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第一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

第二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

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 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 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后记

综上所述,在东亚,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文学首当其冲,必然地受到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影响,然而,关于其能否独自的发展这一问题,当然存在着争议。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也可以说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

在日本,为了形成现代国家的国民性。其现代文学史的记述着重考证本国文学的发展全貌。而在我国,由于国家体制及政策等原因,以思想倾向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学史长期存在。由于韩国长期不能从殖民时代和民族分裂的恶梦中醒来,直到1980年以后,强调民族意识的文学史才被刊行。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最早走上全面西化的道路,对中、韩两国的示范作用当然不容忽视。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新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个能够反映当代文化环境的新的理论框架来记述文学史。国际化趋势的今天,现代社会的资本、情报、文化飞速融合。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播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但也因此失去了其连续性。

在这种状况下,作者认为,以后的现代文学史不能止步于单纯的解释、评价和区分本国的文化现象,而应将研究范围推广至东亚的文化和文学史这一广阔的课题内。也就是说,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在完善了本国文学史的基础上,保留各自文学的个性,将研究重点放在超越本国文学和民族文学,创建广阔的三国文学史这一新的起点上。

第三篇：从读者角度分析

从读者角度分析，本人从网上摘抄如下文字

（1）首次上市，主要的传播对象是针对那些有猎奇心理的读者，对于这类读者向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概念“财商”，并通过海报、主流媒体等制造出一种热销的局面，把他们的好奇心提升到最高状态，促使他们去购买。

（2）接着是针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有怀疑心理的读者，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既想买又拿不定主意。为此需要打消他们的疑虑，采取专题新闻发布会与专家推荐的方式促销。

（3）第三个层面是针对那些自我控制心理强的读者，这类群体对图书有自己的看法与选择，他们不会轻易受媒体或其他传播方式影响。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必须让他们自己认为读此书是有益的、有价值的，因此采取了书评、书摘等类似的评介活动，让他们了解此书的价值所在。

（4）针对那些从众心理强的读者，这类群体的人数很多，他们往往是看别人是否拥有，是否很多人都拥有。因此借助读者交流、作者访谈、图书排行榜等形式向他们传递图书热销及销售业绩的信息来促使他们行动。

（5）针对持有教育心理的读者，提出理财教育的观念，并通过“对话”栏目等形式进行理论探讨与交流，对现行的大学教育模式的不足与缺陷进行评说，指出要想变得富有，就得接受理财教育。

（6）针对富有上进心理的读者，采取各种研讨会、培训班的形式，来扩大图书的销售，提升图书的品牌形象。

在营销传播里值得重视对作者的包装宣传。据调查，影响读者购书的原因中，作家知名度占36%，作品内容占12%，作品形式占10%。美国图书音像行业的资深顾问在长期研究后发现，一些出版社之所以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明星的力量，明星的魅力与出版物的融合造就了一批畅销书。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花大力气包装作者，作家明星化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作者的包装宣传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本身已经是名人，一种是作者还不是名人。前者显然对宣传更有利。但是这里要注意两点：

一是名人也需要宣传。有人认为已经是名人了就不用再做过多宣传。其实名人一旦淡出被媒体关注的视野，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也就大为降低。国外的出版业在对作品进行推介时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认知程度作为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非常注重对作者的宣传，即便是对于某些不爱抛头露面的大腕级作家，出版商们也有高招：连续地做新书广告，每当作者生日、获奖或有其他重大事件时刊登广告做宣传，在新书上市之前将巨幅样书、作家画像大量悬挂在书店周围，以此加深作者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刺激购书。事实上，大众对名人有天然的关注，据业内人士透露，名人出的书，封面上有作者头像的普遍比没有头像的卖得更好。

二是对作者的媒体形象的塑造。对名人媒体形象的塑造作得最好的当数娱乐界，他们打造一个明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塑造这个形象，而这个标准为大众量身定做的。对作者的包装也应如此。余秋雨塑造公众文人的形象是非常成功的。余秋雨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与其他畅销书作家不同之处是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所以他的历次媒体亮相都是在向公众传递这个信息，这个身份又始终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余秋雨共著有《文化苦旅》、《秋雨散文》、《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他的公众文人形象和他的作品相得益彰，使他在大量的争议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大众文化畅销书作家。

