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5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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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德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

pood

德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

郁建兴 任婉梦

德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非营利部门的国家之一。截至2011年,德国共有注册社团580298家,财团(基金会)18100余家,社会组织与人口比约为1:75,远高于中国(1:5400),也高于英国(1:250)、日本(1:260)等许多发达国家。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成果显示,早在1995年,德国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就已占国家GDP的3.9%,提供了 144万个全职工作。若结合志愿因素,德国非营利部门就业约占全国总就业的8%。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德国视其社会组织为处理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社会组织专业人才主要活跃于社会服务、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对于这个重视各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国家而言,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开发、培养和管理无疑是一个重大议题。本文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志愿者招募与培训等方面,概述德国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德国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

1.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德国拥有各类高等院校421所,其中综合大学108所,应用科学大学 210所,公共管理学院、艺术音乐院校、神学院、教育学院共计103所。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各类高校共设专业1.6万余个,注册学生总人数近200万,其中2/3学生在综合大学就读,约29%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就读。

在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德国的综合大学秉承精英化教学模式,注重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以及学术研究。综合大学并未普遍设置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管理专业,但开设了很多具有前沿性和学科交叉性的专业门类,为德国各类社会组织输出综合性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运营管理人才。例如,德累斯顿大学(德国11所“精英大学”之一)就设有社会教育(社会福利)学士、社会政策硕士、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硕士、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硕士、公众健康硕士等学位,旨在充分发掘和培养社会事务领域的专业人才,满足日益多元的人才需求,充实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队伍。

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是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重镇。应用科学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职业导向型的高等教育体系,旨在训练学生的实务技能和独立职业能力,pood 强调学生在科学工程和经济社会事务领域的职业训练。很多应用型学科,例如社会工作、公共卫生、青少年教育、健康照顾、护理学等,因其专业设置目标与应用科学大学建立主旨契合,大多设立于此。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在毕业的同时,一般可获得相应专业领域的职业认证资格,从而成为合格的职业技能工作者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应用科学大学不设立博士学位。

另外,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深造与培训提供了广阔平台,而国际领先的“双元制”职业培训更可堪称德国教育的秘密武器。作为传统学徒制的衍生品,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采取校企合作模式,学生与工作单位签署培训合同后,约70%的时间在工作单位接受实践培训,30%的时间回到职业学院接受理论教育,学制为3-3.5年。学徒在职业学校的培训费用由国家承担,主要由州政府拨款;在“双元制”培训项目中的费用绝大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德国有数以万计的职业培训项目,特别是在一些需国际(国内)专业技能认证的职业领域,如护士、医药师、老年人护理者、社会工作者各类教育工作者、咨询培训师、语言治疗师、心理治疗师等。图1简要展示了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内的发展路径图。

图1 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的发展路径

2.社会工作/社会教育专业

德国的社会组织运营具有典型的合作主义特征,政府将社会组织吸纳进入社会福利供给领域并扮演辅助角色,在认可社会组织自治的同时,基于补贴原则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因此,德国的pood 社会组织以社会福利服务为主(就业份额占非营利部门总就业的83%),其中社会服务就业就占了近四成。德国就业研究所(IAB)的分类职业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现有社会工作者(社会教育者)从1999年的30.8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2.2万人,其中从未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9.1%。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不断输出训练良好、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德国官方的科研检索Research Explorer,可搜索到全国共有49所综合性大学、54所应用科学大学开设了社会服务领域的学习及深造项目。

2001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及各州文教部长联合会正式批准“社会工作”成为独立的“学术专业”。该专业由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教育专业合并而成。在德国,对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这两个专业是否需要界分存在长期争论,两者的主要区别为:前者更注重针对家庭或其他既定团体的各类社会服务的综合训练,而后者似乎是欧陆教育体系的独特产物,旨在培养在青少年教育、日托服务、罪犯改造、教堂及社区发展服务等几个重点领域的社会教育人才。自2007年起,德国实行教育体系改革,获得社会工作文凭者即可同时获得“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双学位。

社会工作的学士学制为三年,另加一年带薪职业训练。社会工作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生的基础必修课程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完成基础必修课后,学生可自行制订学习计划并进行专业带薪实习,最后完成毕业论文。在德国,学生获得社会工作学士学位的同时将获得社工师的国家认证,直接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就业。

