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新特点新趋势[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新特点新趋势

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新特点新趋势

胡锦涛主席指出：要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筹划。深刻理解胡主席的重要指示，立足国家安全环境变化筹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深刻认识世情新变化，进一步拓展战略筹划的宏阔视野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洞悉国际安全态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将为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筹划，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供新的时代坐标。

新兴力量群体性发展，国际战略力量博弈更加复杂。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整体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等新兴国家加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正在改变着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北强南弱”的失衡态势。新兴国家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整体进步，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框架注入了活力。同时，欧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在世界经济和安全领域日益发挥着更大作用。面对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颓势，发达国家被迫作出一些调整和让步，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提升。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发展表明，旧的国际格局正被逐渐打破，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国际战略力量博弈更加复杂。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为我们积极筹划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大国间军事竞争更趋激烈，国际军事冲突风险增大。进入21世纪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更加强调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关键地位，更加重视军事力量对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以核心军事能力为重点的多样化军事能力建设，使得国际安全领域的军事竞争更趋激烈，传统军事安全的支配地位再度凸显。军事竞争的加剧和军事安全地位的抬升，拉动了围绕战略要地、要道的国际争夺，一些主要国家积极谋取在多维作战空间的军事优势，组建战略联盟对潜在对手实施战略围堵，使得国际军事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更加突出，国际军事冲突风险增大。因此，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占据军事领域的制高点，始终应是我们军事战略筹划的重中之重。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合作成为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下，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普遍化和常态化，甚至成为影响国际安全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流动性、跨国性特征，不仅各国难以置身其外，而且仅凭一国之力根本无法解决。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共谋应对之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近年来，世界各国通过开展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些新型国际安全机制，促进了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与此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各国安全利益诉求差异较大，不少国际合作还停留于表面，未能取得实质成果。应对不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的战略筹划必须在不断增强自身战略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观念，通过更加务实有效的方式积极推进国际安全合作。

总之，在新的世界形势和时代背景下搞好战略筹划，必须树立超越自我的全球意识、风险相伴的忧患意识、着眼未来的前瞻意识，以新的大思路来适应新的大格局，以新的大视野来实现新的大发展，努力完成从“睁眼看世界”、“面向世界”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积极转变。

二、科学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把握战略平衡

随着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更加复杂的严峻挑战。

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空间更加广阔，但协调利益矛盾的任务更加艰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涉及领域和维护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与更多国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和我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国家利益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日渐显现，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关联和利益竞争交织并存，在贸易、人权等方面的矛盾和磨擦将长期存在。同时，我国的迅速发展也会引起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相互间的利益协调难度将逐步加大。勇于正视和有效化解这些利益矛盾，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和平发展。

发展国家战略能力的条件持续改善，但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加大。作为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且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对我国更多承担国际义务、履行大国责任的期待和需求明显增加，这有利于我国加快发展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战略能力。但也应该看到，尽管西方国家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有所下降，但世界战略失衡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在继续奉行对华“遏制”战略的同时，不断要求我国运用有限的战略能力履行无限的国际责任。因此，如何在适度增大国际贡献的同时，有机平衡国家实力与国际义务，避免掉入“承诺陷阱”，将成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并影响我国发展进程的重大课题。

开展国际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日渐明显，但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更加复杂。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加强国际战略合作是一个必然趋势。从长远看，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战略合作，将成为我国发挥全球影响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有效抓手。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不仅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且也使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西方国家可能以防扩散、军事透明度、条约核查等借口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因此，必须进一步明晰和确定我国参与国际战略合作的范围和程度，把安全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内。

机遇寓于挑战，挑战蕴藏机遇。正确处理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妥善把握两者的动态平衡，紧紧抓住和延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努力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是我们搞好战略筹划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思维方法。

三、着眼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增强战略指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面对世情国情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思维方式，深入推进改革，实现新的发展。

