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浅析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第一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浅析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浅析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第一部分 导论

一个是阆苑仙姝，一个是风尘奇葩，一个是冰清玉洁的白色芙蓉，一个是明媚鲜妍的红色山茶。18世纪，在亚欧大陆两端的古老国度——中华帝国与法兰西，两位文采卓然的文学大师，曹雪芹与小仲马，“分别运用中国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西方艺术的‘再现’手法，为我们塑造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传神之形和玛格丽特真切感人的悲剧女性形象”。1中国古典小说的奇葩《红楼梦》，运用现实主义和诗意的手法，将封建社会的衰落这一宏阔画幅作为这场悲剧收尾的爱情故事的背景。《红楼梦》博大精深的艺术成就，使之成为永久的谈论主题。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全书的主线，对读者而言，林黛玉更是成为了不朽的“潇湘妃子”。小仲马先于1848年写下小说版的《茶花女》，后改编成为戏剧。受小仲马的启发，威尔第创作了歌剧《茶花女》。1935年，《茶花女》被搬上荧幕，名为《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故事》。茶花女这一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两个看似生平迥异的女子，却在文学艺术上有着异曲同工的美感。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以作者曹雪芹和小仲马的生平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红楼梦》和《茶花女》的小说本身以及林黛玉、茶花女的原型等角度为切入点，对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生平、性格、爱情悲剧及根源、文学艺术之美进行多角度比较。关键词：红楼梦，茶花女，林黛玉，曹雪芹，小仲马

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曹雪芹与小仲马的生平简介及其所处社会背景比较

1.1 曹雪芹与小仲马的生平介绍及比较

1.2 曹雪芹与小仲马所处社会背景比较

第二章《红楼梦》与《茶花女》简介

2.1.《红楼梦》简介 2.2.《茶花女》简介

2.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原型小考

第三章 林黛玉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比较

3.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比较

3.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性格比较

3.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爱情悲剧比较

3.4．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悲剧根源比较

第四章 林黛玉与茶花女的文学艺术美比较

4.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文学美比较 4.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艺术美比较

第三部分：结论

山茶已去，墓冢依然；绛珠亦走，金陵梦断。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闺中女儿惜春暮，枉入红尘若许年。曹雪芹与小仲马，把林黛玉与玛格丽特这两个女子悲剧的一生描写得淋漓尽致。林黛玉与茶花女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悲剧性命运使这两个人物形象具有了可供比较性阅读的参照意义。她们同是用最宝贵的生命祭奠了人性的尊严,也正是在这种放弃和牺牲中,彰显出高贵的人性之美。

第二篇：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

林黛玉人物形象分析

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

《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

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

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

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

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

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

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

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

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

《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

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

第三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现代文学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摘要:本文从文艺思潮、作家和读者、言语和媒体三方面,以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心,考察并记述了东亚三国现代化的过程。并阐明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与其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连。虽然各国政治情况各异,但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方向却表现出一致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说。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的压迫和对其反抗的过程中诞生的,换言之,是运用排外主义的方式西方化的。东亚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走出西方文学的阴影,发掘和整理与现代西方存在差异的、具备东亚个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史;门户开放;启蒙运动;个别性;普遍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序言

在本文中,现代文学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质上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学作品统称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文学是指“以市民精神为内容,把自由的文体作为形式的文学”,或者说,是由被分化了的艺术类别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学。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复杂的市民社会的小说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还有,由于文艺新闻的形成,带来了文学和媒体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现象使文学的功能和意义在社会中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综上所述。与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作为背景诞生的,它是文学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相结合的产物。

与西洋的市民社会不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迫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东亚的现代意识和文学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这一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制约。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大量残存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文学在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尝试,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东亚三国被欧美列强蹂躏的历史,其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是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现代性以及其比较研究的方式。已成为东亚各民族的主要课题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现在,东亚三国仍未能从各自的角度达成共识。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进入现代化,而中国与韩国则采用另一种发展途径进入现代化。由于中、日、韩三国与欧美各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将三个国家的现代性放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在对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史进行解释说明的时候,强调不同因索——外部影响或自身发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强调不同的侧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无法统一。因此,实际上中、日、韩三国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来记述本国的文学史。例如,在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特定的历史单位。定义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时期。这是遵从毛泽东的“民主主义论”的结果,并且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统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很明显,这并不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来划分的结果。在日本,现代文学的时期是按照天皇的年号来划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这一点在日本的学术界内部已形成共识。而在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1876年开港起点论、1894年甲午改革起点论、1919年《创造》创刊起点论以及独立运动起点论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另一,赵演铉认为,由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件大事,足以对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现代文学应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记述。

