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的对日媾和主张与台湾问题5篇

第一篇：美国政府的对日媾和主张与台湾问题

美国政府的对日媾和主张与台湾问

本人认为，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起点，应该从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台条约》）算起。这是因为，正是《日台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完全介入台湾问题，使其后2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都成为敏感而关键的问题。而《日台条约》是旧金山对日媾和之后，在美国的一再施压下，日本政府依据《旧金山和约》的基本框架与台湾当局缔结的日台间的双边条约，与《旧金山和约》是一对“连体婴儿”。因此谈到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就不能不谈旧金山对日媾和问题。那么，众所周知，旧金山对日媾和，是美国一手操纵下的片面媾和，它反映了战后美国的冷战战略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对日媾和主张对战后台湾问题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对日媾和七原则”的提出及各方的反应

自1947年远东委员会决定盟国要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以来，对日媾和就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媾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50年9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作为美国对日媾和的代表正式登场，对日媾和才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1950年9月22日的美英交涉，拉开了对日媾和谈判的序幕。此前的9月11日，美国国务院起草了由26条构成的“对日媾和条约草案”。同时，将主要内容归纳为七点，以此作为美国对日媾和谈判的“七原则”。

10月20日，杜勒斯与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谈时，交给顾维钧一份“七原则”纲要，11月20日，杜勒斯又将一份经过修改的“七原则”交给顾维钧，落款日期是1950年11月9日。①这份“对日媾和七原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1）缔约国——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或全体国家，其愿依此处所建议，并经获致同意之基础而媾和者，均得参加缔约。

（2）联合国——日本之会员资格将予以考虑。（3）领土——日本将：（甲）承认韩国独立；（乙）同意将琉球及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管理当局；及（丙）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地位之决定，倘于和约生效后一年内尚无决定，联合国大会将作决定。日本在中国之特权及利益将予放弃。

（4）安全——和约中将提及在未有其他圆满安全办法，如由联合国担负切实责任之前，日本区域之国际和平与安全，将由日本供给便利与美国军队，或美国暨其他军队，以继续合作之责任维持之。

（5）政治与商务办法——日本将同意加入关于麻醉药品及渔业之多边条约。战前之双边条约得由相互同意予以恢复。在新商约未缔订前，除正常例外之情况外，日本将给予最惠国待遇。

（6）赔偿要求——各缔约国将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引起之赔偿要求，但（甲）各盟国就一般而论，将保持其领土内之日本资产；及（乙）日本应将盟国资产归还或在不能完整归还时，以日元补偿其业经同意部分之损失价值。

（7）争端——补偿要求之争端，将由国际法院院长组织，特设中立法庭裁决之。其他争端将由外交途径或提交国际法院处理。②

以上的“对日媾和七原则”，给人以两点突出的印象：其一，美国极力扶持日本，给日 1 本以较宽大的政策。媾和后，日本不仅可以立即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而且要求各缔约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无疑对日本尽快恢复元气大有裨益；其二，美国试图通过主持对日媾和，进而控制日本及东亚的安全。媾和后，日本将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包括在日本国内驻军及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早在1943年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就已明确规定归还给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在美国的这份“七原则”中又成了地位未定、等待分配的“处理品”。这不仅为战后的两岸关系留下了隐患，也使得旧金山对日媾和从其开始阶段就与台湾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美国提出的“对日媾和七原则”，各方面的反应不尽相同。作为西方阵营的伙伴，英国起初与美国的立场分歧较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很大的距离（有关美英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作详细论述）。后来经过协商，英国作出了让步，对美国的提案基本持赞成态度。只是担心在宽大媾和条件下复活的日本会对英国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构成威胁，指出“对日媾和七原则”对日本的经济活动限制不够。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对日媾和七原则”表示了全面的反对，这是意料之中的。11月2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向杜罗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美国方面提出质疑：

（1）1942年1月1日于华盛顿签署的宣言规定，同盟国不能单独与日本媾和。美国现在是否在考虑只让一部分缔约国参加媾和？

（2）《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经决定将台湾及澎湖列岛返还中国。《雅尔塔协定》则将南库页岛返还苏联，并将千岛群岛割让给了苏联。然而，现在又将这些地区的未来归属交由四大国或联合国大会重新决定，这是为何？

（3）无论是在开罗，还是在波茨坦，都未论及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从日本的主权中分离出去之事宜。而且，参加《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各国政府也都声明不扩大自己的领土。那么，将这些岛屿纳入由美国为施政者的托管制度下的根据何在呢？

（4）日本国民对《波茨坦公告》第12条所规定的有关外国军队从日本撤出之事，甚为关心。对日媾和条约是否与在欧洲签订的条约一样，对军队的撤退有明确的规定？（5）在1947年6月19日举行的远东委员会上，制定了对投降后的日本之基本政策，即不许日本保有陆海空军。但是在“七原则”的第4条中，提到日本要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队共同负责日本的设施。这是否表明（a）要建立日本国军队；（b）美国的陆海军基地，在条约缔结后仍然留在日本的国土上？

（6）“对日媾和七原则”未言及如何确保让日本发展平时经济。美国是否打算取消有碍这种发展的所有限制，允许日本接近原料资源，并允许其平等地参加世界贸易？

（7）多年来，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甚深，与对日媾和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美国为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④ 苏联政府在以上备忘录中，第一条就对美国有可能允许一部分国家与日本单独媾和提出了质疑，表明了苏联对能否实现所有同盟国全面对日媾和的担心。这种担心在10个月之后成为了现实。对美国提出的重新决定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命运的提案，苏联政府表示了强烈不满。这固然因为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与苏联自己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在这些被美国提出需重新决定命运的岛屿中，与中苏两国有关的各占百分之五十，这本身就说明该提案具有很浓的冷战色彩。至于，对美国决定“托管”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在日本长期驻军，作为冷战对手的苏联表示出高度的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

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对美国的“对日媾和七原则”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950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要内容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因而它没③ 2 有资格参加任何有关对日和约的讨论和会议。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

（3）《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所同意通过的对投降后的日本之基本政策，这些由美国政府参加签字的国际文件，乃是共同对日和约的主要基础。

（4）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业已依照《开罗宣言》决定归还中国。关于库页岛南部与千岛群岛，业已依照《雅尔塔协定》决定交还及交予苏联。关于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不论《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公告》，均未有托管的决定，当然更谈不上要指定“美国为管理当局”的事情了。美国政府要求对于这些领土问题重新予以决定，纯为假借联合国名义，在远东建立侵略的军事基地。

（5）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占领军应自日本撤退。然而，美国政府不但始终没有丝毫表示美国占领军有早日自日本撤退之意，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要求在对日和约中，规定允许日本的设备与美国的军队继续合作负责维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等于强迫日本人民接受美国军队长期驻留日本，并对亚洲人民进行侵略。

（6）美国正在公开武装日本。美国占领军正借用日本警察的名义来重建日本的陆军；借用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来重建日本的海军，并保留与修建日本军港；训练日本航空人员，以建立日本空军，并保留与修建日本空军基地。美国政府企图用它的军事控制，使日本完全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驱使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人民的工具。（7）美国使日本的战争工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并利用它来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相反的，和平工业则萎靡不振。美国政府这种绞死日本和平工业，鼓励战争工业的方针，只能是破坏日本人民的和平生活，加重其对日本人民的经济剥削。

（8）美国政府只有一个极端自私的目的，就是想霸占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变日本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侵略亚洲人民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国政府这一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即“对日媾和七原则”——笔者注）的建议，是不符合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利益的。中国人民极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盟国尽速订立共同对日和约，但和约的基础必须完全