立足国家安全大局，在战略目标建设上实现新发展。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筹划，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紧紧围绕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搞好前瞻预测和超前设计，增强战略筹划能力，推进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加速建设与大国地位相称、与发展利益相符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要瞄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把反侵略、反颠覆、反分裂作为第一关注，坚持主要战略方向不动摇，大力加强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的作战能力建设。要统筹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类威胁、战争与非战争两种行动，在不断增强核心军事能力的同时，全面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要牢固确立战略管理的枢纽地位，努力实现从思想到行动的贯通融合和循环再造，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向更高层次跃升。

坚持质量效能导向，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实现新发展。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筹划，必须把观念进步及时转化到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上来。在改革目标上，着眼未来“混合战争”的发展趋势，推进我军不断向科技密集型、综合集成型、一体多能型、质量效能型转变。在改革重心上，突出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改革，调整作战力量结构，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在改革方式上，主要应以能力建设推动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促进能力跃升，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突出综合集成作用，在武器装备建设上实现新发展。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筹划，必须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综合效应，围绕体系作战能力筹划武器装备建设，以发展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为中心，重点发展战略威慑与制衡需要的武器装备、提高战场控制能力需要的主战装备、关键性联合作战支援保障装备，在武器装备建设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要配套研发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所需的专业装备，不断完善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手段。要不断增强基础性国防工业实力，提高装备建设过程中军民融合的程度和效能，建立军民一体、良性互动、滚动发展的科研与生产机制，使有限资源更有效地转化为战斗力。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在人才工程建设上实现新发展。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筹划，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紧紧扭住人才建设不放松，努力开创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要把军队人才建设规划有机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融合的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要突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进一步规范培养标准和培养路径，形成逐级递进、衔接紧密的培养链条。要充分发挥军队院校在新军事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重点投入，优先发展。要着力整合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资源，逐步改变院校仅依托自身发展的局面。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度，不断激发军队建设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迅速发展的负责任大国，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多变性前所未有。我们必须以宏阔的战略视野和前瞻性的世界眼光，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筹划，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第二篇：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

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

经济稳步复苏是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无论是新冠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还是不同人群、不同产业、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大分化风险，抑或是不少经济体正面临的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都会加剧复苏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危”能否真正转化为机遇的“机”，归根到底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奋斗以及能否真正维护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对各国危机应对能力、经济社会协调能力的一次集体“大考”。“成绩”如何？全球各经济体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给出了答案。梳理各经济体2020年的“答卷”，可以直观感受到疫情下各国经济的不同表现，也可以一窥“洗牌”下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本就处于微弱复苏进程的全球经济因疫情冲击继续下探。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发布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区别只在于测算数据从3.5%至4.3%不等。2019年，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的16个国家中，除了中国在2020年率先实现正增长之外，其余均为负增长。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增长情况看，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称，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美国商务部1月28日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实际GDP萎缩3.5％，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同时也创下了1946年以来最大跌幅。欧洲成为经济下滑的“重灾区”。欧盟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欧元区经济下滑6.8％，欧盟经济下滑6.4％。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GDP下降4.9%。即便如此，德国经济在欧洲已算表现不俗，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GDP降幅甚至接近10%。亚洲主要经济体表现普遍优于其他地区。虽然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都出现负增长，但降幅小于其他地区国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2月15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GDP下降4.8％。再比如，虽然韩国经济萎缩1%，是22年来首次负增长，但相对较好的表现使得韩国有望首次进入全球GDP排名前十。充满活力的非洲经济也慢下了脚步。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下降3.7%。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2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GDP下滑1.92%。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则有望保持经济正增长。梳理这些数据不难发现，2020年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一是应对疫情是否得力成为影响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面对疫情“黑天鹅”，各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策略，严阵以待者有之，寻求“群体免疫”者有之，左右摇摆者亦有之。时刻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在令人揪心的同时，也成为检验抗疫的最严苛指标。同时，经济复苏的程度也与各国抗疫的成效呈现极大相关性，能够严格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经济复苏更为强劲。二是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集体熄火”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也是唯一保持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跃升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越南、泰国等中国周边国家在控制住疫情后，迅速复工复产，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组。IMF最新预测指出，2021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将回升至8.3%，较全球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三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首先，中美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继续增加。2019年，中美两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为40%。鉴于中美两国经济增速均高于全球经济萎缩幅度，预计今年中美两国占全球经济比重将进一步增至42%左右。其次，中美与其他经济体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美外，2019年GDP总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和加拿大，这8个国家2020年GDP增速均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其他国家与中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眼下，后疫情时代经济稳步复苏正成为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经济复苏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新冠疫苗接种成为重要变量。国际组织对今年经济的乐观预期都建立在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前提下，但是，当前新冠疫苗存在产能不足、分配不均等诸多难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目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未能确保公平，已接种的疫苗有75%都集中在仅仅10个国家。这些都可能影响各国复苏前景。其次，“K形复苏”正成为全球担心的经济走势。不同于以往，本次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出现重大分化风险，这种分化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之间，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月初提醒，尽管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5％，但有150个经济体今年或将无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再次，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性值得考量。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各国先后出台了多轮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不少经济体面临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且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投机风险加剧、债务激增等隐患正逐步显现，值得警惕。古特雷斯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的灾难，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新机遇。”危与机的辩证法颠扑不破，疫情的“危”能否真正转化为机遇的“机”，既取决于各国的奋斗与努力，也取决于能否真正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第三篇：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国际经济合作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国际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所进行的以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合理组织配置为主要内容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国家间的经济政策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在这里主要阐述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关键词：新特点与新趋势；资本市场；多极化；资本市场

