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中小学生品德测量指标体系建构的反思（最终版）

第一篇：对我国中小学生品德测量指标体系建构的反思（最终版）

对我国中小学生品德测量指标体系建构的反思

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对我国自 80 年代以来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梳理后发现，我国理论界对品德测评的内涵认识较为一致，对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建立的依据有不同侧重，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方法仍不够成熟。目前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需要以时代变革的视角，更加重视以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为导向，重新加以构建。关键词

品德测评；指标体系

长期以来，对学校德育的考评，我们习惯用述语评定、自我小结和等级划分形式，这不利于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为较合理地对学生思想品德进行正确估价，本文采用指标体系办法，拟定评价项目和标准，通过加权，用模栩数学基本原理，定性定量相结合，循着“等级—量化—等级’的思路，进行侧评，力求做到公正合理.品德评价指标体系，又称品德评价要素体系，是以一种特定方式描述在某一教育阶段后，学生在社会品质、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诸方面应体现的品德素质内容，反映学生品德发展规律，它不仅具体地规定评价什么，不评什么，而且也明确地表示什么样的一种品德状态可判定为何种级别，从而使评价标准转化为一系列可侧量可观察的标记.思想品德有着内容、智能和心理三方面的结构特征，其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多维性，以及在每个维度上的连续性、顺序性和递进性.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各自反映思想品德的一个侧面，从其中任何一个角度进行翻评都难以反映整个品德实质.单方面评价，会割裂社会品质、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之间的本质联系，引起德育工作随意性.因此，品德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三方面特征分析.但是，同时从这三个角度来划分，又会出现许多重叠之处，引起指标的复杂和混乱，不易操作。如何构建一个指标体系，使它既能突出个体思想品德特点，又便于反映每个人不同思想品德水平，既包括思想品德方方面面，又不至于杂乱无章，既便于测评又能抓住本质.我们从品德社会内容的外显行为人手，把品德分层细化为若干要素，将道德认知、态度因素、行为习惯、品德能力定为评价一级指标，再转化为十二项具体的二级指标，即可观察的外显行为.指标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构成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本着“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采用因素分解再聚类方法，如友爱同学指标同自尊自重指标密切程度最高，同遵纪守法程度次之，与自我控制密切程度又次之，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把友爱同学指标内化为自尊自重一类情感，就起到优化指标作用，收到网状的立体结构“纲举目张’的效果。另外，根据需要，还增设一些调控指标.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评价理论探讨和实践改革，其中小学生品德测评作为德育评价的核心内容也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逐步深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越来越多地进入中高考改革日程，为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实施逐渐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本文拟总结梳理 80 年代以来中小学生品德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为今后中小学品德测评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历史经验，并试图描绘中小学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建设的未来走向。

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和思想品德基础确定评价标准(标高)。对学生提出高目标无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为高目标设置坡度和层次，就会使目标陷人空泛，无法评定学生思想品德实际状况.人为地拔高或降低评价标准，都会影响评价结果和区分度。如理想教育，就由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等多层面构成。以往德育目标，只有高度，没有梯度，有人提出“台阶”之说，评价标准有层次性，体现思想品德教育的多端性特点.不同年龄有不同的评价内容，同一德育内容有不同层次的要求。据此，小学阶段分低、中、高三个阶段，中学阶段分初、高两个阶段.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有句名言:“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品德反映的是社会内容，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本身具有模糊不定性，各行为准则之间没有明晰界限，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列举隶属度等级V二(优、良、中、差)米，隶属度标准分段指所规定要素的各个等级分别隶属于某个范围，与指标所规定的标准相匹配，把考核对象属于该标准的隶属度，用“间距量表”(间断且有固定的间隔变量)来表示.1、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理论探讨

1.1 我国理论界关于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认识。是以品德测评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的。80 年代至今，我国理论界对于品德测评的认识比较一贯和一致。均认为品德测评包括品德测量与品德评价两部分，既有学生品德状况的事实判断（测量），也有学生品德状况的价值判断（评价）。关于品德测评指标体系，韩传信认为是以一种特定方式描述在某一教育阶段后，学生在社会品质、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诸方面应体现的品德素质内容，反映学生品德发展规律，它不仅具体地规定评价什么，不评什么，而且也明确地表示什么样的一种品德状态可判定为何种级别，从而使评价标准转化为一系列可测量可观察的标记。李亚东认为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即学生品德的不同质的方面的指标的集合体，它是学生品德测评的参照系和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关于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认识也侧重于将品德评价指标按照评价对象本身的逻辑结构排列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或集合。

1.2 关于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

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依据在不同学者看来有不同的侧重。《中学德育大纲》规定，学生品德评定内容与标准以《大纲》规定的教育目标、要求、内容和《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依据。这为中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最权威的政策导向，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以此作为中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设计的依据，并不能完全代替中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因此，学者胡卫指出，品德测评指标确立的依据除了政策导向外，还应包括三方面：社会价值观、学生发展需要和年龄特征以及品德的理论结构。齐建国认为，确定品德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包括德育政策，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实际生活和国内外评价品德行为的经验。韩传信认为，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权重、标高的设立应分别依据德育目标、当前的德育价值取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思想品德基础。王敏健的观点是，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必须把握完整的品德结构，据此确立测评维度。马雁琳在构建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是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学校的德育目标为主要依据。

