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权益结构分析的内容及变化的原因

第一篇：股东权益结构分析的内容及变化的原因

股东权益结构分析的内容及变化的原因股东权益结构分析的内容及变化的原因《豆丁 股东权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了公司的自有资本。当总资产相关图片 小于负债时,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公司的股东权益便消失殆尽。如果实施破产清算,股东将一无所得。相反,股东权益金额越大,该公司的实力就越雄厚。编辑本段计算公式 净资产=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编辑本段应用法则 股东权益比率应当适中。如果权益比率过小,表明企业过度负债,容易削弱公司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权益比率过大,意味着企业没有积极地利用财务杠杆作用来扩大经营规模。编辑本段操作实例 例如,上海汽车(相关,行情)1997 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上,总资产为 40.56 亿元,负债是 7.42 亿元,股东权益就为两者之差,即33.14 亿元,即是上海汽车的净资产。其1997 年底的股东权益比率为81.71%(即〈33.14÷40.56〉×100%)。编辑本段权益内容 股本 即按照面值计算相关图片 的股本金。资本公积 包括股票发行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资产价值。盈余公积 分为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按公司税后利润的 10%强制提取。目的是为了应付经营风险。当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法定公益金 按税后利润的5%一10%提取。用于公司福利设施支出。未分配利润 指公司留待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待分配利润。股东权益比率是股东权益对总资产的比率。股东权益比率应当适中。如果权益比率过小,表明企业过度负债,容易削弱公司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权益比率过大,意味着企业没有积极地利用财务杠杆作用来扩大经营规模。编辑本段权益律师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纷呈,由于投资者、管理者缺乏法律意识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导致股东之间纠纷频繁,为了使股东纠纷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从而使公司正常运营,股东权益保护律师应运而生,简称股东权益律师。编辑本段律师职责 股东权益律师必定是熟知《公司法》、《证券法》、《劳动合同法相关图片 》、《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资深律师,他们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己任,通过制定公司章程、修订股东协议、调解纠纷、会计审计、诉讼等法律手段预防、解决各种股东纠纷。目前,我国的股东权益保护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缺失较大,专业的股东权益律师显然不多,据搜寻,只有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臧小丽、任景华两名律师打出了专业做股东权益律师的招牌,市场呼唤更多的股东权益律师。股东权益的概念: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权益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表示当事人由于付出某种代价,可对关系自身利益的行为施加影响,并且依法从该项行为的结果中取得利益。股东是指依法持有公司的人,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和数量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权益就是股东基于其对公司投资的那部分财产而享有的权益。编辑本段保护措施 指标保护 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内外部监督体系,促进小股东与大股东享有同样的收益权、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规范董事会对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忠实义务”,推动公司管理层履行对小股东的“信托责任”,保障上市公司小股东权益不受侵害。设立原则是:

1、方向上, 重社会化实施,轻理论化研究;

2、内容上,力求简单,使小股东容易理解和实施监督,使大股东和董事会容易对照和改善;

