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王莽前后变化及原因分析(五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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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究王莽前后变化及原因分析

究王莽前后变化及原因分析

王莽改制是西汉历史上无法避开的一个大事件,关于王莽改制的一系列措施的分析,我觉得我在短期内没法分析的很好,所以我就选择了王莽前后的变化这一小点来切入。我看着史料,王莽其人在起初是一个君子,汉书上虽然对王莽是批判的态度,但也不得不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可见王莽在早期的作为是为人称道的。王莽出身外戚,但没有外戚贵族子弟的纨绔之气。史料上记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我不是很赞同王莽一开始就是伪善这种说法,因为有下面两个例子。其一,王莽的表兄淳于长(王太后的外甥)胆大包天,调戏许皇后,还经常写调情的信件。面对此事,王莽大义灭亲,举报淳于长的行为并导致淳于长在狱中被成帝杀死。其二,他的亲生儿子在家杀了一位奴婢,王莽痛斥后逼令其自杀。这两件可以说明王莽不大可能是伪善,因为假装的代价太大,实在不是很划算。有不少迹象表明,王莽很喜欢儒家学说,他也确实是这样贯彻了。因此也被时人说成是当代周公。王莽实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道德的人。当官期间也很有政绩,百姓都很信服他。而西汉的刘姓皇帝实在让人失望,因此众人都把王莽视为了救星。说实话,虽然很多正史说王莽是篡位自立,但从一些历史学家的著述看,似乎不是这样。王莽的称帝,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拿破仑称帝,因为他很可能是被人民推举上去的,人们把他视作救世主,给了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如果要说是一个阴谋,那么可能全国95%的识字人口都参与其中。他再稍微私心一动,当然皇帝宝座就到手了。而这宝座一到手,似乎他就开始了一个转变,这也就是让很多正史作者诟病的证据。

王莽前后是有变化。当上皇帝后,他就有些多疑和猜忌,我个人分析很可能是皇帝的宝座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古来当皇帝的,大多猜忌大臣什么的都想篡位。何况王莽本来只是个大臣,一下子成了皇帝,他也害怕别人模仿他,把他赶下台去。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值得注意到王莽很相信儒家学说,因此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规定肯定是很熟悉。因此他心中会有一个结,虽然他的支持率很高,很有威望,但他自己很可能清晰的知道自己是篡位者。他想要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也许是中儒家的毒太深,所以他开始了一系列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费解的行动,比如数易地名,给少数民族改名换印等。有人说他是无聊,我倒觉得这很可能是他打算清除西汉的印记留下他的印记,来为自己正名。他后期的优柔寡断也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名不正言不顺。这也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任用的大多都是旧的世家大族,为什么他在大族反对之后就几乎完全废止了王田私属条例。他是皇帝,但是却不能像早期一样当机立断,因为他的皇帝,来的不光彩。所以他担心有人用这个作为理由来反对他,自然他也就不能像当年一样的硬气了。王莽早期很温和,后期却比较喜欢发动战争,一方面确实有可能是想利用战争来正名,并转移百姓的注意力,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许是想象汉武帝一样,建立一番功业。王莽始终是比较有才的,但他也许更适合做一个辅政大员,封疆大吏。不适合做皇帝。王莽前后的转变既是由于他自身的因素(性格的缺陷日益出现)也是由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和他所信奉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王莽,我们需要一分为二的分析,以上是我粗陋的见解。希望得到老师的批评斧正。

第二篇:改革开放前后变化

:曾理 易径益 王超贾飞 李国华 铎善荣 王玥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的成就

三、改革开放的生活

四、改革开放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1、三十年前的小岗村30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只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小岗作为“吃粮靠返销、用钱靠

1978村的18索农村致富新路301、从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小岗村探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大包干”生死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小岗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6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20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3、小岗村的民生变迁?小岗村的民生变迁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中国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满身光环?近一条“现代农业——旅游产业——

30。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在的小岗村新貌小岗人

5万多人来小岗村参观学习。目前

岗的明天会更美好。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4年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确定开放14个沿海??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1990年国家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1992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

3?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的兴建?1994年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2、1994年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行?199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教育创新?1996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高