2、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途径

综合我国学者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来看，主要有两种径，即自下而上的因素聚类建构途径与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建构途径。第一种途径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头脑风暴法、问卷调查法或特尔斐咨询法，围绕学生实际，搜集中小学生品德评价的诸方面因素作为初拟指标，然后以初拟指标编制量表组成指标体系，进行小范围试测，对试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修正或增减、合并指标，经过多次反复，最终建构起较为完善的测评指标体系。这种途径途以 1985 年至 1996 年间上海市学生品德测评课题组进行的上海市学生品德测评研究为代表。但是，该方法对数理统计要求较高，带有一定科学研究实验探索性质，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参与，推广难度较大。

第二种途径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品德评价目的要求，把学生品德的整体分解成若干相互联系，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再把每个子系统分解为下一层次若干子系统，根据每个子系统的本质特征，提出具有可测性的指标，形成具体、可测的指标，已构成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个指标体系达成度的综合评价，实现对评价对象的整体价值判断。这种做法以 2003 年至今首都师范大学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评估与研究中心所做的北京市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发展测评研究为代表。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也可充分考虑到国家德育政策和学校德育目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导性作用，在基层教育工作者中受到广泛欢迎。我国教育实践界多是按照这种途径建构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这种品德评价指标体系,较之过去品质性考评指标结构更完整、更加具体、可测但由于指标体系庞大，导致指标琐碎,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计量方法的设计也不够严谨,对测评的科学性也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极易流于形式。

3、反思与展望

3.1 建构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困难。从近三十年的理论研究层面来看，作为中小学生品德评价科学化的必然选择，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逐渐摆脱依赖经验和主观印象，引入多元分析和模糊数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构建中长期存在的测评指标脱离时代与社会要求、脱离中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特征和实际需求、测评指标体系逻辑结构混乱，难以有效地规模化地运用于中小学品德评价实际等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3.2 中小学生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未来走向。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应用性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以往的学生道德评价指标体系，过多考虑了国家政策和德育目标中规定的政治品质、思想品质以及心理品质，而对于品德测评的核心即道德本身重视不够。因此，测评指标的选择，除了考虑人类伦理道德领域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以及学生品德结构中具有稳定性的人格特征之外，还需要结合时代的变化，对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和学生实际的道德需求进行充分的考量。其次，一个完整的学生品德评价指标体系在结构上应该包括测评指标、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三个子系统，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需要考虑其科学性，还需要注重完整性和实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再次，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作为学生品德测评向科学化方向迈进的必由之路，固然有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学生品德的特殊性，该方法并非唯一，也非万能，仍需要结合其他测评方法来进行。参考文献

[1]肖鸣政；关于思想品德测评分类目标的思考[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03期 [2]傅宝英；学生思想品德测评的三个问题[J].中国德育2010年10期 [3万志堂；学生思想品德初探[J].学校管理1995年06期

第二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内容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效果显著

使世界人口数70亿关口推迟5年，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

源环境的压力，但是正如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一样，中国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

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从人口与社会以及国际人权标准

方面来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人口政策，经

济发展，社会问题

引言

自 20世纪 70 年代，我国执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经走过了两代人的时间，由于城乡之间政策本身、推行力度、经济水平以及生育观念的差异，我国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高于城市，这导致我国人口发展存在着潜在的逆淘汰倾向。计划生育政策将我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以及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等社会问题。

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是人口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状况制约着人口的发展，而人口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又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问题之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久以来就被激烈地争论着，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们又基于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政策。诸如“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凯恩斯用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以及坎南的“适度人口论”等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各自在特定背景下提出，它们反映的都是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实际。就我国来说，应该从实际的人口经济状况出发，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大力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这导致人口恶性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因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占用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生率高，这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人口负担系数过大。那些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却被大量增加的人口消费掉了，从而降低了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如果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将迅速膨胀，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二、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人口老龄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2、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首先，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增加政府和家庭的负担。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社会保障底子还很薄弱，无论是资金到位情况还是机制的完善，都不尽如人意。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这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我国目前虽然确实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劳动力将会老年化，而青壮年劳动力则会相对短缺。再次，老龄化将给产业结构、文化冲突、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会使许多潜在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代沟问题、住房问题、婚姻问题、娱乐问题等等。

（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1、我国男女性别比例现状：我国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注：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通常表示为平均每100 个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中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为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为116.86，呈长期攀升趋势。而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应该在103~107 之间。

2、性别比例失衡的影响：如果高出生性别比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比例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三、反思建议

针对以上由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人口问题有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调问题，可以说都是由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

（二）完善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一个难点。我们应该逐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老年人口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和生活最低保障线，切实关注农村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使他们老有所养，这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进一步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要点。

（三）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

我国虽有禁止胎儿鉴别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切实管理好胎儿鉴别技术的使用，打击并严惩那些违法行为发生，是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关键。

结语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历史遗留原因。而如今我们却发现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必须立足实际，正视现状，找准症结，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让利国大计变成祸国之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陈卫，孟向京 中国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J]人口学刊199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Z]

