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第一篇：书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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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我们的是怎样的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对我们具有吸引力的书籍却不多。我们需要历史书籍当中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和丰富客观的历史事件，以便于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的历史，以便于对中国历史有一个理性、丰富的认知和评价。

一、作者及成书背景

葛剑雄，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他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他所刚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的画卷。就如作者自己所说，中国图书市场中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历史书很少令人满意的或者爱读的作品。其实历史是非常容易吸引读者的，历史事实可以演化成无数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充沛的故事，短文识字的人都能接受。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涉及的范围又那么广，有了解不完的史实，讲不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穷尽。于是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介绍了他所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二、评点内容

在内容上，作者首先在序言当中介绍了自己撰写本书的初衷即用他所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为读者提供一份历史大餐。然后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这极为吸引人的十六个片段：战国：胡服骑射；西汉：轮台罪己、庙乐之争；新朝：王莽改制；东汉：谁主神器；三国：汉魏禅让；北朝：鲜卑汉化；南朝：江陵焚书；唐：玄武真相；五代十国：冯道长乐、亡国诸君；宋：天书封禅、道君末日；明：悲剧海瑞；清：雍正赐地、乾隆“肃贪”。其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赵武灵王、汉武帝、王莽、北魏孝文帝、李世民、清官海瑞等。以这些历史人物为主轴，展开了与之相关的众多中国历史事件的讲述。

有些内容是与我们的固有知识和看法相符的，有些则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例如：

战国时代赵国的国君武灵王发起的一场以“胡服骑射”为内容的历史性改革，使得赵国自此强盛起来，但这位英明的君主却不得善终，因对继任者问题处理不当而活活被饿死，其惨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关于汉武帝，作者说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做的评论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灭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是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遵先王之道，接受中直之言，赏罚分明，到了晚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即“轮台罪己”，收复民心、体恤民意，将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妥当。因为近年以汉代为背景的电视剧纷纷涌入视野，我想很少会有人会将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圣君武帝与暴戾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关于王莽，作者把建立新朝之前的王莽的出身、经历、品性做了详细阐述，我们居然发现王莽是个谦恭好学、洁身自好、简朴仁义的道德模范，完全推翻了固有的认为他虚伪阴险的印象。而且作者认为当时人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在他建新朝之前，多数人对王莽的称颂还是出于诚意的。如果说王莽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如不惜杀子。要说王莽的这些行为都是作秀，如果政治人物都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来作秀，那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可惜，王莽所搞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就连在两千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实现。曾有学者称，王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改革者。

关于创造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作者选取了李世民最具争议的玄武门事件。这位不守历代规矩的皇帝，玄武门事件后经常要求查看史官对自己的记载甚至修改了历史资料，而且影视剧又误导我们相信李世民是无辜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玄武门事件已经面目全非。尽管李世民开创了初唐稳定繁荣的盛世局面，但玄武门的真相不应该被埋没，而对于李世民的评价也应该公允客观。

关于历来被看作清官典型的海瑞，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另一个清官代表包公平起平坐的人物。民间关于包公和海瑞的传说丰富之极，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对官员清正廉洁的要求只能存在于设想和希冀当中。而历史中的海瑞与民间塑造的海瑞差距甚大，黄仁宇就曾在他的《万历十五年》当中讨论过海瑞。作者也认为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大刀阔斧的实行自己政见的时间仅短短半年，出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存外，其他措施在他离任后都被废止了。他致力于惩治贪污腐败，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那些贪官污吏和政敌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如果我们用从政的实绩评判人物的话，海瑞只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

书中，颠覆我们传统观念的是对汉武帝、王莽、李世民和海瑞的记述和评价。作者最为称道之处在于，他将被歪曲前的事实尽量客观地书写出来，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纠正我们的固有观念。如汉武帝、李世民和海瑞，我们都曾大加称颂和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作者看来并非全如此；如把王莽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处心积虑谋朝篡位、毫无政治才能可言的小人，在作者看来王莽还是很有可取之处。在以人物和事件为基本元素的历史当中，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评价极其关键。对于历史人物，我们都知道要放在历史情境中理性和客观地去认知和评价，但要做到却不容易。尤其对于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作者认为个人的道德和品性不应该是这个政治人物评价的唯一和首要标准，关键在于其在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和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众多的历史事件塑造出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而我们认知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有多接近历史真实，有多接近客观和理性。

