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

第一篇：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

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

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在新民主主义的指引下，中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次也就是从1978年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转型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做出了粗多重大的决策，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更是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几年了，在这些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综合国力都有发展，国际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国的贫富差距逐年增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犯罪率也在逐年递增；物价也是飞涨，许多的工薪阶层都很难在一线城市买到一套房子。

经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文化的基础。所以在社会转型的这个大背景下，经济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我觉得既然是在转型社会这个大背景下，那么经济也需要转型才能很好的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个步骤，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完善，还有就是中国不能只盯着GDP的增长，GDP并不代表着所有，各地政府有时候过于看中数字上的增长，他们为了使得经济的增长率达到某一个指标，不惜以环境等为代价，他们用高能耗，高污染来换取GDP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发展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牺牲了后代的资源。

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目前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型成为工业国，但是，中国的工业总是建立在不可持续上面的，中国大量利用现有的石油、煤炭等资源，发展工业，不仅过渡消耗了资源，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中国应该加大科研力度，进一步发展清洁的能源。其实在一些比较发达的省区已经开始利用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了，例如在杭州，已经推出了油电混合型动力的公交车，还有电动的出租车，这些能源的使用能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国家应该给与大力支持并加以推广。

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我认为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了，经济转型发展就应该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贫富差距包括东中西部的贫富差距，还有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应该更加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人们真的能够享受到社保带来的优惠，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经济平衡的发展，使得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其实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许多的数字都是虚假的，GDP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反应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穷人太穷，富人太富，中国的人口又太多。

最后我认为是在进行经济转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创新。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我们国家不具备创新的能力，所以需要依赖外国，去外国进口，需要去模仿外国的技术。但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我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去创新，中国必须去创新，必须掌握核心的技术才能生产出更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才能进一步的去占领国际市场，才能使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除了经济要转型，对社会的建设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强和转型。社会建设主要是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比如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

社会事业与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应该加大在这一个方面的财政投入，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免费是享受到义务教务，这样也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全民的素质；在医疗卫生方面加大投入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不用因为高额的医疗费而放弃就医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蔓延，因为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人们看不起病，继而就使得病菌不断地传播，进而引起了传染病；在科研方面也应该给与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这样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创新。

在社会的建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管理，社会的管理也可以上升到国家的管理，这两者其实有共同之处，管理无非可以分为德治和法治。在社会中有一个职业一直被大多数的人所嫌弃，大家觉得这批人欺善怕恶，狐假虎威，这个职业就是城管。关于城管，我听到的大多是负面的新闻，说城管在赶走那些小贩的时候总是用一些暴力，极端的手段。其实城管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职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只是政府需要对城管进行在教育在培训，让他们多用“德治”，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例子：在湖北省武汉市，城

管在劝说占道经营店主无效后,组织50名执法队员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最终老板主动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这个例子中，城管没有用暴力极端的手段就让老板把占据的道路归还了出来，这在城管执法上也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了吧。当然除了德治还需要法治，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如果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德治就会变得没有的底线，因为德治是不能越过法治的，虽说法不外乎人情，但是也要做到违法必究。

除了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比如在过去，我国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必须加强，必须要保障人民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稳定繁荣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提出中国可以实行先富带后富，因为中国的地区有先富起来的，也有至今都落后的。所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需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区域的协调发展，各个区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政府要做的就是要使它们平衡稳定的发展。

最后，我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以人为本”这个理念，因为不论是经济的建设还是社会的建设，它们的最终服务对象都是人，所有转型和改革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让人们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第二篇：社会背景

(1)社会背景： ①日本明治维新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②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 ①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②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 ①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②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 ①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②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 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1.时间： 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 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 明治维新比戊戌变法早了近30年。人物： 明治维新：由中下层武士和一些大名发动武装革命，有明智天皇带领维新。戊戌变法：有梁启超等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有光绪批准下达变法。影响：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东亚小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滋长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戊戌变法 大多数改革措施被废或取消。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变法保留的内容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结果：戊戌变法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2.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些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答案补充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答案补充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区别 首先从结果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使日本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小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且只维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没有因此而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摆脱了封建的束缚，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没能彻底得废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发展受限。而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说并不成功，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三篇：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会的转型研究

