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一件事

第一篇：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一件事

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一件事

在人类历史上，崛起的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间有两种关系模式，即热战和冷战。这两种模式都是对抗性的，必以一方失败，另一方胜利，并彻底改变利益格局而告终。冷战最后以华约集团的彻底解体、美国获得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而降下帷幕。但美国作为全球首要大国的地位，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变得不再稳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和地缘形势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谋求更大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和国际事务参与权，构建国际新秩序，维护和保障自身国际贸易安全、国家发展和主权利益及“政治安全”的需求愈益强烈，与美国竭力维系国际霸权地位并尽其所能推动全球民主化的努力愈益自觉，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

中国是从历史中寻找灵感，与志同道合者结成同盟，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一场热战或冷战，并吞其领土，或迫使对方放弃霸权，还是根据国际关系新特点和本国实际，谋求以不同于历史上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中国的国家领导者所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中共换届后，习近平成功改变了国家政治权力包括外交权力过于分散的格局，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最后拍板权。以此为前提，中国外交在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根本准则以后，从理念到政策和执行，首次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型。在这之中，习近平的个人作用不容低估，因此，我们把中国外交的这一套新体系命名为“习近平主义”。

中国外交的“习近平主义”，就好比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是中国在国家转型关键期提出的对外方略体系的总和。它旨在打破历史上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外交往的传统模式，探索并构建一套新范式、新路径和新方法，势必将对今后中国外交格局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合理运用国家实力和资源，通过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及新的全球和地缘布局，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外科手术”，而是以非对抗性、主要是外交的方式，另辟蹊径，自创体系，自成格局，对各国形成“磁吸”效应，在与原有国际霸权的竞争中击败对方，顺乎自然地终结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局面，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提升本国在国际权力版图中的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政权利益，是习近平主义的战略选择。

理解和研判习近平主义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

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主义？

中共建政后，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到邓小平“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战略，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直到中共十八大前夕，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民主国家的相对强大、中国实力相对弱小和其他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保守，偏重于“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不足。

不过，进入本世纪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经济规模逐步提升至全球第二的带动下，攸关中国海外贸易的国际战略通道安全、中国周边的领土主权争端、经济下行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需求、大国介入中国周边区域特别是美国推行“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战略”、民主国家阵营和中国的互动趋于复杂、颜色革命对中共的潜在威胁等所有这些外部新情况新问题，在十八大前，中共最高层都没有提出超越“韬光养晦”既定战略的方略和对策，没有顺势营造有利于己的外交格局，对外疲于应付，屡次陷入被动，引发部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致使中外矛盾日益复杂化、冲突化，中国经济也在困局中迷惘。

由此而生的危机感、焦虑感是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后调整外交战略的内在动力。为此，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根据新的形势制订清晰、明确、可操作的新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习近平主义由此应运而生。

其次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是什么？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这也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认为，以大国实力特别是核实力为后盾，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不起来。而在亚洲包括与中国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的东亚和南亚，这一情况同样很明显，鉴于中国的实力，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都难以成为战争的挑起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握有主动权。

由此可以推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成为一个局部挑战，从中长期来看也许存在危险因素，但在近期并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而不管是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亚洲区域看，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是硕果仅存者之一，颜色革命、美国在亚洲积极推动的价值观同盟,被视为直接威胁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因素。提出新的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全力构筑防御美国及整个西方的价值观进攻，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以及阻遏中国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攻势合流、互相结盟共同对付中国的趋势，确保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起点出发，就能深刻理解和领悟习近平主义的内涵和意义。

新的国家安全学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总纲。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身兼主席一职的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学说。该学说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学说全面深化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拓展了其外延。新《国家安全法》草案具体描述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它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新国家安全学说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保障，并特别指出国家安全所涉要素“不受内外威胁”。这里所说的“政治安全”，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安全”，或者说是“中国自主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安全”。后者是中国主要领导人与重要外国领导人会见时经常要强调的重点。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通过实施成功的外交政策，内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促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文化不变色，外护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完整，是习近平主义所要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也是事关中共长期执政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以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为依据和旨归，美国和日本，自然就成为中国潜在的主要对手乃至敌人。不过，美国、日本和中国彼此都是主要的经贸伙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们对于保证中国视为基础的经济安全和视为宗旨的人民福祉，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时需考量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是南海主权的主要声索国，近年来与中国的矛盾不时激化，但它们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对手，充其量只是疥癣之患。不过，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是，美日菲越四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形成针对中国的同盟。因此，为了避免四国形成这一关系，中国也应对它们区别对待。