7月香港回归?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12月澳门回归?2000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WTO,?同年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2004“振兴东北”战略2005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06龙跨越世界屋脊2007圆千年梦想国威大振2008年 北京奥运会8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城乡规划法、就业促进法等一批重要法律将在年内实施。科技?射成功。2008?现在中国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歼-20】和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了。歼-20 2011年1月11日90分钟。被认为可以和美国F-22和俄罗斯T-50相抗衡的战斗机。??(1)改革开放309.7%煤炭、化肥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都排在第一位?(2)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中国30年

活也发生 变化“中

?吃„不再只是为了填饱肚

?这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海?现在的上海和新农村的建设“?黄包车也是一种上品生活?汽

2008年109.78亿户。手机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4.1(3)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4)

——和平稳定、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世界银行数据)名次 国家GDP(亿美元)1美国1425632中国58786 3日本54742 4德国334675法国264936英国217457意大利211278巴西157199西班牙14602 10加拿大1336011印度1296012俄罗斯1230713澳大利亚924614墨西哥874915韩国8325

三、改革开放的问题

1、社会民生问题二元户籍制度: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

三、?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

?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第三篇: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原因分析

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原因分析

国际贸易,又称为世界贸易,泛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活动。国际贸易作为世界各国联结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在联结国内生产与国外消费和国外生产与国内消费方面处于特殊的中介地位。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各个国家要增强自国的综合国力,就必须参加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而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经过一个漫长的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签定了《辛丑条约》,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清政府全面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关税没有自主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不利的关税政策,使得白银大量外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实行,商品经济基本在大陆消失,也就没有对外贸易交流的基础,中国大陆主要贸易对象是苏联和东欧,贸易灵活性及供需性弹性很差。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商品经济和大部分市场条件,允许外资企业进驻中国进行投资、生产、销售、赚取中国大陆白银,但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经验、高质量的商品供民族资产者学习、运用和实践,此外关税完全自主,由我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关税的导向。加入世贸组织后,和世界市场经济更加融入一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基本条件就是大幅度降低关税门槛,所以我国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入到世界贸易市场大环境下,不再进行贸易保护,大幅降低关税,欢迎世界上各个投资商。而对于近年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

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

(五)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加WTO之后,关税水平调整的余地不大,但可进行关税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好进口关税梯度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适当缩小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与名义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少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进口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则征收相对较高的税率。弱化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适当考虑关税保护就业的作用。

第四篇:韩国对华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2002 年以来, 韩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出现了一系列变

化, 种种情况显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在发生重大转变, 其 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表现

(一)对华投资热情高涨,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2 年以来, 韩国对华投资逐渐消除了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形成了增长高峰: 2002、2003、2004 连续三年, 中国成 为韩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对象国;2004 年1~10 月, 韩国对华直 接投资达到58.67 亿美元, 位于香港、维尔京群岛之后, 超过日 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地区)。由表1 可以看出, 我 国是韩国主要的投资对象国。韩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其海 外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特别是2002 年以来, 中 国成为韩企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 对华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

(二)大型企业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投资项目趋于大型化 2002 年以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比较低(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型韩企对华投资比较多, 而且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2002 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纷纷加快了向中国转 移的步伐: 2003 年5 月, SK 化学同大连通达环境公司签订了投 资1.5 亿美元的合同;2004 年4 月, 由韩国三荣化学株式会社 投资7000 万美元兴建的大连三荣化学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 竣工投产;2004 年9 月, 与韩国独资企业喜星电子(南京)有限 公司进行了项目签字, 决定增资扩大规模, 增资后该公司的投 资总额将达9 900 万美元⋯⋯ 这些无疑都是大型韩企进一步 向中国靠拢的信号。所以, 从2002 年起,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均规模大幅增长, 2004 年上升为240 万美元。

(三)投资动机发生重大转变,“市场导向型”投资逐渐形成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进

行投资, 主要目的是利用低廉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是“成本 导向型”投资。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对外 资企业外销规制的变化和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 韩企的投资动 机也发生变化。韩国对华投资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是 为了开辟市场。因此, 韩国的对华投资动机已经由传统的“成本 导向型”转变为“成本与市场并重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 2008 奥运会的即将召开, 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 并且以 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导向型”投资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工商会议所和韩国全经联 自90 年初以来, 对韩国企业所做的一系列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四)对华技术转移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大多采取“技术研发在韩国, 产品 生产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韩国企业在中国当地进行技术研发 方面, 不仅不能与欧美企业相比, 与日本企业也有相当大的差

