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不应回避节外生枝的问题（合集五篇）

第一篇：课堂教学不应回避节外生枝的问题

课堂教学不应回避“节外生枝”的问题

课堂上老师提出问题后，往往会有学生发表不尽相同的观点或想法，小组讨论时往往会提出许多“离题太远”“节外生枝”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打横炮”是老师上课时最担心和害怕的。他们大多采取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对那些符合原先教学设计的，或大加赞赏，或大做文章；对不符合原先教学设计的，教师或装聋作哑视若不见，有意回避，或匆匆地强行将课堂的走向拉回“主题”。现代教学认为，学生是一个能动的认知体和生命体，是学习的主人和知识的探究者，而不是被动地背诵、接受现成知识的“容器”。课堂教学本质上是一个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发现和探究、独立思考及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学生简单、被动地接受教师和教材提供的现成观点与结论的过程。让学生自由表达出对问题的理解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教学的过程应该首先是倾听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然后去思考和探究学生为什么会这么理解。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能真正切入学生的经验系统，课堂教学才能成为师生共同建构和创造新知识、培养新能力的动态生成过程。教师要淡化预设性结论的获得“喜悦”，更加关注学生自己的探索、思考与种种体验。要直面学生真实的认知过程，敏锐捕捉和发现学生的认知冲突和疑惑，灵活及时地提供支持来帮助学生突破认知困难，最终使他们的思维更为深化、认知更为全面、体验更为深刻，使学生的收获远远超越教师的课前预设。

第二篇：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为何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千奇百怪？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作为一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一项战略构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实施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迷惑，也有实践操作方面的困难，既有来自中国自身的麻烦，也有来自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上的质疑。能否有效清理笼罩在“一带一路”上的各种迷雾，冲破理论认识、实际操作、体制机制和国际挑战等重重叆叇云霭，真正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国情实际以及受到国际社会肯定和支持的发展道路，将最终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走得通，走到顺，走得好。

有思路，才会有丝路。在“一带一路”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思想认识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思路通了，“一带一路”才能有强大的思想动力。自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公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各方面反响十分热烈，欢呼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怀疑彷徨者亦不乏其众。然而，在众说纷纭的言论之中，都存在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几乎所有表达观点和看法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学科、本领域甚至本单位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出自己的解读，几乎一个人眼里有一千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更是表达出千奇百怪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对“一带一路”的解读，这一论坛成员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军事机构，甚至还包括港澳台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2015年8月8日，首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拉开帷幕，200余位专家、企业、媒体代表齐聚论坛，共议“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在会议上，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几乎是“聋子的对话”，所有与会代表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和工作领域出发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很少有对实际问题的正面交锋和学术争论，还有一些学者更多从政策宣传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不断强调“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批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误读和误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必将会导致自乱阵脚，搞不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因此，要想真正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决不能回避问题，要耐心细致地逐一回答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解决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的愿景、原则和精神落到实处。“一带一路”是一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地区合作世纪构想，涉及到的问题林林总总，十分复杂。择其要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澄清以下十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一、是什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热烈，但对“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形形色色的认识也十分混乱，甚至一些国家的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最坏可能的猜测。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对“一带一路”是什么的看法也并不统一，自从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学界和舆论界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思想认识十分混乱。比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主要意图就是获取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以及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战略工具，通过恢复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抢夺地区势力范围，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认为中国要想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渗透等等。如此众多的认识纠缠在一起，不仅中国、俄国、美国、印度、欧盟等大国缺乏合作共识，连中国国内社会舆论都一头雾水，手足无措，极大地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从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来看，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界定也并不十分明确，在这一文件中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各国人民所熟知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历史上来看，丝绸是中国的名片之一，“丝绸之路”虽然以中国的丝绸为品牌，但并非是中国人所提出和开创，而是欧洲人提出的一个名词，最初比喻链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据考证，“丝绸之路”最早是德国抵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指得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贸易交通路线，提出后很快为学界和大众所接受，无论是西方历史学家还是中国历史学家，都点燃了研究古丝绸之路的热情。

显然，中国在21世纪初重提“丝绸之路”绝对不是回到过去，在很多中亚国家人民心目中，过去的“古丝绸之路”很容易与蒙古大军“比辖而屠”的梦魇联系在一起。中国强调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仅仅是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它所强调的重心是沿线国家共建合伙伙伴关系。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权威解释，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因此，共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它在本质上一个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不是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要愿意参与的各方，都可以参与，是一个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本质出发，“一带一路”可以与很多排他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区别开来。首先，“一带一路”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而是非正式的和不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倡议。它不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气象组织等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它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严格的规范程序，没有理事会、秘书处和一系列国际公共行政机构，它进出自由，来去随意，不受任何国际制度条款的约束，既不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也不是非国家行为体，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员国。对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只要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就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其次，“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亚洲战略，而且具有战略性影响的合作倡议。中国有自己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某些内容与中国的周边战略有重合，但“一带一路”不等于中国的周边战略，不仅“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大量内容超出了中国周边战略的范围，而且中国周边战略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两者互有重合、相互呼应但又彼此独立。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共同的“合唱”。无论从历史上草原帝国、阿拉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当代苏联和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经历和教训而言，还是从中国国家实力来看，“一带一路”都极大地超过了中国一家的力量，“一带一路”是一项长远的合作倡议，需要沿线国家乃至世界上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中国不会搞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也不会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只能采取双边和多边努力，汇集各方面的预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深入，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然，作为“一带一路”的积极倡议方和最具经济实力的沿线大国，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大胆发声，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迄今为止，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公开表述来看，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最终指向的目标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由此表明，“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形式，“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是沿线国家和民众互联互通之路，最终的目标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个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又是对近代以来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超越，将努力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这是“一带一路”最具冲击力的所在。解释“一带一路”动因，单靠外宣口吻不能让人信服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也是很多国际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在国内讨论中，也有不少人追问，“一带一路”对中国发展意义何在？中国不搞“一带一路”行不行？其实，这些问题都牵涉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问题，在中国政府的官方解释中，也并没有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泛泛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这些具有外宣口吻的解释是不能令挑剔的国际舆论和各国战略家所信服的，中国要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在理论和战略上的原因，才能取信于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

毫无疑问，作为一项涵盖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倡议，“一带一路”之所以被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强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在2014年11月28日-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对当今世界全局走向的这一战略判断出发，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习近平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经过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后的产物，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是回答中国为什么倡议“一带一路”的基本视角。