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中国已经走进了21世纪的大门。上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人已经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划了蓝图，即：在基本实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世纪的来临即意味着机遇又意味着挑战。中国不再是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国际形势的变化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当然，其中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的方面。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二元对抗的局面已基本结束，转而进入多极化的局面。随着中国极左政策的被否定，中国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如美、英等的关系已趋缓和。尤其是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已由对立转向广泛合作。随着上世纪末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初见成效，中国已由一个百废待兴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四极”之一（俄、美、欧、中）。中国的声音正逐渐受到重视。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背景。

具体来讲，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又可大致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三大方面：

首先，政治军事方面。如前所述，全球政治军事形势已趋于缓和。在全球范围内，和平解决的外交手段正逐渐代替武力震慑的军事手段，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矛盾对立的各方逐渐认识到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并开始学会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缓和，使得各国之间的和平谈判与交流成为可能。中美、中欧关系的改善正是其中一例。冷战既已结束，继续维持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已无必要。事实证明，盲目的军备扩充是吞噬政府财政预算的无底洞，同时过重的经济负担也会使民众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因而，各国纷纷宣布裁军，并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和平建设，我国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对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从而也深刻影响到我国对内对外政策，世界局势的缓和，使我国能够有机会将浪费与军备扩充的人力物力转移到和平发展上来。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加强经济发展，这是机遇。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上的差距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国带来了挑战。另外霸权主义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崛起,我们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在政治,经济, 军事上的压力,为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谋发展，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

世界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改变着传统产业的结构与需求。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虽然领土和资源占有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但人才培养和使用以及社会软环境的作用更形突出。前者可以通过战争或实力方式获得，后者则只能通过社会发展实现。经济形态的变化和要求对国际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利益追求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着霸权追求的方式，改变了战争的样式。

经济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在近年均有相当进展。区域合作的发展对建立21世纪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起着促进作用。近年来，欧盟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非洲联盟即将成立的宣告、东亚区域合作的加强以及跨区域欧亚合作的积极发展势头等，使全球政治、经贸、外交、军事安全等关系发生着新的整合，各种内容、不同形式、多层次的区域性跨国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为解决本地区矛盾与冲突、促进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渠道，对超级大国的单边行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区域组织的发展，使国家间的依赖与互动关系得到加强。