俄罗斯早已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由于它的国际抱负，难以在本质上融入西方体系，近来更由于其扩张主义政策受到美国等西方的强力制裁，因此中短期内不光在战略上更需要中国，而且与中国在实现多极化国际秩序、终结美国的单一霸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自身话语权等方面有诸多共同语言。

欧盟则远离中国本土，和中国没有重大矛盾和问题。它对亚洲也没有地缘野心，对中国雄心勃勃的地缘目标不太敏感。中欧在经贸、人文、旅游领域进行互利合作具有良好前景。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传统友好，周边国家的多数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中国依赖性强，除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也强烈需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上述因素是中国实施“习近平主义”外交的多元背景和主要基础。

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是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最早于2012年12月提到，“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他频繁提到“命运共同体”概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作为大会主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致辞时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具体内涵，即“四个必须”。

这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将“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其核心理念和目标的明显信号。它们直接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主义外交中的分量，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某种理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和亚洲新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像中国古人将人类的理想社会描述为“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描述为“共产主义”一样，习近平主义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期望在国与国之间构建命运相连、和谐共生的人类家园。

除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之外，习近平反复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涵括了亚非拉几乎所有区域，不过新华社在报道李克强访欧行程时提出要推动亚欧命运共同体，联系到近日习近平在与普京会谈后提出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而且在访问白俄罗斯期间致力于打通中国去往中东欧的路径，表明中国所主张的“命运共同体”一直要延伸到欧洲，至少要抵达苏联的原势力范围。尽管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国家没有被正式列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范畴，但习近平也指出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最终中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有志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

习近平主义的宏大理想和目标反映出中国重构亚洲乃至世界秩序，建立新体系，以抗衡美国目前领导的民主价值观同盟的勃勃雄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毫不动摇地期望在不改变自己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并反对别国干涉，在此基础上，不是以价值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区别国与国关系，而是要消除它们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隔阂，构建各国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与中国的新国家安全学说高度一致的。

为了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习近平主义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并辅之以新亚洲安全观和新亚洲安全体系建设、“联俄、拉欧、稳美”为基调的大国战略、“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构筑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亚太自贸区战略等五大重点战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外交战略体系。

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核心战略。正因如此，它的范围也随着中国领导人将“命运共同体”涵盖范围不断扩大而扩大。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此论旨在打消一些国家和组织的顾虑。

习近平主义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并大力推动新亚洲安全体系建设，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战略之一。习近平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的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新亚洲安全观认为，安全应该是包容的，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习近平还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由此可以看出，新亚洲安全观直接指向的就是美国主导的价值观盟国政治，中国谋求在区域事务中以亚洲为主体，发挥亚洲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从而终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具实质性的是，习近平主义将新亚洲安全观落实到具体体制机制的构建上，它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

“联俄、拉欧、稳美”为基调的大国战略是仅次于“一带一路”战略，对习近平主义之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重点之一。尽管中俄政治结盟没有写入双方公开文件，中美时有矛盾和冲突，欧洲也仍在总体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中俄已经具备结盟的很多特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在缓慢推进，中欧关系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联俄”、“拉欧”、“稳美”已经成为中国的外交实践。

俄罗斯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石，“联俄”，在中国外交棋局中占有关键地位。与俄罗斯的合作，既有针对美国的单一霸权，图谋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因素，也是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后援，因应亚洲日趋复杂的地缘形势，为周边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介入之状况未雨绸缪。

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欧洲越来越向着脱离跨大西洋联盟的原有轨道的方向迈进，特别是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它明显表现出与美国有着不同的诉求，中欧关系仍有大幅提升的可能性。这对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之中的中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

但中国并不寻求敌视、对抗美国，或者与美国发生激烈冲突乃至战争。中国对美政策，集中体现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论中。它提出，中美双方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及时管控好分歧，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实现合作共赢。习近平主义对美战略体现了实用主义一面，既要利用与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自己，在全球维持战略平衡，依托其在亚洲管束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又要与美国的竞争中超越原有的国际体系，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它是一项宏图伟业，成就它意味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竞争中美国落于下风，而中国影响力全面上升。

“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顾名思义，就是在中国的军事战略中，以进攻作为防御的手段。舆论都注意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后，在应对各种外来挑战特别是周边领土主权争议中，较之以往，更显积极、主动和强硬，与中国一贯的“韬光养晦”做法大相径庭，种种现象都使中国的对外战略看上去富有进攻性，但总体来说，不管是从国家实力、政治稳定、军备水平，还是从地缘环境中的实际处境来看，中国都还没有实力与能力在区域实行强权政治，更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实行的仍是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但中国军队初步具备了保障中国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能力。事实上，“带一路”除了在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积极正面效益以外，也将增强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军事政治影响力，这将更有利于中国整体防御能力建设。

