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

第一篇：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

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

论文摘要 本文基于探究新刑事诉讼法立法原意，结合分析审理羁押期限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进行探讨。力求从契合理论与实践双重需要出发，通过论证审理羁押期限相对于审理期限的独立意义，从原则与标准层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展开论述。

论文关键词 审理羁押期限 审理期限 界定

刑事诉讼审判实务中对被告人久押不决的情况屡见不鲜，已成为持续积淀且尚未有明显改善态势的顽疾。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大趋势逆向而行，在违背尊重与保障人权司法理念的同时，还极大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缺乏对审理羁押期限的明确界定，致使其缺乏合理规制，给审理机关留下了不当利己解释空间。2012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做出重大修改，虽然相关规定有所调整与补充，但仍不足以改变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缺失的尴尬局面。结合实践恰当解读条文之外的立法原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难点

（一）审理羁押期限立法存在缺陷

无论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还是新刑事诉讼法，均未直接提及审理羁押期限的概念，亦未对审理羁押期限畴域内的相关内容做出直接规定。相关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含糊不清，达不到解释效果。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正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起诉、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对于审理阶段，此处所谓“法定羁押期限”应当作何理解，该规定并未做出进一步说明，从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中也无迹可查。

此外，在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直接界定的同时，各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之间还存在明显冲突。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于199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规定，“办理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需要向上级机关请示的，请示、答复时间应当计入办案期限”，由于该《通知》专门针对规范羁押期限，该规定等同于间接认定了羁押期限同步于办案期限，并且认为应当将请示、答复时间计入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但是在该“通知”出台后，各地人民法院却又出台了一些与之截然相反的规定，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规定》，其明确规定“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等同于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期间不计入羁押期限。虽然两院一部“通知”的效力应高于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但这种忽视上位规定的不当解释，恰恰突出反映了审理羁押期限领域的制度混乱。

（二）对审理羁押期限的不同界定根源于站位差异

审理羁押期限的界定直接涉及被告人重大人身权利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由于利益导向、职能定位的差异，在立法欠缺的状况下，各方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导致分歧重大。

由于司法资源有限等原因，法院往往不能在基础审理期限内审理完毕，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而由于司法理念及内部考核导向等原因，法院倾向于拒绝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因此各级法院通常认为审理羁押期限应无条件地与审理期限同步。检察机关的职能包括对羁押期限的法律监督，若按照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检察机关便会丧失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监督空间，其监督权能将形同虚设，因此其在实践中往往与法院意见相左。被告人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久押不决持绝对反对态度，对以延长审理期限、延期审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中止审理等事由实际延长羁押期限极度排斥，在实践中因此提出申诉的情况层出不穷。

但是由于在审理阶段法院居于优势地位，起主导作用，法院对审理羁押期限的理解能够最终体现于审理实践之中，因此无论是非，其观点呈现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势。

二、审理阶段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辩证关系

（一）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除维护社会安全外，羁押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审理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构成环节，在其间羁押即是保障审理顺利进行的辅助措施。从这一点足以判断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衔接。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从字面意义理解，第九十六条规定了三个不同畴域的内容，即分别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审理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但由于第九十六条位于第一编的“强制措施”一章中，其内容属于强制措施范畴，结合前后条文，第九十六条所规定的应当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的羁押期限问题。在此语境中，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的应当是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全文仅提及了侦查羁押期限，未作涉及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的表述，更谈不上对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直接界定。因此上述条文以审查起诉期限、审理期限替代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羁押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并列，除了规定了刑事诉讼各环节羁押期限到期后的处置方式外，还隐含着对审查起诉羁押期限、审理阶段羁押期限的间接、初步界定，即审理期限是判断审理羁押期限的参照系，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

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审理阶段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换押之日或法院所作羁押决定执行之日起算，自诉案件的羁押期限应当自案件受理后执行羁押决定之日起算，而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的截止日期相同，因此审理羁押期限可以短于或等于审理期限，但不会长于审理期限。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应当被作限制性解读，下文将对此做出具体论述。

（二）审理羁押期限具有区别于审理期限的独立性

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分属不同畴域，其价值属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审理羁押期限是羁押期限的种概念，其价值在于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行为的规制，来达到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基本人权之间的合理平衡。审理期限是指完成审理程序的期限，是对完成刑事审理过程的时间要求，追求在合理期限内确定刑事实体权利义务，实现诉讼的效率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3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规定，“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在法定羁押期限已满时必须立即释放，如侦查、起诉、审理活动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项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统一”，充分表明审理羁押期限与审理期限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在应用中也应当明确区分。