在经济要求的推动下，人类在建立国际秩序、制订和遵守国际关系准则上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趋于增大，国际事务中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保证世界总体局势和平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冷战之后的十多年中，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带有宗教、文化和民族色彩。冷战之后，恰恰又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长足发展的时期。信息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在信息和文化的交流上有空前的发展。这一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信息上互相交流、彼此融汇、吸纳学习的趋势发展迅猛；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和不适应浮上表层。在发展中国家，弱势文化产生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反弹，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些宗教传统较强的国家也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复兴。在发达国家，实际上也出现了某种“保卫文化纯洁性”或“保护文化特性”的要求，甚至也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回归的倾向。上述文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和局部特征。“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可能增大。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等的传播，都可能成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较量的手段。

总的说来，文化的融汇是与经济社会新发展相应的总体发展趋势，碰撞是一定变动期间的必然反应，两者将导致多样化和全球化矛盾统一的一种文明发展。国际安全增生变数 全球问题亟待解决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实际上是若干全球性社会问题，如南北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文化相容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问题，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成为全球性议题。今年，全球经济论坛和全球社会论坛两个会议对峙召开，带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以前，各国政府是国际活动的行为主体。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活动中相当活跃的行为者，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总之，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特点：

（一）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得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相互带动、梯次发展的态势。

2007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近4％的增速。美国经济稳中有落，2006年美出口额被德超越，信息化指标不及北欧，次贷危机使美经济优势不断被侵蚀和分解，其负面影响还在扩大。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工业化以来最强烈的外部竞争。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舞台。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欧亚大陆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2％，累积财富总量是美国的一倍，2006年“新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较2003年增加近一倍。同时，占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0％。

（二）随着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推广，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业呈“爆炸式增长”。

巨额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投机，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报告，全球金融业的核心资产总额已达14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进一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42％下降到2005年的27％，金融资产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平均跃升至330％。“经济金融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

（三）国际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流动性增强，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全球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未来1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7亿人口进入全球劳工市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资源配置中合理及不合理的部分进一步显现，不均衡的全球增长模式正在塑造新全球经济格局。从总体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使生产要素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从国别看，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和社会成本分布严重失衡，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在扩大，输家与赢家的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回报连创新高，劳动回报则越来越低，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发达国家主导当前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国际分工体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3／4，经济总量只占1／4。黑非洲至少要到2047年才能成功脱贫。在北方阵营，美欧日是国际经济三大支柱，但由于美国奉行经济单边主义，企图垄断国际经济决策，三方经济利益摩擦时有发生。南方阵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诉求和利益关注点发生重大分化，多元化现象明显，南南合作呈现高度复杂性。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具体，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东亚、拉美、独联体国家经济全面提速，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明显下降，对自身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识强化，一些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金砖四国”、“新钻11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为未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

点，促进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按汇率计算，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晋升世界经济12强。2001年～2007年，中、俄、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引资、外汇储备和股市总值排行榜上的名次平均跃升四个位次。亚洲国家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25．5％减少到目前的16．5％。

（五）南北国家有关发展模式的交融与交叉增多，经济领域多边协调渐成趋势，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经济力量加速“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利用，南北关系呈繁芜交织的状态。俄罗斯迅速复兴和印度加快振兴，打破了冷战后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新兴大国崛起的第一梯队。一批发展中国家迈入或走近经济次大国行列，对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及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有所增多，双方相互依存有所加深，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增。

（六）各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跨国投资重趋活跃，自贸区谈判方兴未艾，通过自贸协定等形式，新兴力量与传统大国结成经济联盟成为时尚。

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有关国家以区域发展为依托，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区域经济合作、区域集团化趋势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这种总体上良性的经贸互动推动了政治上的良性发展，大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东亚、拉美、非洲等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势头加强，成为联系不同地区之间合作网络的重要纽带。巴西、印度、南非已建立三国合作框架，亚洲与非洲，亚洲与拉美，拉美与中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均试图通过强强联合、强弱互补的模式加快区域集团建设，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谋求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全面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借东扩之机加快区内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拉美两大经济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宣布加快自由贸易谈判，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将逐渐由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围绕全球经贸政策、金融体制的斗争与协调将主要在经济集团之间展开。