构筑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勃兴，中共建政后广泛开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教，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在对外宣传中更是难以获得别国认同。为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软实力”竞争，中国不得不在文化战略领域下功夫，以对内增强说服力，扩大和维系民意支持基础，对外树立国家积极正面形象。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上传统的儒家文明、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抵抗西方文化的堡垒。

亚太自贸区战略，原是由美国提出，但在实践中遭遇阻力未能进入实际日程，因而暂时搁置的一个战略目标。在2014年中国主办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明确目标、方向、路线图，尽早将愿景变成现实，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如在中国推动下早日形成亚太自贸区，更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以及东亚的自贸区进程，并与“一带一路”产生“联动效应”，提高中国在其中的实际地位。

在战略层面之下，中国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措施，支撑命运共同体远景战略和五大重点战略。它们包括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战略支点计划、双边经贸和投资政策、国家安全新体制新战略、中国主导的中外多边论坛等。

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能让“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生根的关键。在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丝路基金已设立首个投资项目。

战略支点计划。和一带一路沿线处于战略枢纽位置的关键国家，建立更亲密的战略关系，利用其打通战略运输通道，在货物运输、投资贸易、施展地缘影响力乃至军事投射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中国现已与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达成共识，合作建设“一带一路”，为中国更便捷地进入印度洋，开启前往欧盟的路径，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而远在非洲的吉布提，也将成为中国海军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这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

双边经贸和投资政策依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一战略说到底需要大量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支撑，它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能否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中国是否能与这些国家达成利于这个战略长久运行的合作协议。

中国国家安全新体制新政策是中国新国家安全学说的延伸，是跟中国的外交战略密切相关的。中国已经或计划创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从国家政府体制、国家安全立法到国家安全政策，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体制和政策体系。

中国主导的中外多边论坛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政策性工具。迄今为止中国建立了与东盟、阿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东欧、非洲等多边对话平台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外交工具。它们的组成国家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这些机制将使中外交流更加便捷化和高效化。

习近平主义所勾画的中国一整套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是要适应中共执政新阶段的实际和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最大程度地维护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家安全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利益，最大程度地将党的执政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结合起来。其主要着眼点是，立足于共同利益，通过成功实施外交战略和策略，实现本国安全和各国共同安全、本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本国繁荣和各国共同繁荣的高度统一。以此为目标，中国以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为切入口，将本国命运融入周边、亚洲和世界的命运中，在不直接改变现存秩序和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另起炉灶，自成体系，推动建立周边、亚洲和世界新秩序，不断提升和扩大自身影响力、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最终朝着终结美国单一霸权和对国际体系的领导权的方向迈进。

第三个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会怎么样？

尽管习近平主义的中国外交以非对抗性色彩著称，并已积极付诸行动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呈现出盘活中国外交棋局、改善中国政治孤立的态势，但仍然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和挑战。中国要以无所不包的命运共同体来制衡西方经受历史考验的价值观同盟，以中西古今杂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垒西方更简洁明了、富有现实活力的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援助、经济合作铺路开展利益外交与西方的民主干预模式外交相竞争，孰优孰劣，孰最有效，有待实践检验。中国在实施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计划中，能否持续保持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能否长期拥有足够财力和资源支持计划，显然也需要时间进行回答。而亚洲和世界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地缘关系之错综复杂，各国国内情况之层次不齐，以及中国视为外交战略基石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生变之可能性，都将对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实施形成挑战。可以预见，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在尝试成功的道路上将不会那么轻松。（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独立智库丁咚外交与战略研究室负责人）

第二篇：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威胁和挑战

五、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战略

主权国家的全球战略所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活动以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所必须的成本分担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后发展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途径，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程度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对外开放得有些过头了，应该有所调整和控制。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有着不同的认识。那么，这些经济全球化收益是如何产生并在有关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格局？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来源于何处？其成本是如何由相关国家分担的？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样也就不可能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战略做出正确的选择。

全球化最初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种趋势，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逐步形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界定是，全球化是一个各国在市场上和生产上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这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促成的。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是商品、资本、服务、人员、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其根本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各国在经贸领域里合作意愿的增强。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鉴于西方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动作手段等方面均占明显优势，而全球化是在西方发展模式推动下发展的，因此，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从而使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更佳的配置，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是一个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当时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很有争议的进程。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全球化是为少数富人服务，还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而西方往往利用全球化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要根本消除全球化的弊端，出路在于参与，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自身的权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游戏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1）关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及其分配机制