距。根据科技部的统计, 截至2002 年8 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的R&D 机构已达82 家, 这82 家研发机构中, 总部在韩国的 只有3 家。另外, 据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统

计, 截止到2003 年3 月, 韩国企业在华拥有的专利件数(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24 003 件, 排在日本(125 976 件)、美国(86 896 件)、德国(31 482 件)之后, 位列第四;在专 利的申请方面, 韩国也排在上述三个国家之后。这都表明, 韩国 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较少, 对华技术转移程度较低。

但近两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面对中国入世后日益放开的市场和2008 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韩国企业一改以前只是 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的做法, 开始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造就了 一批高水准的“生产基地”。

例如, 继2003 年底苏州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2004 年3

月于杭州开设LSI 研发中心、5 月于上海设立专管出口性家电 与手机设计的设计中心之后, 三星在中国南京建设的软件研究 所也将于2005 年年底前运营。另外, 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专门研 究RF 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发中心。①2003 年3 月, LG 电子 公司表示作为致力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它的第二大数字电视研

发基地的努力的一部分, 它将推进它的中国工厂的研发功能。“在中国赢得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在该地区的研发功能。” LG 公司的一位官员称。

(五)整合在华业务, 提升一体化程度

以往韩国对华投资缺乏长期战略性, 把中国视为其生产基

地或其国内市场的延伸, 结果导致了投资规模偏小, 投资项目 技术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 当地化进程缓慢。但2002 年以来, 韩 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设立控股公司、投资公司 以及地区总部, 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大为加强。

2002 年7 月, 韩国LG 集团宣布, 正式把“大本营”扎进中

国。预计投资高达4 亿美元的“北京LG 双塔大厦”, 正式在北 京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地带———建国门外大街CBD 商圈内动

工。大厦建成后, 将成为总揽LG 中国业务的总部, 统帅以LG 电子为首、包括LG 化学、LG 生活健康、LG 商社、LG 产电等12 个集团下属系列公司在内的庞大LG 军团;2004 年10 月, 现代 汽车集团成立了中国控股公司。该公司将受让目前该集团关联 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10 多个法人公司的股份, 从而全面管理、协调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现代MOBIS、INISTEEL、现代HISCO 等关联公司的中国业务;三星集团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的经 营基地, 也正筹划着进一步的战略转变, 即将以制造为中心的 投资转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

韩国企业在华的上述重组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其在中

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加深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参与, 提高本土 化程度;另一方面, 通过业务整合, 拉紧了在华投资企业与其总 公司和其它海外机构的联系, 为其加快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进 而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转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韩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导致企业 纷纷转移到中国

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 1995 年~1997 年平均每 年84 次, 2000 年250 次, 2001 年322 次, 2003 年更是工潮不 断, 频繁的罢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调查显示, 2002 年韩国共发生322 起

劳资纠纷, 其中132 起发生在制造业企业, , 这些制造业企业因 此在销售额方面遭受共1 兆7 177 亿韩元的损失, 出口也减少 了6 亿多美元。从1998 年开始, 制造业每年因劳资纠纷遭受的 销售损失连续5 年超过1 兆6 000 亿韩元, 对企业和国民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罢工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

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生产率总部于 2003 年6 月19 日发表的“各季度劳动生产率统计”报告表明, 从1999 年开始到2002 年为止, 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幅仅为5.5%, 但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水平却上涨了10.4%, 几乎为生产率增幅的两倍。这导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成本 增加, 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急剧走高的生产成本, 越来越

多的韩国企业打算将生产从韩国转移出去, 而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同时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对韩国企 业极具吸引力。据2003 年7 月15 日发表的韩国贸易协会贸易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表明, 在其246 个出口加工企业调查对象 中, 74%的工厂拟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或计划将整个工厂撤出 韩国。调查显示, 拟向海外迁移的三分之二厂家将中国作为选 择对象。

(二)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 成 为我国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均以制造业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02 年中日韩三国投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②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业为主, 比重高达78.6%。在 制造业中, 韩资企业多从事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纺织服 装和皮革制品的生产, 约占总数的32.79%和24.59%。从工艺流 程看,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是融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 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 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 序进行分解、组合, 韩国利用这一特点, 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和要素禀赋, 通过直接投资把产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 海外生产。所以东道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形成吸引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随着利用外资不断

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土地和工厂中 解放出数量惊人的劳动力, 形成既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状态。虽然从直接成本的角度看, 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