从国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是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国际原因是全球化进入结构转型期，要求中国对国际发展空间进行再平衡，逐渐从片面适应和依赖欧美日发达国家市场、资源和规则向统筹考虑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变，“一带一路”就是此种国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二、为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进入了自我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体化趋势交织发展，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再平衡的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拉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尤其在纺织、钢铁、建材、有色等行业，中国产能增长很快，要求中国获得更多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在大幅度攀升。但是，以“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各种反倾销、反补贴和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形成了巨大压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市场不再像以往那么开放了。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产能与西方国家紧缩的市场空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矛盾，如何为中国优势产能寻找新市场、新空间和新出路，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与此同时，长期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也让中国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了围着西方国家特别是围着美国转的思维定势，甚至出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了追随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好像没有什么路子可走。西方国家是大大的美人，只要西方国家表扬一下，就会很神气，对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秩序缺乏斗争的勇气，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欧美之外再无其他，所谓的国际合作更多被理解为与欧美合作。

然而，在近年来欧美市场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连续五年实现20%的增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也有了直线式的跃升，能源资源合作成为重头戏。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也从每年只有300多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600多亿美元。尽管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并不看好，地区不稳定、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等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甚至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存在“新殖民主义”、纵容腐败、忽视人权、破坏环境等问题，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与中国开展合作却十分积极，以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话等平台为基础，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展迅速，形势喜人。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综合考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关系作出的一种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平衡的产物，是在整个国际大局面临着全球化深度调整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意味中国主动调整过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将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进而在市场、资源和规则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在整个西方经济面临复苏、转型和升级的沉重压力下，中国作出“一带一路”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一旦这一调整到位，中国将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从国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国内发展结构也出现了失衡，要求对国内对外开放空间进行再平衡，要求中国国内发展空间从片面倚重东南沿海省份向统筹考虑东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变，“一带一路”也是国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日益深刻地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革故鼎新的提升。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挑战，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格局不平衡、发展脉络不通畅和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地区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获得了长期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广大乡村腹地和弱势群体与发达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人口、生态以及体制机制也面临着新的瓶颈。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获得及时和妥善的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张力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都会成为瓦解既有体制机制和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通过调整、改革和创新的办法进行解决。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为此，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动机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内大局，对中国发展重心和发展结构进行主动调整的产物。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将谋求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优势的同时，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统筹考虑东中西、城市和乡村以及内陆边疆的发展上来，将片面强调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转移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上来。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那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显然，如果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内部发展格局将会继续沿着失衡的方向发展，长此以往将会诱发越来越多的因结构失衡形成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一条中国国内发展结构转型升级之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没有路线图何来落实？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什么？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来，相关的讨论就十分热烈。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谈及“一带一路”，而且都把自己纳入“一带一路”的范围之中。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且意义重大的倡议，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有可能在将所有的内容都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反而可能会损伤“一带一路”的有效性，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带一路”了，强调“一带一路”也就没有了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讨论和推进“一带一路”时，要放宽视野，着眼于考虑“一带一路”的系统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更要锁定关键，着手与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工程的重点突破和典型实验。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三、做什么？

关于“一带一路”要做什么，习近平主席最初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后来，在经过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后，将“五通”最终确定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涵盖的范围较以前更广了，也更准确了。然而，“五通”更多是从愿景和目标来讲的，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路线图，尤其是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内容和项目上来，需要相关国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来对接和落实，真正将“五通”落地。

推动“五通”落地，起点是自通。“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各国首先要做好自己国内五通的“自通”，而且一个国家在宏观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方面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安排完全是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要不要招商引资，要不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特殊安排，也只能由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事实上，就其复杂性和难度而言，“一带一路”国内部分的“自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涉及到技术、资金、收益、生态环境、族群矛盾和宗教分歧等复杂问题，在很多时候不能急于求成，也急不得。作为重要的倡议方，中国在发布的政府文件中，对“一带一路”的国内部分做出了系统的规划部署。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后，以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为代表的各个部委办局都在纷纷展开调研和讨论，规划“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图和重大项目，目前相关的调研讨论还在进行之中，包括交通、通讯、能源、贸易、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都在规划论证相关的实施方案，尤其是各个部委办局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将“一带一路”作为“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率先行动，对于提振有关各方面的信心，调动其他国家的积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推动“五通”落地，关键是互通。在国内“自通”的基础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通”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互通”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走下去。在“互通”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互通，包括交通、通讯、能源基础设施的互通，既需要一大批重大项目支撑，也需要在技术标准、规划、路线、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妥善的协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上的敏感问题。二是治理体系的互通，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各种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互通。基础设施畅通之后，迅速加快社会流动，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要求在法律、制度、规范等方面筑牢堤坝，妥善化解各方面的安全挑战和社会矛盾。三是人文交流的互通，包括族群和解、文化交流和宗教对话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通越密切，互动越频繁，就越需要交流和对话。尤其是跨境族群、跨境宗教传教、以及文化跨区域流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诱发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令“一带一路”太平不再，安宁不保。为此，要适应“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主动搭建平台，创设机制，提供服务，确保“一带一路”成为一条基础设施贯通之路，治理体系互通之路和人文交流畅通之路。

推动“一带一路”落地，难点是联通。从地理范围上来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据中国的倡议，“一带一路”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显然，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的世纪工程，需要整合现有的众多合作机制、对话平台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多方面的资源，共同汇聚预期，汇集合作需求，持之以恒地逐步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国家把“一带一路”交给了哪些重要人物？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四、谁来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一带一路”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谁来做”的问题。要想将国情迥异、利益复杂和历史文化多样的沿线65个国家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难度是超乎想象，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和能力，它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共同推进。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的讨论中，集中探讨了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和智库、媒体等四类主体对“一带一路”的参与问题，认为“一带一路”要整合来自这四个领域的人才队伍。实际上，作为一项宏伟的构想，仅仅靠他们也不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相关主体恐怕不止这些，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族群团体、宗教团体，甚至是一些极端势力，恐怕都不能回避。“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民众共同的事情，需要结识天下英才共同奋斗。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小组组成人员来看，作为小组组长的张高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是重要成员，在国务院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并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能源局，国家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助分管国务院办公厅、审计署。因此，由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他所分管的部门和领域都应在资源统筹的范围之内。

除了张高丽之外，领导小组还有四位副组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沪宁，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负责商务、金融、市场经济、旅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以及作为国务委员、分管外事、侨务工作的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显然，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豪华团队，是“一带一路”战队的“总前委”，能够统筹调动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外事等众多领域的资源，是统筹协调的指挥中枢，是协调党政军民商学媒的“中央处理器”。

在这一领导小组之下，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作为国家最重要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有助于统筹国际与国内资源，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从发改委网站显示，作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何立峰被明确分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另一位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明确协助何立峰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的欧晓理则以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对外接受采访，有可能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而发改委西部司和“一带一路”办公室有可能合署办公。

