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能源逻辑（五篇材料）

第一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能源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能源逻辑

“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精准定位，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任务和新挑战。

体现在能源领域就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能源消费增长换档减速，保供压力明显缓解，供需相对宽松，而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在供求关系缓和的同时，结构性、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成为制约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能源行业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必将促使我国能源行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站在新起点上，我国能源转型该如何面对和迎接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以什么逻辑解决好新的社会矛盾？ 能源清洁转型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也带动我国能源领域发展战略、理念和政策取向的系列变化，推动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成为重要发展基调。能源革命的理念涉及能源消费者、生产者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义，本质是主体能源的更替或其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主要特征是能源供给消费的清洁低碳化发展，目标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些意味着我国能源朝着清洁化方向发展的的重大思路转变。朝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我国能源发展方式正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2012年增长了9.1%，年均增长2.2%，远低于本世纪以来能耗总量年均7.1%的增速；能源结构正在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分别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4.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了6.5个百分点……能源生产消费发生了巨大变革。推动能源革命之路，并非坦途。需要解决许多矛盾问题，应对各种风险隐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能源当中有着充分体现。比如，部分地区能源生产消费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上限，“以气代煤”和“以电代煤”等清洁替代成本高，洁净型煤推广困难；部分地区弃风弃水弃光“三弃”问题严重；此外，跨省区能源资源配置矛盾凸显、天然气季节性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等等。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能源清洁低碳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高效、清洁、多元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进程加快推进，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国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也越来越强烈。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进一步坚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能源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

纵观人类能源发展历史，任何一种能源的占比提升都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实现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从高贵能源向普惠能源的转型，仍需要突破技术、商务和管理多种瓶颈。因此，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体系中仍将较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

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系统集成、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天然气作为清洁的化石能源，将成为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重要桥梁。通过推动能源革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方引导培育，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将持续提高，天然气更加广泛的开发利用将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必由之路。“三去一降一补”推动能源行业强身健体

当前，我国能源供给结构还不合理，破解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以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为根本目标，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为主攻方向，通过正确有效、清晰可行的结构优化措施，使能源供给体系更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重磅规划、政策和配套机制，积极引导和推动去产能、补短板、增动能重点工作。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能源储运能力显著增强，保供压力基本缓解，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清洁能源比重提升，包括上游勘探开发、油气储运、电力体制改革、成品油主体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体系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能源市场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创新推进缓慢，已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后一公里”难以落实，成为释放市场活力和培育增长新动能的主要制约因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是一次惠及长远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写入党章，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推动能源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进一步着力化解和防范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在实施去煤和能源替代战略、防范煤电过剩风险、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等方面继续下大力气。其次，要统筹资源、环境和市场条件，推动非化石能源可持续发展。大力改革创新，尝试通过实施一定的价格补贴政策，重点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不足和“弃风弃光”现象。三要继续加强国内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大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积极扩大规模化开发利用，夯实油气资源供应基础。四是要加强电网、管网及能源储备建设，补齐能源基础设施短板。五是要优化高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推动能源协调发展、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节能环保成为能源行业重要命题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我国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排放量大，污染严重，面临异常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有世界上最强烈的环境改善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12年至201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分别比上年降低3.5%、3.7%、4.7%、5.6%和5.0%，降幅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5年，除单位GDP能耗外，单位GDP电耗比上年降低6.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降低8.4%，这三个指标均为2005年实行节能降耗约束性管理以来降幅最大的。

但是，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能效和排放上。从世界范围看，我国能耗强度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高。按照2015年美元价格和汇率计算，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3.7吨标准煤/万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2.4倍，德国的2.7倍，英国的3.9倍。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我国人均排放是全球的1.44倍，单位GDP排放是欧盟的4.32倍，美国的2.79倍，全球的1.7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硬约束，也是主目标。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绿色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补齐资源环境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兑现国际气候承诺的要求，已成为我国能源行业的重要命题。

科技创新成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作为能源革命战略的重要一环，能源技术革命是助推能源消费、供给、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转型的速度和进程。

