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有感

第一篇：读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有感

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

这是我读完的第二本外国汉学家写中国问题的专著，第一本是傅高义的 《邓小平时代》，记忆犹新。对于历史，想先谈关于历史教育的两个小想法。第一，我中学年代历史学科分数很高，但是究竟学了多少，学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我比较疑惑。第二，如果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呢？除非能够读到英文原著，否则如果只读中文版的书很容易就看不全面，至少得懂繁体字，因为就《邓小平时代》而言，相对于港版繁体和大陆版简体而言，就一些敏感事件的删减多达8000多字，删减之后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了。我觉得读书不求猎奇，但求客观全面，就像老师所说，中国的学生就应该了解中国的问题。本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前面三个部分中国现今问题的历史追溯，后三个部分叙述中国问题目前的治理方式。

一、历史的产物：儒家、革命实践与党的组成

(1)儒家是贯穿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给我留下了三个重要的印象：对“礼”的强调；2.对秩序的强调；3.对社会责任的缺失。

对于“礼”的强调，儒家一直都非常注重“循规蹈矩”，相比于法家的严刑酷律，当这种柔性的统治手法被统治者和学者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国家形态的高度，人人以“克己复礼”为荣，并且历朝历代加以强调、引导和延续，这种统治术成了人们自觉的用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一直有少许留存到今天，例如对于读书做官的崇拜，对于长辈的至高无上的听从，村落族长式的治理等等，它是一种比法家的严刑酷律更加高明的统治术，是一种思想上的把持。同时，对“礼”的过分强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形式主义的来源之一，办公室文化中对上司的过分遵从以及升迁的“送礼”现象，行政长官视察时的礼仪队伍的规模足以彰显官威和地方对长官的欢迎，写文章中的空话和吹捧等等，闻一多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做了不说，做了再说”，而当社会充斥着还没做就开始宣扬的时候，社会的浮躁气息就会非常严重。同时，对于“礼”的强调，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当年轻人为了做到“合乎礼”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步入老年期了，带上老年人才会有的拘谨和深谋远虑，而不太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它确实会让人觉得这年轻人很有礼貌，而且也不会犯错误，甚至都没有去犯错误的勇气，只要不去尝试，当然永远不会犯错误，因为“做多错多，不做不错”。于是，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实在堪忧。

对于秩序的强调，对“长幼有序”经典的案例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是从道德上规范了君臣、夫妻、父子、师生等的关系。这种秩序只能是在宏观上相对稳定，而在具体微观层面则是不稳定而且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小孩年幼的时候，那么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排在秩序的末端，服从父亲服从老师，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又可能变成父亲和别人的老师，是一种在秩序上的跨越，因此在年龄（时间上）存在着道德的投资，例如：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学好，长大了地位高了的时候就存在为恶的风险，如果父母小时候没教好小孩，小孩长大后也可能对父母不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传身教”的重要含义。虽说是在道德上，但是在封建朝代，道德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法律，执行法律的功能，例如放逐、拘禁和处死，在族长的同意下，在村落里德高望重的人（县令）的号召下，就可以强制他们眼里“不道德”的人。这种秩序，或者说是地位，赋予人的是权力（皇帝就在秩序的顶端，也是权力的顶峰），享有的是名望和尊重。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在古代印度也有类似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对人更为严苛的分类，称为种姓制度，将人天生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只能从事自己天生允许的职业，与同种姓的人通婚，社会阶级极其森严，而且种姓制度是一辈子的，甚至世代相传，他比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要严格得多，它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会激烈得多，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缓和社会矛盾，出身低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表明自己的基本学习能力和对这一套秩序的无比服从来获得“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跻身上层阶级，它打开了一扇让人能够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出身不公平的窗户。关于种姓制度，还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出身“达利特人”，属于低等阶级，在印度独立之后起草宪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具体实施却异常困难，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在1956年，这位先驱带领50万达利特人全部该信佛教，不信印度教，才去除了种姓制度的压迫。