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反映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使用时代来划分文学的方法使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中断以及连续被忽略了。

本文将首先探究东亚现代文学的差异性与共通点。然后基于个别性探寻普遍性的结果。中、日、韩三国现代文学的个别性和普遍性

首先,从现代文学史被记述的时间来看,西欧各国普遍是19世纪初,日本是19世纪末,中国是1910年代,而韩国是在1945年后其本国的文学史才开始被整理和研究。这些均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契机,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为转折点。中国是经过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迈向近代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韩国则在这个重要的时期里失去了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无暇抽身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从而记述和整理其本国文学史的条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来了独立,终于,这个未尽的课题才一举完成。中、日、韩三国在和欧美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门户逐渐被打开,并随着侵略的加剧,对于西方文明的渗透,从最初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应对。也就是说,分别经过了接触、门户开放和激进改革三个阶段。这其中,日本则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离开了传统的东亚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怀抱,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制度全盘西化。伴随着国力逐渐的强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而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和韩国,韩国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其表现。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为主导,经过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报纸和杂志创刊,政治小说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为中用论也开始登场,新小说和新体诗诞生。政治小说、通俗小说与报纸和杂志同时创刊。这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也如影随形。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不同,韩国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甲午改革,但随后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与标榜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展开。

东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实践与现代文学的展开相互契合。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为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所开办的学校,创办的期刊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一系列活动。它为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鉴赏铺平了道路,并与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从这点考虑,可以说东亚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已然成为其政治改革的契机。在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和其发展的路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中、日、韩三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在讨论东亚三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可以从文学主张、意识题材、文字形象、言语构成、创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侧面进行比较。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心,分角度对东亚三国的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文艺思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与读者、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媒体与语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学等方面。

西方的文艺思潮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路径传播到中、日、韩三国,而此后其文艺思潮在各国的发展却出现相似之处。当然,日本与中国、韩国不同,属于主动及自发性地接受现代文明和思想,通过留学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夏目漱石等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将其思想引入日本。与之相比,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通过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来接触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艺思想经过200年的努力才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在东方传播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中、日、韩三国则非常类似。而且,中国和韩国在翻译日译本的西方作品的过程中,由于二次翻译所出现的错误更加突出。作家们在翻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的作品时,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先后性,各种作品同时发表,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混乱,其多面性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日、韩三国的现代文艺思潮之所以极端混乱,可以列举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首先,中、日、韩三国文艺思潮并非在正常的历史变更中产生,而纯粹是无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带来的结果。西方各国经过现代发展。浪漫主义抵制古典主义。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抵制浪漫主义。反观在东亚三国各种文艺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如在韩国,《创造》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否定启蒙主义的纯文字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作家们提倡拿来主义,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了现实主义占据主流地位,与实用的传统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结合。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派,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发挥了作用。文学团体纷纷吸收了现实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支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现实派作家们的抵抗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叛逆意识相悖,现实派没有实现本土化。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后。现实主义先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出现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对文艺思想概念的误解。在中国和韩国,由于所翻译的作品和理论依赖于原著的日译本,重译的问题非常明显。两国都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解释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义用颓废主义来说明代替。

在韩国,《创造》的创刊人李光洙否定启蒙主义,提倡纯文学意识。这种创作态度与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式相去甚远。《废墟》的同仁们所主张的颓废主义也并非是19世纪末在西方登场的颓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过变化的浪漫主义而已。《白潮》的情况也同样,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混淆。

在中国的文坛,1932年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文后,现实派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一直被译作“写实主义”。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一词,并把“写实主义”解释为“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个原因:对于文艺思潮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在无产阶级文化阵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义诗人朴英熙最终也化身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在中国,随着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家们从日本和欧洲留学归来。激进的无产阶级论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这种文艺思潮的混乱和错误是东亚特殊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映。如果从东亚三国特殊的命运来考虑。这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论述现代文学的作家与读者这一问题时,时间上的比较尤为重要。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性格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在日本,1877年创建东京大学。在中国,戊戌变法后新措施实施,1898年创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在韩国,1883年创立元山学堂,1885年培材学堂诞生。

