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台湾问题 1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一篇：现当代台湾问题 1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现当代台湾问题 1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重写台湾现、当代文学史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上发表了赵遐秋的文章《当前大陆学界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对史实描述与阐释的错误、对某些史实的意义不够重视、重要史实被遗漏、对当下复杂文学现象研究的空白、原有的台湾现当代文学史整体性的框架的陈旧过时，充满错误和疏漏是当前学界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现摘要如下。——编者

我们以往的研究成果里，对于最近这２０来年的台湾文坛上的“统”、“独”之争，还是一片空白。本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随着论争的深入发展和复杂深化，就有了强烈的“中国指向”。现在，弹指间，２０多年过去，环顾今日之台湾，人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如同陈映真所说：“７０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从８０年代开始，台湾兴起了“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在李登辉、陈水扁的政治“台独”的支持下，不仅叶石涛、张良泽、彭瑞金、陈芳明等人２０余年间一直顽固地鼓吹“文学台独”，而且还在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中找到了后继者。连当年主张中国意识的人如王拓也转向了。光是在１９９５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就狂妄地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外国文学”，“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不仅是言论，这些年，“文学台独”势力还在台湾当局的支持下搞了许多的活动，比如，他们公然为“皇民文学”翻案，公然扭曲“台语”的性质炮制所谓的“台语文学”，还公然在大学里组建“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并且构建“独立”的“台湾文学史”的体系，等等，一时之间，弄得乌烟瘴气。

大陆学界原有的台湾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需要有一个彻底的反思。即使是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必然会在全新视角的关照下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进行价值判断。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重写台湾现、当代文学史！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思考 【摘 要 题】台港澳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无论如何，近10来年应该是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自开展以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一方面，研究观念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使台湾文学的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以往未曾彻底解决的问题，也一再浮出水面，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忽视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那我们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不断重临研究的起点。有时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和高度进行这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尽管如此，类似的尝试一直是我想进行的。因为它至少可以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而“对话”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不过，本文并不打算进行一般性的海峡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现象描述，而只是试图谈谈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一再重临的问题。

毋庸讳言，近十年的台湾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上获得起点的，大部分研究者十几年前写下的东西今天有不少已不忍卒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近十年来海峡彼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的发展何以如此迅捷、如此激烈的原因，当然，台湾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台湾当下的一门“显学”，与台湾当局竭力推进的“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的主张有着更为直接与密切的关系。

许多论者曾用多元化来把握近十年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此一类说法大致不错。但是，假如这种把握不是基于对目前研究现状尽可能客观与公正的把握，而只是以卖弄个人才学或炫耀理论的新潮，那么，这样的研究存在的价值就需要斟酌。对于台湾文学，特别是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说实在的，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对此关注得还很不够，虽然也有一些大陆学者一再呼吁加强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却效果不彰。在台湾当局竭力推进“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主张的现实境遇中，在台湾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绑上了政治战车。然而，作为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它的特殊文学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可以帮助台湾人民摆脱殖民地的创伤。恰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言，虽然“今天台湾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了，这种‘殖民地的伤痕’必须平复，而不能沉溺于嗜痂成癖之中，温习这段殖民时代的历史，应该是有利于我们走出殖民地的阴影才是”。①

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人为隔绝所造成的历史断裂、理想幻灭和价值混乱的危机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背景，因此新的研究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不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曲折和反复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标榜什么“主义”，都必须面临实践的检验和现实的制约。在这方面，近十年台湾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譬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论争”、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文学的本土化运动的倡导等，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多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与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虑到这些不断重临的问题中所蕴藏着的重大历史真相，问题的严重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每当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叙述开始喧嚣尘甚的时候，文学中的“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就成了炒作的政治议题，如何公正、客观地诠释这一议题，就成了研究者需要直接面对的政治问题，而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有色”的眼镜。为此我们不得不上溯至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的几次文化与文学论争运动，只有尊重性地回归那一段历史，才能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台湾文学的乡土主流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为了抵抗日本文化殖民的压力，确实曾掀起过关于“台湾话文运动”并进行过“乡土文学”的论争。而且不论是“台湾话文运动”，还是“乡土文学”口号的提出，都是台湾新文学动员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他们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台湾和中国是永久不能脱离关系的，所以反对另立台湾特殊的地方性文化。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日据时期，“乡土”二字在台湾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强调乡土，本身就含有抵制外来奴役之意。事实上，不只日据时期，即便战后，乡土文学也依然是台湾文学的一股主要潮流。如果我们理清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历史的真相，那么对于今天某些人企图利用“台湾文学本土化”做政治文章的用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在今天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之一，与某些研究者在现在时的政治意义上使用这些史料不无关系，尤为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某些台湾研究者甚至拒绝相信曾经有过的事实，故意将史料进行断章取义的引用。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现实层面来探讨这些问题，更需要从历史和学术独立的层面来进行思考。台湾历史上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为受害者，故而某些台湾学者的本土叙述就充满了悲情的意味，甚至可以说积怨、迁怒于历史环境和某些个人(譬如蒋氏父子的威权统治)已经成了某些研究者的一条习惯思路。他们人为截断了大陆同一时期也遭受了苦难的情况，处处凸显出一种控诉的意味，企图利用所谓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方式，截断海峡两岸的民族文化联系，企图将台湾凭空打造成一个不存在的“民族国家想像的共同体”。

二、“为人生”的写实主义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分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浩劫确实给研究者造成了不少困扰。但历史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割断，民族文化传统也不会因为简单的“去中国化”而被截流。事实上，自1895年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这半个世纪，可谓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堪称“乱世”。台湾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与闽、粤两省有着紧密关系，大多数的台湾居民本为这两地的移民。日本据台之初，即竭尽全力切断此关系，以使台湾人民彻底归附于他们。到了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已经走上了轨道，其“统治力”遍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仍然无法被完全切断。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台湾地区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由于台湾新文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遵循着“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原则，这是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由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环境的限制，以及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深厚文化渊源，决定了台湾文化的另一种气质和氛围，表现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中的，便是对“原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屈坚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和泪。广大台湾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泪，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台湾同胞苦难生活，启蒙民众铲除封建桎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

