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税收法治化进程的探讨（范文模版）

第一篇：对税收法治化进程的探讨（范文模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税收法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税收法律体系比改革前大为发展，实体税法基本统一，已具备了通则性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税收立法进程明显加快，税收立法程序逐步健全，税收执法监督逐步加强，税收立法规划也提上日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实行市场经济与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我们欣

喜地看到，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进程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当前，我们要继续积极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化的进程，将我国的税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一、税收法治的理念与意义

由于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因此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要。财政法治化是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关键之一，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和税收法治化则是实现财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要解决财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必须走财政税收法治化之路。税收法治的根本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税收法治要求涉及征税的所有规则必须具有法律的规定，遵循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将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全部置于法治的规范中。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对于法治主义的确立乃至宪法的诞生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更突出了全方位保障纳税人权利的法治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继续积极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已经成为决定我国未来税制改革方向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以下分别就税收立法与监督、税收执法与监督、税收司法与监督几方面的制度安排说明我国近期继续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的一些重要事项。

二、税收立法与监督制度

在继续完善税收立法方面，突出的问题是要提升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效力级位。目前已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首先是增值税立法，即由暂行条例上升为正式法律。从2009年1月起，增值税已在全国范围扩大抵扣范围，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积极推进我国主体税种增值税立法，完善增值税法律制度应是2009年～2010年推进财税立法的重头戏。其次是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因此抓紧探讨实行这种税制模式的配套条件，力求将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付诸实施，同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将是该法修订的一些重点。

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实体法方面还有一些单行税法的修订或制定。其中，一是对1993年12月由国务院发布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上明确规定，有效遏制当前一些地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建议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由从量定额征税向从价定率征税转变。二是推进环境保护税的立法，把排污等收费改为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继续推进房地产税或不动产税的立法，妥善设计物业税税制各要素并探讨我国遗产与赠予税法的设计与立法。

在程序法方面，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将《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列入了第一类立法项目。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施《税收征管法》。8年多来，实施该法的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条文与其他法律的冲突，更凸显了修改该法的必要性。《税收征管法》的修订，需要完善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度，构建我国的纳税人权利体系；进一步明确税收法律责任，完善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加强部门协调，建立税收行政协调制度；完善税务登记制度、纳税申报制度；完善税收保全措施与税收强制执行制度、税款追征期制度；及时反映税收征管活动的最新发展，促进依法治税。

就我国当前实际而言，由于以行政授权为主的立法模式使税法效力层次偏低，无法充分体现税法应有的权威性，且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共性的法律约束，为总揽和协调税收法律制度的全局，使税法具有更高层次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形成更加统一的税收执法环境，应加快设立作为统领税法的宪法性规范的《税收基本法》。

《税收基本法》是针对我国税收活动中的共同问题、原则问题、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所作的法律规范，是一部带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税收法律，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基础，是税法体系建设的灵魂和核心，是构建纳税人权利保障体系的基石。目前，《税收基本法》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关该法的立法规模与体例结构、立法框架、适用范围、基本概念的规定、基本原则的表述等，大都已有共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

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的改革精神，迫切需要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的权限，进一步明确地方税的性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促进中央和地方税收法律体制的完善。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未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

规划，我们还是建议继续不懈努力，争取创造条件使该法尽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借鉴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经验，在推进税收立法过程中，应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前介入税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要增强立法审议阶段的公开性和科学性，一旦税收立法草案被正式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则应尽可能将其向社会公开。草案在这个阶段公开和透明，既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也有利于人民监督自己的代表是否正当、合法地行使了立法权。还要完善税收行政法规立法程序和税收部门规章立法程序，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技术和完善税收立法规划。

在对税收立法的监督方面，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税收行政立法的监督，以及国务院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税收立法的监督。建议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全国人大立法监督委员会，加强全国人大对税收立法的监督。还要努力完善税法立法监督的实体与程序制度，完善税法立法监督的执行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查和备案制度等，并考虑待条件成熟时，在我国税法立法监督中逐步引入税法司法审查制度。

三、税收执法与监督制度

在税收执法方面，目前我国还未能很好地建立起一套对外监控有力，对内科学分工、相互制约的高效运转的执法新体制。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执法权的范围，充分实现税收执法权。