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责任的缺失，体现在那时候社会责任从不延伸到陌生人，而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关系网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今年政府大力提倡“感恩”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以及提倡社会帮扶、赈灾捐款等来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在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中，是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加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观，因为不熟悉所以不知会不会帮了你将来会不会害我，以及去帮助亲戚朋友可能更加有利。据现代博弈论观点阐释动物间利他主义的动力在于存在某些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事物，包括他人的帮助，他人的间接互惠以及良好的声誉。当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

（2）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自己的概括，也分成：1.听党的军队；2.长征与延安经验；3.人民战争。这三个方面的经验，极大影响到中国后来的组织和治理模式，这是来自革命的产物，也是列宁氏政党的产物。

首先，拥有一支听党指挥的军队是非常强有力的，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是恐惧。我能马上联想到的是纳粹党在二战期间利用自身控制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代替正式国防军，对国内进行大清洗，一支效忠于党的军队对于巩固党的地位以及保证党对全国的控制是很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军队成了执行党的决策的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扩大党的政策的执行度，即使有时候政策存在偏差，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制约。

其次，长征和延安的经验尤其影响到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治国方略，毛泽东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对待战争与和平、国家与和平有着不同于和平年代出生的人的感悟，因此对于后来未经历过长征的人的观点和人，毛泽东有着天然的排斥，因为大部分打下江山的老领导中间凝结着的革命友谊是年轻人不能体会的。同时，长征对于毛泽东在塑造军队和党中塑造起个人的形象、展示其军事才能有重要作用，而延安经验则让毛泽东从心里相信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能让南泥湾从一片荒野变成塞上江南，政治运动能促进人民的精神力量去激发劳动的效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苏联撤走援助之后回到艰苦奋斗时期，而这对于我们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统一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经验也是促成毛泽东日后面对国内经济情况，将原因归结为阶级和矛盾，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推动的原因，而我们知道，革命的经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套用。

对于人民战争的理念，也是列宁式政党的产物，在中国垄断式革命史观中，这也被成为集中全国力量动员的优点。纵观全世界，能够全民皆兵发动人民战争还有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这也是毛泽东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之后，将各位老帅和大将分配到全国各地准备组织发动人民力量对抗强大的苏军，展开新一轮的游击战的原因。根据从革命中获得的经验，毛泽东一直将这种经验延续到军队治理中，而革命性也是解放军的重要属性，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如此。人的力量一直被毛泽东认为是决定性的力量，武器是重要因素，而决定性因素是人，对待外国的核武器，毛泽东也是如此认为，而当建国后利用苏联导弹击落美国的U2侦查飞机时，毛泽东也是对外界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3）党的组成

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共产党在精英比例上远远逊色于国民党，国民党政府部门中大多数是英美名校毕业，军队首领多为黄埔军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的专门军事人才，而共产党人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学历最高，而军队首领绝大多数出身农民。从整个党的组成来看，没有文化的农民占了大多数，其次，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对民主党派的不信任，建国若干年后，政府部门基本由共产党人任职，而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加入民主党派。

二、毛体系的动荡：非科学、颠覆伦理和个人崇拜

我在看这一部分以及《邓小平时代》同一部分的时候，其实非常纠结，因为那描述的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治理模式，而很多时候就体现在人的判断上，是一种人治的模式，也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治理模式。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领袖，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和平年代的建设，体制的完善和思想精神领域的引导却走偏了方向。毛泽东出身农民阶级，并未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饱受战火的洗礼，对国家的治理方面缺乏经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建构的体系下不能控制新事物。