可以说，在1945年以前的“台湾作家的作品里，是充满着社会意识的，很少逃避现实，遁入虚妄的王国里。大多数的作品，所描写的是穷苦、朴实的农民，和他们在剥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虐嘴脸，御用绅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现象。大多数的台湾作家都能将自我的价值归结到社会大众上，社会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周围人民的不幸就是个人的不幸，借着作品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抗议精神，或是对不可抗拒之外加灾祸的刚毅的隐忍精神。”② 譬如台湾文学的先驱者赖和、吴浊流等人，就在他们创作的小说中，表达了用本民族的文化来同异族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抗争的坚定意识。赖和的小说《一杆“称仔”》，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颁布的“度量衡制度”和“警察制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彻底瓦解与消泯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的所谓“现代国家”的神话。吴浊流在隐秘状态下创作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则倾诉了台湾人民没有家园，到处被放逐的“历史孤儿”心态，渗透着强烈的悲愤。“不但写尽了台湾社会的诸样相，道出了台湾人的悲欢离合、迂回曲折的命运，有瑰丽的乡土色彩，而且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台湾人民的意愿、应走的路、未来的命运。”③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新文学创作与同一时期祖国大陆反帝反封建文学一脉相承，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圣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今某些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却成了一种效应研究，不再尊重历史，成了一种注定要在政治要求中不断变换的“研究”。(责任编辑：书客)

论今年的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2002年12月14日 14:04

今年是台湾问题风浪迭起的一年﹐也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昭然若揭的一年。“台独”意图经久不消﹑并且不时变本加厉的台湾当局在“谋独”方向上迈出了非常引人注目和极其严重反响的两大步﹐那就是

（一）今年三月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公然赴美﹐同美国五角大楼领导人进行军事会谈﹐由此将一九九七年秘密开始的﹑中美建交后中断多年的美台直接军事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以“渐进式台独”战略著称的陈水扁今年八月公然拋出“一边一国”论﹐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而且用较之一九九九年“台独”教父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远为明目张胆的方式﹐首次叫嚣和敦促通过岛内“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美国政府表示反“台独”

陈水扁当局的这两大举动﹐连同它的其它一些影响较小但性质雷同的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去年的一系列事态对“台独势力”的激励作用﹐或者说形势判断塑造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的间歇性严重紧张﹐尤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近乎达到极致的对外政策态势强硬化﹑单边化甚至黩武化倾向﹐外加去年底“立法院”选举显示和加剧的民进党岛内政治优势。

然而事情很快证明﹐台湾问题上的形势远不像陈水扁等人断定或揣测的那般美妙。去年五月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反对台湾独立”。

正如一名西方记者在报道此事时指出的那样﹐沃尔福威兹在此使用的是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语言”。换言之﹐美台军事合作的这位主要设计者和贯彻者之一﹑被普遍认为布什政府内部尤其亲台的五角大楼领导实际上是奉最高决策者之命﹐最明确﹑最干脆地告诫陈水扁﹕“台独”有害于美国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美国决不是“台独势力”可以随便使用的“空白支票”。同样﹐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和台湾“公投”说之后不足半个月﹐专门前去探测华盛顿方面如何反应的“陆委会”主任蔡英文受了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一顿训斥。用一位多少知悉内情的“立法院”委员透露的话说﹐是美国政府对陈水扁的这项举动“相当不高兴”。

十月二十五日﹐布什总统在其克劳福德牧场同江泽民主席会谈后立即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包括表明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实际上﹐布什在同江泽民的不公开会谈中讲得更明确﹐那就是反复保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

亲台亲独舆论有所缩减

不仅如此﹐美国精英舆论的风向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不少有比较重要的舆论和政策思想影响的美国知名人士撰文或演讲﹐强调“台独”趋向恶性发展对美国利益包含的危险﹐告诫政府谨防在台湾当局操纵下有朝一日为其火中取栗﹐指出过于亲台的政策会损害最为重要的反恐大局和对美国裨益多多的中美良性关系。相形之下﹐亲台亲独舆论有所缩减。

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形势同中美政治关系的基本状况一向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联系。很大程度上有如今年的台湾问题﹐今年的中美政治关系也可以说是风浪迭起﹐再次显著地表现出复杂和变动的特征。然而同先前的类似波动甚或震荡相比﹐今年的变动起伏大概更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意味﹐使我们可以对未来一段较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前景更有信心地怀抱绝对不失警觉﹑但确实比较乐观的态度。

从“九一一”事件发生大致到今年三月汤曜明访美﹐归因于中国对世界政治变动和本国应有对策的“与时俱进”式的调整﹐加上异常严重的恐怖袭击所导致的美国国家战略首要目标变更﹐中美之间出现了以反恐合作为崭新内容的局部新型关系﹐连同进一步增进和开发共同利益汇合点的潜在前景。然而﹐一系列其它因素相当严重地阻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其中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近乎达到顶峰的霸权性优势与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态势﹑包括由布什本人重申的“协防台湾”意向和美国在“东突”问题上一度顽固坚持的反恐“双重标准”。

与此同时﹐在与对美政策未来基本方向密切相关的﹑关于如何判断世界政治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四大问题上﹐中国国内存在着相当显著的争论和困惑﹐或曰认识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九一一”事件以后(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诸项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是否发生了变更﹖如果确有变更﹐那么是否只会是纯粹短期的﹖(２)国际力量分布（特别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３)美国反恐战争的基本意图是什么﹖如何准确地认识和判断反恐与谋霸的关系﹖(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安全环境有怎样的改变﹖同这些争论和困惑相关﹐我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心态﹑态度﹑政策和舆论基本正确﹐但也存在比较显著的自相矛盾之处和“效果局部互相抵消”效应。