三、审理羁押期限的应然界定原则

笔者认为，对羁押期限的界定，应当基于对立法原意的考量，从达成惩罚犯罪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出发，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一）羁押期限的界定应达成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平衡

未经法院判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原则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些不正常诉讼现象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有罪推定的逻辑，久押不决即是其中的典型。久押不决使得刑事强制措施蜕变为刑罚的“预执行”，可谓“不决而决”，只有将被告人视为“准罪犯”或者“类罪犯”，才能为久押不决提供逻辑支持。这种隐含的有罪推定，包裹在“惩罚犯罪”的装甲之下，频频出现于刑事诉讼活动之中。

审理期限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需要实际延长的，将被羁押的被告人先行释放，客观上存在被告人逃逸、干扰证供、毁灭证据等妨碍惩罚犯罪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最根本的途径自然是继续羁押被告人。如此而言，无论羁押时长，在审理阶段始终维持被告人的羁押状态都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这种风险是否必须避免？要讨论一项行为是否必须，就要充分考量其价值层次与定位，并与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可见惩罚犯罪和尊重与保障人权均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完整内涵既包括尊重与保障被害人个体及人民群众总体的人权，也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因此，惩罚犯罪相较于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并不具备优先性，不存在为绝对保障前者而必须牺牲后者的必要性。惩罚犯罪与维护被告人人权，必须从追求刑事诉讼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大化出发，达成合理平衡。

（二）应当对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作限制性界定

刑事审理本身对被告人的直接影响极为有限，延长实际审理期限并不会导致诉讼权利义务配置的重大变化。但是刑事审理过程中附随的羁押措施，直接构成对被告人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实质性限制，对审理羁押期限予以严格限制，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基本要求。

新旧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限、延期审理等制度，其实质都是对审理期限的延长。即使忽略上述规定中的漏洞，在将上述规定最大化运用的极端情形下，实际审理期限仍将无法计算。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不可能出现极端情形，但如前文所述，法院采取各种方式实际延长审理期限，是刑事审理实践中的常态，并且由于诸多法律漏洞，法院对审理期限的实际延长在相当程度上同样处于不可预测状态。

在对审理羁押期限进行界定的语境中，如果将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解释为包括延长审理期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情形，羁押期限制度就会丧失其限制不当长期羁押、维护基本人权的存在意义。实践中，法院正是以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未对审理羁押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即是默认审理羁押期限应当随审理期限同步变动为由，在延长实际审理期限的同时继续羁押被告人。因此，对作为界定羁押期限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做出限制性界定，是达成惩罚犯罪和维护被告人人权合理平衡的必需。

（三）作为参照系的“审理期限”宜限于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该条文中的“一审、二审期限”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将其界定为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期限（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分别为三个月与二个月），能够契合于立法本意，并符合审理羁押期限制度的逻辑自洽要求。

正如上文所述，若作为界定审理羁押期限参照系的“一审、二审期限”包含延长审限、重新计算审理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延期审理等所有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审理羁押期限制度便会丧失主要意义。那么如果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部分情形而非所有情形，譬如仅包含延期审理的情形，是否可行？对此笔者同样持否定态度。

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部分而非所有情形，与将其界定为包含所有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并无质的区别。如果认为“一审、二审期限”仅包括如延期审理的情形，那么为何不能认为其包括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其他情形？无论选择哪种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都无法为排除其他情形找到实质性理由。而将“一审、二审期限”界定为排除任何实际延长的基础审理期限，则与将其界定为包含全部或部分实际延长审理期限的情形之间存在质的区别，能够脱离上述逻辑羁绊。

审理羁押期限问题积弊已久，在看似简单的表象之下，牵涉到理论和实践的诸多纠结之处，囿于笔者水平，本文未能全面展开论述。在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之际，笔者期待立法机关从推进立法明确化、精细化出发，通过立法解释对审理羁押期限做出合乎理论框架和实践需要的权威界定。

第二篇：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检察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检察监督

--监所检察科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刑事诉讼法继1996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修改，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对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新刑事诉讼法，首先，要理解新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的基本点。这次修改工作，秉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总结16年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的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完善刑事诉讼中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坚持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更加注意到了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只有从立法原则上把握了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才能更好的更新执法理念。