（1）非科学性指在一方面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却没有用真正科学主义来构建理论，而是将之理解为有选择的经验主义，并且要求全体统治者贯彻。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革命年代积累的本质上是运动的经验和和平年代的需要稳定的持续的建设其实是不兼容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在大跃进上毛泽东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盲目扩大生产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作法：1.首先国内建设的需求没法消化如此多的钢铁，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出口；2.这种快速发展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是不过关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3.这种毫无秩序毫无计划也毫无市场引导的资源利用行为是极其浪费的；4.这种迅速动员全民生产的行为也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而不是持续的生产力；5.它反映了一种盲目的赌气式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

在文化大革命上，毛泽东是认为觉察到党内逐渐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是对党内政策的危害和阻挡，也可能是将来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随后在逐渐扩大到完全失去理性无法控制的程度的时候，毛泽东依旧几度容忍且不干预。动荡不安的环境和和平建设的需要相悖，甚至都与毛在之前确定的政策相悖，只是毛在现在已经将“右倾”列为最主要的问题。它同样具有非科学性的两个特点：1.来自革命年代的经验，整风与肃清来自经验主义。2.大规模社会动荡不利于和平年代的建设。

（2）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伦理的颠覆，来源于毛泽东对于封建伦理制度、阶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深恶痛绝，发动文革意在彻底摧毁旧的伦理道德，让所有的人都极具革命性，发展出人与人相互密切监督，来维持国家稳定，这是非常极端的。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剩下革命战友的关系，没有亲人的亲情，没有夫妻的爱情，也没有朋友间的友情，整个文革后期大量的冤假错案，亲人在红卫兵煽动下指责自己的亲人，如老舍自沉太平湖，妻子在压迫下抛弃自己的家庭，还有大量的同事讲出一些捏造的小事来制造借口背叛同事，学生批斗老师，包括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遭到无理谩骂，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攻读物理学时被批斗致残，手段残暴，种种行径都表明，这是文革中最为恶劣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是一种疾风骤雨般毁灭人性的灾难，它将社会引向机械的、斗争的、践踏法理的倒退。

（3）个人崇拜归结为两个原因：1.是毛泽东早年在表现出的才能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绝对解释权，成为精神领袖；2.毛泽东晚年对于权力的迷恋和对于他所解释不了的现象的无奈。对于个人的崇拜在历史上也有出现，例如苏联时期对于列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目前朝鲜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这都是这些领袖们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同时利用自身影响力保持党和政府稳定的手段。但是，个人崇拜最大的危害在于其对于国家政策常年的过度干预，以及容易发展成独裁现象，独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刚刚独立的民族解放国家中极其常见，多为军政府独裁。个人崇拜的例子，如晚年毛泽东规定一切以中央委员会下发的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否则视为无效文件，借此在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仍然对国家政策进行干预，对于70年代邓小平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予以坚决的阻止；其次，个人崇拜的第二个危害在于对继任者的指定任命，这个现象在中国目前的领导人选举中仍然存在，党的权力极大，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批准的功能，毛泽东晚年在指定接班人的过程中就出现过一片混乱的权力斗争和相互碾压，这也体现出个人崇拜的问题。从刘少奇到邓小平的批斗，表现出毛泽东对治国能手失去信任；从林彪的叛逃体现了毛泽东选择依靠军队的失败；最后只能选择才能平庸，从毛泽东故乡湘潭一路被栽培的华国锋能够忠心地坚持他的政策，但是最后华国锋仍然得靠边站。这种悲剧的领导人继任问题在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的交接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一直到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才算是比较和平的过渡。

第二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读后感.doc

不得不幻灭的梦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在国际事物中，中国似乎经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误解。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一个华裔美国人研究中国四十余年，为了写自己的著作100多次来华访问，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精神。本文客观公正，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许真的得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国家才够透彻。李侃如是美国对话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这些人的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最深的美国，而每一次的对华政策总是那么的不偏不倚还是有其可靠根据和来源的。