在中国和韩国,开化以后的新教育几乎被基督教的学校垄断,随后,民间才自发地兴起私立学校。他们导人新的教育方式,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教育启蒙运动的一环,出现了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官立学校等等。主要传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扩大西方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了新的读者层,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口语化的普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的教科书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韩国则在1895年7月,颁布小学校令,形成现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为起点。政府宣布采用国汉文混用的教科书。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学制和征兵制办法。军队担当起教育机关的职责,把集体主义作为基调,这一点不同于中、韩两国。总之,新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口语体文学的普及,并且培养了新的作家与读者层。

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是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必然产生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40年代的中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语化后,汉字的教育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功绩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其重要性毋庸质疑。由此诞生的现代汉语形成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体系。并且建筑了大众化的教育基础。汉字也在某种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化。

在韩国,甲午改革的前后,国文的复兴与普及、文言一致文体的导入、句读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这些都对新文学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西游见闻》的出现,成为表记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文字的表记法开始急速的韩文化。

在日本,启蒙运动的初期,随着社会运动的扩大化,兴起汉字废弃论等一些过激的主张。1880年后,口语文学诞生。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

现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的特点是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普及密切相连。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小说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它不仅使大量的供给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导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出现。

在19世纪末的韩国,《独立新闻》《京城新闻》《每日新闻》《少年》《泰西文艺新报》等的创刊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商业新闻的兴起是以晚清时代的上海为中心的,在那里出现了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并得以发展和壮大。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刊印杂志。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兴起是19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时务报》。他们借助媒体,宣传启蒙运动,但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发挥。现代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作家层与读者层。在古代,文学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为士大夫阶层,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读者层不断扩大的同时,作家层也由士大夫阶层向知识分子阶层转变。此后出现的专业文学杂志都同时具备商业性和启蒙性的双重特点。这个特点在30年代文艺季刊出现后则更加明显。

在日本,以福沢谕吉(1847-1889)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宣传市民社会的理念,结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机关报《明六杂志》,开展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他发表了《脱亚论》。主张脱离已经落后的亚洲,向西方文明靠拢,为现代日本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以缔造西方式文明为理念的改良主义诞生。其后,德富苏峰设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倡导平民主义理念。由于这一系列运动的相继展开,为梦想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启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国东北。强占东三省,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文艺团体被强制解散,都市文化的兴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纯文艺杂志的创刊也急速增长。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媒体的兴盛如期而至。

谈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层,中、日、韩三国的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都曾有过留学的经验。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推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功不可没。同样的,在中国和韩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成归来,率先担负起新闻和杂志的创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说和西方名著译本也经由他们的手相继问世。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开创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跃入龙门,进人士大夫阶层。而在现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间阶层的作家们登台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变化。对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们来说,20世纪是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转变的时期。自董仲舒后,政府为了制约能吏阶层,有意识的引入士大夫这一阶级。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士大夫们长期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作为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继承者始终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进入20世纪的开化期。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文人们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层层渗透,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普遍接受了西方价值理念。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同时具备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双重特征。与其说他们是专业的作家,还不如说是具备作家素质的思想家或革命家来的贴切。他们没有明确的艺术分类,如果有必要,任何艺术类别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说,“开化期的小说家们。关注着任何能够给社会带来触动的思想。他们是涉猎广泛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这样,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

论时间先后,中、日、韩三国多少存在着一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进入30年代后,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各国的现代文学都达到了繁荣与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学生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养,使用新的文体和语言,从真正意义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都市型文化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30年代的新作家们是传播都市型文化的阶层。

在这其中,海外留学派又占了大多数,目的地多为当时先进国家的大都市,并且他们的年龄也处于对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亲身经历了现代的都市文化,回国后,作为其文化的传承者,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数具有政治色彩的杂志开始没落,商业杂志取而代之,成为媒体传播的中心。这种杂志在思想上没有危险性,但是对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这种情况非常适宜对于外国文学有敏锐触觉的海外留学派作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标榜纯文学理念,成为文坛的新星。在中国,以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心,《现代》的现代诗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艺时代》作为中心的新感觉派和以《白桦》为中心的白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韩国,围绕着《诗文学》、《文艺月刊》、《文学》为中心的诗文学派尤为引人注目。

第四篇：林黛玉与史湘云人物形象之比较

林黛玉和史湘云人物形象之比较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给世人美好的文学熏陶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想象与思考。百余年来，红学研究从未间断过。其中以百计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是让人赞叹、思索、回味。

在《红楼梦》数以百计的女性形象中，林黛玉与史湘云是比较独特的，有鲜明的人物性格。他们两个人的出生环境、生活环境都比较相似。但人物的性格、命运却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了？本文试通过对两个人物的身世、外貌、才情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人物的身世