陈水扁拋出“一边一国” 然后大致从汤曜明访美开始﹐直到今年夏末为止﹐主要鉴于美台军事合作的恶性发展与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胜利后变本加厉的霸权态势和单边主义﹐中国政府和公众理所当然地深感不满甚至愤怒﹐对美国反恐战争（尤其是其开始展示的“第二阶段”）的真实意图理所当然地大为怀疑。我们强烈地谴责了美台军事关系的强化﹐凌厉地批判了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打击”信条﹐并且严厉抨击了美国行政当局内部进行的“核态势重新评估”和五角大楼“二零零二年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和台湾“公投”叫嚣正是出笼于中美关系气氛相对紧张的这个阶段。

中美关系大幅度改善

随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大概首先是对陈水扁和他为首的台湾当局来说）出乎意料的急速和大幅度改善阶段。由于中国政府战略判断的进一步优化和非同寻常地积极的外交作为﹐也由于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的显著的局部改善﹐中美两国就一系列先前久久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相当迅速地达成了具体协议或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美国政府宣布“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和中国政府发布导弹技术和生物两用材料出口管制条例。此外﹐二零零一年四月中美撞机事件后一直中断的两军交流得到恢复﹐中美反恐合作有进一步的发展﹐中美两国皆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核查的决议﹐两国还就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这一非常重大的问题进行了密切的协商。江泽民主席十月下旬访美﹐同布什总统在其克劳福德家庭牧场进行了成功的会谈﹐它对改善﹑巩固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已经﹑并将继续表现出来。

中共十六大在美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上得到了大致积极的正面报道和评论﹐此类情况近年来并不多见。中美关系如此的显著改善实际上构成了对“台独势力”的重要打击﹐而打击“台独势力”﹑阻止“台独”趋向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一直跻身于最为至关紧要的中国国家利益之列。

对美政策的求实倾向

在此有必要谈论十六大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精神。十六大报告对外政策部分重申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历来已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长远立场﹐并且重申“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有利条件”这一同样历来已久的重大命题。它们除了具有其它重大的理论思想和政策涵义﹐还反映尽管中国的世界政治认识和国际关系思想近年来﹑特别是九十年代末以来有了多方面顺应世界基本潮流的显著的新变化﹐但对于美国独家的过大国际权势和由此难免的强权政治及单边主义行为﹐依然保持一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看来理所当然的不满和长远的和平渐进性变更愿望。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十六大报告在对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清晰地表现出来的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倾向。或者说﹐在这些方向上的进展近三年多来相当明显﹐而自“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今年夏末以来更是给人强烈的印象。两大战略决心并举

结合近几个月中国政府高度积极的对美外交作为来看﹐大概可以断定中国领导人就坚持和发展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世界政治态势和对美政策真正下了某种较长期的战略决心﹐而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而言大有利于在台湾问题上阻独促统。但是﹐要全面体会十六大报告的对外政策精神﹐还要认真看关于国防建设和台湾问题的部分﹐它们都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密切相关﹐其中很明确地宣布了至关紧要的两点﹕

(１)一定要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的现当代化﹔

(２)决不容忍“台独”。这同样是中国领导人的重大战略决心﹐其重要性不亚于前一种决心。

这两大战略决心的并举具有关键的国家大战略意义﹐同过去相比很可能反映中国领导人在理顺战略目标﹑摆好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实现战略方向和战略资源集中方面有了很重要的优化或改进﹐或者说有了重大创新。阻独促统的最终伟大成功有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大战略思维或大战略方针保障。

从一九九五年李登辉访美直至当今﹐台湾问题上的风风雨雨和起伏跌宕一次又一次地昭示我们﹕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根本政策一直是“不统﹑不独﹑不战”﹐不管它有时相对而言会较多地突出或侧重于其中的那一两个要素。这种政策的一个根本前提﹐在于美国的对华大战略意向﹐那就是一方面对将会兴起为大强国的中国构筑和维持长期的战略防范﹐连同在一系列较具体问题上旨在迫使中国就范的政治压力﹐乃至有时实行局部的﹑多半是间接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维持和有所选择地发展同中国的多方面交往﹐以满足美国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一些重大的安全及外交需要﹐促进它在美中关系方面越来越重要的经贸利益﹐并且谋求按照美国的意向来影响甚而塑造中国长远的国内政治﹑社会走向和基本国际行为方式。如此的大战略意向的前一个方面﹐使得台湾当局多少自信能够长时间地以渐进式的“谋独”活动为美国防范﹑甚而伺机阻滞中国真正强大提供重大帮助﹐从而维持和强化美国的同情﹑保护和支持﹐与此同时等待或促进它想象中的“急独”机会。但是﹐对华大战略意向的后一个方面同样是基本的和经久的﹐它同有助台湾当局“谋独”拒统的前一大基本成分一起﹐影响和参与决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且限制和制约之。

在中美关系比较良好的时候﹐不能遗忘或低估前一个方面﹐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则不能遗忘或低估后一个方面。

美国对两岸“平分秋色”﹖

鉴于（粗略地说）今年上半年布什政府的显著亲台态势与其夏末秋初以来对华态度的明显良性变化﹐可以说今年这两大方面及其政策表现相当罕见地“平分秋色”﹐或者如台湾“中央社”十二月初的一篇英文文章所说﹐“二零零二年出现了美台关系与美国和中国大陆关系同时加强的罕见现象”。这种情况是否会较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它是否意味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有所增强﹖台湾当局会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们自己又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和思考。