本书第一部分名为“遗产”，追溯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也长期困扰着中国。主要说明了中国儒家文学对中国后世的治理。等级宗族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对于控制人们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顺从。文化对一个名族的影响，清晰而透彻的被说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从中可见中国现行体制的渊源： 1949～1966, 中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地址有关及中国的意识形体必然相联系的，习惯上中国民众需要一个万能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自己。毛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驱使的顺从的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华帝国的历史烙印。帝国传统养 育出这样的观念：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订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官僚机构。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响力应当无处不在。

作者认为，中国政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机构，和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 相对于这么庞大的组织机构而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毛时代中国甚至没有形成任何适宜的法律。而国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农民。

毛时代政体的错误和毛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毛泽东“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 可怕的运动，更适合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习惯官僚程序，更喜欢户外政治。运动手段严重影响了国家政体，集中体现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轻视知识分子（他本身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认定其三大原罪：没有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是一些说“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知识 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其经济损失和人类 悲剧难以估量。

作者生动描述了毛时代领袖和体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毛很擅长划分阶级和派别，是不同派别和阶级相互斗争，而其一身也乐于这种战术的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革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国多年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合 法的政治体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在作者看来，毛到了晚年，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给中国的影响也是悲剧性 的：“1959～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被人缅怀。”

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每10年遭遇后果严重的 政治巨变，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纳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

2、中 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

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民众不曾在稳 定和自强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中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

第三部分：邓的改革时代

在这里必须说明邓的威望来至于何处，1920去法国等留学归来，参加长征，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担任了一个领导团的政委，这个团队囊括了，中国建国初期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仅仅次于第一领导人刘少7，在文革期间夫妻，父子之间都相互揭发、和迫害，而邓没有检举和揭发任何一位战友，这对其以后付出铺平了道路。毛时代留下的满目疮痍正好适于邓的改革，意识形体不能控制民众的时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众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变。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众确实感觉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变，但这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讲解是中国高层领导的任命制度，体制内的事情，决定最总成败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之间的博弈。说多了就是呗和谐的事情了。最过深刻的就是高层想过获得真实信息的可靠途径一直不得畅通的问题，信息时代相信这一问题后世会有所解决。

第四部分：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成长与成就，同时指出了中国现金社会的诸多弊端。

对技术的莫视，只注重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生产率。

盲目的引进投资，及其后期的治理问题。

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浪费，水资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积的流失，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探讨

看当下中国，在体制上虽有一些进步（比如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得越来越活 跃），但上述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预见，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六年过去了，预言应验。如果政体改革 仍然迟缓，这个“不稳定”的预言还将不断应验下去。

第三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之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是美国学者李侃如博士集30年辛勤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遗产；第二部分：19149年以来的政治与政策；第三部分：政治体制；第四部分：挑战在前，总计十一个章节。本书从中国古代，跨越中国近代，一直到中国当代，主要述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以来的中国政治问题。虽然规模宏大，跨时悠长，但通过作者精妙地刷选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倒也不显得累赘冗余，无的放矢。本书整体上观点客观公正，文字简洁明练，虽然为外国人所著，但由于翻译作者胡国成、赵梅等人深厚的翻译功底和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观赏性。本书是“中国不确定论”的代表作，它给中国模式预测了五种可能的未来：成功、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和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

读罢此书，虽然我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政治耳濡目染，对中国历史耳熟能详，但仍然感觉颇有收获。本书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倍使我感慨：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水平，竟然达到如此高的地步，实在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汗颜。当我们由于饱受闭门造车而导致的生活穷困，迫不及待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看到的首先是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完善的民主政治，发达的经济，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于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学习外国，如何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却忽略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有益的，更关注其中的糟粕，发现并改善它，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成长腾飞的动力。试想，当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深刻的时候，又怎么能更好的学习外国了。国家就如一个自然人，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发展自己。本书内容庞大，我主要择取几个片段以表我的想法。

