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第一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18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85

[本刊网址] http：//www.xiexiebang.comparative Literature

JIANG X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xi Heilongjiang 158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as a result of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volving two kinds of different cultures，so the translation is no longer simply the change of words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es.There are some misreading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and causes of misreading，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w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it caution.Key words： translation；misreading；literature

（?任编辑：章樊）

第二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误读现象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

汉教六班 李若文 20110511449 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是指接受者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时出现的差异性阐释。岳黛云先生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指把文化看成文本。”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文学误读中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文学作品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沉积，而语言的差异又使得要在目的语中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中国的五律、七律、词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瑰宝,特别是其工整的对仗、铿锵的音韵、整齐的格式、固定的语调起伏,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独有财富,要完整地移植到他种语言是几乎不可能的。英语文学的十四行诗、斯宾塞体、具象诗等,也是如此。下面我们是我们组找出的几个例子，一是对于唐诗人韦应物的两句七言诗“春朝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可谓千古名句。英国汉学家宾纳译为：On the spring flood of last night's rain.The ferry-boat moves as though someone were poling.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中指出,这两行译文因用“似有人”译“无人”,两者反映的画面一动一静,违反同一律。同时,原文的对仗、节奏在译文中都未能保留下来,英语读者无法欣赏到原文具有的艺术魅力。而王守义与约翰·诺弗尔合作出版的《唐宋诗词英译》,该版本将以上两句译为: spring sends rian to the river it rushes in a flood in the evening the little boat tugs at its line by the ferry landing here in the wildness it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there is no one on board 王译将原文的两行变成了7行,原文的14字变成了40字。尽管译文同样传达出了一种安静、古朴、淡雅的画面,但原诗的简洁与韵味已荡然无存,即使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学者也很难体悟到原文的影子,尤其是原诗的形态美。王译应该是“中西合璧”的成果,在汉语理解与英文表达上应没有问题,但是,形态的改变让人看到的只是原作的“变形”和对原作的“误读”。请看珍妮.凯莉翻译的《围城》中的两个例子： 你们孙家人从上到下全像那只混帐王八蛋的哈巴狗。

(Every last one of your Suns is just like that god damned lit—tie—egg of a Pekingese．)指着那些土馒土(Pointing to the coarse steamed bread)。“混帐王八蛋”和“土馒土”都是中国文化中很鲜明的特有 词汇，既通俗，又寓意独特。但译者在翻译时，“忠实地”译为： “the gooldamned little turtle～gee of a Pekingese”和译者可能认为“哈巴狗”和“馒头”是汉语中特有的鲜明形象，而加在前面的形容词仅起到修饰作用，只是没有考证而直译。这会让译语读者坠入云里雾里，想破脑袋，也不知所云，更别提建立一个异域的形象。所以在翻译时，庞德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

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位于河西走廊，北与玉门关相对。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在文学作品中，“阳关”被文人骚客反复吟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在中国读者心中“，西出阳关”唤起的是遥远、大漠、悲壮等联想。庞德把“阳关”误译成“gates of Go”，使该词背后蕴藏的文化意味荡然无存，中西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英美读者也难以从词汇表面体会到中国读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从广义上来讲，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么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第三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发现9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发现》评讲之九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武建民：《送你一颗子弹》：“大众”有大众的渴望，“小众”有小众的话语，“精英”有精英的追求，“民众”有民众的活法，不能强求一律，不能强求一体，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多元的，西方是一个地域，东方也是一个地域，不能象阿Q一会站在未庄人的角度说三道四，一会又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评头品足，二边都是“优点”，又二边都有“缺限”。有“公理”吗？谁是“公理”的判官？

第四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发现1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发现》评讲之一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谢贝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告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思考，也一直是人们思考的话题。医学、生物学、生理学等研究的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遇的难题，比如医学伦理、生物伦理、医学道德、生物道德之类的问题。《妞妞》提供了一个医学与人文融合的案例。妞妞遇到弄哲学的爸爸，是幸运儿；一段情感的牵挂成就了一个人们关注的命题，超越个人而直入人心。哲学问题是深刻的，但现实又是严峻的。人要思考哲学问题，还要面对现实问题，做人难！

