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点评电影《最后的武士》

第一篇：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点评电影《最后的武士》

对于《最后的武士》不可掩饰的失落情绪是在观看的最后一刻才变得彻底清晰的，因为此前影片搞混了我对它的定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究竟是纯粹的视觉商业大片，还是试图凸现历史悲情以及个人命运的细致的时代画卷？在那个煽情到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平庸到任何人都能看出电影编导妥协心态的结尾在2小时30分钟之后到来的时候，请允许我对亲爱的克鲁斯先生表达我的失望：尽管从影片的进程来看，汤姆的角色和全片宏大的视觉世界几乎注定会获得奥斯卡的垂青，因为在我们不远的记忆中，小金人对于此类古装“史诗”电影频频颔首，《武》辉煌的前身就是悲情史诗《勇敢的心》和罗马斗士宣言《角斗士》。但作为一个并非资深的观众，我不知道，好莱坞的古装“史诗”梦何时才会醒来。在蒙蔽我们双眼的流畅漂亮恢宏精致的画面当中，已经迷失了最初和最深的一些盼望，春花秋月如果仅仅代表表象的精致完美，而并非给我们带来遗落在历史角落里那些悠长的叹息，和本来应该关注的那些关于人类最本真的命题，“往事知多少”就会变成一个华丽空洞的姿态。

这也并不是说，《武》就此沦为一个没有看点的烂片。鉴于我在近期得到机会看了不少港台出产的娱乐片，于是在受到《武》的致命滥俗结尾的打击之后，我还是要说好莱坞在商业电影制作态度的认真上，为世界其他同行树立了优秀的范本（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只能给零蛋的台湾拍摄的所谓的偶像电影）。《武》一片无论在摄影画面的细致优美上，还是在动作的精益求精上，又或者是音乐的回肠荡气上，都称得上是目前好莱坞最顶级的商业古装动作片。这也是为什么我心态矛盾地为本片评分设立了观赏性的缘故，若论及感官冲击，《武》在今年已经露面的巨片当中，绝对可以排到前三名；然而视觉先行却牺牲了故事和人物刻画的深度，使得它和那些动荡人世间表现个人或者人群的变迁的史诗电影有了难以跨越的鸿沟，我甚至开始怀念《勇敢的心》那充沛的悲情和激昂的高潮。

丰满美丽的极致

数月前看《干掉比尔》，视觉上的凌厉风格可以说是本年度看到的最好的表现。而《武》则完全是对立的一种风格，为《燃情岁月》掌镜的摄影为我们再次带来唯美的意境。你或许还在怀念《燃》当中草原上沉沉的暮霭，森林中孤独的树影，《武》里面却有更动静皆宜的影像：当武士们马蹄飞扬进入宁静清幽的小村落，镜头里呈现出一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古意盎然；胜元站在古庙旁边，庙宇里的樱花树飘落下粉红宛如云霞的花瓣；狭窄的日式馆屋里面，武士和刺客的挥刀具有流畅同时紧迫的情景感；浩大全景式的平原战队，有宽广的视野和宏伟的气度。影片里面的很多镜头，看得出都是精雕细琢的结果，即使把他们独立出来，也不能破坏这些镜头完美的画面感。

同时影片的配乐非常优秀，时而清雅秀丽，时而金鼓齐鸣，在很多段落，具有东方韵味的日本乐音从银幕的深处传过来。特别是纳沙·艾尔格兰（汤姆·克鲁斯饰）在影片的中段由于被叛乱的武士俘虏，居住在属于胜元儿子的村庄，这一段镜头追求一种悠然清淡的风格，而那似有若无的日式叮咚的音乐声，在多丽子（加藤小雪饰）婉约转身的时候，在纳沙渐渐平和的心境里面，不经意间响起，使得影片的画面和声音的情绪如此和谐的交融在一起，东方音乐所具有的苍然辽远的意境也让多丽子唇边羞涩的微笑更加地秀丽。