七年多来台湾问题的历史同样表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一项战略前提﹐那就是（用美国总统的话说）美国反对台湾海峡两岸任一方“未遇挑衅”而急剧改变现状。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必须记住这一点﹐不要以为美国会冒中美战争的风险来支持台湾宣布“独立”。我们自己也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只要不出现美国实际上相当严格地定义的﹑极少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同样用美国总统的话说﹐即大陆“未遇挑衅”而发动的对台进攻）﹐便差不多绝对避免就台湾问题同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致造成美军的重大伤亡和全盘毁坏中美关系。即使是明显地相对亲台的布什政府﹐至今为止也没有改变这一战略前提。这意味着﹐只要中国无疑地坚持“台独等于战争”这一根本决心和底线﹐“台独”势力就不可能从美国获得无条件纵容或支持﹐阻独也就有了起码的保证。

香港大公报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三、四日连载 作者时殷弘现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台湾问题

刘宇夫

一、为何要解决台湾问题

首先，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岛内大部分人的祖辈都是从大陆迁去的。在《开罗宣言》中，国际社会也确认了台湾属于中国这一事实。台湾位置重要，为西北太平洋岛弧的中心前沿地区；面积大，为我国第一大岛；人口多，有两千万之众。因此台湾地区的局势对我国全局影响深远。

其次，台湾问题是由于当初国共对峙造成的，这是中国的内事。但这却使得西方反华势力得以趁虚而入。一方面，它们长期对台湾问题加以利用以求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们希望两岸维持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以便它们从中渔利。也就是说，两岸长期维持这种不战不和的僵局是他们非常愿意看到的。而且，一旦台湾问题迁延日久而未解决好则必将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乃至全方位都受此隐患的严重影响，这决非危言耸听。

假如台湾长期不回归，一种情况是两岸维持不战不和、不独不统的状态；另一种则是台湾独立。第一，不战不和的状态不利于我国的发展与安全：一方面，反华势力长期执此筹码以遏制中国，在国际态势上，中国就会处于被动的劣势，中国的主权就被大打折扣，而且长期的被动还会导致连锁反应，恶性循环，局势就更不利于中国；另一方面，两岸长期的分离不但导致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削减，经济和军事还会被严重威胁，很多人因此反对修三峡和核电站恰能说明这一点；此外，台湾作为西北太平洋岛弧链的重要一环对海上围堵大陆军事力量作用巨大，如果台湾独立，台湾当局必定先做好各项准备，包括“公投”和军事部署，假如到那时美国走出了泥潭，完成了全球尤其是亚太军事部署，日本也修改完自卫队宪法、全面升级了武器装备，美日台必定会更加“亲密”，而大陆的处境就会更加被动。一旦两岸那时开战，台海局势就更加不利于大陆。但假如那时大陆默认台独，反华势力就可明目张胆的渗透到台湾，使其变成真正的反华前沿阵地，把大陆围得更加密不透风。台湾独立成功也等于给其他分裂、颠覆中国的势力发出一齐支解中国的信号，美国再加以煽动和利用，中国就难免有些岌岌可危了。

而一旦台湾回归了大陆，中国在整个国际态势上就变得主动不少，最起码不至于在近海就被人牵制太多。两岸四地加在一起的实力和潜力会迅速增大，经济发展的近距离制约也被削弱了。反华势力失去前沿阵地必会更加被动。一直把中国当成头号假想敌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部署届时都会受到一定影响。相比而言，解决好台湾问题的中国必定在国家安全、经济等各个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二、为何近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高

上个世纪末，台独势力随着两岸分隔日久而活跃起来，随着李登辉迈出台独的实质性第一步，岛内台独势力有所蔓延。接下来，民进党人陈水扁又两次当选“总统”，众所周知，陈水扁为独派头目，尽管他玩过些许伎俩，但事实说明支持台独的人数越发不容小觑，毕竟他的当选还建立在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的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岛内独派的“洗脑工作”还在不断地进行，直接从大陆迁去的长者在不断的病逝，而岛内青年人的思潮又越发引人关注。总之，岛内的形势不容我们乐观。

外国势力对台湾的模糊策略也对台独势力有一定放纵作用。美国当然最希望两岸维持不独不统的僵局，但心中肯定偏向独而非统。当然，既然它视中国为潜在的头号威胁也就肯定不会希望中国强大。小布什上台后，对美国灌输了更多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思想，加上中美间不断出现的新摩擦，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矛盾的累积，美国必定要不断的卖给台湾武器。这一方面是想让自己短期内就坐收渔利，另一方面是希望台湾能够勉强对抗大陆以求遏制中国。而台独势力也因此得以幻想独立。

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反独势力虽然与民进党对立，但自身茅盾重重难以握住未来走向。国民党党员编制锐减太多，反独势力整合也有些时日了，起色却并不显著。在野党之所以在野，必定有其自身的原因。更何况即使反独势力掌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访问大陆的这三个党的主要目的是借大陆之行对民进党进行反攻而非完全的无条件的帮助大陆统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三个在野党的三次大陆之行就盲目的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形势一片大好。

大陆方面也做过不少尝试，“一国两制”在台湾的适应度又不比港澳。相比台湾而言，港澳人口少、面积小，离大陆近，没有一个能自理的“政府”管辖，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程度也远不及台湾这艘“航母”：北通日本、南望菲律宾、东可与关岛遥相呼应、西又与大陆隔台湾海峡——由此可知台湾对反华势力有多么重要。即使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仍较快，但两岸的分离日久加上分裂势力的准备不断充分，台独势力又不停给民众灌输台独思想，宣独之前还必定会举行“公投”，而“公投”又必定为一些“民主”人士提供护台口实。如果不独不统一直延续下去，台湾问题又始终是个隐患。人们过分担心战争影响经济建设，但现在的僵局又给经济建设带来隐患和制约。既然大陆做了不少努力而无重大效果，并且谁也不会做出更大的妥协。因此，近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必定不高。

面对很多事，我们不能太急躁也不能太“沉着”，最好能把握住一个度。更何况从长远看，台海地区的变数仍不明朗，夜长则梦多，既然许多事难以预料，未来事态的发展又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有利于统一，所以我认为在中短期解决台湾问题最为妥当，而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总之，我们决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止境地等待中。