近年来，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显著提升，但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核心技术缺乏、关键装备及材料依赖进口问题比较突出，新能源、页岩气等领域关键技术长期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燃气轮机及高温材料等依然落后等。与此同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创新活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这一背景下，能源科技创新正迎来最好的机遇期。我们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技术，把握创新重点方向和领域，依托重大工程，以重大科技专项攻关为抓手，力争突破深海油气、页岩油气、可燃冰、新一代核电等能源领域的一批关键性技术。另一方面，要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拓宽视野，积极吸收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加强新技术运用和新模式探索，推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大电网技术、智慧能源、储能技术等国际先进技术在国内应用；同时密切跟踪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及时把握一些发展机遇。

“中国智造”呼唤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既有技术上的欠缺，也有工匠精神不够的原因。

能源装备是能源技术的载体，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和核心部分。推动能源装备自主创新是落实“中国智造2025”的重要举措，是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趋势，许多国家都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把推动新能源和新型绿色产业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变化，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构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能源技术装备亟需革新和提升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报告还提到，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当前正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发扬工匠精神，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对能源领域而言，要顺应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在高效洁净发电、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利用、能源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抢占先机，实现重大突破，从而进一步扩大优势，迈上新的重要台阶。提高自主创新和整体劳动队伍技能水平，使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

倡导企业家精神，推进能源行业变革与国企改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众多新兴行业的民营企业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能源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尽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重大改革进展和社会关注度上显得沉寂。这种反差并非因为国企缺乏潜在的优秀企业家，更多源自于国企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加之市场化激励不足，导致国企高管政治家身份更加浓厚，而企业家精神相对缺失。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不久前，中央下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承担着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和风险，这也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改革发展需要和企业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尤其是在相当多企业处于爬坡过坎的情形下，更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作为领头羊，对企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能源企业处于厚植发展优势、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需求增速大幅下滑、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形势，承担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市场化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行业深度调整和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激发和弘扬国有企业家的担当、创新、进取、奉献精神。但是，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手段，更需要建立一种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诸如推行董事会行使高管人员市场选聘、薪酬水平与业绩挂钩机制、企业管理人员合理流动机制、国企员工持股制度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厘清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边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当国有企业中涌现出一批散发强烈企业家精神、既有政治素质又有市场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会同时站在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上。版权声明|稿件为能源杂志原创

第二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什么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什么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出现根本性转折，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社会主要矛盾以一种集中、凝练、典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核心要素、关键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新的性质、新的内容、新的水准，实现了人民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跃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富起来的过程中让中国全面强起来、真正强起来、持久强起来，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于质量水平提高期、实现现代化的酝酿过渡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状况的一个尺度，主要矛盾的概括和定位，实质上是社会发展的“地标”。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处于初级阶段与现代化的衔接过渡期，走出初级阶段的酝酿加速期，以及初级阶段的质量水平提高期，进入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跃升期。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的基本依据，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主导的、支配的、决定的作用，贯通于时代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阶段。新时代是新的主要矛盾的总体性概括和历史性表述，新的主要矛盾则是新时代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首先就要认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是什么，据此进一步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新的主要矛盾表明，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具备了充分的条件。主要矛盾是问题、动力和主攻方向，主要矛盾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解决主要矛盾的目标和途径。新的主要矛盾表明，只有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由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所适应、协调和满足。

第三篇：社会背景

(1)社会背景： ①日本明治维新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②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 ①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②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 ①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②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 ①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②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 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1.时间： 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 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 明治维新比戊戌变法早了近30年。人物： 明治维新：由中下层武士和一些大名发动武装革命，有明智天皇带领维新。戊戌变法：有梁启超等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有光绪批准下达变法。影响：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东亚小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滋长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戊戌变法 大多数改革措施被废或取消。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变法保留的内容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结果：戊戌变法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2.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些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答案补充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答案补充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区别 首先从结果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使日本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小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且只维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没有因此而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摆脱了封建的束缚，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没能彻底得废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发展受限。而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说并不成功，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2017年11月13日 内蒙古日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林

密

【核心提示】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

●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

●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乎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大局与大计 极为重要的新论断。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总体而言，这一重要的科学新论断立足我国实际，扎根历史，展望全球与未来，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

第一，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人们理解历史发展的主导基础、发展规律、发展现状与阶段性提供了总体的分析原则与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之本。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永远不负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因此，我们党引领的“伟大梦想”，以及党的宗旨与奋斗目标，在原则与方法论上是深深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毋庸置疑，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过程。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也就意味着，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条件，并且只能提出历史发展本身已具备解决问题之条件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它既是前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结果，也是开启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新前提。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主要矛盾判断，呈现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因此，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阶段性与新形势新条件的科学判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尊重，对我党执政规律的尊重。