本书令我最为感慨的部分之一就是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尽管毛泽东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却非常轻视甚至于厌恶这样一个身份。在笔者眼中，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至少有三大原罪：他们没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是一些说“不”的人，对于自己认为只要适当发动群众就能成功的行动，他们不断地指出技术上的限制；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而，知识分子在很早就成了批斗大会的主要对象。在群众运动期间，他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种种其他的羞辱。他们的思想时常被嗤之以鼻。而“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羞辱与迫害推向了顶点。许多知识分子的子女眼见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胁，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还有殴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也被迫加入到这大规模的羞辱浪潮之中。而这让知识分子更加痛苦，一位知识分子在1980年对本书作者说：“我可以原谅共产党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绝不原谅他们让我的孩子们鄙视知识分子。”很难知道，这种经历给数百万生活受其触痛的的人在心智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给政治权威、对国家的义务、社会目标以及个人生活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剧痛。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做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错误的，而且错的极其离谱。但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如此盛行，以致于酿成众多惨剧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全党全社会对毛泽东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我党由于处于建国初期仍显幼稚，缺乏治国经验以及社会法治观念淡薄，民众普遍愚昧。过去，我们歧视并打压知识分子，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正在抓紧进行变革，狠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搞内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时代，除了精神富有，其他几乎都无的尴尬境地；如今，我们把知识分子从阶级斗争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整个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当21世纪的号角终于吹响，新中国的脚步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向前时，我们国家站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舞台，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真是国人的骄傲。

另外，本书在述及毛泽东思想的特性时，认为毛泽东的“斗争”观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中写到，毛泽东鄙视儒家思想中以和谐作为绝对社会价值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其与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的话，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而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向那些向后看的精英们支配的局面，他们的错误统治使中国无法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坚信，对于一个在性格和文化上过于消极与逆来顺受的民族，斗争能够赋予它勇气与品格。于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们参与个人斗争、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的形势。针对作者的这些分析，我都非常赞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国度，“和为贵”思想不仅是统治者的真实想法，也是普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国古近代史，除了元朝是少数几个有过主动对外进攻、侵略扩张的朝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强调守内安外，也就是对内要实现和平统治，严防叛乱，对外要消极防御，严禁来犯，却不主动进攻。普通大众也是在自己该有的社会圈层中安分守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导致中国整体社会缺乏一种与外竞争、同世界共同进步的氛围，于是，当明朝两代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义无反顾时，我们就不觉奇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羊的惰性”，这种惰性就是只要有草，我就不需要为此付出竞争和努力。当“狼来了”的时候，羊也就只能沉默不已，任其宰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毛泽东深谙它的可怕，于是他希望通过采取斗争手段在赋予人民一种掌权感的同时，使人民动员起来打破社会禁锢，削弱旧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社会认同，以此推动革命变革和经济发展。但是他做的太过了，完全忽视了人民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忘了正常的伦理道德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顾社会秩序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急切地希望通过一种“斗而破”运动，起到一种“破而立”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斗争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可怕的，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再者，看罢此书，我再次确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主力军一直是中国农民，尽管不容否定其他阶级阶层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主力军是中国农民，战争主战场是农村地区，战争主要供给来自于中国农业，于是当战争打起的时候，受损害的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一呼，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当全国为重工业的发展而集中力量时，有谁还记得农民为此付出的努力。城市的单位制把大批农民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不顾客观规律的鼓吹不仅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竞相夺去，也造就了1959-1962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首先在农村大地试验起来，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看到新的希望时，城市的改革也已经紧锣密鼓的进行起来，城市产品高昂的价格很快就把农民的剩余榨得所剩无几，也使农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潜移默化地束缚着农民。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本不应该承受的负担中，依然负担着。

总的来说，本书名为《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试图主要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追溯和社会分析，来给未来的中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却终究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虽然有某些缺陷，比如在历史事实的描述上有些内容尚觉得商榷，对民国部分的描述也显得力度不足，但相比它的研究贡献，那些小瑕疵都显得不足挂齿。