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下，中央要求各部、委、办、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抓住机遇，搞好规划，扎实推进。从中央部委来看，都要求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做出了系统规划，表明三部委是在规划、外事、商务等领域是推进“一带一路”的牵头单位，承担明确的直接责任。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等部门也都会对接“一带一路”，通过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塑造竞争优势。在三部委的文件公布后，201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十项措施服务一带一路；2015年5月，海关总署发布通关一体化的意见。此外，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教育部、工信部、卫计委、国家铁路局等都陆续出台措施，配合“一带一路”的实施。显然，“一带一路”已经在中央各部委办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相关的对接方案和政策措施正在制定过程之中。

在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明确点名了3个经济圈、2个核心区，对18个省市区和8个城市和15个港口的角色定位作出了明确部署，这说明各省市区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全国一盘棋中，各省市区要立足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把中央战略规划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好对接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决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竞争。此外，各省区市也积极制定对接方案，发挥本地区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广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广东打造成“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方案》，成为全国首个上报实施方案、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并印发实施方案的省份。上海强调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技创新先行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重庆强调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加快重庆发展。甘肃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肃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贸物流的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宁夏、陕西、云南等省区强调通过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积极合作，利用区位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成为西部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并局限于18各省市区，全国所有省市区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都承担着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在统筹协调各部委、各省区市以及各种合作机制和平台调集各方面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切实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智库、大学、媒体、NGO等社会主体作用，发挥好政府的示范、引导、服务作用，确保真正将好钢用在刀刃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是“一带一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在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国务院国资委所管理的央企数量是196家，经过重组，至2015年3月，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数量112家，加上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金融央企，一共为124家央企。这些央企承担着大量“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的任务，比如地面丝路（13个重点建设项目，承包给中铁公司、中交集团、中电建）、能源丝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20个建设项目）、电力丝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信息丝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35个国家开通58个TD-LTE商用网络）、海上丝路（四大海运公司遍布全球，中海运、中远、招商局和外运长航）、空中丝路（国航、南航、东航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开通一带一路航线）等。在央企打头阵的同时，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起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工程之中，汇聚为强大的建设力量。此外，以新华社、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媒体、大学、研究机构等，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服务力量，需要在实践中积极引导，加强规范，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到“一带一路”事业中来。

“一带一路”别讲太多历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贡体系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五、怎么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人提出的一项跨国性倡议，由于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且又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由中国提出一项覆盖其他国家的倡议，总会引起这样那样的怀疑和猜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磊教授在一篇文章提醒，仅仅就“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而言，要想提出应对“一带一路”的准确英文翻译就不是一件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会引起一些分歧和争议。为此，赵磊教授建议应该慎用“桥头堡”的军事用语、慎谈“过剩产能”、少说“沿线65个国家”，不要误以为“资源能源合作是唯一主题”以及不要认为“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等，这里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该怎么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的问题。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龚婷助理研究员认为，为纠正误解，增信释疑，应该在“一带一路”传播重视“六多讲、六少讲”，即多讲“倡议”和“合作”，少讲“战略”和“地缘政治”；多讲“共商、共建、共享”和“对接”，少讲“中国主导”；多讲“开放包容”，少讲“中国中心”；多讲“经济合作”，少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多讲“惠及所在国民生”，少讲“中国海外利益”；多讲“中国是秩序维护者”，少讲“美国衰落”和“排挤美国”。毫无疑问，这些建议都是非常重要的，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好谁来讲的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情况极其复杂，除了政府官员外，应该搭建平台，建立机制，选拔一批各行各业的代表来讲中国故事，甚至鼓励社会大众以现身说法的方式，用行动来讲故事。其中，智库、媒体、商界、NGO、宗教人士等在一些具体领域上讲故事的能力和效果上可能要比政府官员讲要好得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全民信教，由宗教人士出面，通过开展宗教对话、讲经说法等方式，与沿线国家民众进行交流，介绍“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议，可能要比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效果上要好得多。当然，尽管政府的官方政策还是主要由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来宣讲，但也可以交给智库和专家学者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来解读，与沿线国家的同行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同样可以起到推介政策倡议的效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把“一带一路”的任务分解，政策故事交给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讲，其他故事交给各行各业讲，形成相互呼应、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二是解决好讲什么的问题。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更多谈论中国政府的倡议、战略、政策，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式话语，比如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核心区等，这些话语对外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容易，甚至最近国内有学者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如果连中国人都不容易懂，外国人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显然，讲好丝路故事，首要的是避免讲官话、套话，甚至废话，要重视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接地气的语言，讲老百姓所熟知的故事。政策宣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还是讲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以传达“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其中，尤其需要值得重视的是，不要仅仅讲中国的丝路故事，要讲沿线国家共同的丝路故事，推介中国文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文化，带领沿线国家民众找到共同的语言，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共同建设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具体来说，要要淡化丝绸之路本身，特别是不要太多讲历史，因为无论怎么讲，讲历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贡体系，对于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利，要重点讲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三是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讲好丝路故事，要改变仅仅与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话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与普通民众讲，特别是运用新传播手段，推动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推动从间接传播向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并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响的对象。要直接找到沿线国家的不同政治团体、教派领袖、氏族酋长、地方军阀甚至极端团体，与他们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甚至不排除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一些极端组织之间展开交流，广泛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寻求对话和解之道，为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转变是推动从精英传播向精英传播与大众传播并重，核心是重视提升传播的社会效果。要改变停留在精英群体的现状，在加强同沿线国家精英群体的对话同时，也要重视大众传播和草根传播，深入到村寨、社区、寺庙、定居点开展面对面沟通，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想法，也收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第三个转变是从单向传播向双向沟通转变。要改变仅仅介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做法，改变仅仅强调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偏向，要认真倾听沿线国家民众的呼声，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着手，结合中国的倡议，通过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断缩小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在“一带一路”认知上的鸿沟，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落到实处。

四是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正所谓，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丝路故事，还要特别重视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怎么讲的问题是一个艺术性问题，要分场合、分对象、分时段，要不拘一格，采取多样化手段，特别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用公共外交对象所喜欢的方式，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一些具体内容上，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拿捏分寸，掌握尺度。在历史上，“一带一路”也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的产物，不同国家都对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要尊重其他国家的贡献和感情。因此，在讲好丝路故事的时候，要特别需要明白“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的道理。要学会先听话，再对话，后讲话，不急于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先听听沿线国家民众的看法和反应，每到一个地方，不可不问民族差异、宗教禁忌、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要聘请一大批当地的社会贤达担任顾问，也要聘请一大批在历史上与当地人打交道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担任顾问，多方面听取意见，真正把丝路故事讲好，传播好中国声音。各地对接一带一路要摆脱“政府中心主义”习惯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六、怎么做？

