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第一篇：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7月5日）王光美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上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怎样讲呢？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主要讲一个人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

先说一些基本情况。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这样办，确实是好。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

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

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吆，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真5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人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比土改更复杂呀！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

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这么容易丢！是不是真丢了？这里：上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两次不一样。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肯定极了。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

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别的就不多说了。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有的，一问三不知。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我不管家呀！‛‚我不清楚呀！‛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

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桃园有两个大队长。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间好几次。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他瞧不起我们。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北戴河一带冬天很冷，大北风一刮，两个棉袄都要打透的。人们站在院子里，一直听到底，还有很多抱小孩的妇女也来听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把冷都忘了。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政策，很愿意听，特别是愿意听‚四清‛那一段。‚双十条‛给贫、下中农很大的鼓舞，他们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地说：‚毛主席好象来过咱们村，这里的事他都清楚。‛对其他各方面的人，听了以后，起了个安定作用。讲了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补课，以便做到家喻户晓。经过大会、小会动员，一般发动与个别发动相结合等等办法宣传了‚双十条‛，并且着重地说明了‚四清‛的决心。开始有人讲话了。说：‚盼‘四清’可盼得不得了‛，讲了好些顺口溜形容基层干部不好好劳动，却发了财，什么干部‚溜溜达达两千七八‛（不劳动，反而记二千七、八百工分）；‚一等劳力门前站，二等劳力笔尖转，三等劳力满头汗‛；‚飞鸽车，罗马表，缝纫机，大皮袄，再不搞‘四清’，就会有人住楼，有入佳庙！‛这几年有些干部盖了新房，而贫下中农住房挤得要命。一说起这些干部发了国家困难的财，群众就非常气愤。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于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和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正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什么大问题，检训叫金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末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白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一一馋一一占一贪一一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浦‛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实行三同，也是有斗争的。先说同住。我住了个贫农家，住了三几天，就发现有个小青年老在我窗前转，再三追问，才知道他是大队长卢彦来的弟弟，而我住的这家原来是大队长的亲叔叔。我就感觉住在这里不对头。接着，就有人向我反映，女主人的亲弟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卢王庄当小学教员，搞‚博爱党‛，扣押在县公安局。支部书记、大队长都知道这个情况，还让我去住，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后来我提出非搬家不可，支部几天也不给我找房子，说难找，贫农家房子很挤，找不出地方。他们还向工作组的一些人讲：‚你们是整人的，谁也不愿意让你们去住。‛于是我们自己找，搬到一个根子家去。他就是后来的贫协主任刘玉森。他家人很多，还给我们腾出厢房，孩子们出去寄宿。整个工作组住在七个地方，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这七户中，一户是隐瞒成份的地主，一户是反革命亲属，一户是富裕中农，三户是中农，只有一户是真正的贫农。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支部如果有问题的话，工作组要住到贫下中农家，很难一下就住对。同住，有斗争。

同吃，是不是也有斗争？也有斗争。我们吃的是派饭，除地、富、反、坏和没人做饭的户以外，轮流在社员家吃饭。虽然说是吃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想给我们搞点好的，不是象《夺印》里的陈拐子对何文晋，一下子大鱼大肉都拿上来，而是慢慢来，开始加碗蒸鸡蛋，加点肉，如果我们愿意吃就逐渐增加。这里面，确实有好的贫下中农，真想叫我们吃点好的，他们也借机会改善改善生活；可是，也有的是干部授意的，让他们搞好一点。一般的贫下中农愿意搞点好吃的给我们，他们是这样想的：‚你们搞运动嘛，总会对我有点好处。‛有的直率地说，‚你们是省里来的，将来总会有事找到你头上，交你这个朋友嘛！‛他们有这么一套习惯势力。给好吃的，实际上带有贿买性质。我们的工作队，对于这个问题很重视。工作队决定：肉、鱼、蛋，一律不许吃。开会讲，个别也谈。可是，工作队里有的人觉得一天交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差不多，这么规定有点过分。还有的人看起来对决定也遵守，他也通知人家别做好吃的，群众一摆出好菜来，他就说：‚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这么做嘛，下回可不能这么做了。‛可是，一吃起来，荣是有荤有素，对荤菜却特别感兴趣。这和《拾玉镯》那出戏里的孙玉姣一样，说是镯子不要不要，实际还是要。也有的社员说：‚你吃吧，不要紧，吃了我不给你说去。‛这样的，可更吃不得。我们不是怕他说不说出去，而是要真正地坚持三同。所以，我们就坚决顶了。这个顶，有的时候搞得两不得劲，有的贫下中农真是好心好意地想给我们吃，不吃他真难受，他不得劲，我们也不得劲。有时，他还找：工作组来说：‚我不是地、富、反、坏，又不是‘四不清’干部，为什么不吃我的呀！我也不是收买你呀！到底有点什么问题呀！‛我们给他讲：‚你是积极分子，在你家吃了就得在别人家吃，假如天天吃肉，把我们也吃得又馋又懒，我们不是也成了‘四不清’干部吗！‛讲了好多次，顶了好多次，后来他们谅解了。有的地方规定，给什么吃什么，不许要。这样规定不解决问题，是没有分析的。问题在于给什么和要什么。如果给细粮要粗粮，不要鱼肉要白菜，就对了。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的风很严重，只要贪吃，慢慢地吃下去，就有被‚四不清‛改造过去的可能性。所以，必须顶住。

同劳动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帮助做些家务事，如：挑挑水，扫扫院子之类，还没有什么大阻力。子集体劳动就有人不赞成了。说什么大冬天，‚男人的活都没有，那有你们女人干的，你们就认真搞‘四清’吧！‛‚四清‛工作确实很紧张，日日夜夜，可是不管多紧张，也得挤点时间去劳动，那怕干一个钟点，一千就不同。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挖坑泥、打井，大队长、支书揣着手在那儿站一会就走了，不动手，也不提意见。他们就是看我们工作忙，能不能坚持劳动。如果我们说‚四清‛忙，可以不参加劳动，他们就可以找到借口：‚我们平时工作也忙，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我们干一点，立刻村子里就传遍了，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参加一些集体的生产劳动。靠劳动了解情况，开始不行，很多人一起劳动，人太杂，没法问情况。可是只要我们参加劳动，就有人愿意找我们讲情况。

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四不清‛划清界线，这是个取得发言权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三同‛不简单，有尖锐的斗争，但一定要做到，也做得到。事实说明，三同是可以做到的。可以住下去，住得很好；可以吃得饱，活得很好，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好。

自从要支书吴臣来汇报以后，一连几天，他没有露面，他确实不来问寒问暖了，可是也没有来汇报。于是就派人把他找来，我说：‚怎么搞的，几天没见你的面？‛他说：‚唉！我经过多少次运动，我都懂得，你是来发动群众的，我往你这来多了，怕妨碍你发动群众。‛他还说：‚工作组有人老找我下象棋，我就不跟他下，干什么叫群众一看你们又这么热呼，妨碍你们工作。‛不叫他汇报，他天天来问寒问暖，叫他汇报，他就不来了，还讲了一套理由，自以为聪明，却露了马脚。我们查了一下，工作组确实有人同他下过象棋。但是，有许多次是吴臣提议的，有时是工作组的同志找吴臣下棋的，吴臣根本没有拒绝过。本来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是没什么的，可是对这些事基层干部是怎么想的？值得注意。吴臣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的脑子复杂多了。工作组有的同志开始没觉得这是问题，可是吴臣却是有意的，他要在表面上做出同工作组很亲密的样子，让人们看起来工作组同他们搞得很亲热，都听他的，搞成一片了，用这个来迷惑群众，使群众不敢揭露他的问题。他故意当着群众的面称呼工作组姓吴的同志‚当家子‛，套近乎。还故意当着人送几块热白薯给工作组的一些人。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实质上不向我们说真心话，不说老实话。后来群众告诉我们：‚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讲话，就是看到你们又和他们搞得热热呼呼的，又象是一个链链上的，我们就凉了半截。‛