三、为何要主动进攻台湾

目前，美日都希望两岸短期内维持现有状态，台湾当局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观望在某种程度上正合了对方的心愿。

台独势力之所以希望目前两岸维持不独不统的态势，一方面是顾虑大陆的威慑，另一方面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岛内的台独支持率还远没有达到“公投”的基本要求，外国势力也顾及自身利益尽量维持这样一种状态，但台独势力决不甘心于此，如果大陆没有在近期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台独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微乎其微，即使大陆的实力仍在不断增强，但对方也会逐步做好各项准备，包括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搜索和研究大陆的情报和态度等等。

外国势力希望两岸不独不统以求坐收渔利，但美国正棘手于中东事务，而日本目前既未成为政治大国又未彻底修改自卫队宪法，他们对潜在战争所做的准备肯定不如日后充足。例如，美正在进行全球新一轮的军事调整，并在亚太地区不断调兵遣将，不时地调给关岛些舰艇，这既是为了威慑大陆，也是自做准备。所以，收回台湾的日程不断往后拖，并不能被一厢情愿的视作明智之举。

从大陆方面来说，大陆政府以求稳为主：即，只要台湾不独立我就不轻易进攻。大陆人均军费低于台湾地区，更低于美、日。如果台湾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好了所有准备，选择了最好时机而最终台独，大陆怎么办？当然，台独分子不会短期内贸然独立，但这正能说明台独分子在做长久打算。而一旦等到那时，两岸的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

很多人惧怕战争，但我们最急需做的不是逃避它而是正视它。更何况经济与军事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只要我们在军事行动得当的前提下争取到先机，并处理好经济与战争的矛盾，那么进攻的损失就是短期的、眼前的，而收益却是长期的、不可估量的。

一个长期没有战争意识的军队；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不敢直击困难面对挑战的民族是迟早要被淘汰的。当然，战争是下下策，不过具体的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种无法度、无休止、无进步意义的“三无战争”应该被人类抛弃，但假如我们仅靠幻想他人以求解决台湾问题，那统一中国的命运就始终掌握在他人手中，而我们只能闭目以待。要知道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机遇不是被动等来的，而是自己呕心沥血追寻而来的。大陆方面当然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但既然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不致陷于被动的态势，在确定和平解决台湾遥遥无期之后，为了尽量捍卫中国的远大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无患，我们只能也必须主动进攻台湾。当然，这也是我们万般无奈之举。

四、外国势力会否干涉潜在的台海战争

美国向来以自身利益为重，中国不但与其有较多的经济往来，毕竟还对美国有一定的军事恐吓能力。而一旦两国爆发战争，双方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美国遥控的世界局势就有可能失控。为了对付中国，美必须调来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这可能使得其他地区的军、政力量真空或失衡以致引发出不稳定的情况，而美国是不愿看到这一点发生的。这使得美国暂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而是急于重新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以期达到最优效果。毕竟台湾战略位置重要，所以美国不敢贸然支持台独。因为一旦台独引发了战争，美国就会面临两难境地：参战则自身利益难以保全，不参战则失去遏制大陆的最佳天然武器。因此，美国现阶段不希望出现独或统，而是想借两岸不独不统的现状为自己继续获得好处。一方面，台湾当局要不断地向美国购买军火；另一方面，没有统一台湾的大陆的底气毕竟难以“强硬”。

现在，美国自身问题非常多。在中东，美不但要加紧控制并稳定住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对叙利亚、伊朗等“无赖”国家起到持久的威慑作用。在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美俄新一轮争夺石油的战略控制权的游戏才刚刚开始，美甚至不惜入不敷出地开通阿塞拜疆输油管道。另外，随着欧洲整体实力的增强，法德等国不愿再依赖美国的声音，就连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也终于自发的联合起来以求自主。总之，美国越来越感到孤立。为了扭转被动和更好地应付新的情况出现，美国开始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调整，而在这场调整尤其是军事调整完成之前，美国直接参战台海的概率必定小于调整之后。而且，只要大陆能趁美军深陷异处泥潭时速战速决，美国现阶段是不会立即直接干预的。美国只有在自己正好能集中精力而两岸又打得旷日持久、两败俱伤时才会找个借口插手进来。

而另一挺台“大国”日本的自身问题就更多了：北有北方四岛之争，西有东海划界、钓鱼岛、竹岛之争，南思冲之鸟“岛”之属，还欲竭尽全力入常，还要逐步修改自卫队宪法，还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还要加强日美在东海地区的军事联合，进攻性武器尚在加速升级阶段。而且，照日本现在的实力与决心，也就是它既未入常又未完全、彻底地修改自卫队宪法之目前，它也只能跟美国求得共振而不会独挑大梁与中国抗衡的。

★美国在外交上的调整、亚太军事部署上的调整和日本急于入常、修自卫队宪法、大量引进武器、日美军事联合升级等种种迹象与台独在时间上似乎有些默契（这种默契即使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有朝一日也必会客观地对两岸统一甚至大陆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在入常最热的四国中美国最支持日本。当然，日本由于心急，最终适得其反。但以上一系列的动作难免不让人怀疑美日在台湾问题上加紧了步伐以求主动。我相信，“等”到这些事情陆续完毕后，美日台互相“帮助”的阻力就会达到最小值。

当然，如果大陆进攻台湾，美国的制裁和骚扰必会纷至沓来。但历史上哪个国家的统一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不停地瞻前顾后。一方面，大陆应寻求一个最优时机使得美国减少骚扰；另一方面，诸葛亮曾说过“兵不在多在善调度”，同样“器不在精在善利用”，我们不应过于迷信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多东西不在于你能够过多过好地拥有，而在于你能够更好地把握住它。万事有其一利必有其一弊，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取己所需、制己所恶。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更何况，美国对台海战争的投入永远都不是全身心的，因为它在地球上“操劳”的身影随处可见。