唐晓花：史蒂芬·金的小说《绿色奇迹》：问题涉及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文类，思考全面，具体而深入。

张娟：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问题以人物、主题为主，思考深入，但有些问题指称不特别明确。

第五篇：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蒋寅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回顾和展望，主要论述清代、近代以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概况，附带介绍了海外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通俗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清代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在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应加强专题研究，从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等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整体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清代文学 回顾 展望

清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用万余字的篇幅来回顾和展望清代文学研究，也许要比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研究更为困难。困难不只在于清代产生的文学家和作品太多，更在于清代文学研究的积累总体上还很薄弱，对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也刚起步，可以参考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只能说是一个简略的回顾，并就个人管见所及，对清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谈一点看法。

与历史研究相比，文学研究由于对象本身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常基于一定的审美价值判断，不同时代的文学，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甚至可能是很偶然的。清代因其社会现象复杂、传世文献丰富，20世纪以来一直是历史学的宠儿，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都相当可观。而清代文学却因文学史价值判断的偏颇，一直被学界所冷落。除了显学《红楼梦》外，迄今对清代文学各部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历史上其他时代文学的研究。

这一结果，当代学术显然应负更大的责任。20世纪以来，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观念及近代“文学进化论”的影响（注：粱启超在1903年《新小说》第七号的《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接受西洋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的熏陶，当代学者大都视戏曲小说为清代文学的主流，学术投入明显向此类通俗文学倾斜，而诗文辞赋等传统文学样式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这导致清代文学研究各领域之间严重失衡，有关《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的论著层出不穷，而诗文辞赋的研究寥寥可数。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若具体分析现有成果，则20世纪以来的清代文学研究又呈现盛衰不一的波浪式轨迹。

对清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当朝人的总集编纂、别集注释和诗文批评。清代是个重视学术史的时代，清人对本朝文学的关注和批评超过任何时代，其搜集作品之热情，编纂总集之勤奋，撰著诗话之专门化，无不显示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自觉意识。由于明清易代所包含的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出于保存文化记忆和心灵历史的动机，清初文人曾编纂了大量的诗文总集，尤以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三集为翘楚。此后，以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王昶《湖海诗传》、符葆森《国朝正雅集》为代表的大型选集，都发挥了淘汰、遴选和批评一个时期诗歌的功能，至徐世昌《晚晴ｙí＠⑩诗汇》而集其成，从而使距离我们时代很近的清诗也部分地被经典化。骈散文、填词创作同样由若干种有影响的选本勾画出历史线索和创作规模，而戏曲、小说则在排演和说唱中得到传播和整理。黄文ｙáｎｇ＠(11)《曲海总目提要》和姚燮《今乐考证》虽系通论古今的著作，但清代戏曲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后者甚至著录了部分道、咸间流行的地方戏。吴伟业、王士ｚｈēｎ＠①、朱彝尊诗集以及王昙骈文集，清代已有注释研究，赵执信、查慎行、乾隆三大家、郭ｌíｎ＠②及姚莹等人诗都有人做专门的批评。数量众多的地域文学总集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则覆盖了整个清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作家，与数量众多的诗话、文论、剧说、选本的评点相配合，交织成密集的批评之网，给后人留下了当代评论的丰富资料。