“一带一路”怎么说很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因为对很多国家而言，它们更关心的不是中国“怎么说”，还是中国“怎么做”。从提出倡议的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沿线国家的交响，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在国务院委托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等四项原则，这成为指导中国各部委办局和省区市推进“一带一路”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对话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在国家所确定的大的原则确定下来之后，各部委办局和省市区在推进“一带一路”时，还需要确立一些具体的操作性规则，尤其是在牵涉到具体项目开发、资金协调、政策调整等问题时，要在国家所确定的大原则框架下，确立一些操作性比较强的规范和思路。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主导。“一带一路”说到底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事情，一切资源配置总是本着市场供求的规律来运行。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贸易、投资和资金的流动，最可靠的办法是由市场来解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部委办局和省区市在制定“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时，必须将大的空间是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杠杆效应，影响贸易的流向和资本的取向，在一些具体建设项目上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企业独立自主的决策，尽可能减少在微观决策上对市场规律的干扰。

二是政府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社会矛盾等复杂环境因素，有的地区还长期受制于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掣肘，存在着较高的政局动荡和安全风险挑战。这些地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是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突破的。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体制创新、提供各种服务等方式，塑造有利于投资创业的良好环境。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政府直接投资，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区、跨境合作区、旅游度假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等特殊政策区域，充分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一家一起干，共同汇聚起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力量。

三是法治驱动。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引导，都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一带一路”是一项跨国性的发展倡议，涉及到众多敏感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摩擦，这些问题和摩擦固然可以通过政治和战略手段强势介入，但一旦管控不力，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法治驱动，将环境、劳工标准、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贸易、投资协定等，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构建一个以国际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二十一世纪最新国际经济法发展成果的国际条约体系。当然，制定法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法律条文的互联互通，有涉及到执法体制的互联互通。在制定法律的同时，还要注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规范和风俗习惯，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最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四是社会服务。正因为“一带一路”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历史、人文、法律、经济、政治、安全以及社会问题，需要大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服务。各部委办局、各省市区在推进“一带一路”时，要改变以往在国内事务治理上的“政府中心主义”习惯，必须将国内外的众多社会组织纳入其中，在决策前广泛听取智库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决策中要重视与大学和各类培训机构合作开发优秀的人力资源，在决策后还要与媒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提供周到的服务。“一带一路”钱从哪里来？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七、钱从哪里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搞“一带一路”，要花大价钱，必须做好资金融通以保证充足和持续的资金供应。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项，未来10年内，建设总资金就需要8万亿美元资金，且年均需求在8000亿美元左右。同时，根据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国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究竟从哪里来？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必须回答的问题。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在全球资本和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资金的流动也遵循市场规律，全球资金大规模资金流动总是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从高风险低收益的地区和行业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地区和行业。2008年以来，由于欧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且美联储实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金大规模流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2013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趋势的呈现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金开始重新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在1万亿美元左右，特别是受美元升值以及加息预期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和“石油美元”的大幅缩水，新兴市场能源出口国对全球市场的撤资也十分明显。根据IIF的报告，新兴市场能源出口国2014年在全球市场的净撤资额高达80亿美元，这是18年来首次净撤资。2015年，中国股市动荡和欧美金融市场的再次动荡，对全球资金流向制造了新的变数，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超过3%的预期可能会成为资金流向青睐之地。

在这样的资本流动形势下，如何令国际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兴趣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在实践中所探索出来的BOT、TOT、PPP等多种项目融资模式都仅仅是解决资金融通的技术问题，它可以解决某一两个重大项目的融资问题，却不足以解决“一带一路”的整体资金融通问题。毫无疑问，受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影响，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整体不看好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前景的情况下，要想吸引更多欧美资金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易事。尽管有很多方式可以从全球金融市场获得部分资金，但“一带一路”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沿线国家共同努力，致力于构建完善的融资平台和金融体系。

具体来说，主要着眼于建设四个体系：一是货币稳定体系。要重视共同货币市场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支持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加快货币离岸中心建设，不断延伸本币在共同货币市场上的辐射空间，增强货币的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对内实行金融逐步放开，盘活资本市场，依靠资本、货币、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来巩固货币稳定的基础。二是投融资体系。在现有的多国商业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平台基础上，需要新建若干新融资平台，比如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等，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也可以采取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服务。还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发行债券，为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筹集所需资金。三是信用体系。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合作，在资信调查、资产调查、市场调查、资信评级、信用担保、信用保险、风险抵押、商账追收、信用管理资信和票据电话咨询等领域，支持信用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以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四是监管体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同时，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当然，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倡议方，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规模决定了人民币要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扮演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要通过金融系统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各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货币流通的保障。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也非常敏感，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民币和美元、欧元以及各国货币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误解和猜忌，反而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细水长流，长远打算，循序渐进。特别是在互联网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传统金融形态和新兴金融形态并行发展的问题，如何整合两者金融资源，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金融系统化的新课题。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以中国银联和支付宝为领军的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近年来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迈出了重要步伐，中国游客在境外使用中国银联刷卡消费已经成为时尚。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将传统行业、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整合起来，纳入到“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以“互联网+”为指导，营造一个更加畅通、更加便捷和更为保险的金融支持系统，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服务支撑。“一带一路”中国为什么要做赔钱买卖？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八、利从哪里出？

“一带一路”能否重大进展，并不取决于沿线国家政府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持续不断的资金注入对收益预期的评估，尤其是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必须看清楚“一带一路”的利好在哪里，包括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对沿线国家有什么好处？对域外国家有什么好处？对政府有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好处等，只有将所有这些问题看清楚了才不致于导致一哄而上，盲目蛮干。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更多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国际劳务合作以及跨国旅游更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更多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基于能源、资源和市场扩大的需要，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渐扩大，从最初单方面的对外经济援助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伙伴。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利润更多来自于能源、资源、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尤其是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萎缩的背景下，由于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中国企业开始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通过设立产业园区，将国内一些微利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效地规避了西方国家反倾销、反补贴等保护主义措施，稳定了原有的利润来源。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海尔工业园和如意纺织工业园、阳光中国工业园区以及中国在非洲建立的众多产业园区等，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将中国强大的优势产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矿产、能源、劳动力等结合起来，并融入全球化进程，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制约“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和园区建设利润释放的最突出瓶颈是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地处广袤的内陆地区，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落后，地广人稀，不仅本地资源很难开发并运输出去，而且还存在长期历史积聚的矛盾和问题，使得能源和资源优势很难释放出来。要想富，先修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环节。但是，对中国来说，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可能并不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中国在国内的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电网、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利润回收是漫长的和缓慢的，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国有经济做强大后盾，单凭私人公司是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成本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经验并非能够为其他沿线国家所学习和模仿。同时，由于很多沿线国家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即便由中国公司出资建成基础设施，也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即使存在较高的利润回报，也具有很高的风险挑战。因此，至少从短期来看，投资基础设施很可能是一种赔钱的买卖，投资规模不可贵大，投资速度亦不能过快，要量力而行，不可急于求成。