社会工作的硕士学制为两年,更强调社工专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获得社工硕士学历者进入职场后的工作级别和薪酬待遇通常高于社工学士。另外,一些应用科学大学还细分了社会工作领域的硕士项目。例如明斯特应用科学大学就设立了社会管理、青少年福利服务(概念发展和组织设计)、营养与健康、健康护理专业人员教育、护理和保健设施管理、可持续服务和健康经济学等六大硕士项目,以满足社会工作领域更高的专业化要求。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无设置社会工作博士学位。获得社工硕士学历者若想继续深造,可攻读教育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

3.公共卫生/护理学专业

医疗卫生服务是德国的第二大非营利服务领域,就业市场对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和健康护理等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量很大。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表明,1995年德国非营利组织中卫生保健领域的雇员占总就业的31%,远超出22个国家的平均水平20%。

在德国,拥有独立公共卫生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不多,但有数十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卫生相关的学士或硕士项目,下设于医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另外,一些高校组建联合机构以整合研究与教学资源,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查理特医疗卫生学院

pood 即是一家由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联合组建,具有300年历史的医疗产学研机构,它下设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依托100多家诊所和医疗研究机构的合作资源,开设了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健康与社会:性别与多元化研究以及国际卫生等多个硕士项目,已培养7000余名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

应用科学大学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设置则更多元且偏向实际应用,例如临床社会工作、护理学、卫生保健服务等。近年来,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存在高级护理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开设护理学专业,以不断输出同时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灵活实务技能的社会服务人才,从事临床护理、预防保健、护理教学和护理科研等工作。公共卫生(护理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与社会工作类似,学生必须完成基础必修课程、带薪实习和毕业论文,毕业时可获得学位证书和德国(欧盟)执业资格认证。

德国社会组织人才的职业培训 1.网络化的职业培训资源

在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获得完善的职业培训信息,包括“双元制”学徒培训、高等专科学校培训、继续教育项目等等。通过德国劳动与社会部下属的培训资源网站KURSNET,可搜索到全国有2.41万多个卫生、社会、教育领域的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内容涵盖社会工作、家庭支持、紧急医药服务、幼儿照料、老年人护理、按摩治疗、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众多领域。申请者可自由选择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如短期课程、长期见习、研讨会等,并通过教育券、培训补贴等方式支付培训费用。表1为德国最大规模的几家职业培训信息网站。

表1 职业培训信息网站

2.伞状组织的培训项目

由伞状组织支撑而成的自上而下、层级清晰的体系构架,是德国非营利部门的一大特色。从德国联邦志愿福利组织联合会向下展开,六大全国性非营利福利联合会——德国明爱联合总会、德国福音教社会服务联合总会、工人福利联盟、德国红十字总会、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和犹太教社会福利协会——下辖众多州级和县级分支机构,几乎吸纳了德国所有的社会组织成为其会员,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伞状网络。

pood 德国的伞形组织为会员提供形式多样的再教育资源和培训服务,这对我国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例如,德国红十字会在16个州分别设立了救援学校和老年护理学校,并定期开设区域灾难救援、医疗急救、日常看护等培训项目。拥有6000 名成员的最大社工组织——德国社工职业联盟(DBSH)下设专门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机构dbb-akademie,提供1200余项全国范围内的职业培训和个人深造项目(见表2)。

表2 dbb培训机构2013年培训计划和活动模块

德国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 1.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招募

德国是世界上志愿者群体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共有2300多万公民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占8000多万总人口的近30%。据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每五年一次的志愿者普查报告显示,2009年德国14岁以上的公民有71%活跃于志愿者领域,且这一活跃度已保持了十年之久。另外,公众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也在逐年增加,有意愿参与志愿服务的公民比例从1999年的60%增加到2009年的71%,其中14-24岁年轻人的志愿服务意愿更是高达84%。

德国人持续高涨的志愿服务热情与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浓厚的志愿文化密不可分。德国联邦政府于2002年修订了《奖励社会志愿者年法》和《奖励生态志愿者年法》,鼓励14-27岁的青年在儿童教育、卫生护理、文体活动、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开展为期12个月的志愿服务,并接受专业指导和学习。2010年颁布的《奖励国际志愿者年法》则鼓励德国年轻人进行跨文化、多样化的海外社会志愿活动,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和资金保障。同时,德国在立法中通过采取财政税收、替代兵役等政策措施,并建立了志愿服务实际支出抵偿制度,大力鼓励志愿服务。