历史是一部书，要想把它写好，实在不易。作为一个外国人，作者能够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在值得我们反思，这里我再提一次也不觉没必要。当时光慢慢消逝，也许作者和他所处的时代都已物是人非，但留下来的，也终究是应当留下来的。

第四篇：读《从混沌到有序》有感

读《从混沌到有序》第四章有感

在姜婉老师的指引下，我认真地拜读了《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这本书是国际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教授与斯唐热博士合写的一本关于当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本书作者根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耗散结构等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新进展，讨论了自然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决定性和随机性、简单和复杂、进化和退化、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了新的解释，论述了“时间之矢”的意义，总结了近三百年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应把自然科学各个门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从混沌到有序》

第四章为能量与工业时代，主要讲述热力学与其发展过程，包括能量守恒定律，卡诺循环，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熵及其相关的理论，达尔文进化论等。不同于大学物理课程仅仅对理论的介绍，本章更注重热力学发展过程和相互的关系，给我们展现了极其生动活泼的科学发展过程及各理论之间的联系，使我们理工科的研究生了解科学的发展过程，对自然科学树立正确的观念，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这对我们研究生的学习和以后从事科研工作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于我们研究生，宏观与微观是任何物质的两个方面，要求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从宏观和微观的统一性去把握；耗散结构理论对我们进行科学选材有重要启示作用；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过程、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很有帮助。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宏观和微观是相对的概念，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的，一般视为大的系统为宏观，小的系统为微观。沿着微观尺度，科学正向粒子的深层结构及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开拓；沿着宇观尺度，科学正向人类征服宇宙的方向开拓。

1847年，焦耳迈表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揭示了各种能量间的转化关系。威廉·汤姆孙等人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热过程进行的方向和规律。玻耳兹曼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不可逆的热力学变化是一个趋向于概率增加的态的变化，而且吸引中心态是相应于最大概率的一个宏观态。以后，随着对热的本质的认识，由宏观进入了微观，将概论引入热力学，建立了统计热力学。

热力学总结出来的经验定律根本不考虑物质的微观结构，所以有高度的普遍性，适用于一切物质，所研究的系统是一个连续体，用连续函数来描写，而且只讨论宏观量之间的关系，不深入讨论现象的本质。同时热力学主要研究平衡态和可逆过程；对于非平衡态和不可逆过程只给出定性的和方向性的估价，而且不能解决涨落问题。统计物理学是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对微观量求统计平均值。这个统计平均值就是热力学的宏观物理量。所以，统计物理方法建立了物体的微观状态和宏观状态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宏观量的本质，解释了涨落现象和从非平衡态到平衡态的不可逆过程。当粒子数很大时，涨落很小，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当系统的尺寸很小，粒子数较少时，涨落现象显着，或在相变临界点附近，热力学理论将不适用。所以，统计物理学是理论更严格、更抽象，适用范围更广泛的学科。既不要怀疑热力学的可靠性，它已经历了200多年的科学检验，很多热力学参量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同时也不要迷信统计物理学的万能性，因为从微观统计计算宏观特性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只有把微观和宏观，动力学规律与统计学规律﹑决定性和随机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描述系统的量变与质变﹑无序与有序相互更迭的发展过程。宏观与微观是辨证统一的整体，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不可或缺。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宏观与微观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方面，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要把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宏

观上，对以后的科学研究的方向要有全面的了解，能从整体上把握，在微观上，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很深的理解，从细节着手。

耗散结构理论

对于一个与周围环境没有任何交换的孤立系统，熵流按照定义等于零。只剩下熵产生这一项，并且系统的熵只能增加或者保持不变。于是这里不再有把不可逆变化看作是可逆变化的近似的问题，增加着的熵相当于系统自发地进化。对一切孤立系统，未来就是熵增加的方向。