第三篇：对我国加油站油气回收的反思

对我国加油站油气回收的反思

我国加油站油气回收工程正在走弯路

当国人还在为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中的问题困惑时，欧盟地区正在抛弃目前的技术，推广“第二代油气回收系统”。所以，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看问题，以期减少盲目性。【本文刊载《中国石油企业》2007年第5期。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汉勇等教授编写的《油气回收技术》一书中，第六章第四节“我国加油站在油气回收工程方面的误区”引用了本文全文】随着环保和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加油站开始安装油气回收设备。奥运会带来的紧迫感，正加快着加油站油气回收的行动。油气回收在一个加油站是一台/套设备，在一个加油站主管公司是一个项目，在一个地区及全国是庞大的工程。加油站实施油气回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油气排放的污染，保护大气环境。如果投巨资安装了油气回收设备，油气污染状况没有改变或改变不大，就要分析原因、思考对策。当前，我们遭遇的是付出了高额代价，得到技术设备物非所值，加油站的油气回收工程达不到环保目的，我们在走弯路。1.重新解读国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艺

国内推广的加油站“一阶段”“二阶段” 油气回收设备，均属舶来品。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1974年实施“第二阶段油气回收措施”起，国外实施油气回收已经有33年历史。英国牛津布卢克斯大学气象学教授、城市空气污染气象学博士埃尔森介绍：“减少加油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措施包括所谓的‘第一阶段控制措施’，其目的是防止油罐车向地下储油库输油时挥发性物质逸出。这种措施从70年代起就已经在美国实施了，目前正在整个欧洲分段实施。奥地利、瑞典以及德国部分地区（如慕尼黑和柏林于1987年）早就规定采取这种措施。”“‘第二阶段控制措施’要求在加油机上安装挥发物回收装置，加利福尼亚州已经这样做了。”（摘于英.埃尔森《烟雾警报－城市空气质量管理》）

我国台湾从1993年开始引入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有关部门对加油站油气回收技术工艺原理的描述是：改善加油站空气污染的方法有三种，（1）加强加油设施之维护保养管理，（2）避免不当加油，（3）使用污染防治设备（油气回收系统）。其中（1）及（2）方法可以改善加油站地下管线及加油设施之非预期排放，针对加油时汽油之挥发逸散，则必须使用（3）油气回收系统。目前有多种油气回收方法被使用，其中最简易的原理为当液态汽油由储油槽经管线输出时，油槽内因压力下降而产生真空压，会将周围空气引入，相反地，当液态汽油注入时，会造成内压上升而迫使上层油气排放至大气中，油气回收系统即籍由输送过程中压力的变化将饱和油气引回储油槽中，由于此时已有充足的饱和油气流回储油槽，可阻止新鲜空气进入，故可抑制油槽内油气的进一步挥发，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于大气中。针对油库送油至加油站及加油站零售汽油，分别有不同的油气回收方式：（1）油罐车密闭式卸油，即第一阶段油气回收系统；（2）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3）加油站车辆加油作业油气回收，即第二阶段油气回收。（摘于台湾环保署《加油站设置真空辅助式油枪油气回收设备补助申请之检测及审查执行计划期中工作报告》）。简言之，加油站油气回收的工艺是按照“抽出一升油就补回一升油气”的气液平衡原理，抑制油槽内油气的进一步挥发。正如国外某品牌油气回收产品样本手册描述：“●加油站储油罐由于温度影响或油罐车卸油，导致油罐内压力增加，将油气排放于大气中●未安装二次油气回收系统之加油站，在加油过程中，通过呼吸阀有加油量等体积的空气进入油罐，造成油品挥发引起罐内压力增加，加大了油气排放●当加油站的二次油气回收系统、油气回收管路、零配件和压力真空阀出现泄漏或正常排放时，油气会直接排放于大气中。若保证油罐压力处于负压状态，可避免排放。” 为保证油罐压力处于负压状态，在工艺技术方面，以抽吸油气的加油枪和配套的真空泵控制气液比；在控制技术方面，采用压力/真空阀和压力监测器。2.工艺技术和控制技术存在缺陷

所谓缺陷，是指无论怎样确定气液比，无论压力/真空阀和压力监测器如何控制，都没有切实有效做到防治油气污染。1），无论多少数值的气液比都不能杜绝油气的挥发 气液比A/L（A指加油时在汽车油箱口收集的油气量，L指加油机从地下油罐抽取给用户汽车的加油量）是表征油气回收系统性能质量的一个指标。其理论是：从地下油罐内抽出一个体积的油液加到汽车油箱时，汽车油箱也会排出相同体积的油气。只要同时把这个相同体积的油气收集起来补充进地下油罐，就可以避免油气造成的污染。基于平衡的理念，应该以“气液比1：1” 即A/L=1为最佳。关于气液比，各供应商各有自己的技术介绍，最具代表性的如：HEALY介绍：二次油气回收的处理重点是要让油枪每加一升油能回收一升油气。要达到此工作的有效回收油气，HEALY的系统设计在油枪内装置了油气流速控制阀，此控制阀随着加油的速度变化调节，达到气体与液体比(A/L)为1:1的回收。若太低或太高会造成油灌的油气不平衡，会吸进大气或排出油气，造成汽油挥发或污染大气。（摘于《HEALY二次油气回收原理说明书》）。OPW介绍：分散式油气回收系统由真空泵控制板、真空泵、油气回收管路、油气回收枪组成。真空泵控制板与加油机脉冲发生器连接，获得加油时的脉冲信号启动真空泵，而停止加油时脉冲信号中断真空泵同时关闭。根据加油机不同的脉冲分辨率，真空泵控制板调节加油枪的气液比至0.95:1~1:1.5之间。加油时真空泵的转速随流量而改变，确保气液比始终保持恒定。（摘于《OPW二次油气回收系统》）事实上不同品牌油气回收枪的气液比差异很大，从台湾地区已经安装使用过的11个品牌油气回收加油枪的资料看，气液比最小为0.88，最大为2.43。