2.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培训

德国政府及各社会部门非常重视对志愿者的专业培训和能力建设。例如,在为期6-24个

pood 月的国内或海外正式志愿服务之前,志愿者必须参与25天的事前培训,由教育专家传授各种必要的知识技能。另外,每名志愿者在服务期间均会得到1-2名导师的全程指导,帮助他们解决服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德国联邦政府鼓励并支持开展各类社会福利领域的志愿者培训活动,德国联邦技术救援局就针对灾害救援志愿者,设立了遍及全国的培训站点和两所联邦志愿者培训学校,每年为1.3万名学员提供系统化、模块化的救援技术培训课程。同时,大型非营利伞状组织,如上述的六大福利联合会,均设有针对志愿者的培训机构和项目,以促进志愿服务的普及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参考文献

【1】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贾西津,魏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王名,李勇,黄浩明.德国非营利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张网成,黄浩明.德国非营利组织: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J].德国研究,2012(2).【4】Thomas Gensicke, Monitor Engagement: Freiwilliges Engagement in Deutschland 1999-2004-2009,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2010.【5】Beruf Aktuell-Lexikon der Ausbidungsberufe Ausgabe 2012/2013.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12.来源:《中国社会组织》2013年第3期

第二篇:人才培养模式

8、十七大对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是如何阐述的?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

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规格)而采取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与运行方式,它们在实现中形成一定的风格或特征,具有明确的系统性与规范性。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特征上分析,它规定了教学内容选择、整合的方向,同时也制约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选用。从外延上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培养模式的组成部分或者说要素。如果说培养目标是导向性要素。那么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就是实质性要素,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凭借性要素。

第三篇: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过程的总和。简单说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

[1]或手段。

它具体可以包括四层涵义:

(1)培养目标和规格;

(2)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整个教育过程;

(3)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和评估制度;

(4)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

第四篇: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1998 年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普通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曾对这一概念作出过阐述,他认为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

简介

它具体可以包括四层涵义:[1]

(1)培养目标和规格;

(2)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整个教育过程;(3)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和评估制度;(4)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

如果以简化的公式表示,即:目标+过程与方式(教学内容和课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2]和方法)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涵、制约与出路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才培养模式问题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但时至今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困惑及其改革创新的出路,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提供应有的服务。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及其内涵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问题,有人才培养,就有人才培养的模式。但我国高校、学界及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并讨论人才培养模式,则是近20多年、特别是近几年的事。高校提出“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文育林1983年的文章《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按学科设置专业》中,其内容是关于如何改革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之后,也有一些高校和实践工作者继续讨论医学及经济学等各类人才的培养模式及其改革,但都未明晰何为“人才培养模式”,对其内涵的把握较为模糊。由于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理论工作者也逐步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试图界定其内涵。刘明浚于1993年在《大学教育环境论要》中首次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提出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办学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选择或构思的教育教学样式。”教育行政部门首次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做出直接表述,是在1998年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指出“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人才培养模式关注度的增强,相关的研究迅速增多,形成了以下几种较为典型的界定: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周远清);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钟秉林);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规格)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龚怡祖);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资源、教学管理体制、教学环境等方面按一定规律有机结合的一种整体教学活动,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教育本质的反映(刘红梅,张晓松)等等。这些观点有一些相同的含义,即基本上都是指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关于人才培养的方式。但也存在着分歧:在培养模式的指向上,存在强调培养目标还是强调素质结构的差异;在培养模式的属性上,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一种静态的“方式”,而有的则认为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更多的学者认为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外延上,少数学者认为包括整个教育管理活动,一些学者则把人才培养模式限定在“教学活动”中,此外,更多的则持中间立场。

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既不能限定在教学过程中,又不能泛化到高校的整个管理层面;它是一种结构与过程的统一,是静态的样式与动态机制的统一体。这是因为,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关涉“教学”过程,更关涉“教育”过程,它涉及到了教育的全过程,远远超出教学的范畴。但人才培养的过程又不是毫无边际的,在现代大学中,有许多与人才培养无直接关系的管理活动,如后勤管理、大学科技园管理等。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各要素如课程、教学、评价等的结合,但这个结合又不是一个呆板的组织样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强调运行过程的结构。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理想的培养目标而形成的标准样式及运行方式。它是理论与实践的接壤处。人才培养模式要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是理想人才的培养之道,是理论的具体化;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是人才培养的标准样式,但它又不是具体的技术技巧或实践经验的简单总结。它是一个诸多要素组成的复合体,又是一个诸多环节相互交织的动态组织。这其中涉及到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育评价等多个要素及制定目标、培养过程实施、评价、改进培养等多个环节。人才培养模式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是主导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模式,如素质教育模式、通才教育模式、专才教育模式;第二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各高校所倡导、践行的培养模式;第三层次则是某专业独特的培养模式。我们主要探讨第二层次即高校层面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制约因素及困惑

