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第一篇：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与中国农村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国家要求的九年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现在农村中小学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两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需要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通过“学生集资”等途径转嫁给农民。“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为„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办‟。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在1998年选取7 个省的26个样板县的调查：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补助约占1％，省补助占11％，县投入占9.8％，其余78.2％由乡和村筹集。这种状况无疑问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注：黄锫坚：《农村教育投入：缺口谁填？》，经济观察报2003—10—27.B2.）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权责明显扭曲的事实：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许多研究者将这种不对称状况形象地称之为“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令9亿农民振奋人心的是，2005年3月5 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书本费和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广大农民期待着“以农民为本”的《农村教育经费法》出台。

第二篇：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与法律意识

和谐社会和谐家庭与法律意识

【摘要】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家庭的建设，而和谐家庭的建设又依赖家庭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因此，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促进和谐家庭都有必须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我们要深入开展公民普法活动，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从而推动全社会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促进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的各种现象的感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是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包括生产与生活以及由此发生的各种社会交往现象，从法律的角度感觉、认知、评价并且用以支配行为方式的意识，是人们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世界、法律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自觉性。笔者认为，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促进和谐家庭都有必须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一、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和谐社会构建必须通过提高人们法律意识实现法治才能体现和保证，所以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社会。

首先，不和谐因素需要法治调整。当前社会中有不和谐因素，比如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都需要通过法治来规范和调整。和谐社会首先是崇尚法治的社会，但是要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很不均衡的国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分清合法与非法，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合法程序，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通过法治渠道解决矛盾纠纷和问题等，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次，法治使“小人”无处藏身。“小人”得志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一个“以法治国”的社会里，“法”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刚性很强，“法”是强制性的，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要遵循“法”这个大原则，否则就要受到“法”的制裁；在法治社会里，“法”是公开的，“法” 1

就象一面镜子，无论在明处的君子还是在暗处的小人，用“法”一照，皆暴露无遗；在法治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孤军奋斗的个人，还是拉帮结派的“兵团”，不论你是弱者还是强者，都只用一根尺子衡量；在法治社会里，裁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小人光琢磨人不琢磨事是要吃亏的。[i]第三，法治更具约束力。法的实施与国家强制相关，且是有组织、专门化和程序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需要这种约束力作为后盾。没有规则的约束，人们的行为表现为随意性，就必然会造成冲突，造成不和谐。

第四，法治体现了人与社会的互动。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实现法治与民主，是人类寻求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迄今人类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最安全的社会方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需要人与社会的互动。

第五，法治体现了人民的民主参与。在当代中国，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将社会的强权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因为法治的目标必须在广泛政治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法治的基本旨趣是限制专断的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法治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法制的完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每一个人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谐社会不是靠少数人就能建成的，而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才能建成。法治正是体现了这种和谐社会建设的民主参与。

第六，和谐社会需要公民良好的守法意识的支撑。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建设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公民具有守法意识，首要的前提是知法。连法律为何物有什么用处都不清楚的人，即使犯了法也罔不自知，何谈守法意识。因此，开展扎实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如果群众不知法懂法，也就不会或者不善于运用法律。

二、构建和谐家庭也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和谐家庭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没有千千万万稳定和谐的家庭，就不会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可以说，家庭的和谐幸福，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纬度，失去了这个纬度，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只有加强道德建设才能建设和谐家庭，而笔者则主张建设和谐家庭应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意识为先，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很难设想，家庭成员法律意识低下而其道德却很高尚。一个家庭成员法律意识都很低的家庭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家庭的。家庭中有三种关系，即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以血缘或收养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和以人与物的关系为基础的人与物的关系。因此，判断家庭和谐就要以这三种关系是否和谐为标准和尺度。和谐的家庭中这三种关系能够协调发展，共同促进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健康发展。然而，这三种关系的和谐需要依赖家庭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

第一，从夫妻关系和谐看。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夫妻关系是家庭中的核心关系，是家庭生活和谐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支撑。关系和谐的夫妻能够在平等

与尊重的前提下，相互关爱、信任、谅解、支持和慰藉，携手共建温馨的家庭，发挥家庭的积极功能，使每一成员都享受到家庭的和谐之美。这样的和谐之美，首先就要夫妻双方各自尊重对方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律意识不高的人不尊重配偶的权利，不让配偶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不履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甚至对配偶实施殴打、捆绑、伤害等暴力，那就不可能有和谐的夫妻关系。如果夫妻法律意识提高了，各人都自觉地履行夫妻的义务并尊重配偶的权利，再辅之以处理夫妻关系的艺术，还愁夫妻关系不和谐？