其次，要把贯彻落实好新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刑事诉讼法与检察业务关系密切，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联系实际，扎实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第一，组织好新刑诉法的培训和学习工作

建议多措并举，把自学与集体培训、交流讨论的方式结合起来。可以邀请当地名师授课或者收听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集体学习；可以

1不同的办案部门之间针对典型案例进行联席会议讨论，比便总结经验教训；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考试测评或者举办刑事诉讼业务竞赛；还可以部门为单位针对刑诉法修改的内容进行调研，在实践中探索改进工作方式。总之，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心刑诉法学习好、贯彻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第二，加强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机制

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和意义。同时，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监督也存在一定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有待优化。笔者认为，应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完善。

1、完善检察机关内部衔接配合机制

加强检察机关案管中心、侦查监督、职务犯罪侦查、公诉、监所检察、控告申诉等各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建立内部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侦结反馈制度，形成监督合力。

2、建立健全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相配套的制度机制

随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一些与其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也迫切需要建立。如对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具体审批、运行程序和监督使用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法院、看守所的信息沟通配合机制；社区矫正执行监督中监所检察部门与法院、司法局以及异地监所检察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都需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3、突出重点，积极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针对立案、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等环节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争取每年解决几个重点问题，将专项监督活动和日常监督工作相结合，对在监督活动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建章立制。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挂牌督办一些有影响、有示范性的典型案例，不断推动刑事诉讼监督工作。

第三，完善配套法律、明确执法程序

新刑诉法的修改仍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出于现实的的考虑，有些条款只能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基于此，可以结合实践，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法律适用依据。譬如，证人的保护制度和强制出庭制度，逮捕、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条件的细化和完善。此外，也要明确执法程序，从程序的正义中彰显实体的正义。实践中，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工作机制。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刑事诉讼各环节的工作衔接制度，健全羁押期限告知、羁押情况通报、期限届满提示制度。改革完善换押制度，建立和完善适应第二审程序需要的换押机制等。

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是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检察人员要以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以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互动为动力，深入学习掌握新刑事诉讼法，全面提升检察工作水平，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第三篇：新医改背景下

新医改背景下“看病难、看病贵”探讨

郭金有

【摘要】放眼看中国，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和成因，重点探讨“因病返贫、因病致困”的局面是否在新医改政策的实施下改善，提出现代医改政策与民生改善工程能否真正切切落到实处，推广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等举措是否能从微观上得到理想的治理。首先必须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凸显政府职能，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规范医疗机构经济活动，让群众享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一中心任务后，提出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性的主要矛盾在新的政策实施后能否进一步遏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

【论文关键词】看病难 看病责 医疗体制改革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大学生下基层 药品零差率 中医适宜技术

展望当代中国，随着国家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人口众多，贫富领域不均等客观原因，当代中国“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待进一步完善，“因病返贫、因病致困”的格局随着现代医改政策的实施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医”、“药”、“专业技术”等等科学领域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标准化、国际化,古往今来，人类的健康问题始终摆在首位。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分析：

1.1首先“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正如字面上所表达的那样应该分为“看病难”与“看病贵”两个问题来看待：要分析这两个问题必须搞清主体与对象，即谁在喊看病贵和难、难和贵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看病难”在城市中主要体现在优质医疗资源缺少，医术水平高且可以信任的医生难找。但是反过来讲，不管什么病谁都想看高级医生、住高级医院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满足的。在农村主要表现在一般医疗资源缺乏，医务人员人数偏少、总体医疗技术水平偏低，所以对病人应进行合理分流，根据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小病到基层，大病才上大医院。大力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诊疗水平，对于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慢性病等病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只讲看病难，而是要作具体分析。“看病贵”指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超过了患者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其中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覆盖的广度和强度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我国在于医疗保险方面的覆盖面很窄，据统计约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患者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一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得出的结论是，在被评估的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公平性位居188位，倒数第四。

1.2“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在新旧体制更换等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为此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8次连续药品降价，涉及品种规格多达万余种，2007年对医药卫生系统的商业贿赂问题也重拳出击。尽管如此，问题的解决不能期待一蹴而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先是从病人的方面来剖析：中国病人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约占37%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缺乏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和法规，没有对医疗保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所以一去到医院，就总觉得看病难、看病贵，那些病人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吓倒，同时心理为这笔昂贵的医药费用而产生崩溃，所以像这种情况也就犹然而产生了。

