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篇：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研究社会和谐问题，关键在于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急需改善、农村教育发展受限等问题，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农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阻力之一。鉴此，本文以博弈理论为基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措施。

关键词：博弈；基础设施；启示

1.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的70％，和城市相比，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社会快速变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更多更复杂。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社会的不和谐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水平落后、收入水平低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本文主要是利用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改变这种现状，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以期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参考。

2.博弈模型的建立

博弈是一些个人、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1]。农村基础设施系指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根据其所提供的服务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农村生产设施,如农田水利、农村桥梁设施等；二是农民生产生活设施，如农村安全饮水、电力、交通、垃圾处理设施等；三是农村社会事业设施，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等[2]。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总是试图凭借自身力量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中央政府还要考虑其决策的外部性，因此就产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为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博弈。

2.1.模型的假设

一个博弈过程至少要有参与者、决策以及支付，博弈的参与者也就是决策主体是指博弈中究竟有哪几个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本次研究的博弈模型包含三个假设条件：首先，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博弈参与人仅为两个，即中央政府a和地方政府b，且每个博弈参与人只有两个纯策略可供选择，即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我们假设博弈双方都清除各种对局情况下每个局中人的得益，并且，博弈双方是同时做出决策的，即我们建立的是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第三，博弈参与者都满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

2.2.模型的构建

1、根据前面的假设，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如图1所示，共有4个策略组合，分别是（农村，农村），（农村，城市），（城市，农村），（城市，城市）。且每个策略组合都有相应的支付向量政府，c为投资城市，l为投资农村。，a为中央政府，b为地方

2、如果单个博弈主体在不考虑博弈对方的情况下做出博弈决策，就相当于单纯的投资优化问题，即该博弈主体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后选择可使其预期投资回报率最大化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博弈方的支付函数可用其预期投资回报率函数来取代。虽然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建设的外部效应，但是本博弈中的双方参与人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主体，即都是政府，因此其预期投资回报率函数应该一致。

政府的预期投资回报率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的，针对本例中的可选择投资策略，我们简化分析，假定政府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主要由项目效益、项目风险、项目规模以及项目建设成本共同决定。其中，项目效益越高，表现为项目的预期收益越高，因而预期投资回报率也就越高；项目风险越大，表现为该项目有可能获得极高的收益，但概率低，而项目失败的概率却很高，因此项目总的预期收益相应的比较低，即预期投资回报率低；项目的规模越大，则基于规模经济理论，边际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递减，从而预期收益越大，即预期投资回报率越高；建设成本主要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物力、财力、风险以及时间，建设成本越高，其机会成本越高，因此预期投资收益就越低，即预期投资回报率越低。由上述可总结出，预期投资回报率与项目效益、项目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与项目风险、项目建设成本成负相关关系。

由于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风险大、收益低、规模小，且具有分散性特点，因此建设成本也高。相反的，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风险较小，收益高，规模也大，而且多为一次就可完整建设。因此，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回报率。也就是说，单个博弈主体在不考虑博弈对方行为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不能仅仅考虑期望的投资收益。又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从属关系，因此在两政府进行博弈时，中央政府又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很显然，由于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建设的外部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必然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地方政府则是在看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后，再做出最佳决策。如果双方都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比双方都投资城市的收益要低，而由于中央政府必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因此地方政府具有相对高的选择优势。

2.3.博弈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博弈过程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总收益是一定的，假定中央政府投资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城市或者农村，若地方政府投资城市，则策略组合为（城市，城市），支付向量是共同获得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即合为（城市，农村），支付向量是险，中央政府则独据城市基础设施，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若地方政府投资农村，策略组，地方政府独自承担投资农村带来的风并且

。假定中央政府投资农村，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城市或者农村，若地方政府投资城市，策略组合为（农村，城市），支付向量是益，即并且，地方政府获得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部收；若地方政府投资农村，则策略组合为（农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风。农村），支付向量是险，即并且