税收执法权的实现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法，通过行使税款征收权、税务稽查权、税务处罚权、税务行政复议裁决权和其他税务管理权等法定权力，从事税收管理活动，保障税款征收，进一步达到税收立法目的的整个过程。

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纳税申报制度、税收强制执行制度，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增强税收优先权、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等权利行使的可操作性。要完善税务稽查制度，构建强有力的税务稽查组织体系，提高税务稽查执法效率。要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税法理念，从制度上保证公正执法，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要完善税收执法监督制度，包括完善税务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完善对税收执法的审查监督制度，加强对整个预算年度财政收支状况的检查，确保各项财政收支都依法进行；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强纳税人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监督，鼓励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行使申诉、申辩、听证、复议、诉讼等合法权利等。

四、税收司法与监督制度

我国的税收司法制度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健全税收司法机构体系，如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构建税务法庭；二是健全税收行政司法制度，如完善举证责任制度；三是健全税收刑事司法制度，如完善涉税刑事案件的初查制度等。

完善我国税收司法监督机制和制度，一要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机制。主要是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制度，包括推进立法机关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的法制化，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司法解释的监督制度；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制度；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内部监督制度等。二要完善对检察院涉税检查的监督制度。三要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监督机制。

从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的长远来看，既要建立立法机关对行政税收执法的制约机制，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税法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审查监督税收立法与执法行为，并在条件成熟时，尝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的权威性。

第二篇：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营造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对于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加强农村法治化进程，是农村基层组织政权管理农村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

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充分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法治社会已成为人民追

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大量的法律和法

规，在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呆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导出的：“我国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我国的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回忆

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发展趋势，是民心所向。但我国广大农村在向法治社

会发展进程中，广大农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与法治社会的客观要

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阻碍

着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

素质还普遍不高，广大农民对法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知之甚

少或者一无所知。不少群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忍气吞声，不了了

之，有的甚至寻求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执法干部队伍中还有部分执

法者法律素养不高，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对

广大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不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落实上有差距。

（二）广大农村群众衷心盼望法治的良好心愿与怀疑甚至反感法治的不良

倾向并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的民主法

制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有了提高，广大农民渴望法律能带来公正和正义，渴望用法治取代人治。这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是农村社会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集中体现。但是，应当看到，随着

农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因此，现实

生活中有不少人对法治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认为法治就是“治老百姓”。从现

实看，群众对法治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也正因为现实中各种犯罪和不正之风不

同程度存在，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和愿望上盼望农村社会尽早法治化，以取代人治，有效遏制犯罪和不正之风。

（三）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及小农

意识的影响，在农村广大群众中还广泛存在“忌讼、耻讼”的观念，每当遇到麻

烦或产生纠纷时，往往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做法和态度，或坚持家丑不可外

扬，不愿走进法院，以打官司为耻，认为进法院是不光彩的事，这在广大农村还

有很大的市场。这种观念的存在，阻碍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同时了助长了犯罪现

象的滋长蔓延。

其次，有意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能力进行诉讼，又得不到相关救助。

这些人从法律意识上讲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但客观上根本无能力进行诉讼。这种情况在偏远边僻的农村还大量存在。

再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农

村市场进一步开放，有人即从法律为幌子，钻法律空子，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致使广大农户遭受严重损失。

（四）在广大农村，人们对法律普遍逞有严重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首

先是人们认为法律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手段，但法律的有效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可

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法院判决执行难，于人民群众就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

怀疑，在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上就往往对法律途径报有戒备之心，加之不正之风、司法腐败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群众的法律信仰出现危机，委难形成法制至上的观

念。第二是在农村普遍存在某些党政部门没有摆正法律位置，把法律当作“办事参

考”，依溘人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少数干部中存在“首长意识”、“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枉法”等问题，更有甚者，打着

执法的旗号，却干着违法的事情，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老百姓怨声载

道。在一些地方，法律只不过是某些部门用于发挥自己权力的工具，出现了热潮机

关“市场化”执法活动“商品化”的现象，把严肃的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现阶段，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有法必依”，只有各级各部门和热潮

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才能得以体现才能形成遵守法律的观念

和意识。第三，从广义上讲执法机关包含司法执法机关，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但

在我国的司法、依法行政活动中，往往强调事后处罚，即“违者受罚”，司法机关

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忽视预防和宣传教育，导致法的功能发挥不全面，重在制载，而疏视引导、教育。所以，加强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和提高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调