不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于中长期收益而非近期收益，着眼于它所带来的间接收益而非直接收益，着眼于非物质收益而非物质收益。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联通，就会在物流、贸易、信息、投资、人文交流等其他领域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带来其他领域收益的迅速增加。因此，中国公司在投资基础设施时，并非一定关注其经济收益，即使在经济上赔了钱，只要在衍生收益上获得巨大收益，也赔得值，也值得去做。当然，中国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收益与发展战略收益上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合理的风险共担和利益补偿机制，将收益和补偿一并考虑，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旦“一带一路”上发生暴恐意外，将会引发连锁反应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九、有何风险？

“一带一路”提出后，大多数学者都提醒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国家存在的风险。比如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先生认为，“一带一路”应该重视投资收益率低、安全挑战大、政府出资不稳定、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及加深对中国误解等五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存在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等五大挑战。国际关系学院的储殷博士等带领各团队甚至对每一个沿线国家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考察，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善意的提醒。毫无疑问，“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肯定存在着众多风险，而且世界上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可能存在的风险，是理性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然而，是否存在风险不是决定“一带一路”是否推进的关键，从实际操作而言，真正应该把握的风险是发生“颠覆性错误”的风险。所谓“颠覆性错误”，是指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环境恶化和方向错误的风险。相比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背负着很重的历史包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人员素质相对低下，存在着传染病、恐怖主义、抢劫、暴力犯罪等诸多问题，在发展环境上要比发达国家要恶劣得多。然而，对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风险，真正的风险是中国究竟要继续以欧美发展国家为国家发展重心，走一条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道路，还是调整为发展中国家为发展重心，走一条依赖发展中国家市场和资源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平衡对外的战略，努力走一条链接发达国家经济圈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圈的道路。因此，“一带一路”面临的真正风险在于影响这一道路是否成功以及是否长远的各种因素。从“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颠覆性错误”来看，主要存在四重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因素：

一是霸权主义的风险。历史教训表明，凡是试图控制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缘政治枢纽地区的霸权主义国家，最终都走向了彻底的失败。阿富汗甚至被史学家称之为“帝国的坟场”，从古至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从大英帝国到而今的美国。阿富汗几乎经历了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入侵，但都屹立不倒，还把对方拖垮。因此，中国可以倡议“一带一路”，但不可能主导“一带一路”，更不能搞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因为这超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只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凝聚沿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识，凝聚官方和民间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防止重蹈历史上失败大国的覆辙。

二是四面出击的风险。尽管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巨型的经济规模也决定了自身存在着很多中小国家无法理解的复杂治理问题，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只能集中力量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切不可四面出击，将战线拉得过长，最终导致力量过分分散而什么也不能解决。对于各省区市而言，在政绩激励动机的诱发下，很可能因为贪功冒进而导致卡位、抢跑现象，如果管控不力，很容易导致四面出击。目前，国务院授权三部委提出了一个愿景和行动规划，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可能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不能因头脑发热而急于求成，更不可因缺乏统筹而一哄而上，要坚持细水长流，稳步推进，明确先后次序，确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和重点。

三是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作为一项跨洲际的区域合作架构，安全风险随时随地都存在，并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是，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对中国来说，究竟是传统安全的风险更大，还是非传统安全的风险更大。迄今为止，学界的讨论更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传统安全风险，比如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可能的反应，似乎只要其他国家不捣乱，“一带一路”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诚然，传统安全始终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核武器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超级经济体而言，没有一个国家会敢于主动对中国发动传统安全挑战，即使存在领土、领海、太空等方面的争端，也会以特别谨慎的态度对待，采取冒险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中国可能更多面对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众多挑战，比如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极端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跨国犯罪等，这些势力行踪不定，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和每年超过一亿人次的出国出境人数是巨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应对这些挑战缺乏经验，尚未形成成熟的治理体系，一旦发生意外，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就目前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在新疆、西藏等国内地区都显得捉襟见肘，更遑论到国外了。时下，ISIS斩杀中国人质就是一个信号，中国除了谴责之外，短期内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随着“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大规模展开，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会大规模上升，如何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四是发展主义的风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内政外交都形成了一种发展主义的思维定势，就是将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标准确定为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观察是否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事实上，这一标准说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上并不一定信奉生产力标准，有的国家受宗教和历史传统影响，并不认为发展是好事。此外，还有很多在价值观上中国认为是好的东西在其他国家不一定认为是好的，“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它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此种以发展主义为代表的价值观一旦强加于人，就会惹来无数的麻烦和摩擦，这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要时刻谨记不要“输出价值观”，要时刻广泛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和声音，妥善调解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摩擦和矛盾，竭力避免形形色色的强加于人的倾向。

对外搞霸权主义，对内搞四面出击、安全风险以及在自觉不自觉中输出发展主义的价值观，是“一带一路”可能引发“颠覆性错误”的四重风险。相比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各种明示或潜在的客观风险，上述四重风险更多是一种中国自身存在的主观风险。客观风险可能会因为无知而被认定为风险，但主观风险则因为太熟知而不知为风险，这才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这些风险一旦转化为摩擦和冲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错误”，是我们要竭力避免和管控的严峻挑战。中国会不会陷入“一带一路陷阱”？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十、如何管控？

尽管国内学界对中国搞“一带一路”并不看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顾虑，很多提醒和批评也都是善意的。但是，从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推进“一带一路”又是不得已而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也并不看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等战略界人士，对“一带一路”更多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什么大的作为，故而既不支持，也不阻止，甚至还有人对中国可能陷入“一带一路陷阱”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然而，“一带一路”果真如多数主流学者所担心的那样是一条不归路吗？非也！事实上，面临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管控风险的有效办法。对于各方面的提醒和建议，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甚至双手欢迎的态度，甚至对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置。不过，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践中的风险只能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得到解决。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要管控风险，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科学评估。识别风险也是一门学问，必须依靠科学的评估方法。尽管“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是一种基于治国理政经验的战略性构想，但这一构想也必须矗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要经得起科学方法论的论证和检验。目前，学界有很多关于“一带一路”风险的讨论，但并非所有观点都是在扎实调研和科学方法检验得出的结论，很多观点表面上听上去有道理，但由于没有经过实地调研和科学方法检验也经不起推敲。要想对各种风险进行正本清源，必须建立科学评估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建立第三方评估，经过多重科学方法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所涉及到的风险进行严格论证，提前制定出若干管控风险和危机管理的预案和对策，以备不时之需。