无论多少数值的气液比都不能杜绝油气的排放，因为，在实际操作中，“给汽油车油箱加油时，首先会有与所灌装的油品的体积相同的油气被置换出油箱；同时，所灌装的油品并没有停止蒸发，必然还有由于同时蒸发所增加的油气体积也要排出油箱；并且在收集油气操作过程还可能混入的空气，因此需要收集的油气混合气体体积必然大于所进入的油品液体体积。如果只是收回与油液体积相同的油气体积，即所谓‘气液比1：1’，就会有多余油气遗留在空气环境形成污染。实际上，只要‘气液比’等于1或小于1，都不可能将油气完全收集干净。反之，如果‘气液比’大于1，即收集了大于出油体积的油气，势必会多收集了新鲜空气进入油罐，那样又会将油罐内的油气排挤出油罐，反而增加了对大气污染。”（《影响油气回收设备收益的若干问题》《中国环保产业》2005年第4期）。气液比大，不但增加排放污染，还扩大油品挥发损耗。武汉有两个加油站安装了“第二阶段控制措施”，都将收集的油气送入汽油标号相对低的90﹟汽油罐中，经过一段时间都发现90﹟汽油明显亏损。2），压力/真空阀难以维持油罐系统的负压

为了“保证油罐压力处于负压状态”采用了“PV阀”，即压力/真空阀。国家标准对于压力/真空阀的定义是“又称P/V阀、通气阀、机械呼吸阀，可调节罐体内外压差，使罐体内外气体相通的阀门”。按照工艺要求，压力/真空阀的作用应该是维持油罐系统的负压。但是，根据供应商对“第二阶段控制”技术的说明，真空压力阀设定为：油罐系统正压超过76mm水柱、负压低于200mm水柱时，真空压力阀就会启动，安全迅速的释放油气出去或放过空气进入，让油罐系统得到呼吸。还有的供应商提供的方案是在安装压力/真空阀同时，还要装设两个压力帽，一个为+1.5英吋水柱压、一个为+3至-8英吋水柱真空，当系统压力超出压力帽范围时，压力帽会启动调节，让油罐系统得到呼吸。所以，地下油罐系统并不只是负压状态，而只是“可调节罐体内外压差，使罐体内外气体相通的阀门”。

据台湾代理公司维护人员介绍，压力/真空阀很容易损坏，成为常通状态。台湾环保部门1999年对212个加油站、2000年对408个加油站的油气回收设备进行质量检测检查时，发现“PV阀经常损坏”。检查报告指出从在检查中发现损坏还只是一部分，“因为厂商大多在检查人员到站前才装上或修复”。（见于台湾环保署《加油站设置真空辅助式油枪油气回收设备补助申请之检测及审查执行计划期中工作报告》）。可以想象实际损坏的程度还要严重。压力/真空阀容易损坏的原因可能受到“气液比”波动大、阀芯打开和关闭过于频繁的影响。一旦压力/真空阀损坏成为常通，地下油罐系统也就与大气环境相通而处于常压状态了。因此，压力/真空阀并不能维持和“保证油罐压力处于负压状态”。

3），压力监测器不能及时“管住”油气的呼吸排放

监测器的采用，不同厂家有不同要求。有的监测集中式二次油气回收系统，有的监测分散式二次油气回收系统，还有的在一次二次油气回收系统都监测。监测对象也有不同，有的监测地下油罐和管线系统的压力值，有的监测回收油气流量。监测器的安装，有的在通气口上，有的在地下油罐或加油机内。也有的连同接口模块、液位仪、气体流量计、气体压力计组合一体，称为“加油站诊断系统”。监测器的作用，无论是称为在线监测系统还是称为实时监测系统，其对油气回收系统压力都只能随时“看着”而不能及时“管住”，因为：监测器测得信号到实现调控需要有个过程，正是在这个调控过程里油罐呼吸就已经“高出低进”了，（油罐空间的压力高于设定值的正压时让油气排放出去、低于设定值的负压时让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就算是动作灵敏度很高的电子仪器也不能阻止这种“高进低出”。所不同的只是，这种“高出低进”的门槛，在安装监测器之前是自然状态下的压力值，安装监测设备之后是按照人为设定的监测系统压力值。

需要指出，所有在线监测系统的监测的对象绝不是油气排放处理装置和油气回收系统尾气的排放浓度，而只是气液比和油罐系统的压力。

第四篇：对我国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反思

对我国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反思

自从1994年深圳颁布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来，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制定了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各地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和行业管理规范，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对促进各地的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我国港台地区物业管理立法，很多法律制度不符合当地物业管理发展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有些条款还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并且过多强调了政府的行政主导地位，而对本应重点保护的业主权利却不够突出，本文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对策。

