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第一篇：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农村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深层的内生精神因素，它构成了农村法治化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本论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现代法社会学关于法律意识的基本原理，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法律意识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法社会学界关于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研究的实证调研报告，结合笔者自己所做的相关社会调查研究的资料和成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文章首先对农民法律意识现实变迁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然后基于实地调查问卷数据和访谈材料，较为科学系统地提出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构造，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评价、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态度及法律需求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存在着较多的模糊不清之处，而且由于工作性质、社交范围、自身素质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从事种养殖业农民、乡镇企业或进城工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农民以及农村干部这四个主要农民阶层的法律意识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各自体现出鲜明的职业特色。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法治化进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执法与司法状况等影响农村法治化进程的其他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并从国家尤其是农业立法、农民自觉守法和农村中法律的适用这三个环节深刻影响着农村的法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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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营造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对于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加强农村法治化进程，是农村基层组织政权管理农村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

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充分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法治社会已成为人民追

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大量的法律和法

规，在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呆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导出的：“我国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我国的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回忆

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发展趋势，是民心所向。但我国广大农村在向法治社

会发展进程中，广大农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与法治社会的客观要

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阻碍

着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

素质还普遍不高，广大农民对法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知之甚

少或者一无所知。不少群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忍气吞声，不了了

之，有的甚至寻求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执法干部队伍中还有部分执

法者法律素养不高，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对

广大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不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落实上有差距。

（二）广大农村群众衷心盼望法治的良好心愿与怀疑甚至反感法治的不良

倾向并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的民主法

制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有了提高，广大农民渴望法律能带来公正和正义，渴望用法治取代人治。这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是农村社会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集中体现。但是，应当看到，随着

农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因此，现实

生活中有不少人对法治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认为法治就是“治老百姓”。从现

实看，群众对法治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也正因为现实中各种犯罪和不正之风不

同程度存在，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和愿望上盼望农村社会尽早法治化，以取代人治，有效遏制犯罪和不正之风。

（三）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及小农

意识的影响，在农村广大群众中还广泛存在“忌讼、耻讼”的观念，每当遇到麻

烦或产生纠纷时，往往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做法和态度，或坚持家丑不可外

扬，不愿走进法院，以打官司为耻，认为进法院是不光彩的事，这在广大农村还

有很大的市场。这种观念的存在，阻碍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同时了助长了犯罪现

象的滋长蔓延。

其次，有意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能力进行诉讼，又得不到相关救助。

这些人从法律意识上讲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但客观上根本无能力进行诉讼。这种情况在偏远边僻的农村还大量存在。

再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农

村市场进一步开放，有人即从法律为幌子，钻法律空子，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致使广大农户遭受严重损失。

（四）在广大农村，人们对法律普遍逞有严重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首

先是人们认为法律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手段，但法律的有效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可

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法院判决执行难，于人民群众就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

怀疑，在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上就往往对法律途径报有戒备之心，加之不正之风、司法腐败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群众的法律信仰出现危机，委难形成法制至上的观

念。第二是在农村普遍存在某些党政部门没有摆正法律位置，把法律当作“办事参

考”，依溘人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少数干部中存在“首长意识”、“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枉法”等问题，更有甚者，打着

执法的旗号，却干着违法的事情，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老百姓怨声载

道。在一些地方，法律只不过是某些部门用于发挥自己权力的工具，出现了热潮机

关“市场化”执法活动“商品化”的现象，把严肃的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现阶段，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有法必依”，只有各级各部门和热潮

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才能得以体现才能形成遵守法律的观念

和意识。第三，从广义上讲执法机关包含司法执法机关，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但

在我国的司法、依法行政活动中，往往强调事后处罚，即“违者受罚”，司法机关

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忽视预防和宣传教育，导致法的功能发挥不全面，重在制载，而疏视引导、教育。所以，加强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和提高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调

节和管理各个领域活动的能力是关系到执法效力

和法制威严的统一。

（五）法制理论与现实情况脱节。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理论而言，过分侧重

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论过于理想化，而在实践中变了

样或走了调，使人们在选择法治的路口很难决断，对法律的信仰也就变成了空话

和套话。比如，老百姓说法治好，但实践中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出现“条

子官司、金钱官司、人民官司”等现象，更使基层群众对法治产生悲观失望，甚

至抵触情绪。

三、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改革方向

随着法制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决定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是法治社会必不可

少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建立法治社会是法律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是追求的目标

