，克服困难，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还会通过战胜危机使我国的经济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1.经济危机必然存在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都存在经济周期，都会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一百多年来人们作过各种尝试，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的办法是干脆抛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里不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只有死路一条。

2.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

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

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

主要表现是：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

四、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过去我们讲：资本家在追逐高额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拼命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市场上的商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现在应该讲：某个特定行业，造成本行业价值虚增，由社会买单。使得全体公民相对贫困，买不起房产，股票等被他们操控的产品，造成需求衰退的连锁反应。现代经济危机不是产品过剩，而是虚假财富过剩。

政府预防现代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要像打击假币一样打击虚假财富进入流通。

从本质上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劳动分配的不公平。市场体制具有两极分化的弊端，自由竞争自由分配不但会提高生产力，也会导致劳动成果的不均衡分配。虽然，这次经济危机是由次贷危机造成的，但是次贷危机的根源是大量的资本无法创出利润，所以，资本家鼓吹贷款，甚至贷款给那些次级贷款人来产生虚假的消费需求，刺激生产，导致虚假繁荣。

五、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 ：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

经济周期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

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

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

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

七、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原因

进入80年代，伴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空前加强。自1980年至1996年，全球贸易规模几乎增长了两倍。全球贸易额在世

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占29.8％上升到35％。80年代初至1996年，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远超过国际贸易约5.5％的年均增长速度。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特征之一。1996年，全球跨国公司提供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此相关，在过去10余年里，世界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经过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和重组，在许多重要的生产领域，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生产组织者，它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其统一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可以认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过去20年里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和各国社会经济变革的综合反映。

首先，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物质基础。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使许多原本并不存在的市场迅速浮现，同时也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特别是80年代以来现代通信业的革命（互联网络的迅速商业化运用），大大降低了国际间的通讯费用和交易成本，成为推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全球性的非管制化与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障碍。80年代初，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市场作用的非管制化时代，各国在取消贸易和资本流动管制方面迈出了相当显著的步子。无论是各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管制的解除或放松，都意味着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再次，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与创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技术条件。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交易的制度环境日益宽松，且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与交易技术不断涌现。这些创新，加上电子计算机远程终端的广泛运用，加快了交易速度，从而为资金在国际间的快速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近10年来，发达国家投资基金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7个主要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用于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从80年代末的7％增至90年代中期的10％以上。

最后，以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协调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

国际游资的存在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游资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今天，尽管仍然可以继续探索各种有效监管措施，但对国际游资的完全控制则是不可能的。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9年1月欧元利率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经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跨国公司在国际间进行了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到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名义汇率下降，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减少。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四篇：《正面管教》阅读习题 第五章当心逻辑后果

《正面管教》阅读习题 第五章 当心逻辑后果

1、父母和老师们有时候会如何掩饰惩罚？

答：他们通过把一个惩罚称为“逻辑后果”，而把惩罚伪装起来。，他们把“逻辑后果”误解为这是将他们的要求强加给孩子的一种新方法。这正是孩子们对“逻辑后果”的看法——经过伪装的惩罚。

2、很多孩子在受到惩罚时，想的是什么？ 答：有些孩子会认定自己是坏孩子或没用。

有些孩子会决定不再做那些让自己受到惩罚的事，但他们这是出于和害怕，而不是因为有了对与错的概念。

另一些孩子则可能琢磨着以后怎么打败你，或者将来怎样才不会被你抓到。很多孩子想的是报复。受到惩罚的孩子常常会很快做些什么来跟你扯平。

3、惩罚的即时效果是什么？

答：惩罚的即时效果是暂时制止孩子的不良行为。

4、惩罚的长期效果是什么？

答：惩罚的长期效果是报复循环。

5、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当心是什么在起作用？

答：与孩子打过交道的任何人都知道，惩罚会制止孩子的不良行为，至少是暂时制止。正是因为这一点，大人们可能认为他们赢得了管教孩子的许多战斗。而且，当孩子找机会扯平、挖空心思不被抓到或者由于恐惧而俯首帖耳或自认没用时，大人就会不可避免地在管教战争中彻底败下阵来。所以我们必须当心是什么在起作用。

6、如果大人志在必赢，那他们留给孩子的是什么？

答：只要大人们志在必赢，就会迫使孩子成为输家。会让他们或萎缩，或反叛，或自卑，或怨恨。

7、自然后果的定义是什么？举几个例子。答：自然后果是指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任何事情，其中没有大人的干预。站在雨中，就会淋湿。不吃东西，就会饿。