即给定中央政府的决策，即无论中央政府选择投资农村或者投资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佳决策都是投资城市；反之，给定地方政府的决策，即地方政府投资农村或者投资城市，中央政府的最佳决策都是投资城市。因此，上述博弈矩阵中的（城市，城市）策略组合是本博弈的相对优势策略组合，也是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各政府间博弈的结果是都不投资农村，这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

3.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启示

3.1.拓宽筹资渠道，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是中央政府自己筹资建设，其他资金介入相对很少，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鉴于此，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应该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渠道，不应该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同时中央政府也要采取有力措施，激励地方政府和其他资金来源主体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民间资本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收益入股的机制，激励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3.2.变更国家决策，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加速城市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心都是城市的工业，然而要发展城市工业，必然首先要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因此忽略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之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收益高、见效快、可以很快的做出成绩，而农村基础设施由于项目比较多而散、收益难以计算、存在很大的风险[3]，因此，大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城市工业。由上面的博弈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到，投资工业的收益为60％，远远大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50％。也造成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而现在我国工业的步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也严重凸显，因此国家应该变更决策，工业与基础设施并重，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

3.3.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

加大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财政投入的主要领域。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与此相适应，财政作为投资主体也应当转变成涵盖城乡的公共财政[4]。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在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具体操作：一是国家要加大对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政策，以免造成新的债务和村级债务；三是构建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长效机制。

3.4.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垄断走向多元投资，必然促进其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各种法律法规的保证。然而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看，似乎有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根据在改革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再制定相应的法律。这种立法思路虽然有针对性较强的特点，但它是以巨大的改革成本为代价的。因为从开始改革到颁布与实施法律这一时期内，由于缺乏改革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必然会产生不少混乱现象，同时也给投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5]。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建立科学、高效的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娄炳南.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J].江海纵横,2006,6:10-13 [3] 李志远.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D].河北:河北农业大学,2007 [4] 周小庆.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J].达州新论,2006,(3):26-27 [5] 王秀云.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城市经济,2007,24(8):76-79

第二篇：中国农村现状和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迳缁嵴?渭捌渌?煊虻目刂疲??蟮厍炕?斯?业纳缁岫?蹦芰Γ?泊痈?旧掀苹盗舜?撑┐迳缁嶂刃虻幕? Ｐ率逼谥泄?┐甯母铮?钪苯拥哪勘旰妥钪匾?某晒?嵌匀嗣窆?缣逯频姆穸ǎ?罢饩褪鞘敌猩??鹑沃疲?乇鹗橇??邪?疲?敌姓?绶稚琛盵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 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 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 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 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ǔ?ㄍ搴透郯峦猓┗?旧隙际敌辛舜迕褡灾翁逯疲?⑵毡榻?兴闹廖褰齑逦?嵫【伲?灿?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逦?岬纳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斓嫉匚坏确矫妫?⒉淮嬖谑导室庖宓脑级ê透?摹Ｒ?朔?庑┪侍猓?捅匦氪罅μ岢?ㄖ迫ㄍ?碌钠踉季?瘢??缯虻痴?⒋寤?愕匙橹?痛迕褡灾巫橹?嬲?魑??缮掀降鹊恼?沃魈澹?⒋偈蛊湎喙毓嬖虻闹贫然??源死辞炕?迕褡灾巫橹?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嫉姆绞浇?⒌木哂忻魅返娜ɡ?鸵逦窆叵导昂侠硗顺龌?频幕嵩焙献髦谱橹痆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 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 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匦裕??；嵩斐缮缁嶂刃虻幕炻遥蛔谧逍圆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梦夜?┐迥壳盎共怀墒斓摹靶问缴系拿裰鳌崩窗?嵘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苏饬秸叨急匦胗枰匝细裣拗啤６?杂诖迕竦闹贫刃圆斡耄?唤霾荒芾┐螅??Ω镁×考跎佟Ｕ獠唤鲆蛭??衷谛矶嗯┟癫⒉痪哂忻裰鞑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挥行纬擅裰鞑斡胝?紊?畹南肮撸?嗍?┟癫⒚挥忻魅返摹⒆跃醯拿裰饕馐叮?挥邪衙裰鞑斡氲弊鍪亲约旱娜ɡ?鸵逦瘛Ｋ?堑牟斡虢鼋鍪俏??ぷ约旱木?美?娑??械氖侄涡圆斡耄??皇悄勘晷圆斡耄?虼怂?嵌耘┐甯刹炕共荒苄纬捎辛Φ拿裰骷喽剑?荒苡幸馐兜赜跋炫┐濉⑴┮嫡?叩闹贫ê图喽秸?叩闹葱衃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 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第三篇：中国农村发展现状