摘要：农民集中居住解构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极有可能促成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成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市场化的、陌生人的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能够满足人们本体性安全的需要、社会交换的需要，以及合作应对风险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中建构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重构人们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将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整合为居民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熟人社会；“类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074—05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产值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不断消解，农村社会也在不断寻找机遇，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推出新农村发展战略、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面貌也将彻底改变。农民集中居住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空间聚落的变革，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现代化，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各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农村社会将会面临什么？在新一轮的农村建设高潮中，村落熟人社会将会遭遇怎样的境遇？村落熟人社会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村落熟人社会应该如何转型？是否要抛弃传统村落社会的一切抑或通过一些值得继承的文化来弥补现代化的不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希望能对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发展有所裨益。

一、熟人社会的内涵作为学术概念的“熟人社会”是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②。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什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③正因如此，在熟人社会里，事情便变得相当有趣，一曰礼治秩序，二曰无讼，三曰无为政治，四曰长老政治。从这些富有洞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熟人社会的基本认识。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对熟人社会做出严格的学术定义，这给学者的后续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归纳起来，目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范畴去理解熟人社会。一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形态。与此对应的概念是陌生人社会，以此指称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实质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人情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在此范畴之下，结合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提出“半熟人社会”④、“无主体熟人社会”⑤等概念来理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二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赵旭东指出，熟人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其最初提出的时候可能并非仅仅是描述意义上的，还有结构意义上的，也即是这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的特性。⑥熟人社会发轫于乡土（农耕）文明，一旦作为一种结构性机制存在，就有了存在的独特逻辑。当费孝通先生把熟人社会同乡土文明联系起来论述时，揭示了熟人社会的发生根源；当他论述熟人社会中由亲情原则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时，其实质是在讨论熟人社会形成后稳定持续的存在根源。⑦在此范畴之下，学者普遍看到熟人社会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⑧，另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只要处理得好，有其存在的价值⑨。

学者们对于熟人社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熟人社会维系的根基是礼治秩序应是一种共识。这个礼治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塑造下，人们自觉地建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人情网络，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遵循共同的交往规则。这样的熟人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意义共同体。

作为一个意义共同体，熟人社会给世人以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形象。但实质上，熟人社会的产生乃是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需要，即吉登斯所言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在生产力落后的传统社会，单个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生产生活的所有事项，经常需要群体共同协作去应付各种困难，从而产生了共同合作的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通过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儒家文化构建的这个意义共同体中，人们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共度时艰。因此，熟人社会外在的感性特征根植于其内在的利益基础之上，其构成成员心理上彼此依赖的产生来自于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诸如街坊之间的互相帮难，同村同宗友爱体谅等。⑩总之，熟人社会究其本质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意义共同体的构建只是为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提供行动的合理性。

二、传统村落熟人社会构建的基础

熟人社会产生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乡土社会本质的结构性特征。熟人社会大体上以自然村为单位，与村落合为一体，因而被称之为村落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以自然村形成一个地域性的熟人社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社会流动性低

村落社会具有低流动性和地方性，人们安土重迁，“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因而，聚族聚村而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特质。费孝通认为，这其中原因大致有小农经营、水利灌溉、安全保卫、土地继承的需要四个方面。低流动性使得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社会交往能够持久互动下去，从而有利于意义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得以有效实施。人们无选择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因此最好遵守熟人社会的规则，以避免惩罚。2.趋同的职业

在村落中，除了少数的手工业之外，人们普遍从事相同的农业劳动。虽然绝大多数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农生产，从根本上只关心自家的生产，但由于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并不是单个农户所能应付的，比如水利灌溉，由此催生了合作的需求，也促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的产生。

3.共同的血缘

熟人社会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这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故而血缘和地缘共同构成了熟人社会信任的基础，促成意义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许多村落是以共同的血缘构建而成的，形成单姓聚居的村落格局。还有一些非单姓聚居的村落，虽然存在大小不一的不同族群，但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象征性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现象。这种通过拟血缘的方法建构的关系并不延伸亲属关系中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帮扶的义务。因此，这种共同的血缘或拟血缘，促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形成。