所以，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是不是具有彻底革命的决心，是不是真正贯彻中央‚双十条‛，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可不可以信赖我们。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有一次我到一个贫农家里吃饭，小伙子叫王洪业，劳动很好。他说：‚老董你今天到陈家河沟干什么啦？‛我说去看水源。我想，那一天去，没有碰见老乡，没有碰见王洪业，他怎么知道的呢？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陈家河沟？‛他说：‚我看见你的脚印啦！‛这个话教育我可深呀。看来小伙子粗里粗气，却粗中有细，连谁的脚印都认识。原来我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鞋底花纹和别人的不同。这证明，群众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们，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因此，坚持‚三同‛，和‚四不清‛作风划清界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坚持‚三同‛就更坚决了。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臵，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臵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上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臵，我们刚进村那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党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了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这里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我这样的党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过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老警惕自己，要改造思想，永远要注意思想改造的问题。我们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要不要自觉地改造思想？要，可是要用什么来改造思想，谁改造谁，这里边是有这个问题呀！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工作队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锻炼，要好好学习农民的勤劳、朴素、老实的思想作风。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提高以后，立场很坚定，这也是应该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我们的不少基层干部沾染了很多坏毛病，懒呀，馋呀，说谎话呀，……这些毛病是劳动者的本色吗？当然不是，是地主、富农作风，是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些坏作风，千万学不得。又想吃好的，又不劳动，哪来的？就是手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受这些坏作风影响的可能。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工作，不是常写报告吗，可是，有的同志，会还没有开，报告就写好了。有一次，报告上写着到会人数多少多少，占的百分比多少多少，都算好了，送到我这里来。我说：‚这个会咱们还没有开呀！‛他说：‚是没有开。‛我说：‚没有开你这人数是从哪来的？‛他说：‚我估计的。‛我说：‚这样的报告不能发。要么你就写清楚，这个会还没有开，我估计能到多少人，估计百分比是多少，我同意你往上报。要不，你就开完了会再报。会还没有开，你估计，你知道估计的对不对呀！‛多少年来，表报这玩艺多得很，下面的同志有这么一套应付的办法。有时，上面发的表，我就不会填。可是有人就有办法，一估计就填上了。这种作风学得学不得？硬是学不得。如果同意打这样的报告，就等于说谎话。我们党的干部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其中有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四清‛工作队，首先就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应该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工作队应该树立一个勤劳、朴素、廉洁（不收礼）、民主的新作风。既然是‚四清‛工作队，就是用‚四清‛来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工作队就应该是一个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的传播队，就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在‚四清‛革命的实践中，工作队也锻炼了自己。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在入村的第二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我们先烧热炕呀，煮开水呀，打扫打扫屋子呀，搞这些事情了。第二天，先遣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同志们陆续到会，因为工作组的同志多数都互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共事，所以来一个人我就问一个人的名字，问来问去有一个是桃园大队的大队长卢彦来。奇怪，我们工作组内部汇报，大队长怎么来参加？后来一问，原来县里有个指示，说是工作组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基层组织，一切工作都要经过支部，工作组的会，要请支部书记参加，并且说那怕就是汇报他个人的问题，听听也没有关系。工作组的会要让支部派代表参加，支部书记不在，大队长就来了。这一来，这个会就汇报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正在开始摸根，汇报的人要讲根子的心理状态，要讲根子反映的意见，而根子再三叫我们保密。有大队长在场就不好讲。汇报会不能进行下去了，我们就借故停下来。支部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这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样的决定明显地是错误的。象我们碰到的这样的支部，我们要依靠它发动群众，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依靠它扎根，就扎不对，依靠它住房，就住错。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说一切要经过支部。所以，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白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为了教育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四清‛班子一接账，事就更多了。名堂多得很呀！改账的，丢账的，做假账的，白条子很多，弄虚作假的名堂多得很。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我们去看账，看不出问题。他们把账都弄好了，收多少，支多少，收支平衡。他们有好多地方走了‚天桥‛，走了‚地沟‛，卖了东西不上账，我们那里知道呀！这些事情非依靠群众不行，只要交给群众，群众是知道的。咱们哪一年哪一月卖了什么，怎么没有账呀！那笔账上是多少钱一斤，数不对呀！一车萝卜是多少斤，一车白菜又是多少斤，一筐萝卜是多少斤，一筐白菜又是多少斤，我们是没有这个知识的。可是，群众都知道。有管装车的、管运的、管卖的，有的虽然没有经手，他们也懂得一筐萝卜装多少斤。去年、前年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他们都知道。所以，完全要依靠群众。一宣布工分账，群众就议论纷纷，气愤得很。有些干部一年挣了五千多分，他们的十几岁的孩子，也记高分。而有些劳动力最强的贫农，一年只挣了三千多分。基层干部多记工分的花样多得很。有不少：工种的工分记得不合理，有一些所谓有点技术的工种，工分都记得很高，有些人故意把这类劳动‚神秘化‛，由少数干部或他们的亲信，甚至他们信任的地、富、反、坏把持了这类肥差。群众对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过去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不要认为查账是单纯的技术工作，它也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中，也有专业技术工作，专业工作和群众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就好了。三队查出饲养员支了八百块钱的草钱，是白条子。我们搞不清一个牲口吃多少草，同群众一算就算出来了，根本不可能买八百块钱的草。后来查清是会计偷偷盖了饲养员的戳子。因为他不认字，把戳子交给会计了，会计就利用他的戳子，在白条子上打图章。弄清了这个事，饲养员很感激我们。他说：‚要不‘四清’，我那知道背了黑锅，用我的名义出了八百块钱买草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四清’，忘不了阶级斗争。‛经过接账和查账，揭出来的事更多了。群众开始揭发具体问题，并且发现有攻守同盟。问题严重的人，硬是不讲，说：‚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说！‛就是这么坚决，那工作是真不好做呢！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人队原来有两股黑风：一股是打骂成风，一股是赌博成风。赌博，在过年时赌一赌，在别处可能是个一般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群众说：‚赌出花来了‛。大人赌，小孩赌，男人赌，女人赌，屋子里赌，下地也赌。春耕时，扛耠子的在前边做宝，扶耠子的在后边押宝，到地头上看轮赢，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群众玩纸牌，大概是块儿八角的轮赢，干部一赌，就是几十块，上百块。吴臣的弟弟是个搞投机倒把的人，身上带着四千块钱来赌博。据说赌钱是钱归大头，钱多的轮了可以捞回来；结果真正输了的都是贫下中农。赌输了，就卖东西。赌风这么严重，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使投机取巧的心理大大滋长。不是安心搞生产，而是想搞赌博赢钱。为什么赌风这么严重呢？就是干部带头。干部赌的时候，叫党员放哨，请人给做夜餐，吃饱了再赌。白天睡觉，工分照记。听说有一次公社来抓赌，有一个干部跳墙逃跑把腿摔伤了，养了二十八天，这二十八天还记了工分。不仅这个村的干部赌，就是上边的副区长苏长吉也常到这个地方来赌，他还带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守敬到这里来赌过。上边干部来参加，下面干部赌起来就更有理了，谁也管不了。小孩也赌。有一个小孩叫吴臣抓了赌，吴臣说：‚你给我掷个四五六，掷成了，就叫你走。‛真巧，一下子就掷了个四五六。吴臣说：‚你有运气，走吧！‛就放走了。

另一股黑风就是打人骂人的风。有不少生产队的干部打人，骂社员的就更普遍。干部打群众，打贫下中农。小学校的一个教员，是伪职员出身，他打了二十一个学生，多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体罚的形式有十一种。为什么敢这样打呢？我们就追这两股黑风的根，追来追去，就追到支书吴臣身上。群众开始揭露吴臣赌博和打人的事。正当群众运动趋向活跃的时候，又出了问题。一个积极分子来找我们，说：‚你们怎么骗我们呀！‘四清’就搞二十天，搞了就走。过去你们不是说过不搞清不走吗！‛我们说：‚这是谁说的呀？‛他说：‚有人说‘四清’二十天，熬也熬过去了，‘四清’过后，干部还是干部，社员还是社员。‛这一来，群众情绪大受挫伤。我们追查来源，原来是吴臣的老婆放的风，故意给群众泼冷水。吴臣的老婆当然是听吴臣说的。吴臣又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现在放出这个风？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查，原来是公社党委开扩大会议时，把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宣读了，支部书记吴臣是从那个会上听来的。按工作队的那个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四清‛预计搞二十天。我们进村前吴臣就知道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说。单等群众开始要揭露他的时候，他才把这个‚法宝‛放出来。他是有步骤的，到什么时候拿什么‚法宝‛。为什么他这时候拿出来呢？就是为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阻止群众揭露他的问题，他就是同我们这么斗。我们就联想到，在前一个时候，工作组汇报时研究了各个生产队谁的问题严重，第二天吴臣就知道了。他在底下说：‚嘿！就看工作组定的那些重点，什么也搞不出来。一队的那样糊里糊涂，二队的关希颜大老粗，三队的赵树同结结巴巴，四队的赵砚臣，盖房时借了点豆子也还上了‛。这儿个人都是队长和副队长。他说我们搞不出来，意思是叫我们拿关景东当重点。难道结结巴巴就不贪污了吗？糊里糊涂就没有‚四不清‛吗？他这些都不成理由，可是他偏偏与我们唱这个对台戏。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内部讨论的事情，他都能很快地就知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同吴臣谈话时告诉他的。这两件事联到一块，就更提起了我们的警惕。