结语：历史是需要想象力，但历史需要怎样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试图为读者呈现尽可能客观和接近历史真相的记述，当然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评论，然而这些评论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和合乎情理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的。有些历史资料在误导和影响我们，当今非常普及的影视剧在误导和影响我们，教科书也在误导和影响我们。这些受人的主观意志制约的所有材料，被挑选和过滤，再加上想象力的不同，到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有多少是接近历史的真相的？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更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思考，认知历史，评价历史，重塑历史。

第二篇：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

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

梁思慧 2015年03月30日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转载请注明来源

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同舟共进》：可否请您谈谈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它们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剑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因此我们有很多错误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消除。其实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念小学时看过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大概是《中国历史故事》一类，我的很多历史概念都是从那里来的，跟课本所教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详细一点。至于现在的历史概念，那还是在“文革”结束，自己从事专业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产生怀疑后形成的。这也得益于我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举个例子，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1986年我参加了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会上一些台湾的学者跟大陆学者发生了争执，台湾学者质问：如果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何还派人去掳掠人口？当时的大陆学者一脸茫然。所以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同舟共进》：您对当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何看法？

葛剑雄：前些年我参加过历史教材的评审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评定，对教科书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国统一的了，现在教材编写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机构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课程标准，以此作为编教材的根据。然后由各出版社编写教材，完了再送审，审查通过后，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学校采用哪一种教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在的教材怎么编，关键要看两个环节，一是课程标准，课标里没涉及的内容很难进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评审。为什么现在的教材，大家还认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呢？我想这显然是受政治的影响。

先不谈近现代史，我们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观念不正确的情况。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比较滞后，研究的选题长期以来习惯回避一些所谓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认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盗，但后期就已经以中国人为主了，是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对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倭寇和日本人画上等号，或都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侵略。另外，我们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就比较困难。比如抗美援朝，尽管现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经常会遇到阻力，包括许多材料也还是“内部”的，若要在这时修正教材的说法，往往编者本身跟评审人之间就没办法统一。再者是我们历史学界某些权威学者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思想较为僵化，尽管有时并没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他们依然持否定态度，依然坚持旧说。

《同舟共进》：以人教版历史教材为例，初中阶段普遍采用编年体方式编排，高中阶段又将编年体方式打乱，采用政治、经济、文化几大模块的组合，您怎样看这种编排方式？

葛剑雄：我们的历史教育在不同阶段主要达到什么目的，整体的目标是什么，尚不明确。所以容易给社会各界造成一种误解：历史就是背年代。别人听说你是学历史的，就会说你的记性很好啊，这么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来。像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一直都是分开教学的，以致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或高层人士，缺少一种“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悠久，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算得上历史悠久吗？又比如我们讲中国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们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这种概念为什么没有呢？一方面我们总爱有意无意突出这一点，另外我们从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没有比较的眼光。我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参观时，看到里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开，都是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并列在一起的。到了近代历史，我们开始作中外比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们的教育到底要给学生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如果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史观的话（这当然跟哲学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很多历史事实只需点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后期便可放手让感兴趣的学生自己去看书、学习，否则你整天讲故事都讲不完。

《同舟共进》：就您所接触的大学教育情况看，会否碰到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固化下来了一些陈腐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再教育？

葛剑雄：不要说高校的学生，就是一些学者也持有某种固化的观念。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里，历史类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我的《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还有一篇是北大罗荣渠教授的，他已经去世了。这两篇文章被选中，都因为它们涉及史观，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我文章的中心是说明中国不能简单地讲“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总结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优势，也要克服长期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时说明，中国进步的动力并不像历史上那样来自分裂，而是来自改革，若能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可以克服历史上不得不通过分裂才能形成的历史的动力。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得到肯定的，还获了“论文奖”，但以后就不断有人找麻烦，有的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有的说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说这是为“台独”张目，等等。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不一定主观上就坚持错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概念，已经固化下来，是动不得的。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郑和下西洋。历史课本的解释是片面的，说郑和下西洋是促进各国人民友谊，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在郑和的时代，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蛮荒小国都必须服从我，我天朝大国有的是财富，我来是给你们赏赐的——当然这跟殖民主义有区别，但没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国。如今却片面解释这段历史，好像郑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而且我们研究郑和的学者居然也大多持这样的看法。这本质上不是教材的落后，而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这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是要持续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几代的。