《红楼梦》中对黛玉和湘云两人的身世都有具体的介绍，二人都出生于名门。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祖上曾袭过列侯，自己又任巡盐御史，也算是钟鼎之家了，可惜子孙稀少，年过四十才与夫人贾敏得此一女。贾敏即老荣国公之女。林黛玉年幼之时，母亲去世，父亲多病，而且自己从小就体弱多病，从不断药汤。外祖母史老太君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抚养。后来其父病亡，她便彻底地成为在贾家寄人篱下的孤儿。

史湘云，金陵名门史家之后，豪门千金，是贾母的侄孙女。但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史鼎抚养，而婶婶对她并不好，后来被贾母接到府中抚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都是小时侯父母双亡，都是贾府最尊贵的老太君的孙辈，被老人家怜惜而接到府中抚养。但姑苏林家在林黛玉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衰败，林父去世后林黛玉就无家可归，彻底成为孤儿。而史湘云虽然也是父母不在，她毕竟还有个家，即便对她不好的家。她可以在不快活的时候说“我要回家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就在这相似的身世之中，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的。

二、人物的出场形象

林黛玉与史湘云都是被贾母接到府中抚养，但她们在贾府的初次登场就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给众人的感觉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在哭泣中开始的，一个是玩闹中现身的。林黛玉是娇袭的且一身是病，是在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中闪亮登场的。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对她进行了具体描述：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1）

她打小就有病根，药汤一直服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是这样描述的：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 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 便知他有不足之症。我们一提起她，最大的感觉就会哭。第一次见宝玉是哭，病死的时候是哭，好象她的一生是贯穿在哭泣之中了这正应了书开头的美丽传说，她本是天上的仙草，她下界是来还宝玉的灌溉之恩的。

除了娇弱，作者还描写了她的小心翼翼。同样是这回：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可以看出黛玉虽然年幼但颇具心眼，行为举止处处透露出自己的小心谨慎。

相对黛玉，湘云的出场就热闹的多。第二十回，湘云在书中首次出场，一见宝玉面就很亲热，黛玉便拈酸打趣她：“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 „爱‟哥哥„爱‟哥哥得。”湘云回敬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儿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 „厄‟的去！”说完就逃，宝玉在旁忙着提醒：“绊倒了！那里就赶上了！”见黛玉执意要追打，宝玉又在门框上拦住她去路，一面替湘云求饶。宝钗也过来劝说。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来戏弄我。”宝玉却道：“罢哟！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就敢说你了？”

虽然没有具体的外貌描写，但通过她的说话和动作可以看出她的活泼开朗。与林黛玉是娇袭之病相比,史湘云则是健康的容颜与外貌。湘云湘云不但性格象男儿，还颇好着男装，文中有两处描写。三十一回中，宝钗说她“旧年三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勒上，猛一瞧，倒象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那椅子后边，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撑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还说„扮作小子样儿，更好看了。‟”第四十九回，写湘云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众人都笑道：“偏她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如果要去分析湘云喜好男装的缘故，更多的是她平日在家太过拘束，一到贾府就只想自由自在，还有有一点那就是和她本身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穿上男装让她更觉轻松自在，没有束缚感。而我们看惯了大观园里的粉黛胭脂后，看到湘云的英姿飒爽不由会觉得眼目一亮。她连男子的装扮都想学.颇有中华女孩多壮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气概!

三、人物的才情

黛玉和湘云在大观园中都是和宝钗齐呼的诗坛高手,都颇有才情。但是两人的风格又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悲伤、一个豪迈。

黛玉的诗词总是离不开悲伤,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她诗谶的《葬花辞》。这是林黛玉进入贾府以后的生活感受，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和悲剧命运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墨，如泣如诉，抒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现了她的高洁的情志和坚贞不阿的精神。至于“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未了数句花的命运也即黛玉的命运。这是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心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凸现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