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带来利益或者说是机遇？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开放贸易体制下的迅速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球经济中收入趋同的美好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因为以下四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了收益：

其一，国际分工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提高如同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一样，也是一种自然财富。国际分工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生产和技术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因为，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与技术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资源也相应地向不同领域和地区分类集中，从而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并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也就更加频繁，世界市场因而也就相应地有所扩大。在生产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市场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因而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由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之间的产品交换和相互依赖也日益突出，许多国际名牌产品不仅很难确定生产企

业，而且也很难具体地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因为其零部件供应商是如此之多，其工序是如此地复杂，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明确地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产品。事实上，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分工日益细密化的趋势，并且准确地认识到这种从部门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以及工艺分工转移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二，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趋势或者说是导向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机制是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由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一些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得不到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就会被纳入到全球资源市场上，并通过市场交换相应地配置到不同的部门或者地区，从而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利用。无论是对于这种资源的拥有国还是配置国，这种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是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二，从部门配置来讲，一个国家各经济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不平衡的，一些率先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部门可能会拥有更高一些的资源利用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经济资源由低效产业部门向高效产业部门转移无疑提高了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因而也代表了一种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第三，从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来看，各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有差异的，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移动因素的作用，有些差异还是难以弥补或者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一些资源从低效生产地区向高效生产地区转移，同样也会增加经济福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必然会促成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并且使这种全球配置逐步优化，从而有助于世界范围内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并且使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走向帕雷托最优。

其三，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是技术扩散机制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产生与扩散。我们知道，任何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初形态都是一些偶尔产生的思想火花，而这些思想火花恰恰是在人们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们的思想或者是学术交流越多，这种思想火花也会越多，由此激发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国际交流。这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日益广泛上，而且也表现在企业层次和区域层次上的跨国科技合作的泛化和深化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迅速增加本身就说明了企业在获取和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全球扩散；许多国家实际上主要不是通过本国的研究开发活动来获得知识供应的，而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来获得先进技术供应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其经济现代化的。由此可见，所谓知识经济，其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我们说知识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其本义也是指此而言的。

其四，制度效率机制。制度是人类社会管理思想的高度浓缩，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产生机制主要是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制度创新及其国际扩散。我们知道，在同样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下，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实绩。这种经济实绩的差距，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效率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制度设计来缩小或者是消除的。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因此，制度效率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利益，制度也是可以创造出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各国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从而也使各国的经济实绩具有了明确的可比性，使各国可以依据同样的规则对于其经济实绩的差距进行评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制度创新的国际扩散。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制度化协调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减少了制度磨擦成本。我们知道，在本世纪前半期，世界经济中不仅周期性地发生经济萧条，而且还爆发了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多年中，并未再出现类似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世界经济协调机构，而且在70年代又确立了西方七个经济大国首脑的定期会晤机制，从而使世界经济运行的协调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这种国际协调机制有日益发展加强的趋势。由此可见，所谓制度效率不仅表现在企业或者国家层次上，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国际经济的层次上，这就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所产生的制度效率。可以相信，在世界经

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于世界经济运行的监管、协调以及推动势必将使经济全球化产生更大的制度效益。

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是通过各国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来进行的，因此，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就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一条基本机制。一国是否有资格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一个主要的机制或者是原则就是看他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具有两重含义：第一，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成为其一个重要链条，在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从而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在与其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第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对接起来并使其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本国的资源与市场纳入到世界资源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有可能有机会在本国市场上配置经济资源，争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正是在这样一个要素与商品流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这种流动而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或者企业。但是，经济全球化收益并不是均衡地分配到所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国家的。大体说来，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也不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同，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其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所占地位也不同。根据国家的地位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各国共享的机遇或者说是收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因此，这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利益必定有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共同分享的。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主要包括：（1）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密化所带来的经济专业化收益。由于国际分工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形成的，而且不同类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各有优势与特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够分享一部分由于这种国际分工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尽管这种共享是不均衡的；（2）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趋势所带来的制度收益。由于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使各国能够依据一些共同的规则规划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方向，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差异较小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统一的经济实绩评价标准，各国经济和企业经营实绩更加具有可比性了。在

这个过程中，减少制度磨擦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下降是制度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收益也是由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共享的；（3）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迫使各国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来获得发展。这种全球竞争对于经营效率的压力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企业都能够感受到，因而其影响是共同的，尽管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由于所得到的利益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各国因而普遍减少了用于国防的军事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由此所带来的避免冲突和减少军事开支两种和平红利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是共同的。