将一位不出名的作者包装成明星是一项很有潜力的工作，并且在作者身上寻求卖点是畅销书一贯的炒作手法。在国外，大力宣传包装新作者，从而带动其作品知名度的提高，使之成为自己出版社的招牌作家是很多出版社的营生之道，造成名人效应这种宣传方式往往比单独宣传一本书成效更显著。在国内，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也有个别作得比较好的案例。比如中信出版社对《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的包装。出书时成君忆不是名人，出版社策划了以书带人的宣传方式。先是大力宣传该书的独特性，然后让幕后作者浮出水面，接着是大量的宣传采访，作者在各种媒体出现，俨然成为本土管理的代言人。书火了，作者也火了，紧接着，又推出成君忆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本书一面世也立即上榜，成君忆显然已经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畅销书作家。

第四篇：从孩子角度分析

从孩子的角度部署移民计划｜案例分析

2016-07-11侨通资讯

办EB-5的，EB5Sir接触过的家庭，都是为了孩子，今天来看一篇Peng & Weber律师的文章，就是谈如何围绕孩子做规划的问题，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中国大陆的移民和别的国家的移民相比，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即移民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中国父母日益担心填鸭式教育制度、漫长的学习时间和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永无止尽的食品安全问题和越来越糟糕的污染继续促使有经济能力的中国父母亲想尽办法移民海外。简言之，中国大陆的许多父母希望子女在美国得到西方式的教育、新鲜的空气以及安全的食品。这意味着孩子的需要往往是决定父母如何选择移民的关键。

本文将介绍几个基于真实情况的案例分析，希望能在移民规划过程中提供一些参考。

I.中国家庭移民美国的几种常见选择

一般来说，目前还在中国的家庭有以下几种常见的，以雇佣关系或投资为基础的移民方式：

＊ 直接投资移民（Direct EB-5）

＊ 区域中心的投资移民（Regional-Center EB-5）

＊ EB-1C ：跨国公司的高管（Multinational Executives or Managers）

1.直接投资移民：

投资人投资50万或100万美元到一个新的商业企业，产生10个全职的工作机会。虽然直接投资移民也有积极的方式（投资者自己经营和管理）和间接的方式（投资者只是有限合伙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自己不参加日常经营和管理），但大部分的直接投资移民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掌控资金，希望自己参加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以选择直接移民 方式的投资人大多是自己经营和管理企业。

2.区域中心投资移民：

投资人把50万或100万美元投资到一个移民局事先批准的区域中心里，投资人不直接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产生的10个工作机会可以是10个全职员工，也可以是10个间接的工作机会（通过经济模型来计算）。一般来说，现在市场上所有的EB-5项目都是在目标就业区的5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

3.L-1A to EB-1C跨国公司高管移民：

在中国的公司担任高管职位一年以上，被派到美国的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属公司继续担任高管职务，只要美国公司已经在美国经营业务一年以上，即可以通过EB-1C办绿卡。如果美国的公司是刚刚成立或者在美国经营生意还不到一年，则只能先申请一年的L-1A签证，等美国公司经营了生意一年以后再申请绿卡。EB-1C的非移民签证是L-1A签证。虽然L-1A签证和EB-1C的法律要求相同，只是EB-1C要求美国公司已经经营业务一年以上。但实际上，移民局对EB-1C案件的审理比起L-1A来说要严格和苛刻许多。

与EB-5投资移民相比，EB-1C的优势如下：

＊ 申请人不需要证明投资资金的合法来源 ＊ 法律没有规定投资的最低额度 ＊ 目前还没有必要等移民配额 ＊ 所获得的绿卡为永久绿卡 ＊ 不需要雇用固定数额的员工

与EB-5投资移民相比，EB-1C有以下缺点：

＊ 不确定性：通过EB-1C申请绿卡，美国公司必须有良好的业绩和足够数量的雇员。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几个雇员，但移民局经常以公司规模小，公司组织结构太简单而拒绝小公司的EB-1C申请。所以小型公司的EB-1C申请结果很难预测。

＊ 移民局的严格审查：移民局对于此类案件的审查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更是如此。因此，申请人往往需要提供大量的材料和证据，以证明公司的业绩和发展状况以及申请人作为管理人员的职权范畴。这种提供材料的过程非常繁琐，也带来很多的律师费用。

＊ 移民局对于EB-1C的拒绝率很高。虽然移民局并没有公布对EB-1C的批准率，但根据笔者的了解，移民局对于EB-1C案件的拒绝率远远高于EB-5案件。

＊ 与大家的理解相反，通过EB-1C申请绿卡的投入往往不止50万美元。这并不是一个省钱的拿绿卡的方式。恰恰相反，通过EB-1C花的钱一般不仅不少于50万美元，而且非常费时间和精力。这不是一条又省钱又省事的办绿卡的途径，而是一条又花钱又费心又曲折的办绿卡的途径。