湘云的诗词和她的性格一样,豪迈,不拘小节.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作诗，压倒群芳的是史湘云，不过史湘云还是后来的，她没有到之前，大家评的最好的是薛宝钗同林黛玉。林黛玉写得非常灵巧，她聪明机巧，写白海棠说：“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你看用“偷来”“借得”写得很有风趣。实际就是写它像梨花那么白，那么有风韵。又用梅花的精神来比它，用“借得一缕魂”这种措辞，看出她的巧。宋代卢梅坡有诗，写到雪同梅花的比较说：“梅须逊雪三分白”（2）梅花比起雪来，没有雪白，比雪差三分，“雪却输梅一段香”，雪比起梅花来，梅花有一段香，雪没有。最后，雪同梅到底哪一个好，高下难分。这同林黛玉写的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启发。这种不叫抄袭，叫借。就是活学前人好的地方。后来迟到的史湘云又作了两首，众人大加赞赏。诗语言非常自然，清新洒脱。比如“也宜墙角也宜盆。”大家都用“盆”字韵，觉得这句就是随口讲出来的，说这花好，种在盆里好看，种在墙角也好看，这很像她的人生态度。在家里，她父母死后，人家待她不好，过得很苦，她也能适应，到贾府来了后，换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她也合适。一个人随处都能适应，这个意思放进去了。

四、人物的性格

林黛玉的娇弱悲伤，史湘云的健康豪迈，这种表面的差异归根到底源自二人不同的性格。

1、敏感、忧愁与开朗、大方

林黛玉首先是个敏感的女性，她的启蒙老师贾雨村对冷子兴说，他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因其母名贾敏，“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她到贾府时，尚在孩提，却牢记母亲生前的嘱咐，她总是眼看心想，暗暗审视；然其言行举止，却又那样彬彬有礼，适份合度。但我们同时也感觉到，她一开始便受到心理上的压抑。她诗思敏捷，别人写诗，总是苦思冥想，而她却“一挥而就”。她对贾宝玉说：“你能一目十行，我就不能过目成诵？”的确，林黛玉的聪明在大观园里是有名的。她善于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例如《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这里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酒杯时，正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她的妒意表达得多么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敲而又点滴不漏。

正是她寄人篱下的处境，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例如周瑞家的送宫花，最后送到她那里，她便疑心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她；特别是《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还有《八十三回省宫闱贾元妃染恙闹闺阃薛宝钗吞声》：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己，竞气得昏厥过去。别人开一句玩笑，她认为是对自己的轻侮。她确是个“小性儿”，甚至有些“病态”。但是，我们想到她的身世处境，想到她的极强的自尊心，不是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吗？

除了敏感以外，她还特别的忧愁，总是怕宝玉对自己不专心。其实她的早亡和这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是名门大族、公侯的后代，但在涉及和宝玉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黛玉却有点小心眼，爱耍小脾气，还有一点不分场合。

而湘云不同，她性格豪迈，虽然也使小性但就显得宽厚开朗多了。如：《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谶语》：宝玉也知道是说戏子和黛玉相象,但是不敢说,惟有史湘云笑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吓的宝玉忙对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到了晚间, 湘云便命丫鬟翠缕把衣包打开收拾,.翠缕说:“忙什么,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湘云道:“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 ,什么意思!” 别人都不敢点破，唯有湘云。黛玉生气了，她也不愿意陪笑脸，倒不是因为黛玉在贾府中的地位身份的原因，而是因为本小姐的脾气上来了，在湘云的心里根本就觉得黛玉的气生的没有由来。她没那么多心眼，认为只是个笑话而已。

史湘云虽然也是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史鼎抚养，并且婶婶对她并不好。在叔叔家，她一点儿也作不得主，且不时要做针线活至三更。她的身世与林黛玉有些相似，但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

做为同是父母双亡的人，湘云也是同情林黛玉的，觉得两个人的命运应该是一样的。例如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说的好,`事若求全何所乐'.据我说,这也罢了,偏要坐船起来.”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所言之话句句都在黛玉心中，湘云同黛玉一样是无父母寄人篱下之人，但湘云之心却有揽万物之度，岂一般小女子之能比。这里黛玉的忧愁却衬托出了湘云的豪迈之情。

2、对人的态度

湘云与黛玉身世虽近，却是一个乐观，一个悲观；一个合群喜聚，一个独处喜散，在对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除了宝玉以外，似乎别人都不在她的眼里。连对赵姨娘、贾环等人都是“正眼不看一下”，所以不得下人之心。凭心而论，这不是说明黛玉看不起人，这主要是和她性格有很大关系，她一直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但她确实对下层人民不是那么喜爱，她曾给刘姥姥起过“母蝗虫'”的外号。（四十二回）