有什么系统能比整个宇宙更“孤立”呢？这个概念构成了1865年克劳修斯对热力学两个定律所作宇宙学表述的基础：

宇宙的能量是常量。

宇宙的熵趋于最大。

由克劳修斯，玻耳兹曼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的结论与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自然界普遍存在着可逆和不可逆两种过程。它告诉人们：物质的演化总是朝熵增加、向混乱的方向进行。可是，进化论则告诉我们：生物的进化总是由低级到高级，朝熵减少、向有序的方向进行。前者给出了“宇宙热寂说”的结论，即退化的时间箭头，而后者则与之相反，给出了进化的时间箭头。

那么，自然界到底是往无序还是向有序的方向发展变化呢？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严峻地摆在物理学家面前。普里戈金等科学家创立了一种新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

按照耗散结构理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如果某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过渡到一定程度，系统内部某个参量变化过渡到一个临界值时，经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那么，该系统将会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耗散结构可以泛指一系列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它们可以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系统，也可以是社会的经济系统。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对于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耗散结构理论促使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开始探索各种复杂系统的基本规律，开始了研究复杂性系统的攀登。其实，我们研究生做科学研究时经常碰到类似耗散结构的系统，了解耗散结构理论，对我们研究生以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过程

热力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热力学发展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过程如下：

1． 科学的发展过程总是由表及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

马克思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就人类的一般认识而言，认识的发展过程总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及深，由简到繁逐步地深化和提高人的认识层次的，科学作为一种高级的认识形式和认识形态也必然服从这一基本的认识规律。热力学的发展也遵循同样的认识规律，1811年傅里叶只是作出了温度与热量的简单的关系，还未触及本质的关系，所以才有1847年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但这远远不够，能量守恒定律并不能解释所有热力学的问题，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诞生，但熵无法解释“宇宙热寂说”，于是普里戈金等科学家提出耗散结构理论。邓小平同志说过：“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不断前进的。2，科学的发展过程不是凭空进行，而是必须以已有的科学成果为发展的起点。

人的认识过程表现为逐渐积累的认识模式。认识对象的越来越复杂和高级，认识

者本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者精力的有限性，都迫使认识者不得不以已有的科学成果为发展的起点。当人们没有能力解释科学时，就借助于虚构来解释科学，这种解释也是建立在人类已有的认识基础之上的。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开始在细节上发展对科学的认识，并作出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任何人不可能凭空进行科学研究，总是建立在这样那样的基础之上。克劳修斯的熵概念是建立在已有的许多热力学和其他学科的基础上，包括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和卡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没有必要对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研究，而是以其为起点，来进行突破和创新。牛顿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通常被用来赞叹牛顿的谦逊，更重要的是说明牛顿的认识是在前辈科学家如伽俐略等的基础之上。

2． 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经过否定之否定，事物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在更高的阶段上重复旧的阶段的某些特征，由此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由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它是事物自己完善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正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的经典力学的否认，而发展了力学。傅里叶定律通过对拉普拉斯、拉格朗日理论的否定，来达到热力学的发展，当然并不否认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对科学的贡献。由科学发展的否定的过程可知，科学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曲折的，有时还必须与所谓的科学权威做斗争，傅里叶定律通过对拉普拉斯、拉格朗日理论的否定的时候，正是拉普拉斯学派统治欧洲科学的时候，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他们的门生联合起来，竭力批评傅里叶的理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权威，同时有不能迷信权威，要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了解科学发展过程，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使我们对自然科学树立正确的观念，积极从事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

本书是一本关于当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着重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精神。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技术进程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反思。自然科学在破和立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哲学精神，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首先是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拉普拉斯、拉格朗日的体系被傅里叶打破后，自然留给人们以无穷的奥秘，人们不再承认任何禁区和权威，大胆探索，探索的目的不是解释和论证，而是发现新的未知的原因，近代科学家没有传统的包袱和现存的答案，只相信通过自己的探索而建立的知识，科学家求知不仅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也有着为全人类的功利目的。科学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科学家关注于能够直接改变事物的原因，以及能够控制事物生成和运动的力量。