8、大人在自然后果中起什么作用？

答：当大人说教、叱责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或者以其它任何行为把责难、羞辱或痛苦附加到孩子原本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的体验之上时，就是在借题发挥。借题发挥会阻碍孩子在体验自然后果的过程中的自然学习，因为此时孩子会停止体验自然后果，而把心思集中到随或者抵挡这些责难、羞辱和痛苦上。

9、逻辑后果的定义是什么？

答：逻辑后果要求一个大人——或其它孩子——在家庭会议或班会上介入。重要的是，要决定哪种后果能为孩子创造有益的学习体验，鼓励孩子选择负责任的合作。

10、“逻辑后果的四个R”是什么？ 答：逻辑后果的四个R

1、相关（Related）

2、尊重（Respectful）

3、合理（Readonable）

4、预先告知（Revealed in advance）

11、如果遗漏了任何一个R，逻辑后果为什么就会变成惩罚？

答：因为遗漏了任何一个R，就会使得后果不再是相关的、尊重的、合理的、或预先告知的（情况允许时）。

12、如果孩子体验不到“逻辑后果的四个R”，他们可能会体验到另外的哪三个R？ 答：如果孩子体验不到“逻辑后果的四个R”，他们可能会体验到：

1、愤恨（Resentment）——“这不公平！我不能相信大人！”

2、报复（Revenge）——“现在他们赢了，但我会扳回来。”

3、反叛（Rebellion）——“我偏要对着干，以证明我不是必须按他们的要求去做。”

13、当大人以强权迫使孩子吃苦头时，大人的错误信念是什么？

答：父母和老师们喜欢使用惩罚的主要原因，是要显示自己能“赢”孩子的权力，或者通过让孩子吃苦头而报复孩子。这种念头背后的下意识想法是“我是大人，你是孩子。你要按我说的去做，否则有你好看”。

错误概念是：为了让孩子们做得更好，就得先要让他们感觉更糟。

14、为什么和善与坚定并行很重要？ 答：和善与坚定并行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对他们尊重与鼓励，以及对我们自身和当时情形的尊重。

15、为什么说要做到和善与坚定并行很困难？

答：理解不当或者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惩罚”或“娇纵”。当孩子“故意惹恼他们”时，有的家长或老师觉得不应该“和善”；有时他们不知道“和善而坚定”是什么样，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生气的时候过于坚定——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然后，又变得过于和善，以对自己的过度坚定进行弥补；有的不想再惩罚孩子而变得对孩子过于娇纵，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对孩子“和善”就是取悦孩子，或是不让孩子有任何失望。

16、为什么有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反而是能做到到的最有效的事情？

答：这样可以最大可能尊重孩子，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执行力。

17、为什么逻辑后果并不是一切不良行为的最好解决方法？ 答：因为强迫并不是一种为逐渐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所需要的生活技能的激励因素。管教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孩子做得更好。如果一个逻辑（相关的）后果不明显，很可能就是那种情形不适合运用逻辑后果。很多其它的方法或许更为有效。

18、逻辑后果通常对孩子的哪种错误目的有效，即便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答：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逻辑后果可能有效，但只在孩子的目的是寻求过度关注时才有效。当孩子的目的是寻求或是报复时，逻辑后果在冷静期之后或赢得孩子的合作之后的解决问题阶段，才是有效的。

19、在试图解决以寻求权力或报复为目的的问题时，如果要使用逻辑后果，必须先做哪两件事情？

答：要理解孩子的行为以及长期效果。先经过冷静期；和孩子一起讨论，赢得他们的合作。

20、对哪种错误目的的行为，即不宜使用自然后果也不宜使用逻辑后果？ 答：自暴自弃。

21、你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探讨他们的选择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把后果强加给孩子？ 答：让孩子参与谈论问题的解决，引起他们的兴趣，赢得他们的合作。

2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关注逻辑后果，而应该关注什么？ 答：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五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

摘要：马克思揭示的影响经济危机的因素，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仍可找到其延续的痕迹。他对影响危机因素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仍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当代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个基本前提、一个经济平台，其影响因素可分为五类。分属这五类的影响因素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形成合力，共同对危机发生作用。同时，这些因素在危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平衡，具有层次性、顺序性、方向性、相互交错和反向递进性，并由贯穿始终的一根轴线连接起来。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因素；基本结构；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7－7685(2011)07－0006