第二，从亲子关系和谐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在和谐的家庭中，不同代的人在认识和行为上的差异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通过及时沟通得到整合，从而形成融洽的代际关系。父母一代给予子女的是抚养、教育、经济和服务性的支持和帮助，子女给予父母的是赡养和情感慰藉。这些在婚姻法第21至23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长辈和晚辈都能自觉地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去做，亲子关系就不会出现严重不和谐的现象。

第三，从人与物的关系和谐看。家庭财富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要求，也是家庭稳定、和睦、幸福的物质幸福。和谐的人、物关系应当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合理支配运用家庭财富，在经济上相互支持帮助，使家庭财富能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成员生存、享受和发展地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家庭的建设和发展。人、物关系的和谐，实质就是人们的财产关系的处理得当。家庭成员在处理财产关系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只有以法律为准绳处理财产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和谐。

三、如何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法律意识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它需要外部的灌输。” 那么，如何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呢？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强化法律意识领域的助推性健康因素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具体的群体具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意识启蒙运动。借助各种媒体和生动的形式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加快法律的社会化步伐。以法律理念的先行带动法律行为，以法律制度的变革激活人们法律意识和行为的变革。

２、推行中心城市先行，城乡共进的法治策略

由于法律意识领域在城乡有着显著的不均衡的差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持续，市场经济的重点必然也只能落在城市，城市文明的优越使其更具备较乡村成熟的法治环境，因此城市法治要先行，尤其是中心城市更要先行。先行实现法治的城市带动乡村法治，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三农”发展战略将是持久的，这种边缘化了的外嵌式的乡村社会将不断消亡和转化，最终实现整体秩序的整合和升级。

３、端正在消解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心态

从某种角度讲，法治也是一种法律意识的塑造工程。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潜在的因素，法律制度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法律意识的提升。观念形态不改变，法治无深化之可能。我们必须整顿法学的研究秩序和体系，变传统的法学教育为大众法学教育和终身法学教育，我们应当变抱怨和容忍的态度为建设性的态度。我们的法治亟须减少的是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轻率而片面的臆断和行动。

４、培养和塑造公民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

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必须把现代法治的精神———公平、民主、正义、效率等内化为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构筑公民守法的内在基础，自觉、自愿服从法律规则，有法必依，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公民积极的参与意识，弘扬社会正义精神。

５、高度重视和发挥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

将社区建设作为把普法渗透于社会基层和家庭的重要支撑。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基层民主的扩大，社区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不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政府与市民建立经常性联系和实施基层化管理的重要环节。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现代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区法律文化和社区法治秩序。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但应着力探讨如何把普法工作渗透于社区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而且应当认真总结社区建设如何能够为提高市民法律素质提供社会化长效支撑的有益经验。

６、强化民主与法制、依法治国的法律宣传机制

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传播于全社会。要经常不断地运用各种典型实例，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有益的实例，向社会各个角落进行传播，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升华于这种法治氛围之中。[viii]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将其作为向公众进行法律信息传递和对其予以宣传教育和引导的最为日常化、大众化和常规化的重要普法手段。这是现代社会高度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普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７、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自治

要进一步消融国家优位理念，逐步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要在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体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努力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在自治中培养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样重要的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规则的需求，市场主体对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扩张都为法律意识的成长准备了土壤。从历史上看，正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式。[ix]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也就没有法治，更谈不上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８、多种措施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

一是要增强依法办企业的意识。特别是公司法，已实施多年并进行了修改，企业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二是要增强按合同办事的意识。由于合同是有法律效率的协议，依合同办事，使双方都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从而保证必备的交易条件和秩序，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增强公平、合法竞争意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自愿；（2）平等；（3）公平；（4）诚实信用；（5）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并且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还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这些为经营者划定了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应当成为企业经营者的必备意识。四是增强自觉服从宏观调控的意识。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功能缺陷、避免市场失衡而对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其相关法律很多，企业在自身经营活动中，一定要有服从调控的意识，自觉地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五是增强按涉外法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企业大量业务涉及对

外经济关系，因此必须有相关的意识。此外，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应当在领导斑子中配备一名熟悉法律的人，招聘懂法的人参与管理并聘请法律顾问对一些法律问题把关。六是要在员工中开展法治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可采取以下形式：