⑤依照《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对投降后的日本之基本政策。

周恩来的以上声明，虽有八点，篇幅也较长，但基本上与苏联政府的立场一致。这也是当时中苏关系的真实体现。周恩来声明给人以两个突出的印象，即对美国占领并武装日本表示极大的担忧，同时，对参加对日媾和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在以上声明中，对美国在日本长期驻军并企图使日本军事基地化，中国政府表现得比苏联更为敏感，措词也更加激烈。这是因为，日本若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中国。而该声明在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反对美国占领并武装日本、重新决定台湾等地区归属的立场时，均以《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对投降后的日本之基本政策为依据，应该说是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的。该声明对参加共同对日媾和的积极表示，则是对美国试图让台湾以“中国政府”名义参加对日媾和设想的牵制。相对而言，该声明对美国重新决定台湾及澎湖列岛命运的提案，未作太多的反驳。这大概与当时台湾是由国民党政府占领着这一现实有关。

对于美国提出的“对日媾和七原则”，台湾方面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与美国的意见没有多大区别。1951年1月22 日，顾维钧将一份代表台湾方面立场的备忘录交给了杜勒斯。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指台湾当局，以下同——笔者注）亦极愿以适当之和约，终结对日战争状态，同时使日本重返自由及主权国家之社会。为此目的，中国政府希望和会得以早日召 3 开。惟如因一个或数个有关国家之阻挠，致此事无法实现时，则中国政府亦愿同意与日缔结双边和约之程序。

（2）中国政府甚愿见日本加入联合国，惟日本加入联合国之申请，自将在和约缔结之后提出。

（3）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必须明白承认韩国之独立。中国政府对于将琉球及小笠原群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管理当局一节，在原则上可予同意。至关于所谓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地位，中国政府经详加考虑后，认为各该岛在历史上、种族上、法律上及事实上，均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仅最后形式上之手续，尚待办理。因此各该岛之地位，实与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之地位不同，但鉴于远东局势之不定，并为促进太平洋区域目前之一般安全计，中国政府对于对此四岛群之地位，取决于英、苏、中、美之会商一节，不拟表示反对。抑中国政府虽勉不反对此点，亦不愿他国以为中国政府对于台湾及澎湖列岛系属中国领土之基本意见，有所更改。

（4）中国政府对于在未有其他圆满安全办法，如由联合国担负切实责任之前，对续由日本供给便利与美国及可能其他国家之军队合作负责，以维持日本区域之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议，表示同意。所宜特予注意者，即为此目的，其他国家之军队，亦一如美国军队均包括在此项计划之中。

（5）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应加入若干多边公约，尤以与麻醉药品有关者为然一节，具有同感。至关于战前之双边条约，就中日之间者而言，中国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宣战时，业已宣布予以废止。故日本应于和约中明白承认此项宣布，但中国政府亦不反对在和约中列入一般性之条款，规定战前之双边条约，得由相互同意，予以恢复。

（6）关于赔偿要求一节，兹应说明：由于日本之长期侵华，中国人民所受痛苦之久，牺牲之大，实较任何其他被侵国家之人民为甚。兹因中国境内之日产，不足以抵偿合法之要求，而三年前所收之一部分临时拆迁，亦仅属象征性之偿付，故要求日本充分赔偿因其侵攻而引起之损害，亦与公允之原则完全相符。但为便利对日和约早日缔结起见，中国政府愿放弃另提赔偿之要求，惟以其他国家同样办理为条件。如任何其他国家坚持付给赔偿，中国政府纵不要求受优先之考虑，亦将要求受同样之考虑。

（7）对于美国节略（即“对日媾和七原则”——笔者注）第七项，所开解决补偿要求及争端之数种备选择程序，中国政府在大体上可予接受。⑥

相比周恩来的声明，顾维钧的这份备忘录，除了与美国的观点基本一致以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属的叙述，笔墨较多。但一方面表明台湾及澎湖列岛“在历史上、种族上、法律上及事实上，均为中国领土之一部”，而另一方面却又赞同美国将该岛屿的归属交由英、苏、中、美四国讨论决定的提议，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这可能是台湾方面为当时国际形势和自身地位所迫，不得已委曲求全的一种策略。

在这之前的1950年11月15日，顾维钧收到一份由台湾“外交部”根据台湾“政府”的决议整理的关于如何对付美国“七原则”的指示电。其中，有关台湾及澎湖列岛地位的内容是这样的：

“此与我方所持台湾澎湖已为我国领土之主张适相背驰。美方坚持此议，系其目前处境及现行政策所致。自非我方所能变更；然为维持我方民心士气起见，我于美方主张自亦未便竟予苟同。换言之，即惟有各持己见，而在其他方面另谋合作。[关于台湾澎湖之地位，中美所持主张既属无可调和，关于台湾澎湖之最终解决，自以尽量拖延为上策。查美方所提程序，如能贯彻始终，不生其他枝节（如同时由联合国大会予以处理），已能发生拖延作用，盖以和约何时观成，尚未可知，而台湾澎湖之交由联合国处理，复系和约观成一年后之事也。］似此我对该项程序，自不妨在原则上予以接受，而另附以如下意见：

（一）所定一年期限，应酌予延长，改为两年或不作时间上之硬性规定，均属相宜；

（二）台湾澎湖，应与南库页 4 岛千岛群岛同时同样解决，俾更能曲尽拖延之能事。”

也就是说，台湾方面也知道美国对台湾的觊觎，也明白美台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不可调和”。但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台湾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又是极不现实的。另外，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且其国际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联合国以《开罗宣言》为据将台湾归还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未必有十分把握能得到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只好在顺从美国意见的基础上尽量拖延时间。这一方面可以获得美国在其他方面对台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等待国际局势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其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对这一点，美国作为《开罗宣言》的签字国，不可能不清楚。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为了遵守这些宣言（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已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一直承认中国在该岛上行使权力。”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说：“中国已经管理台湾四年了，美国和其他盟国都从来没有对这一占领权提出过怀疑。当台湾成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人对之从法律上提出过疑问。那就认为是符合约定的。”⑧

但是，在1950年11月公布的“对日媾和七原则”中，美国却提出将台湾及澎湖列岛与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一并交由中、美、英、苏四国讨论，若讨论未果，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其命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美国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1950年10月20日，杜罗斯与顾维钧就美国拟定的“对日媾和七原则”中的有关领土问题，举行了杜——顾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顾维钧问：“所谓台湾问题，美已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究竟美方用意及希望如何？”对此，杜勒斯作了如下回答：

“美方之用意，欲将台湾地位暂付冻结。因美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发，但并无把握；深不愿台湾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俄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强固防线。倘一朝有事，美能控制亚洲沿海大陆，而台湾岛正在此防线之内。”

谈到这里，杜勒斯唯恐台湾方面会有美国只考虑自己利益，台湾在被美国利用之感，于是，又接着讲出了下面一段话：

“冻结台湾岛地位，即是维持中国国民政府地位。故深盼贵国代表不在联合国会议席上积极反对美国对台立场。如贵国政府为表明贵国立场，而声明台湾为贵国领土，美可谅解。但如贵国在会议席上坚决反对美国对台立场，力与争辩，未免增加美国困难，使美不能贯彻保持台湾，维持贵国政府国际地位之宗旨。盖如美亦认台湾已纯为中国领土，不特贵国政府代表权问题即须解决，而美之派遣第七舰队保台，及自取领导地位，出为主持此案，亦将失却根据。”⑨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美国之所以出尔反尔，使本已有定论的台湾地位，重新变为悬案，完全是为了构筑其战后的亚洲冷战体系。而将台湾地位的决定置于对日媾和之后，则是由于日本和台湾同为美国亚洲冷战体系的重要依托，如果台湾一旦“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不仅不利于美国的亚洲战略，而且还很可能“为苏俄利用”，这是美国最忌惮的。因此，美国想把台湾交给一个既与日本媾和，又能对美国言听计从的“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控制亚洲沿海大陆”，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中占得先机。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得到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不惜将台湾的命运交由美国处置，则正是为了一党之私利而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对日媾和谈判伊始，作为主持国的美国就提出“对日媾和七原则”，为媾和定下了基调。而在这个“七原则”中，台湾问题作为对日媾和的一个重要内容被提出，使得