（七）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能源格局调整步伐加快，对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总之面对现在的国际环境，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关系，以发展我国经济为主要目标，积极开展国际间的经济合作，达到互赢共利的效果。

参考文献：《国际经济合作》

第四篇：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国信观点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新趋势

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演进、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大以及“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驱动因素正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目标提出了许多创造性和革新性的思路，这将引导和推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

一、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1979-201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需的高增长动力被弱化，同时经济依赖廉价丰富生产要素的高增长时代趋于结束，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拐点转折期，经过最近几年的调整转型，可以确认，我国经济增长逐渐由过去的高增长步入中速增长时期。过去30年增长约10%，2012年7.8%，2013年预计7.5%，未来一个时期将会维持6-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达到6000多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此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改善，结构的升级，增速减缓势在必行。在该阶段我们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问题，要解决重大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必须放慢经济增速，释放经济社会的风险。

第二，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力度，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业低成本扩张的低要素价格条件不复存在。

第三，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凸现。经过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目前出口需求萎缩，消费需求徘徊不前，最终需求不足，大量的工业产品，一生产出来就变成了库存，企业连续亏损，只好降低速度压缩生产，市场需求不足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根本原因。

二、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城乡割裂、城乡二元差距是中国经济的特有产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迫在眉睫，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切入点，大力推进城市化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潜力。分流农民需要城市化，发展三产需要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需要城市化，提高多数人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城市化，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更需要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是要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和综合素质，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状况，最终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

其一，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化人”。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把农民先化成农民工，再将农民工化成市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有些地区城镇化走偏路，主要是化土地，搞土地城镇化，搞房地产化，依旧把农民和市民、城乡进行分割。

其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城市投资建设。要更多的关注城市软环境、公共服务的建设，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优化生存环境为宗旨，要统筹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其三，新型城镇化是建设一种高效的城市运营体系。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以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为重点，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建设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交通拥堵，井然有序、运行高效的城市，总之是通过城市结构优化来提高它的综合承载力或者它的竞争力、吸引力。

今后的城镇化建设重点：一是在特大城市周围兴起一批小城市。美国洛杉矶、加拿大蒙特利尔周围都有70个以上小城市，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同样的道路，特大城市周围一定要建起一批小城市。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的中部地区，兴起一批规模较大的新兴城市，以此为龙头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加速

和完善已有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建设。四是大力推进城乡统筹，搞好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

三、服务业成为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原有发展模式是“重二产、轻三产”，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1：45.3：44.6，第三产业占比虽然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今世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和彼此合作的热点，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同时，继续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

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意义重大：

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稳增长、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许多工业产品产能过剩或供过于求，但服务产品却有许多领域供不应求，满足不了需求，一方面要提升商业流通业发展水平，扩大和引导商品消费，另一方面，要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让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二是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传统服务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研发、信息、物流等新兴服务业需要具有一技之长高素质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信息化的部分新增就业也需要通过各种服务业来吸收。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推进“新四化”的实现。做强研发、设计、营销等服务环节，可以推动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可以推动信息化、扩大信息消费；增强交通、环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四是“松绑”服务业是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最大的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服务业要求放开服务业管制，要求依法依规为服务业发展“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改革。

四、创新驱动和自主品牌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如今我国经济总量、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继续严重依赖外来技术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难免受制于人。要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必须进行创新驱动，在跟踪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要耐得住寂寞，用10年20年的时间实现自主创新的突破（美国的页岩气开采研究用了40年的时间），最终拥有自己的品牌。