一、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其方法论特点

在《资本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八方面。

(一)粮食和工业原料价格变动

马克思认为，粮食价格的上涨“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爆发的力量。”粮食价格上涨使粮食的需求更大，使工业品需求量大大减少，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市场普遍缩小和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但它只能从外部施加影响，而不能引起危机。马克思认为原料价格上涨，使扣除工资后的生产成本无法“从商品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从而“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原料价格上涨，还会“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频繁，”“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原料价格上涨，还会使“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困难”，“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他还把原料价格和工业制成品价格之间对比关系的变化列为发生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二)再生产周期不同的产业部门间的投资比例

马克思指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周转时间长短不同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失调，不仅会对货币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也会推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力扩张和虚假繁荣，为生产过剩危机的来临提供前提。

(三)信用、信用制度、利息率、贴现率

马克思指出，信用的动摇，会导致精神普遍颓丧，信贷受到限制，企业因缺乏货币而破产，从而使危机发生。“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信用制度不仅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而且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马克思还分析了利息率、贴现率对危机的影响。指出，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贴现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存户从银行提走存款来按当时的高利放债”，从而引起银行后备减少，而银行“后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存户感到惴惴不安，使他们也从银行部提走存款”，结果，“使后备丧失无余”，引发危机。

(四)利润率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他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以“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促进这种欺诈的是狂热的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这样，也会引起再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危机。他还指出，“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引起竞争斗争。”这种竞争斗争必然“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和市场商品充斥。”必然使生产力的绝对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以至发生危机。

(五)贵金属流通

马克思认为，贵金属流出是危机的前奏。只要资本“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贵金属的外流只要达到一定规模，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就会崩溃。

(六)国际贸易

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仅仅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对再生产过程的紊乱和危机起补救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避免危机。对外贸易对紊乱和危机起补救作用的同时，又表现为危机的一个新的条件和因素，不仅增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起着加速危机的传播、扩大危机范围的作用。马克思还把过度的对外贸易视作世界市场危机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这样，“危机也许首先”“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

(七)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矛盾集中体现的世界市场危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些矛盾的展开，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达到自身内部生产过剩的成熟程度，加强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危机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生产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马克思还认为，世界市场空间距离的拓展，对危机也起重要作用。他指出，市场空间距离的拓展，使买和卖的分离、生产和流通的分离更加严重，从而促使信用的膨胀及期限的延长。“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小，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

(八)关税政策

马克思指出，关税政策并不能消除危机，“贸

易自由就能一举而消除商业衰落、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恩格斯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导致危机的原因。他说：“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等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同时，“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马克思对影响危机的因素的分析，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点：第一，在分析影响危机的各种因素时，总是从大量的客观现实出发，分析众多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分析这些现象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分析这些连锁反应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在矛盾的影响，揭示这些矛盾发展以至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和规律。第二，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全球性的矛盾系统，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分析影响危机的因素。在他分析的影响因素中，既有生产因素，又有流通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上层建筑因素；在上层建筑因素中，既有国家干预因素，又有市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发生作用的空间来说，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互为条件、相互联系。通过分析，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各种矛盾的综合、集中表现，是各种矛盾的灾难性爆发和强制平衡。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影响因素的层次性。他认为，引发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对危机的作用和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有主有次，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对这些因素，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二、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及其内在逻辑

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个基本前提、一个经济平台，影响危机的因素也分为五大类。

(一)基本前提

金融危机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前提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决定着危机的必然性、所经历的过程及周期反复的规律性。这一基本矛盾运行并贯穿资本主义全过程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即资本增值的本性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就没有危机的根源及其必然性，就没有危机的发生。

(二)经济平台

这个经济平台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行所采取的市场体制。调节这一体制运行的市场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润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工资机制、风险机制等。没有这一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一系列具体矛盾就没有存在和活动的基地。但仅有存在和活动的基地，而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和各种矛盾的主体就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危机的因素就无从发挥作用，也就不能导致危机。

(三)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五类因素

1.华尔街的贪婪。这类因素有金融创新、金融交易、投机欺诈、逃避监管等。华尔街的“贪婪”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主体即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初始目标和终极目的。华尔街作 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代表，它的贪婪正是资本本性的具体体现。正是在这一本性的驱使下，华尔街的投机家才运用大量金融创新及其衍生工具，逃避监管，涉足资金交易，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一系列矛盾急剧膨胀和发展，最终导致席卷全球的危机。