而湘云却与丫鬟们非常友善。第三十一回中，她亲自带给袭人几个丫鬟绛纹戒指，与先前叫人送来给大观园姑娘们的一样。三十八回中，湘云宴请贾府中女眷吃螃蟹，不忘叫人给赵姨娘装满两盆子送去，且一并摆了两桌让太太少奶奶房里的丫鬟们坐下慢品，等夫人们走后，又摆一桌请姑娘们房里的丫鬟，并让一旁伺候的婆子、小丫头们都坐了尽兴吃喝。可见她尊卑之分的观念不很强烈。第三十二回中袭人开玩笑说她“拿小姐款儿”，湘云立马叫冤枉。袭人原是贾母屋里的丫头，服侍过湘云。湘云从不因自己是主子小姐，而对奴才丫头另眼看待。虽为名门闺秀，作风却更象平民家的女儿，没有一点架子，这是大观园里面众小姐们万万不及的。当然，这与她在自己家中地位有关。正如袭人所说：“她不比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儿。”少失恃怙的湘云虽又有小姐之名，却无小姐之实，从小与奶娘、丫鬟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与下人没有距离感。

3、反叛精神

林黛玉虽然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她生性孤傲，敏感细腻，和宝玉志同道合，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宦道路。她蔑视一切功名权贵。如：当贾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圣上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在封建社会敢公然藐视皇公贵胄的赏赐，她可以算是第一人了。

史湘云她敢于烧新鲜的鹿肉，大嚼以饱口腹。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和宝玉也算是好朋友，在一起时，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她襟怀坦荡，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挽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 泉香而酒冽,玉ゼ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多豪迈的气概，在那个封建时代，一个没出阁的大家闺秀竟然敢喝醉了躺在户外酣睡，同时还在唧唧嘟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湘云做到了！

但同时在《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里湘云说了一番大道理去劝宝玉去走仕途经济之路，并被宝玉当场予以难堪。但我不认为这说明湘云是守护封建礼教的，反过来只能说明她颇具男子的大气，同时局限于那个时代,实话实说而已。那个时代要求男人们顶门立户、博取功名。她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以不自觉的遵循封建礼教为前提，她不也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吗？因为她根本的价值观与当时社会并无冲突。

五、人物的命运

林黛玉的命运更集中更强烈地体现在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之中。她和宝玉的爱情贯穿整本书中，也贯穿在她的生命里，爱情彻底飘逝了，她也就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爱情。这种爱情表现得非常纯真、深挚、坚贞。然而，爱情又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这就难免有痛苦，甚至要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她这种敏感的性格，从来都没对宝玉放心过。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泄。诗，前已叙述；哭，更是林黛玉的家常便饭。她来到人世，是为了“还泪”。她第一次见到贾宝玉，就是哭，此后，“不是闷坐，就是长叹，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常是自泪不干的。”林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肉。哭是她悲剧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映；哭，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当她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以生命相殉。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至死靡它。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的遗恨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撼人心灵！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

至于史湘云是在史家的张罗下嫁与卫若兰，婚后不久，丈夫即得暴病，后成痨症而亡，史湘云立志守寡终身。湘云的结局到底如何，雪芹先生没有写完，“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就当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吧。

六、结论 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说史湘云与林黛玉两人有相近的身世，按理应该同病相怜，不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从比较中我发现形成黛玉这种人物形象的决定性因素是她的生存环境:孤独无依。作者为世外仙姝的存在安排了一个残酷的理想环境:丧失所有直系亲属,寄人篱下,孤独多病。从接受当时的世俗教育的角度来说,在黛玉的身边,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真空。正是这个教育的真空,成就和保持了黛玉的自然人格。也正是这个教育的真空,形成和加固了黛玉的悲剧性格,使她终生都被摒弃在世俗的幸福之外。

她以花自喻，感叹寄人篱下的命运。事实上，与史湘云比起来，她所受的那点“严寒”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首先，她并非和史湘云一样，出世不久就失双亲之爱。“人皆有父，翳我独无；人皆有母，翳我独无。”这种孤独无助的心酸滋味，只有自懂事起脑海中就找不到半点对父母记忆的史湘云才能彻底解透。至于黛玉，却曾是年迈双亲的独养娇女，父母“爱之入掌上明珠”，大约六、七岁时，其母贾敏亡故，贾母史太君于是非常怜恤这个失恃的外孙女，主动将黛玉接来抚养。贾府众人对黛玉也是一见如故。尤其是府中集千娇百宠于一身的宝玉，更是对她情有独钟、呵护倍至。黛玉一来就与宝玉同住，“一个桌吃，一个床睡”，寝食起居，迎春、探春、惜春几个孙女倒是靠后。当权的王夫人、王熙凤为讨好贾母，对黛玉也从不敢怠慢，更别说有宝玉的撑腰，更助长了她任性的脾气。到黛玉十二、三岁时，父亦病故，从此安心留在贾府，众人对她也并无二意。她却看到宝钗母慈女孝的亲情状就要触景伤情，认为是在故意气她，又猜忌下人们会不会因她寄人篱下而嫌她多事，始终不能释怀。