其二，发达国家享有的收益或者说是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最早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因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享有的一些历史性的优势，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对于它们来说自然有着许多独有的好处。大体说来，这些好处包括：（1）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而世界市场规模扩大意味着它们的生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培育起来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宠大的全球营销网络，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已经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市场原则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其历史性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网络，使其企业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1997年，发达国家占世界企业多数股权兼并额的90%以上。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1997年WTO金融服务业协议）以及各国政府放松管制（比如在电信业），而这两者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其表现；（2）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发达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水平上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比价方面的优势，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更多的的廉价原材料和制成品供应，从而进一步提高本国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并压低通货膨胀水平；（3）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承担的，而且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经营和投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跨国公司又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其母国或者基地的，因此，资源配置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收益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享有的；（4）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收益。由于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培训系统和科学研究开发体系，发展中国家

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入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人力资本的净损失；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却是人力资本的净收益，而且是发达国家所独享的一种收益。

其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机遇或者说是利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将使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仅仅少数国家经济水平提高而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不符合它们的一些具体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可以享受许多发达国家所享受不到的独特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包括：（1）经济后发性优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梯度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国际流动的迅速增加，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选择，有助于加快其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国民经济调控手段的引入，也将加快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国际贸易能够大大加快工业化国际扩散的速度，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2）资源开发优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将进一步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从而使更多的投资从发达国家转而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天不足，推动其经济起飞。有资料表明，1990年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17%（340亿美元），但到1997年即增加到37%以上，达到1490亿美元。就增加幅度而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90年代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3）市场发育水平提高的收益。经济全球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速度，提高其市场发育水平，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加全面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2）关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及其分担机制

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产生机制与利益产生机制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看两者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它既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有关，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有关，更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有关。因此，大体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其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经济全球化既然是以生产的国际化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为指南的一种历史进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种不平衡：第一，部门结构的不平衡，即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各国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快地实现全球化，比如电信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旅游部门等；有的部门可能会比较慢，比如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势必在产业结构上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来，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同时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或者同时达到了一致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第二，地理结构的不平衡，即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以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因而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前列；有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时间较晚，规模也不大，因而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比较缓慢；还有的国家则是有些部门参与的较早，程度也比较高，而有些部门则参与较晚，程度较低，因而处于前两类国家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乃至不同个人在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中的地位与份额，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些力量的失控和不同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出一些风险来。

其二，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造成制度空位因而产生出相当大的风险。虽然我们将市场经济原则的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从总体上看，制度建设总是落后于实际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实际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而且在实际经济部门与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实际进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不同层次的经济协

调机制的缺乏上。比如说，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客观上要求各国经济制度逐步统一或者制定一整套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规章制度，并且由一个能够代表全球不同国家利益的世界政府或者是世界性机构来监督和执行这些规章制度，以协调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实际上，由于这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具体利益，而且有些国家的利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在这个过程中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协调工作，许多领域的制度规则统一工作进程缓慢。应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越来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滞后局面势必将对这一进程构成严重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国际经济中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所造成的。

其三，不同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同，经济技术基础不同，因而它们在全球化的收益分配中所占份额不同。这种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由于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衡所引起的风险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之所以出现这种风险，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国际经济技术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分配又主要是根据这种实力来进行分配的。一旦一国根据这种经济实力分配所应该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与其实际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出现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超出了该国的承受能力的话，那么，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可能爆发出种种经济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就主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自居，挑起贸易争端或者贸易战，以胁迫对象国作出让步；就客观而言，这种风险很可能表现为政府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各种经济风险，比如严重的经济衰退，以汇率大幅度波动为特点的危机等等。这种风险对于一国经济的冲击很大，破坏力也很强，后果极为严重。

其四，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现实世界的经济主权分别是不同主权国家来掌握和行使的，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要冲破国家疆界的种种藩篱，让经济力量自由地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由国家以强制手段控制的许多力量就会爆发出来，从而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猛烈的冲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平衡问题。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政府力量构成挑战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国内的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内的生产要素也要求参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过程之中，以便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本国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本国资本的跨国转移和本国技术的国际扩散等。在技术创新领域中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第二，国外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本性要求把一切能够纳入到世界市场上的因素都纳入进来，以便为资本的增值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代表的外国企业也千方百计地冲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阻碍，打入到国内市场上来，按照统一的世界市场标准重新配置经济资源，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全球化收益，从而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第三，政府力量内部的分解。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冲击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要求经济管理层次和权限的下放，从而导致政府内部力量的分解。这是因为，国内国外力量的冲击都要求赋予政府力量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而政府力量本身也存在着职能的调整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顺利地完成调整，这对于政府力量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反过来说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由此而引起的风险也就越大，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模越小风险也就越小。在一定范围内，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有许多风险确实是由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或者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外经济开放过度而诱发的。比如说，外国短期资本的流入以及各国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如果不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些因素是不可能对于一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其产生剧烈波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风险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是一种被孤立的风险。而一个国家一旦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实际上它也就失去了任何借助外力（包括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机会，其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不同的国