《同舟共进》：目前情况下，要教材作出改变其实是困难的事情。葛剑雄：2007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历史教材曾引起争议，我认为上海的教材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很可贵的探索。当时的美国媒体称“用盖茨替代毛泽东”等报道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报道被一些人作为理由，给上海方面施加压力，甚至扣上反动、颠覆等帽子，虽然没有强令禁止，但最后这一版教科书还是停用了。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进》：上海版教材的可贵之处在哪里，现在的教材存在哪些问题？ 葛剑雄：那就是它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历史，基本观点还是有进步的，没有把历史仅仅看成是政治或阶级斗争，另外，编排的文字也不错，应该说更受学生的欢迎。有人用“教材编辑的时间太仓促”作为停用理由，这个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结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继续修订，编两三个月和编一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看，我们有些编写得更仓促的读物都在用，这又作何解释？

现在看来，我们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种人文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大问题。比如我在审查教材时，看到二战胜利的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着一条腿踏上密苏里号”，我就提出意见：应将这段话删掉，因为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尽管是被韩国志士炸伤的，是侵略者罪有应得，但我们不应该在残疾这一点上对他进行丑化，而且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当时的盟军也还是给予他礼遇的，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后来编写者接受了我的提议。有一次，我在日本联合国大学作报告，下面有日本听众提问：你们指责我们的教材有问题，那你们的教材有没有问题呢？我回答，任何一个国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发现的话也会修改的，我就举了上述这个例子。

还有教材里说李鸿章贪污，我也提出这个要有事实根据。李鸿章当时搞洋务运动，他的家世确实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当官的，但他具体拿了哪一笔钱？曾国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贪官，但曾国藩本身还是廉洁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凡是搞洋务的人都贪污。又比如我们从小接受的“四大家族”的概念，当时教材有一句话（记不得是政治教材还是历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钱加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贪污的，但你没有充分理由说蒋家和陈家也是贪污的，相反蒋家和陈家几乎谈不上是有钱人。这样的概念灌输，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政治化，是不负责任的。

《同舟共进》：您认为，历史教科书未来的改革应朝哪个方向走？ 葛剑雄：我主张学历史之初，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概念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教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方法。有些历史观念不一定通过历史课来实施，可以通过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尝试，通过低年级的启蒙等。据我了解，美国的小学一年级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绩里面有一门“了解美国的历史”。课本上只是写“美利坚合众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是位好人”，还教他们歌曲《上帝保佑美国》，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另外，我主张到一定阶段要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不应该完全把两者分开，这样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有助于他们形成开放的思维。通过教科书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单是历史，其他的科目也有这个任务。比如我们的语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师在讲解的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课应该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历史的观念已经比较开放，你还在使用那种错误的、保守的观念讲政治，那也是不行的。历史观的教育和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应体现在历史教材里，还应体现在其他教材当中。

《同舟共进》：最近兴起了一股“民国教科书”热，那时的教科书编写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当代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否也应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葛剑雄：民国的一些学者编教科书其实也是为了钱，教科书发行量大，编者是拿版税的，所以当时写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钱或很少钱，但编教科书或许能解决生活困难。我们不要把民国的学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离不开谋生。另外，我们的新式教育是废科举后确立的，当时要兴办大量新式学堂，于是对教科书的需求量猛增。当时的政府对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学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头换面翻译过来，到后来才有统一的“部颁教材”。我们现在往往将名人编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国教材，其实民国教材不乏粗制滥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一种对教条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态。但有一点，民国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编写、自由地用，当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现出来了。要真正评价民国教材，应把民国的所有教材都拿出来，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会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编教材，编教材有一定专业性，大学者也许可以给研究生写教材，但不一定编得好中小学教材，现在能编的往往是师范院校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研究的背景。我们可以要求大学者写普及读物，但未必就要编教材，这个功能应主要靠社会来完成。我昨天还跟一位记者讲，一流的学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没有，也可以让人家来替他普及。汤因比写了《历史研究》，简写本是人家替他写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国际上曾组织过竞赛，看谁有本事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将内容介绍给公众。教材也是这样，不一定由一流的学者来编，但编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学者最新的成果。