关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及建议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总的看来，我国农村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低，与城乡教育存在着巨大差别。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应为保障农村适龄人口接受教育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救助。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 发展现状

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如今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知识经济已成为了时代的标志，国力竞争日益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所以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直接相关的。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其中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我国整体国民素质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就必须重视提高我国的农村人口素质，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提高，才可以从根本上适应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

一、农村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长期落后封闭，农民的许多落后的、封建迷信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个别地区经济有所发展，但很多人的思想和观念仍停滞不前，在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缺少开放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素质要一下子有根本改变并非容易。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不少远见之士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总结这些经验可以得出：要提高农村人口国民素质的长远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按照现阶段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我们应该以和谐理念来引领教育发展，通过推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通过构建和谐教育，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村得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社会的发展基础是搞好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担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基础教育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我国农村具有多达9亿的人口，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长治久安。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使更多的贫困孩子能轻松的走进课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在之前，新学期开学，总有一部分学生因贫困而被迫辍学，现在基本上没有因贫困而辍学的现象。从2007年开始施行“一费制”，就免收了学杂费、书费，贫困的学生还会享受到生活补助。国家的这一改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更多贫困的学生能读得起书，上得起学，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

2、“远程教育”的普及，拓展了农村孩子的视野，他们能看到的已不再是一片黄土地，小麦、高粱加玉米，他们有了更大的求知空间。当前，农村“远程教育”工程为农村中小学配置了计算机房、多媒体教室等，远程资源的利用大大提高了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多媒体课、计算机信息课让农村孩子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知识面更宽了，见识更广了。

3、教师“绩效工资”的实施，极大的调动了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立学校“大锅饭”的落后消极的劳资分配体制，多劳多得。现在，教师工资每月直达个人帐户，由上级财政统一发放，各种培训费免除了，硬性捐款杜绝了，教师负担减轻了，教学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

4、教育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消费热点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和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二是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来完成其劳动力尤其是智力的再生产，从而最终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或满足。

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消费呈明显升温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重视子女教育的内容；其次，示范与攀比效应使父母不愿自己孩子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别人差；再次，出于补偿心理，许多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寄希望于子女，以弥补自己的遗憾；第四，随着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普遍具有危机感，从而更积极的在教育上投入。然而，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农村基础教育仍存在一些还待解决的问题。

1、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长足发展受到限制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始终低于60%，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比重还不到30%；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学校经费主要靠上级下拨，但由于下拨有限，致使经费存在严重不足，许多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十分落后，一些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大大影响了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从硬件来看，农村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学校图书室陈列着毫无教育价值的、只为迎接检查的专用“图书”，聊胜于无；实验器材陈旧老化，学校又无力更新，只能被积尘覆盖，音美体器材形同虚设，中看不中用。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态度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

3、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化程度偏低

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参差不齐。虽然通过大规模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但教师素质仍不能满足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无法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形成不了梯队，专业化程度不高。

4、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形成了单一的全日制普通学校教育结构，忽视了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农村教育的内容和学科设置脱离农村实际。接受教育的毕业生回去后缺乏实际的生产能力，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目前，农村人才呈现出“三少”的特点：中高级人才少，专业技术人才少，直接为“三农”服务的人才少。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农村教育和科技培训体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方式、内容和规模比较薄弱，缺少培养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实践基地。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的不协调性，严重限制着农村教育本身的长远发展。

5、优秀教师流失较多，生源严重缺失，“学将不学”

目前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我所在的乡镇，每年都有一些优秀教师调入城区学校，这些老师或是骨干教师，或是教坛新秀，他们的离去不但给学校教学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紊乱，也给教育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师资本就先天不足，无奈又遭流失之痛，严重缺血。