1、讲座、报告会、座谈会。此类方法具有时间集中、形式正规、气氛严肃等特点，适用于企业管理的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与会期间可邀请企业管理专家进行企业管理法律知识的专题讲座或涉及企业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使管理的领导更加重视依法经营。

2、培训班、研讨班。此类方法具有时间集中、形式正规、受众面大等特点，适用于各级企业工作者。企业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系统的理解涉及企业的法律、法规知识，交流工作经验，取长补短；一般企业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参加企业工作人员岗位培训班，接受到企业工作的基本知识和专业人员的特别指导，做到合格上岗。

3、利用网络。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网络作为最便捷的工具以渐渐成为人们索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径。可以把涉及企业法律、法规的条例、文件附在网上直报的页面上或制成专业网页，使一般企业工作人员都能够随时了解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知识。

4、利用报刊、宣传栏。在各种媒体疯狂涌入的年代，报刊依然是有些地区和个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工作人员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同本地区的报刊发行部门合作，制作依法管理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专刊和在本企业内出依法管理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专栏。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要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着手。

【参考文献】

[1].童大焕《人类文明与优胜劣汰》，载《杂文选刊》2002年第6期

[2].转引自耿治《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前提——读《法律意识论》》

[3].武志国《论我国当前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法律图书馆》

[4].孙光妍 毕晓棠《法律意识与法治建设 》人民日报2002年08月13日第十版 学术动态栏

[5].《民主与法制》2003.12.4 电视报道

第三篇：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农民法律意识浅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法律意识一直是学者们推崇研究的对象。在当今新形势新国情下，全面分析农民法律意识成因，有效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素养，使我国在法制化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关键词]

从古至今，农民一直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如何解决好农民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励精图治的根本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点工作之一。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成因，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解决途径。

一、造成农民现阶段法律意识的主要原因

我国区域政策的差别，造成目前农村发展水平不一致，有的已达到小康，这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很强，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应有权利；但有的还生活在传统、保守、落后的小农经济里。本文所指的主要是后者，也是法律意识亟待提高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分不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具体职责；他们长期受着“避讼”思想的影响，“私了”是他们争议纠纷中最常用的解决方式；他们对礼俗、习惯的重视超过了法律，存在着对法律不信任的心理态度，甚至当提到法律时便认为是履行义务，并无权利可言等等。综合目前学者的观点后，笔者认为造成这部分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层面上——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

尽管我国现行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但这也给小农经济的继续生存提供了土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着商品交换，这种简单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阻碍了内在法律需求的产生——缺乏认同法律和要求法律的内在动因。有学者曾提到，农民面临的简单的经济关系使农民亲近法律还缺少利益的驱动，其所处的利益格局尚不足以刺激他们自发的权利觉醒。①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这种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由其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必然限制农民正确良好法律意识的最终形成，造成农民法律意识严重匮乏。

（二）文化层面上——儒家传统文化的渗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儒家思想对人们影响最为深刻。时至今日，偏远农村农民仍大量存在着儒家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中，成为真正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最大障碍。“归根到底，法的观念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超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②

首先，服从意识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这种服从意识仍然沉积在现代农民社会中，使得农民个体权利意识淡薄，从不积极主动主张自身权利，听从长辈或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人们在行为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冒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和法律。” ③这就使得农民在内心中产生了对权力的服从和对法律的陌生，进而发展成为完全排斥法律的有效保护。

其次，宗法意识的束缚。除了“三纲五常”，宗族法等内部规定至上的理念也严重影响着农民的思维规则和模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村群体得以继续发展，以村、乡为纽带的农村社会关系使农村成员仍旧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他们更注重亲情、乡情，排斥、逃避国家法律，更习惯于接受传统道德、风俗管理约束，也不要法律参与保护。在农民的宗族观里，发生在家族、乡间内部的事都是“家里的事”，要靠约定俗成的内部规则来解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甚至是一件丢脸的事。

再者，避讼思想的禁锢。儒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把“和”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不主张狱讼。但是，这种和谐思想在农村社会中却被转化为了“忍为尚”，使农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宁可委曲求全，选择私了和忍让，也不要走“打官司”的法律途径，更不会主动寻求法律的保护。即便发展至今日，法律诉讼也是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在农村，邻里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当其遭到破坏时，农民则寄希望于彼此通过伦理道德思想达到自我约束、友善调解，最终达到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