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亟待改革。但是,改革的进程却又面临着诸多束缚、制约及困境。1.理念的束缚

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思想的具体化。只有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人才培养模式才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才有人才培养模式可言。否则,就只能是一些教育要素毫无章法的拼凑。

在高等学校中,教育思想表现为“大学的理念”。大学理念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束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办学理念的惯性束缚。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直接管理、封闭与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高校没有自主性可言,按照政府的规定办学,难以形成自身的理念。当前,我国高校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制度已有变化,但思想却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和惰性,一些高校只是重视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重视规模扩大而忽略理念提升,没有探索和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以至于跟风似的人云亦云。第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兴办学理念缺位。现代社会,科技革命更加迅猛,全球化更加明显,信息流动更加迅速……身处这样的社会中,高校需进行相应的变革,需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突出人才的国际视野、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及全面素质,但是,不少高校却没有及时变革自我,特别是在理念层面。目前高等教育领域还没有形成学术自由、国际化、通识教育等理念。而多样化、以人为本、终身学习等理念,则基本上停留在学界,还没有被高校很好地付诸实施。

第三,缺乏对高校教学整体改革的理性思考。长期以来,高校缺乏战略思考,缺乏对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大学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人才,没有很好地、系统地进行思考。高校似乎在忙忙碌碌办学,但真正如何办学,如何育人,育人的体系如何建立健全,如何真正引导教师的长远发展并以教师的创新带动学生的创新,如何真正满足师生的旨趣,这些问题都没有去进行认真的规划设计。现在形成了一个怪圈,受评价、资源因素的影响太大,高校围着政府转、教师围着领导转等怪现象愈演愈烈,反倒把真正的育人根本任务置于不起眼的位置。

由于理念的制约和困惑,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者呈现出趋同化,没有与自身的条件、定位相结合;或者纷纷把各种“好的”词汇都拉进来,进而组合成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显得毫无主导思想,甚至各思想之间还是相互冲突的。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只能是一些被悬置的装饰,而不可能被很好地付诸实施。2.制度的羁绊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制约是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学校内部权力的失衡与错位。随着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已经有了较大的权力。可是,高校内部却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不平衡。目前多数高校依然按照行政管理的思维和模式管理大学,按照行政组织的结构设计大学的内部构造。学校多数事务也都由“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各教学单位基本上都是在遵循行政部门的安排和要求运行。行政权力还通过隐蔽的方式,带着面纱以虚化学术权力。如我国大学,像西方大学一样,也成立了校级学术委员会,以决定学校的学术事务。可是,其组成人员多数是由学校、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很少有“布衣教授”参与,他们更多地是从行政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学术考量,虚置了学术权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事务,需要教师的积极参与。但是,学术权力的缺失,阻碍了教师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没有教师的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只能流于形式。

二是高校评估制度不完善。对教学和科研的评价失衡,对科研的评价具体、实在,而对教学的评价则空洞、不具体。目前,我国对于高校的评估以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为主。行政性评估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科评估及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但基本上与教学模式的改进无多大相关;对于“真正的教学”的评价指标则不具体,对改善大学内部教学的影响有限。另外,教学评价还存在单一化、数量化的倾向,忽视了教学特色、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的评估。

学术权力的不足弱化了教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动力和能力;高校评估制度的单一化,使得高校容易采取趋同的人才培养模式,评估的数量化则导致各校普遍重视科研,而忽视难以测量的教学,更容易忽视无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3.资源的约束

虽然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有不少的高校提出了诸多新的培养模式。可是,它们往往陷入表面化、口号化,或者仅仅是培养模式要素的局部改变,而不是整体变革。这与人们对于培养模式理解的偏差有关,与制度的束缚有关,同时也与教育资源的匮乏相关: 首先表现为教育经费不足。教学改革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但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自1998年始,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高校规模迅速膨胀,而高校所能获取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以至于高校普遍负债运行。即使获得了一些贷款,也主要用来购置校园、修建“大楼”、增添设备,而用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经费则很少。