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有的同志就觉得这个地方‚四不清‛问题不多，干部好，似乎是没有必要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四不清‛干部的老上级，干部会听他的话。听什么话？叫他们给送二十斤花生，几十斤大米，他们听话，给送来。叫他们‚四清‛，可不是那么听话啦！叫他们打扫卫生，马上就布臵下去，行动可以很快。叫他们自觉革命，就不那么听话了。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尤其是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他们就不肯自觉革命。

有的同志唯恐群众提意见会刺激基层干部，影响干部情绪。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在动员会上讲：‚你们提意见，可得要实事求是，要有根有据，不许胡说，不要惹麻烦。‛在动员会上这样讲，就是不叫群众说话。群众开始只能提怀疑意见。谁偷东西还叫人看见！

还有的同志怕影响生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运动与生产结合。在冬闲时搞运动，安排好生产，完全可以搞好。因为有严重的‚四不清‛存在，它本身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积极性不高。群众说：‚我们劳动，都让干部大吃大喝了‛，他们生产就不积极。‚四清‛搞好了，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就会搞得更好。

有的人说，基层干部躺倒不干怎么办？有几个同志向我讲：‚过去每次运动完了我们就得‘哄’干部。干部不干，什么事情都玩不转了。‛有人向我们工作队长肖风同志说：‚过去整风整社时，上面未了一个工作队，整了一家伙就走了，我们‘哄’了一年，才把基层干部‘哄’积极啦！我真担心你们这回来，又要给我们惹乱子，运动搞完了，干部躺倒不干了，怎么办？‛因此，就过分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要一切经过基层组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有的人专门抓‚双十条‛扣字眼，说工作组只能当参谋等等。总之，顾虑重重，束手束脚，老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变成了东缚发动群众的清规戒律。运动还没有搞，就怕干部躺倒，怕平反，怕后遗症。中央政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应该抓住中央‚双十条‛的主要精神。抓住个别的具体的一条，丢了主要的精神，那不叫正确领会中央的精神，是歪曲了中央的精神。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要。但是，只有搞好了‚四清‛，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贫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团结起来了，中农就靠拢，把‚四清‛搞清了，群众高兴，就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要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洗澡就搞得彻底，真正改正错误，我们就有可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四清‛革命的结果，是检验我们‚四清‛工作结果的标准。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团结不能并重、不能平列，重点应该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因为，决定的环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时，对‚四不清‛干部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四清‛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除非是象山西大寨那样的地方，象河北的耿长锁那里，有好的领导核心的地方，可能已经团结了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一般的不是一进村，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开始我们想团结基层下部，他们不跟我们团结，我们想依靠他们，他们不叫我们依靠。象我们这个大队的‚四不清‛干部，他们也研究政策，也利用这一条来同我们作斗争。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吗，正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抓一个倒霉的一整，其他的人都没有了事，正合百分之九十五。可是被整的这个人不服气，因为没有实事求是，别人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整？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整到。‚四不清‛的干部，在他们没有觉悟以前，也利用‚双十条‛中某些规定、某些辞句来抵制我们，反对‚四清‛。所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首先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关键。

‚四不清‛严重的干部，没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没有群众的监督，不可能自觉革命。工作组找他们谈话，他们就说妨碍了生产。用种种借口赶我们走。开始我找几个干部谈话，有人就说我妨碍了生产。他们一说，我们对生产就抓得更紧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就把我们吓跑啦！他们是要赶我们的。谁不怕把生产搞坏呀！到哪里一告，这还得了吗！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能怕，越怕问题越多。毛主席的诗不是讲过‚无限风光在险峰‛吗！为什么不说无限风光在平坦的大道上呢？作为革命者，就不能怕犯错误。这也怕犯错误，那也怕犯错误，到头来就要犯一个大错误，‚四清‛搞不彻底。怕后遗症，倒弄了个大后遗症，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过几十年，出个赫鲁晓夫，这是大后遗症，还是小后遗症？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怕这，怕那，结果‚四清‛搞不彻底，就犯了个大错误。怕一个指头的乱子，结果搞不彻底，走了过场，没有革命，是十个手指头的大乱子。宁左勿右是不对的，宁右勿左也同样是不对的。我有那么点感觉。在我接触到的县、区、社干部里有宁右勿左的情绪。怕犯错误，框框很多。革命又不是绣花，绣花还难免要缝错几针的。革命过程中，总要犯一点错误的，一点不犯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力求少犯错误，发现了立即改正就是啦！

所以，敢不敢革命，首先表现在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四清‛就没法搞彻底。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中农就靠拢。问题搞彻底了，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主席不是说要团结大多数吗！只有搞彻底，才能挽救大批干部，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正是由于有人怕干部躺倒，工作没人干。某些基层干部就是拿躺倒当法宝来吓唬我们，抵制‚四清‛。怕得怕不得？越怕，他就越躺。怕躺倒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人敢挑担子。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多得很，贫下中农扛起大旗来，事情更好办。躺倒是坚持‚四不清‛，抵抗‚四清‛的一种办法。他要躺就叫他躺一下，有什么了不起。他躺倒了，不革命，还有别人革命。有些人躺倒了，经过我们教育，是可以起来的。有的人因为不怕他躺倒，他倒起来了。我们桃园大队：首个副书记兼三队队长赵树春，我们一进村，他就装病躺倒了。他说有病，谁知道有什么病。开始我们还是去看他，坐在炕头上给他讲双十条，说服他：‚你是支部副书记，要自觉革命，带个头吧！‛几个人都去过，好话说尽，他也不起来。后来我们就有点经验了，我们有意不去理他，我们也放风，说：‚叫他好好休养，不用急，等其他三个队‚四清‛搞完了，工作组的人，都搬到三队，帮助搞，叫。他先养病要紧。‛这个办法真灵，说了不两天，他就起来了。后来，他说：‚我以为你们离开我不行。‛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拿我们一把。事后我们才弄清楚，他原来整天闷在家里‚钻研双十条‛，专门找可以利用的字句，好来同我们斗争，他是搞合法斗争呀！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工作队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认识，会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革命的实践中，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因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前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公社有个副：书记，叫薛保玉，我们一进村，他就讲了，在这里搞‚四清‛，搞不出名堂，我们公社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搞了，检查了，也不会生动。他在会上检讨得很不好，不疼不痒。大伙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说：‚你整天骑着新车子，穿着‘多米索’（绸料衣服），到处转，哪里有好吃的就到哪里去，有一壶酒，有一盘菜，就是好人，受了酒肉包围，把我们贫下中农忘到脑后去了‛；‚上级提倡劳动，你车子后边就带着个锄头，挂了三年还是新的‛；‚把集体耕地，划成你们的保命田，你们带头分散集体的耕地，说是为了保干部自己的命，社员的命还保不保？‛‚你是社长，三面红旗，丢了两面，人民公社这一面也没有扛好，你怎么对得起贫下中农，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有材料，又有分析。开始还是薛书记长，薛社长短，后来就说薛保玉变成老爷了，变成公子哥贾宝玉了。这一批评，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原来我们想，发动群众给生产队干部提意见，挺困难。让大家给公社干部提意见，不知该怎样困难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生产队的干部，是社员的顶头上司，怕提了意见，不给派工，或派不好做的工，给穿小鞋还得让人讲不出来。公社干部离得远，不知道多少日子才转到村里来一次，所以对公社的干部敢提意见。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在会上受到很大教育。唉呀！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我们不交代可不行啦！我们桃园大队‚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关景东从会上回来说：‚会上老农的发言，真叫人感动。批评公社干部时，就象爹娘发现孩子不争气时一样，又是恨又是心疼。‛又说：‚会上每叫一声薛保玉，我的脊梁骨就冒凉风‛。这说明，许多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认识到不交代过不去。在会上，有几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交代得很好。一个是老鸦窝大队的贲少先，一个是桃园的关景东。关景东讲的时候很动心。他说：‚过去，我爹第一次带我赶集的时候，我给背了东西，劳动了，到集上给我买了两块煎饼，我爹自己什么也没舍得吃，饿着回来。现在，我给队里办事，就大吃大喝了，上高价饭馆，一顿就吃十块八块钱，根本就不知道省吃俭用了，完全是忘本了。‛关景东表示要决心改正，还当场提出退赔计划。这次会议开得还算好。好的是有人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提得很好，有推动作用。缺点是，公社干部一开始就笼统地检查了瞒产问题，讲了一大段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呀2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摆正呀！结果，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依样画葫芦，也是大讲只顾社员呀，等等。我们会后就感到这是个手法，他们这不是检讨，是有意讲给社员听，收买人心的，‚为了大家，干部才犯了错误呀！‛‚搞‘四清’就要追咱们的瞒产呀！‛有意堵住社员的嘴。我们及时地把他们这个手法揭穿了。