2.虚拟经济膨胀。这一类因素有信用工具、有价证券、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次级房贷债券、金融杠杆、金融市场炒作、金融泡沫等。这些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通过金融市场的炒作交易，吸引和欺诈投资者，牟取暴利。在此次危机中，一些投机家们不顾后果地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设计出众多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大量发放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并将这些次贷债务证券化，进一步打包上市。同时，又与信用评级机构和会计机构相互勾结，故意抬高信用等级。然后，放出虚假信息，在金融市场上炒作交易。这样，由于华尔街的贪婪、次贷债券及其衍生品的过度使用，次贷债券价格如日中升，盈利的吸引力愈来愈大，投机者趋之若鹜，债务锁链越拉越长，金融泡沫越吹越大，虚拟经济越发膨胀，金融风险越积越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也愈加深化。最后，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随即发生，并借助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媒介作用，迅速发展为一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3.政府宏观政策。政府宏观政策的内容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体系、金融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金融监管、消费政策等。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金融垄断资本主宰的经济。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用参与制，控制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府，成了金融垄断资本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社会财富、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工具。为了实现金融垄断资本的无限贪欲，美国政府和国会建立了自由放任的金融体制；为了给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营私舞弊、投机欺诈行为创造条件，美国政府和国会制造种种理由，恣意放松甚至解除监管；为了给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创造获取社会财富的机会，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开辟了房地产经济；为了给房地产业撑腰打气，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下属美联储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房地产业出现过热、通货膨胀势头大长之时，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下属美联储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发放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证券操作，纵容种种投机和诈骗。另一方面，又与华尔街相互配合，利用电信网络、舆论等各种媒体和其他政策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虚拟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

4.国际因素。影响危机的国际因素大体有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还包括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等。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控制着国际金融机制的运行方向，掌握着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规范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输出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鼓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使国际资本的流动无序化，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造成各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滋长了一系列投机、欺诈行为，诱发了日益膨胀的金融泡沫，导致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动荡；增大了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放大了金融风险；强化了各国金融政策之间的联系，弱化了各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使跨国金融监管难以进行；暴露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缺失和漏洞，使之

难以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增大了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操纵下，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各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引发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5.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具体到政策上就是所有制上的私有化、政府角色的最小化、调控上的非监管化、世界战略上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经济政策，在西方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泛滥，激发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狂潮，推动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无限繁殖，形成并放大了虚拟经济的泡沫，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充分而成熟的条件，在一次次危机的机体上，打上新自由主义的烙印。

以上影响危机爆发的五类因素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平台，是相互连接的有机整体。影响危机爆发的五类因素及其下属的各个因素，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循序渐进、一脉相承。我们之所以把华尔街的贪婪作为影响危机因素的第一类，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距离危机的根源最近，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内在的一系列矛盾，正是这一制度产生并运行的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导致华尔街的无限贪欲，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欺诈和投机，才产生了金融市场的泡沫，并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正是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安全并危及金融垄断资本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代表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和政府才动用宏观政策手段予以干预。以上影响危机爆发的三类因素，都是国内因素。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推行世界霸权、实现自己无限贪欲的过程中，必然要借助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组织的力量。于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金融的运行规则等，便成为影响危机因素的第四类即国际因素。在引发此次危机的诸种因素中，美国国内的因素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国际因素只是推动美国国内危机发展、恶化并向全球蔓延的条件。至于影响危机因素的第五类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则属意识形态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中生活的金融垄断资本本性的产物。这一理论通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具体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实现金融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深化、发展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他一系列矛盾，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三、结论与思考

金融危机影响因素的存在和作用是有一定条件和前提的。这些影响因素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扩散，进行作用。同时，这些因素在危机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有的属初始性因素，有的属继发性因素。并且，在这些因素中，还贯穿着一根轴线即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围绕这根轴线，各种不同层次的因素，按照各自的职能，对危机产生不同的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的层次性和职能的差异性，它们对危机的作用又具有一定的顺序性和方向性。一般来说，这些不同层次的因素，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由初始因素出发经过继发性因素对危机的过程和不同阶段，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也会按照其逻辑顺序，依次对危机的过程和运行发生反向的递进作用。这种正向的推进作用和反向的递进作用相互交错、相互结合，使危机不断深化、发展，后果不断放大和严重。

我们研究金融危机，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影响危机因素存在和作用的前提出发，对影响危机的因素进行总体的和综合性的分析。同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揭示影响危机因素的不同特点及其在危机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分清主次，区别对待，避免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最后，还要注意这些因素的逻辑结构、层次性、发生作用的顺序性和方向性，找出解决矛盾的关键环节和切入点，使应对危机的方案更具科学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