一、各地立法口径不一，规范相互冲突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大多出台在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由于各地物业管理发展的水平不一，立法者对物业管理立法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制定出来的物业管理条例五花八门，在名称上有的称为“物业管理条例”（如杭州），有的称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深圳），有的称为“居住物业管理条例”（如上海），有的称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湖南）等。在内容上也是大相径庭，对很多事项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杭州规定“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职权属于业主大会，而深圳则规定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的职权属于业主委员会，两市对业主委员会职权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业主投票权的计算方面，广东规定住宅按每户计算投票权，而深圳则规定各类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十平方米计算为一票，省与市的规定相互冲突。就是地方条例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如深圳物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中产生”，同条中却又规定“业主委员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那么聘请的委员以什么身份担任委员？其在业主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类委员行使什么职权？多种问题随之产生。同样，深圳条例在第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区进行物业管理，但在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住宅区开始入住后两年内„„业主委员会应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但不得终止委托合同；开始入住两年后„„原开发建设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管理”，后者是对前者的明确否定。类似的矛盾几乎每一部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不仅造成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相互冲突，就是同一部条例内部也难以协调，并与《条例》的规定明显不一致，破坏了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统一性。

二、强制性规范过多，业主自治原则体现不够与《条例》相比，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一般都明确规定“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保障业主的自治管理权利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往往用强制性条款限制业主的权利。如上海规定“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湖南规定首次业主会应当讨论“确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其他省市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但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方面，很多省市的条例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召集首次业主大会或者负责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业主自己却没有权利组织成立自治组织。在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方面，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和管理，如深圳在业主管理委员会规则中就规定：“各区主管部门应经常检查考核各管委会的运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管委会人员学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及时派员出席或主持业主大会或管委会的重要会议；纠正或撤销业主大会或管委会作出的不符合法规政策的决议、决定；对运作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工作或侵害多数业主权益的管委会，应当及时主持改组或重新组织选举。”此外，深圳市、区主管部门还有权决定管委会委员及执行秘书的停任、任免、撤换、增减（深圳已经几次发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发文免除业主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案例），并且业主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应当“应当报请市、区主管部门派员出席并指导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却都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主导，这能说不是对业主自治权利的干涉吗？在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强行性规范过多，如各地普遍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必须聘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必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根据“示范文本”制定的格式、内容缺乏灵活性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等。

三、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不规范在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方面，各地也有很大区别，没有理顺业主委员会于业主大会的关系。如上海、杭州规定“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湖南、天津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会的办事机构”，江苏在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后进行了修改，因此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与《条例》一致，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说法”，但是从业主委员会的职权来看也明显与《条例》不一致。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力非常集中，而忽视了业主大会的作用。如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物业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等。这些事项属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理应由业主自治的最高机构-业主大会来做出决定，并且《条例》也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大，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以致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力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下位法，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各地的物业管理立法不得与《条例》相抵触，否则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所以，对各地的物业管理法规进行修改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修改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统一条例的标题和基本法律概念。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各地的条例统一称为《xx省（市）物业管理条例》为宜，这样有利于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性，也有利于地方法规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种物业形态保持普遍的的效力，还有利于法规的名称与内容相一致（各命名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地方都规定其他物业形态的管理参照条例执行）。物业管理法规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如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等也要进行统一，并与《条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我国政府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放权”，其目标就是要科学设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在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应体现这一趋势，裁减强制性条款，而增加对业主自治的授权性条款，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行政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负责对物业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三、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因此各地的立法应当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业主对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为实现业主自治创造条件。另外，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召集的程序方面也应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规定业主有权自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四、理顺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确立业主大会法律主体地位。鉴于各地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定位相互矛盾，要与《条例》相一致，就应当规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调整，增加业主大会的职权，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业主大会日常工作。因为《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业主大会的业主自治组织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以便于其行使自治权利。

第五篇：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

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

作者：

万小广

前 言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我国大学教育迅猛发展。2004年，教育部长周济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已经超过两千万，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超过19%，进入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1]。

而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曾经以“天之骄子”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大学生，如今似乎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2]。在百度新闻搜索下选中“新闻标题”，键入“大学生”进行搜索，检索得到的标题经简单整理后可以归纳出以下主题：其一，关于大学生道德堕落的，如《大学生口述:校园钟点房是我们隐秘的欢乐场》；其

二、关于大学生受害者形象的，如《 大学生轻信QQ号码中奖 一天七次给骗子汇款》；其

三、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如《大学生毕业后从“贵族”变成了“贫民” 》；其

四、关于女大学生的，如《女大学生实践营销课程 网上拍卖自己身体 》[3]。这种现象引发了笔者对大学生的媒体形象问题的兴趣。

当代传播理论和文化研究都认为，“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产制者，大众传媒对于某一社会群体的呈现和再现（representation），关涉到该群体的主体经验能否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得到表达和体现，构成和影响着其社会身份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群体对于该群体成员的情感、态度和想象，乃至影响到对于该群体的公共决策。” [4] “再现”作为一个符号——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它影响公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图式，并且关乎该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公共决策。而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再现”的一个主要途径又是在大众传媒上完成的。

事实上，国内外有关特殊社会群体的媒体形象研究著述颇丰，如国内关于农民、农民工群体、民营企业家群体等已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特别是美国也有大量的关于媒体再现女性以及少数族群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在方法、理论建构上给本文对大学生群体的媒介形象分析提供借鉴。

我国报纸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再现”是本文的关注中心，笔者选取了北京市的三家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考察、分析这三家关于大学生的新闻报道来回答以下问题：我国报纸刻画了什么样的当代大学生形象，又是如何刻画的？大学生的主体经验在这种刻画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种再现所产制的形象对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建构有哪些影响，可能会激起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什么情绪和态度？