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代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迫他的问题了。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根据匿名信上讲的材料和吴臣散布的材料，关景东的问题，起码是个‚万字号‛。有人揭发，我们也不能一下子说他就没有这么多。我们就一桩桩，一件件，认真地查对。为了查清关景东的问题，我们派了一百三十八个人次，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还是关景东在第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自己交代的那些属实。关景东的事情不少，有两个七百，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和原来搞的那次‚四清’比较，多了。那一次关景东是重点，搞出二百块钱的事情，还不服气，不退赔。为什么他不服气？当时别人的‚四不清‛都不清，单清他一个，单整他，他怎么会服气。我们搞了他个双七百，他倒心服口服，退赔得很快。有人揭发，有人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这时候，有的人积极要求加入贫协，贫下中农的队伍逐渐扩大，中农开始向贫下小农靠拢。我们吸收了一些中农积极分子到骨干队伍中来。这时，基本上还是背靠背提意见，我们把干部检查的材料转达给贫协，由贫协讨论分析，哪个说得对，哪个不对，然后再让干部继续交代，洗透。有很多问题，干部说了，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真是假，必须依靠贫协，依靠群众，由他们分析和发现问题。把干部检讨的问题向贫协一说，对贫协也是个鼓舞。‚嗳呀，干部检讨了。‛他们的腰板也就逐渐硬起来。‚我们团结起来，当家作主了，管事了。‛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账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账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这个大队的问题虽然严重，也真有好干部。多少年来一直参加劳动，没有多吃多占。三队有个副队长叫张力，算来算去他就是两斤挂面的问题，而这两斤挂面还是队长说照顾干部们而发给的。象这样的干部我们就表扬了。这个张力后来当选为生产队长。还有一些干部，只是几十块钱的事情，一块吃喝了，或一块分了些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根据他们检查的情况，经过贫协和群众同意，让他们下了楼，有些还吸收到贫协队伍中来。

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还要说一下，这一段工作是有曲折的。工作队到抚宁县去开会，正是一九**年新年，也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经过开会学习，工作队的思想有提高，正如群众的话，‚磨镰不算误工‛。但是，正在运动的紧要关头，工作队不该到县城去开会，特别是不该去过新年。革命要紧，过不过年，会不会餐有什么要紧。这时候工作队离村，必定会使工作有些回生。当时我衣]另外三个同志，没去县城开会，请了假，留在村里，同社员一块劳动，串串门，表示我们没有走。即便如此，吴臣还是钻了大多数工作组的同志去开会的空手，进行活动。他向干部封官许愿，说：‚咱们将来工作怎么做，我想好了，将来专职书记就我一个人，你当什么，他当什么‛，……封了一批官。他这样做是怕干部揭他的底，为了堵大家的嘴。同时还大肆宣扬蒲蓝大队‚四清‛搞糟了。蒲蓝‚四清‛本来是搞得比较好的，周围村的贫下中农都很赞扬那里的‚四清‛。可是‚四不清‛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却故意说蒲蓝‚四清‛搞糟了。这里也有个搞好了和搞糟了的问题，贫下中农说‚四清‛好得很，而‚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就说四清糟得很。缺点错误总会有的，因为那里是第一次试点，我们这个试点也有缺点错误，这还是在蒲蓝试点以后搞的呢{吴臣说蒲蓝搞糟了，省委工作队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推给县里了。陶克日（县监委书记）在那里拔不出腿来了。还说祖荣功（蒲蓝原大队书记，蜕化变质，撤职了）现在挺起来了，省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都来央告他，还让他千书记，祖荣功高低不干。他就散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我们早晚也要央告他。他还向‚四不清‛干部说：‚让他们（工作组）搞去，反正他们不给我搞清楚，我就拉住几个不叫他们走。‛吴臣以为工作组的人都是急于回城市的，他想拿这话威胁我们。我们没听他这一套，而且批评了他，揭露了他的问题。根据他活动的情况，看来看去他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把掌握到的材料，听到的情况，索性都交给了贫下中农，交给了社员，由他们讨论。这一讨论，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了。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臵，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一直到蒲蓝大队‚四清‛试点以后，我们进村以前，他还打了两个人，而且打的时候还骂：‚我就打了你了，你到蒲蓝去找工作队罢，找你们的祖宗去吧！‛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被他骂遍了，谁见了都怕他。干部们也怕他骂，开起干部会来，干部就是不敢吱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搞不对劲，提个什么意见，他就骂祖宗三代。他自己检讨说是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就是火爆子脾气，谁一跟我说什么我就蹦起来了‛。好象他还是为工作。难道仅仅是脾气问题，为什么单打贫下中农，偏偏不打地、富、反、坏？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打地、富、反、坏。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群众说那是他的‚小菜‛，干部里也有挨过他打的，有一个挨他骂最多的干部，也是他的‚小菜‛。他打人是给别人看的，以便他好统治群众。他经常和别的干部说；‚你们当干部非有点迫力性不行。‛他讲的迫力不是革命的魄力，是压迫性。他说：‚社员是属破车的，三天要不收拾就不合辙。‛这是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讲的话。他的眼睛里哪有群众，哪有团结大多数呀！就是欺压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却非常体贴。贫下中农的房子他不盖，一九六二年给伪保长盖房子，他亲自去组织、拨工和锯公家的树。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他从长春跑回来，无依无靠，伪保长借给他二十块钱，批准他开了个小烟铺，现在，是报他的恩。吴臣做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报共产党的恩，不报贫下中农的思，而是报伪保长的思。要讲他的经济‚四不清‛问题，是最严重的，又不算是最严重的，由他自己贪占的大概一千块钱，一千斤粮。倒卖了自行车五辆，缝纫机六台，手表三块，棺材板四副半等等。一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他把两个弟弟都安排到副业里。一个是搞木业加工，一个搞运输，都是最能拿钱的差事，都是给他弄钱的，他这两个弟弟，都是买卖人出身，最会投机倒把，他们给吴臣弄了多少钱物就不知道了。谁同吴臣谈，他也不检讨。这个人我同他打交道不少。我说：‚你搞这么多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贱买贵卖，人之常情。我一向是捣动买卖的，我脑子里老想捣动。‛‚那两年自由市场刚一开放，我真觉得当这个支部：书记倒霉了，我要不当书记，哪天不挣个十块八块的。‛他当面就是同我这么讲的。高价卖粮票，高价卖粮食，他说没错误。我说这是错误，他说：‚你不懂基层工作‛，‚只要我有粮食就换得了粮票，卖粮票和我卖粮食是一样，给集体，给个人，我都是这样干的‛。他一口咬定高价卖粮票不是错误，硬是不承认错误。