4.独特的居住模式

传统村落农民的居住空间兼具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功能以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双重性质。在住宅的外观上，表现为传统村落民居以院落式的平房格局为主，附有生产性的辅房。院落及主屋中的堂屋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院落作为一个主人私人领域延伸和外部公共领域侵入的交接空间，成为村民之间相互主体间性的关系的空间延展。这种居住模式有利于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加深情感联系，形成情感认同的意义共同体。

5.共同的礼俗信仰

传统熟人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儒家伦理规范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并不是依靠外在约制性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一种不断被身体化的地方共识。这种伦理规范的直观表现即是人情。熟人社会人际交往是以人情为导向的，人情对于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人情导向的乡土逻辑遵循情面原则和乡情原则，使差序性的熟人社会格局得以建构。

三、农民集中居住对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解构

1.农民集中居住及其主要类型

通俗地说，农民集中居住就是把分散在农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型社区居住，使他们过上类似城市的生活，以达到城乡一体化。农民集中居住最早来自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村“三集中”实践，即“农民集中到镇区居住”、“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200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江苏“三集中”做法和中央文件精神相契合，随即农民集中居住在江苏全省以及其他地区推广。

韩俊等人根据居住点离城市中心区的距离远近，将农民集中居住区分为城郊型集中居住社区、小城镇集中居住社区以及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三类。城郊型集中居住社区是因工业园区、开发区占地搬迁而产生的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形式，适合已经失去耕地或仅有少量耕地的城郊型农村。这种社区在社区住宅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用城市小区标准，以多层公寓楼替代原来农村一户一宅的居住模式，是一种城市化了的农民新社区。小城镇集中居住社区适合已经完全失去土地或已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一般是根据镇村布局规划重新调整农村居民布局，引导农民新建住房向新规划的区域内集中，然后逐步退出原居住点。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一般以规模较大、区位较好、基础设施相对齐全的村庄为基础，或是对村落重新规划选址建设新的集中居住区，引导周边及偏远分散的自然村住宅整合、集中到一起，使之成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环境优美、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农村新型社区。以建设中心村为重点引导农民集中建房，一般适合距离城市规划控制区相对较远的、生活方式仍以农业为主的一般农村地区。

2.农民集中居住对村落熟人社会的解构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形塑下，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村落社会流动加快，价值观逐渐多元化，村落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虽然社会处于变迁之中，但由于传统农村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的生产方式、血缘结构、居住模式、社会空间等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村落熟人社会依旧得以延续。现阶段，这种延续在各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将发生变化。在最先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江苏省，根据“全省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安排，江苏省将在未来20年至25年内，把全省目前约25万个自然村，逐步撤并为4万多个“规划居住点”。可以预计，如果各地都积极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村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新型农民住宅小区。这种空间聚落形态的巨变将彻底解构村落熟人社会延续的基础。

第一，传统村落成员从事趋同职业的局面将不再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农民逐渐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职业，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依然存在，村落依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在村落中构建熟人社会以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则可能改变小农生产的模式。对于城郊型和乡镇型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农地大多被征收，已经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农地，农民大多都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居住小区已经不具有生产的功能，更多的是生活休闲的空间。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农民的生产方式将逐渐由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取代小农生产，农民将更多转变为兼业农民，农业生产在大多数农户经济中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传统基于共同的农业生产而产生的合作需求不断降低，村落亦由生产生活共同体转变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出于利益需要建构社区熟人社会的基础将不存在。

第二，传统村落中以血缘、地缘构建的熟人社会网络面临解体。在传统村落熟人社会中，人们主要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熟人社会网络。农民集中居住将使得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自然村不复存在，基于血缘、地缘的社区记忆、社区认同以及熟人社会网络将丧失存在基础。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人口规模大，成员来自不同的自然村，血缘意识将越来越淡薄，以血缘为基础重构熟人社会也将不再可能。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中，陌生人社会成为事实。第三，城市化的居住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人们的社会交往，难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就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城郊型和乡镇型集中居住社区以多层公寓式住宅作为主要的住宅形式，中心村型集中居住社区则以联排或双拼式的别墅型住宅为主，这些多层公寓式、联排或双拼式的别墅型住宅都是基于现代性的设计理念，更加注重住宅的私密性，使得传统民宅所具有的公共空间功能基本被去除。正如一些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与农民原先单门独户的平房或二层小楼相比，在集中居住区建造的多层和高层楼房容易造成移民邻里交往受阻，导致邻里交往频率下降”。换言之，集中居住社区的城市化的住宅设计使人们在享受到更加舒适自由的私密空间的同时，却不利于社区邻里的往来。当大家都在将自己住宅定义为私人空间的时候，以往普遍存在于村落的串门式的情感交流就急剧减少，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自然难以形成。