家事实上确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地位：参与进去，会有风险；不参与进去，也会有风险，而且可能是后果更为严重的风险。参与与不参与，实际上都面临着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风险可能还更大一些。而且，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各国最终还是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不同的是，拒绝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更可能是在一种更为不利的时机与条件下参与进来。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被卷入互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的，其依据或许也就在于此。

客观地说，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产生及其分布很大程度上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相关的制度建设又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其分布也更多地取决于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其国际经济技术地位的强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类型的风险对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而其影响也是有差异的。从目前看，风险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各国共同面临的风险。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这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问题：（1）主权约束和主权让渡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侵蚀，国家力量确实出现了分裂，或者说如裘元伦教授所说的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共同的、相互的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从形式上来看还是对等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而自行决定其经济政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避免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使是像泰国这样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在发达国家出现国家力量向区域性和世界性国际组织的转移以及向大型跨国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转移，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环境污染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任何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举世震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核污染物将随大气环流飘飞到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普遍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标准问题、南极臭氧层问题以及热带雨林迅速减少等等，实际上涉及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3）文化趋同问题。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单一性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也是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自然规律。尽管由于西方国家首先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享有历史性的优势，但是，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文化趋同问题，面临着世界文化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的问题，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英语的强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对外扩张，发端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充当了这种文化趋同的急先锋。法国尽管试图抵制这种世界文化的英语化、美国化趋势，但事实证明它无能为力。因此，文化趋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全球化风险。

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尽管占有种种历史性的优势，但它们也面临着其独特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技术溢出的飞镖效应。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技术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入场券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往往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则往往通过实施适当的工业化战略，或者是进口替代，或者是出口导向，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输出的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逐步同工业化国家梯次争夺制成品市场。这种因为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而产生的飞镖效应，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独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2）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产业空心化与结构性失业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始终占有核心地位。从理论上说，至少自斯托尔普和萨缪尔森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工人更容易受到自由贸易的损害。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明确指出，对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配置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不能再视而不见，来自企业重新配置的效率收益并不能抵消由此而产生的失业率增加所诱发的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美国劳工组织反对NAFTA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它引起了工资的下降从而导致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加剧；（3）企业的跨国经营导致政府税收来源流失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的经营和

技术转移活动失去控制，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相当严重。巴哈马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现代电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来逃避税收负担，甚至仅仅通过设立一个虚拟企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政府对于各国经济力量失去控制，或者说政府权力的向下转移。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税源的国际转移，因为这部分投放到国家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在当时纳税的。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税源国际转移的风险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国际经济技术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机与条件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国际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1）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加剧导致民族工业的衰弱或者消亡。经济全球化将使市场经济原则逐步成为全球的惟一的经营原则，因而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将因经营规模较小和企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不断萎缩。因此，国内市场对外开放过快将使许多民族品牌消失，而跨国公司一些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品牌将取而代之。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名牌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兼并以及中华民族工业命运的大讨论就是这种风险的直接反映；（2）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小地位使它们无力承受世界经济动荡的冲击，而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失误往往使它们成为这种冲击的牺牲品。由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地位脆弱，尤其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大量引进外资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包括迫使资本输入国增发本国货币用以兑换外币从而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紧缩通货，则会使本国企业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使用外国借贷资本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风险和偿债风险；放松资本管制会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外流的风险；（3）经济全球化要求根据国际资本效率配置资源，因而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将更加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动员体制肯定会受到冲击甚至瓦解，并服从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原则，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失的规模和范围会更大，而其资源动员效率也相应地会有所降低。以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福利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不利地位将使大量人才流往发达国家，造成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以高价从国外引进人才，从而受到双重损失；（4）全球性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经济利益由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流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均衡地享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历史性和竞争优势谋求更大的发展，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相当一部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裂会更加严重；（5）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政治原因，现行的国际规则大多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的，因而它主要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和强项，并且存在着诸多有损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的体制环境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因为它们必须按照主要是按西方国家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因而势必要受到这样一些不公平规则的约束和制约，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6）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与其文化的多样性是同时并存的。文化趋同虽然是所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多样性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代价方面，发展中国家付出的要更多一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不能很好地与西方文化兼容的区域性文化将趋于消失，而以汉堡包和迪斯尼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文化在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宏观经济层面，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增多而形成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趋势；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它主要表现为企业竞争的国际化以及企业为此而实施的各种全球化战略，包括资源的全球配置等；在制度层面上，它主