⑦ 5 对日媾和在一开始就与台湾问题成为一对密不可分的“连体婴儿”。这也预示着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将会有台湾问题相伴始终。

二、《杜勒斯——莫里森谅解》中的台湾问题

众所周知，旧金山对日媾和在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最终决定不邀请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参加媾和会议，而由实现媾和后的日本自行选择媾和对象（大陆或台湾）。以这种看似“平等”的方式，解决了“中国问题”。而这一“平等”方式的产生，则是来自于《杜勒斯——莫里森谅解》。由此可见《杜勒斯——莫里森谅解》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美国政府于1950年11月提出的“对日媾和七原则”，各方面反响不一。特别是苏联的反对，在盟国中影响很大。美国政府看到让所有盟国成员实行“共同对日媾和”难以实现，于是，决定美国自己拟定一份单独对日和约草案，再让盟国的其他成员按照美国草案，分别与日本签订媾和条约。

1951年3月9日，莫里森取代病重的贝宾出任英国外务大臣。3天后的3月12日，英国政府向美国方面递交了有关对日媾和的第一备忘录（第二备忘录是于同日作成的，题为：《关于条约签订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再军备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的“领土条款”部分，英国政府为了照顾美国方面的立场，有意回避了“中国问题”。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连同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均未写入该备忘录。而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则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精神，表示“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应由日本割让给苏联”。⑩

在“莫里森备忘录”的起草过程中，英国政府内部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对美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即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究竟是由北京还是由台湾代表中国，暂时先不作结论。待签约各国作出各自的选择之后，再考虑中国加入该条约的问题。

3月20日，英国外交部向政府建议，认为针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应作两手准备：（1）应将政府的见解写入备忘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交涉。（2）假如美国不同意这一条，可以作为“建设性妥协案”，再提出第二套方案，即同意任何一方的“中国”都不参加和约的签订。但可设一个“加入条款”，当其他签约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意见统一之后，再允许“中国”参加缔约。另外，日本与这个“加入条款”无关，当和约签署后，日本愿意与哪个“中国”缔约，可以自行决断。⑪

同时，在有关台湾问题上，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以下三种选择：

（1）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将其交还给中国。但对“中国”一词的意义，不作解释。（2）内容与（1）相同，但在“附记”中，应有明确的表述。“附记”中可以这样写：由于签约各国对“中国”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本条款不介入有关哪个“中国政府”有权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问题。

（3）对将台湾交给中国或是其他国家不作明文规定，只写上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此为杜勒斯考虑之方案）。最终，“莫里森备忘录”选择了其中的第二方案。理由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既符合现实、又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矛盾的方案。而且，这一方案还能最大限度地灵活对应远东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也可减少对签约国立场的限制。⑫

在3月22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围绕“莫里森备忘录”，就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反对美国将台湾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从而邀请其参加缔约的意见占了上风。“莫里森备忘录”中的“建设性妥协案”统统被排除，最终，政府采纳了非妥协的、反美色彩浓厚的意见，拟就了“3·30备忘录”（即第三备忘录）。

3月30日，英国政府通过其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将有关对日媾和问题的英方第三备忘 录交给了杜勒斯。在这份备忘录中，英国政府对第一备忘录中“漏掉”的“中国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在对日媾和缔约谈判的所有交涉中，都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台湾问题，该备忘录指出：“应要求日本放弃

⑬对台湾的主权，并将之交还给中国。”这就是有关中国问题的“莫里森备忘录”。

收到英国方面送来的“3·30备忘录”，杜勒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对弗兰克斯说：“简直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突然放置了两块巨大的岩石。”他还威胁说，这样一来，美国不得不考虑从前美国准备采取的与日本缔结单独和约的方案。

4月12日，作为对英国“3·30备忘录”的答复，杜勒斯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交给了弗兰克斯。这份备忘录，作为表达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一贯立场的正式文件，其观点与英国政府的意见有着很大的差距：

（1）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不可能考虑邀请该政权参加对日缔约谈判。

（2）《开罗宣言》并没有写明将台湾交给“中国”。它的表述是：“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民国’”。考虑到“中华民国”的构成区域、当前各方面意见的差异、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对《开罗宣言》造成的影响，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美国认为，日本应根据和约，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所有权利、权限和请求权。⑭

如此，可以看出，在美英之间就对日和约交涉的过程中，“中国问题”即中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的地位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焦点。由于英国作为老资格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它的政治倾向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英联邦国家的立场，所以，美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也不愿与英国对抗。这样，在旧金山媾和会议前，能否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政府达成一致就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为了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尽可能达成一致，以使对日和约早日缔结，杜勒斯于1951年6月4日——14日访问了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举行了著名的“杜勒斯——莫里森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除了要解决预料中的双方最大的分歧——“中国问题”之外，英国政府还准备就有关限制日本再军备及海运能力等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另外，英联邦各国及英国国内，也在诸如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要求战争赔偿、限制日本造船能力以及保护英国海运业和造船业等方面，给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杜勒斯——莫里森会谈，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杜勒斯——莫里森会谈的最大焦点，是台湾的地位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如何在条约中体现的问题。台湾的地位问题是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最为敏感的问题，而英国和美国又分别与双方保持着外交关系，因而处理起来非常困难；而南千岛群岛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但日本一直主张对其拥有主权。

有关台湾的地位问题，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在条约中写明将台湾归还给“中国”。但需设立一个“终止规定”，对该条款的解释，也应保留签约国的立场。对英国方面的提议，杜勒斯表示反对。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在条约中只写明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即可。总之，杜勒斯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台湾现状的主张。最后，英国方面向杜勒斯作出了让步，同意将台湾的地位维持现状，并将对台湾的“最终处理权”交给联合国。⑮

在6月7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尽管有人以《开罗宣言》为依据，主张台湾应立即归还“中国”，但大多数与会者还是倾向于杜勒斯提出的方案。最终，内阁会议决定同意美国政府关于处理台湾问题的议案。不过，条件是，美国同意英国政府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也就是说，英国打算将台湾问题与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即英美之间能否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决于双方能否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取得谅解。

那么，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英美交涉的结果如何呢？此前，英国政府的立场是，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缔约谈判，而不能邀请台湾参加对日媾和。但英国政府的这一主张 7 与美国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邀请台湾的主张针锋相对，毫无妥协的可能。因此，在这次会谈的一开始，英国政府又作出了让步，提出不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和约签字——即不邀请任何一方的“中国”参加媾和会议——但应设置一项“加入条款”，经有关各国同意，实现对日媾和后，可将“中国”作为条约当事国对待。

在这个问题上，杜勒斯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艺术。最初他提议，可以让两个“中国”作为代表各自现在所统治的地域的政权，分别参加和约签字。他提出这种“两个中国”方案的理由是，没有台湾国民政府签名的和约，很难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对于这一点，英国方面表示，如果台湾的国民政府出席媾和会议，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很可能拒绝出席和会。