这个人对上是很会阿谀奉承的，这次对待我们，开始也有点奉承，我们不吃他那一套，他就同我们对立，闹别扭。他给上面的一些人送礼送钱，他有一套对付上面的办法。比如一九六二年发现四队瞒产，县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吕树环，到这个村来查瞒产。他一听说，就跑到场里告诉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你们这粮食还不收，县里查的人马上要来啦！连夜把粮食藏了。‛群众就很害怕，说县里来查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讲，他没个知道。‛这个检查的人，刚一进村，他就好吃好待。他从副区长苏长吉那儿打听到这个人经济上不富裕，于是，就从队里借给他一百块钱，然后给他一个填好的上地、粮食数字的表，这个人就走了。到我们进村，他送的这一百块钱账上还有。我们进村以后，吴臣替给还上了。他有空子就钻。他打听了，缺钱的给钟，要粗粮换细粮，他就给弄细粮，也不找价。这是对上。对下，则是敲诈勒索，谁要让他办点事，央求他，书记长、书记短，叫甜了，他可以给办，要不然就得送东西。回乡的上户口，起码得给他孩子送双皮鞋。谁回乡来，都得这点什么东西。他的老婆，原来在长春是个拉帮套的，就是暗娼。一解放，她混得作了第一任妇联主任。她的手特别‚长‛，这次查出来她贪污上改果实很多。后来，虽然她不当妇联主任了，可是，她常到一些社员家去串门，特别是常到几个单身汉的家里，看见她喜欢的东西，她就拿人家的。发烟了，她就把烟拿走点，发布票了，就把布票拿走点。死了人发的布票，她从中也要扣几尺！吴臣夫妇就是这样一对，真是有缝就钻，听起来简直不是我们的人。所以群众都说，吴臣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是国民党的事。群众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听党的话，贯彻党的政策的。吴臣完全不是这样。他对‚四清‛运动一直是抵触的，到处说‚四清‛革命的坏话，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吴臣一直不好好检讨。他说，就是打人有点错误，别的没有错误。我们在他打人这件事上还上了他一次当。他打人，我们调查了是三十一个人。他开始交代说两个，三个，七个，后来他一下就交代他打了三十五个。后来才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嘿，这次我走在前边等着他们。‛有一次开会时，有个干部引用他说的打了三十五个人的数目，他就抓住这一点往公社告我们的状，说；‚我没打三十五个，冤枉人了。‛他故意说打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有人就用了他这个数，结果让他抓住我们的把柄，‚你三十五不实！‛他的名堂多极了呀，实际真不是三十五个，而是三十一个。三十一个同三十五个性质是一样的。

‚四清‛进行到这时候，剩下的少数人，包括吴臣，都是一些难搞的。这就到了攻坚的阶段，普遍地出现了顶牛。支部书记吴臣，副书记、三队队长赵树春，他俩一个是顶着的，一个是躺倒的。二队是‚关家五兄弟‛掌握实权的队，一切命脉都在这五个兄弟手里，这个队里问题最多。可是，副队长关希颜（五兄弟的头）和副区长苏长吉是千兄弟，他的老婆是苏长吉的姘头，就是这么个关系。反正苏长吉一来，他就搬到饲养处去睡。关希颜新盖了三问房子，是全村最高大的，他原来还准备要盖一座门楼，要比全村的门楼都高，后来，苏长吉告诉他，要搞‚四清‛了，先别盖。因为有这么个门楼的故事，群众在看过《夺印》以后就管二队叫关家门楼了。关希颜盖房子的木材是苏长吉给买的，据说还拨了三立方米抗早做水箱用的木材给关希颜盖房用，群众的意见可大咧！关希颜这个人，偷摸渗漏什么事都作，大的也拿，小的也拿，成口袋的东西他偷，一点一滴他也不放过。群众管他斗‚手上沾满浆糊的人‛，走到哪里也得沾点走。在一九六一年困难的时候，他还公开抢人家的东西。附近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是个妇女，在地里开荒种地，把棉袄脱下来放在地头上，棉袄兜里有一百块钱，还有一些粮票。他赶着大车从那儿路过，就把人家的棉袄抢了。后来人家告到公安局，当时他只退回棉袄。这次‚四清‛才退了粮票。苏长吉还批评了公安局，说什么公安局怎么能扣党员，把他给要了回来。所以群众都怕这个关希颜。我们刚进村时，这个队的社员就问过我们工作组：‚你要我们提意见，你是作什么工作的呀？‛我们这个同志回答说，在公社当社长兼副书记。群众说：‚那你还叫我们提的什么意见，公社是归区里管的，我们这里的关希颜，人家上边是有靠山的，副区长苏长吉就是人家的根子，那你能管得了吗？我们的意见，给你提了也是白搭。‛我们那个同志当时答得好。他说：‚我这个干部管不了区长，可是我是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呀，我们这个工作队是林铁同志挂帅，我是‘官小根子硬’啊！‛所以，根子有两种，真革命，上级是支持我们的。咱们别当支持严重‚四不清‛那号的根子，咱们要支持真搞革命的那些人，给他们撑腰是应当的，必要的。为什么问题最严重的那些干部现在顶着牛？原来，正在这时，苏长吉给他们捎来了话。关希颜的弟弟关希成（赶大车的）到榆关去赶集，苏长吉对他说：‚你给我捎话回去，告诉你哥不要怕，要顶住，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苏长吉是现任的副区长，我们是省委派去的工作队，在搞‚四清‛，这位现任副区长在蒲蓝大队试点时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他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呢？不是让干部自觉革命，是‚别怕‛，‚顶着‛，‚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群众听到这些话，还能不增加顾虑呀！吴臣、关希颜之流还会老实检讨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认真负责和坚决的态度，多次给群众撑腰，要群众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讲，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谁也不能保护‚四不清‛，不管他是苏长吉还是李长吉。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我们工作组的组长王兴武同志，他不是一直说支部书记听话吗，后来他转变了。我们动员他到群众中去，去听群众的意见。他听了两次群众哭诉着揭露吴臣的事，就有了变化。他来找我说：‚过去我只晓得吴臣完成任务好，听话，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任务的。‛认识有变化了，而且不断进步。后来，他也认识到吴臣根本也不是什么完成任务好。对吴臣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撤职不好，想看看再说。过去不知道没法，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有那么多材料，又查证属实了，能不伸张纪律吗？工作组、工作队队部、公社和县里的同志都讨论过。讨论以后，内定了把他撤职。桃园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对吴臣的坏事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贫下中农代表当场向林铁同志要求，说：‚这样人非撤不可，我们不要吴臣这样的书记，林铁书记得给我们贫下中农作主。‛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群众，还是要一个坚持错误的干部。能官官相护么？难道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作了这么多坏事，我们就不过问，保护他，原谅他？我们绝不能护短。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区别呀！所以，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宫风同志在大会上讲，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坏干部一个也多，共产党绝不护短。对呀！他已坏到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这样一个坏人，不要群众呀！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原来，当时的确有些公社、县里和工作队的同志不大同意撤，提出冶处理还是热处理这么个问题，怕当时脑子一发热给处理错了。实际上处理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我们一共派了三百多人次查证吴臣的问题，证明材料有二百二十页。而且，在这时候，如果是确有把握地撤他一个，对整个运动是有好处的。当然，不是呼鲁呼鲁都撤掉。错误严重，只要彻底交代，认真退赔，决心改正，就欢迎，还许再当选哪！坚持错误那就不行，搞破坏，那就更不能容许。在这个会上，还宣布了让副区长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讨。

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好多人说这次咱桃园可好啦，咱们得吃顿饺子。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下，很多人都吃了饺子。这是河北的习惯，有了好事、喜事，心里痛快，才吃饺子。撤了吴臣，‚四不清‛干部的靠山倒了一个。又叫苏长吉来桃园检讨，关希颜的这个靠山也不牢靠了。所以这时候群众的情绪很兴奋，贫下中农腰板更硬了，说话吃香了，顶事了。‚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每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都是大借东风来推动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但是，在会前会后，我们都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和查证工作。从土到下带好头，确实可以减少顶牛。可是，从下到上作好工作，才能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只有对群众和干部做好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认真的查证工作，才能保证‚四清‛搞深、搞透、搞彻底。