其次表现为师资建设较弱。目前,我国高校师资队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受思想观念和评价体系的影响与制约,教师真正投入教学,潜心教学改革,真正研究教育教学这门“大学问”的不多。教师没有从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外动力和内驱力。从外部来讲,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重显性成果。科研硬指标,教学软指标。科研成果容易测量,产出也立竿见影,而教学的好坏则难以评价,况且育人的周期本身就长,人才要真正到社会上发挥作用也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而且还会受到很多动态因素的影响。这导致教师觉得教学改革的推动似乎应该是高校领导的事,是教务处、人事处的事,自己没有能力推动教学改革,投入与回报也不成比例,得不偿失。从内驱力来讲,教师似乎对教学没有足够的热情,教学成为了例行公事,而不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做不做改革,是不是真正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好像激励与约束的机制都失效、失灵了。所以,教师能上课堂、能讲课好像都了不起了,至于认真研究学生,研究教学问题,从学生内心深处的需求出发,注重他们的兴趣、爱好、特长、个性发展则似乎是一种奢望。

再次表现为课程资源不足。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人才成长的载体。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要以优质、丰富的课程资源为基本条件。可是我国高校的课程却存在严重的不足。中国大学在课程广泛性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大和清华,但都仅在3000门左右。而美国多数高等学校都几乎达到人均一门(次)课程。即5000人规模的本科院校要开设5000门(次)左右的课程。资源不足对于我国当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一个极大的限制。

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出路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虽然与政府的评价及社会其他因素有很大关系,需要政府与社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但是,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高校自身的努力,高校应勇于和善于承担起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主体性责任。

1.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做好顶层设计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学生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了学生,并以此为最高追求,做好顶层设计,整体建构人才培养模式。

以学生为本,就要以学生发展为着眼点,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研究人才成长的条件,改善教育条件与教育环境。人才成长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有效的创造实践、内外因综合效应、竞争与合作、共生效应等等。这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如活动与环境、竞争与合作、期望与激励等。高校要重视对这些复杂因素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改善教育条件,创设理想的教育环境。研究人才成长的过程,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人的成长是分阶段的,各阶段的主要任务不同,其培养方法也不同。人的发展除了具有阶段性之外,各类型人才、各层次人才的最佳发展年龄是不一样的;人的各项素质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关键期,等等。在教育过程中,高校要深入探索人才成长的这些规律,使人才培养有科学的依据。

以学生为本,就要真正追寻学生的兴趣、特长,将他们的优点发挥到极致。面对生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的特征,如何推动所有的学生走向成功,是高校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对课堂教学的大量观察,我们发现,在课堂上,学生的眼睛“不亮”,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交流。这是由于教育教学不符合他们的兴趣,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符合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风格、学习兴趣,教学才能对学生起到积极的作用,学生才能够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上继续建构自己的心理图式。不研究学生、不针对学生的教学是单向的、无意义的教学。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做一个专家型教师,去探究、追寻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去激发学生的热情,推进个性化教育,师生共同建构学习的愿景,最终使得学生成为自主的学习者,高校教学要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此外,以学生为本,还要实现几个重大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主转向以能力培养为主;以单一课堂教学转向校内校外全方位育人;从传统的教学方式转向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等等。

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整体,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弄清楚理想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是不一样的。要制定科学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与之配套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而不是这些要素的简单组合。所设计的人才培养模式,要能实现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使得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有不竭的动力。新培养模式及培养方案制定后,还要与原有的培养模式进行比较,找出改革的重点、难点,并积极实施新的培养模式。

2.建立多方协商的机制,形成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多方协商的结果,政府以及学校行政权力影响过大,而教师、学生及社会组织没有机会参与。形成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式则须建立社会、教师及学生和高校多方协商的机制。

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方向性。现代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而融入了社会,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身处社会中心的高校,必然要采取一种“社会需求导向”的发展模式,改变社会在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过程中缺位的现象。这就需要完善我国社会用人需求的信息系统,因为“我国人才市场反映高校毕业生供给与社会用人需求的管理信息系统十分薄弱,统计指标与数据长期处于粗放状态”。对于高校而言,则要主动地联系行业组织、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等,获取相关的社会需求信息,并及时把社会需求的预测反映到人才培养模式中。