二是有效管控。在科学评估基础上，还要有效管控各种风险和挑战。管控风险不是某一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当然，要着力克服人人负责而又无人负责的问题，要着眼于构建专门管控风险的体制机制，要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安全保证制度、经济保险制度、外交保护制度、社会责任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等。除了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国家风险管理制度外，企业要虚心学习他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经验，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和境外旅游者等群体也要建立健全保险制度，不断提升风险保证能力。从国家角度来看，风险管理无外乎自保、互保、联保和它保四个渠道。所谓自保，是一个国家通过购买经济保险、强化外交领事保护、增强军事保护能力等办法，利用自身努力寻求海外利益保护。所谓互保，是指与一些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建立同盟、准同盟等比较紧密的伙伴关系，就一些重要利益开展相互风险保护。所谓联保，就是借助联合国、地区国际组织等，与多个国家一道，寻求海外利益的保护。所谓它保，是指将海外利益委托给可信赖的其他国家，通过缴纳海外利益保护费等形式，实现海外利益保障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断探索增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三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是海外利益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和制度问题，是关于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走出去必然要求应对各种海外风险的挑战。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需牢牢确立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立足于依靠自身解决问题，在此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在海外利益风险中，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的风险，不能仅仅管理确定的利益，还要学会有效管理不确定性的风险。从风险观出发，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对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风险的利益，要从成本核算和避险能量双重考虑出发，避免由“拍脑袋”决策行为而造成的高风险倾向，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要求，也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理想远大的世纪性战略构想，它需要在实践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扎扎实实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尤其是对于各省区市和企业、银行、大学、医疗、媒体、旅行社和其他一线社会组织来说，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直面问题，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的症结，探索解决问题之道，多做少说，真正将“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转变为现实，用行动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路，走出一条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之路，这才是“一带一路”真正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第三篇：不应回避的青春期性教育

不应回避的青春期性教育

日前，一项针对北京、长沙、成都地区高校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出炉，调查的结果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在高校学生性观念日益解放、性行为增多的同时，他们对避孕知识的掌握却远远不够。调查数据显示，14.4%的未婚女生承认发生过性行为，首次性行为中仅有47%的学生采取了避孕措施，有过性行为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做过人流。调查报告的上述数据显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青春期性教育的滞后和缺失，给年轻女性带来的巨大身体伤害。据市计生服务站的生殖保健医师介绍说，现在就诊的不孕不育患者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早孕又多次流产引起的，一些人流产后会出现月经紊乱或发生宫颈宫腔粘连及术后感染导致盆腔输卵管阻塞，引起不孕。

为从源头上规范一些民营医疗机构使用终止妊娠药物的行为，去年4月到11月市人口计生委牵头公安、食品药品监管、工商、质检等部门开展了全市计划生育药械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整治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当前终止妊娠服务市场需求量大，却鱼龙混杂的局面亟需引起重视，“现在的孩子发育早，但是性健康教育明显不足，过早的性行为极易给孩子带来身心的巨大伤害。”市人口计生委科技科负责人不无担忧，他认为，加强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迫在眉睫，科学、健康的性教育应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一是通过学校教育、父母引导等正规渠道，让他们了解必要的性知识，从而减轻精神负担；二是教会他们正确对待性问题，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性心理，积极预防性病的传播。

2007年市人口计生委曾向全市各普通中学配发由省人口计生委和省教育厅联合编印的《中学生性健康教育辅助读本》，这本教学辅助书的内容收集了我省青少年健康教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整理归纳的典型案例，针对广大中学生在青春期中遇到的各种不解和困惑进行解答，是各中学开设青春期健康教育课程、讲座以及开展学生心理咨询辅导的很好参考工具。但实际实施情况是，这本书在配发之初就被多数中学束之高阁，早已被遗漏在一旁。“我们没见过《中学生性健康教育辅助读本》。”各县（市、区）人口计生局在对有关中学的调查了解中，几乎所有调查了解到的中学生都表示没听说过有这本书，绝大多数学校也没开展与性健康相关的课程。

为什么中学生性健康教育进行不下去呢？综合各方情况反映如下，首先是学校面对家长的压力，多数家长认为没有必要给孩子传授性知识，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做什么性健康教育，本来孩子不知道，一讲就什么都知道了，多不好。”12岁孩子的母亲陈女士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内心想法。学校不知如何把握尺度，因此迟迟不能开课；其次，许多学校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根本无暇顾及开设青春期性教育课程，不仅课程设臵不到位，连兼职老师也没有；第三是经费等工作因素影响，2007年全市下发的《中学生性健康教育辅助读本》计800本，是作为各中学的教学母本，需要教育部门扩大印刷数量，让学生们人手一书，但实际情况根本就做不到；第四，个别县（市）人口计生部门不够负责，迟迟没有将市里配发的读本分发给当地中学。

中学生究竟需不需要性健康教育？省人口计生委去年曾委托福建师大社会学系相关课题组，对师大等我省8所院校在校生进行青春健康状况定量调查。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知

道至少一种以上避孕方法名称，而且年级越高，知道的方法种类也越多；学生们在讨论性话题时，多是向知心朋友们述说，学生与老师的联系一般只限于学习生活，在性生理、心理知识及价值观的引导上，老师一般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有一半的学生认为在初中阶段就应接受性教育，近26%的学生认为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都希望在性生理、心理知识及性道德培养和建立上得到相应的教育。

在西方发达国家，性教育被定位为人格教育，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生都要接受大约120学时的性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性知识、性道德、与性有关的价值观等。反观我国，“谈性色变”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在学校和家长眼里“性”依然是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大都反映说学校仅有的性教育在于几节生理卫生课，老师有时还会让学生自己翻书自学。由于学校和家庭在青春期性教育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使得中学生容易接触社会、书刊、网络上的一些良莠不齐的性知识内容，以至让歪门邪道的性教唆“捷足先登”。由于接受的性教育滞后甚至缺失，一些吞下人流苦果的情侣首次接受较完整的性知识，往往是在医院妇产科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现象：医院妇产科医生额外承担了很多本该由学校和家庭承担的职责，妇产科大夫们戏称自己不知不觉中扮演了青春期性教育“补课老师”的角色。

学校作为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阵地，应该负起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责任，家长们也应该改变传统观念，不要再采取“鸵鸟政策”，真正用爱心去关怀孩子，体会孩子的客观需要，对孩子进行适度引导和干预。通过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使孩子们了解人体的奇妙，掌握正确的性知识、性观念、性道德，学习性别平等和两性交往中的尊重、责任概念，为成人后的婚姻和育儿做好