四、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及其重构

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推动下进行的农村空间结构的巨变面前，村落熟人社会无疑遭遇困境并面临终结的危险。那么，以一定地域（在目前主要是社区）为单位构建熟人社会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如果有，又该如何构建？对此，笔者先从现代社会的特质、熟人社会的功能两个方面对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1.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

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充分体现出专业上的分工协作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独立自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市场上（即陌生人那里）购买到其所需的各种日常生活物品和服务。这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协作需求，从而进一步加深陌生人社会的结构性事实。实际上，在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中，市场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一方面，个体的许多需求需要通过社区内的社会交换来实现，而这种社会交换依赖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为人们社会交换的有序进行提供信用和规范。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并不能给人以完全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回归熟人社会，人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以规避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

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个体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系统中，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风险来临的时代，恰恰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比如社区）中充分协作、密切配合，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目前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高度陌生的社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支持、协作意识，每个人在享受到高度自由的同时，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应对各种风险时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如果能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进行重塑，无疑有利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协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最终有助于社区的整合。熟人社会可以成为应对搭便车困境的有力工具，将每个熟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利益整体中。

总之，在现代社会，以一定的地域（社区）为基础构建熟人社会仍然必要，它具有通过基于熟人关系之上道德性地增进各成员共同的自由和福祉之功能，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从本质上说，熟人社会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从而建立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当然，熟人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负功能，比如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在熟人关系中的滥用与私化，使制度形同虚设，从而阻碍现代化进程。这些负功能的产生，在于熟人社会同那些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清，在于它的亲情原则越出日常生活领域去冲击和抵消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原则或制度。因此，只要合理地将熟人社会的作用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它就有助于增进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整合。从深层次说，主张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法治社会、契约社会。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前者主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后者主要是指在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要按照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进行运作。

2.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类熟人社会”

就社区这一地域性组织而言，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其本质已经蜕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已经弱化或不再具有传统村落的生产性功能，而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活、休闲、娱乐和交往的需求，呈现出功能单一性的特征。同时，由于这种新型社区成立时间短，成员的异质性高，彼此处于一种陌生化的状态，如何将社区成员整合起来，是社区建设面临的一道难题。这里面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机制是关键。如果能够以社区为基础，建立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人们在其中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彼此关照，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无疑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因此，有必要借鉴传统以自然村为单位构建村落熟人社会的做法，在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新的“类熟人社会”机制。这种“类熟人社会”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一样，其目的都是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且彼此信任的、以地域性（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只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的含义与熟人社会有所不同。这种利益共同体主要是让社区居民树立一种集体意识，形成互帮互助的邻里生活新风尚，构建一个情意融融的人际氛围。其意义共同体则是让社区居民树立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由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浪潮中已经基本瓦解，新的社区“类熟人社会”最终建立需要培育新的基础，其中树立农民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社区协作意识十分重要。

“类熟人社会”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职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用于社区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很少，社区生活的时空大大压缩，由此，人们缺乏彼此熟悉的时空基础。此外，在工具理性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被消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价值有的有益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有的则会破坏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利于熟人社会的转型。为了树立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共建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在进行新型社区建设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设计并建设符合农民交往习惯的的公共空间。如前所说，目前新型社区的居民住宅日益走向私密性，这符合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发展潮流。对此，为促进“类熟人社会”的生成，可以在社区中设立面向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空间，以延续农民传统的交往习惯。在这方面，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已进行积极探索，设置了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如社区市民学校、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网络室、娱乐室、康复健身室、便民服务室等。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可以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根据农民需求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居民活动空间，为农民社会交往提供平台。