节和管理各个领域活动的能力是关系到执法效力

和法制威严的统一。

（五）法制理论与现实情况脱节。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理论而言，过分侧重

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论过于理想化，而在实践中变了

样或走了调，使人们在选择法治的路口很难决断，对法律的信仰也就变成了空话

和套话。比如，老百姓说法治好，但实践中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出现“条

子官司、金钱官司、人民官司”等现象，更使基层群众对法治产生悲观失望，甚

至抵触情绪。

三、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改革方向

随着法制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决定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是法治社会必不可

少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建立法治社会是法律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是追求的目标

和理想。但法律意识的高低与社会法治化程度并不成正比，并不是有了法律意识

就有社会法治化，因其还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根本问

题还是思想问题和意识问题，说到底，法律意识的水平如何决定着农村社会法治

化的程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中，结合农村的实际，在新的历

史时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法治扎根于社会生活中。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没有实践就是没有生活价值的理论，离开了实践的理论就是没有生

活价值的理论，滑理论的实践，犹如无头的苍蝇，就没有明确的方向。江泽民同

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使法治理论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及法律运行机制。为农村法治社会

提供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立法工作已得到了足够重视，在立法数量上有

很大突破，但还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技术不高，立法怀执法不相吻合，立法

与执法相互脱节，法律监督不力等现象，“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

不严”等问题也还很突出。而且，随着我国加和世贸组织，我们的经济生活逐步

与世界接轨并且国际化，而世贸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农业冲击也相当大，若不加

强订立这方面的保护措施，势必造成“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农村市场就要遭

受巨大的损害。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方面的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保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加强法制工作应努力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法的适用和整个运行

过程与立法意图相一致，使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丰

富和完善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三）努力树立法律至上的良好观念，为法治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

信仰是法治社会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和树立广大群众法律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

意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只须广大人民群众中树

立一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社会才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以、用法、宁法、护法也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件下，优良的公

民意识更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并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达化

为人生活中的信念，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所以，崇高法律的观念

是法律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也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精

神因素。

（国）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提供

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我国是农业大国，广大群众集中在农村，因此，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仅要依靠一大批精通法律的专家和干部，而

且还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劳动人民。只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培养和树立科学和理性精神，法治社会

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广大劳动群众来推行法治，农村的法治现

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群众的法律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的状

况，决定了新时期普汉工作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普法教育应着

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四个结合”。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须与党政中心工作相结合；

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结合，使普法工作有明显的前进方向和服务对象与目标。

二是突出“四个重点”。即在普法教育上要抓好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抓好

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乡镇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学法、用法；在依法治理上要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诸如山林、土地、水利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抓好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依法整治。

三是要建立“四个机制”。即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机制；建立工作岗位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学法用法考核考评机制；建立强有

力的监督机制，为法治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和提高广大农村劳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只有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基础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进

行法制教育，才能改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看法，才能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法

治意识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最终为建

立法治国家奠定广泛的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篇：再谈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

高喜平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优秀类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强调在法律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与“和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等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并逐步将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历史时期。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同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法治思想与列宁建国法治思想的理论的基础上，结

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

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我们认为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上本身存在着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司法

第四篇：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初就已经出现法家思想的短暂盛行。然而，当代中国在发展、倡导和进行现代法治方面却明显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关键字：中国法治化

阻碍

法律意识

法治建设

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是一种悠长的意识形态，其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两次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中，对什么是法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没有很深入。第二次讨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后，讨论进入了高潮。这次讨论在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问题[3]。“法治中国”作为法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表达[4]，正在从一个命题具体化为全面改革的行为逻辑，预示着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来临，必将对中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取代人治是社会的必然。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来看，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德治”或“礼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统治，过渡到以“人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统治，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以“法治”为主的统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其联结点其实是“人”的统治。在人类的历史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纯的“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相反，两者总是密切联系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6]。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当今社会正是需要以“法治”为主，因此法治中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阻碍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非是进行修补，并未对其根本产生动摇，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独霸两千余年[7]。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响法律等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为专制[8]。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9]。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大批的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无情扼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更不用说成为“正统”思想。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出现法制。秦初法家思想主张的就是“法治”，并且对中国古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都不代表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法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法治的开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法治中国的设想，这也成为中国法治步人健康发展轨道的一个新起点。但在法治化进程中能正确认识法治精神，进而竭诚推动现代法治进程的人却不多，仅有的一部分开明人士以法学专家或学者在不断的努力。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或因知识文化的欠缺，或因阅历视野的局限，客观上难以透彻领会现代法治精神，因而只能停留在传统的工具主义的角度认识法治，成为倡导现代法治精神的一大阻碍；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而言，或因不愿意丧失既得利益，或因同样愚昧，只是在空喊法治口号，其主观上并不赞成推行现代法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法治化的建设，成为厉行现代法治的另一大阻碍。