此外，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展开的过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展开的过程。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美好生活”是一种抽象而笼统的表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来看，恰恰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逻辑与科学认识方法，彰显的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要面对的“富起来”这个阶段，是一场以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核心驱动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战斗。经过近4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 界。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所有的这些日益广泛与增长的各种需要，总体上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当前阶段上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新阶段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以前一个阶段“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的，是继承与丰富发展，也是历史的具体展开，因而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也是一个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阐发。这在根本上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体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第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在风雨近百年的历程里，不论弱小还是强大，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问题与矛盾，勇于修正错误，敢于刮骨疗毒，不断自我革新与进化，时刻准备着攻坚克难。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形式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实践是核心，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本。但是，这种表现为社会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历史过程，无一不是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人们就必须得发展生产，而且必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生产实践。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动力。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党提出的要求在于，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我们 党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过程中，一方面必须直面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勇于开展“伟大的斗争”；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不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立足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聆听时代的声音，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对于新阶段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我们党直面的新问题新挑战。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选择历史实践开始的条件，而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个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与过程中，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才有了当下必须直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突出的问题与后果。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首先，主要矛盾表述变迁是我们党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及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历来重视抓主要矛盾并基此制定与施展治国理政大计。这一传统奠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一著名的哲学论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依据这一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都要对我 国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关于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之相比，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表述上的明显表述变化体现为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表述之“变”背后的“不变”之处，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其次，这“变”与“不变”背后不仅体现了我们对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中开展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虽然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更主要也更关键的制约因素是落后的生产力。而伴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凸显成为突出的问题，构成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前一个阶段，不平衡发展既是条件，也是方式，意味着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先富有能力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到了后一个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却严重制约了共富的实现。这是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以及主要任务等都不一样，因 此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层次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等具有普遍共性，但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同于西方，尤其在根本上异质于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逻辑驱动的“美好生活”展开过程。同样，“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全球的共性过程中，也必须意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消灭这种不平衡性、实现共富为目标导向的，并且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因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必须以“四个自信”伸张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致力于推进的“伟大事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第五篇：抗疫背景下的社会担当

一月二十日，本该是喜气洋洋的迎接2020鼠年春节的到来，但率先迎来却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型冠状肺炎。从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在新闻中宣部，到一月二十四号武汉宣部封城，短短的3天时间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剧烈性。

中国最热闹的节日：春节。每年的春节都是大批农名工反乡的热潮，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寒冷的天气，也让本来就及具传染性的肺炎病毒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从点到面，由武汉一市辐射到全国，让全国人全部在防范返乡人员。在这之中，体现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不一样的心态，但统一坚定的信念：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事情发生之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街上药店里看看有没有口罩，进入药店当问及口罩的价格时，一次性口罩老板直接按个卖一个3元，感到庆幸的我直接想买四盒，结果只能限购一盒10个。事后想想也合理，毕竟每个人都需要，就没太在意。回去之后分给爸妈一半，他们觉得卖的太贵了，平常1元一个的口罩被卖到3元一个，而且当时的口罩都是存货，明显的坐地起价，一个n95的口罩卖到了25一个。在疫情的初期，每天都会报道各地的药店都在哄抬物价抬高口罩的价格，被罚的不计其数，在他们乘机赚钱的时候，有想过别人的感受么，药店本就是给人便利，每个药店都会有一个药师坐镇，但他们却是默认了在人们最需要“救世良药”时贪婪的提高物价化为己用。

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是中国举全国之力用时11天不辞辛劳建成，这其中有太多的企业家，工人，为此付出。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2月4日开始正式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这座只用10天时间平地崛起的医院，不仅全程吸引着国内数千万网友担当“云监工”，更是让无数外国网友震撼不已，纷纷赞叹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近期受到持续关注的热点。此外，2月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主体建设也已经完成，施工进入冲刺阶段。火神山、雷神山光速建成的背后，离不开多家企业的援建。天眼查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参与援建火神山、雷神山的爱心企业中，22.43%来自湖北省；19.63%来自江苏省；13.08%的援建企业来自浙江省。除此之外，北京市和广东省并列第四位。以常州为例子，就有着多家企业援助了物资，其中包括了PVC 同质透心地板，医疗器械，以及运输等多方面的技术，物资支持。真正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展现了自己的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