同时，生源的严重缺失，也使人触目惊心。就目前我们乡村的中学初中每个年级仅剩一个班。小学、中学不断撤点并校，相当一部分学习基础较好或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直接或转学到城市学校,造成农村学校人数急剧减少。媒体也进行了同样的报道，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农村教育萎缩”。优秀教师的流失，学生的缺失，学校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并将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而趋于破产。长此以往，“学将不学”！

6、“九年义务教育”未能真正贯彻，学生弃学令人担忧 初中入学率较高，但辍学现象令人担忧，大量未完成学业的未成年人流入社会，既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又增加了新的文盲队伍。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及家长面对“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的现状，产生“读书无用论”而弃学。

7、农村家庭教育的薄弱与缺失

①农村家长自身的原因：素质较低，家庭缺少教育氛围；缺乏与孩子交流，缺少对孩子正确的思想教育；当前教育现状使家长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

②留守儿童已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的盲点。目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数量众多，已超过学生半数，对其校外教育和管理已成为农村教育的盲点。他们得不到亲情关爱，有的对学习和生活缺乏热情、进取心，自觉性不强，有厌学倾向，有的孤僻任性，自私冷漠，行为习惯差，说谎打架、小偷小摸，有的整天沉迷于上网，结果荒废了学业，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目前留守儿童已成为了一个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群体，对其教育和管理已成为一个亟需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8、教师压力过大，待遇较差，心力交瘁

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重，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的精神面貌已经“成熟”得不能在“成熟”了。缺少专业教师就由其他教师兼任，重新学习本身就很累。中小学生源锐减，学校近几年都超编老师，更多地加重了教师的心理负担，上班身累，下班心累，很多教师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已满身是病，苦不堪言。农村教师工资相对较少，既要抚养小孩，又要赡养老人，微薄收入影响了他们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各种压力使相当一部分老师处于“亚健康状态”。此外，由于学校自有经费紧张，对教师的考核奖励金额甚少，不能完全于教师的劳动付出成正比，也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9、教师激励机制没有建立或取得实效

学校教育学研究指出：激励是使人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农村中小学的管理人员仍受到专业素质低下及管理水平滞后的制约，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法机械单一，管理效果不佳，不能创立符合本校特色的管理模式，在工作中缺少工作艺术，推行强制管理，没有人文关怀，不能激励教师斗志，氛围压抑，人人自危，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三、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改革和实施救助的建议。

鉴于上述农村教育的现状，我认为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应为保障农村适龄人口接受教育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救助。

1、建立农村教育财政保障体制，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缓解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财政乏力问题。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承担责任。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中央应确立一定比例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切实发挥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在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中的绝对主体作用。要想使农村义务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的筹措经费，如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

2、优化育人环境，稳步提升师资水平，稳定生源。

根据农村学校设备薄弱的现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农村学校的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建设，为偏远的农村薄弱学校配备基本的仪器设备、教学软件、体育器材、图书等，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环境。同时，应促进区域内师资资源配置均衡化，统筹城乡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体制，具体做法是采用城市学校成立支教团，到农村学校观摩、支教；农村教师到城市学校学习取经的交流方式，有效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区域内师资配置的均衡化。再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通过以上努力，扩大学校的正面影响，重新树立群众对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稳住学校生命线-----生源。

3、改变农村家庭教育现状。①改善办学条件，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教育的状况的唯一方法。②建立家庭与学校相互沟通制度，正如陶行知所说：“学校教育的功效，一部分要靠着学校和家庭的联络。”③增强家庭的文化教育氛围，能帮助孩子形成自觉学习的态度，改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4、建立长效激励竞争机制，创新基层管理体制。

教育主管部门应率先建立学校激励竞争机制，使学校间形成健康激励，良性竞争的良好氛围，使农村学校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造血功能，取长补短，逐步具有竞争力，其中包括教师的专业成长，学生生源的保障及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另外，还应加强对农村基层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应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自主权，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规范但不是强制常规管理，以使干群之间减少甚至避免矛盾，凝成和谐共进的集体力量。