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提出了美国参议院有可能认可的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中国”方案；第二种方案是，将对日和约形式作为众多双边条约的总汇，日本可以自由地与两个“中国”缔约；第三种方案是，和约形式仍为现在考虑的多边条约，两个“中国”都不参加该条约的签署。但不设“加入条款”，究竟与哪个“中国”缔结和约，由恢复独立后的日本政府自行决断。显而易见，在杜勒斯提出的这三种方案中，对英国政府来说，第三种方案比较容易接受。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谈判，最后，莫里森作出了妥协，准备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三种方案。不过，他还附加一个前提条件，即在日本政府与哪一方的“中国政府”缔约这件事上，美国应保证不施加任何压力。

然而，在6月7日举行的英国政府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提出的根据杜勒斯第三种方案而提出的妥协案，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质疑和反对。许多人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中国缔约。但最大的可能是，日本将在美国的监督下与中国国民政府建立关系。到头来仍然是我们向美国屈服。”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强烈的不信任。英国人对美国的这种不信任，在半年之后得到了验证。最终，内阁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妥协案而决定由外交大臣用英国方案继续说服杜勒斯。⑯

第二天，杜勒斯会见了英国首相艾德礼，试图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次会谈中，艾德礼提出，在处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不应给日本以完全的自由。日本应当在远东委员会的监督下处理与中国建交问题。这与杜勒斯提出的缔结和约后日本将完全恢复主权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距。

对此，杜勒斯表示，由于和约的批准需要获得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仅仅是不邀请任何一方“中国政府”参加缔约谈判这一条，就很难保证能得到众议院的支持。所以，在有关缔约后日本恢复主权问题上，美国不能再作任何让步。

美国既然能在非常关键的“中国问题”上有三种方案，为什么在看似无关紧要的日本恢复主权问题上态度如此坚决呢？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作为外交家的杜勒斯是很有战略意识的。在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天平上孰重孰轻，任何时候在他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美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操办对日媾和事宜，其根本目的就是让日本尽快获得“独立”。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使美国逐渐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同时，在安全方面，独立后的日本也可以担负起替美国在亚洲“站岗放哨”的职责。倘若日本能与台湾结为友邦，则使美国的亚洲战略防线更加完整，这对美国掌握亚洲的战略主导权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后的日本，能否获得完全的自由及能否与台湾缔约建交，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杜勒斯看来，即便对日媾和不邀请台湾参加，但只要媾和后的日本获得完全的“自由”，那么，美国要让在安全上和经济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与台湾缔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若将日本实现“独立”后与“中国”缔约的监督权和批准权交给远东委员会，美国就会失去对日本的控制，因而也就不能保证日本一定会与台湾缔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勒斯在有关日本恢复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英国政府来说，如果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与美国搞僵，那么，在对日媾和问题上，8 美国将单独行动。这是英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在冷战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英国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在许多方面需要与美国合作。如果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与美国携手并进，就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印象，即对日媾和的成功是美英两国合作的成果。这将大大有利于恢复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低落的国际领导地位。而且，如果英国能在对日媾和中发挥作用，对英国今后进一步开展亚洲外交，也是非常有益的。

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英国外交部准备向政府建议，在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向美国让步。6月9日提交给内阁的“莫里森备忘录”指出，英国应该同意杜勒斯的提案，即媾和会议不邀请任何一方的中国代表参加，而且也不设诸如“加入条款”之类的附加条件。“备忘录”认为，如果与杜勒斯的会谈失败，对英国来说这才是最大的“灾难”。因为这样一来，连英国向日本施加压力的路都被堵死了。若继续跟美国合作，即使日本与蒋介石政权缔结条约，英国还可以拒绝承认。更何况，中国代表权问题，是目前英美之间最核心的问题。若英国在这一问题（即缔约后日本恢复主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也可以得到美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在6月11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尽管许多内阁成员对向美屈服的“莫里森备忘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也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也只能向美国作出让步了。唯一让他们抱有希望的是，将来日本与台湾缔约后，也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日本很有可能实行“两个中国”政策。不过，这从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或许是可行的，但“两个中国”的政策则是中国和台湾当局双方都不可能接受的。

在“中国问题”上取得胜利的杜勒斯，在随后的谈判中，在有关日本国外资产的处理等问题上，向英国政府作出了较大的让步。经过10多天紧张的交涉，6月14日，美英两国政府终于签署了被称为《杜勒斯——莫里森谅解》的共同草案。这个共同草案，从形式上看，美英双方的主张各占一半，其实，在一些政治色彩较浓的关键性问题上，是以美国的主张为主。

在这次美英会谈中达成的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杜勒斯——莫里森谅解》，原本准备公诸于世，但最终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而没有公布。据说，杜勒斯是担心“有可能引发台湾方面的正式抗议”而要求不予公布的。莫里森也只好作罢。《杜勒斯——莫里森谅解》中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内容如下：

（1）媾和条约将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履行签署手续（即不邀请任何一方的中国代表参加媾和会议）。

（2）日本今后对中国的态度，将在日本拥有主权、获得独立之后，由日本自己决定。有关台湾的地位问题，“杜勒斯——莫里森谅解”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

⑱湖列岛的主权。条约本身不能决定这些岛屿的未来。”这样就使本已有定论的台湾的地位重新变为悬案。

综上所述，美国为了在对日媾和中取得英国的支持，派遣总统特使杜勒斯赴英，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及英国政府其他官员，举行了艰难而紧张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美英两国围绕最大的焦点——中国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在谈判的开始阶段，英国方面也曾态度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杜勒斯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下，英国方面一让再让，在“中国问题”上，完全屈服于美国。说穿了，这也是战后美英两国在国际政治方面力量对比的真实写照。由于英国的让步，使美国在对日媾和方面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随后的媾和进程也基本上是按照美国政府的设想而发展的。

旧金山媾和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最大影响有二：其一，通过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片面媾和，使日本完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亚洲推行冷战战略的重要依托；其二，在大肆渲染“台湾地位未定”的同时，促使日本与台湾当局“建交”，并签订《日台条约》，以此为连接日台关系的纽带。旧金山媾和，利用中国国共两党的⑰ 9 对立，使台湾成为“脱离”大陆的、“地位未定”的岛屿。这样一来，就为美日等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留下了可乘之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旧金山媾和称之为战后台湾问题的肇始，并非言过其实。

注释：

①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8），1966年版，第11页。②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8），1966年版，第10—11页。③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114页。④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117—118页。⑤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1页。⑥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8），1966年版，第16页。⑦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36页。⑧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⑨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日外交史料丛编（8），1966年版，第6页。⑩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08页。⑪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15页。⑫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16页。⑬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14页。⑭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16页。⑮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38页。⑯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36—237页。⑰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42页。⑱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日]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245页。

第二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右翼势力又将台湾视为其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美国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的摇摆，引起中美关系屡次跌宕起伏。1992年，美国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又宣布所谓“对台政策调整”，就是其中两例。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肆从事分裂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1997年～1998年，中美首脑高层互访达成重要共识：(1)双方决定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2)美国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承诺，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须具主权国家资格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此后，美国政要担心“台独”可能会危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度热衷酝酿“三部曲”式的对两岸政策调整方案：(1)“台湾不独立”；(2)“大陆不动武”；(3)美国设法促成两岸“中期协议”。但美国政策调整的实质是：促“谈”不求“统”；谋“和”不逼“合”，其目的只是维持现状、防止冲突，而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这与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有着原则的分歧。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两岸统一事业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美国官方表态，称其对海峡两岸政策有“三个支柱”：(1)一个中国原则；(2)非武力解决问题；(3)挽救两岸对话。美方表示，克林顿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的承诺没有改变；美国对两岸局势“严重关切”，担心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美国呼吁海峡两岸尽快恢复交流与对话，及早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政策具有其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对李登辉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售台价值5.5亿美元的预警飞机和其他装备。