要表现为主要经济原则的全球化，市场机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机制。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即1870—1913年间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时期、1920—1973年的经济全球化停滞时期以及1973年至今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加速时期。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接型的，而是一种历经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事实上，由于在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国际经济技术地位以及国际经济体制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在瓜分经济全球化收益方面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因而能够占有更多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再次，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因为在规避经济全球化风险方面，发达国家也较之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而且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更多地是一种向发达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收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风险的不公正体制。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方面，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研究和探讨全球发展战略时，对经济全球化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积极参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力争发挥较大的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既有风险，也有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经受的风险和挑战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长期来看，经受的风险更多，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因为这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风险，是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起这种风险。不仅如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还要力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因为你有这么庞大的经济规模，又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即使你不想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因此，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积极参与，发挥作用。

其二，趋利避害，努力争取更大的利益，将风险极小化或者是将其化解于无形之中。在这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决定了它既可能获得一般发展中国

家所可以得到的各种经济全球化收益，但更可能经受一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各种巨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又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即它有可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全球收益，而同时又能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临的一部分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与政策是否得当，措施是否有力，从而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其三，积极创造基础和时机，争取以更好的初始条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以自己的实力来争取经济全球化收益。事实上，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的实力基础，即使是经济全球化收益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也没有充分的实力基础来抓住这些收益，而同时又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言权是以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基础的，这对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全球化收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却具有明显的现实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的风险，争取可能的收益。

据此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明确地阐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即通过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条件有步骤地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中国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篇：谈谈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认识

谈谈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认识？

近些年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经历了许多风浪，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摩擦不断。恶化的原因来源于两方面：台湾的国家化和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不利于中国大陆的调整。这种分析的方法同时考虑了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科索沃战争后，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成为了热点问题。一反原来重视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处于紧迫的境地。撞机事件加强了这种观点。这种研究方法把国家安全定位于国际安全的层面上，忽视了国内安全中的一些突出方面，例如经济安全形势仍很严峻，少数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仍然猖獗等等。

从国际安全的层面来看，我们面临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要少于经济威胁和文化渗透。中美关系虽然因为美国执意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显得紧张，但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不希望发生大规模的毁灭，其竞争自然集中在经济竞赛和军备竞赛，其冲突自然表现为地区摩擦和内部渗透。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调整。发达国家在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利益使他们也不愿意和中国搞的太僵，这一点有力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政治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制度上加强了中国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国所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政治安全的保障；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所拥有的核力量和日新月异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使得别的国家不敢轻易的发动攻击。中俄所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的安全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主要是短期和中期意义上的改善，主要是指直接的军事入侵没有了，中国所处的军事安全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台湾尚未统一和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从国内安全的层面来看，中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断进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由于坚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路，中国国内在改革过程中没有走的过快，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国内安全形势处于不断改善的进程之中。但是，这不能说国内安全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国内政治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和统一问题，和国际安全形势中的某些负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它们的解决变的更加棘手。腐败也是一个严重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国内安全问题。国内文化安全除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之外，社会普遍出现的精神贫乏和认同危机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拿成绩最大的经济发展来看，也还是问题不少。中国经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所暴露出来的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确实令人忧虑。

总之，中国的国家安全挑战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又往往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时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国土主权与周边环境等等困境的制约。在国际安全中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处于良好状态的形势下，我们的中心应该偏向于国内发展，用国内发展来促进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内发展是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根本。运用有效的国际战略，充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国际安全形势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外任务。而国内安全是国内发展的保障，只有加强政权建设，整顿经济秩序，才能为国内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处理涉及到国内安

全和国际安全相结合的问题时，需要外交内政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在维护好国内安全的同时，不引起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又及时提升自己的国防经济实力，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走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统一之路。

第四篇：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五甲班

覃慧怡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的，如果你能谦虚做人，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你就会受益匪浅。一句话，一句出自说的话，却是那么富有哲理，令我震撼，让我铭心刻骨，改变了人生观点。

那是一个下着淅淅沥沥小雨的下午，我的心情正如同这黑沉沉的天一般黯然失色。十一岁的我正值含苞待放的年龄。进入青春期的我情绪异常暴躁，常常无法控制情绪乱发脾气。那一天我的情绪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和朋友闹了矛盾，又有人故意搞恶作剧戏弄我。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什么原因，我满肚子的火气，一下子爆发了！一路上我见什么就砸什么，以发泄自己的厌烦愤怒之后，难过的表情又迅速在我的表情舞台上阵。