为鼓励技术创新，应把科研经费投入占企业产值比例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科技发明成果转化率作为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给未来5-10年经济发展储备人才技术，政府可以设立国家创新基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基金以及重大项目创新研发基金，以支持中小企业、有增长潜力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我国自主品牌较少，严重影响了企业效益，要提高企业的软实力、竞争力，一定要建立和培育自己原创产品的品牌。培育国内知名品牌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从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业做起，探索创新适合中国特色的生产营销模式并加入最新科技元素，将自己最熟悉、最具竞争力的领域做精做大做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培育品牌切忌大而全什么都做，有些品牌企业成名后，房地产、计算机甚至制造业生产行业都要涉猎，结果哪方面都不突出，一旦市场竞争激烈、需求不足，必然没有立足之地。

五、体制改革的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过去我们很好利用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房地产泡沫红利，现在这些红利在减退，要转变发展方式、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寻找新的红利和动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改革可以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支持经济持续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

1、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建设透明、高效、服务型的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将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政府应从直接组织资源配臵，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负责社

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为企业维护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提供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

2、国有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严格执行破产退出制度，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要及早破产退出。切实改变通过保破产企业的方式保产值规模、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定式，尽快转向保基本民生、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障房等方面。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是农民分享城镇化、现代化红利的最重要资本，必须依法严格保护。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严格征地程序，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给予农民公平补偿，让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六、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

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提出来，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重要的战略之举，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中国的生态问题十分严重。

首先，中国的资源严重不足。以人均计算，水资源、林业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3，矿产资源不到世界水平1/2，石油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10，天然气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20。但是我们对资源的利用十分粗放，有些资源的单位GDP消耗高出国外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国农业生产中单位面积的化肥用量是世界水平3.6倍，是法国的6.2倍，是美国的3.5倍。

其次，由于资源的过分消耗，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一是三大湖、七大河污染严重，水质都在三类以下。二是食品及饮用水的污染，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隐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三是空气的污染。今年冬天，持续的雾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四是土壤的污染。土地污染来自化肥的不适当使用和企业排污，特别是深层排污。

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环保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生命比GDP更重要。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吸取先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面对资源紧缺，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形势，将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常态化发展是题中之一，环境升级和生态文明升级也是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志。

本次政府部门机构调整，我国首次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积极推动资源环境保护的监测和防控工作。目前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建设不断增加，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污染物排放检测标准陆续出台，制定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惩戒力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严格考核和奖惩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体现了政府倡导节能环保、清洁绿色经济发展的决心和理念。

（经济预测部祁京梅）

第五篇：中国国家安全状况论文

中国国家安全现状之我见

摘要：当前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中国也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寻求国际联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受到了极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安全状况有所缓和，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历史问题以及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家安全 历史问题

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首先，国家安全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与侵害的客观状态。所谓外部的威胁与侵害，大致可分为外部自然界的威胁和侵害与外部社会的威胁和侵害两大类，但由于国家安全是一种社会现象，国家的外部威胁和侵害也就主要是指处于一国之外的其他社会存在对本国造成的威胁和侵害。从威胁和侵害者看，这种外部威胁和侵害包括：（1）其他国家的威胁；（2）非国家的其他外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威胁，如某些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对某国的威胁和侵害；（3）国内力量在外部所形成的威胁和侵害，如国内反叛组织在国外从事的威胁和侵害本国的活动。

其次，国家安全是国家没有内部的混乱与疾患的客观状态

危及国家生存的力量不仅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外部，而且还时常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国内的混乱、**、骚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疾患，直接都会危害到国家生存，造成国家的不安全。因此国家安全必然包括没有内部混乱和疾患的要求。仅仅是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国家并不一定就会安全。

再者，只有在同时没有内外两方面的危害的条件下，国家才安全，因此，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国家安全的特有属性。

无论是“没有外部威胁”，还是“没有内部混乱”，都不是国家安全的特有属性，由此并不能把国家安全与国家不安全完全区别开来，单独从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来来定义国家安全，都是片面的、无效的。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表述为“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与疾患”，那么这就把国家安全与国家不安全区别开了，因而也就抓住了国家安全的特有属性，从而就形成了一个真实有效的定义：“国家安全是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混乱与疾患的客观状态”。