上述回顾给人若干启示：(1)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尽管存在霸权主义的掣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一个中国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任何国际势力企图支持所谓“台独”，就必将冒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甚至和平的巨大风险。(2)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国之间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也有利益的融合点。各方都力图将争执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至于失控。(3)在美国国际战略的棋盘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可分为三类：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的国家利益，以及一般利益。美国所要维护的，必然是它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美国未必情愿被轻易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自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以来，祖国大陆一直不断进行着切实的努力，充分照顾海峡两岸各方利益，既考虑历史，又顾及现状，希望促成中国最终的和平统一。

在两岸交往过程中，祖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其政策体现出多方面的灵活性：(1)谈判的原则——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一个中国的内涵分别处理；(2)代表的名义——不将两岸会谈视为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主张两岸“平等协商”；(3)统一的过程——祖国的统一目标可以分步骤实现；(4)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存在着发展和改善的契机；反之，两岸关系就势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可能。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达成了四项共识。这对于促进两岸的接触与对话，对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他们思安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过度跌宕起伏。

但是，台湾政局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1)“显性台独”，即“公开台独”的危险。台湾政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公投入宪”的活动，就是一例。(2)所谓“不宣实独”的“隐性台独”的危险。民进党的所谓“转型”，就显示了这种策略的变化。(3)“久拖不决”的“潜性台独”的危险。在国际上，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一直拒绝政治谈判，企图将两岸暂时分离的状况长期化和固定化。李登辉推出分裂国家的“两国论”，其目的是企图从根本上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且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和人民与“两国论”的斗争是维护还是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

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围绕着台湾问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防止台独。中国古语云：“防患未然”；英语中亦有“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的词汇。保持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除去“台独”这个“导火索”。(2)减少对台军售。美国应该按照《“八·一七”公报》精神，逐渐递减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也不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3)不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

就两岸关系而言，实现祖国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大局所在、大理所在、大义所在。祖国大陆倡导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是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现实而又可行的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可包括：(1)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2)实现“三通”。目前真正攸关台湾2100多万同胞和12亿大陆同胞权益的问题，就是实现两岸直接“三通”。(3)增加互信。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同源，不应该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解决。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之后，共同面对天灾的同胞之情再次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元旦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利益都将得到充分的考虑。1月28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五周年座谈会上再次申明了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几个方面。然而，“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的绊脚石。海峡两岸僵局是否能被打破，还要看台湾当局的态度。

总之，展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可通过四个方面实现：(1)战略安全方面“互不为敌”；(2)经贸方面平等互利；(3)意识形态方面求同存异；(4)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和能力。止戈为武，文武成斌。在台湾问题上，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为了防止“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世界知识〉第5期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时间:2005-12-29 15:38来源:免费论文网 作者:佚名 点击: 1142次

2003年以来，围绕 “公投”，台海危机又一次升级。“台独分子”这次会走多远？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美国政府又会怎样？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美国的态度历来对台湾当局起决定作用，“台独”分子的步伐也会根据美国的态度而定：美国反对，“台独”分子就会后退；美国不置可否，或默许、纵容，“台独”分子就会前进。粉碎“台独”阴谋，实现和平统一，主要是中美之间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和台湾当局。因此，把握美国的脉搏，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及彻底解决至关重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服从于它的整体战略，把握美国对台政策的脉搏首先要把握其整体战略。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

“9.11”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巨大变化，本土安全和“反恐”成为重中之重。美国已不再把中国当作接替前苏联的新敌人，而视为必须与之合作的国家。但同时，美国也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既拉拢又制约的政策。美国之所以一再宣扬现在 “美中关系处在最好时期”，是因为现在正是美国最需要中国帮助与合作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也是美国最可能满足中国要求的时期。

对台湾问题，美国认为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对美国最有利：一方面，不其反恐大局；另一方面又可以长久地牵制中国。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从长计议也未尝不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快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台湾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将越来越深，民众中希望统一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届时，台湾回归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台独”分子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台独”还有一定市场时宣布独立，否则连尝试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谈判对象是美国，不是台湾当局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是和英国谈成的；解决澳门问题，是和葡萄牙谈成的；解决台湾问题，该和美国谈了。美国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对象。一旦中美谈成，台湾当局面临的只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接受的现实了。到时候，国际有的是自告奋勇前去斡旋的，根本不用中国费心。

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要对“台独”使用武力，台湾当局不害怕（认为美国会干预，会保护）；倒是美国比较害怕（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不愿因为台湾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要对“台独”动武，实际上是给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再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当局怕美国，不仅在于它军事上依赖美国，而是它的生存就离不开美国。只有美国有能力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如果美国对台湾进行制裁，台湾经济会怎样，人们心里都很清楚。

对“一国两制”，美国无法反对。第一，不改变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所谓保护“民主制度”的承诺没有矛盾；第二，香港、澳门都实行“一国两制”，国际社会已接受了，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是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如果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美国就失去了牵制中国的砝码，又少了一个可以推销军火的对象，所以布什政府不会主动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我们不能因为鲍威尔表示不支持台湾“公投”就兴高采烈，要知道他同时还说“台湾是个民主的地方，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举行公投”。美国政府并没有支持中国，我们只有向其施加压力，以造成一种局面：在现实形势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

面对陈水扁急不可待地推行“台独”，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对中国来说，这个底线已经过低，容易造成被动。在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大大提高的今天，该是把底线提高到台湾必须接受“一国两制”的时候了。

纵观陈水扁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利用中国政府“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心理，步步紧逼，使中国始终面临着是否动武的抉择。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诱使中国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我们决不能让“台独”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避免和美国发生“硬对抗”，而是采取“软对抗”的方式，让美国体面的后退，从而和中国一道压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治”。

三、“软对抗”的方式：不合作

中国先要向美国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希望美国积极主动配合，要求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美国应和中国一起采取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经贸制裁。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将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采取与美国不合作的政策，今后在很多方面美国都不会再得到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对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政策，法国历来做的非常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采取这种方式究竞能不能达到目的？中美两国会受到什么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的经贸制裁，其他都微不足道。目前，中国对“台独”已表示出不惜使用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经济倒退若干年的决心，比较而言，为实现和平统一，冒一下美国制裁的风险又算什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以超过11万亿元的生产总值和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的制裁完全可以承受；在争取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还可以通过同欧盟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往来使美国制裁的损害降到最低。再者，经贸制裁也是一把双刃剑，能给中国带来损害，也会对美国造成损害和不便。如果美国的制裁中国能够承受，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如果美国也认识到经贸制裁对中国作用不大，也不一定会采用。

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不支持中国“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在道义上失分，在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处于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第二，没有中国合作，美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困难倍增；

第三，由于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美国国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经济；

第四，如果对中国进行经贸制裁，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造成不利；

第五，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与中国关系恶化不利于竞选（每当美国大选时，就有人跳出来攻击中国，不如这次我们主动打“中国牌”，让他们知道一下厉害）。

这些，美国政府能承受吗？或者说，值不值得为台湾去承受。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它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根据其利益得失的大小作出的。

综上所述，在目前情况下，中美关系恶化，中国能够承受，美国承受起来难度较大。美国在世界上摊子铺得太大，许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帮助与合作。因此，结论是：这样做，中国能够达到目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是联合国、欧盟、东盟、阿盟以及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其中，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态度最为重要。