（三）制度层面上——法制不完备的制约

首先，在立法环节上，有关农村和农民方面仍是相对薄弱环节。

表现一是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法层面，而对于农民的具体权益的保障和一些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立法还有待完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法律的欠缺，致使广大农民缺乏对法律功能、价值的正确认识，更无法了解到法律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制约作用，抑制了农民渴望法律的积极性。

表现二是立法工作的前提不符合农村现实情况。现代法律的前提假设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但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是村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外人的熟人社会，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他们有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趋向、行为标准以及共通的为人处世的心理尺度。不难设想，当法律对其全盘否定或一概忽略时，法律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社会基础和权威，再难得到民众的信仰和认同。美国的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

其次，在执法环节上，农村执法活动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观方面：一是有些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和办案技巧不完备、不健全，未达到一名合格法官的基本素养；二是少数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等不良行为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造成农民对法治的不信仰和不信任，甚至漠视法律，与运用法律维权相比，农民更愿意把权利的维护寄托在他们心目中的“清官”的身上，而对使用诉讼方式这种法律武器却望而却步；三是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了解甚微，有的甚至还认为法律即等同于义务，导致了“畏法”思想，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客观方面：第一，农村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办案经费缺乏，司法效率低下，对农民来说高昂的诉讼费用和相对漫长的诉讼过程，且掺杂着复杂的人情和权力关系，最终导致农民对法律失去信心。第二，“权大于法”是局部仍存在的客观现象，基层政府的家长式管理方法让广大农民看到法律受制于权力，从而使他们认为法律不能完全保护他们的权利，尽量规避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走法律途径，就尽全力去“走后门”，寻求权力的青睐而非法律的帮助。因此，要使基层法律组织适应农村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法办事，依然任重而道远。

除此之外，农民还存在自身素质不高，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法律教育比较困难，在学习法律条文的时候常常不知所云，对抽象的法律法规条文更是难于理解和把握。农民法律认知肤浅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民分不清刑法、民法、行政法等法规的规范范围，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不知道如何起诉和应诉等等，法律知识的严重欠缺使不少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几点

（一）完善立法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根本前提是完善法律法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使农村各项工作保证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加强有关方面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丰富，与时俱进，基本做到使农民有理可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例如可以全面制订并落实农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切实可行的法规与条例，制订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可以被吸收的、比较原则化，难以具体实施和操作的村规民约纳入法制轨道上来，建设符合我国农村村情的具体法律规范，让农民的切身权益得到法律保障。

（二）规范执法

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健全良好的法治环境。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村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有序、健康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让农民充分认识到法律完全可以充分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司法部门可以在执法过程中示范典型案件，这样既可以使农民学会了有关法律的实体规范，也会清楚地了解到其中有关的程序规范。建立良好防治环境还要求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增强自身法律知识储备和执法经验以及灵活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减少直至杜绝司法不公、滥用权力的损害司法机关形象和法律权威现象的出现，恢复农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自觉提高自已的法律意识。

（三）加强监督

要依法建立农村基层法律监督机制和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从而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监督机构要对监督客体的法律实施范围、内容等方面严格把关，确保法律条文从抽象的条文规定变成实实在在的权利和义务。在农村，舆论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全体村民，农民所议论的内容就是舆论。因此要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农村民主机制，必须让农民来审视法律运行的基本情况，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和了解，以至于最终信任法律、依赖法律，从内心真正的信仰法律。

（四）深入普法

普法教育在农村已经开展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获得相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着重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努力克服在普法教育中依然存在的种种弊端。第一，组织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深入农民内部讲授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第二，要采取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易于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过普法教育，着重对法律价值观的思想输入和法治精神的重新塑造，使广大农民树立起法律权威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权力观、民主观、平等观。第三，采取多种多样的普法形式提高普法效果，诸如绘制板报、张贴宣传栏、进行法制文艺表演、播放法制录像、开展法律咨询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使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学法只是手段，用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解决身边发生的问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系统工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改变现阶段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关键环节。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农村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农村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局面；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注释]

①

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探讨[J].政法论坛.2000.(5).②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8.394.③

陈云良.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J].中国法学.2000.(5).[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郑永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苏力著.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4.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6.王欣堂.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农村的战略选择[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农学卷.2007,(2).7.孙昌乾.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建设和谐新农村[J].现代农业科学.2009,(1).