葛剑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

陈小庚

2014年09月05日 来源：南方日报

葛剑雄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世界的作用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中国人自己评的。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最小。

作为历史地理研究学者，他学术作风严谨，敢于指出其师谭其骧的错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言辞犀利，被媒体封为“葛大炮”。他考上硕士研究生时已是33岁的“高龄”，1983年却又成为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之一„„他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囊括了葛剑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堪称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史人口史领域的研究丰碑。文集由葛剑雄重新编订，当中很多为市面上已经绝版的书目，新版《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增补更多历史细节，其中的《北极日记》系首次面世。应出席南国书香节组委会的邀请，葛剑雄就这套文集的出版做了一个专题讲座“七十而思”，葛剑雄认为，我们不要躲在历史里自娱自乐，要不断地反思。讲座之后，葛剑雄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民国“范儿”都是假想出来的

葛剑雄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世界的作用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中国人自己评的。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最小。因为中国文化基本上只传到日本、朝鲜、越南一带，越南基本上只到北方，南方受印度教的影响。”

葛剑雄虽然也认同中国历史悠久，但他觉得那只是相对悠久。我们国家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延续的，因为不受外界的挑战。太平洋在东边，美洲人过不来。西边的青藏高原也过不去。北有大草原。”至于坏处，葛剑雄认为是自然界造成的阻隔导致中国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葛剑雄列举了两个颠覆国人以往认知的例子。

比如造纸术，蔡伦公元2世纪发明“蔡侯纸”，直到公元8世纪，有中国造纸工人被阿拉伯人俘虏，造纸术才被动地传到了阿拉伯地区，进而传向欧洲。另外，国人对“广州是中外交流中心”一说也存在误解：唐宋时期，广州外贸确实很发达，但不是中国人主动，是阿拉伯人主动。航线是阿拉伯人开辟的，做生意的基本是阿拉伯人，没有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只有蛮夷才需要中国的东西。由此，葛剑雄强调要客观地看待历史，“千万不要今天还躲在历史里面自娱自乐，这样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对于当下很流行的“民国热”现象，葛剑雄认为，这是假想地造一批民国的“范儿”出来。比如现在备受追捧的“民国语文课本”问题，说什么编写者都是大师，其实现在所说的民国那些大师，在当时只是小小的讲师。再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编教材很“来钱”，比如叶圣陶，他编一本课本赚的钱就够他一年的家用了。民国那些风流韵事，在当时也是被瞧不起的。至于民国教育，是精英中的精英的事情。“我老师跟我说，大学一个系往往20个人，能上大学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们当时文科博士学位两个，现在两万个。你怎么能要求两万人都这样。”

弘扬孝道就要保证家族的绵延

作为一名学者，葛剑雄学术作风严谨，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包括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质疑。“实际上，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选择，也不会选择马寅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长期的愿望是多子多福，但实际上古代是无法达到的。”他以《红楼梦》为例，幽默地说道：“《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庭，但其实每个家庭的成员最多不超过5个，可谓是‘计划生育标兵’。中国古代每年人口增长，最多也就千分之七，很少超过千分之十左右。”

虽然不认可马寅初的人口论，但葛剑雄也指出，因为中国人口数长期跟官方统计脱节，所以在不知道人口真相的情况下，一个学者再怎么对国家负责，也无法避免会出错。他说“长期的计划生育会产生很多独生子女，今后的儿童很多都不知道兄弟姐妹。”于是，早在1993年，葛剑雄就提出，要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但是，时至今日，葛剑雄还在反思当初的言论。针对上海等地人口下降的情况，葛剑雄进一步提出，要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对于当今许多剩女不结婚、不生孩子的社会现象，葛剑雄表示，应该尊重和宽容个别人的选择，但不能倡导。“现在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在倡导多生育，我们还在说计划。很多人不生育是出于物质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抚养费用高，但是他们忘了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所以我认为如今说弘扬孝道，首先就要保证家族的绵延。”