法国是当今最敢对美国说：“不”而美国又没办法的国家。作为欧盟主导国，法国的态度往往影响欧盟的立场。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同点，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今天，中法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其支持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法国支持，能带动很多国家支持。

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唯一能对美国起到“劝说”作用的国家。争取英国的支持，使其对美国发挥特殊作用，对解决台湾问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忽视英国的能量。

日本由于等原因，对台湾一直有很大影响。应告诫日本政府，要认清形势，在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上，不要和中国结怨。

中国应争取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将对其进行制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就象朝核问题那样，也许解决起来对我们更有利。

再一点，对台商进行分化。凡支持统一的台商，欢迎前来投资设厂经商。凡支持“台独”的，一律不许在大陆投资设厂经商；已来投资设厂经商、仍支持“台独”的，限期关厂、撤资、走人。这样做，可能会使个别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点影响微不足道。而对台湾，不仅在经济上，更会对民众的心理、立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美国心目中并不重要

现在台湾对美国只有两个使用价值：一是牵制的砝码；二是销售军火的对象。以前有美国人说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过是把台湾当做一艘美国可以利用的“军舰”。换句话说，台湾只是美国棋盘上众多棋子中的一粒。为了全局利益，有些棋子是可以丢弃的。这就是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而中国用鲍威尔的话来说，今天已成为一个应该重点战略关系的主要大国、是“一个担当全球角色”的国家（，见2004年1-2月号美国《外交》杂志）。台湾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至于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难道美国抛弃的“老朋友”还少吗？伊朗的巴列维、南越的阮文绍都是美国的“老朋友”。一旦美国认为继续维护这些“老朋友”已经不值得、代价过大时，就和他们分手了。

至于说美国在世界上要推行“民主”，阮文绍政权也是美国认定的“民主”制度。人们不会忘记阮文绍政权垮台时，大批美国军舰游弋在西贡附近海面，但不是为了救“民主”，而是为了把还留在西贡的美国人撤出。人们还会记得，炮火声中，美国大使是由直升飞机从房顶上接走的。美国就这样拒绝为保卫它所推行的“民主政权”再开一枪。

就是台湾也曾两次被美国抛弃过。一次是在蒋介石从大陆溃败到台湾时，美国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没有什么价值，就象甩包袱一样地抛弃了它。只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才重新回到台湾。第二次是中美建交，台湾又一次遭到抛弃。直到如今，台湾当局只能靠《与台湾关系法》撑腰，连被美国正式承认的资格都没有。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台湾在美国心目中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台湾，是因为它认为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当年中美能够建交，就是我们坚决坚持“有它没我”（即一个中国）的立场，决不后退的结果，使美国不得不让步。今天，如果我们在“一国两制”上仍然坚持“有它没我”，美国的选择只能是再次抛弃台湾，因为中国更重要。

五、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过去不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选择，是因为以前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还不足以令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的条件，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向其施加压力。现在，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威望使其已经具有十分把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今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明确表态“解决两岸问题的是依照香港和澳门的模式”。这说明“一国两制”方式已在美国政界得到高度认可。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是台湾当局宣布不宣布“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用什么尺度的问题。以前中国提出对台湾要比香港、澳门宽得多，今天来看大可不必。在台湾的保护者--美国，而且是总统候选人都决心推动“一国两制”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对台湾的条件应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继续保留“军事手段”的方式已弊大于利，反而会使台湾当局以“中国威胁论”来鼓惑民心，进口武器，制定出“毒蝎作战计划”，准备“先发制人”，对中国大陆也形成威胁。宣布放弃军事手段，倒可能使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速度加快。这是因为：

第一，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

第二，有利于消除国际和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更容易接受“一国两制”方案，同时使“台独”分子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破产。

第三，使《与台湾关系法》名存实亡。从美国方面来说，已无协助台湾防卫的对象，再向台湾倾销军火，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制造台海危机的祸首；从台湾当局来说，再大肆购买武器装备，也无法向民众交代。

第四，变被动为主动。一是把台湾会不会独立，中国政府会不会动武的焦点改变为台湾会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如不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必须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要求台湾接受（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都认为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没有理由推卸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的责任）；二是把对台的军事准备改为积极防御，部署的导弹及一切军事措施都是针对台湾“毒蝎作战计划”的，无需撤除，使其“先发制人”方案成为众矢之的。

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的本意就不打算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国要收回的是一个富饶的宝岛，不是废墟。以中国与台湾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平统一一定是必然结局。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利的今天，我们是能够做到让台湾 “完璧归赵”的，不要让它遭受战火的损害。

我们决不能被“台独”分子拖入战争。

中国应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之所以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是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而是中国热爱和平，不愿使用武力，尤其不愿让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

退一步讲，如果陈水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孤注一掷宣布台湾独立，中国就更有理由要求美国、要求联合国对其进行制裁，反而会使台湾加快实现“一国两制”。中国实在不必使用军事手段，只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就没有几个国家敢冒和中国断交的风险去承认台湾，既便是美国也不敢。当年，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就是在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下，短命而终。再看今天，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支持台湾独立？台湾独立的下场必定和袁世凯一样悲惨。

虽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解决台湾问题走向的能力，不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会按照中国的意志而行，中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第三篇：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摘 要：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与已经回归的香港、澳门问题又有诸多的不 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动和“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使台湾问题不断复杂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三个方面来探讨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关键词：解决；台湾问题；祖国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前 言

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近代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而且在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中国在与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方承认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由于内外经济关系的急剧变迁，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与大陆的投资、贸易合作关系迅猛发展。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心所向，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推动着两岸统一的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一九七九年后，中国政府更是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一九八七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台湾才能同祖国大陆一起营造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高度文明和国家统一的中国。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所谓台湾问题[1]，一是指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这是台湾问题的本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继承成立新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并在美国支持下武装割据,这便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悬而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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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二是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2]。

二、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高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实施、发展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它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首的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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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建国初期的我们重点是准备武力解放台湾。自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就开始考虑解放台湾问题。因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使我解放台湾工作受到干扰和阻挠。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 年 4 月至 7 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国际形势趋于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新中国政权愈加巩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和紧张关系随之趋于缓和。正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6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不咎既往。”1963 年，周恩来总理在毛主席的对台工作的思路上加以发挥，将我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大陆的“一纲四目”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台湾以后，在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以蒋系势力为主的台湾当局心有所动，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平解放台湾本已出现曙光，可惜的是后来被受“文革”和“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中断了。2.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环境和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下，对台工作自然必须服从于这个转变，对台政策也须相应地做出调整。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提出了九条和平主张，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叶九条”。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北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六条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4]

。“和平统一中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即已开始探索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实践和加以完善。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出于对整个国家和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也本着尊重历史与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的需要，根据台湾问题的情况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来延伸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解决台湾问题显示了深刻的垂范作用，证明了它的创造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3.第三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江泽民作为新中国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的核心，他继承、发挥和亲身实践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思想。1992 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简称《八项看法和主张》，也称“江八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立足于“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分裂，反对“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立足于“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台独分子；立足于“化”，通过相互访问、交流往来、高层接触，以及多层次、多管道的沟通对话，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共识，以便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逐步完成。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和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4.第四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胡锦涛同志从成为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接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2005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联组会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活动决不妥协