进入民国以后，战乱频仍，学术难得安宁的环境。学界对前清文学虽无太高的评价，但出于保存文献的动机，也出现了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陈乃乾《清名家词》、叶恭绰《全清词钞》、陈衍《近代诗钞》、柳亚子《南社纪略》、阿英《鸦片战争文钞》、丁福保《清诗话》等清代文学和批评的总集、丛书，还编出了黄人《小说小话》、王国维《曲录》、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刘复、李家瑞等《中国俗曲总目稿》、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工具书，此外杨守敬、董康、鲁迅、王古鲁、吴梅、向达、刘修业、周越然、伯英等学者的著作都对戏曲小说文献的搜集和著录做出了贡献。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对清代文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冲击。一方面，一些作家只承认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血缘关系，对清代诗文则予以批判，对影响直达晚清的桐城文派，钱玄同直斥为“桐城谬种”；另一方面，受西洋文学观念影响，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中国新世纪第一个文艺批评家”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对当时的《红楼梦》和清代小说研究产生极大影响。学界“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归（有光）、方（苞）”的结果，是诗文辞赋等传统文学样式受到冷落。当时鲁迅倡言“好诗被唐人做尽”，闻一多也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影响所被，乃至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狭义诗歌的历史截止于唐末，并断言“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这无疑是很偏激和狭隘的见解。幸而不是所有人都持这种立场，一些著名学者仍用传统的批评形式，包括陈衍《石遗室诗话》、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蒋箸超《天演阁清诗话》、郭则ｙúｎ＠③《十朝诗乘》、杨钟羲《雪桥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秦佩珩《秋窗呓语》等，对清代诗词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甚至还出现了徐珂《清代词学概论》、梁乙真《清代妇女诗歌史》、杨鸿烈《袁枚评传》、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等专著和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顾敦ｒóｕ＠④《明清戏曲的特色》、汪辟疆《论高密诗派》、《近代诗派与地域》、曾克ｚｈｕāｎ＠⑤《论同光体》这样很专门的论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新文学源流》二书名为当代文学，内容却多回溯前代，实际是在新文学语境下反思明清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也着眼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和发展，对晚清文学史有一定的总结性质。1928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被孙ｌｉáｎｇ＠⑥工以《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之名译成中文，对国内的批评史研究产生一定影响（注：近代以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多受日本学者的启发，自王国维的甲骨文、敦煌曲子研究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铃木书出版于1922年，也许中译之前就已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这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明清诗论的论述可以约略看出。1947年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虽然成就绝不限于清诗一端，但仍应说是民国年间最深入的清诗研究著作，他对众多清代诗人的批评鞭辟入里，至今仍代表着清代诗人论的最高成就。

建国以后，在狭隘的文艺观念的主导下，清代文学研究呈现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小说受到学界重视，成果较多，《红楼梦》更因特殊的政治背景，成为学者趋之若鹜的显学。但迄今仍不减其学术价值的成果，却是傅惜华于1961年编成的《清代杂剧全目》，该书直到198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相比之下，诗文研究则只集中于顾炎武、王夫之等少数“进步诗人”，成果寥寥。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邓之诚遗著《清诗纪事初编》，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它启发了后来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张舜徽的《清代文集别录》虽偏重于学术，却有相当的文献价值，它直接启发了袁行云的《清集叙录》。那个时代留下来的论著，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迹，时过境迁，到今天已很少有参考价值，只有这些侧重于文献学研究的著作毫不褪色。类似的成果，还有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这是今人纂辑的第一部清代诗集注本。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资料选编或旧籍点校，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及刘大ｋｕí＠⑦《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春觉斋论文》等，便于使用。

清代文学研究的高涨，尤其是诗文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0年《文学遗产》刚复刊，郭绍虞先生就建议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全清曲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苏州大学中文系随即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并编辑出版“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年，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全清词》编纂工程在南京大学启动。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学者们基本形成共识，对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清诗应给予较高的评价。翌年《文学遗产》在第2期辟“清诗讨论专辑”，发表苏州会议的论文，对清代文学研究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1985年举办的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则对“五四”以来评价桐城派的偏颇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随着对过去研究中一些被回避、扭曲的问题的重新认识，清代文学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清代文学史开始得到认真的研究。