（二）发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而在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与国情缺乏磨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化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导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与中国的现有国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实现中国法治化，导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民的思想中也无法完整的找到。

（四）乡镇法治化发展不足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其作为一级执法组织，在实际生活中仍表现出“无限政府”的特征。对乡村社会民众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及其结果，乡镇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常常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权法不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有法不依的现状。这往往又影响了乡村农民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镇政权组织并没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适时地转变职能的观念，其权力和职能无限扩张，使得农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这样，他们在运用和执行法律时，难免出现偏离和误解，形似而质变，从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层越面目全非。

由乡村群众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居委会，作为社区群众的自治性组织，本已排斥在行政序列之外；但在强行政治干预下，却有名无实地，成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干部则主要是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行使管理农民的职能，其权力和行为游离与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外，村民自治名存实亡，结果是有法难依[10]。

三、解决中国法治化困难的对策

中国法治化面临的困难很多，解决中国法治化的困难是一项大型工程。因此，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应市政府推进型法治，而且需要全社会全方面努力，这里讨论的对策仅是更新、加快中国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较紧迫的几点[11]：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础

针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律空白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以宪法为根本法，建立起实用性强、理论充足的社会法律体系；针对长期以来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监督体制的构成与发挥作用；要尽快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确保也发不能够存在，违宪可诉。

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政治原则。按照十三大提出的“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此外，党还应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

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保障国家权力法定行使。长期以来，我国客观存在的权力机关缺乏应有权威，行政权力缺乏规范与制约，司法独立名不副实等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所致。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行使都应是依法进行的，国家权力的分配只能由宪法加以明确，国家权力的行使则应根据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制定的专门法的规定进行，简言之，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国家权力必须法定分配，法定行使。

（二）加快发展法学教育，培养法律相关人才，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大力倡导现代法治文明。

针对我国尚有为数不少的社会民众法治意识不强、法治信仰不坚定和法治技能低下的现状，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应着力解决好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素质；二是造就高素质的法律专业队伍。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素质，就是要让民众知法，让社会民众信法，让社会民众掌握运用法律的基本技能。让社会民众知法和逐步掌握运用法律的基本技能，主要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来达到目的。同时，还应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各个环节来感召人们的思想信念。

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造就发达的法律职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之一，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包括法学理论人才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践人才。这需要通过加强法学教育工作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工作来培养。同时，还要建立适宜法律职业兴起的社会机制，可以预见，随着广大社会、民众法律素质的日益提高，我国法治化进程了必将越来越快。

现代法治、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展的方向，由于中国传统理念中缺乏对代法治文明的认知，所以必须大力倡导代法治文明。大力倡导民主思想，摒弃专制思想；大力倡导自由思想，摒弃宗法思想；大力倡导平等思想，摒弃法律实用主义。

（三）促进经济的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进一步开放市场。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二是进一步面向国际开放中国市场。就国内市场而言，当前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行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还比较突出，直接妨碍公平竞争，阻挠经济发展，一些省、市、区、县为了保护本地产业，常常通过行政手段排斥外地同类产品进人本地市场。久而久之，一个完整的国内大市场被肢解成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小市场，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受阻，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利于造就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就面向国际开放中国市场而言，由于受诸多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权衡利弊得失，中国某些领域的市场只能逐步开放。所以，应当采取切实措施铲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打通和完善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面向国际社会逐步开放中国市场，最终都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活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纷繁，交易规模较大，交易频率加快，经济纠纷骤增，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在暴利的趋使下滋生蔓延，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公众利益构成极大的危害，为了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必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3.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是优胜劣汰，但人类发展的崇高目标应是共享繁荣，如何把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与共享繁荣的人类理想这一对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创造的有益经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得更好，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终级目标。切实加强诚信建设。中国经济尚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构建还不完善，当前经济领域诚信度差，欺诈行为相当普遍，已成为危及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一大公害。因此，切实加强诚信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四）加强乡镇法制化建设，促进乡镇居民权力保障，促进法治新农村建设