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但如果缺乏自身制造业产业基础的支 持, 这种优势很容易转移。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度重视 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建设,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进程的 主导力量, 积累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 使得我国的教育科技资源丰富,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 学习了国 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素质在短 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累积, 成为我国 吸引韩国制造业来华投资的强大诱因。

(三)中国入世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快速提高, 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加入WTO 后, 政府将逐渐取消与世贸组织有关投资

政策不一致的一系列内部规定, 尤其是取消当地成分要求、贸 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 真正实现外商直 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与国际接轨。

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原则, 我国逐步对有关法律和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 先 后修改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城市化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在产生了大

量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等之后才治理的老 路, 而应该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以实现“以人为本”、“人———建 筑———自然”三者和谐统一。整体上看, 构成绿色建筑的主要城 市形态是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紧凑型城市规划认为可 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形态及规模, 这种规划强调:(1)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 合土地利用, 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 减少人们对出行的需求, 有效地减少交通排放;(2)提倡使用公共交通, 减少小汽车使 用,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使用, 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通过有 效的土地规划, 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 充分节约能源;(4)高 密度的簇状社区, 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 可以增强社 会的可持续性。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 定了空间“点”的基础。

4.新型工业化的非线性发展道路要求有重点地积极推进“数 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将传统工业化与当前信 息化连接在一起的非线性途径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一般指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 能够有效获取、分类 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 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 城市综合工程。从宏观层面考虑, 数字城市有五个战略要点应 加以集中关注:(1)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 市的战略准备;(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 基础;(3)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 导;(4)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5)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随着 数字城市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可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城市的自然

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 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 整体效率、改善生态质量、促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因 此, 城市的数字化潮流将不仅是全球信息化在城市化上的具体 反映, 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还 是加速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协 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 不能忽视作为社会经济 长期发展重要因素的劳动力素质提高, 不能忽视社会综合平衡 协调发展;政府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 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企业 的经营利润脱钩, 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改善和整个社 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挂钩。

实施条例》;2002 年4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 年科技部与商务 部联合研究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同时也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国法规与政 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正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快速提高, 政府 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也大幅提高, 这都使中国外商的投资环境 大大改善。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公布的《2003 年世界 竞争力年鉴》显示, 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综合竞争力方面相 仿, 但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法律制度、政府决策和 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明显超过韩国, 与生产要素 成本会逐渐上升而不可能永远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性质相比, 这 种软环境竞争力更具有长期意义。

(四)面临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激烈竞争, 韩 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行动, 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等

中国加入世贸后, 将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特

别是服务业市场, 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 务、零售服务、租赁服务、金融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 务等。可以说, 在中国市场上, 2001 年之后的这3、4 年是一个 重新划分市场份额的大竞争时期。

面对这种局面, 欧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强

度, 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当地化进程加快。即使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美的日本企业, 在2001 年以来, 也开始 调整其全球地区的资产比重, 对华直接投资节奏明显加快, 对 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显著上升。

韩国企业由于对华投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在我国面临

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危机。迫于竞争压力, 韩国的汽车业、家电 业以及IT 业纷纷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项目 技术含量, 并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篇:论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论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有人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还不如改革开放以前好,回到过去还好些。

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除了弄清楚改革开放前的29年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还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马克思讲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从而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进行比较呢?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关于官员腐败与社会风尚问题。

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很大一方面是对当今政府的失望,部分官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权力滥用的情况比比皆是,百姓与官员的距离拉大,好多人考公务员是为了一个铁饭碗,而不是真心真意为群众做事,“权力寻租”必然出现钱权交易,而钱权交易是催生腐败的温床。“权力寻租”其根源在于党政部门权力过大,同时党内外的民主监督不到位,致使少数掌握实权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捞取个人好处。当前官场上的钱权交易手样繁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