在新时期的清代文学研究中，苏州大学的学者做出了最引人瞩目的成绩。钱仲联先生以耆年宿德大力倡导清代诗文研究，不仅出版了《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专著二种》、《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著作，还培养了一支清代文学研究的专业队伍，拿出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陈少松《评梁启超的艺术论》、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赵永纪《清初诗歌》等最初一批清诗研究成果。他此后指导的马亚中《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历程》、沈金浩《性灵诗与明清文化》、魏中林《清代爱国主义诗歌研究》、严明《清代广东诗歌研究》、罗时进《虞山诗派研究》、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等一批博士论文，都成为清诗研究中很扎实的成果。另一位清代文学专家严迪昌先生，以《清词史》、《清诗史》两部专史，奠定了他在清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部在多年搜集研读清代文籍的基础上写成的力作，将清代诗词研究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阳羡词派研究》也是高水平的地域文学流派专论，给后人多方面的启示。苏州大学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继承郑振铎、孙楷第先生开创的小说研究传统，以吴世昌、蒋荷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石昌渝等先生为代表，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其中刘世德先生的小说版本研究，石昌渝先生的小说史研究以扎实的文献功力将当代明清小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近年石昌渝先生主持完成了收书约4000种共计300万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为清代小说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山东大学以袁世硕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清代戏曲小说和清初诗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成绩突出。南京师范大学除有陈美林先生成绩卓著的吴敬梓研究外，李灵年、江庆柏、陆林等学者在清代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已有《清人别集总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基础性成果，后劲十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做出引人瞩目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以后，清代文学研究走向广阔和深入，其突出标志是涌现一批有分量的文体史研究专著，包括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朱则杰《清诗史》、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张俊《清代小说史》、欧阳健《晚清小说史》、郭英德《明清传奇史》等。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则有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康保成《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苏州剧派研究》、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曹虹《阳湖派研究》、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诗汇考》、许建忠《明清传奇结构研究》、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程亚林《近代诗学》、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等著作，多方面地拓宽了清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作家，如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王士ｚｈēｎ＠①、袁枚、蒋士铨、赵翼、黄景仁、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而通俗文学作家如李渔、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曾朴、刘鹗等又受到更多的关注，涌现许多造诣精深的专家。曹雪芹和《红楼梦》就更不用说了，仅列举著名专家也将是一个很长的名单。就整个清代文学研究而言，后期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梳理中，近代文学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清末同光体和改良派作家梁启超以及新旧时代过渡性人物王国维等，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港、台地区的清代文学研究，虽不如中国内地成果多，但内容似更广泛而专门。不仅钱谦益、吴伟业、袁枚、赵翼、翁方纲等著名作家有研究专著出版，重要的文学流派，如桐城派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尤信雄《桐城文派学述》、叶龙《桐城派文学史》、唐传基《桐城文派新论》三种专著。而学界较少注意的女性文学，近年有钟慧铃《清代女诗人研究》和胡晓真《才女彻夜不眠——清代女性弹词小说论集》两种新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最具开拓意义。对清代诗学的研究，台湾学者也走在了前面，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作为清代诗学研究发凡之作，大体勾勒了清代诗学的概貌和流变，附录“清代诗话知见录”收书346种，是对清代诗学文献的最初考察。张健《明清文学批评》以教案的形式整理了明清文学批评问题，不无见地。专题研究则有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等，与香港学者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同为很专门而深入的探索。台湾中山大学每年举办清代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他们还编辑《清代学术研究通讯》，对了解台湾地区清代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此书中《台湾地区清代文学研究博硕士论文提要》部分，更有参考价值。台湾以清代作家为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当多，除已出版的赵翼、翁方纲等评传外，如谈海珠《顾亭林诗研究》、单文惠《笠翁十种曲研究》、廖淑慧《金圣叹诗学研究》、江仰婉《冯班文学批评研究》、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丘慧莹《唐英戏曲研究》、王熙铨《贺裳〈载酒园诗话〉研究》、陈茹琪《查慎行诗歌研究》、林秀蓉《沈德潜及其弟子诗论之研究》、吴晓佩《薛雪诗学研究》、赵太顺《翁方纲研究》、张春荣《姚惜抱及其文学研究》、刘韵ｐíｎ＠⑧《龚自珍诗歌研究》、吴明德《王ｋǎｉ＠⑨运及其诗研究》、柯梦田《刘熙载〈艺概〉诗歌理论研究》等，也是选题很值得重视的成果。