“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长期实施，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问题”遂成为当今社会的关注热点。对此，葛剑雄表示，大家对独生子女存在误解。“把独生子女看成一个整体是不对的，独生子女的问题也在于家庭的教育。从物质上讲，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是，一对35岁的独生子女夫妇，他们上面有四个60岁的老人需要赡养。另外，独门独户、环境会使独生子女减少与同辈的接触。”

葛剑雄认为，解决独生子女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教育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此外，因为中国是未富先老，只有老龄化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独生子女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靠个人无法解决，要靠整个社会。”

第三篇：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

乱世的两难选择

冯道其人其事

葛剑雄

小时候看过一种通俗的中国历史，将冯道称之为无耻之徒，大意是说他一生经历四个朝代，曾向契丹称臣，居然当了六个皇帝的宰相，一直保持着荣华富贵，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长乐老”。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一直认为冯道不是好东西。文革后见有人俨然如不倒翁，就称之为长乐老，意其与冯道颇多类似。一次偶与季龙(谭其骧)先师议及冯道，先师说：“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是不公允的，还是《旧五代史》说得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冯道的正面评价，所以就把新、旧《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照着看了一遍，原来的看法发生了动摇，觉得冯道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作出贬褒。

近年来前南斯拉夫战乱不绝，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信仰、道德、伦理危机。不止一次在报刊上看到这样的事例：由于国家分裂，新建立的国家与原国家间、新建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实在无法在忠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甚至哪一位家庭成员间作出抉择，往往非此即彼，不能兼顾。选择原来的国家，它已经不存在了；效忠新国家，却被视为异族、异教；投入本民族，又不一定是同一宗教；顾了宗教，就顾不了民族、国家、家庭；以至夫妻离异，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相斗，出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不知什么原因，我忽然又想到了冯道。

为什么由前南斯拉夫的形势会想到一千余年前的冯道？这里得先简单介绍一下冯道其人其事。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

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

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 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 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 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 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 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 纳。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 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 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 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 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 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 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 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 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 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 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 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 ”(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 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 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 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 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 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 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 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 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 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 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 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 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 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 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 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 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 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 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 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 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 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 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 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 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 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 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 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 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 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 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 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 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 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毫州知州。这一 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 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 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 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 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 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 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 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 承了假道学的传统。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 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 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

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 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 “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 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 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 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 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 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 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 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 “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 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 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 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 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 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 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 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 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 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 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 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 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 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 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 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 “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 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 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 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 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

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 ？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 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 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 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 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 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 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 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 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 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 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 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 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 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 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 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 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 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 得到更多的肯定。

第四篇：专访葛剑雄教授提纲

专访葛剑雄教授提纲

1、明代董其昌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葛教授，您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既有着万里路的经历，又有着万卷书的容量。那么，对于这句话，您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和体会呢？

2、当今是网络时代，这个时代的优点是我们的生活、沟通越来越便捷，但是缺点是我们的隐私越来越难得到保障。葛教授，您曾就完善身份证功能、增强对身份证的管理做过专门的提案，那么，对于这个时代的“个人”，您怎么看？

3、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中国遍地是大学，唯缺大师”，对此，您怎么看？对于大学，您心中是怎么定义的呢？对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您有着哪些期盼？

4、最近，很多大学的学费见涨，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大学学费十数年未变，是该涨涨了；也有人认为，这会加剧中等偏下家庭的负担。对此，您怎么看？

5、对于历史，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正史以外，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新的诠释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看法，比如《明朝那些事儿》，比如很多穿越剧，对于这些诠释，您怎么看？对于广大的青年，您觉得他们应用什么样的态度或方法去读史、学史？

6、葛教授在常年研究历史学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钟情的朝代，如果有时光机器能够穿越，您最想到哪个朝代的哪个地方？为什么？

7、“书”曾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最佳方法，但今天，我们的青少年的阅读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根据最新的《上海市青少年阅读状况白皮书》，发现当前51.6%的青少年的每年阅读的纸质书本低于6本，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引发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改善这个状况，您有何建议？