很多人认为美国会为台提供情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不会马上卷入战争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以为，我们应多利用对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美压台，以台制美”，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解放台湾。比如说美正在忙于他国战争或深陷某个泥潭时，它再干预别处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便利。此时，美国不仅难以参战，而且搜寻给台湾的情报的质与量也都会大打折扣。另外，我建议，大陆在战前应尽量降低军队集结的密度，最好能够做到分轮次、分不同方向、执行不同命令、选择不同目标、向不同地区的敌军作战，最后再进行合围，并努力减少战前的明显动作或是尽力制造成功的假象，以求最大限度地出敌不意。现在，一些关于“围而不攻”和“点穴战”的传闻很多，我在保留一定看法的同时就不再肤浅地讨论如何进攻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一成不变地使用敌人擅长的情报传递方式，往往越简单的情报传递方式反而能获得更好的效果。此外，敌人收集情报的质量也必定或多或少地依赖气候、地形及一些干扰物、干扰信号等客观因素。总之，如果我们能扬长避短甚至把握住对方的弱点，那我们就不再难以取胜对手了。

如果两岸开战，美国在短期内的确会在某些方面制裁中国，但美国的制裁由于不会脱离自身的利益而必定会有轻重缓急之分。只要大陆能速战速决并守住台湾，美国也绝不敢一直制裁下去，因为美国把中国当成重要的威胁而非唯一的威胁，它会想接下来的路如何走而非永远停留在一处等别人超过它。此外，美军届时也一定会在中国的近海骚扰牵制。大陆军方暂时只能进行恰当的警告和阻拦，只要采取措施得当，大陆就不会被牵制过多兵力。毕竟，美国也不希望自己与大陆立即发生正面、直接的冲突。

五、总结

★有人总是片面强调中国武器不如人、技术不如人，但实质上军事所倚仗的是“一思、二备、三势1”而非仅仅是武器装备。武器再好，使用它的人没有将它利用到位、没有选好利用的时机、没有过硬的优秀的不仅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融会贯通的思想做支撑、没有灵活的思维去灵活地利用一切解决一切的能力，拥有它的人也完全可以被打得一败涂地。更何况中国的军备毕竟还不至于差到难以御敌的地步。所以我敢说，只要中国人正视战争，作战层指挥得当，近期主动进攻台湾绝对是统一中华的上上之选。此外，我不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看到国家统一，而我也坚信绝大多数真正的中国人的想法与我是基本一致的。注1：一思，即战略战术思想，它小到一场安排，大到国家百年大计，窄到军事思想，宽到所有思想意识的总汇——这是军事以及社会方方面面乃至全人类灵魂的核心。二备，即（物资）后勤、（武器）装备与敌我情报完备。三势，就是天时（时机、强弱）之势，地利（包括气候、地形在内的所处环境）之势，人和（军心、民心、内部意见一致乃至全员一心）之势。六者最好全都占有，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第一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后五者是可以通过第一者调整、改善从而左右全局的。现代战争看似是优良武器之间的搏杀，其实归根结底是人类智力的搏杀。毕竟武器技术的存在必须建立在人类思想意识存在的前提下、武器技术的进步必须建立在人类思想意识进步的基础上。总之，武器决不可能是军事的全部，更不可能是战场输赢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篇：有些失望是不可回避的个性语录

1、有些话，看似偏激，却很是真实；有些话，看似温柔，却尽是忽悠。

2、朋友不是嘴上说，而是心里有；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

3、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12句经典语录：道理谁都懂，可情绪太难控

4、气不和时少说话，有言必失； 心不顺时莫做事，做事必败。

5、有的时候要让一群人团结起来，需要的不是英明的领导，而是共同的敌人。

6、一个人越懒，明天做的事就越多。12句经典语录：道理谁都懂，可情绪太难控

7、往往道理谁都懂，可情绪太难控。

8、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是既被别人辜负，又被自己耽误。

9、有时候不能怪对方不好，只能怪你自己把对方想得太好。12句经典语录：道理谁都懂，可情绪太难控

10、有些失望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部分的失望，都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

11、孤独中，更看得到渴望；沉默里，更容易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心伤。

12、当你要开口说话时，你所说的话必须比你的沉默更有价值才行。

第三篇：早恋,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早恋,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事例 上了高二，文理分科，女生史某来到我班。进班之后不久就非常主动地追求一男同学，传纸条、写情书，造成极坏影响。而男生这边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在女生的猛烈攻势下有所动摇，两人越走越近。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棘手，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吧，如果外在压力过大，会使两个学生更加坚定地站在同一战壕里。处理不好，反而会助长两人的关系。不管吧，危害又是有目共睹的。毕竟现在的任务是学习，会耽误功课。此外现在学生的心智都没有发育成熟，如不及时加以引导，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那位男生主动来找我谈话，原来事情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个事件中表现较为被动的男生，发现自己刚开始面对这个女生的追求感觉有点自得，答应交往仅仅是虚荣心作祟，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面对女生张狂的表现，他也很看不惯，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向女生提出分手，没想到的是那位女生竟自己将自己的胳膊划破，并展示给男生看，借此要求男生继续和自己交往。面对这样的情形，男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

二、分析 早恋，这个话题很陈旧，但又很新潮。说它陈旧，是因为几乎每一届学生、每一位班主任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这个问题；说它新潮，是因为这个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与时俱进，呈现不同的面貌和新特点。1.学生早恋的发生期提前，呈现低龄化倾向 现在学生的第一次恋情多发生在初中阶段，甚至还有提前的趋势。2.数量上有大幅增加 五年前班里出现早恋现象的学生数量在百分之十左右，现在，一个班里涉及这方面问题的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并出现了跨班级、跨年级交朋友的现象。3.学生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以前，班里如果有这种情况，多是地下活动，处于一种朦胧的初级阶段。以前是生怕别人知道，现在是唯恐别人不知道。大多数学生也不再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有的女生甚至大胆地追求自己喜欢的男生，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勇气。并且有的学生对爱情的理解出现较大的偏差，表现出这个年龄段不应有的成熟的想法。比如找男朋友就是给自己找个消费的金卡，找个朋友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寂寞，或者证明自己很有本领等。总之，对爱情持一种游戏的态度。