[5]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坚定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对早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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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殷切期待、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体现了祖国大陆的政府和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爱、尊重和理解，希望与他们一道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共同为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胡锦涛的报告是对他担任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做了一个小结，也是未来五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思路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5.第五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在会见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讲话中强调，两岸同胞不能隔断血脉，没有解不开的心结，要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共圆复兴之梦。这次讲话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就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一篇新的讲话，比较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对台工作思想，对推进两岸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这篇讲话的核心就是“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来圆梦”，话语间体现出浓浓的民族情感，既是温情交流，也是刚柔相济，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坚持的东西并未改变。习近平在讲话中实际上提出了两岸破解政治难题的路线，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并用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基础是两岸关系之锚”，“锚”字比喻形象，只要有这样一个锚，两岸关系发展就可以经得起风浪，避免动荡不安，可以说是一块压舱石。讲话涉及解决政治分歧问题的关键词就是“一中框架、平等协商、合情合理安排、相信国人智慧”，同时这个路线图强调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特别强调一视同仁，不管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欢迎。

三、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

台湾自三国时期就与中国大陆有了较为频繁的交流，虽然在以后的年代中与大陆数次分离，甚至兵戎相向。但那都是因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内部纷争，大陆与台湾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几千年来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用血浓于水来形容毫不过分。虽然现在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政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将一个民族分裂的。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台湾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悬挂在海外，但是和大陆一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台湾曾经被葡萄牙占领，但是爱国将领郑成功最终收复，一直到了甲午战争，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人，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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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内战爆发，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逃亡台湾。，从此了台湾的统治，一直到现在台湾一共经历了老蒋和小蒋，李登辉，阿扁，马英九这五位领导人的治理，2012年马英九大选成功，获得连任。台湾走到现在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因素制约的祖国的统一大业呢？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缺乏文化认同感，其次是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体制问题不同，台湾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感，还有就是台湾领导人的反共心理。最后就是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统一于祖国的阻碍，因为台湾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必须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台湾问题的形成及至今仍未能得到解决，又是某些西方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因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又与外部因素分不开。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6]。

回顾历史，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开始，他就一直想通过独立战争反攻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在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蒋介石一直对反攻大陆有很大的决心，就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就想在这个时期反攻大陆，但是受到美国的阻挠，最终放弃，但是仅凭台湾当时的军力还有就是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陆那个时候经济很萧条的情况下，对蒋介石还是很有利的，所以要是反攻大陆的话，胜算也是比较大，中国在解放初期曾经想跨过海峡统一台湾，当时受到美国第七舰队的阻挠，当时中国的海军军事力量很差，跟美国比较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要是大陆强行登陆台湾的话，美国可能会介入，所以中国“统一战争”的胜算不是很大的，所以解决台湾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 先来谈谈独立的可能性。根据大陆一贯的声明和《反分裂法》，独立就意味着战争，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首先是大陆，大陆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尽一切代价去阻止台湾的独立与分裂行为，现在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人力财力武力上都有这个能力。其次是台湾人民，相信每个人，除非是他发疯了，才会不珍惜和平的时光，而要战争，并且是有可能以自己的生命以至一切为代价的战争。再次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周边国家，它们是很希望台湾独立，但是又比谁都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决不会放任台湾那样做。当然它们是更不会希望两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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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因为那样只会让中国更加强大，而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那么他们只有选择让台湾保持现在不统不独的与大陆对抗状态，而且它们也可以乘机得渔翁之利。要是台湾真的宣布独立而发生战争，美国和日本是不会也不敢用全部家底来完全介入战争的，因为那样很有可能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何况从道义上也讲不通，我们是在解决国内争端呀，它们外国来凑什么热闹？其他周边国家就不要说了。其实现在民进党之流的台独分子叫嚣“独立”，无非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者是为了转移台湾人民的视线，以便巩固政权。事实上，它们这样疯喊，正是心虚的表现。要是真的战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谁也不相信他们不要自己的小命。

那么，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呢？维持现状是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大陆不可能会让这个现状一直维持下去。这不符合大陆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总之就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对抗，就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呀！现在台湾和大陆在军费上搞对抗的开支，要是用在经济发展上，该有多大的效果呢？！大陆让台湾“维持现状”是因为不得已，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原因使得解决台湾问题“有心无力”：解放初期的朝鲜战争、与苏联的反目、与越南印度交火、国内国际形势等等。最终就是技术装备上的军事原因，以及海峡的天然屏障。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养精蓄锐，待机而发。但是，让台湾保持现状而不统一，终究是一个问题，何况夜长梦多，久则生变。所以，大陆是肯定不能让不统一的局面一直保持下去的，时机来了马上就会采取行动，没有时机也要想法设法创造时机。

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呈现“总体形势大幅好转、重大矛盾依然存在、发展趋势审慎乐观”的态势。大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促进两岸繁荣稳定、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仍面临一些变数。台湾已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旅游,两岸人民间感情逐步加深.再次,政治上交流增多。国共两党建立了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的商讨及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交流。从连战大陆之行开始，国民党高层陆续登上大陆，开展两党的高层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更加务实，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追求“共创双赢”。然而两岸关系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流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还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些症结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双方取得共识以和平发展大局为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政治智慧，寻求解决办法，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解决当前急需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时积极寻求化解矛盾、解决难题的办法，以富有成效的努力，扎扎实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实际进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得到台湾方面的认同。马英九先生也提出，希望能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互谅、互助、互利的新时代，在“宪法”的框架，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下，改善两岸关系，是台湾民众共同的期望.我相信在马英九的这个任期内一定还是遵循不统不独不武这个理念，因为这个是最适合现在的局势，也是台湾人民喜欢看到的，但是无论如何，祖国大陆是不会让台湾地区永远这样的，不会让台湾像现在的南海问题这样，听说最近大陆在福建修建了新的机场，是不是为了对付台湾呢，民间有很多猜测的。所以，我觉得大陆在未来一定会用和平或者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的，所以台湾未来的走向最终还是会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1]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台湾问题实录(上下)[M].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2]徐京城，贾燕凌.台湾基本情况概论[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 年版.[3]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5]胡锦涛.十七大报告[R].2007 年 10 月 15 日.[6]杨洁勉.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第四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右翼势力又将台湾视为其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美国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的摇摆，引起中美关系屡次跌宕起伏。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两岸统一事业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美国官方表态，称其对海峡两岸政策有“三个支柱”：(1)一个中国原则；(2)非武力解决问题；(3)挽救两岸对话。美方表示，克林顿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的承诺没有改变；美国对两岸局势“严重关切”，担心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美国呼吁海峡两岸尽快恢复交流与对话，及早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政策具有其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对李登辉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售台价值5.5亿美元的预警飞机和其他装备。

在两岸交往过程中，祖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其政策体现出多方面的灵活性：(1)谈判的原则——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一个中国的内涵分别处理；(2)代表的名义——不将两岸会谈视为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主张两岸“平等协商”；(3)统一的过程——祖国的统一目标可以分步骤实现；(4)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存在着发展和改善的契机；反之，两岸关系就势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可能。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达成了四项共识。这对于促进两岸的接触与对话，对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他们思安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过度跌宕起伏。

但是，台湾政局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1)“显性台独”，即“公开台独”的危险。台湾政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公投入宪”的活动，就是一例。(2)所谓“不宣实独”的“隐性台独”的危险。民进党的所谓“转型”，就显示了这种策略的变化。(3)“久拖不决”的“潜性台独”的危险。在国际上，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一直拒绝政治谈判，企图将两岸暂时分离的状况长期化和固定化。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围绕着台湾问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防止台独。中国古语云：“防患未然”，保持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除去“台独”这个“导火索”。(2)减少对台军售。美国应该按照《“八·一七”公报》精神，逐渐递减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也不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3)不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