8、对于纸质书，有人在十数年前就提出“书本将死”，但今天，虽然电子书已经开始流行，但纸质书依旧是很多人的首选。葛教授，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您怎么看待“书”的前途呢？

9、葛教授，书房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一种追求和寄托，您也曾笑谈过“书房是我的资产阶级幻想”，那么作为一个图书馆馆长和藏书家，您怎么看待藏书？您觉得图书馆对于一个社会的最核心的作用在哪里？

10、对于常州青年，您有何寄语？

第五篇：百家讲坛之文化篇葛剑雄谈地域文化

课程名称：（需严格按照学生个人本学期“正选结果”中的课程名称填写）班级：行政111班 学号：201107050131 姓名：姚宏 论文要求：

1、列举本学期所学通识教育讲座的5个专题的题目（每个10分）①：古埃及文明失落之谜 ②：英雄史诗

③：葛剑雄谈地域文化 ④：楹联故事 ⑤：探秘中国文字

2、叙述某个专题的具体内容，并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不少于1500字）（专题内容占20分，心得体会占30分）答：

葛剑雄谈地域文化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风俗文化，这些风俗文化经过多年积淀下来就成了地域文化，就是说超过了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地域文化，首先一般要了解它的历史。我们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可能五千年还不止。特别有些发达的地方还更长。那么这个文明史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整个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在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们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它不是完全一样，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明构成的。所以每一种地域文明、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都有它特有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地域文化呢

方言应该讲是中国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因素。这样的话，就往往我们长期以来很多就根据方言来处理人际关系，历史上也是这样。我远的没有办法说，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方言，并且这个不同的方言还在历史书上都有记录。那么因为这个方言的关系，感情就特别亲切。那么到了进行什么政治活动，往往这些讲同一方言的人，他们就组成一个集团，这倒不是一定说统治者多自私，这比较方便。他们利益比较容易一致。当然他也不一定全是自己这个方言的人，但是这个方言的确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第二种因素是什么呢？是饮食。而且特别是民间的饮食，这有什么道理呢？所以我们讲饮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一种因素，主要是指民间的日常的这些饮食。因为它主要是取材于当地的，它有它地方特色。如果是外面运过去的，也一定要是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所买得起吃得起的，所以它也构成地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就是这样，长期吃这种东西，他就慢慢慢慢地，也就因为会除了形成一个习惯以外，他也利用这些饮食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来。那么这种方式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情况。

在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民居建筑。中国的传统民居可谓是千姿百态。有黄土做的窑洞，有竹子建的吊脚楼，还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像很有特色的中国特色建筑宝塔、官府衙门等也是也能代表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个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逝，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面积里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山东、山西，就是根据山来分的；又比如黄河、长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碍，你看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长江也是这样，所谓长江天堑，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所以我们讲主要的因素还是自然地理，它本身的地理环境。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地域的话，起作用的还不止这两个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了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的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我要讲的第四个民族分布。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有56个民族。那么大家知道只要产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总是不能割断的，所以一个民族无论是它整个民族迁移，一部分民族人口迁移，它都会把民族文化带到它的迁入地，都会尽可能的保存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有些特色是没有办法保存的，所以一般的话都会发生变化、改变，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文化。那么这种迁移，民族的分布往往会在一个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从东汉开始，北方跟西北的牧业民族少数民族就大批地南迁。我们知道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以胡人、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了。当地的地域文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由农变牧。原来这些地方，从秦朝开始就开垦为农田，汉朝的时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区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进来以后，慢慢农业就变成牧业。

民族分布不能只看到汉人先进都是汉人进步，未必如此。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看，那里的一些汉人往往也都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所以这样，我怎么看到民族之间相互地影响，这才是真正能够了解一个地方它的文化本质，不能只看一面，而且应该看到在历史上面，汉人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且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到地域文化这个例子很多。

在对待地域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物质出发，从自然地理出发。用联系的矛盾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很多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普遍性，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它的整体。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还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并且不断发展不断更新。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具有多种地形地貌，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土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风俗文化。尤其是背靠纵深大陆，面向辽阔海洋的特点使我们兼具了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生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