本文以下内容的安排是这样的：首先将对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与叙事分析相结合——进行说明，解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是介绍本文的抽样调查对象、抽样方法；然后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析各大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以及如何再现的；最后是小结以及对研究本身进行的讨论。

一、研究方法的探讨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的作者安德斯•汉森这样写道：“（大众传播领域）被来自不同学派，有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目标与研究目的的学者所占据。他们都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构建现实。”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是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专用或者完整无缺的，它们都不是在与文化或者政治隔绝的状态下孕育、发展和应用的。” [5]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安德斯•汉森倡导“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对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将媒介系统纳入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考察。同时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哪种研究方法是最适合的，还应该考虑研究方法怎样组合才能够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据此，本文试图综合内容分析与叙事分析这两种方法展开研究。以下分别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说明。

内容分析是一种客观、系统、能对明确的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它提供了在系统和可靠的研究范式下如何进行分析和量化媒体内容的操作原则。但它的缺点在于不能解释从内容分析中得出的这些量化指标的意义及其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由于有关内容分析的文献已经很丰富，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叙事分析。

要解释什么是“叙事分析”，必须先说明什么是“叙事”（narrative）。叙事是从文学传统中所借鉴的概念。具体而言，一种叙事往往由对故事情节的基本安排、特定的角色分配以及与此相应的特定情境构成。叙事中的角色安排往往对应着对于该群体的“再现”方式，并产制某种特定形象。叙事分析就是通过分析文本中特定角色的分配与其所处的情境，来描述文本所产制的群体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其对于公众认知该群体的影响[6]。

之所以采用叙事分析方法来研究新闻报道，是因为新闻往往是以叙事的方式呈现的。新闻即“有目的地讲故事”，能够有效地呈现一个“特定的符号世界，一个稳定的、可以被认识的新闻世界，具有重复的模式和主题”。[7]新闻所提供的事实、名称和细节可能每日都变化，但是它们所嵌入的基本框架——符号体系——却更为持久。“新闻作为一个持久的符号系统对于受众的影响要比它所提供的一些个别成分要大得多”[8]。因此，对新闻进行叙事分析有助于澄清新闻文本在特定价值观念指导下所描绘的社会图景，包括特定社会群体的公共形象，并可由此分析公众对该群体的认知。

这种方法与内容分析相结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一方面叙事分析可以在内容分析力所不能及的数据阐释和深层社会意义探讨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内容分析又可保证理论框架及结论的可靠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二、抽样对象和抽样方法说明

本文以北京为考察地点，选择了该市三家报纸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分别是：《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

以北京为考察地，是因为它是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截止2006年，该市共有79所大学（含民办），在校生人有70万多万人[9]。而选择这三家报纸是因为它们在北京市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可以从其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看出来。根据《中国新闻年鉴2005》显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北京晚报》的发行量为90.1万份，位居北京市之首；第二名是在传媒经营上屡屡创新的《北京青年报》，它是北京市团委的机关报，发行量是66.6万份[10]。《京华时报》是由《人民报纸》社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的产物，它的发行量尚未有公开数据，但创刊不到六年而广告经营额就达到9700多万，在全国报纸排名中占据第10位[11]。

另外，这三家报纸基本上覆盖到了北京市各个阶层，分别是我国城市报纸几种重要类型的代表。从报纸性质上看，人民日报报业集团与北大青鸟集团合办的《京华时报》代表我国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报纸；作为北京市团委机关报的《北京青年报》，由于是主管青年工作的团委机关报，需要承担的宣传职能使得该报具备了较强的政治属性；而《北京晚报》则居于二者之间，既具备商业属性，同时也受到其母报——北京市党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政治方面的约束，但在本文所考察的大学生问题上，它比团委机关报受到的约束要小一些。从三家报纸的受众构成上看，一般认为，《京华时报》的主要受众是市民阶层；《北京青年报》则主要覆盖商业化报纸服务的另一个阶层——白领阶层；而《北京晚报》的受众构成则较为复杂，除市民阶层和白领阶层外，还包括老年人、知识分子等群体。

所以，这三家报纸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国城市报业的基本结构，对考察它们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推论到全国其他城市的报纸。

本文通过对这三家报纸自2004年1月到2006年12月三年间的报纸进行系统随机抽样来获得新闻报道样本。具体操作方式是：以一年为单位，采取混合周（在抽样范围内随机依次抽取构成周一至周日等组成一周）、日历周（在抽样范围内随机抽取一周）、组合周（在抽样范围内按等距依次抽取周一至周日组成一周）进行抽样[12]，每家报纸得到63期的样本，三份共计189期报纸。搜集这些报纸上有关大学生的所有新闻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总共得到153篇新闻报道，其中《北京报纸》篇；《北京晚报》45篇；《北京青年报》60篇；《京华时报》48篇。