与我同路的程姐姐见我这副伤心的表情，便关心地问道：“你怎么啦？谁又欺负你了？告诉我好吗？大家一起为你主持公道。”我当时正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对程姐姐的好意直接视而不见。程姐姐又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可还是不奏效。她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要难过了。有什么烦心事就说出来吧！你闷在心里也是不好的。你难过悲哀，这一天会过去；你快快乐乐的，这一天也会过去。与其选择难过不如选择快乐，不是吗……”

在程姐姐的开导下，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不过程姐姐的话却给了我极深的感悟：是啊！时光在流逝，我为何不能快乐过好每一天呢？在这里空叹气不等于白白浪费时间了吗？从这以后，我每天早上梳妆照镜子都要笑一个，鼓励自己不要被困难吓倒，凡事都要笑着、努力走过！

这句话已经成了我的座右铭，在我成长中激励着我。有了这句话，我很快就成了一个不爱发脾气、性格很好的女孩。程姐姐说得没错，与其难过不如快乐过，我们应该快乐些，做事要坚持不懈，让自己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

第五篇：论半岛局势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论半岛局势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摘要：朝鲜半岛位于我国东北方，与我国直接接壤，现存在两个国家分别是北半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部的大韩民国。半岛的稳定对中国国家安全乃至是世界的稳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半岛局势动荡不安，朝鲜同韩美等国的冲突不断升温，战争一触即发。本文试论了当今朝鲜半岛局势，并就其对中国国防安全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方案展开研究。

关键词：朝鲜半岛 核危机 国家安全局势 周边关系 引言：自朝鲜战争后韩国同朝鲜虽然偶有摩擦，但是在双方领导人的带领下两国关系日益稳定友好。然而自2007年李明博当选为韩国总统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近年来半岛局势动荡不安，朝鲜同韩美等国在核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冲突不断升温，战争一触即发。无疑，朝鲜半岛的稳定对我国国防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必须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研究并威慑迫使美国放弃对朝鲜宣战。正文：

朝鲜半岛当前局势及起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同美国打败日本并在朝鲜半岛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资本主义国家韩国，从此半岛上就存在了两个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国家，并于1950年双方爆发朝鲜战争。此后虽然双方偶有摩擦但半岛局势总体平稳，两国都呼吁开展统一爱国运动，并且双方交流合作逐步深入。但是，自韩国总统李明博上台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并且在天安号事件发生后，半岛局势骤然恶化。近年来，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妄图制造核武器，这更使战争的乌云笼罩在了朝鲜半岛，而美国也接机插手，向联合国发起提议对朝鲜实施制裁。如今，朝韩双方之间已经切断了一切联系，1朝韩开城工业园区关闭，朝鲜更是进入“战斗状态”。朝韩双方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半岛准备大搞军演。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朝鲜半岛非常重要，它扼守中国的东大门，朝鲜更是可以作为我国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和战争缓冲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近一百多年来，朝鲜半岛发生的重大事件，也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3如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野心隐藏已久的日本借机挑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进而入侵了中国。再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引起了美国的干涉，并且将战争牵连至我国东北国土并且因此直接导致我国收复台湾失败。所以朝鲜局势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关系到我国的内部发展和对外开放能否拥有一个安定有利的国际环境，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今，朝韩两国冲突不断升级，美国以朝鲜威胁世界安全为由不断进行干涉，中国也因作为2六方会谈的主办国，被卷入了半岛风云中。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现今朝鲜半岛的局势动荡不安，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我国同朝鲜的关系也注定中国无法置身事外，3一方面，由于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必将使美国的势力渗透到鸭绿江边，大量的朝鲜难民也将给中国带来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对西方国家的要求做出一定回应，又会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不利的局面。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对半岛局势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 1.在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中国要牢牢坚持对自己有利的立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朝鲜人民的独立自主，对于朝方提出的一些不尽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要坚决否决。

2.中国要做好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的两手准备。一方面尽最大可能把各方重新聚集到谈判桌旁，争取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半岛无核化目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中国的军备，尤其在东北要防止突发事件以及战争的降临。

总结：现今，4整个世界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和平主义者的世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以及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从本国利益出发维护半岛稳定，切实维护好我国利益。

参考文献

1)《朝鲜宣布全面冻结朝韩关系》，《南方日报》，2010年5月26日。2)《温家宝谈天安舰事件：朝韩若冲突中国难于幸免》，中新社，2010年6月2日。3)

4)

《论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及中国的对策》正文第一标题第二段 http://wenku.baidu.com/view/e1c5d8d428ea81c758f57847.html

《论朝鲜半岛当前局势与未来走向》 总结

http://wenku.baidu.com/view/1e64a51ec281e53a5802ff3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