在投资人对于企业的控制和管理上，与EB-5区域中心项目相比，EB-1C有以下明显的不同之处。即 EB-5区域中心的投资人只是有限合伙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虽然对企业有着制定政策权，但并不参加企业的日常管理，这是与EB-1C的最主要的区别。在这一点上，EB-1C和EB-5直接投资移民比较相像，即投资人自己控制资金和管理企业，尽管在某些情况下，EB-5直接投资移民也有点像EB-5区域中心的移民，投资人不直接参加日常管理。

II.决定中国家庭移民美国的选择的因素

一般来说，在为客户作移民计划时，移民律师应该在和客户首次见面时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仔细了解客户的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询问客户的情况，以帮助客户设计出最合适的移民方案： ＊ 移民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想移民或者只是为了孩子？家里有几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多大？孩子现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如果孩子在中国，希望孩子什么时间去美国上学？ ＊ 父母能拿出多少钱来办移民？

＊ 父母想来美国经营生意吗？如果是，父母现在是否已经在美国做生意？如果不办移民，父母也想在美国做生意吗？

＊ 如果父母想来美国经营生意，父母能够花时间在美国居住，至少花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美国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上来？

＊ 父母想在美国的生意中起积极的管理作用还是间接的作用？

＊ 父母对美国文化，语言以及生意经营的了解程度如何？父母可以自己经营生意或是单纯地依靠朋友来帮忙？

III.案例分析

案例一：L-1和EB-1C办绿卡

周先生和太太在中国上海有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他们经常在美国雇佣建筑设计公司帮助设计工作。现在周先生有两个孩子，大孩子15岁了，想来美国上高中，小孩子12岁了，想来美国上初中。周先生和太太都有澳大利亚的建筑专业学士学位。周先生和太太希望尽快把孩子送到美国来上学。同时，也想在美国开展一些建筑设计业务。周先生和太太讲流利的英文，也有生意需要在美国开公司，这样可以把承包给美国公司的建筑业务拿到自己的美国公司来做。但目前在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公司。周先生和太太估计在美国公司开业后一年之内可能需要3-4个雇员，两年之内可能到6个员工左右，但不能肯定，要依业务发展情况而定。周先生希望在美国自己开公司发展建筑设计业务，同时也办好几个孩子的绿卡身份，因为周先生希望自己开公司做生意，所以他只能在 EB-5直接投资移民和EB-1C之间选择。

在分析了周先生的情况后，我们认为EB-5直接投资移民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第一，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如果办EB-5需要几年时间才可能以临时绿卡的身份登陆美国（I-526申请的审理时间加上等移民配额的时间需要几年），周先生和太太希望孩子能尽快来美国上学。虽然他们可以先让孩子申请F-1学生签证来美国上学，但是只能上私立寄宿学校，两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就接近10万美元。周太太虽然可以拿B-2旅游签证来美国陪读，让孩子不上寄宿学校，省一些费用，但B-2旅游签证只能一次在美国停留半年，而且多次进出美国很有可能被拒绝入境。

第二，以周先生和周太太的生意角度来说，做EB-5直接投资移民也不合适。周先生的公司属于专业服务公司，不需要投资50万美元的资金，而EB-5直接投资移民必须最少投资50万美元。且周先生的公司 选择的不是目标就业区(TEA)，所以需要投资100万美元。另外，EB-5直接投资移民需要在两年之内请10个 员工才可以拿到正式绿卡，周先生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信心，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公司的发展情况。从公司的业务发展来看，周先生可以肯定的是，两年之内可能请6个雇员。

分析了周先生的情况后，我们认为L-1签证和EB-1C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为周先生和太太办了L-1签证，两个星期顺利批下来，两个孩子以L-2身份顺利进入美国，在公立学校上学。因为是新公司，第一次拿的是一年L-1签证。在公司业务经营一年之后，美国公司请了4个雇员：三个建筑设计师，加上一个行政人员。L-1延长顺利批下来。L-1延长批下来之后，周先生以EB-1C办了第一优先的绿卡，全家人仅仅两年多一点就拿到了绿卡。

案例二：EB-5区域中心投资移民办绿卡

李先生在上海有一个经营了10多年的公司，做传媒业务的，公司有20多个员工。公司与国外没有任何业务来往。李先生有一个独生女儿在美国上大学二年级，已经19岁了。女儿很喜欢美国，想在毕业后留下来。女儿学的是艺术专业，毕业以后听说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美国的雇主也不一定愿意办H-1B工作签证。就算是雇主愿意办H-1B工作签证，也不一定能抽上签。因为H-1B每年一次抽签，中签率只有30%左右。女儿非常希望有美国绿卡身份，这样毕业以后不管是找工作或自己做自己的艺术创造工作都很方便。