黛玉讽刺湘云是“公府千金”，那么我们且来看看这位“千金小姐”在家中又是什么待遇。书中并未有湘云因自己遭遇向人诉苦的正面描写，但第三十二回，通过宝钗之口，可以得知，湘云在家每每做活都要做到三更半夜，倘若替别人做一点半点儿，史家的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千金小姐被人这般使唤，恐怕恐怕贾府丫鬟们的处境都要好过于她。第三十六回，史家打发人来接湘云回去，按黛玉的话说是有家可回的，多么幸福！但我们只是看见湘云眼泪汪汪的，只有宝钗心内明白！一向快乐开朗地史湘云竟如此畏惧回家，以至要伤心落泪，还怕被家里派来的人看到，侯府千金居然这般委屈可怜，足以见得她在家中是何等处境。黛玉与她相比，岂非有天壤之别？ 但湘云与黛玉相比，虽然父母双亡但毕竟有家可以回,来贾府可以当成是走亲戚,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便在家也做不了主,也比完全寄人篱下的黛玉强.她的[1]身后毕竟还有强大的史府!她生气了，可以收东西回家,当她因为说黛玉象戏子后,倔强的不理会宝玉的苦心,反而要回家去!可以说,湘云能够保持豪爽坦荡的个性,与她背后的那个史府还是很有关系的。林黛玉在贾府的痛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可是,她能赌气说“走”吗?她能走到哪里去?她只有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走入诗词的文字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泣诉自己的凄苦愁怨。孤独无依而又体弱多病,使林黛玉可以更大限度地逃避俗务,拥有相对自由的个人情感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林黛玉与史湘云由于所处的生存的环境的差异而影响着两人的性格发展，性格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人拥有不同的命运。

苏轼<<海棠>>一诗说”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3）是的,黛玉、湘云两人都是大观园里的精灵，即便将来千秋万载之后，仍将深入人心。

第五篇：浅析《红楼梦》中林黛玉人物形象

浅析《红楼梦》中林黛玉人物形象

在《红楼梦》百花斗妍的女儿国大观园里，黛玉牵动人的衷肠，她强大的艺术魅力与动人之处主要源于她的悲剧美。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哲理与诗情，并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象。二百多年来，无数人为她的悲剧命运洒下同情之泪，为她的艺术魅力心醉神迷。真正的悲剧总是动人心魄的，因为悲剧是将美毁灭给人看。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其悲剧就越壮美，越深刻，越动人。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还在她出世之前，曹雪芹就用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像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妙的亘古未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根、宿情、宿恨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渲染和强化。命运对她太残酷和不公平。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长期寄居在黑暗龌龊的贾府。

曹先生塑造的这一“心思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在《红楼梦》中着墨较多，是为爱流尽最后一滴泪的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儿，她不仅有泪情，还具有才情，对宝玉的爱情更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细细品味，咂摸红楼中林黛玉的艺术形象，以下几点格外突出。

一、才华横溢的诗人

纵观整部《红楼梦》，林黛玉的一首《葬花吟》写出了她自己的一生，更是写进了红楼中女子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一诗成纖”。她对自己的处境以及自己的心境做了最恰当的描述，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她的“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高洁品质。

林黛玉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书香世家，这为她的才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她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的才情也为她与宝玉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就算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依旧没有收起自己的才情的锋芒。书上说她为泪而生，泪尽而逝。其实她是为诗而生，那泪，就是灵性与才情。林黛玉是这一部《红楼梦》的诗魂，她的诗情在红楼梦中要算最高的。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一个诗化了的形象，作者有意集历代才女之所长于她一身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个性。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触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触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与悲剧的命运。可以说，她的诗情到尽她的苦情。

二、泪伴终生的“泪人”