其次是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科学家注重把经验当作发现和检验的方法。科学的经验是实验，不是常识，科学的方法是归纳，不是类比。实验的方法按照科学理论设定并限制感觉经验，具有目的性、选择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特点，从而使经验观察结果起到发现和证实的作用。近代科学家对经验进行科学设计的方法是认识的一大进步，它填补了感性和理性的差距，用实践结果回答了感觉经验何以能够产生抽象概念的问题。

再次是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玻耳兹曼从分子无规则运动的概率得出熵，牛顿得出力学方程都是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用数学语言精确的描述客观规律，原因有二，一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人们相信，用数学建立的模型不

是主观创造，对经验加以理想化的处理和客观规律的发现是一致的。二是数学和物理学发展的一致性。最后是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早期自然科学的范式是牛顿力学，它只承认推动和被推动的因果链，不承认上下的等级区分，世界是一架大机器，自然物按照相同的规律运动，没有上下之分。上帝被设想为这架机器的设计师和第一推动者。按照机械论的图式，宇宙间的引力被想象为机械力，人的感觉运动被想象为外物刺激感官，推动神经和心灵的机械运动。

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对我们研究生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使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能够进行反思，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耗散结构http://geoteach.jyjy.net.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17

2．现代科学技术导论。宗占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3．科学哲学导论。张之沧。人民出版社。2004年

4．自然辩证法参考读物。刘兵，李正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五篇：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

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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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史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更是一段抗争的历史。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由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虽然中国的命运仍没有改变，但不管是落后的农民阶级腐朽的统治阶级，“先进”的资产阶级还是更为突出优秀的无产阶级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迹，正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绝大多数人的手里。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理所当然，“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她建设成人间乐园。”让我们向历史学习，学习他们无畏一切为国奉献的精神吧！的确如此，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要面对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民众中构成一个正常、自信、仁和、积极进取的大国心态。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但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是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理所当然，中国的独立落在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身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其一，我们必须明白，清晰的认识到发生在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运动，截止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共十四年，它的余波又继续了四年。这次大革命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近代的第一个革命高潮。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惊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大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性，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极端反动性。从西方国家来的资产阶级侵略者，在世界的东方充当了绞杀人民进步事业的主要角色，他们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洒着千千万万农民哥革命的勇敢战士的鲜血的大地上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大革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1982年出版 页73）

其二，为了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二次革命高潮（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经过甲午战争，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有声势的政治运动。这就是梁康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维新派用各种方式制造舆论，组织社会团体，初步形成政党式的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是混合着封建思想的不纯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比起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毕竟是新鲜的和锐气的。它冲破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激起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索救亡之道的积极性，一时社会大变。他们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运动之中，使他们在思想上资产阶级化，他们又通过学会、学校、报刊而使资产阶级政治化。他们在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1982年出版 页313）

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个称为义和团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出来。这个火山的爆发，按时间说，几乎紧跟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后，它构成中国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团的勃起正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时候，又是在最靠近封建统治势力的中枢神经的地区。

光绪帝二十七年（1907年）四月，川东一带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起义。次年，从资阳县开始，川东各地，以至川北、川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焚毁教堂的群众斗争。同时，在直隶省南部的广宗、巨鹿也发生了以景廷宾为领袖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扩展到山东、河南两省边境的一些省份在这些地方潜伏下来的义和团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川东和直隶省南部的两次斗争虽然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然而它们又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相结合起来的先声。

其三，发生在第三次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失败了。虽然没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把延续两千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次以后，任何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其次，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得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的形式参加斗争，不但是北京政府，而且是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激荡。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突出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即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的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开始。

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近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归功于各个阶级的努力（当然也不排除经济原因的影响），正是一次次的革命的发展，才使今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人，我们要铭记：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她建设成人间乐园。

参考文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