5、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推进教育改革 ①突破教学内容的局限性。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遵循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同时还应当根据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突出农村教育的特点。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目标体系要结合农村实际，把国家的基本目标要求具体化、多样化。例如在思想教育的目标中要突出热爱农村、热爱家乡、扎根建设农村的要求；把技术素质的教育作为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等等。②突破课程设置的统一性。由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学生发展的差异性，课程需要多元化，要有弹性。一是课程要具有多样性：课程设置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使课程、教材满足地方、学校、学生的发展要求，具有与各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区特色。在保证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发适应本地区的地方课程，学校可以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校本课程。二是课程要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将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适当结合；承认并接受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以及发展水平的不一致，通过多种形式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机会。③突破关门办学的封闭性，实行课内外、校内外教学、生产劳动、科技服务相结合的“开放型”教学体系。在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体的同时，开设实践活动课程，使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活动课程分为统一的活动与兴趣活动两类。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学科、科技、文娱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活动培养合作精神，增长聪明才智，发展爱好特长，发掘创造潜能，培养学生从事农村社会工作和文化活动的能力。课外科技活动应当结合当地的“燎原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来进行。农村基础教育步履艰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何应对现实挑战，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顺利发展，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农村校长及教师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只有深刻认识到农村基础教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找出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才能寻求相应的对策，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过：要用科学发展观求得发展和进步。要想彻底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实现教育公平，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教育实践。实施城乡教育均衡互动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把握发展与公平两条主线，细化均衡教育发展目标；在统筹发展中共建共享和谐教育，努力实现农村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促进教育整体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卫广玲.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9）.[2]王 军.农村教育问题现状与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6）.[3]李星云.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J].江海学刊，2006，（6）.[4]段成荣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J].江海，2005，（6）.

第四篇：浅析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

[年] 201

3西方经济学 小论文

姓名:程超鹏

学号：201796301

21班级：11市场营销本科1班

浅析中国城镇化建设

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中国随即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契机,十八提出健全发展城乡一体化机制, 这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强盛与衰弱、繁荣与进步的重大战略问题，这顺应了历史潮流，城镇化建设也将成为下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内有效需求与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农村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进城镇化是经济的必然选择

从各国城镇化的过程与经验来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城镇化得严重滞后依然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的制约因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焦点矛盾，所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1、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世界的城镇化大概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起步比较早，但是进展迟缓。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镇化的优势是能在一定的区域里聚集许多生产要素，然而工业化需要生产要素的聚集，当生产活动集中才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就能形成几句效应，所以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效率会降低；离开工业化，城镇化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1、城镇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率，扩大内需

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的奠基人埃德蒙·菲尔普斯认为创新、经济活力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良好的通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生产、流通、金融和服务的城镇，更容易创造新的产品和生产方式，从而创造出递增的经济效益。城镇化还可以直接带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发展，这两大产业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当然还可以带动建材业、家具业、装潢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提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

1、城镇化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得发展

城镇化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耕地分散的局面，有助于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市场。城镇化建设可以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会相应增加，农民的数

量会随之减少，从而使农民的人均占有土地资源提高，使农民的收入提高，这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走出了一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之路。

1、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现状

城镇化进程面临着城镇化进程滞后、工业化进程、城市规模不足、城市粗放型增长、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水平低等许多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城镇的聚集度不够，城镇体系不合理，规划建设管理粗放

聚集度不够，体现在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两个方面。城市的聚集度和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市地位不相匹配，从根本上没有形成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2、观念制约和体制制约依然严重

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讲，长期以来，加快城市发展观念相对滞后，人们对于新时期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认识不够，造成体制性约束也比较严重。

3、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准城镇化”现象明显

随着城镇化推进，产业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区土地不断扩张，由于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普遍较低，加上二元体制的约束，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也不协调，另外大量外出农民工有较大的回流空间，需要更长时间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突破口，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推进改革，促进不完全城镇化向深度城镇化转变。

4、小城镇缺乏引导，新型城镇化特色培育不足

对于数量众多的小城镇来说，大部分经济规模偏小，难以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一些镇政府规划意识淡薄，城镇管理工作严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