形大于神？

这些优点的确很容易让我就投入到电影的画面中去，然而上面这些说的似乎都是形式外在，我始终无法在内心的情感上真正的被影片的叙事所打动。我惊诧自己在如此壮阔的战争场面和细微的个人感情皆有的影片中，竟然没有一次被影片的哪怕一个微小的细节由衷地深深感动。曾经在《干掉比尔》里面提到昆汀使用的雕饰主义经常会产生怪异的心理冲击力，而《武》片的整体则因为刻意的求工，人工雕饰的痕迹过浓，感受不到最原始的激情。不要提最后那个妥协的尾巴，即使影片的高潮戏最后决战，表现武士精神的壮烈，我仅仅是在感叹场面的宏伟，那拼尽后的殒命却丝毫引不起我的共鸣。这固然有决战戏节奏安排的不够好的缘故，大巧的形式后面情感的失落看来才是真正的原因，那些剪接流畅画面优美的镜头越看越象是好莱坞大作坊被磨得透亮圆润的精致瓷器，磨掉的棱角是锋芒毕露的创造力（这使得我异常地怀念《干掉比尔》和昆汀，当电影失去了吸引我们最初的新鲜创作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影片自身的悲哀）。

是否圆熟流畅的商业片就要彻底丧失作品内在的激情？当我们在影院里随同美国上校纳沙来到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度，当我们看见他受伤、被俘、感受、同情、战斗、牺牲，不应为英雄的热血美人的眼泪孩子的笑颜而甘心的流泪吗？比较和《武》基调和题材都非常类似的《勇敢的心》，我记得每次在看到结尾华莱士用生命发出的自由的呼喊，仍然心潮澎湃地流泪不止。你说煽情也好，你说廉价的感动也好，你说缺乏对真实历史的理解也好，至少在和华莱士一起历经生死惨变、揭竿而起、浴血奋战之后，我为英雄的壮烈畅痛一哭。这种情绪在看《武》的时候却是没有的，也许激情丧失直接带来了故事的失真和感情的肤浅，这有可能是导致《武》在我这里失效的最根本的原因。

试图复述的历史

很多人对于《勇敢的心》都没有好感，尤其是西方的影评人，可能这里面渗透的宗教纠葛和人文历史细节的差异使我们东方人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西方人的挑剔；就好象对《卧虎藏龙》大唱赞歌的美国众多专业影评人也无法和痴迷武侠的中国普通影迷达成共识一样。不知道日本，这个在“菊花与刀”的文化千年而下脆弱而强横的水中岛国，会对《武》给予怎样的评价，那些表面的东方柔和的内蕴，穿素服的日本女子柔情似有还无的眼波，是想要动情描绘日本这个东方异域的努力。然而这一次《武》的编导们，挑选了一个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上比《勇》更陌生更容易犯错误的地域和历史，毕竟美国人在两百年前是坐着“五月花”从英国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所以《勇》里面还能看到对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刻画，从而烘托了苏格兰英雄华莱士的心理背景。但《武》中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历史陈述和人文性格的描绘，则完全变成了为贴上商业标签的大场面一次完美的点缀，同时满足美国大多数观众对于东方那个小岛国神秘猎奇的心态。（当你在美国生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美国民众对世界各国的认识，完全停留在白痴级别，他们或许会认为印度是非洲的某个国家，新加坡境内都是沙漠，所以对于遥远东方文化的浅薄解读总是能换来大多数观众的青睐）。

影片试图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生而为何人，根在何处”（We cannot forget what we are, and where we come from)，这不仅放在19世纪末期纷乱社会变迁的日本社会意味深长，即使放在任何一个面临变革的国家和民族甚至个人面前，都是值得珍视的。虽然这个主题未必有多么深奥，但是在明治维新的早期，复杂的社会情态，颠覆性的阶层结构，剧变的经济模式，当对于传统的坚守与斩断和以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结在一起，应该会有矛盾非常集中的事件和人物出现。这里我又想到了《勇敢的心》，虽然我对于这段真实历史没有过多的了解，但至少从影片的最开头，就明显的从残忍专制带有极端侮辱性的“初夜权”情节，感受到此后一步步激化的矛盾，华莱士的形象也在冲突风暴的中心有了最为鲜明的体现。《武》却对于明治社会的矛盾速写，采取了简化的方式。从电影开头到影片的末尾，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武士群体武装暴动的原因，影片给我们的解释是胜元的话语和举动：他告诉纳沙自己起兵造反是为了效忠明治天皇，使天皇不至于受到身边维新激进势力的绝对控制；他在国会不肯让步的行为，也表现出他作为武士的忠义之血。对于《武》，我们不能要求出现黑泽明《七武士》中对于武士价值的人文思考，但是这种最大限度利用某种虚无的精神去解构历史的出发点，脱离了人物生活时代的现实基础，如此浅薄的武士观，造就了不折不扣的商业大片的视点，而不能引发观众深层次的共鸣。