分析一国的安全，从时空上来说，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次。在纵向层次上，当前中国的安全环境确实比之前改善了很多：苏联已经解体，迫于美国的战略压力，俄罗斯不得不联我抗美；印度和越南自上个世纪与中国一战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来，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美国再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孤立、封锁中国。这种状况的出现，归根结底不是敌人不敢侵犯我们，而是我们的实力壮大了；不是他们真正与我们修好了，而是贼心不改，变换了手法而已。

我们再从横向层次来看，中国的安全状况和生存状况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恶劣的国家之一。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我们不敢奢求。亚欧大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中国正处于其中心地带。当今我们谈中国崛起，殊不知崛起的还有“金砖四块”中的其他两块就在中国两侧，北面是俄罗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有着侵吞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不良记录，有着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仍在我边境陈兵百万的一心只顾着自身国家利益而二战后已经衰落但仍在崛起的国家。西南面是印度，一个至今仍耿耿于怀1962年的“耻辱之战”，一个至今仍占据着我西南大片河山，一个至今仍对我西藏地区死心不改的爆炸核武器污称是受我国威胁其实是威胁中国的未来中国不可小视的国家。在西面，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平衡，恐怖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取代了民族国家成为我国西部安全的一大隐患，特别是我国新疆地区仍有“东突”分裂分子在活动。在东面，台湾问题仍是中国的一大伤痛，“台独”分子在美国亲台势力撑腰下，不断挑战大陆底线，而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国民党马英九集团的未来动向。此外，在东海上有中日东海之争、钓鱼岛之争；在南海平静的海平面下各国正不断占领地盘，增强自己在南海的存在。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呈现为21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马六甲海峡不断出现的海盗船只，使得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成为一大难题，并不断考虑怎么样才能突破“马六甲困局”；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提示了中国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没有遭到基地组织的直接袭击，但是在中国新疆地区却活跃着积极的“东突”恐怖主义分子；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使中国的卫生安全突出出来；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出境人数的急剧增加，中国人在海外安全的状况也不乐观。因此，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呈现多元化、不确定性的特点，国家安全的系数实际上是在降低。

那么中国目前的国家安全状况如何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美国正在变化和调整政策。希拉里在访问亚洲四国时，虽然也说要“强化与亚洲传统盟友的关系”，但强调美国需要寻求“与新兴国家构筑新型的伙伴关系”，“需要创出更多平衡、更多和谐”，以帮助解决美国“单独无法解决的问题”。她还宣称，中美两国现在应该“同舟共济”。1月30日，奥巴马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进行电话交谈时甚至说：“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这并非是美国领导人简单的“作秀” 而是美国需要调整政策的某种反映。奥巴马竞选期间的外交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些“语言”。信号”，难道不预示着美国心目中“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新态势吗？

二.日本实际上也在酝酿调整政策。早在2007年12月，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智库赶在福田首相访华前发表一个报告，认为日本在致力于日美同盟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日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定期举行日美中三国首脑会议。这个报告和建议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中美日三边关系新思维。面对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日本既希望看到中国的稳定，同时也担心中国压倒自己取得“地区的主导权”。甚至有极少数抱着冷战思维、坚持以邻为壑的日本政治势力公开把中国视为日本的对手，蓄意制造子虚乌有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别有用心地丑化中国，明里暗里为台独势力打气，企图以此削弱中国。少数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活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警惕。如果不能及时匡正被别有用心的日本右派歪曲了的中国形象，敌视中国的思潮的蔓延终将妨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领导人与日本朝野政治家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将有助于切实增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了解，为两国关系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下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俄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五个十年。头十年是“中苏同盟”，但双方并不平等；继而是十年“论战”，“争”得不可开交；接着是十年武装对峙，双方关系极度恶化；随后是十年谈判，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以后，中俄关系渐入佳境，从“睦邻友好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普京就任总统以来，中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和深入，由于国家利益的差异，两国在经济合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协调的步伐和摩擦时有发生。首先，双方部分能源和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并不顺利。从铺设“安大线”（从安加尔斯克到大庆）输油管道，到“泰纳线”（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输油管道，其中变数难以预料。其次，双边贸易摩擦不断。2004年4月，俄方海关采取单方面行动，大幅提高中国输俄商品的关税，使中国商品零售价格增加50％左右，对中国商品进入俄市场造成严重影响。最后，“安全困境”导致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仍存戒心。尽管俄官方一再说明事实真相，但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俄国内仍有一定市场；所谓中国对俄实行“人口扩张”和“经济扩张”的流言，在短期内尚难以消除。在军事合作方面，俄也有所保留，卖给中国的武器比卖给印度的要落后不少。应该说，中俄之间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状况是大国关系的常态和国际政治的现实。