这几天，情况变化很快，‚行市‛一天天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一方面是兴高采烈，另一方面是气愤填胸。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都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拿（贪污），吃什么四鲜馅饺子、二十块钱一只的鬼子肉等等，名堂多极了，谁听起来都会有气。同时，在运动中对‚四不清‛干部作了大量的耐心的教育，有些人还是瞪着眼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宗，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件。查出一点他说一点，象挤牙膏似的，真叫人生气。不光积极分子生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生气。在积极分子追问‚四不清‛干部时，也发生了态度不好的情况。气极了，就叫‚你站起来！‛站了一会，其他人又让他坐下来。我们大队，虽然没有发生打人、自杀、死人的事，但是，个别骂人的现象是有的。个别工作组的同志，还拍过桌子。这些都是处于顶牛状态时，发生的事，这时更突出了。我们认为这是办法少的表现，这个方法不好。有些被骂过或者被人叫起来站得久了的人，会记一辈子的。一般说，当农民发动起来，腰板硬了的时候，这种现象也难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不是好办法。这时候到底搞到什么程度了，摸摸底吧，积极分子摸，工作组也摸，看还差多少？积极分子说：‚噢！一丈还差着八尺，早着呢！‛我们摸的底和积极分子摸的底相差很多。比如三队有个老会计张巨，我们摸底他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块钱的事，可是积极分子非说他有七千块钱的事不可。这就证明积极分子的情绪有点过分了，说话没边了。这时工作组有的同志也想连夜搞，趁热打铁。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说假话了。说假的就对不上牙口。四个人偷了粮食，一个说偷了玉米，一个说偷了高粱，另外一个又说偷了粳子，对不上。我们有些同志就怀疑里边有假。甚至发现有人故意说假话，提供一些假材料，制造混乱，使得我们伤了些人。如，副书记赵树春，就胡说了一些人的事，我们照他讲的材料去追，追了几次，才发现是假的。这时工作组里有些同志，也不敢说这里边有假，怕翻案，翻了案不挫伤积极性吗？‚行市‛一直在涨，我们能往下减？有的同志也有点顾虑：‚我们过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一切实事求是，受了批评，这时我们再一讲是否会批评我们右倾啊！‛种种迹象：积极分子的态度，工作组的态度，‚四不清‛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这些动态看来，应该说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敢讲话了，当面也敢讲，也敢查，而且已经发现有过激情绪的苗头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时刻。群众没发动彻底，搞不透，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又有了过激情绪，如果不给以正确指导，搞过了头，就得纠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地研究了形势、火候和时机，我们觉得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了，该强调贯彻政策的时候了。积极分子当时有点过激情绪，不要批评说他们左了，这样一说就泼了冷水。我们可以正面提出，强调贯彻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就响亮地提出了：敢不敢实事求是，就是敢不敢真正革命的问题。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充分发动起来了，已经有点过激情绪了，这个时候，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实事求是了，敢不敢实事求是，要考验我们了。因为大多数群众是赞成实事求是的，那些喊七千，八千哪，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只有真正实事求是大家才满意，‚四不清‛干部才能心服口服。‚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不是故意整哪一个，要作到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作到使大家心服口服，受到教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达到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对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工作组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统一工作组内部的看法，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看法，说服那些有过激情绪的人，要实事求是。这要作大量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因为前一个时候大家都是鼓劲，这时，须要改变强调的重点了，有的人就说：‚你看，宵风现在改口了。‛该改口的时候，就得改口么！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还不改口，就会跟着积极分子搞个尾巴主义，犯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我在晋绥边区参加了一年土改，搞了两个地方，一个村，一个镇。参加上改，对我的思想改造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时我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我们那个工作组大部分是‚洋包子‛下乡，是南京办事处和北京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这样一些同志，还配了一些地方的同志，也有些老同志参加。开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够，领导上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认真注意了，认真去发动群众了。可是等群众起来了，该刹闸的时候我们还在提‚一切由群众‛，结果我们又成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尾巴。我在土改的时候，这两种错误都犯过。开始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后来又来个尾巴主义，不懂得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山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就得要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得要学会大体上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不仅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的领导者，要懂得和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大队里挂帅的，也要懂得。因为在一个公社内，大队之间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地方发动彻底了，那个地方也许不彻底。彻底还是没有彻底，什么时候该转入实事求是，这个火候要根据很多迹象来判断。转早了不彻底，转晚了要纠偏。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就要强调实事求是。毛主席讲，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我们应该学会，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有人一上来，就先讲实事求是，那群众就不讲话了。可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他又不敢讲了。我们不是要总结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吗？主要经验在这儿。一说人家搬石头，咱也搬石头，一说人家搞夺权，咱也夺权。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没弄清实际是什么，不放手发动群众，就弄不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该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没有放手，一看落后了，嗳呀，别右了吧，赶紧就发动。发动了，该节制时又没有节制，结果又出了左。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掌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现在中央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四清‛、‚五反‛要搞高标准，既要搞深、搞透，又要少出偏差，尽可能地少出偏差，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现在有条件了，有这么多经验可总结么！我接触了抚宁县的一些干部，他们有好多顾虑，实质上就是没有正确地总结这几年群众运动搞好和搞出缺点错误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没有学会在运动中掌握这个规律，没有摸准这个火候。这个东西比较难掌握。我过去学过自然科学，总觉得搞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难得多。当然搞自然科学有它难的东西，比如搞尖端就不简单。可是，到底发烧不发烧，有个体温表一量三十八度，就是发烧了。研究别的东西也有个仪表，它能精确到几个九。群众有没有发动起来，就没有仪表可以测量。要根据各种迹象，各方面人的各种动态来学会判断，到了什么火候，该强调什么，这就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过硬功夫。要学好这个硬功夫，才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领导好。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吗他自己去找证人。他到附近的万庄小学，找到买薯秧子的李校长一问。果然，那一百一十二元没有交给他，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李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说见了能认识。关希英把李校长请来了，正赶上二队开会，所有的干部都在坐。他望了望，指着另外一个副队长岳广云说，就是他。在人证面前，岳广云承认了。关希英感激得不得了，说：‚真实事求是呀，我坚决一次退清。‛认真查证核实，也允许他自己找证明，结果，既没有漏掉一个贪污的人，也没有冤枉人。实事求是作细了，也就把工作做深了。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和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很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他们说，最困难的时候，贫下中农困难，群众困难，我们没有照顾群众，只想自己吃好的，现在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给我们改正机会，还主动地照顾我们的困难。他们受了很深的教育。贫下中农掌握了政策，很会处理问题，作得合情合理，因为他们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很多干部一次就退清了，这证明他们有钱，也说明他们服气。有的说：‚我坚决退，坚决改，宁可苦几年，好把‘四清’记得深。‛关希英退了一千多元，还常说：‚感激来自北京的救人之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挽救了我。要不然，早晚得进法院。

‚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

在‚四清‛和退赔基本都完成了以后，干群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洗澡就成了社员的要求。积极分子和社员找我们说：‚嗳呀，我们也洗个澡吧！我们也有些事，洗了痛快，省得是个疙瘩。‛原来这一步准备

第二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方案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总结

在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的号召下，我校积极行动，分段实施，精心设计活动形式，不断丰富活动内涵，真正让广大师生经历了心灵的启迪，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现将相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计划细致，宣传到位。

在领会 “三爱”教育活动精神实质后，我校立即组织各相关科室制定活动计划，并通过教师例行会议、校园广播、晨会、家长会等渠道向学生、教师、社会广泛宣传。细致的计划为下一步行动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深入人心的宣传则为“三爱”教育相关活动的成功开展作出了有效的铺垫。

二、挖掘资源，充实内涵。

“三爱”教育活动以“爱”的教育为核心。我校少先队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学生身边可感可知的资源，设计了一系列有益、有味、有爱的活动。各班学生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情感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开展此项活动时，这样既增加了此次活动的参与面，又在家长中引起强烈反响。征文活动结束后后，学校评出了优秀作品。此外校园之星、手抄小报评比等活动的开展也让学生在合作与竞争的环境氛围中增强了自信，更增加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三、积极反思，力求实效。

“三爱”主题教育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反思我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努力，我们觉得值得回味的环节或做法还有很多，尤其是活动的实效性。我们组织某项活动时，不能为活动而活动，还是应将学生的发展与成长放在首要的位置，并力争在活动中让学生在所收获，有所启迪。这也是我校开展“三爱”教育的宗旨。

总之，“三爱”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富有意义的工作，我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好这项工作，使我校的“三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更大的实效。

第三篇：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方案

沿人劳社发[2010]36号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方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精神，使机关干部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提高全体机关干部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理念，进一步端正服务思想和执法行为，促进全局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水平，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始终坚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增强爱岗敬业、清正廉明、明理诚信、团结友善、乐于奉献的道德意识，增强守法的纪律观念，使机关干部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永葆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政治本色。

二、学习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简称“八荣八耻”：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三、目标要求

通过开展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使全局机关干部知荣辱，明是非，辨美丑，打牢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成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推动者、倡导者、传播者。具体要做到“四个领会”和“九个坚持、九个反对”。

“四个领会”：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九个坚持、九个反对”：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对侵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二是坚持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反对贪图享受、因循守旧；三是坚持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反对骄傲自满、不学无术；四是坚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反对软弱涣散、放纵放任；五是坚持淡泊名利、勤奋工作，反对沽名钓誉、碌碌无为；六是坚持团结协作、服务大局，反对本位思想、分散主义；七是坚持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反对违法乱纪、放纵私欲；八是坚持认真履行职责，反对不作为、乱作为；九是坚持依法办案，反对趋利执法。