和理想。但法律意识的高低与社会法治化程度并不成正比，并不是有了法律意识

就有社会法治化，因其还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根本问

题还是思想问题和意识问题，说到底，法律意识的水平如何决定着农村社会法治

化的程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中，结合农村的实际，在新的历

史时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法治扎根于社会生活中。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没有实践就是没有生活价值的理论，离开了实践的理论就是没有生

活价值的理论，滑理论的实践，犹如无头的苍蝇，就没有明确的方向。江泽民同

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使法治理论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及法律运行机制。为农村法治社会

提供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立法工作已得到了足够重视，在立法数量上有

很大突破，但还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技术不高，立法怀执法不相吻合，立法

与执法相互脱节，法律监督不力等现象，“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

不严”等问题也还很突出。而且，随着我国加和世贸组织，我们的经济生活逐步

与世界接轨并且国际化，而世贸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农业冲击也相当大，若不加

强订立这方面的保护措施，势必造成“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农村市场就要遭

受巨大的损害。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方面的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保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加强法制工作应努力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法的适用和整个运行

过程与立法意图相一致，使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丰

富和完善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三）努力树立法律至上的良好观念，为法治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

信仰是法治社会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和树立广大群众法律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

意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只须广大人民群众中树

立一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社会才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以、用法、宁法、护法也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件下，优良的公

民意识更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并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达化

为人生活中的信念，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所以，崇高法律的观念

是法律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也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精

神因素。

（国）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提供

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我国是农业大国，广大群众集中在农村，因此，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仅要依靠一大批精通法律的专家和干部，而

且还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劳动人民。只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培养和树立科学和理性精神，法治社会

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广大劳动群众来推行法治，农村的法治现

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群众的法律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的状

况，决定了新时期普汉工作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普法教育应着

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四个结合”。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须与党政中心工作相结合；

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结合，使普法工作有明显的前进方向和服务对象与目标。

二是突出“四个重点”。即在普法教育上要抓好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抓好

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乡镇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学法、用法；在依法治理上要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诸如山林、土地、水利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抓好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依法整治。

三是要建立“四个机制”。即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机制；建立工作岗位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学法用法考核考评机制；建立强有

力的监督机制，为法治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和提高广大农村劳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只有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基础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进

行法制教育，才能改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看法，才能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法

治意识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最终为建

立法治国家奠定广泛的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篇：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1

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

农民朋友们：

你们好！本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对法律的认识和对法律的应

用。对此我们设计此调查问卷，请在你认为的选项上“√”或写上

相应的答案（部分问题可多选）。

1、您的性别：A.男B.女（A）

2、您的年龄（37）岁

3、您的学历（C）A.小学及以下B.初中C.中专及高中D大专、大

学及以上

4、您的政治面貌(C)A.中共党员B.共青团员C.群众D.民主党派成员

5、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法律知识的(A)？

A.广播电视报纸B.日常工作或生产C.普法宣传学习D.听别人说的E.其他

6、您认为法律是用来(A)

A.管老百姓B.管理国家C.管干部D.惩罚犯罪

7、生活中往往有“人情大于国法”的现象，您的看法是(A)

A.对B.不对C.不完全对，看情况而定

8、当您和其他人发生经济纠纷时，首先想到找(A)

A.乡村干部B.亲朋好友C.法庭、法律服务所

9、农村中的纠纷常常通过“私了”解决，您同意这种做法吗(A)？

A.同意B.不同意C.不能肯定，看情况而定

10、您认为村民委员会是(D)

A.乡镇政府的下级行政机关B.农村经济组织C.群众性自治组织D.村党

支部的执行 机关E.不知道

11、您认为“村民自治”是(A)

A.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B.便于政府管理村民C.不知

道是什么D.还是原来那一套，只是说法不同

12、当您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想过起诉吗(C)？

A.立即想B.有时想C.不怎么想D.说不清楚

13、发现从商店买来的东西是假冒商品，找到商店，商店却不承认，您会

怎么办(D)？

A.向有关部门投诉B.向法院起诉C.算了D.其他

14、您认为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下列哪些因素最为重要(ABEF)