第二，整合来自不同村落农民的社区记忆，保护传统村落文化中有助于凝聚人心、促进交往的文化风俗活动。这种方法贴近农民的思维习惯，可以顺利实现时空的衔接转换，往往十分有效。比如，各种传统佳节时的群体性庆祝活动应该加以继承发展。这些活动在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为其创造了更多社会交往的空间，将来自不同时空记忆的农民整合进新的历史空间中，塑造新的社区认同，打造意义共同体。

第三，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有条件地发掘利益整合的社会基础，建构新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仍保有土地等集体资产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由于村民仍然通过土地等集体资产发生利益上的联系，因此需要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发挥引导作用，协调农民的农地利益，尽量做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构建利益共同体。对于已经完全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需要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积极进行社会交换，实现互帮互助，建立利益关联。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个策略最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利益公平，关键在于营造规范的社会交往体系，吸引农民持续不断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来。也即是说，利益关联是基本要素。如果仅按照契约精神、工具理性的思维发生利益关联，最终很难构建其乐融融的“类熟人社会”。为此，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道德规范建设，在多元价值观的当下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进行扬弃，继承儒家伦理中人情礼仪的一面，确立“类熟人社会”中公平互惠的社会交往准则，同时抛弃儒家伦理中强调等级差异的人际观念，建立现代人际平等的观念。二是在社区层面设计有效的社区参与体制，健全各种协作组织，比如邻里互助小组、业主委员会、社区虚拟网络平台等，以利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在此基础上，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社区居民在业余时间参与到类似传统村落社会各种仪式的活动中，增加社区居民的身体体验和情感投入，树立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最终树立一个社区和个人融为一体的“类熟人社会”整合体。

注释

①②③[11][12][13][1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10、48、8—

9、65—66、48页。

④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⑤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⑥赵旭东：《乡村理解的贫困——兼评陈柏峰〈乡村江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⑦⑨[21]刘少杰：《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⑧翟学伟：《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⑩[23]吕承文，田东东：《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4]赵爽：《征地、撤村建居与农村人际关系变迁——以一个中国北方村落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0页。

[16]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差异性发展：江苏证据》，《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17]韩俊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探索与政策思考》，《中国土地》2007年第3期。

[18]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19]叶继红：《城市新移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与推进策略——基于城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问卷调查》，《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20][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21][英]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第四篇：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背景下高校学风建设论文

摘要:高校的学风建设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但当前高校在学风建设上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学生受社会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在校学习期间急于求成果、要成绩，轻视知识积累或丧失学习目标。在当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背景下，高校应从引领学生思想观念、改革高校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高校学风建设。

关键词:高校学风建设;对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背景;不良现象

学风是学校师生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软环境。高校建设优良的学风，对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树立优良的思想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对高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是当前高校不良学风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新常态下有针对性地加强高校学风建设，不仅是完成高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也是强化高校基础建设的大计，更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

一、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导致的高校不良学风现象

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不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轻视真才实学，推崇“及格万岁”的观点。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课堂纪律松散、迟到、旷课等现象在高校中经常发生。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生用所谓的就业前景、大学排行榜来衡量自己所学专业、就读学校是否有价值。在所谓的“冷门专业”和非重点大学中，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就业前景堪忧，就算学好了专业知识将来在社会上也毫无竞争力，因此干脆不学习、不努力。此外，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把学校开设的课程按有无实际用途的标准来划分，并区别对待。他们仅对能迅速回馈效果的课程感兴趣，对基础课和思想政治课则不感兴趣;在课程学习上，不少学生对与短期目标关系不大的通识文化课不感兴趣，对此类课程常常是应付了事。由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利己、短视、实用等现象。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高校的学风建设，进而阻碍国家的人才培养大计。

二、新常态下的高校学风建设对策

高校与外界交流频繁，高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缩影，造成高校内学风涣散的原因不仅仅是学生单方面因素，社会环境、教师素质、考核制度等都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针对社会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风，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应从多方面入手，齐抓共管，形成促进高校优良学风的合力。