四、时间方法步骤

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从4月中旬开始到12月底结束。

（一）组织宣传阶段（4月15日至5月31日）

集中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阐述，明确其重大意义，深刻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将“八荣八耻”上墙，把要义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融入简报、汇报等材料的字里行间，各部门开辟简报专栏对教育活动专题报道，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入脑入心。在宣传阶段做到“四个一”：即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开展一次专题辅导；进行一次讨论交流；每人撰写一篇心得体会。

(二)思想教育阶段（6月1日至7月31日）

在宣传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使机关干部主要从思想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把握住七个要点。要教育广大政法干警，严格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和行为；要勇于奉献、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骄傲蛮横、盛气凌人的恶习，把人民满意作为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改进作风，倾听群众呼声，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办理好每一件案件，化解每一起纠纷，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要坚定立场，保持节操，不受利诱，不畏强暴，正气凛然，是非曲直得以明断；要遵纪守法，严格遵守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坚决反对和严格禁止以权谋私行为；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

(三)查摆问题阶段（8月1日至8月31日）

各部门要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查找每个干警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认真加以整改。政法各部门班子要召开班子会议，查找班子集体在团结务实、队伍建设工作及执法办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的问题，可采取召开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和发放意见函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的意见，基层各站、所、社也要按照要求认真查摆，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认真分析。

（四）整改提高阶段（9月1日至12月31日）

对征集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整理，对有价值的建议一定要高度重视，仔细研究，认真解决。对问题复杂，涉及面广，近期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要制定出整改的计划，落实责任人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效果。队伍建设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要按照组织程序严肃处理，对于在此期间出现和举报的违法违纪案件要依法查办，决不姑息。

五、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要切实加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组织，紧密结合本部门的实际，研究制定规划和措施，将此项活动纳入干部工作目标考评内容中。

二、搞好结合，增强时效。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干部队伍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制度化、经常化，丰富内容，贴近实际，切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取得实效。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社会主义理念教育、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把教育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工作成果。

三、选树典型，创新形式。各部门要在活动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结合开展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基层干部”“优秀机关干部”评选活动，选树一批树得住，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同时深入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深入开展“学创”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选树先进典型的重要衡量标准，发现并大力宣传基层战线涌现出来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先进典型，努力营造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浓厚氛围。

二○一○年四月六日

第四篇：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我国素质教育启示论文

论文摘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教育革新运动。其基本目的是，在现代城市一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从根本上改革美国学校教育制度，进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儿童，使儿童真正得到自由的发展。如运动所提出的传统与变革、效率与人性、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等的关系问题，深刻揭示了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并为解决这些时常困扰我们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无论其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对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素质教育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与借鉴价值。

论文关键词：进步主义教育；素质教育；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运动，史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适应美国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化时代、从近代向现代的巨大转变，而在教育领域掀起的一场改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教育的僵死传统，彻底地把儿童推向了教育的中心地位，从而使美国的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确定了20世纪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它提出的教育改革原则措施以及勇敢而大量的教育试验，至今在美国乃至世界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如何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是摆在当今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以人(儿童和青少年)的改善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显然对我们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特点

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从19世纪末兴起。到20世纪中叶结束，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1、民主性。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强调以儿童为中心，要求发展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杜威依据詹姆士的机能主义心理学提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儿童本能生长的不同阶段供给他适当的材料，促进本能的表现与发展。因此，教育应该是主动的，应该与儿童的兴趣相联系。强调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自然就要淡化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意识。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反对传统教育中教师所具有的那种专断性的主导作用，认为那种由上级的权威者把所必须接受的东西传给下级的接受者形成的教育体制，不是教育，而是灌输、宣传。教师的职务仅仅是依据较多的经验和较成熟的学识来决定怎样使儿童得到生活的训练。因此，在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看来，教师的“权威”只能体现在他的“经验”和“学识上。强调“儿童中心”论，反对教师的权威，不仅适应了美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要求，也培养了学生的民主意识，使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民主性特点。

2、多元性。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多元性是美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首先源于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的多种需要：城市各种福利组织需要‘社会教育’，商业和劳工界需要‘职业教育’，而标新立异的教师则需要‘一种教学过程的新技艺’，因而，也就随之源于进步教育工作者对于这些不同需要所作的不同理解和反应。”美国教育家克雷明对于运动的多元性，曾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部历史技艺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事情；而这种种差异，只能被具有明显多样性的美国教育所包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多元性也意味着运动中教育改革与实验形式的多元性。表现为指导思想的多元性，理论基础的多元性，不同文化背景与思想来源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以及运动形式的多元性等等。运动的这种多元性特点，一方面使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运动结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实用性。美国教育的实用性起源于殖民地时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特点。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家主张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而不是灌输教材。进步主义教育认为传统的学习基本上是在接受知识，这种学习是无用的。进步主义教育认为要使知识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必须要用知识来做某事。因此，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家主张“从做中学”。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奠基人杜威就尤其强调教育的培养目的，就在于使有个性的人适应社会。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实用性还体现在运动的目的上，如前所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在现代城市一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从根本上改革美国学校教育制度，进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儿童，使儿童真正得到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说，运动要努力使教育适应美国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要求，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正是在这一点上，运动的实用性特点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

1、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教学上，以克服传统教育所带来的缺陷为出发点，力图使课程与学生的可实现的需要和当前的兴趣结合起来。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儿童”。在进步主义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下，学生被认为是一种智力、社会、心理、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有机整体。学生不但要发展智力，社会、心理和身体等方面也应得到发展。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种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力求使学生全面发展的观点与目前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培养目标是极为吻合的，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它的宗旨就是要让学生学得愉快、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每个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但是素质教育的实施又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因此寻找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间的最佳结合，对素质教育的实施是相当重要的。在这方面，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就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进步教育运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群众性教育运动。这就决定了它与教育实践的密切结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进步主义教育正式形成后，尤其重视教育的实践活动，重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期间，大量的进步主义教育学校纷纷建立，并成为实践与检验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场所，因此，进步主义学校为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完善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人说，如果没有芝加哥实验学校就没有杜威。这话或许有点夸张，但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实践在新的教育理论产生、完善中的巨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内一直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而“素质教育是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既需要理论的补充完善，更需要大量的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种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的特点，无疑对我们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范例。

3、强调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任何形式的教育改革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吸引教师和家长的支持、理解和参与。否则，任何良好的改革愿望和策略都会在实践中遇到种种障碍。其结果是，或者花费过于高昂的代价去推行改革，或者是改革本身逐渐成为一种形式。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就非常强调教师、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求得他们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解和支持，确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目标的实现与完成。尽管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后来由于职业化的缘故，早期支持过进步主义者的商人、工会会员、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结合的崩溃，导致运动最后解体。但不可否认的是，运动初期强调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的参与，不仅促使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教育改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通常情况下教育改革总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鉴于我国不同地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素质教育的实施应注重对教师和家长的解释、宣传，求得广大教师和家长对这一重大教育改革的理解与支持，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建立规范化和制度化渠道，以期促使最广大的教师和家长参与素质教育的各项改革。”也就是说，教师和家长的支持与参与，对实施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

此外，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为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进步主义教育尽管首先是作为对传统教育的坚决反叛而出现的，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其次，素质教育没有充分考虑价值和效益这两个教育的根本属性。再次，素质教育没有从大教育的观点综合考虑各种素质的提高。最后，过分强调转变教育观念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对于通过教育制度变迁、运行机制转换、行为模式变化在实现教育转型中的作用探讨不多。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对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教育如何为现代化服务?教育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在这方面，作为曾经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无论其成功的经验，结束的教训与原因，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第五篇：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比较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具体事实为基础，比较分析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不同之处，揭示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全面的、激进的教育变革，而欧洲新教育运动则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