要解决乡镇法治化进程的问题，必须大胆革新中国法制，并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依照现代法治精神来指导变革旧法制，使我们走上宪政、法治社会的道路。

首先，应限制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验”服务行政“„给给付行政”原则；其次，全国人大应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更应注意加强执法监督；再者，强化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加强对法治状态的整合；最后，改革现行的乡镇财政体制，提高乡镇公职人员的经济保障安全[12]。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任然.浅析法治的含义[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2,07:102+78.[3]张春生,阿喜.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J].中国法学,1998,05:3-7.[4]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05:9-11.[5]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2014,02:108-122.[6]王志林.“人治”与“法治”的含义探析——兼论“人治”与“法治”对立的原因[J].当代经济,2002,12:55.[7]宋文卓.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D].郑州大学,2005.[8]张爽,王佳.浅谈中国法治化困惑与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7,03:254-255.[9]蒋颖.论中国法治的阻力及对策[J].公民导刊,2005,04:52-54.[10]唐晓腾,舒小爱.影响中国乡村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和阻力[J].战略与管理,1999,03:110-112.[11]王禹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4.[12]许莉.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初探[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04:69-70.

第五篇：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推进全县法治化建设进程

xx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近几年来，我们xx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以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四五”普法目标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加快开放开发，实现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发挥职能作用，认真组织、协调、指导搞好全县公务员队伍的学法用法，使全县公务员队伍的学法用法氛围浓厚，依法行政规范严格，从而，加快了全县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全县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今年1－9月份，全县财政收入达5.1亿，同比增长84.72%。

一、深化认识，增强学法用法的责任感。“法”是人～愿的反映，是国家或政府意志的体现，是现实社会活动的指南和秩序，公务员学法用法尤其重要。一是应对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宏伟战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和政策文件进行行政管理已被依法行政所替代。在法制条件下，特别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特别强调政府及公务员必须摆脱主观随意性的影响，必须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二是岗位职责的需要。公务员作为依法定方式的程序任务，担任国家公职的行政组织的成员，其职业性质、工作特点、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社会职业的工作人员或公民。行为方式与内容、行为作用与影响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其行为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质量、行政效率和行政效果，直接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形象、声誉和权威，而且对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示范和导向作用。所以，学法用法，在“法”的范围内活动是公务员从事业务活动的基本要求。三是法制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因此，公务员学法用法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法制建设的要求。四是公务员自身发展的需要。学习是个人及保持活力、散发魅力的重要源泉，推动及组织成员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学法用法也是公务员不断完善自我、充实自我的需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全县公务员学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制定了公务员学法计划和法律学习制度，使公务员学法用法列入了正常工作和议事日程抓。

二、从多渠道入手，营造良好的学法氛围。在抓好公务员队伍的学法用法中，我们坚持突出五个结合。一是组织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通过脱产轮训，全县69个部委办局都坚持每月一日法律学习制度，集体组织学习现行的和新修改的法律法规。县公务员学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每月抽查的方法，监督各部门集体学法的时间、效果落实。同时，并制定和布置个人的学法计划和每月学法内容，实行个人自学。近两年来。我们与县人事局一道，每年都对全县2000余名公务员进行分批分期培训，邀请南大法律系教授为全县股级以上干部举办了法制讲座。许多同志还利用网络资源重点自学了国家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熟悉理解其适用范围和要求。通过学习，使每个干部能掌握岗位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干部的法律法规知识面得到拓宽，知识结构不断完善，从而达到提升人员素质、不断改进服务技能的良性循环，实现机关内部日常管理科学化，法治化。二是组织拿证书学习和拿文凭学习相结合。在组织学习中，我们还鼓励干部参加经济师、注册税务师、司法资格证书考试，电大、党校的学历考试，县法院80%的人员达到法律本科以上文凭，县公安局70%的人员达到法律大专文凭。县地税局78名干部全部达到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其中近20人通过注册税务师的考试，通过这些有组织的考试，公务人员学法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法律素质不断提高。三是组织法规考试和开展经验交流相结合。我们在组织培训、自学的基础上多次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试，尤其是重点加强领导干部、执法一线重点岗位人员、专业法制人员三类人员的岗位测试，全县480余名县管中层干部和8000余名公务员、教师学法考试成绩都在良好以上。同时，结合考试的结果，开展经验交流，部门每季度组织干部至少写一篇学习法律法规的心得，在经验交流会上互相介绍经验、互相查找问题，互相提高执法水平。去年新的《税收征管法》出台后，县国税局、财政局、地税局立即开展业务培训，同时要求财税干部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在新的征管法出台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组织了财税人员闭卷考试，通过考试，使全县财税部门人员掌握了新出台的税法知识，适应了自身的要求。四是把自身学习与向群众宣传相结合。在抓好公务员队伍自身学习的同时，我们重视组织全县广大公务员向群众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南京日报》xx版，xx广播电视台、xx网站、县图书馆等五大阵地开展法制宣传。县地税局共编辑近90期《xx报》税务专版，拍摄了近五十期《税收广角》电视专题，宣传税收政策。探讨征管办法。广大公务员在法制宣传中，促进了自身的法律法规学习。法制知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五是年终考评和奖励相结合。学法用法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尤为重要，所以，我们每次的法制考试考核成绩都纳入到干部的能级管理中，年终考评和奖励相挂钩，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学法用法的积极性。营造了良好的学法用法氛围。