三、各报对大学生所进行的类型化叙事及形象建构

抽样得到的新闻文本显示，各报对大学生的新闻报道存在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分别是：精英化叙事，受优待叙事，受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和中立叙事。这些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大学生报道的基本框架，各种叙事类型对应着特定的大学生形象。典型的精英化叙事可以描述如下：大学生群体或个别成员从事某种具有正面社会价值评价的行为，如参与扶贫支教等志愿者活动、科技创新、自主创业等等；或具有某种正面的品性。具体的例子如《百名学生 助学民工子弟》（见《北京青年报》2004/03/30）、《俩富家大学生借钱养兔子创业》（见《北京青年报》2006/03/27）、《清华同学要打工挣钱捐助》（见《北京晚报》2006/2/26）；

典型的受优待叙事如下：政府或社会颁布、实施某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学生能从中受益；或者是大学生群体或个人遭受某种危机（比如贫困难以入学或就业困难），政府或社会施以援手。无论哪种情况, 大学生都是这类叙事中受爱护的幸福群体,但指向的却是关爱和优待的主体——政府和社会。例如《到西部工作户口可留京》（见《北京青年报》2005/12/23）、《北大贫困生报到 当场将获礼包》（见《北京青年报》2006/8/31）；

典型的受难叙事的描述是：大学生群体或者个别成员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受磨难、不幸，包括就业困难、被欺骗以及粗暴对待。如《南京女研究生找份工作花了近万元》（见《北京晚报》2005/10/15）、《北大学子要入厕 言语不当遭掌掴》（见《北京青年报》2006/05/11）。

典型的负面行为叙事可以描述如下：大学生群体或个别成员做出某种明显具有负面社会价值评价的行为，尤其是违法犯罪行为。具体事例如《两女大学生对女同学用“私刑”被判刑》（见《京华时报》2005/3/30）、《一大学生把交警打成脑震荡》（见《京华时报》2004/1/2）。

中立叙事既是指在新闻报道在叙事中没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仅根据这类报道的内容以及标题不能做出对大学生群体或成员的价值评判。如《香港大学师生与航天英雄见面》（见《北京晚报》2005/1/29）、《留校学生庙会抖空竹》（见《北京青年报》2006/1/30）。

从报道内容分析，各种叙事类型（中立叙事除外）往往对应着模式化的大学生形象：精英化叙事对应的是有知识，有能力，有爱心，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精英形象；受优待叙事对应的则是受到社会关爱，享受优待的幸运者形象；受难叙事叙说他们经受诸如求职困难、被骗、被坑等等艰辛与苦难的遭遇，描绘了大学生脆弱无助的形象；负面行为叙事则通过大学生做出种种违法犯罪、道德品质败坏的行为，来刻画当代大学生龌龊肮脏的形象。总之，这种类型化叙事具有某种结构的稳定性，也构成了报纸在处理大学生新闻报道时的基本报道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代大学生的某种“刻板印象”。为了进一步了解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我们需要对类型化叙事所再现的各种形象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

四、各报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及对其社会身份的影响

表1：各报新闻报道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统计表

北京青年报

北京晚报

京华报纸

总计

n=60

n=45

n=48

n=153

精英形象

35%（21）

28.8%（13）

10.4%（5）

受优待者形象

30%（18）

17.8%（8）

22.9%（11）

受难者形象

13.3%（8）

24.4%（11）

31.3%（15）

负面行为者形象

3.3%（2）

8.9%（4）

18.8%（9）中立形象

6.6%（4）

6.7%（3）

4.2%（2）无明确叙事

11.7%（7）

13.3%（6）

12.5%（6）

注：1.纵向百分比相加之和不等于100%，是因为对小数点后三位数进行了四舍五入；

2.横向报纸从左往右排列，报纸的商业化程度逐渐加深； 从上表统计中可以明显发现，“精英形象”、“受难者形象”和“受优待者形象”是报纸对大学生“再现”得最为频繁的三类形象。下面本文将进一步阐释报纸所再现的形象是否充分表达了大学生的主体经验，它对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建构的影响，以及可能激起公众对大学生的何种情绪和态度。

大学生精英形象是我国报纸刻画最为着力的形象。这种刻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社会角色，但却较少体现大学生群体自身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所处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这样片面强调大学生的精英形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群体较高的精英角色期待，一方面会给大学生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合理布局。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需要侧重理论研究的大学生，也需要侧重实际应用的高级技工，将大学生与精英挂钩容易助长“学而优则大学生”的社会偏见和人才的盲目流动。所以，大学生精英形象未能反映该群体的全貌；对公众认知可能会造成一定片面化印象，并进而给建立在民意基础上公共教育决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受优待者形象也是在统计中出现较多的一类形象。这种形象的频繁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如何得到落实。应该说，大学生群体得到了很多政策优待和社会关心，但这些优待与关心是否落实，是否真的给所有大学生带来好处，则往往没有得到报道，因而大学生群体真正的利益诉求也未能充分地得到表达。与此同时，受优待者形象经报纸传达给公众成为他们对大学生认知的一部分，可能部分地消解公众对大学生实际困境的同情，因为政府和社会“已经替他们做太多事情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贫困生这个寒假有意义》（见《北京青年报》2006/1/30）