确立教师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主体,理应是人才培养模式决策与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可是,目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由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教务处统筹规划、各院系教学领导具体设计的。教师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中,往往没有机会参与,而只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执行者。要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确立教师的重要地位。在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学校可以在考察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征求教师的建议,也可以由教师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设想,学校加以汇总并对照社会需求,形成较为合适的模式。

赋予学生改革的话语权。传统的观点认为,学生是高等学校智力不成熟的过客,不能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可是,学生是人才培养的对象,是学校的“产品”,而这种“产品”是自己生产自己。学生应该对人才培养模式有自己的评价权、选择权。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要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赋予他们在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上的话语权。在对学生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注重个性化培养模式的制定。在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更要调查一下毕业生对它的评价,使得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有坚实的基础。通过建立多方协商的机制,各方的利益都能得以表达,所培养的人才也就更接近于人们的期望,人才培养模式也就较为理想了。

3.整合与优化教育资源,奠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物质基础

高校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资源不足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在资源缺口不能迅速解决的情况下,整合与优化资源是一条理想的路径。实现校内外课程资源的共享。目前我国高校内部,跨院系、跨层次的课程共享率低。学生的选修,基本上还限定在本院系。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资源共享的比例就更加微乎其微了。至于高校之间,我国已经建立的一些大学区,但除了图书资料及部分选修课有共享之外,包括课程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共享没有什么进展。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需要整合校内的课程资源,打破门户之别,学校统筹安排,营造共享文化,加强共享管理,改进共享技术,解决共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收益等利益之争。对于高校间,则要形成更加合理的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地域的优势,加强合作。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主牵头而成立的开放教育资源联盟便使很多高校在网络上共享了教育资源,我国政府通过网络也在推动精品课程的建设。除了网络资源外,利用地域优势,实现校际资源共享空间很大,充分利用别校的优势专业、优势课程,本校学生既可受益,也可节省出盲目求全发展所花费的资源,以加强优势学科、专业的建设。

加强教师资源的共享。当前高校师资存在两种情况:第一,随着扩招的推进,高校纷纷出现了师资数量整体不足,且存在学科和地域的结构性差异。第二,师资素质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这就需要加强师资资源的共享,取长补短。在解决师资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上,杭州的做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2005年开始,依照《下沙高教园区师资互聘管理办法》,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开始实施师资互聘。即使是一所高校内部,也可以整合资源,形成教学团队,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开发教学资源,发挥教师队伍集体的力量。高校内部,还可以实现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共同发展。通过科研内容积极向教学内容转化、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及时转化、科研方法与教学方法的渗透、教学问题与科研问题的双向延伸等,都能促进人才培养的灵活性、柔性、多元发展。对于师资总体数量及师资素质而言,则可以积极引进政府、企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补充教师数量,同时解决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加强教学设施的共享。目前,高校内部各院系的教学设施基本上不对外,其他各教学单位一般不能使用,这导致了很多教学资源的闲置与浪费。除了院系间资源的共享外,还要加强对产业界设施的利用,开展更多的富于成效的、深度的合作。

第五篇:德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经验及启示

内容摘要:

[摘要]通过对德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中取得成功经验的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 经济 技术开发区实际情况,提出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方面应加强的措施。

[摘要]通过对德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中取得成功经验的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 经济 技术开发区实际情况,提出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方面应加强的措施。

[关键词]德国 高技能人才经验启示

一、高技能人才的概念

高技能人才是指“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 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即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其规格特征为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即具有明确的高层次性;其职业特征是操作群体中的管理者——“高级蓝领”,或是管理群体中的运行者——“应用型白领”,亦称为“灰领人才”或“银领人才”;其行为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活动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简单地劳动,是在“应知”基础上“应会”的智能性行为。因此,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是:既要掌握“必须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

二、德国在培养开发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成功经验

1.德国的传统文化重视职业技能培养,人才评价不唯学历

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过:“职业 教育 应该是全民族的事业。”在德国,职业技能教育非常受重视,能工巧匠颇受尊崇。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内的许多成功的 政治 家和大 企业 家都是出身于手 工业 者,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大都是从技工开始,因此,技工职业在德国享有很好的声誉。德国的人才评价体系并不盲目追求高学历而鄙薄职业技能教育。德国除了27%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进入遍布全国的近万所职业学校。通过职业教育来获得基础知识,培养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考核合格后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这样才能有资格进入某个行业从业,就业后还有机会接受继续职业教育。目前,德国有25%的19至65岁社会成员参与继续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成了每个职工的终身教育,从而实现了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循环往复。此外,德国许多大学也开设了职业课程,从而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能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