1.3从国家的方面来看，不但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严格和财政投入不足的原因。政策方面，我国关于医疗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缺陷，立法还很不健全，法律监测也很不完善，所以当病人在上医院看病接受治疗时只能是心理感觉价格高而无法用法律来得到根本的保障，况且，医院以及一些卫生院或诊所是属于事业单位，也是具有赢利性质的，所以患者就更加受蒙蔽了。同时，国家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严，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这就大大地助长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不良状况。此外，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只占世界的2%，但是我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左右，用2%的医疗费用去解决22%的人口健康问题肯定会觉得看病难，看病贵。1.4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目前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的窄，从结构上看，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农民、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弱势群体还没有被保险制度所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应有的公平性和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农村，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非常的多，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充分凸现出来时，我们可以经常从电机屏幕中看到农民工因工伤或意外伤害而没有钱治病，就算给农民保险，但仍还是不够充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来源不足，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向农民投资的难度，重要取于农民对医疗的满意程度。但是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甚少，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不稳定，因为国家对医疗合作大多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他们对执行政策的主动性大大降低，没有足够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落实。

1.5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不相同，这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保障的主体、方向、管理方面都构成了障碍,会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难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是农村的行政区域设置的医疗卫生网点业务不足，不少地方的农民基本可以做到小病不出乡，大病直接去县或乡级医院。因此县或乡的医疗布局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二是卫生机构人员的分布非常不协调，总之这些都是产生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后自然就产生病人看病难看病贵。

1.6药品与医用材料价格虚高:关于药品、医用材料价格虚高的报道已经很多，几乎人人皆知,很多药品包括一些政府定价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中间差价为一倍甚至几倍,医疗材料价格管理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以药补医”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药品销售成为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药品生产领域无序竞争，流通领域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药品价格虚高。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合理: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僧多粥少”导致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城市占有80％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只有20％，因此，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尤为突出。1.7 服务质量、态度差，就医流程不合理: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部门，面对患病的脆弱群体，该群体面临经济和精神双重的负担，如果遇到不满意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其反应肯定比一般服务群体要来得强烈。加上目前医疗服务人员普遍超负荷工作，待遇也不高，难免出现询问病史时间过短和回答病人问题不耐心等现象。另外，就医流程设计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挂号、就诊、交费、检验(检查)和取药等往往都需花费较长等待时间。如果有些大医院布局不合理，标识不清晰，需要在不同建筑或楼层之间来回奔波，病人肯定产生强烈不满。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途径

对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现象，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但是近几年我们国家正逐步实施了一些新型的医改政策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1调整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格局，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

2.2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根据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更大程度地承担起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的责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超收倾向。关键是明确政府责任，增加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片面创收的机制。

2.3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坚持教育与监管有机结合，完善监管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督促医疗机构坚持合理检查，严格执行疾病诊疗规范，明确基本检查和基本用药，防止因常规药物滥用和不合理检查而增加病人负担。物价部门应加大医药价格的专项监管力度，从源头上防止乱设收费项目、重复收费、多收费现象发生，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负担。

2.4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范，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老百姓的用药需求。根据国家、社会、个人承受能力，又保证安全、有效、价廉的原则，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加强药品价格监管，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名义把药品的价格太高。

2.5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医疗机构一定要加强人员的培训，让医务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众看病的需求，方便群众就医。

2.6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辅助弱势群体。由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结合社会扶持体系建设，多方面筹集资金，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基金，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病人员及“三无”病人得到及时救治。同时明确指定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好的卫生医疗机构，对下岗失业人员和五包户、孤寡老人实行免收挂号费和诊查费、减收床位费。切实降低弱势群体的用药负担，加大投入举办惠民医院、平价医院等，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群众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医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2.7当前要建立医务人员定期到基层的制度，推广医疗卫生、中医、中药适宜技术，建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制度，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巡回医疗制度。同时，借鉴国外做法，制定政策，要求大学医学毕业生毕业后到乡镇卫生院工作3到5年，充实乡镇医院人才队伍，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公益性质的原则，对社区卫生资源重新布局，积极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的卫生服务网络。

3“看病难、看病贵”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3.1农村医疗建设中,医、患角色的再认识