三、过程叙述 在男生动摇彷徨的时候，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分析了利害关系，明确了当前任务，重新确定了正确的学习目标，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正轨上来。女生那边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情绪波动很厉害，并有自暴自弃的想法，并且不愿意和老师真诚地交流。她自伤的举动，我既心疼又头疼，我以此为突破口，告诉她：爱本身是很美好的，爱别人本来没有错，但在我们有能力爱别人之前，我们首先要爱护自己。我们不能伤害自己，更不能借此要挟别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无法爱护的话，又怎么能成为别人的保障呢？这些话对她有一些触动，遗憾的是收效甚微。后来，我联系了她的家长，通过了解得知：她的父母忙于工作，平日对她关注甚少，缺乏与孩子的交流，父母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出现问题就在家里打一顿，或跪一天。她的母亲表现出对孩子很失望的情绪，在家里不和孩子说话。现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挽救，孩子已经关上了沟通的大门。孩子对于与家长和教师的对话十分抵触，沟通几乎派不上用场。

四、成效 在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史某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她告诉我们，因为学习跟不上，压力很大，觉得学习无趣。因为厌学，同时羡慕别的人有男朋友，所以自己也想试试。而在对方拒绝自己之后，觉得没面子，同时又很失落，所以做出自伤的事来。

五、总结感悟 这个事件后，我意识到： 1.教师在处理早恋事件时，态度一定要明确 教师应向学生表明：男女生之间感情异常可以理解，但绝不提倡。处理方式“宜疏不宜堵”。在认可爱情本身是一种美好健康的情感的基础上，必须让学生明确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可以这样启发学生，为了对方也要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优秀的人，为了两人的将来，现在就必须完成作为一名学生的职责。尽量将这种情感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引导。同时要告诉学生，爱别人先要爱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2.要及时和家长建立联系。通过调查研究，过早涉入爱河的学生，大部分是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不够，有的是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因为父母只关心学生的成绩，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要；有的是因为家庭破碎，使孩子对爱情失去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而抱有游戏的心理。如果孩子爱的需求在家里得不到满足，自然会向外寻求。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一定要和家长配合好，利用家长会或个别交谈的机会，提醒家长对于敏感期的少年，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3.适当地对高中生进行早期性教育 高中生情感好冲动，自制能力有限，在理论道德的判断上还很不成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谈恋爱很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出格事情，对这种潜在的危险，家长、教师、学生都要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具有早恋倾向的女生，对此更应格外警惕。这个问题近几年越来越突出，据调查，流产人员中，青春期少女的比例正逐年增加。面对孩子出现的问题，教育在这方面是滞后的，甚至是缺失的。事实证明，学生也确实需要这方面的教育。目前学生对性知识的理解，主要来自网络和一些不正规的书籍，这种接受途径很容易误导他们。这种问题也不容许我们再忽视了。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存在，忽视它不等于它会自动消失。等到问题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受伤害最大的只能是孩子们。高一下半年，学校为了配合艾滋病的宣传，在各班进行了一次“换水试验”，试验结束后，我发现大家对这种事情有兴趣，但对艾滋病并没有基本的知识理解。在经过我的简单讲解之后，大家触动很大，有许多人在那一周的周记上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针对学生性心理的自我认识缺乏和对异性好奇心理的情况，家长和教师应及时对他们进行性方面的教育。这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编辑 薛直艳

第四篇：不可忽视的问题

21世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至于学习

时针已指向了21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使网络逐渐步入了我们的生活，网络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无时无刻的吸引着我们。然而每样事物都有其双面性，上网也不例外。

二、认识世界：

网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眼界，使生活更加多彩，使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放慢了脚步，减轻了身心上的压力，使我们有了自由的空间。在网络中，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以一个全新的人来面对世界。

至于学习，上网无疑是一种既省时又省力的方法。学习中所需要的资料，大多都可在网上查阅，这使我们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了解到世界各地最新事物消息，更深的了解世界，认识世界。

三、学习的需要：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网络的弊端，据对“互联网与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学生在网上交往通常涉及的话题中。36%是娱乐性聊天，23% 是学习技术，12%则为学习的需要，8%是为熟悉国内国际形式，而还有16%是其他问题。

可见利用网络学习的人占少数，但在娱乐中又有多少人是在网吧度过的。有多少未成年人沉迷网吧不回家，热衷网上游戏甚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等各类事物令人触目惊心。

第五篇：现当代文学分界问题之我见

现当代文学分界问题之我见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比较传统的说法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近年又有人提出了1937年的“抗战爆发”说和1942年的“延座讲话”说。本文认为，还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为宜。因为第一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开创未来，本身就具有界碑意义;相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真正将党的文艺政策贯彻到了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还设立了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文艺机构，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组织保障。关键词：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界线；“第一次文代会”

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一如中国近代以来的若干问题一样一直是一个缠夹不清的问题。在林林总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教材、论文)中，有将现当代文学的分界时间确定为新中国成立的，如许志英先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称：“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孙忠田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即指自„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期间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文学。”有将现当代文学的分界时间确定为“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如刘绶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尽管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规定为“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但他在具体的论述中只讨论到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王庆生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中认为：“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至此，中国的新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有将1937年“抗战爆发”确定为一个文学分界线的，如陈思和先生在《试论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一文中将“1937-1989”作为一个文学时段，认为它的“共名的主题”是“抗战，社会主义，文革，改革开放”。刘志荣先生也说：抗战爆发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还有人在私下交流，应该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界线。那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到底应该怎样划定呢?