另外影片选择了外国人纳沙的视角来完成对于武士精神的观察、理解和传承，也是一个颇有看点的立意，因为这中间纳沙个人经历反映出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纳沙在宁静的乡村中，通过与胜元和其他武士的朝夕相处，使他对于武士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东西方在观念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纳沙和武士们最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的语言冲突。但电影同时安排了通过人性中的共同之处使文化差异很大的两者之间最终相互接纳：纳沙内心在美国剿杀印地安人土著居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强势种族的怀疑和个人痛苦，使得他在逐渐接纳反叛武士这个当时在明治社会中同样属于弱势群体的团体时，过程和情感的转变都比较自然。对于自我的怀疑是纳沙这个角色很利于汤姆·克鲁斯发挥的部分，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于印地安题材不敢涉入过深的缘故，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更深入的刻画，而且纳沙同时还要冲锋陷阵和谈情说爱，为了商业目的，克鲁斯也缺乏更大的发挥余地。老实说，克鲁斯这次还是很敬业的，动作招式在我这样缺乏专业知识的观众看来，有利落凶猛的神韵，虽然人物的表演还是给人流于表面的印象，这一次恐怕剧本难辞其咎。

宏大的流行和低下的深情

史诗是什么？恐怕不只是浩瀚的战争场面或者社会画卷，更重要的是碌碌红尘辗转人间中，在人们心灵上下起落时传递、遗失或者毕生怀念的卑微低下的那份深情，这样的东西在历史浩浩殇殇的涌动里，是值得被我们反复书写、陈述、观看的。《武》在宏大的流行上面已经做到极致，但那些低下的深情在此处荡然无存，爱情只是为了建筑巨片的一个工整的要素。还记得大卫·里恩的《日瓦格医生》?那些偶然命运中不可逆转的深情，社会变迁肉体消亡都不能使之湮灭；《武》却在可以猜想的剧本中完成了一次对于人物命运在复杂历史中的简单化叙述。当然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假期找到完全的视觉享受，那么请你把我上面说的话都当作是一个观众对于《最后的武士》一次不怎么满意的呓语.

第二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

第三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

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 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 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后记

综上所述,在东亚,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文学首当其冲,必然地受到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影响,然而,关于其能否独自的发展这一问题,当然存在着争议。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也可以说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

在日本,为了形成现代国家的国民性。其现代文学史的记述着重考证本国文学的发展全貌。而在我国,由于国家体制及政策等原因,以思想倾向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学史长期存在。由于韩国长期不能从殖民时代和民族分裂的恶梦中醒来,直到1980年以后,强调民族意识的文学史才被刊行。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最早走上全面西化的道路,对中、韩两国的示范作用当然不容忽视。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新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个能够反映当代文化环境的新的理论框架来记述文学史。国际化趋势的今天,现代社会的资本、情报、文化飞速融合。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播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但也因此失去了其连续性。

在这种状况下,作者认为,以后的现代文学史不能止步于单纯的解释、评价和区分本国的文化现象,而应将研究范围推广至东亚的文化和文学史这一广阔的课题内。也就是说,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在完善了本国文学史的基础上,保留各自文学的个性,将研究重点放在超越本国文学和民族文学,创建广阔的三国文学史这一新的起点上。