相比之下，海外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涉及面较国内为窄。西方学者多用力于戏曲小说，无论在版本研究方面还是叙事研究都有丰富的成果。日本学者则不仅在小说文献研究上贡献突出，在诗文和俗文学的研究上也多有开拓之功。日本老辈学者都在清代文学上下过很大功夫。狩野直喜清末在中国留学归国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918年到1923年之间讲授清朝文学课，1984年东京みすず书房出版了他的讲义录《清朝的制度与文学》。铃木虎雄1922年出版《支那诗论史》，其中有关明清诗论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影响极大。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是第一部清代文学批评史，书中不少论述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的《吉川幸次郎遗稿集》第三卷“清初诗说”，系作者1961～1963年为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讲清诗的讲义，由清初讲到乾隆三大家，极有心得。近年研究清代文学的学者似比过去减少，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仍不断涌现。清水茂、竹村则行、松村昂、大平桂一等学者的清诗论文，都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门的方以智、金堡、钱澄之等人的创作，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对文坛的影响等。其他如松下忠、船津富彦的清代诗学研究，田仲一成的清代地方戏研究，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都可以说成绩斐然，可惜除清水茂的论著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还没有翻译介绍。今后有必要加强沟通和交流，相信日本学者的成果会不同程度地拓展国内学术界的视野。英语世界的学者译介和研究诗文的兴趣远不如小说那么强烈，但他们的一些研究从论题到思路都很给人启发。如L.C.Goodrich《乾隆对文学的查究》（1935年）、D.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年）、A.R.Zito《作为文本和实践的献祭：18世纪中国的仪式与写作》（1989年）在角度和方法上颇具特色。其他如桐城派古文、仪征派骈文、袁枚、郑板桥、龚自珍等人的诗歌，都有研究专著出版。华裔学者叶嘉莹对清词和王国维词作、词学的阐释，在20世纪词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王靖宇于1972年出版《金圣叹》一书，以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深入剖析，引起西方汉学界对金批小说的热烈关注。有关英语世界的清代文学研究，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有较详细的评述，可以参看。新加坡学者杨松年著有《王夫之诗论研究》、《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论析》等著作，对明清之际诗论的历史特征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揭示的文学批评史编写中的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早年以《中国诗歌美学》著闻，现执教于新加坡大学的萧驰，最近将历年所撰的六篇论文结集为《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一书，将王夫之诗学的阐释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目前我们对海外清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了解得很不够，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和沟通。

清代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展望

总体看来，清代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取得一定成绩，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清代卷和近代卷已充分表明这一点（注：清代卷为汪龙麟撰，近代卷为裴效维撰，前者详于戏曲小说和大家、名著而略于诗文及中小作家，后者有点有面，梳理问题极为细密，均足资治清代文学者参考。）。但也正如此书的综述所显示的，迄今为止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和问题还很有限；相比其他各段文学的研究，成果积累更显得很薄弱。无论从研究力量的投入还是从成果出版的角度说，清代文学都是一个期待关注的领域。（注：参看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领域》，《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清代文学研究相比前代的滞后，显然与厚古薄今的价值观有关，由于时代接近，清代文学整体上尚未经过仔细的筛选和淘汰，大量的平庸之作不仅淹没了杰作，而且给人造成一种庸滥的印象，影响了人们的阅读兴趣，进一步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其实，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说，清代文学是有着特殊价值的，研究清代文学不仅具有一般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还有发现文学史运动的深层结构，认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乃至激活前代文学研究的作用。