(1)城镇建设沿着公路两侧无序蔓延、散乱布局，加之一些乡镇企业和农民住所也在公路沿线分散布局，形成了“马路经济带”，浪费了大量耕地，破坏了城乡自然生态环境。

(2)城镇缺乏必要的功能区分，城镇居民建房仍然沿用农村的单家独院形式，城镇普遍缺乏环境基础设施，水污染也较严重。

(3)城镇缺乏特色，不少城镇不重视地方特色的塑造，盲目攀比，不断大拆大建，导致大量有价值的、反映本地历史与文化的历史街区和建筑物被拆，城镇特色风貌逐渐消失。

(4)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学校、医院、广播电视等设施水平差，文化站、影剧院、体育馆、图书馆、公园等文化娱乐设施十分缺乏，城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观念行为还不适应城市社会的要求，城镇的文化、科技、教育的建设急需加强。

5、区域性基础设施协调不足，阻碍了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在城镇密集区，区域性基础设施协调显得十分重要，这对实现密集区域城镇化集约发展，提高区域内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有显著的功效。大多城市近年来在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上协调不够，互相竞争激烈，产生重复建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三、总结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在经济领域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城镇化路线，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城镇化建设也将会为我国后续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2013-11-1

2【2】 阳立高.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化经济拉动作用分析[J].财经价值中国网

【3】 辜胜阻.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R].农村工作通讯，2012

【4】 涂文学.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埃德蒙·菲尔普斯.余江译.大繁荣[M].中信出版社，2013-9-1。

第五篇：浅谈宗教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浅谈宗教发展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组成要素和谐相处、有序运行的社会。其中宗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宗教是一种神秘而实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崇尚理性的时代，宗教曾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一些思想家甚至预言，宗教会随着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然而，当今世界宗教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兑现某些思想家的预言，宗教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增长的趋势。在我国，宗教也逐渐提升自己的地位，成为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对宗教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才能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宗教信仰宗教发展和谐社会社会建设

1.导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人心向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社会要和谐，其内部的构成要素就必须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其中宗教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国现在已有信教群众一亿多人，并且宗教的总体状况已发生变化，宗教信仰者不再只是“愚夫愚妇”，而是呈现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也不再只局限于偏远农村，发达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信奉者也在增加。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宗教在我国现阶段的快速发展?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它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2.我国当前社会和宗教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2.2.1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建国后这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不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且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物

质文化基础比较落后,使得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都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引发了巨大的心理震荡,人们投向宗教寻找精神寄托与安慰。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日益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打破了原有的诸多平衡,原来四平八稳的生活方式被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代替。大量的风险因素、不可抗因素使人们的活动充满着成功的机遇,同时也潜藏着失败的危机。最后,国际国内问题造成人们共产主义信仰的迷失,一部分人转而信仰宗教。过去,人们总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并把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遭到巨大挫折,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信仰危机。再加上国内存在的党风、政风的不正和消极腐败现象,使一部分群众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转而信仰宗教。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和过渡，在这期间，我国社会出现了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宗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1）信教人数增多,宗教活动场所得到新修和扩建,宗教团体有所发展。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现象,这种状况主要是相对于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宗教被人为压制的状况而言的。宗教的快速发展,首先表现为建国50多年来宗教徒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中国现在的宗教信仰者,尽管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中只占约十分之一,但绝对数决不可以忽视。其次,宗教的快速发展还表现在宗教活动场所的新修和扩建及宗教团体的发展上。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现有道教宫观数千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数万余座,天主教堂、会所上万余座。除此同时,宗教团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性宗教团体例如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这些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各宗教团体自主地办理教务,并根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布Jl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事业。除了各教自己的研究机构外,社会上新成立了许多宗教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编译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宗教学论著和工具书,并创办了专门的宗教学刊物。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宗教学研究人才,宗教课程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