三、严格规范，构建依法行政新格局。作为机关公务员，学法不仅要求重视加强法律、法规、规章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加强依法行政，按照法律、法规行使职责，为此，我们结合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特点，建立了以行政首长为核心的执法责任体系，明确了每个执法机构、执法岗位的执法范围、执法责任、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目标，构建依法行政格局，具体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领导率先垂范，争当依法行政的带头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职能调协情况，我们按照单一主管、共同主管、协同管理等类别明晰各部门负责执行的行政行为，分解行政执法的主次职责，体现相互配合执法的全局观念。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严格界定了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杜绝了协管员、临时工代为处罚的现象，切实解决了行政执法中出现的执法责任不明、执法关系不顺、执法主体较乱的问题，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积极带头争做依法办事的带头人。二是坚持严格制度，确保秉公执法。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权限。目标责任分解到具体的执法部门和岗位，并明确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监督各执法岗位依法行政，按有关制度规定承担相应的执法责任，各具体执法岗位按分管范围履行行政执法权，承担行政执法责任。同时按照有关执法程序和工作要求，我们坚持做到持证上岗、严格执法证件管理；认真履行告知义务。严格执行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坚持调查取证和罚款决定相分离，并认真规范行政执法文书；严格执行罚款决定和罚款收缴相分离制度，使用统一的罚款收据；严格证据登记保存措施和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加强对罚没、暂扣财物的管理，建立和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的程序。三是建立配套制度，保证依法行政。一是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做到“公开办事规定、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并结合各自特点，制定了文明执法“八公开”的管理制度，将依法行使的登记、发证、收费、检查、处罚等职责的有关具体规定以及办事权限、办事程序、工作时限、工作标准和质量、违章责任追究、社会监督渠道向社会公开。二是组织人员进一步理清各项业务流程，规范了征、管、查及违章处罚各项执法行为。三是完善了xx县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和《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细化了执法责任范围，明确了责任承担形式和错案来源渠道，建立了错案追究责任档案。对本单位执法机构及其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为，严格按照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追究责任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四是加强执法服务，提高执法水平。为做到透明行政、服务行政，积极打造服务型机关，寓服务于执法之中，寓监督于执法之中，采取了“以内部主动监督为主，外部被动监督为辅的做法，强化了内部监督工作力度。一是变监督打击型为服务管理型。县环保局、药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帮助进行筹划，充分用足用好现行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实在在地为法人当好参谋，切实维护了法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严格界定执法责任。围绕“岗、责、权”的联系，正确界定每个人的岗位、权限和责任。三是加强行政执法检查，严格执法责任考核机制。执法检查工作是加强内部管理、保证政令畅通的重要手段，是提高执法水平、促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适时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与县人大取得联系，认真开展好每年一次的执法检查工作。检查的重点内容是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证据是否确凿，有无越权处罚、变通处罚等问题。并将执法责任落实情况和检查情况列入各级岗位责任制考核，从而促进了法制化的进程。四是成立了执法监察工作小组，进行跟踪监督管理。为督促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合法化。我们对执法工作开展不好，有章不循或有意隐瞒执法中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确保依法行政工作健康、有序、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