受难者形象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统中，灾难或者负面报道一般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而根据上表显示：在这个形象上着力程度与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成正比，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受难者形象主要源于报纸的商业化。报纸如果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关注大学生的苦难，就很难真实反映其现实境遇,只是为一些人提供猎奇的材料。总体上，受难者形象有利于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的理解和同情，但另一方面，如果报道出发点是为了煽情、猎奇，又会阻碍这种理解和同情。如：《北大学子要入厕 言语不当遭掌掴》（《北京青年报》2006/05/11）。负面行为者形象从统计上看在各报出现的量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新闻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要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两为”方针，被赋予了较多的教化意义，各个群体的负面行为报道都会受到一定限制，而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行为报道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了。不过，与其他群体不同，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报道所担负的政治风险要远远小于其他群体（如官员群体），所得的商业收益则是一样的，于是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行为便频繁地成为报道对象。上表统计表明，在大学生负面行为者形象上的着力程度同样与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成正比。与受难者形象再现相比，负面行为者形象的刻画时使用的煽情、猎奇手法更加出格，鲜有客观报道事实而不添盐加醋的，尤其是在女大学生负面行为的报道上更加出格[13]。对大学生负面行为的报道能够帮助公众全面了解大学生群体，但多数报道所使用的歪曲、猎奇、煽情乃至无中生有的报道方式阻碍了这种认知。负面行为者形象虽然量很少，但对于大学生公共形象的损害却是巨大的，它抑制了大学生群体的真实表达与获得社会认同, 容易激起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简单的、偏激的情绪。

中立形象也占有一定比例，再现这种形象的叙事一般而言比较真实、客观、全面，较少主观色彩，报道的内容广泛，且基本上没有类型化的叙事，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大学生的了解，以及大学生主体经验的表达。

从整体上根据不同类型的形象所占的比例，我们可以概括出当代大学生在报纸上的群体形象：这个群体富于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正面的品性，政府和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关爱他们，但他们在生活中也会遭受一定的磨难与考验，而且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负面道德观指导下，做出某些让人遗憾的负面行为。

另外从表中也可看出，各报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由于所有者以及商业化程度的不同，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在三报中《京华时报》最为强调受难者形象与负面行为者形象，这与其商业化程度较高有关。而《北京青年报》比其他两报更为强调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和受优待形象，这是它作为北京市团委机关报，以及担负的宣传职能所决定的。有意思的是，《北京晚报》的统计数据位居二者之间，似乎体现出商业力量与行政力量的某种平衡。

五 小结与讨论

本文大致勾勒出我国报纸所再现的当代大学生形象：这个群体富于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正面的品性，政府和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关爱他们，但他们在生活中也会遭受一定的磨难与考验，而且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负面道德观指导下，做出某些让人遗憾的负面行为。

而且，不同报纸所“再现”的大学生形象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报纸所有者和商业化程度的不同，对大学生整体形象的再现也略有差别。

各报对大学生整体形象的再现是通过各种类型化的叙事来实现的，特定的叙事类型产制出特定的大学生形象，并且影响着公众对大学生的认知图式。例如，精英叙事产制大学生精英形象，受优待叙事产制受难者形象，受难叙事产制受难者形象。

但是，各种不同类型形象的再现及产制的形象并不能完全表达大学生群体的主体经验，如大学生精英形象未能反映该群体的全貌，受优待者形象与大学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出现了一定差距等等。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形象经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传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并有力地参与了当代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建构，乃至影响到与大学生相关的公共决策。

讨 论

本文对我国报纸所再现的当代大学生形象所做的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的新闻报道存在类型化叙事并产制特定形象的假设，这种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于特定群体的认知、理解与接受，乃至成为公共决策的考虑因素。

因此，新闻传媒应该有意识地总结分析对特定群体所进行的报道，不仅要做到“微观真实”，即尽量避免类型化、图谱化的报道方式；还应该尽量“宏观真实”，对已有的报道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对某一群体报道的习惯性思路以及尚未触及的盲点。正如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所指出的，新闻传媒应该完整显现“社会各个群体的典型画面”[14]。陈力丹教授在《作为话语的新闻》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以往的分析，主要是凭直觉经验来写总结文章，或使用量化统计方法，因而虽然了解了新闻制作的日常组织形式、收集新闻的程序，以及新闻制作的社会控制和经济局限，但不了解新闻话语的结构如何隐蔽而无形地影响着人的头脑。从话语角度分析新闻叙事的文本，是一种认识论意义的研究，它实际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15] 本文在突破传统研究方法上作了一番尝试之后，对这段话体会更深。而笔者认为，除了文学研究中的叙事分析和符号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之外，其他社会科学中的各类定性定量研究方法都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来综合使用。

本文在研究中因为种种原因还存在一些缺憾。如因为抽样统计技术不成熟，难免造成一定统计误差；所选择的样本量太少，可能缺乏代表性。另外，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传媒未纳入研究视野，也可能使结论产生一定偏差。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改进和完善。

作者简介：万小广,中国社科院新闻系07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周济.大力加强教学工作 切实提供教学质量.中国高等教育，2005（1）[2] 卢德平.当代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1）[3] 百度.http://news.baidu.com/, 2007年2月28日访问

[4]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5] 安德斯·汉森等.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 97 [6][7] [8]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9] 北京教育委员会网站.2005年北京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年3月9日访问 [10] 袁焕书.中国新闻年鉴2005.中国新闻年鉴社，2005 [11] 媒中媒.吴海民畅谈京华时报广告价值.年3月9日访问

http://www.mediaok.net/，2007[12] 明安香.传播学教学大纲.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内部发行），2003 [13] 何蕊,沈立赛.网络新闻中扭曲的女大学生形象--以新浪网为例.今传媒（学术版），2006（6）

[14] 哈钦斯委员会，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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