患者去医院看病不象去一般的市场上消费，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患者对自己病情往往知道很少，更不要谈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患者到医院看病是把自己尽快康复的愿望寄托给了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对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医生出于自身利益出发，还有外部压力等要求，往往使这种本应百分之百对病人忠诚的委托关系异化。开大处方、乱用药、多用药等现象十分普遍，医疗乱收费仍然屡禁不止；一些医疗机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定项目、分解项目收费现象比较突出。就医时医生和病人的共同敌人应该是疾病，而现实生活中医患之间的互信可以说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矛盾与冲突也屡见不鲜。

3.2诊疗行为不规范，医保工作不到位

在医疗领域中除了医生、患者外，绝大部分场合存在第三方，即医疗保险者。医疗保险者除了提供疾病风险经济分摊的重要功能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代表患者监督提供方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保障病人合法利益。但大多数医疗保险公司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主要检查“过度医疗”问题,但作为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的我国，医疗保险部门除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病人的利益是否受损，代表患者的根本利益监督检查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

3.3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改革目标不明确

在进行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健康，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病有所医，医疗卫生改革应该始终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如果仅仅为少数人服务，那么社会的整体宏观效率很低，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政府应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打破城乡与体制界限，平等地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4、我乡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及解决策略探讨

松树乡地处武威市凉州区西南方，近莲花山、祁连山脉，总人口达1500多户，本人认为，在像我乡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农村，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惠民政策，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的标准，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4.1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相比较，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是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4.2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 针对我乡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我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模式”，该模式是在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为其提供来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

4.3 据本乡十个村摸底调查，截止2010年12月份，本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均为74%，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其主要的原因是群众的思想转变落后，响应这一重大的医改政策的出台，我们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为就是要搞好宣传，做好本质的工作，让他们尽快的转变思想，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保障群众的健康，从而改变全乡经济落后的新局面。

4.4 卫生部门及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

（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

（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

（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新闻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

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乡实行状况：

5.1、我乡经济处于不发达区域，人口稀少，人均占有量少，地处资源不丰富，经济收入普遍低，主要以农作物为主。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如果让个人独立承担疾病风险，终其一生的积累可能都会觉得“看病贵”，甚至无法承担和抵御。在农村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职能是疾病经济风险分摊，是将个人一时的疾病风险分摊到一生，是将一人的疾病风险分摊到全社会。如果没有广覆盖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个人主要承担疾病风险的医疗体制下，“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可以说根本无法解决。因此，我们需要以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平台，用一生积累的财富来抵御一时的疾病经济风险，更需要调动全民的财富来分摊与帮助某个人的医疗负担。

5.2、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需要各级政府下很大决心，政府财政也必须投入很大的财力才能完成，必须提高到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政治高度才能完成。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各有关部门要从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精心组织，扎实工作，把这项造福广大农民的大事抓紧、抓实、抓好。要认真总结试点单位的好做法，积极进行农民个人缴费方式的探索，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

5.3、在对松树乡卫生院展开进一步的调研后，据统计2011年松树乡人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98%，每日门诊接待人次达100多人，日均补偿金额达1000多元，住院比例根据相关规定内设25张病床，并建立健全既方便农民又便于监管的合作医疗审核和报销办法，实行基金使用管理的卫生院、村卫生室公示制度，把合作医疗报销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探索农民参与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和使用的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做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明确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本乡五保户和贫困家庭的问题。在帮助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的同时，对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重、难以承担的部分，给予适当补助。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的协调互补，共同解决贫困农民看病就医难的突出问题。

6、使用药品零差率、地产中药及相关医改策略解决看病贵探讨

6.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在如火如涂进行的同时，国家又出台了新的医改政策即使用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的施行，这一新政策的出台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本人认为患者就医感觉医院不好进的根本原因是其昂贵的药品使他们望而却步，国家出台这样的新政策应该能解决这一本质问题。再不会是真正真需要救治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推行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省上确定的基本药物有关规定。基本药物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招标、统一定价、统一配送，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同步进行，具体进度为：2010年5月31日前，在28个县市区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先期试点，完善方案；自6月起，在不少于60%的县市区开始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展综合改革；年底前在全省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推进综合改革。

6.2推进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政府补助及医保基金等多渠道补偿。政府补助标准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的办法核定。离退休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用，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由当地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核定补助。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支出，由同级财政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困难地方予以专项补助。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收支全部纳入县级国库支付中心或财政专户统一管理。政府对村卫生室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给予补助。

6.3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由所在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对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严格界定功能和任务、核定人员编制、核定收支范围和标准、转变运行机制的同时，政府负责保障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乡镇卫生院要加强对所属行政村卫生室业务、药品、器械等方面的管理。