准备。要让中学生知道，为了将来的幸福，必须集中精力从心智、身体诸方面为一生打好基础，早恋、性爱都是不宜涉入的领地。

（宁德市人口计生委张真晓）

第四篇：中国建筑史不应回避传统文化[小编推荐]

中国建筑史不应回避传统文化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方绪明 刘霄峰 张文海

[提要]本丈提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不能只从现代建筑的理论和观点出发，还应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文中引用部分事实论证了传统建筑中的文化现象和传统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指出了有关中国建筑史论著和建筑教育中的一些缺憾。

关键词：传统 建筑 历史文化 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建筑就是一部凝固的史书，它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观念、科学技术等为一体。更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在传统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笔者认为研究传统建筑不能只从现代建筑的观点和理论出发，还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和体味，即从现代与传统两个不同的层面去解读，才能获得较为满意的答案。

一、传统文化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切入点

权威的《中国建筑史》教科书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杜)等有关传统建筑的论著都是以大量的史实论述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成就，并从建筑造型、轴线序列、空间层次、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加以研究、分析，都是以现代甚至当代建筑的观点和文化理念为基点，可以说用这种方法只能揭示传统建筑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研究了传统建筑的外部特征，而没有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包括《华夏意匠》(香港华风书局)也没有把传统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其原因就是忽略了传统文化。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在一段时期传统文化一度被视为禁区，更甚者被作为“牛鬼蛇神”加以批判，人们不敢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关中国建筑历史方面的书籍，包括权威性的论著都成书于这个时期。而今，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京剧、中医药等都被视为国粹，中国传统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理应全面、客观、系统地去研究和分析，如果用传统文化的观点来解读传统建筑，会使许多用现代建筑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现象找到答案，笔者认为研究传统建筑不应回避传统文化，“中国建筑史”应补上这一缺憾，才算完美。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发展过程，自成体系，一脉相传，一成不变，原因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事实上，中国传统建筑同传统文化一样都是缓慢而逐步成熟的。以易学、五行学说、儒学、道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为经典的相关学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宇宙观和科学观，一旦成熟就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约束力和渗透力的规范，如《考工记》的营国制度、皇宫及居住建筑的规划布局等等。这种规范不仅制约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和演变，而且也制约着戏剧、服装、绘画、医药等学科的发展。同时传统建筑的保存、延续、传播又丰富了传统文化，二者紧密地结合和互相影响着，所以研究传统建筑应从传统文化上找切入点。

二、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从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住宅等到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笔者仅从五行学说、易学在传统建筑中的运用试图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建筑的影响。

(一)五行学说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木构架建筑，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从它的产生、发展到完善、成熟，最后达到了尽善尽美、炉火纯青，可以说在现代建筑出现以前一直担负着中华民族的居住、宗教活动、行政执法、商业贸易等的空间需求。而且它还是一个不破坏环境，而为环境增色的绿色建筑体系，这一点是西方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无法比拟的。那么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采用木头作为主要建筑材料?通常的解释都是找些客观原因来说明问题。如刘致平所说的“中原等黄土地区，多木材而少佳石，所以石建筑甚少”。徐敬直的看法是：“因为人民的生计基本上依靠农业，经济水平很低，因此尽管木结构房屋很易燃烧，二十多个世纪来仍然极力保留作为普遍使用的建筑方法”，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勉强。试想，西方国家在生产力低下的各种社会形态里，他们的国力不比中国强盛，更何况他们大量的住宅建筑也用木头。侯幼彬教授用综合推力的理论解释是“多因子合力作用的结果”，可概括为木结构的起源成因、因袭继承、合理优越、持续远用，即多方面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运用五行学说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就会客观、全面得多了。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中国古代认为这五种常见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元素，说明了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这种观念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五行学说认为，木为组成五行的要素之一，出于土地，入于阳光，生生不息，乃自然生命力旺盛之象征，它承天之雨露，向阳而长，乘地之养育，入阴而生。即阴阳合和之产物，采用这种材料，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乃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必然结果。五行中五气之木气代表四季之春天。木气属阳，是人生少年，是出生、生长和统一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造化之首，而建筑为人所居，乃天地阴阳相聚之处，即阴阳之枢纽。故而建筑须得天地之气(道法自然)，选用木头为主要建筑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那么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不用石头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因为质地好的石头大都产自环境优美的名山，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建筑观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环境增色而不是去破坏它。在中国人眼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有灵，即万物有灵学说，破坏它就意味着对人类不利和带来灾难，如认为山脉即为龙脉，开山采石头就会切断龙脉，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表面上看是带有迷信色彩，无科学依据。但实际上到处乱开乱采就会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贻害无穷。石头开采后不会再生，而木头砍伐之后则可以再生，所以中国建筑少用石头而多用木头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五行还代表方位、颜色和数字(源于河图)，东方属木为青色对应的数字为三和

八、西方属金为白色对应的数字为四和

九、南方属火为赤色对应的数字为二和

七、北方属水为黑色对应的数字为一和

六、中央属土为黄色对应的数字为五和十。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典型，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和杰出代表，其整体规划布局就暗合了五行学说的规律。一种脱离传统文化的错误说法是：紫禁城中央三大殿的台基是工字形或倒土字形。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表面的附会，实际上从五行学说上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字，作为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中心，这个土字形，绝非偶然，也并非建筑型制问题，因为我国古代的地图方位与今天地图的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看起来正好是一个“土”字，在河图、洛书九宫中，中央(中宫)也均为五属土。土为中，象征权力，表达了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统治阶级至高无尚，这就是“必居中土”的道理。紫禁城建筑为什么用黄色琉璃瓦、白色台基、红色宫墙、青绿点金彩画和红色柱子?用现代建筑的理论解释是，黄色和红色、白色、青色、绿色和金色这些颜色相互配合最易表达金碧辉煌这一皇宫建筑的主题。其实，这也是五行所代表颜色的体现，土为中，代表色为黄色，最为高贵，所以琉璃瓦用黄色，皇帝穿的龙袍为黄色也是一样的道理，其余白、青、黑、赤也为五行所代表的颜色为正色，等级最高。这些现象说明传统文化和建筑美是并行不悖的，或者说传统文化是建筑的美学根基。紫禁城内文渊阁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筑形式，是仿宁波“天一阁”型制而建造。因为它是一个图书馆，在功能和技术上极具特殊性，所以没有套用通用模式，而是采用六开间、二层、黑色琉璃瓦、前临水池的做法，这正是取意《易·大衍》：“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层数为二，为阴数，黑色五行为水。不难看出重点体现一个‘水”字，从建筑设计构思上符合图书馆怕火，消防第一的重要主题，而实际功能也非常便于藏书和阅览，主题和功能处理的和谐、恰当。还有一个不大引起注意的问题，北京城的皇城为什么不是一个完整的正方形，而是在西南角缺了一个口?《中国建筑史》只说明了“北京城的布局以皇城为中心。皇城平面成不规则的方形，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为什么不规则呢?是做不到或疏惑大意吗?当然不是，它是人为的。表面上看似乎是照顾南海，可又很局促。从五行学说中的相生原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八卦方位上分析，在相生相克图上惟独在东南角上没有相生相克关系，而在后天八卦方位上的西南方也是最不好的位置，为坤方(绝命)，作为皇宫建筑这当然是最大的忌讳。