给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其实是一种给中国文学作再次分期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文学中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法是把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如果按照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方法，给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就是确立分界线，不存在再次分期的问题。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1985年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说：“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地，逐渐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陈思和先生1995年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并且建议将目前名之为“当代文学”的文学事实归并到“现代文学”的名义之下。近年来，还有人提出了恢复“中国新文学”说法的观点。对于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无论是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名义之下，还是放在“现代文学”或者“中国新文学”的名义之下，都还存在第二次分期的问题。给文学史作第二次分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就将古代文学划分为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等;杨周翰先生在《欧洲文学史》中将欧洲文学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十七世纪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和十九

世纪文学之后，又将欧洲古代文学分为“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给文学史作再次分期，是将文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举措，也是文学史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确立分界线，也并不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陈思和先生自己对1917年以来的文学就作过如下的划分：1917-1927、1927-1937、1937-1989。只不过是他给1917年以来的文学划分时段的方法和时值与他人有所不同罢了。

然而，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线所遇到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抗日战争起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定论在史学界已经受到了质疑。张一波先生曾经在网页上设立过访问调查，受访者中有77%的人赞同将1931年的“9·18事件”确定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如果以“9·18事件”作为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的立论成立，那么，以1937年的“7·7事件”作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和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分界线的观点很自然就会受到撼动。1931年“9·18事件”之后的抗日斗争与反日情绪，也影响过文学事业的发展。自1931年至1937年，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有张个侬的《马占山将军演义》、张天翼的《齿轮》(作者署名“铁池翰”)、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阳翰笙的《义勇军》、李辉英的《万宝山》、朱雯的《**的一年》、万国安的《东北英雄传》、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周椤枷的《炼狱》、王余杞的《急湍》等。就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自1935年底起还进行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线无疑有割裂历史的嫌疑。

陈思和们是从文学形态的角度在给文学史作时段划分，即认为从1937年到1989年每个时期的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但他们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而真正能够作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源头的是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艺术主张，如文学艺术“是为人民的”观点;“自然形态上的文学艺术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些文学主张也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分界线呢?笔者曾经也萌生过类似的想法。但理性地审视，我们却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而不是文学发展史的分界线。姑且不说根据地(或解放区)尚存在各种文艺思想并存的现象，仅就全国的政治格局而言，1942年的中国就分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也还存在着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诚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很快被贯彻到了根据地，影响了根据地或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使根据地或解放区产生了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即使是工作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也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他们作过传达，如何其芳、刘白羽就曾被从延安派往重庆，向胡风等人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但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未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创作，而且在1942至1949年期间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不是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常常是各种因素和成分的犬牙交错。这也正如鲁迅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那么，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实，到底应该设定怎样的划分标准呢?许志英先生说：“我们并不因为现代还存在着旧体诗词的创作便动摇对中国

现代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样也不能因为„近代‟存在着白话文的写作和现代意识的萌芽便将„近代文学‟归入现代文学。我认为，中国„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同大于异、与现代文学相比则是异大于同，因而将近代文学归属于古代文学比归属于现代文学要妥贴得多。”如果按照许志英先生的“同异归属”法则，很自然自1942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就不能归并到“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内。

以新中国成立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似乎也缺乏依据和理由。和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新中国的成立对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众所周知，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时，除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举行阅兵式外，没有形成任何对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刚领性文件。诚然，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建国前夕一系列筹备活动的一部分，但如果因此而把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那很容易使新中国的成立与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混淆，进而导致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界而不明、分而不清。将新中国成立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53年8月，王瑶先生在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下册)》时曾附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一章。王瑶先生明确地将1949年10月规定为这一章的上限时间，其用意完全是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成就。1959年2月，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撰写和印刷的我国第一部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1958年12月完成，内部印刷，分上、下两册)，其扉页上题写着“献给亲爱的党和祖国”。著作的论述中说：“当代文学这门功课，乃是讲授建国以来，在党领导之下，在现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文学(1949-1952)，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文学(1953-1956)，整风和大跃进时期的文学(1957-1958)。”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成就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从1958年12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算起，已经走过了将近五十年的历程;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将新中国成立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也涂有政治的色彩，打有历史的烙印，缺乏学理的依据。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到会对代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会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

一、郭沫若和陈伯达等人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成就，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奋斗目标;周扬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茅盾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总结了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傅钟所作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总结了部队的文学艺术工作。第一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其界碑意义十分明显。或许有人会说，第一次文代会在文艺思想上承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学理论上没有新的建树。的确也是如此，第一次文代会依然突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的时代服务的主题。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周恩来也说：“第二个问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不同的人对“人民”的理解却有所不同。周恩来在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分述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熟悉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和士兵的生活。也就是说，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农兵服务。陆定一所理解的“人民”与周恩来所理解的人民几乎一致。陆定一说：“若干年来，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同教育之

下，做了许多工作，真正以文艺为我们国家的主人翁——工人、农民、同人民解放军里的指战员们——服务，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不过，周恩来还说过：“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以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周恩来这里所说的“人民”即指人民的军队。但董必武却说：“新的人民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的联盟为我们政权的基础。这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政权，是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政权。”董必武所理解的“人民”却包含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人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第一次文代会真正将党的文艺政策推广到了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共有793人，分属平津代表一团、平津代表二团、华北代表团、西北代表团、华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东北代表团、部队代表团、南方代表一团、南方代表二团，代表着全国各地的8万文艺工作者;相对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只有80多人，只是聚集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第一次文代会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他们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把党的文艺政策又带到了全国各个角落。这也就是董必武所说的：“这一次的大会，真是一个全国的大会。各地的，各种文艺工作岗位上的代表都到了。”不仅如此，党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还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组织保障。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要产生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这个政府机构之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据阿英的日记记载，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等人当时还直接介入过中央或地方文学艺术部门领导岗位的人事安排。尽管学术界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分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正在发生的文学批评的划分方式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目前存在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名义之下的文学尚未确定合适的名称之前，我们认为，将第一次文代会的成功举行作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是一个比较适宜的举措。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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