2.完善的 法律 法规体系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德国对教育的管理、监督、组织实施,主要采用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互相衔接、便于操作的法律体系,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遵照德国联邦《基本法》中对教育的条规,1969年,德联邦政府颁发了《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条例》和《劳动促进法》,规定了职业教育的组织条件和经费,明确了要为职业进修提供帮助及学习期间的收入、待遇等问题。1981年,又颁布了《职业培训促进法》,对职业教育的目标、职业教育报告、统计做出了具体规定。各州根据《基本法》制定具体法律法规,而且执法严格,力度大。国家规定,18岁以下的青年必须接受高中或职业教育,原则是未参加职业培训就不允许就业,这样保证了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正是在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和强有力的执行保障下,德国实现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法制化,使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有法可依。

3.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培养费用,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物质保障

德国政府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规定了职业学校的一切经费由各州政府负担,德国企业也将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都乐于投资职业教育并承担学生在工厂培训期间的一切费用。因此,德国职业培训的费用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政府利用国家财政资助职业教育发展,各职业学校全是公立性质,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校舍及学校的各种其他设施,包括电脑教学设备、实验场地等也由国家出资建设。德国企业很重视人才培训,除了成年人上岗前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外,对口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也要进行三年的学徒期培训。由企业提供实习场所,支付辅导实习教师的工资,并发给学生每月500到800欧元不等的生活费。对在职人员的培训通常采用带职到高等学校学习、企业内部进修、有劳动总署组织并付费进行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等。德国每年为职业培训花费约200亿欧元,相当于国民经济中工资薪金数额的3%。这笔费用基本上由企业负担,与此同时,国家公共资金为职业学校筹资约80亿欧元。目前,德国在重新考虑改善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措施,包括通过增加财政预算强制措施、向终身教育政策倾斜等。国家对接受职业培训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各种优惠。2002年,国家共拿出8000万欧元专款补贴小企业的培训项目。凡是企业因职业教育投入的一切费用,都可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计入成本;企业由于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额的学徒岗位,还可向政府申请一定数额的补助。

4.坚持供需双方紧密结合、理论实践密切联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德国推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中一项十分成功的制度。德国法律规定“凡初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就业前必须接受二年半至三年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企业不得接收未经培训的员工,未经培训的员工不能上岗,已成为雇主、雇员的共识和行为规范。目前,全德2/3以上的就业人员接受过双元制职业培训。“双元制”教育密切结合了供需双方要求,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的供需结合是在 科学 预测的基础上,通过职业咨询、合同签约等手段来实施的。需要接受双元制培训的学生,早在毕业前就向各有关部门及企业咨询。咨询是双向的,既指导学生选择企业,又帮助企业选择学生,这种双向选择的结果在学生参加双元制教育前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确定,保证了供需双方的紧密结合。职业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学员的教学培训计划,企业会根据市场发展需要来决定培训内容,使学员培训从一开始就同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双元制”教育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接受培训的学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在校学生,又是企业员工。学员每周1~2天到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企业实习。其中,学校着重教授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等理论教育,企业着重实际操作训练,两地都设有演示车间、实训车间,学校甚至部分接受实际生产订单,利用培训车间承担实际工程项目,使学员从入学起就开始直接接触今后工作的环境,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

5.德国企业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动力

德国的企业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他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源的规划和培训是企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人才培养,培训的投资就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投资。人力资源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在德国的技能人才培养中,企业培训起着主导的作用,职业学校只起着配合和服务的作用。而他们的企业培训,则又分为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企业内培训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工业教学车间培训,这是企业内培训中质量最高的培训,多数在主要或大型企业中进行,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分离。二是非系统的工业培训,主要在中小型企业中进行。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联系密切,大都在生产车间中进行。三是传统的手工艺培训,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联系最密切,教学全在生产现场进行。四是办公室和服务业的系统培训,通常由大企业或行政机关负责,其主要特征是把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学与企业或行政机关的实践培训联系起来;增加与实践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教学比重。五是办公室和服务业的非系统培训,主要在中小型企业和办公室进行,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实地操作来学习。跨企业培训是由若干个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培训,也有一些地方当局参加的,一些职业学校的教学车间也用于跨企业的培训。跨企业培训在各职业领域中的分布很广,而且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具体的培训方式上,各企业都结合自身的实际作出选择,决定采用何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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