〔论文关键词〕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新教育运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欧美的教育革新运动主要包括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欧洲的新教育运动。二者皆以反对传统教育为己任，把儿童作为教育的中心，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视课程的改革，主张以科学和生活代替古典知识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重视儿童的自由、兴趣、主动性、经验及活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提倡个别化的教学方式等。两者之间虽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由于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对改革的着眼点不同，又使其表现出诸多的不同之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试图通过对传统教育的全面清算，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符合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教育制度，它对传统的批判是彻底的，在教育改革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激进的批判和全面的指责，力图通过对西方教育传统的深刻反思，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以新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以儿童为中心，以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新的教育秩序。而新教育运动对西方教育传统的“反叛”远没有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那么激烈，他们试图在总结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如果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激进的、全面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新教育运动则是较为温和的、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改良。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有统一的理论基础.试图对教育进行全面变革;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对教育的革新也是局部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教育著作以及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大量论述，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这些著作中，杜威对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观、儿童观、教学论和课程论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回顾，分析和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各种重要的教育理论，阐明了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等观点，这种论述以后被看作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之间的对立。杜威也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领袖，为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杜威也指出，工业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全面变革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因此，仅仅对教育作“细节上的变更和学校内部机构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在深刻的变革形势下，教育所需要的是根本革新、改组、重建。杜威的这种总体教育改革观影响巨大，这可以从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提出的七项原则，从克伯屈、拉格等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思想，从学校所开展的进步教育实验上得到充分的证实。他们试图对教育全面改革，打破教育与生活的隔裂，把学校建成为一个小型社会，改革传统的书本式教材，建立起活动性、经验性的主动作业，用单元教学、小组教学来代替班级授课制，这种改革是彻底的、全面的，反映了他们雄心勃勃的教育理想。

欧洲的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尽管爱伦·凯强调重视儿童，德可乐利注重以“兴趣中心”改革教学，罗素强调自由教育，怀特海认为智慧教育是重要的，凯兴斯坦纳提倡公民教育与劳作学校等，从实验学校的实施来看，既有阿博茨霍姆为代表的新学校，也有凯兴斯坦纳倡导的旨在培养有熟练技能的公民的劳动学校，蒙台梭利所创办的儿童之家等等，新学校之间存在的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反映了新教育运动的思想家对教育认识的多样性，从而说明新教育运动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所以说虽然新教育运动的思想家也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和反思仅仅是集中在儿童身上，他们认为传统教育压抑了儿童的本性、创造性，要求改革教育，以促进儿童多方面的、均衡的发展，但他们对教育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地认识，没有看到教育变革对社会变革的意义，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教育革新只能是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之内，对教育进行部分的改革。

二、在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进步主义教育家强调和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其目的在于促进儿童发展的基础上带动社会的进步;而新教育则只是强调改革教育以促进学生的发展

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意在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把学校建成合乎儿童发展的雏形社会，满足儿童的本能与兴趣，使儿童在活动中、在学习中、在学校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杜威认为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高目的是在于创造一种高于生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就是教育为创造美好的未来生活做准备。杜威坚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社会的改造依赖于教育的革新，杜威希望通过教育改革社会生活，使之更完美、更美好。克伯屈也认为教育不应只关心个人的发展，而应重视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改善。

新教育家们也对传统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教育脱离生活的弊端进行了抨击。强调对教育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使之更能符合儿童的本性，更能满足于儿童的兴趣与需要，以此促进儿童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把教育促进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联系，不可避免地使儿童的权利、自由、个性、独立性都被忽视或压抑。因此，他们主张把培养完美发展、具有理想品格的人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应指出的是，尽管新教育家把教育目的的重心放在个人方面，但自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教育家逐渐把教育的重点转向社会方面，强调社会合作、人际关系。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新教育联谊会章程的修订上。

三、在教育目的上，进步主义教育家强调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与进步主义相比，新教育家们特别是早期的新教育家则强调培养未来社会的统治者

进步主义教育家普遍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教育不仅应是民主的，还应是为了民主的，教育应成为发展和完善民主主义的首要工具。因此，教育要强调社会的价值，培养学生具有广泛的社会意识和对共同利益的责任感。教育所培养的人应该成为民主主义的维护者和建设者，既有自由和自我决定的权利，又有纪律、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杜威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第一，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具备民主理想和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第二，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合作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服务社会的精神:第四，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杜威认为，在民主社会，劳动是受尊重的，劳力与劳心的对立不应出现在民主社会，以上几方面的素质，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民主化、工业化的发展对教育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新教育家所注重的是未来统治者的培养。他们所倡导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最初产生的新学校其目的是培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新式统治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育家们所倡导的教育目的依然是陈旧的，尽管在陈旧的外壳中也包含了一些时代性的要求，例如他们所培养的理想统治者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而是具有开阔的眼界，现代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善于应变的能力与组织能力的新型人才。他们不仅有会思考的头脑，还要有经过实际操作训练出来的灵巧的双手和强健的身体，有鲜明的个性与坚毅的勇气，这样的人在传统学校中是不可能产养出来的。只有在新学校中用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才能培养出来这种新式人物。因此，新教育的“新”是体现在教育内容与方法上的，就其总的教育目的而言，则仍是与传统教育内容相同—培养有才能的统治者。

四、在教育内容与课程设置上，进步主义教育家提倡以经验式的主动作业取代传统书本式教材的统治地位.而新教育家则主张以知识课程为主体

在进步主义教育家看来，要使学校成为合乎儿童发展的雏形的社会，就必须改革学校课程，将代表社会生活的活动性课程引人学校，“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应使“代表社会活动的类型和基本形态”的活动如园艺、烹饪、缝纫、印刷、纺织、绘画、唱歌、演剧、讲故事、阅读、书写等科目在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进步教育思想家认为传统的课程体系是由前人所积累起来的系统的间接经验构成的，是一种符号和文字构成的系统，代表了成人的标准，不适合儿童的现有能力，超出了儿童已有的经验范围。同时，分门别类的学科也破坏了具有同一性和完整性的儿童经验，使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失去应有的全面性而流于片面。因此，要以活动课程取代学科课程，让儿童在做中学，在经验中学。他们认为这些活动课程既能满足儿童心理的需要，又能满足社会性的需要，还能使儿童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同一性和完整性。

新教育家们强调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为此，他们要求在学校中，为学生开设广泛的、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和知识课程，主要包括:现代语言(本国语和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社会科学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对学生进行社会教育、艺术教育、体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等。手工、劳动教育也是新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方面，其目的并不在于让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手段，而主要是使学生通过手工和体力劳动，获得全面发展。但与进步主义教育不同的是，这些手工、劳动课程并不是作为学术课程，而是作为其他教育的补充，在整个课程结构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课程的编制和设计上，新教育家们反对以成年人的愿望安排课程，反对单纯以学科逻辑作为课程编制的唯一依据。他们认为，学校教育和教学的一切内容、科目，都必须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条件为基础加以组织，不仅所选择的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儿童的心理需要，而且内容的设计和组织也必须与儿童的兴趣、经验等相一致。新教育家虽主张教材的心理学化，但仍强调教材是成人根据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制定的，并未还原到儿童的直接经验。这与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差别，杜威所主张的教材心理学化是要把间接的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即直接经验化。杜威反对成人编写的、以完整的逻辑体系为表现形式的教材为教育的起点，认为必须以儿童个体的直接经验为起点，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还原到原来的经验，恢复到被它所抽象出来的原始经验。

五、在学校设置与组织方面，新学校比进步主义运动中的实验学校更具特色

欧洲的新学校是私立寄宿制学校，采用寄宿制的目的在于使儿童从类似家庭的教育环境中得到有力的感化，从而使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学校一般设在城郊的风景优美之地，面积很大，树木葱笼，芳草茂盛，一片田园风光，目的是使儿童受到“自然之感化”，既得自然冶情乐性之功效，又得城市文化熏陶之便利。从课程设置上来讲，新学校重视学生的体育、美育等课程的组织，在运动项目上，既有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赛，也有人与自然的对抗赛:既有激烈的竞技比赛，又有舒缓的、柔和的个人表演项目。这些课程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新学校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艺术教育，旨在用艺术陶冶儿童的情操，在学校组织的各种艺术活动中，音乐是核心，学校除开设音乐、戏剧课程以外，还组织学生进行演出，每逢大小节日，必有音乐会或戏剧晚会，形式多样，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主题来安排。此外，学生还组织了各种协会，既有学术性的、也有体育性的、艺术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结社，学校不加干涉，各种协会的建立，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合作、组织能力，而且能活跃学生的思想，被新教育家视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

进步主义教育的“实验室”主要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学校一般是设在各学区内的，没有单独设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学校虽也开设有体育与艺术类的课程，但没有欧洲的新学校那么重视。实验学校的目的在于贯彻杜威的教育哲学，强化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把学校建成合乎儿童发展的雏形的社会.并试图通过课程的改革、教学方法及方式的革新，探索美国教育的出路。

以上简要分析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与欧洲新教育的不同。客观地讲，两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共同性，也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本文重在论述两者的不同，意在表明现代派教育理论的丰富多彩，让我们认识到所谓现代派教育理论并不就是指杜威的教育思想，而是含义很广泛的，特别是新教育家的思想与杜威的思想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