6.4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因事设岗、全员聘用的用人机制。依据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的工作任务，在合理核定人员编制的基础上，确定岗位设置，核定人员比例。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人，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选拔、择优聘任，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卫生技术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核定的编制范围内，按照人社部门核准的设岗方案，所有人员实行竞争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富余人员分流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

6.5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公平、体现绩效的考核分配机制。根据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科学核定承担的工作任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根据服务的人口数量、服务质量和服务半径核定。基本医疗服务任务根据近三年医疗服务平均人次、收入情况，综合考虑影响医疗服务任务的特殊因素核定。建立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便于操作的工作任务考核评价体系。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绩效考核，财政、人社等部门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考核结果与经费补助挂钩。建立按岗定酬、按工作业绩取酬的内部分配激励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管理岗位任务制定内部分配管理办法，对职工定期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职工个人收入挂钩。各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定岗竞聘完成后，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

6.6推进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向城乡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阶段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孕产妇和老年人保健，慢性病及重性精神病管理等9大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着政府投入的逐步提高将不断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本地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基本医疗服务。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强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医药的服务能力，提高中医药在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制度中的报销比例。

7、必须进行微观上的综合治理

7.1我们必须调整微观卫生经济政策，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比如改革目前传统的按项目付费的方式而采取按病种付费的方式，继续采取药品集中招标等综合措施降低药品的虚高定价，治理医院不合理医药收费行为和按规范进行的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单靠卫生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同时要大力推崇循证医学，建立合理的诊疗规范，寻找成本效果好的标准治疗方案，积极推广各种适宜技术，达到提高医疗质量前提下的控制不合理费用这样一个终极目标。当前，医学科技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优先重点应该引进、吸收、消化那些成本效果好的技术并予以推广。同时，对原有广泛应用的临床技术或治疗方案应该进行全面的成本效果评价，比如对终末期肾病病人移植和透析两种方案成本效果(效用)进行全面权威性的比较。又如，为了减轻过度用药现象，对临床抗生素应用范围、适应征及不适应使用范围的合理界定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提高药品生产流通的准入标准，大力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要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的教育。制定一系列临床技术操作规程和临床用药指南，用制度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和用药行为。严肃处理乱用药、乱检查的医院和医生。

7.2必须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已经形成共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确保。第一，必须弱化医院的趋利动机，但又要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医院运行的技术效率。要建立与完善医疗业务工作数量、质量与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比如，医院在核定合理的支出项目与标准的前提下，如果仍然有结余应该按一定比例上交卫生主管部门，用于区域卫生资源的合理调整与布局、用于医学科技的发展和适宜技术的推广等。第二，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必须加大，政府财政要投入到疾病治疗成本效果好的医院或科室。因为对医院而言，病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即是自己的收入，如果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医院自身收入必将减少，而这减少的收入如果没有合理的补偿，相信实际上没有一个医院真正愿意朝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向努力。这就是医疗领域非常明显的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财政补助必须正确发挥导向作用，校正市场失灵，专助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的医院或科室。目前撒胡椒面式的财政补助方式，不但没有很好的校正市场失灵，而且可能起了与期望相反的“逆向补助”。

7.3政府责任必须到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财政应逐年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要明确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比例，明确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项目和标准。比如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完全由财政全额拨款，日常运行经费通过低收费予以补偿，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托底”以弱化医院的趋利动机。此外，政府要加大对医疗领域的监管力度，看病贵往往与乱收费和过度医疗密切相关，通过加强政府监管，消除乱收费和过度医疗对克服看病贵问题往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7.4必须建立梯度医疗体系，三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疗门庭冷落是医疗系统的一个普遍现象。病人流向必须合理。三级医院的定位决定其主要是负担疑难杂症的诊治，而社区卫生服务主要负责常见病多发病及诊断明确疾病的治疗。要采取行政的、制度的、经济的手段调整各类病人的合理流向，比如制定合理的定点医疗和转诊制度，发挥价格和自负比例的调节作用。7.5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医疗机构一定要加强人员的培训，让医务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众看病的需求，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

总之，我相信，在我乡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乡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乡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乡实情的路子，很好地解决我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我乡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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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善联.上海市“看病难、看病贵”成因和对策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06,2: 21-23.［3］邱 童,顾 海.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析及解决建议［J］.卫生软科学.2006, 20(6): 536-537.［4］甘肃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甘政发[2009]97号 ［5］何志高.“看病难、看病贵”之我见［J］.中国药房,2007,18(13):961-963.［6］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 甘政发[2010]23号 ［7］光明日报：用医改的办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12