中涉及的金额触目惊心,已经成为官场上道德败坏的一大顽症,也是人们抨击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为了金钱,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都敢做。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瘦肉精猪肉、毒饺子等残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层出不穷,官员们包“二奶”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清正廉洁,腐败官员鲜为人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从另一个层面分析,腐败现象是要有一定的温床和经济基础的。三十多年前,我国还是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候所有的建设项目都由国家立项建设,各种物资的调拨或采购都由国家统一定价,这里面根本就没有钱权交易的操作空间。就连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来看,所有的物价都由国家统一定价,在限量购买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出现腐败现象,至多出现个别人的贪污盗窃或者是“走后门”购买紧俏商品。退一步来说,当时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有钱人,即便是想行贿的人也没有多少本钱,何谈钱权交易?再说,当时的政治高压不是现在的人所能想象的,谁敢以身试法,轻者吊销城市户口,押解回乡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重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其投入监狱服刑改造,因此谁也不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牺牲品。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并非没有腐败现象,只是腐败的形式与今不同,并且不可同一而语。当年官员的腐败是特权,既隐蔽又少有非议。特权阶层依据官员的等级能够享受到不同的物资待遇,这种待遇在市面上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何况当时人们都是穷光蛋。此外,当年的决策不讲民主、不讲科学,官员拍脑袋就能决策,造就了众多的“下马工程”或

无效工程,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浪费现象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官场上的腐败?

二、关于专制与自由民主问题。

专制与民主是两个对立的矛盾体。过去人们总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目前美欧过于民主及自由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打破了自由民主美丽的神话,不少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审视专制与民主的各自优劣。其实,专制与民主各自有个度,也就是不能无节制的滥用专制与民主,否则就会走向极端。专制就是要适当的进行管制,要防止少数人的权力无限大,并且我行我素,实行独裁统治,从而使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命运被独裁者绑架,萨达姆、卡扎菲以及今日的朝鲜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自由民主也要有一定的约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民主权力。美欧的选举文化,不少政党为了取悦于选民,开出超出国力的福利支票,透支了未来,目前债务缠身而不能自拔,这是过度自由民主化带来的恶果。希腊如此,美国也何尝不是这样呢?

三十多年来,我国从过度的专制中走了出来,民主与自由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建国初期,共产党刚取得政权,礼贤下士,既邀请民主党派共同执政,又能听取党内外不同的声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共产党人骄傲自满的情绪日益见长,党的领袖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已经容不下不同声音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先是鼓励党外人士提不同意见,后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定性为“反党言论”,从而在新中国诞生了一批敌对势力的“右派”分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牺牲品。自此以后,以言获罪盛行,万马齐喑,最终党的领袖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上演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文革”浩劫。今天,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保障,只要不是散布谣言或者恶语中伤,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目前,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是人们言论自由的一个极好的交流平台,不少腐败分子的贪腐行为就是在网络上被公之于众,并被知情人层层剥皮,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一些腐败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时下网络言论已经成为监督官员行为的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

三、关于经济成就与贫富差距问题。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在外援很少的情况下,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也取得了不平凡的经济成就,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但此后我们就陷入了困境,像“大跃进”是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问题,还有“文化大革命”则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出现了大问题。“文革”是中国的一场“浩劫”,从经济上看,经常听老一辈说文革是中国至少落后了十年,确实,“文革”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上世纪六十年代正赶上了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兴起,欧美发达国家将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向海外转移,我们周边国家都坐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而中国却陷入了泥坑中不能自拔,距离世界的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强国之路也离我们愈来愈远。“文革”后期,虽然有“四个现代化”,但却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实施过,我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即使是自力更生地搞建设,也经常被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冲击,“四个现代化”也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愿望。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成就喜人。邓小平提出的“换脑子、抓机遇、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成了人们的共识。发展30年中,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最近5年中,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2002年为4.4%,2007年为5.5%。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迅速实现了和平崛起,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正在改变着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一个社会制度,仅仅用了30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解决了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吃饭穿衣(尽管质量还不高)问题,又用了30年使国民经济翻了几番,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尽管还不是经济强国),这个社会制度就是好的。尽管他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社会制度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创建下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西方愿意不愿意,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华大地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牢固。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强大的西方经济面前,我们还落后几十年,但是,相信再过几十年,就我们目前的发展速度,这种差距会逐步缩小、消除最后甚至超过!