李先生在中国听说L-1和EB-1C办绿卡又快又好，所以希望在美国开公司，做生意。李先生办个L-1签证，女儿也可以拿L-2签证（因为女儿还不到21岁），然后通过EB-1C办绿卡。通过和李先生的仔细交流，我们发现L-1和EB-1C对李先生并不合适。李先生在中国工作繁忙，并且年轻，他和太太都不想来美国工作和生活，只是想开个公司给女儿办绿卡。公司成立起来以后，最多也只能每年来美国一两次，不可能在美国经营管理业务。

而且，他们对在美国经营管理业务也没有一点头绪，对美国的商业情况都不甚了解。他们对于在美国经营管理公司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因为他的生意的重心还是在中国，中国的业务非常兴旺。如果女儿不办绿卡，他们根本就不会在美国开公司。只是在中国听说过L-1是一条省钱又快的办绿卡的途径。

仔细了解李先生的情况后，我们认为李先生为女儿 办绿卡的最好的途径是通过EB-5区域中心来办绿卡。

首先，L-1签证和EB-1C不合适，虽然李先生可以在美国开个公司并租个办公地点，写个经营计划以申请获得最初一年的L-1签证，但一年以后要延长签证以及办绿卡都会非常困难。虽然移民法并没有规定一定要雇佣几个雇员，但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公司在一年之内不能请4 个员工，一般来说，很难获得L-1延长的批准，更谈不 上通过EB-1C申请绿卡（除非公司的雇员是专业人员，如工程师之类，则可以不需要4名雇员）。因为李先生要从头开始在美国把业务开展起来，在一年之内请上至少4个员工并不是一件易事。他有语言文化的障碍，再加上本人没有时间来美国经营管理公司，所以他的L-1签证可能很难延长，更谈不上最终拿绿卡。

另外，EB-5直投也不是一个适合他的方式。因为他本人没有时间在美国经营管理他的企业，他的企业很难在美国发展起来以至于两年之内雇上10个员工。虽然李先生提到可以请朋友帮忙经营公司，但根据笔者的经验，这种请朋友帮忙的生意大多都很难成功地经营下去，最后经常以不欢而散结尾。因为李先生的主要目的是为女儿办个绿卡，并不是因为有生意必要在美国经营生意。

因此，EB-5区域中心移民是最适合他的方式。他可以把50万美元以礼物赠给女儿（因为李先生和太太不希望要绿卡），女儿可以主申请人的身份办绿卡。这样李先生不需要花时间来顾及美国的生意，女儿可以安心读书。等女儿拿到公民之后，如果李先生和太太改变主意想来美国，女儿可以以家庭团聚来申请父母绿卡，程序非常简单，时间也不到一年。

案例三：EB-5直接投资移民办绿卡

刘先生有个25岁的儿子在美国上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硕士专业(MBA)。刘先生自己本人是中国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刘先生的儿子从小就对经营管理和商业感兴趣，因此上大学就选了商业管理学位，来美国又攻读MBA课程。因为有儿子在美国，刘先生很想把业务发展到美国来，在美国成立一个分公司，让儿子通过EB-1C来办绿卡，这样两全其美，既开展了业务又为儿子拿了绿卡，而且还能锻炼儿子的经商能力，让儿子来管理公司，这样他也放心。刘先生明确指出不愿意通过EB-5区域中心办绿卡，因为他要到美国开展业务，而且他很希望儿子在美国有一些经商的经验。

我们分析了刘先生的情况后，认为EB-1C对他并不合适。

首先，他儿子已经超过21岁，儿子已经不能作为附属申请人通过EB-1C办绿卡。另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来美国上学，没有在刘先生的公司工作过一年，因此也不能以儿子的身份来办EB-1C。当然，儿子可以回中国去到父亲公司工作一年担任高管职务以后再办EB-1C，但刘先生的儿子不愿意回中国去父亲公司工作一年。

我们给刘先生指出：为儿子办绿卡的办法只有EB-5区域中心移民和EB-5直接投资移民。刘先生不愿意办EB-5区域中心移民，因为他很有信心他在美国的公司会在两年之内至少请10个人，他希望儿子来开办和管理这个公司。因为儿子正在MBA毕业有OPT实习的工作许可，儿子可以来管理经营生意。刘先生最后选择了EB-5直接投资移民的方式，他把50万美元资金作为礼物赠给了儿子，儿子在美国成立了公司，经营和管理生意。