自从艾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学的读者理论行世以来，人们看待文学的眼光已不仅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描述，从而加深我们对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理解。这种工作在宋元以前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只有到明清时代，我们才能凭藉大量的作品和史籍，深入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迫近地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真正实现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注：参看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随着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的积累和相对饱和，文学史研究趋于缓慢，重复劳动多，独创性研究少；文学理论则因稗贩西学，鲜有发明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力开展清代文学研究，或许是走出学术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清代文学无比丰富的作品和作家传记资料，不仅为深入研究文学现象和创作活动，发掘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它同时还呈现出文学传统延伸和变异的各种态势，激活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很显然，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是通过后人的模仿和文本的互涉而凸现出来的。没有自李商隐以来那么多诗人对杜诗的模仿，没有那么多杜诗学著作，我们不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杜诗的集大成意义。清代王渔洋指示弟子做诗门径，七律嘱熟参李颀、刘长卿，赵执信《声调谱》以降各家诗律学著作多举杜甫、韩愈和苏轼之作为七古典范，提示了这些作家在七律、七古写作上的典范意义，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其艺术特征及文学史地位。

无论从哪方面说，清代文学研究对整个古典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当前，不少领域的常规研究已渐趋饱和，而清代文学还满目是处女地有待开垦，更应该多些人投入或参与清代文学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清代文学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很薄弱，而最缺乏研究、亟待开拓的领域首先是说唱文学和文学批评。与前代相比，清代俗文学堪称发达，《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所载曲艺345种，形成于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曲种多达180余种，（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321页。）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除基础性的版本目录学工作及李家瑞、傅惜华、赵景深、关德栋、陈锦钊、车锡伦等前辈学者的一些论文外，专门性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过去的文学史研究过于关注士大夫阶层的文学生活，并集中于传统文学样式，致使通俗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完全被忽略，至于基础远为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文学生活，更被排除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这部分史实被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结果，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动过程如题材的因袭与改造，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等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全面深化。清代文论研讨的薄弱对批评史研究的影响更大。正如明代学者许学夷说的：“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注：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清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之多，涉及面之广，方法之多样，成就之高，都达到古代文论的顶峰。由于文献浩繁，搜集不易，迄今的研究即便是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这样的优秀著作，也只涉及一些著名的人物、思潮和流派，文献的研究和历史线索的清理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最近出版的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知见录》、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以及即将出版的蒋寅《清诗话考》，为考察清代诗学提供了基本线索，而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则为晚清诗学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在未来的时间里，清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晚清诗学的研究相信会有长足的发展。

相对前代而言，清代文学研究的优势是材料丰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很大的困难。因为清代图书本朝人不重视，直到清末才有刘声木、刘承干等人悉心搜罗，但历经战乱亡损很多，传世之本多分藏于海内外众多的图书馆，部分存于私人手中，阅读和搜集资料相当艰难，这使得清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在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现实的选择是首先做些小规模的专题研究，这对存在大量空白点的清代文学史来说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只有积累一定数量的专题研究，清代文学史的全面深化才有可能。

说到专题研究，我们就有了许多选择的可能，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都可以成为专题研究的单位。作家和时段是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最关注的部分，成果积累也最多，今后的工作是要拓展作家的覆盖面，尤其是嘉、道、咸、同之际和清末民初的作家。这是清代文学发生转折和新文学萌发的时期，涉及到对晚近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而过去的研究所涉及的作者很少，以至我们谈到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过渡或文学形态的转变时，只有笼统的概述和对重点人物的剖析，缺乏量的综合和分析，这种状况只能靠加强作家研究来改变。时段研究也存在两头强、中间弱的不平衡状况，解决方法同样是加强作家研究，由点到面，以家族、社团、群体为中心开展流派、地域的研究。其中地域是个核心问题，清代文学发达的突出现象，如家族、性别、社团、流派都与地域概念胶着在一起，抓住地域因素能收纲举目张之效。