A.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B.加快农村经济发展C.加强立法D.加强农

村执法和司法E.深入普法F.健全、落实村民自治F.其他

15、请写出您知道的我国重要的法律（名称不准确不要紧）

不知道

第四篇：关于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关于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报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法制的有力保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则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基础性环节。笔者结合目前常州市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并和农民进行了接触，对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及，自己印制了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发给农民，使得一些农民能在遇到问题时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虽然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流于形式，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这种对法律的陌生感决定了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笔者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发火是犯法，但是对无照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权利意识淡薄。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法律工具主义色彩比较浓重，而忽视了法律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能。农民往往只把法律当成是制裁违法犯罪的工具，而忽视了法律保障权利的功能。权利意识淡薄，主体意识模糊，缺乏维护民主权利，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不少农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或不知道已受到侵害，或虽已知道，却信守“民不与官斗”、“一年官司十年仇”、“吃亏是福”等传统观念，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敢抗争，一味忍让。四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法律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经过四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步提高。但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总体来讲还十分淡薄，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素质低下，影响其法律素质的提高。由于传统和现实原因相互交织，我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而城市为12.2年。而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农村40岁以上的人群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占86%，而大学毕业的很少。另据有关报载，目前，我国文盲绝对数高达8507万左右，而其中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必然直接影响到其学法、知法、用法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进而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阻碍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根深蒂固。虽然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传人并影响国民的观念和生活，但直到现在，在我国农村地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仍然十分深重。一方面，由于人们仍主要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传统的“无讼”、“和为贵”思想及家族意识等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遇到矛盾纠纷时，或忍气吞声，或依靠有威望的长者或村干部依乡规民约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诉诸于法的，法律在百姓心中占据着很不起眼的位置。另一方面，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人治”思想作祟，认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的约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对法律价值的非认同感。

三是农业立法的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为我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的来讲，农业立法还相对滞后，立法质量不高，层次较低，很多规范原则性太强，配套法律法规跟不上，缺乏可操作性。农业立法中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仍很严重，立法无法充分反映农民的利益。而法律要被人们自觉遵行，必须使主体深切感受到法律是以表达自身需求为前提的。这样的农业立法现状必然会妨碍农民对法的作用的正确认识，难以产生对法的信赖心理，这也是我国农村社会法律价值感无法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又如何呢?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农村中以权代法、以势乱法、执法违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乡村执法者的这些形象和执法行为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们不再相信、尊重和遵守法律。

五是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工作收效甚微。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低下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而文化素质与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因此，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当前，农村教育资金不足，大部分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城市，而农村则是少之又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拥有总人口数70％的农村，却只有10％的学校；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80％，而城镇达99％；农业劳动者中的文盲占全国文盲总数的94％，而且每年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势在必行。近年来，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政策。只有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投入增加了，农村的义务教育才能有较大发展。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法律意识的提高才有了基础。

(二)加强农村立法工作。健全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业法律体系

立法是法律运行的前提和起点，依法治农首先要有良法可依，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也必须先有良法可信。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立法方面的不足，加强农业立法工作，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举措。加强农业立法，首先，应对已有的农业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对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加以废止或修订，对一些过于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一些立法过程中的盲区，及时制定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有法可依。其次，农业立法应改变过去重管理轻权利保护的倾向，切实反映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的法律，才能使农民对法律的关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需求。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当民众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公平、安全和归属感时，就会对法律充满信任、尊重，觉得自己有法律人格，他就会自觉守法、忠心拥护法乃至以身捍卫法。而当民众从法律那得到的只有压抑、恐惧、冤屈、暴力、显然的不公平，他又怎会信任、自觉服从并且忠心拥护与他的利益相悖的法律条文或命令呢?”最后，农业立法应体现乡情。在农业立法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但更要体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进行农业立法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又要尊重那些已经存在并长期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习俗、习惯等“民间法”，考虑到农村的乡情乡俗；否则，一味强行将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乡土社会，可能适得其反，引起农民的反感。正所谓：“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因此，在进行农业立法时，应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三)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成效，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制定出来后能否发挥其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并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关键在于法律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法的执行决定着人们能否通过此过程得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体验，而价值体验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人们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加强农村执法工作，提高法律运行的成效，就可以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目前法律在我国农村的实施现状，要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首先要深化农村的司法改革。由于传统的“厌讼”思想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乡土社会的司法状况令人堪忧。鉴于这种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涉农案件的审判和监督机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本着方便农民诉讼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简化立案程序，减免诉讼费用，加强法律服务，缩短办案期限，加大执行力度，强化审判监督，公正妥善地解决各种涉农案件和纠纷，使农民从司法活动中得到实惠，从而从内心认同法律，树立起对法律地信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法治的真正含义是各级政府官员依法行政，依法治农首先要依法治官。因此要加强农村的行政执法工作，首要的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行政执法队伍，塑造良好的执法形象。为此要加强农村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培训和考核。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执法机制，加强农村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农村执法工作顺利实施，促进执法公正和执法为民，使农民在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氛围中认识到法律的价值，体会到知法、守法的好处，逐步树立起对法的好感和信任。