第四篇：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试析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2013-02-28 18:08 来源：

三、进一步加强对简易程序的规制

简易程序的适用是公正与效率博弈的结果，是对二种价值的协调与权衡。简易程序本身可能更偏重诉讼效率的追求，但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也注意加强了对简易程序适用的规制：

首先，限制简易程序适用的情形。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对在该范围内但具有特殊情形的案件，进行限制适用，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审判公正。新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以下情形的，不适用简易程序：（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这也是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及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案件所需要注意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首先，第一条所列的几类人属于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有的在生理上有缺陷，有的在精神上有障碍，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应当充分保障他们的诉讼权利。新刑诉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上述人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同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也是为了充分保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条所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一般是指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案件。尽管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或结果也许并不严重，但如果社会关注度高，也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办理，以扩大案件审理的社会影响，回应关注，争取案件的处理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三条所称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因为共同犯罪案件案情往往比较复杂，证据相互关联，哪怕一个被告人不承认犯罪事实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就可能对全案审查产生影响，因此，全案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其次，确认相应救济或纠错程序。对于不具备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变更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即将案件由简易程序恢复为普通程序，进行重新审理。

四、明确公诉人应当出庭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却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要求，应当如何理解。首先，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是履行其追诉职责的重要内容。新《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次，如果在庭审中出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对某些指控事实持有异议，或者对案件定性或量刑提出辩解，或者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况，需要决定是否转换程序，此时可能需要庭审法官与公诉人商量或征求意见，但因公诉人不出庭而导致此类情况难以处理，不利于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后，检察院派员出庭是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需要。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审判活动是否依法进行实行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如果简易程序中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则根本无从发现审判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更不可能提出纠正意见。

但是应当明确，尽管法律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但并不意味着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在讯问被告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等方面，完全等同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所以名为“简易”，当然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新刑诉法第21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

第一节关于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但在出庭公诉实践中，到底如何具体简化和运作，需要有关部门在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加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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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劳动合同法下劳动合同期限（最终版）

劳动合同法解读十二：劳动合同期限

第十二条 劳动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三种。

【解读】本条是关于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

一、什么是劳动合同的期限

劳动合同期限是指合同的有效时间，它一般始于合同的生效之日，终于合同的终止之时。任何劳动过程，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在现代化社会中，劳动时间被认为是衡量劳动效率和成果的一把尺子。劳动合同期限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确定。是劳动合同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为什么劳动合同应有期限

劳动合同期限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时间。劳动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便建立了劳动关系，各自要依据自己的劳动行为来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但是，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不可能无头无尾，成为永恒不变的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必然的。劳动关系可能是较长期限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到底要维系多久，必须通过一定的具体时间表现出来，这就产生了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合同如果没有期限，双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期限是劳动合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劳动合同内容的保证。劳动合同是以实现劳动过程为目的，劳动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劳动合同如果没有期限，这个过程就难以确定，生产或工作任务的完成就无法保证，合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真正意义。正因为如此，本法把劳动合同期限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之一作出规定。

三、劳动合同期限的分类

根据本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三种。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四、如何确定劳动合同期限

合理地确定劳动合同期限，对当事人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劳动合同期限需要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因此，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用统一的目标来约束当事人 的意志。确定劳动合同期限除了坚持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外，还要掌握这样两条原则：第一，有利于企业发展生产的原则。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是建立劳动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劳动，使劳动者获得物质上的一定利益。而劳动者的劳动和获得的物质利益，都必须依赖企业发展生产，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因此，订立劳动合同的期限首先必须从生产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生产和工作的需要来确定。第二，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原则。在坚持有利于企业发展生产的原则下，要兼顾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因为订立劳动合同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事情，关系到双方的利益。确定劳动合同期限时，不能只强调企业的生产工作需要，也应当兼顾劳动者个人利益，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总之，当事人双方都应当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合理确定劳动合同的期限。

科学合理地确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发展都有很大帮助。用人单位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长期规划和目标任务，对劳动力的使用进行科学预测，合理规划，使劳动合同期限能够长短并用，梯次配备，形成灵活多样的格局。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年龄、身体状况、专业技术水平、自身发展计划等因素，合理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合同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