1.注重思想引领，多渠道倡导高校学风建设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主题，但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他们利用图书杂志、人才交流、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把消极、腐朽的价值观输送进来，潜移默化地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2］，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就是其武器之一。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确面对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强大的经济和网络文化影响，指导大学生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和制度，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持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程的育人作用，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效抵制消极观念、腐朽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专业课教师应将情感目标、育人目标同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教书的同时更要育人，为社会和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新青年;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者更应利用互联网、微博、即时聊天工具等大学生熟练使用和易于接受消息的新兴媒体，正面倡导积极思想，发起构建优良学风的号召，举办与学风建设相关的线上活动，使优良的学习风气充盈在学生可以接触到的线上、线下各方面。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还应深入到学生群体中，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调整、制定切实可行且针对性强的思想引领方案，做到有的放矢、点面结合。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应及时了解学生情况，提供必要的经济扶助，将解决思想问题和生活困难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将重心放在学习上。

2.推行课程改革，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针对学生对基础课和思政课兴趣不高的现象，高校教师应当用丰富的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把难懂的教材语言变为学生可以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融知识性、启发性和可接受性为一体;把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其自信心结合起来，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为教学目标之一［3］，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倡导形成性考核，在学习评价的过程中加大学生平时表现的比重、增加实践和讨论环节的比重，减少甚至取消笔试考核方式。学校自2014年9月开始尝试改革《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改教师满堂灌为学生上台讲，学生根据期初教师给定的若干话题分成小组轮流上台报告调查结果，接受教师和台下同学的质询。师生共同探讨道德和法律问题，使学生既辨明是非又锻炼了思辨能力，还学习了课程内容，师生一致认为这样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法更受学生的接纳和喜爱，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高，对课程内容的掌握也更深入。除了课堂学习，第二课堂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帮助学生巩固提高课堂知识的有效平台。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应共同努力为学生举办有益于学生成长学习的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之与第一课堂紧密联系、互相弥补，最大效力地激发学生参与活动和学习的热情。在组织和开展活动时，可适当利用学生急于从活动中有所习得、急于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心理，在活动中融入基础知识，使学生意识到夯实专业基础的重要性，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学习兴趣在活动中得到有效提升。

3.加强教学管理，多形式严抓学生的学习纪律

每所学校在其发展历程中，必定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校园传统和优良学风。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者在进行学生的日常管理时，要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思想政治学习、班会、团会等机会，组织学生学习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依靠学生干部团体，严肃课堂纪律、加大课堂考勤力度，对于违反学习纪律的学生，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并给予适当处理。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应坚持管教与管学相结合，对上课时学生的不良行为予以主动教育和制止，加强对课堂秩序的管理。学生工作者应以每次评优评先为契机，在学生群体中树立“学习标兵”“学术之星”“学习型宿舍”“先进班级”等典型，用榜样的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学生，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学习氛围。另外，要加强学生党建工作，以党建工作促进学风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学生会、社团等各类学生组织的指导，引导他们多举办有利于学习的活动，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高校应倡导政工干部在进行学风建设工作时打破所带班级、专业的界限，进行跨年级、跨专业的合作。辅导员、教师应促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学生或其他专业的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研究生在思想、实践、学习、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引领本科生成长;利用高年级学生在课程结构、学习方法、校园生活等方面的熟悉度，引领、帮助低年级学生构建优良学风;利用学生对其他专业领域的好奇心，通过拓宽不同专业学生间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一所高校学风的好坏，影响的不只是学生在校几年的学习情况，还能够影响学生今后在社会上做人、做事的态度，影响学生一生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在进行日常教育和管理时，应发挥学风建设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4］，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规范管理，严格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学风建设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以优秀的教师、学友、同龄人为榜样，言传身教，创先争优;以畅通的消息传递渠道和多元的思想引领为辅助，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文化环境，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杨振斌，冯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9．

［2］小草．抵制西方价值观渗透，是高校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任务［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2，(1):16—20．

［3］王瑜瑜．课堂教学与学风建设的有机融合［J］．教育教学论坛，2014，(11):82—83．

［4］阙寿林．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思考［J］．安顺学院学报，2014，16(1):41—42．

第五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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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作者：吴光玲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8期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加剧，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观念、法制、体制、技术、管理等层面上进行创新。

[关键词]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2O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