(二)易学的运用 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形状为什么是凸字形，外城为什么只建了一部分，《中国建筑史》教科书和其它有关著述的解释是“由于当时财力不足，只把城南天坛、先农坛及稠密的居民区包围起来，而西北东三面的外城没有继续修筑，于是北京的城墙就成了凸字形。”这样的解释表面看是乎很有道理，但仔细看，照这样的说法东西两边的内城和外城似乎离的太近了，不足600米，显然匠师们是不会这样规划的。若用易学解释，按洛书九宫图，上南为

九、为乾、为阳、为天，下北为

一、为坤、为阴、为地，北京城正是乾天包坤地的格局。且外城南城墙向内呈缓弧形，符合易学中的南为天，内城北城墙为直线，符合易学中的北为地，即古代的“天圆地方”之说的象征。外城东南角凸出，按先天八卦之方位为“兑”，为泽，故补之。内城西北角切去一角，因西北系“艮”位，为山，故切之，这绝不是无道理的随意或测量技术所致。再者北京城的城门数也符合“河图”南

七、北六之数，南城为阳，开七座门，且正南向为三座，北城为阴，开六座门，正北向为两座，非常巧妙。所以，应该说整个北京城的规划是一个很严格遵守传统文化的杰作，是建筑美与环境美的真正结合。其美学根基正是传统文化中“易学”的运用。从构图看，比元大都、长安、洛阳城(过分规矩方正而显得呆板)都美的多。紫禁城平面布局采用前三殿、后三宫、东六宫、西六宫的布局模式不仅仅是一个平面构图和布局问题，在易学中乾属阳为男代表皇帝，其符号为三(前三殿、后三宫)，坤属阴为女代表皇后，其符号为三三(东六宫、西六宫)，二者相互组合很巧妙地解决了平面布局和阴阳平衡问题。而且乾坤又代表天地，寓意天地定位、天地人三才和谐合一。东西六宫之和为十二象征一天十二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和十二地支，东西五所又暗合十天干，日精门、月华门代表日月之精华。左文华殿右武英殿代表着左文右武，北神武门是玄武神的所在地居北方是紫禁城的保护神。整个紫禁城平面布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模式的体现。北京四合院为什么采用内外院布局、大门在东南方、厕所在西南方?现在来看这种布局方式功能合理、尺度合宜、环境宜人、艺术含蓄，很适宜于人居住，是中国人民长期居住和营造经验的总结。用传统文化解释，它是封建礼仪、伦理观念(尊卑有序、男女内外有别„„)的体现，门之方位就是后天八卦东南方之巽方，代表着生气，意即太阳升起的方向，生气勃勃，清早出门迎着阳光，心情舒畅，西南方为坤方，代表着绝命，太阳落山的方位，象征着消沉与黑暗。所以北京四合院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浓缩与结晶。中国古代建筑的间数除个别建筑形式(厕所为两间)外为什么均为单数(在易学未成熟时期的商周时代为双数)，即三、五、七、九间，进深也为三、五、七、九架?显然全是阳数，因为为人居住、生活，为“阳宅”，所以不能有偶数(阴数)，九为阳数之最，所以最大的殿是九间。从现代建筑的观点去看这样限制了建筑的规模〔掌握了一个度，不同于今天超大规模的建筑有时不顾环境)。同样我们还可以解释《考工记·匠人)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和《礼记》的“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时三、五、七、九全是阳数，虽不一定切合实际，但作为一种模式体现了传统文化理念。任何体系的建筑都是植根于相应的文明，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内涵离不开传统文化，文化又借建筑得以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以其独特的形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指导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朴素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及现代科学的一支独特的科学体系，试图用现代科学去完全破解它是很困难的，其神秘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国传统建筑也不仅仅是以独特的外观形式和丰富的空间形态著名于世，更重要的是它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当今的一些中国建筑为什么远远比不上传统建筑那么精湛，从某方面讲讲其原因就是脱离文化、没有文化底蕴，同样我们的建筑教育也是就建筑论建筑(香港及欧美国家不是)，表面上与建筑无关的领域很少去涉及，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建筑的优良传统，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形式，是每一个中国建筑师都在关心的问题，似乎还得从传统文化、哲学理念找突破口。值得提出的是，不应把有关传统建筑与文化的所有问题都囊括在风水范畴之内，也不应该单单认为建筑文化就是风水，这是一个误区，风水学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应用，是建筑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里，有关传统文化的问题贯穿于始末。如北京城的中轴线长正好十五华里，天坛以

九、地坛以六的营造数理等等。限于本人学识不能一一论证，文中所议也仅为一孔之见，正确与否，敬请同仁赐教。

参考文献

1、《中国建筑史》(新一版)《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刘吨桢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中国建筑美学》侯幼彬著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4、《华夏意匠》李允鉌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中国建筑的哲理内涵李先逵《古建园林技术》1991.2.3

6、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城规划吴庆洲《建筑学报》1995.8

7、《易学与建筑》韩增禄著沈阳出版社

8、《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程建军著吉林教育出版社

9、风水大游年理论辨析何俊

第五篇：产业集群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产业集群研究不应忽视的问题

我很赞赏东方网友的观点，产业群的发展一般来讲确实是需要一些基础，和一些自发的规模示范存在。但是我觉得产业的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单单只有地中海纺织模式一种。面对当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产业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只是坐等自发的产生之后再来进行相关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毕竟在这个一日千里的社 会，谁先抓住机会，创造条件，做好相关集群的支持系统，那么，越过相关的产业自发阶段而直接进入高级产业集群阶段，我想这样应该更加的符合现在的发展节奏。对于一些落后地区以及民营经 发展，其后发发展战略若能作好相关支持系统的建设和构架，那么，就可以不要经过自发阶段而直接进入集群化，规模化阶段。并且，由于越过了自发阶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之中还可以避免自发阶段的后遗症所带来的阻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