第四篇：从蒙太奇角度分析电影《活着》

用蒙太奇的角度分析电影《活着》

《活着》转变了以往我们关于人类存在的种种思考，它抛弃了传统意识中的那些崇高的使命，把活着的目的从外面拉回来，将其转而指向了活着本身。作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是为了除去活着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而存在，而只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张艺谋导演将《活着》拍成电影，但该片一直被禁止上映。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认为这部片子是张艺谋最为成功的影视作品之一，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影片之一。本影片大量使用了蒙太奇的拍摄手法，具体可见以下几个例子：

当福贵把钱都输光了，家珍抱着凤霞离开了他，徐老爷子去世，福贵他娘重病在床，福贵搬出徐府之后在街上没要到钱，为了表现福贵当时痛苦绝望的心情，天下起了皑皑白雪，地上积满了厚厚的雪，福贵坐在雪地上靠着柱子发愣，这里使用了隐喻式的蒙太奇，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福贵从徐府搬出来后，家珍听说福贵再也不赌了，便带着凤霞和在娘家生下的友庆回来，福贵大受感动，去请求龙二帮忙借钱打算开个小店好好过日子，只是这龙二并不想真的帮他，只是给了他自己以前用的皮影。从此，家珍在家里带孩子，照顾生病的娘，福贵唱皮影戏讨生活。这里用的是平行式蒙太奇的拍摄手法，以家珍，福贵，还有蒋介石军队进军这三条线索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交代了所发生的事。

当福贵去跟龙二借钱时，龙二边敲着边说：你们家这房子的木头可真好啊。后来，福贵投奔解放军，回到家后听说龙二因被戴上地主的头衔，又因舍不得那大宅就动手打了干部，又烧了老宅，所以成了反动阶级。村长对福贵说到：你们家那房子的木头可真好啊，整整烧了五天呢。这里使用了对比式蒙太奇的拍摄手法，用同一句话把龙二在赢得老宅子时的得意和被共军当成地主阶级时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区长来校检查，福贵为了在大炼钢全民动员中不落后，不得不背着几天没睡觉的友庆去学校炼钢。在路上，福贵对友庆说：“等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等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长大了，就是共产主义了。”在影片的最后，福贵给外孙馒头买了几只小鸡，跟他说了同样的一段话。这就是重复式蒙太奇的拍摄手法。

从影片一开始，福贵在赌场里赌钱时，嫌弃龙二手下皮影戏唱得不好，只为了露两手而去唱皮影，从此，皮影跟他结下了缘分。福贵还债后为了生活而去唱皮影戏；福贵投奔共军时为了活着回家，给解放军唱皮影戏；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每一家都献钢铁，福贵和家珍舍不得那一箱从乱战中活着带回来陪了大半辈子的皮影，就提议给炼钢工人唱皮影；福贵因友庆惹事很生气，就动手打了友庆，却不知友庆是为了保护他姐才将含许多辣子的面倒在欺负凤霞的那个孩子的头上，福贵心里愧疚，就给友庆唱皮影；六十年代，大家反对旧的东西，福贵本想留住皮影，和家珍想了个法子，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小组，却遭到反对，因那箱皮影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认为是典型的四旧，福贵见留不住了，便叫凤霞将其烧毁。这其中运用的是连续性蒙太奇的拍摄手法，以皮影戏为单一线索，按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叙述情节。

福贵从徐府搬出来后，家珍带着孩子们回家，福贵看着自己的儿子充满欢喜，问家珍孩子取什么名，家珍赌气的说：叫不赌。当凤霞生孩子时，福贵和家珍在外面焦急等待着，为了使紧张的心情平稳下来，福贵提议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字，福贵打趣地说：叫不赌。一个相同的名字，却在两代都提及，但是其中的酸甜苦辣却截然不同。这也是应用了重复式蒙太奇。

影片中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最后，这几个环节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画面：一个铺就石块路面的巷子。但是在巷子中的人却改变了，用巷子作为切换的镜头,体现了时代的转变，这也是应用了重复式蒙太奇。还有影片中那首相同却播放了好几遍的音乐，每一次播放都营造了不一样的感情气氛。这也是重复式蒙太奇。