但是，由于中俄两国友好基础扎实，全民上下共同努力，中俄合作依然前景光明。2001年7月中俄两国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个条约不仅为两国发展“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稳定关系奠定了可靠的法律基础，而且潜力无穷，为两国的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而美好的前景。新的地区因素（如美国在中亚的军事介入以及东北亚多边协商构建安全体系的努力）和国内因素（如双方经济政治改革进程的深化和调整），都为中俄开展战略合作添加了新的需求和机遇。

四.中印领土争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一直不断，其间甚至一度爆发了战争，严重制约了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印双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对领土问题都采取了搁置不议的政策，两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但领土争端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两国的上空。尤其是中印战争中印度的惨败，使印度全国上上下下一直耿耿于怀，对中国心存怨恨。印度各界，尤其是军方，一直将中国列为最大的现实威胁。如今的印度穷兵黩武，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军事技术支持，并每年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开展多重军事协同演习。如今的印度已经是美军盟国名录中最重要的潜在军事同盟国，也是我国在该地区最大的现实战略威胁。另外，印度与中国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并且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印度希望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挑战中国的领导权地位；印度对中国“武装巴基斯坦”很有意见；印度对反华的**集团予以庇护和实质支持。为了平衡印度，巴基斯坦在中印之间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地带，并成为中国牵制印度的最重要的南亚“盟国”。另外，青藏铁路的开通、云南、西藏多个新机场的使用，为我国快速机动处理中印危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础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第二炮兵和空军部队是制衡印度的重要战略力量，并发挥着十分重大的军事威慑作用。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高层往来保持了良好势头。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强调双方将促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朝着更具实质性的方向前进。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印度和中国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等一系列文件，表明双方将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五.**集团支持的藏独分裂分子。目前他们已经在西藏、四川、甘肃等藏族地区制造了严重暴力事件，并在国外拦截围堵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肆意攻击并歪曲我国政府在国际环境中的良好形象，并鼓吹抵制北京奥运会，这一切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我们在西南地区最大的现实威胁。尽管暴力事件已经基本平息，但是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仍然继续在进行分裂中国等活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集团还是西方反华势力，他们忽视了海外数千万华人的凝聚力，这次奥运圣火的传递已经清楚的展示了“反华”不得海外“华人心”铁一般的事实。

六.东突恐怖势力（东伊运组织）。该恐怖组织鼓吹新疆独立，伺机危害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是我们在西北地区最大的现实威胁。近期，我国安全部门已经成功破获多起针对奥运的未遂恐怖破坏活动，包括炸机、投毒、绑架等，尽管该组织的嚣张气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他们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会善罢干休，并与**集团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举世公认。虽然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很有所缓解，但仍然很令人担忧。不过中国还是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奉行“合作共赢”与“和谐共处”的战略方针。中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也很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合作，从未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方面寻求什么“倒2对1”（即“中美对日本”）的前景；更没有去追求什么“亚洲老大”的图谋。中国“君子坦荡荡”的大国风度不能不牵动日本的舆论。

军事与和谐，听起来似乎很滑稽，实则不然。和谐就是制衡，军事和谐就是军事制衡。历史已翻到21世纪新一页，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体现了军事和谐的时代要求。中国倡导的和谐军事新理念，理应成为21世纪全球军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