(四)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性

普法是法治的基础，普法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农村法制建设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由于普法工作实效性较差，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因此，要创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强普法的实效性。加强和改进农村普法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普法内容要创新。普法内容要突出重点，加大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法制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上，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理解各种涉农法律法规的本意和精神实质，特别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后的救济办法。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二是普法对象要有突出。首先要突出对基层农村干部的法制教育。农村干部直接同农民打交道，他们能否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法律功能和价值的评判。因此要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使其树立起依法办事、依法治农的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各项事务。可集中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法制培训，严格考核，并以此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要抓好农村在校学生的普法教育。孩子是农村的未来，是新农村建设未来的依靠力量，法制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将普法教育纳入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课教学。三是普法的方式方法要创新。现行的法制宣传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动策划实施，农民被动接受的模式，方法单一，流于形式，鲜活度不够，不易为广大农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改进和创新农村普法的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法制教育中改变单一的说教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如采取以案说法、在农贸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点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不至于使“送法下乡”变成简单的“送书下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农村普法工作。只有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不断拓展普法工作的渠道和方式，才能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真正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第五篇：题目: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

前言: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虽然建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期，但却最终还是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当作纯学理来看待。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对法治意义也从“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的基本认识出发，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归纳，并提出了法治社会六大基本标志：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②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③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⑥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①

《宪政的中国之道》一书作者王人博也总结了法治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使公开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应当使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须依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第四，司法独立必须给予保证；第五，必须遵守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当享有审查权利以判断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当容易、第八，不允许执法机构利用自由裁量权委曲法律。②

综合各家对法治标准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要逐步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观念

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了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因为我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

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观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逐步提高立法中的宪法至上意识。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宪法和法律已经成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随着党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对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的处理将更加和谐，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多集中在党对干部任命权与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垄断，以及党对权力监督不力所带来的权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一把“双刃利剑”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的政策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一把利剑。在民间。作为国

家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其公诉人检察长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象征忠、义、勇的“红脸关公”；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法官又被赋予善于主持正义力量的“黑脸包公”。人民对于司法机关工作在打击犯罪，惩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政策的稳定，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我们也要想到，至高荣誉中也包涵着人民对于国家司法工作的期望。司法工作通常被看作是国家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工作肩负着司法和监督双重职责，尤其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各种社会监督中最重要的力量。

建党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向的善于律人律己，从严治党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赢得了国际政坛的尊重。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与高度集权同时滋生、相互助长的事物------掌权者的腐败也不容乐观地增长了。我国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人身上的腐败事例比许多国家都严重而普遍。中纪委向党委的十五大，十六的提交的两份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期间，全国处分的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人数分别为121500和133711名，增加13.3%，因为腐败问题处分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别为78名和98名，增加25.6%。从这组数据加上各种民意调查和各种案例分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还要反对和防止腐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挽救党的紧迫感与响应民意的责任感，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斗争。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曝光日渐增多，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如何才能不断增强党防腐拒变的能力？

当前，对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尚在探索之中，但是勿庸质疑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才能逐渐减少甚至防止腐败的发生。

按照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检察机关对国家在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享有侦查权，对诉讼享有监督的职能，是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且也应当是社会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在具体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检察机关却承担着既要向党委请示和汇报又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双重职责。如果两种力量同时向其施加压力，检察机关在选择是忠于党还是忠于法律的问题上就会存在分歧。因此，党如何用法律监督的职能来完善自身的领导比起党在领导法律来维护法的尊严、公民权利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综上所述，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将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彻底纳入到法治轨道，既要实现党政活动的法治化，政府行为合法化，权力结构法治化，民主参与法治化，又要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一道守法、护法、在宪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自发地将整个国家系统的法治建设向前不断推进。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

参考书目：

1、张光博著《论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著《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孙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

4、张之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应松年著《法学专题讲座》，国家的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6、《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吴邦国《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 法质量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求是》，2004年第3期；

8、宋树涛《更好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求是》，2004年第2期；

9、陈建国《修已正身、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求是》，2004年第2期；

10、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寿林著《当代社会主义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学校出版社，2002年版；

12、丁丽华《论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毛译东思想研究》2004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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