这部影片也是导演张艺谋最为朴实的影视作品之一。后来张艺谋也曾说：“用最通俗的方式叙事，这是第五代导演们或者说我本人过去最不屑于做的，可我认为我们总得甩掉过去的拐杖。”“从《活着》中再也找不到张艺谋，张艺谋躲到了幕后”它没有华丽的场面，只是恰当地选择了恰当的演员饰演了恰当的人物，给这部影片还原了作品本来的哲学元素。葛优以其细腻的演技，真实再现了余华笔下的主人公富贵。对诸事小心谨慎，却不乏对生命博大的包容。唱皮影时，刻意夸大的表情，令观众觉来滑稽，又不失凄恻。枪毙龙二时，吓破胆尿裤子的背影，洞穿了观众的心灵，似乎有颗子弹集中了屏幕前面的你我。穷困潦倒的生活里，他竭力为家庭制造安宁。在特殊年代下，他拙劣地周旋着家庭与外界的关系。另外，巩俐饰演的妻子家珍也还原了一个由旧社会转变而来的平常妇女。她代表了新时代下，随遇而安的拥有旧思想的普通老百姓。

总之，《活着》小说自身和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另有电视剧《富贵》），是一部发人深思的作品。它消极沉闷，以黑色幽默讲述历史，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过于暴力的场面。也正是这部作品，因为它内在的不同，给观众对于“活着”的不一样的思考。

第五篇：军刀VS火枪,不可错过的日本战争电影《最后的武士》

军刀VS火枪,不可错过的日本战争电影《最后的武士》

想必看过军武次位面第四期《火力时代》的观众都对节目开始时加特林机枪扫射骑兵的这个画面记忆深刻，画面中武士们身披铠甲手持武士刀，冒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子弹无畏冲锋，英勇献身的场面既悲壮又令人感觉奇怪。为什么骑兵吃饱了撑的要对机枪阵地发起冲锋呢？这还要以一部讲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武士的电影《最后的武士》讲起。《最后的武士》海报

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有非常深远的地位，其地位甚至可以相当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你以为武士道仅仅是对主子的愚忠和不惧死亡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武士道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仁义礼智信为自己的信条，以战胜为荣以失败为耻，严格遵守自己的武士操守绝不枉杀无辜也绝不畏惧强敌是一个优秀武士的处事原则，在《最后的武士》中森胜元敢于以少数武士起兵对抗天皇的现代化军队就可以说是把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影片中森胜元对天皇的忠诚绝对不是二战中日本鬼子对天皇的愚忠和滥杀无辜，而是一种对天皇对国家不合理的做法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谏言，甚至敢于牺牲的无畏而理智的精神。本片主要角色之一武士首领森胜元

影片主角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好莱坞大牌影星“阿汤哥”，阿汤哥在本片中饰演一名退役的美国上尉纳森.阿尔格兰，这位美国上尉不仅参加过南北战争，也参加过对印第安土著的镇压。退役的他怀着对战争的无限创伤决定远离战争，于是他成为了一名表演滑稽戏的马戏团演员正在表演喜剧的退役军官纳森上尉

然而我们的纳森上尉并不是一个好演员，在一次喜剧表演中，他再次回想起了以前自己参加战争的种种经历，创伤再次席卷了他的脑海，使他在一次戏剧表演中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表演，纳森上尉高超的枪法也在这次表演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纳森上尉在剧院上为大家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枪法

值得一提的是纳森手里的这把枪，他使用的正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为联邦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温彻斯特连发式步枪，这种步枪跟以往的步枪不一样，是可以连发的武器，这种武器一经使用之后便把南方军队打的七零八落，并为结束这场漫长的内战节省了时间，温彻斯特连发式步枪由于结构复杂，制造困难，所以只有进行工厂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北方联邦军队能在战争中大量装备。温彻斯特连珠枪

俗话说的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的纳森上尉由于其卓越的军功被一名日本政客看上了，虽然纳森不想再参与任何战争，但是日本政客高额的工资和待遇再次让纳森上尉好了伤疤忘了疼，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之下，纳森上尉果不其然上了钩，很快两人一拍即合，我们的阿汤哥便孤身一人远赴重洋帮助本子训练军队，并镇压叛乱去了。在高高官厚禄利诱下决定为日本训练新式军队的纳森上尉