但是，因为中国投资移民有几年的等待期限，儿子的OPT只有一年，一年以后，儿子还需要转成学生身份继续上学以保持身份。但刘先生认为到时公司已经有一年的运转时间，儿 子可以雇佣别的人来继续公司的运转。

虽然儿子一年以后不能工作，但毕竟在美国，还是可以通过雇佣美国管理人员来维持公司业务正常运转的。虽然刘先生选择了这种直接投资移民的方式，但根据笔者的经验，这种方式的投资移民一般来说并不适合中国的大多数留学生。因为大多数孩子在美国年纪很轻，缺少商业经验，很难把生意做好。加上投资移民有几年的等配额期间，在拿临时绿卡之前，孩子必须有合法身份在美国工作几年以经营管理生意，这实际上不是一件易事。因此这个办法只是极少使用，确实要因人而异。

IV.总结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移民的途径一定要根据客户的个人情况而酌情处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定，因而一定要全部了解客户的情况再建议合适的移民途径。总之，在选择EB-1C和EB-5的途径时，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客户到美国办公司的唯一目的是绿卡，没有绿卡就不会到美国办公司的话，EB-1C一般是不合适的。即便通过EB-1C拿到绿卡，客户所付的资金代价也一般不会少于50万美元。

如果客户的唯一目的是绿卡，EB-5区域中心往往是最省事和最简单的途径。因为EB-5直接投资移民和EB-1C有不少相同之处，因为同样的原因，如果投资人不适合办EB-1C的话，一般来说也同样不适合办EB-5直接投资移民。况且，因为中国投资移民配额有排期，在拿临时绿卡之前的几年投资人如果无法拿到合法的工作许可来经营他的生意，会对生意的经营带来极大 困难。因此，对绝大多数有移民意愿的中国大陆人士来说，EB-5区域中心移民一般来说还是最合适他们的移民道路。

第五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浅析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浅析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第一部分 导论

一个是阆苑仙姝，一个是风尘奇葩，一个是冰清玉洁的白色芙蓉，一个是明媚鲜妍的红色山茶。18世纪，在亚欧大陆两端的古老国度——中华帝国与法兰西，两位文采卓然的文学大师，曹雪芹与小仲马，“分别运用中国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西方艺术的‘再现’手法，为我们塑造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传神之形和玛格丽特真切感人的悲剧女性形象”。1中国古典小说的奇葩《红楼梦》，运用现实主义和诗意的手法，将封建社会的衰落这一宏阔画幅作为这场悲剧收尾的爱情故事的背景。《红楼梦》博大精深的艺术成就，使之成为永久的谈论主题。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全书的主线，对读者而言，林黛玉更是成为了不朽的“潇湘妃子”。小仲马先于1848年写下小说版的《茶花女》，后改编成为戏剧。受小仲马的启发，威尔第创作了歌剧《茶花女》。1935年，《茶花女》被搬上荧幕，名为《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故事》。茶花女这一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两个看似生平迥异的女子，却在文学艺术上有着异曲同工的美感。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以作者曹雪芹和小仲马的生平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红楼梦》和《茶花女》的小说本身以及林黛玉、茶花女的原型等角度为切入点，对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生平、性格、爱情悲剧及根源、文学艺术之美进行多角度比较。关键词：红楼梦，茶花女，林黛玉，曹雪芹，小仲马

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曹雪芹与小仲马的生平简介及其所处社会背景比较

1.1 曹雪芹与小仲马的生平介绍及比较

1.2 曹雪芹与小仲马所处社会背景比较

第二章《红楼梦》与《茶花女》简介

2.1.《红楼梦》简介 2.2.《茶花女》简介

2.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原型小考

第三章 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比较

3.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比较

3.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性格比较

3.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爱情悲剧比较

3.4．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悲剧根源比较

第四章 林黛玉与茶花女的文学艺术美比较

4.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文学美比较 4.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艺术美比较

第三部分：结论

山茶已去，墓冢依然；绛珠亦走，金陵梦断。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闺中女儿惜春暮，枉入红尘若许年。曹雪芹与小仲马，把林黛玉与玛格丽特这两个女子悲剧的一生描写得淋漓尽致。林黛玉与茶花女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悲剧性命运使这两个人物形象具有了可供比较性阅读的参照意义。她们同是用最宝贵的生命祭奠了人性的尊严,也正是在这种放弃和牺牲中,彰显出高贵的人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