第四篇：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农村

何坝司法所普法调研文章

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为了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思想,在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加强法制建设,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是我们党和国家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没有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没有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和共同遵守,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将会成为空谈,依法治国的方略也难以实现。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不仅有助于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利益,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范农村经济,而且对我国农村经济融入国际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法律知识,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而且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广大农民必须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有关调整农业生产经营,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经营活动的水平及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农村社会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的和谐就很难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农村和谐的根本在于在农村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即“以农民为本”,让农民的权益得到充分体现。农民权益得到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农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对自身的权益有正确的认识,认识到自己应该享有何种权利。因此,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就得让农民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让其认

识到自身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加强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更要将农民这个法律主体培育好,这样才能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创造更好的主体性因素。培育新型农民,第一,要培养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要求农民守法,农民积极守法必须根基于一定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第二,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第三,注意培养农民的现代化综合素质。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

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离不开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针对当前农村法制环境不完善的现实,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有序、健康的法制环境,让农民认识到法律是人们安居乐业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公民权益的武器,让农民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在农村的普法与执法过程中注意正确执法,让农民改变“法即是刑”的传统观念,加强对农民的法律帮助与指导,让农民正确地理解法律,正确引导农民运用法律来解决矛盾,正确评价公民法律诉讼的作用与意义。要建立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充分享受民主法治。建立相关有效的制度,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民参政议政,对村务工作进行监督。县乡各级政府也应加强对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支持,从而有效地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主动性和群众参与民主决策管理的积极性,化解矛盾,改善干群关系。

要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法律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增强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要组织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深入到农民群众中传播法律知识。讲授的内容与农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通俗易懂,也要采取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普及法律知识,经常不断地进行法制宣传,采取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诸如黑板报、宣传栏、法律咨询、利用农村集贸市场进行法律宣传等,使农民的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

2011年11月25日

第五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及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及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关键词]：法律意识农民依法治国法制建设

[正文]：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权益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当前本土的农民法律意识，还需要认真地分析和总结。

当代中国，依然是有着九亿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国家，塑造当代中国的现代法律意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记录分析，农民的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许多公民对法律的权威性认识不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令人惊叹。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第二题“宪法是我国的什么法律”时，五十名调查者中，只有12人认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占受调查人数的24%，有66%的人认为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在回答第三题“我国现行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哪一年通过的”时，只有38%的人选择1982年。

二、公民的权利意识淡漠，在回答第十题“你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义务”时，被调查者中只有44%的人大体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履行的义务，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剩下56%的被调查者甚至都不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完全只是单纯的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相对于道德规范而言，公众对法律的运用并不普遍。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68%的被调查者很少注重通过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只有52%的被调查者愿意请律师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剩下48%的被调

查者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解决或是听天由命。许多人把上访看成是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愿意通过频频上访、越级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

四、公众对法制建设环境评价较差，对执法机关缺乏信任。执法机关的执法不严和部分领导干部的不守法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干预司法行为，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第十一题“你认为法律能否维护你的切身利益”时，有高达46%的受调查者对法律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法律越来越成为钱权的代表。

从整体上看，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状况并不乐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基础。法治往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

生而形成，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状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成为影响农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决定性因素。

(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制体系设计本身

存在一些缺陷。致使一些群众对法律的公平正义产生怀疑；我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尤其在农村，文盲比重较大，农民对法律出现“说不清”情况比较普遍。

(三)思想意识因素。“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正统思想至今还对人们的法制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人们习惯于“德主刑辅”，把诉讼看作不光彩的事情或是不得已而为之；加上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部分领导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干预司法行为，以及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使得人们对“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缺乏足够的依赖。

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结合调研，我认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大力优化法律意识形成与发展的环境。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的市场经济，因

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法制，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为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发展。

二、深化普法教育，内容和形式并重。在内容上，要大力宣传群众希望了解的法律法规，还要宣传群众掌握不足而又必须了解的法律内容，尤其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知识，并和宗教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人民群众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在形式上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主，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三、抓住普法工作的重点和关键。一是要重视领导干部及其他公务员法律素质的提高。二是要重视青少年法制教育和农民的普法教育。法制教育应从小抓起，让青少年初步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当前，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相当薄弱，但涉法投诉纠纷却不少，农村普法工作任务艰巨。

四、强化对法律执行的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对法律执行的监督就是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赋予群众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相关部门要制定严格的责任制度，对执法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要给予严肃查处，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公平。

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才会对法律有许多不解和迷惑。也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如此一来便形成很严重的恶性循环：由于不懂法而不用法，越不用法则更加导致农民不去学法，不去了解法。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律精神的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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