三十多年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小,但这种差距是建立贫穷的基础上的。如今我国经济飞快的发展着,仅用了三十年,就取得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连敌视中国的外国人也不得不佩服!尽管我们最近三十多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的高水平,但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处在世界各国排名的百名左右,这不能不让我们汗颜!国强民富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处于建国以来的最高点,社会矛盾激化,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就业问题突出,住房、医疗、就学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在民生上的投入不足,人民感觉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当今社会动荡的根源,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关于国际地位的变化

中国幅员辽阔,历来是个大国。但自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是一个久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弱国。二战结束时,中国虽然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但中国贫弱的本质并未因此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趋势得到扭转,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但受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与国际环境的制约,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复兴之路十分曲折,国际地位的改善亦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其一,虽然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并搞出了“两弹一星”,但受大跃进和文革等因素冲击,中国错过了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宝贵机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弱、大而穷的国家面貌与国际形象;其二,由于长期处在国际经济封锁大背景下,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思潮影响,中

国六七十年代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中,与外界有限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参与微不足道,总体上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其三,除意识形态领域外,中国国际影响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周边地缘政治,只能算一个地区性大国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美联合对苏等事件,虽然加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但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的特征并未因此改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引入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到74772. 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9倍。2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8%,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达3483.5亿美元。1993年后,我国吸收外国资本总额已连续5年保持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对是世界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银行系统的充足资本,使中国成为危机中世界少数的中坚力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一直对拯救世界经济努力,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第二,从外交方面看,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在外交上有明显的体现,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这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采。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上扮演重要的绝色,比如近几年的朝核问题,中国从中斡旋,并成功促成“六方会谈”。

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联合国维和、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由问题的一方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方”。

第三,除经济实力和外交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美国国防部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么大的投入,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第四,从文化上讲,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一些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中华文化影响的例证。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在中国召开,更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认可,也是更好的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的途径。文化的影响力现在虽不及经济,但这正给了我们一种动力,要我们更好的发扬中华的优秀文化,通过文化影响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

五、关于国防军事

1949年至1979年,“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使西方国家俯首认输,尤其是朝鲜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使美国人至今不愿提起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受所有国家敬仰,一雪 “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毛泽东打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中国。是国际公认的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国家强大,打遍天下无敌手。

国防科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

1980年至2010年,我国陆地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岛屿问题很大,号称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连自己领海中的岛屿都收复不了;美国敢炸中国大使馆;日本、印度、越南等国虎视眈眈。现在,美国航母要进黄海。有人说现在“神州飞船”上天了,殊不知,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六、关于教育状况问题 <1>高等教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受“左”的思潮影响,从反右斗争

到“文化大革命”,高等学校都是重灾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把高等学校乃至整个教育当作上层建筑,除了不断遭到“阶级斗争”外,还把教育当作不从事物质生产的消费部门。既然是消费部门、福利事业,因此对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只注重钢铁、粮食、煤炭、交通等物质生产,把教育列入另类,因而有“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之说。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把高等教育定为单一的上层建筑属性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理论上的误导,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大。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邓小平首先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在制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尽管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但各级政府、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教育优先的地位确立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从到1978年的598所、在校生132.19万

人、毛入学率1.56%,发展到2010年的3155所、在校生3000万人、毛入学率25%。国家有力支持和实施了“985 工程”“211 工程”等一系列计划,在高校中集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差距。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承认学生的差别和不同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简单化的、程式化的、“工厂化”的培养方式,强调个性化、人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因人而宜,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指学前教育和普通初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小学)等为六年制;中等教育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通常各为三年。另外有少数把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教育战线落实“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具体举措,是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构建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幼儿园15.04万所,在园幼儿2976.67万人;有小学25.74万所,在校学生9940.7万人;普通初级中学54890所,在校生5279.3万人;普通高级中学14058万所,在校生2427.3万人;有特殊教育学校1706所,在校生42.56万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教育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七、总结

该怎样回顾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我的看法是:一,应以正面总结和宣传成就为主,但少讲不讲大话、空话、套话,不要千文一面。文章要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归纳。要总结出水平,将经验上升到理论,要探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好地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二,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理论认识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足与教训,不要回避。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科学态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确面对和解决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三,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需要过多强调个人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贡献,那种高调凸显自己,自我吹嘘的东西,多不如少,少不如无。

毋庸置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是主要的,应在总结经验中充分肯定。但能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没有任何需要总结的教训和缺失么?其实并不是如此,比如说,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负责人借改革之机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或是官商勾结,以超低价将国企出卖给私商。如果事先有个出卖国有企业的严格的章法,有一定的审批程序,公开竞标出售,哪些国企能卖,哪些不能卖,事先有安排,就会好得多。再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还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30年来,财富大幅度增长,人均GDP翻了三番多,但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提出应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如果能更早地关注和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会更大一些。

总而言之,肯定成就,是为了沿着改革的正确方向与道路继续前进;正视不足,是为了弥补缺失,改进工作,以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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