就两岸关系而言，实现祖国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大局所在、大理所在、大义所在。祖国大陆倡导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是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现实而又可行的模式。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同源，不应该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解决。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之后，共同面对天灾的同胞之情再次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元旦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利益都将得到充分的考虑。然而，“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的绊脚石。海峡两岸僵局是否能被打破，还要看台湾当局的态度。

总之，展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和能力。止戈为武，文武成斌。在台湾问题上，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为了防止“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第五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2015210046 范明福

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展望 －读《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书有感

台湾问题实质是1949年后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后遗留下来的中国内政问题；但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的长期干涉,即对台湾提供以军事庇护从而造成台湾问题的长久搁置。台湾问题长期以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关系着两岸问题的发展态势。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岛内政局的变换，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问题将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解决。

从 1950 年 6 月至今的 50 多年中,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美国全球战略、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应。中美建交前,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的插手,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成为21世纪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也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支持台湾当局,阻挠中国的统一。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在与中国建交的同时,又炮制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从中美建交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受战略安全、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经济贸易利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而最主要的还是国家利益的原则。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固守“冷战思维”,将中国看作是一种新的“威胁”,是其在亚太地区霸权政策的主要敌手,加紧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使21世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着更大障碍。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既面临着历史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是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台湾的合作协商联系,争取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出于各自利益的存在着合作与摩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美关系总体缓和与稳定的局面早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2003年9月,已有中方官员提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后,来自中美双方的此类评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在这期间确实就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紧密合作。就当前来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反恐与防核扩散等重大现实问题,无一不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有效合作,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应对;甚至仅仅依靠中美两国的合作也不够,还需要世界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参与。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出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美国的内外政策及其调整变化往往是不同立场的政治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对华对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更是如此。例如,1949—1950年上半年是台湾问题酝酿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们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认为美国应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因而主张“弃蒋弃台”;而以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保蒋保台”。辩论的结果是“保台派”战胜了“脱身派”,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产生。又如,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前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围绕此后的美台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结果是国会中的“亲台派”战胜了对华相对温和的行政部门,推翻了后者最初提出的并不涉及美台军事关系的《台湾授权法案》,代之以明显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与台湾关系法》,为此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国博弈关系才是中美互动的常态,任何所谓的新形势都必须被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才有意义。

2、岛内政局政局变换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利一面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台湾“总统”大选中，以 39%的微弱多数票，分别战胜原属国民党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当选为台湾“总统”。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为之一变。这一变不仅彻底改变了台湾岛内的政党力量结构，而且也最终使台湾走上了政党轮替的道路。随着民进党主控政权，民进党与亲民党、国民党三党争雄权力格局的形成，台湾政坛进一步显示出复杂多变的特点，两岸关系的走势更加波谲云诡。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势力进一步扩大。民进党陈水扁当局不仅在理念上否定“一个 中国”，而且采取实质性行动，实践“台独”。在李登辉执政之前，即两蒋统治时期，台湾岛内民众的基本政治心态是岛内民众虽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但绝大多数民众是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统一大陆。因此，那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强烈反对“台独”势力，很多主张“台独”者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坐牢狱。“台独”主张和言论在岛内基本上没有市场。民进党成立以后，虽然在其党纲中把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但是在参加台湾岛内的重大选举时，都因慑于岛内民众“反独”的大氛围，在该问题上不敢作过分渲染，要么低调处理，要么就干脆不提，或则用其它形式的语言予以变通代替和掩盖。即使这样台湾岛内民众还是常常怀疑民进党的“台独” 立场，担心它上台执政，会给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限于岛内的政治气候，此时民进党在各种选举中常常落败，有时仅以微弱优势获胜，从来没有获得过绝对性胜利。但是，这种反对“台独”，怀疑民进党的台湾岛内民众的政治心态正随着民进党势力的逐渐壮大而慢慢发生着改变。特别是岛内一些民进党籍的县、市长，在任职期间都采取较为务实的做法，为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如原台北市长陈水扁、台南县长陈唐山等，都因此而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正 是因为民进党树立了这种“能为岛民做事”的形象，使岛民的态度逐渐从怀疑转向肯定。台湾岛内民众心态的转变成为民进党能够在 2000 年得以上台执政并在2004 年能够继续连任的政治基础。民进党上台以后，也正是利用岛民心态的这种转变，给主张“统一”、主张“和谈”、主张“三通”的岛内人士扣上了“卖台分子”的帽子，致使现在台湾岛内无人再敢公开讲“统一”之类的言语，全岛舆论为之一变，岛内民众政治心态进一步朝着“台独”方向发展。政治心态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岛民对“台独”引发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已经过了六年，台湾岛民发现两岸并没有发生战争，台湾现状远没有想象的那般差，一切都还是在向前走，原本提心吊胆的心也逐渐落了地。这种心态上的改变其实也是个从量 变到质变的过程。即随着民进党“台独”主张的日益彰显和“台独”步伐的日益加快，以及大陆虽数次声称要坚决反对“台独”，但始终未给其致命性打击，岛内民众对“台独”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恐惧感逐渐减弱，现在愈发变得接受“心平气和”了。可见，随着今后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台湾民众的政治心态总体上很可能进一步向默认，甚至拥护“台独”的方向发展。台湾民众的上述政治心态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国家统一将是非常大的不利因素，会对今后两岸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未来台湾问题的展望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减少历史显示,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出现开始, 一直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干扰因素。其重要性源于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在基本国家关系和国家战略两个层次的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层次的冲突都是由于美国坚持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引发, 而且直接、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所以, 只有美国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才会减少并消失。进入 21 世纪以来, 尽管中美之间出现了保持台海局势相对和平的共同利益, 但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关键在于,尽管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但美国没有, 而且在可预见的时期中也不可能停止对中国的防范、遏制, 所以, 一直需要以台湾和台湾问题做为牵制、防范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问题涉及美国重大利益。只有防范、遏制中国不再是美国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才会减少、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在出现这种战略性变化前,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不会, 也不可能减少, 更不可能消失。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很长时期中,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一直受到特别关注。因为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往往立即引发中美关系的紧张。这种敏感性来自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具体层次上,这种敏感性则来自美国把保护、支持台湾, 特别是保护、支持台湾当局, 做为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主要手段。由于美国坚持保护、支持台湾当局, 所以海峡两岸关系紧张, 必然引发中美关系紧张。在上世纪 90 年代, 这种敏感性有最突出、频繁的表现。但是, 进入 21 世纪后, 保持台海局势相对和平成为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导致出现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 甚至出现中美有限合作, 制约陈水扁“台独”行径的局面。显然, 在这个意义上,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 而且在陈水扁加大推行“台独”路线力度的形势下, 这一点还将更加明显。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起伏主要原因的局面将减少。

台湾问题将继续严重干扰中美关系, 但始终不会, 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大趋势在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明显加剧的冲突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在 21 世纪初期可能进入冲突相对缓和、敏感程度相对下降的阶段。尽管海峡两岸关系可能一再出现紧张局面, 但中美之间并不一定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严重冲突, 这可能成为 21 世纪初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特点之一。由于美国没有, 也不可能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 在 21 世纪初期和更长时期中, 台湾问题将继续严重干扰中美关系。主要包括: 美国坚持插手、干涉台湾问题, 继续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美国把保护、支持台湾和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纳入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布署的调整之中, 很可能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由主要是双边关系的层次上升为地区战略关系的层次;美国保护、支持台湾的各方面动作, 仍然是中美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些干扰,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新阶段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必须认识到,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出现之时起, 从来就不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是中美双方对于各自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战略利益的判断。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 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发展中美更广泛的合作, 符合双方在 21 世纪初期和更长时期的利益。这决定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