首先，清代三百年间，最有影响的流派和作家群体都是在地域的基础上形成的，像古文的桐城派和阳湖派，词的浙派、阳羡派和常州派，骈文的常州派，戏曲的苏州派。诗派尤其多，如虞山派、河朔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由诗社形成的群体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些地域性的群体或流派中，文学家族往往是中坚力量，如山东的新城王氏、益都赵氏、德州田氏、高密李氏、单氏，江苏的虞山冯氏、吴江叶氏、宝应乔氏、如皋冒氏、仪征刘氏、阮氏，安徽的合肥李氏、桐城方氏、钱氏、姚氏、全椒吴氏，浙江的海宁查氏、德清俞氏、山阴祁氏，河南的商丘宋氏，福建的长乐梁氏、侯官林氏、丁氏，湖南的宁乡陈氏、程氏，这些文学世家著姓不仅代有闻人，涌现了一批作家，还形成浓厚的文学氛围，培养出一门闺秀诗人。当我们追究清代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考察叶天寥、沈用济、黄任、袁枚、毕沅、阮元、陈文述、梁章钜等名士的一门闺阁风雅，就会发现那正是在家族文学的背景下产生的，无论从家族文学的角度或女性文学的角度都是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可以说，清代文学史上的性别、家族、流派、地域是互相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无论研究哪一个环节，都会牵涉到相关的问题，将研究引向更广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去。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具体问题时必须具备全局的眼光，将具体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和分析。我相信，只要能在若干年内做出一批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什么范围的，清代文学史就会全面改观，我们对清代文学史的认识也会全面深化。

最后还有文体的问题。前面说到说唱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亟待加强，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的研究已很充分或不重要，实际上清代文学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相当的成就，值得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比如骈文就名家辈出，作品丰富，技巧达到很高的水准，除了张仁青、姜书阁、莫道才、于景祥等学者的通论著作外，尚无专门研究著作。赋也是同样的遭遇，没有研究专著出现，虽然马积高《赋史》和郭维森、许结合著的《中国辞赋史》对清代辞赋都有清晰的梳理，恰当地肯定了清代辞赋的成就，但断代的深入研究还有待来哲，赋话和辞赋理论也亟须整理和研究。其他如散曲、短篇小说、翻译乃至八股文、试帖诗，无不或多或少地留有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去拓殖。而学界研究较多的诗词古文则需要在专人专书的研究上狠下工夫，力争以个案研究推动整个文体史研究的进步。

总的来说，清代文学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是很多的，除上举专题研究外，综合性的研究也有许多工作要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重心将由文献转向文学，由文学推广到文化，诸如文学与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与其他艺术类型的关系，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关系，中外文学的交流，都是大有可为的天地。在当今现代性的语境中，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日益为学界所关注，近代文学史所承载的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问题，正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我们应该警惕一种将现代性作为普世话题，脱离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唯现代性是论的倾向。文学毕竟有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历史，文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首先应该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历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审视既有成果和近年的学术态势，让人感到，古典文学的许多领域和课题都趋于相对饱和。在没有特别好的题目可做，或没有材料、理论突破的情况下，学人与其炒冷饭，还不如做些清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乡邦文学研究，起码占个地利，在风土人情的理解和地方文献的使用上独具优势。我相信，清代会是古典文学研究未来若干年的热点，当前代文学研究渐趋饱和，越来越难以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时，选择清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会越来越多。这正是清代文学研究的希望所在。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真

＠②原字麟的繁体字

＠③原字氵加云 ＠④原字钅加柔 ＠⑤原字瑞去掉王 ＠⑥原字亻加良 ＠⑦原字槐加斗 ＠⑧原字艹加频 ＠⑨原字门内加岂 ＠⑩原字竹头下加移 ＠(11)原字日加杨去木

原载：《江海学刊》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