战争总是残酷的，而训练有素的士兵往往可以在残酷战场中更具生存能力也更能使人畏惧，纳森上尉训练的所谓“现代化日本军队”实际上就是一群拿着前膛霰弹枪的农民，这些农民面对身披铠甲手持武士刀的职业武士瞬间丧失了抵抗意志，很快被日本武士的骑兵冲的七零八落，阿汤哥所扮演的美军上尉森那也因此被俘。被叛乱武士起兵冲散的日本新式军队

看到影片中提到的前膛枪战列线战术，小编免不了又要多嘴两句了。在18世纪末火枪盛行的时候，西方国家总是以横排的战斗队形最大程度的提高火枪的杀伤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火枪准度不高射速也慢，排成横排射击可以大大提高火枪的命中力度和对敌人造成面杀伤。这样的做法在准度更高射击速度更快的线膛枪出现以后逐渐就被取消了。然而《最后的武士》的历史背景是日本的西南战争时期，那个时候线膛枪已经基本代替了火枪，影片中日本新式军队还排成队列进行射击的战术实在是有些过时了。紧张而又缺乏训练队形混乱的日本步兵

阿汤哥被俘之后并没有被杀害也没有被虐待，他不仅获得了叛军武士头目森胜元的信任，更是跟自己杀死的武士的老婆搞上了关系。好吧，小编在这里对好莱坞导演的想象力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当然这还不算完，在经历了一番武士道有没有必要存在的论证和与日本政客撕逼的老套剧情之后，我们的阿汤哥饰演的美国上尉纳森终于跟随日本武士领袖森胜元一起背叛了他的老东家——日本政府。背叛东家的纳森上尉与武士头目森胜元

日本政府军队首先对反叛武士部队发起了进攻，此时的日本军队已经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并且手持射速更快，射击精度更好的后膛枪。不过在我们想象力超强的好莱坞导演眼里，再强的武器在主角光环面前也都是渣渣，在电影里手持弓箭长矛和长刀的反叛武士军队很快便把训练有素并配备了后膛枪的日本新式军队杀的片甲不留。被打的落花流水的政府军先头部队

虽然消灭了日本政府军的先头部队，但是森胜元的人马也在这次遭遇战中所剩无几了，于是乎这群最后的武士进行了一场最傻最天真的死亡大冲锋，不过在平射炮和后膛枪的狂轰乱炸之下这群日本武士很快被干掉一大半。最后的武士们将为自己的“荣誉”进行最后的冲锋

值得一提，日本政府配备的这种平射野战炮是当时欧洲军队常用的制式武器，除了发射实心炮弹攻击堡垒以外，这种火炮还可以发射开花炮弹对敌方人员进行有效杀伤，实力不可说是不恐怖。日本新式军队装配的平射炮 然而对森胜元进行最后一击的则是这个时代杀人效率最高，射速最快的武器加特林机枪，这种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机枪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被一位医生研制出来，这种武器之所以被制造出来是因为医生希望速射武器可以更好的节省人力并减少战场上士兵的死伤，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武器的出现为人们找到了一种更有效更快速的杀敌方法，加特林机枪射速虽然快，但是却很容易出现故障，以至于后来没什么人使用这种武器。直到现代战争中电动加特林机枪才使这种过时的武器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上，在电影最后一幕中，日军使用加特林机枪把冲过第二道防线后所剩无几的几名日本武士打成了筛子。日军装配的加特林机枪以及被击毙的武士们 电影结束时，阿汤哥拿着阵亡武士森胜元的剑交给天皇，告诉天皇：一个国家可以学习别人也可以变革图强，但是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传统而失去自己的特性。这也可以说是本片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管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的近代化日本还是二战后经过民主改造的现代日本，仍然有其未抛弃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个国家必须根据时代进行适合自己的学习和变革，但与此同时绝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灵魂，这便是《最后的武士》给我们的时代借鉴意义。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最后的武士》、以及相关军事史战争史的朋友们欢迎在各大视频网站观看《军武次位面》旭日攻略系列节目，在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搜狐视频、凤凰网、土豆网、乐视网、ACfun、Bilibili、风行网、开迅、阡陌等视频网站，每期有数百万观众，和你一同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