（2）信教群众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两极化”现象。随着宗教的发展,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群体的“五多”(即农村教徒多、老年教徒多、妇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残教徒多)现象有所改观,出现“两极化”现象。宗教信仰者不再只是“愚夫愚妇”,而是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倾向。在我国的大中城市,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艺术家、企业家等知识分子也都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甚至像北京、上海之类的大都市中,宗教仍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3)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宗教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混乱现象。根据有关调查,社会上有很多人是通过气功和文人所写的所谓禅学书籍接触佛学的。一部分人就此成为正信佛教徒,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到误导,流为“相似佛法”或“附法外道”。其次,在一些地区,一些宗教的寺庙发展失控、滥建寺庙、乱收僧尼、私办经文学校的现象突出。除了宗教自身存在无序现象以外,近些年,一些非宗教单位也在利用宗教,搞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种情况不仅千扰、损害了合法的宗教活动,而且导致宗教事务的管理处于混乱状态。

3.实现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发展的措施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既是一种社会生活,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己既是观念的,又是礼制(献祭、禁忌和塔布等)的;既是道德和法的规范,又是物质实体(物神、偶像、圣像、寺庙、修道院):既是为之献身和苦心孤诣的人群,又是教权主义社团、具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工会和宗教学校,慈善机构„„”[1]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在社会主义时期仍有两重性作用。对于它的消极作用,过去人们讲得很能多,甚至有些过头,而对于其积极作用,则由于“左”的倾向影响,似乎成为禁区,人们很少讲或不敢讲。今天,我们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应当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分析宗教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键是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可从以下措施促进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发展：

（1）汲取宗教道德的思想精华,丰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内涵。和谐社会重在各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宗教之所以能够凝聚广大信教者并迅速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提出的人类普遍接受的宗教道德的感召力。宗教道德与我国现阶段所提倡的社会道德,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存在着许多差异甚至对立,但这二者之间也有共同点或连接点。

（2）参透宗教的人生哲理,培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观点,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目的、意义、价值和人生的道路等重大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态度。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

期,随着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各种人生价值观念招摇过市,影响着人们正确的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因此人生观在宗教教义中占有要地位。但是宗教对人生观的态度从总体上讲是否定性的。又有其特殊性,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各教的人生观,吸收其积极因素,为培养公民正确的人生观服务。

（3）观照宗教的信仰内核,培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的法律信仰。宗教之所以被信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宗教满足了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从某种意义_[讲,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归依,是人们精神的家园。人的需求不外乎两个层次,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大凡被信仰的东西都是虚拟的东西,具体的实在之物不大可能被信仰。虚拟的东西之所以可能被信仰,是因为虚拟的东西是人们无法用感觉器官去感知的东西。因而,它可以虚拟得“完美无缺”。实在之物之所以不大可能被信仰,是因为实在之物是能够被人们用感觉器官去感知的东西,能够被感觉器官感知的东西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种不足或许并不是源于实在物的本身,而是源于人们认识评判标准的不一。观照宗教信仰的虚拟性对西方法律信仰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国要想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最重要的是把法律作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划分。把法律作现实法与理想法的划分,将有助于在虚拟的基础上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4）发掘宗教的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我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不顾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动物植物的恢复能力和自然界自净的能力,大肆地掠夺自然资源,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却毁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道教的“物种齐备”理论对今天的生态保护具有独特的贡献。道教的生态伦理原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教中赋含着深刻的生态保护理论。产生于古印度,兴盛于古中国的佛教,在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启迪。如古印度主张的“梵我一如”和古中国主张的“天人合一”都强调主客观内在关系的一致性,这是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伊斯兰教的“和谐观”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不同的民族宗教信仰,都带有生态环境的深刻印记。尽管各种宗教文化各有特色,自成体系,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尊崇却是相似的。搜集、整理、研究各民族宗教文化中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方面的内容,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对十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6.结论

宗教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还将有着遥远未知的将来。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将长期存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信仰宗旨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文化品格、社会活动、某些价值取。向等己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种社会动力。在我国宗教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宗教不再是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_L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宗教实体、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宗教思想体系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宗教是一座人类文化的宝库,其内含的优秀道德因子,可以丰富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体系:其孕育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可以帮助我们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其独有的信仰内核,可以成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参照: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谆淳教导,更是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范本。同时,宗教界人士及宗教团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社会公益事业上的积极活动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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