曹雪芹在作品的一开头，就赋予了林黛玉特殊的使命——还泪。因此才有了宝黛之情，也因此，黛玉为宝玉，一生流泪，至死不变，泪尽而逝，绝无怨言，这方是报恩还泪。林黛玉的泪从始至终贯穿整部作品。自从见了宝玉，她的泪就没有停止过。“泪人”的特点：一，她降临人间，是为了还泪而来。还泪就是还情。二，她在人间的人生过程正式还泪的过程，生命尚未终止，其泪痕总是不干。三，这位泪人的生命不像常人那样以年龄计量，而是以眼泪多少计量。四，她不仅是泪人，而且是诗人。因些她泪中有诗，诗中有泪。她的泪在眼里是泪水，流入字中则是诗。这些个特点，准确的阐释了林黛玉的泪人背后的孤独与伤痛。为情生、为情死、为情泪伴终生，这对于十七八岁的她来说，经历的是怎样一个变迁，现在我们无从了解，但是这个千古一遇的泪人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碑式的意义与价值。

三、多愁善感的“病人”

林黛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病态，黛玉的病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也是她性格的一个方面，病病怏怏，心思细腻，这进一步的培养了她多愁善感的性格，一草一木皆成为了她愁感的对像，一首“葬花吟”更是将她的这种性格推到了极致。因为自卑，因为敏感，她经常经泪洗面，咏诗遣愁，更是共孤寂的心境的宣泄，她不安于这种命运，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招惹了许多看来是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她害上了无法解除的思想的忧郁症。所有的世间万物在她的面前，仿佛都变成了制造眼泪和忧愁的原料。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对贾宝玉的爱情及对薛宝钗的嫉妒。

四、坦率纯真的“酸人”

说林黛玉“酸人”，这里专指的是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的个性，其体现在作品中俯拾皆是。但她的“酸气”大多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谈到金玉良缘等危机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的触景伤情，借题发挥。然而直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向人们敞开了他那天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里容不得微尘，也不记的微嫌。黛玉是性灵派，任情任性不加掩饰，爱也罢，厌也罢，一切都摆在那里任人评说。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立体的，较为真实的人物形象。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物，林黛玉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主观的说这种性格的好与坏。只能客观的评价人物特点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研究价值。

五、为爱生死的“痴人”

这小小的绛珠仙草便用一世的情、一世的轮回、一生的生死、一世的眼泪来偿还一段爱情，这是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恋。宝玉送她“颦颦”二字，确切的说应该是“痴人”。为报恩，她来到贾府，与宝玉同吃同住，一起成长，三生石上的姻缘，木石前盟的际会，让他们之间多出来的是一到无形的知遇、知音之情。她为情生、为情死，宝玉即是她今生唯一，天下男人她都不在心头眼中。宝玉的洞房花烛之夜，便是她泪尽而亡之时。这是曹雪芹给予她的使命，也是她经人世一遭的唯一。黛玉对宝玉的一片痴情，对爱情至死不渝，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她有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情痴”带给人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伤痛”，且几乎无药可医，这也就为她的爱情悲剧奠定了基础。

六、身陷红尘的“儒人”

细细品味《红楼梦》就会发现黛玉的行为、爱好、语言等等都与儒家的思想脱不了关系。当别人问她读什么书时，她说自己读的是一些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的代表作品，儒家思想早已渗透进她的日常生活中去。虽然宝玉是她爱的人，但对于禅性极高的宝玉，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也使得她照样把宝玉的这一行为解释为“疯人”。因为儒学与禅学不相融合，所以她对此持有一种怀疑和轻视的感觉。这就充分的说明林黛玉是一个身陷红尘的“儒人”思想。她没有参禅人那样崇高的思想，但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闪光点，却着实让人折服。林黛玉没有禅意，她用儒学阐释了她性格的可爱之处，的确难能可贵。

通过整部《红楼梦》来看林黛玉，她身上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人、泪人、病人、酸人、儒人等等。无论是哪一种人，都充分的验证的林黛玉这一形象的研究价值在“红学”研究史上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身处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叛逆女性，是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所以她的一生只能以悲剧来结束。纵观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大家族里生活的她，个性张扬，率真坦荡，执

著追求高品质爱情，有异于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是大观园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前卫的、进步的民主思想，而这种进步在当时社会却被认为是叛逆的，是被礼教所不容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叛逆及对心灵相通的爱情的执著追求才引起封建家长们的不满，作为一个异类，她的失败及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个悲剧形象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和叛逆性格，不屈服于强权的顽强精神，会随着这个典型艺术形象而始终存在着，并且对《红楼梦》的读者产生一种激励、启迪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分析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

林黛玉死去了，但林黛玉的纯美的精神，她与贾宝玉生死与共的爱情，他们所实践过的爱情原则，她的闪耀着艺术魅力的优美形像，将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这一形像所含蕴的哲理与诗意，将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以生活的启示和美感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