3、操作上,执行中评价所需资料获取方便,从定期披露的信息中可全部获取。问题指标问题的答案

有:“是”与“否”,原则上回答“是”的百分率即为该项指标的得分。之后乘以上一级指标的权重,最后得出该问题指标在总分中的具体得分。法律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纷呈相关图片 ,由于投资者、管理者缺乏法律意识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导致股东之间纠纷频繁,为了使股东纠纷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从而使公司正常运营,股东权益保护律师应运而生,简称股东权益律师。股东权益律师必定是熟知《公司法》、《证券法》、《劳动合同法》、《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资深律师,他们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己任,通过制定公司章程、修订股东协议、调解纠纷、会计审计、诉讼等法律手段预防、解决各种股东纠纷。中国的股东权益保护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缺失较大,专业的股东权益律师显然不多,据搜寻,只有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臧小丽、任景华两名律师打出了专业做股东权益律师的招牌,市场呼唤更多的股东权益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权益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表示当事人由于付出某种代价,可对关系自身利益的行为施加影响,并且依法从该项行为的结果中取得利益。股东是指依法持有公司的人,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和数量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中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权益就是股东基于其对公司投资的那部分财产而享有的权益。编辑本段相关意义 股东权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了公司的自有资本。当总资产小于负债时,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公司的股东权益便消失殆尽。如果实施破产清算,股东将一无所得。相反,股东权益金额越大,该公司的实力就越雄厚。股东权益包括以下五部分:一是股本, 即按照面值计算的股本金。二是资本公积。包括股票发行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资产价值。三是盈余公积,又分为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按公司税后利润的10%强制提取。目的是为了应付经营风险。当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 时可不再提取。四是法定公益金,按税后利润的5%一10%提取。用于公司福利设施支出。五是未分配利润,指公司留待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待分配利润。在现代社会制度中,随着法律的不断进步与完善,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人的利益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关注。而小股东作为处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弱势群体,其利益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法律价值的体现,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有必要在立法、司法、事后救济等方面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以促进中国社会法律的不断完善与进步,为创建依法治国的社会而作出贡献。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所存在的缺陷问题也越来越突现出来,在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中,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既是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来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弱势群体并不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条件有什么缺陷而是指在权力和权利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 经常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社会的民主制度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又要求多数不能压迫少数, 不能侵犯少数的自由和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的设置上,一开始就要为持不同意见的少 数预留下表达、申诉、辩解和反抗的机会和途径。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平、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是如此人微气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那么不受到大家重视。可是,一个制度能否保证这部分人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公正的善待,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文明化程度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小股东作为一类特殊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在资金数量,信息渠道,权利表决、维护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对他们权益的保护也应当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价值所追求目标之一。资本市场的发展源泉在于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在于通过资本融通市场对资本进行整合。把社会上的闲置资金吸引到特定领域中来。通过股市融合流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而这部分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各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赖和信心。而将自己手中闲置的资金用来投入到股市中来,为了保护这部分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就必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促进资本市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作为投资者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小股东, 他们的投资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从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得不到权益,就会丧失投资热情。而退出参与市场资金的融通。因此,充分保护小股东这部分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资本市场向良性和健康方向发展。也有利于资本市场信用制度的维护,筹集资金功能的发挥,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代社会中,强者的权益如果受到侵犯,自身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救济与矫正这种状况。而弱者对此可能就无能为力了。只能更多依靠国家机器和法律进行公力救济。大股东与小股东的自力救济能力是强弱分明的。这种能力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法律上如果不对小股东的利益予以特别关注以及对大股东的权利予以制衡,必然会导致对小股东权利的任意侵犯,不利于社会价值的体现和社会安定。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期,往往会强调实行发展经济的措施甚至有意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保持适当收入上的差距。以先富带动后富,以达到追求效率的目的。但是,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这时候国家需要借助于各种宏观措施,包括法律上的倾斜,来进行宏观调控,否则便会激发社会矛盾,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而中国社会显然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已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从立法上向小股东权益的方向倾斜,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与救济,无疑是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法律的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将对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起到重大的现实和积极意义。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小股东作为上市公司中处于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地位,要保护这些小股东的权益,从这些小股东的权利角度进行考虑,明确扩大这些小股东的权利内容,限制控制股东的某些权利,完善相关法律机制以增加小股东行使权利的效果和效力, 有利于确保小股东能够主动和积极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实行其权利的保护与行使,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公司的良性化运作。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小股东因各种原因有可能很难亲自来参加股东大会,为了不放弃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权益和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维护, 法律有必要赋予小股东以书面方式,并在书面委托书中载明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各自的权益,委托的具体权限,条件,要求等事项。由被委托人代为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股东会议案和相应决议做出与委托人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表示。这样,小股东既完整表达了自己的意思,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又节约了成本费用。

第二篇：养老方式变化趋势及原因调查分析

养老方式变化趋势及原因调查分析

一、问卷结构设计

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看法的特殊性导致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问题以此更加全面地了解他们对养老方式的看法，更加有利于我们得出准确的研究结论，并且切合实际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按退休年龄等因素分设调查问卷也是出于考虑整体的年龄跨度不能太大又避免分的过细的问题，年龄跨度过大会导致调查数据不准确，年龄划分太细致则不利于调查的进行，因此选了这样的三个年龄段划分调查问卷。

卷一主要是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设计的问题，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是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的阶段，没什么经济实力，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调查他们期望自己的亲人是以何种方式养老。事实上这个年龄层还可以分的更细的，但是出于篇章和人力的限制，我们采取了最优分类方式。

卷二主要是针对25周岁到四十周岁相对中年的人，他们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有经济收入而且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考虑养老方面既倾向自己的上一辈又开始考虑自身养老问题，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应该独立分出来进行调查。

卷三主要是针对41周岁以上的偏老年的人，他们的年龄多数是下有小而已了，养老方面考虑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养老问题，他们的观点也是本次调查问卷主要调查的观点，因为养老的主体在他们，他们的想法对于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

二、调查基本情况

我们以抽样调查方法分群随机抽样，调查地点主要在大庆市龙凤区附近社区和附近养老院完成完成，调查对象是小孩、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总计发放问卷50份，回收50份，回收率100%。其中无效问卷0份，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三、调查结论

青少年方面对家里老人有不舍和担心，希望老人在家里同时又怕老人有孤独情绪，还担心没人照料。中年这个年龄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偏向于排斥居家模式养老，但又担心老人在其他方式养老出现健康、安全和情感问题。对于老人本身还是向往居家养老的，而且对养老的资金方面有些担心，但是年龄越大的人越担心自己居家养老得不到很好很全面的照顾。

四、分析变化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与家庭结构变化以及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城市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社会养老压力不断加重，家庭养老社会化即社区居家养老成为我国城市养老新兴的重要方式和趋势。

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是指由社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或养老服务中心的专业养老护理员为社区居家养老老人提供上门做饭、照料及护理等养老家政、医疗保健及心理咨询服务，以及社区日托照料护理等集中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经济供养由家庭及成员提供，老年护理及照料服务由社会或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有偿或无偿提供，老年人在家庭亲人的亲情氛围以及亲切、熟悉和安全的居家及社区环境中安度晚年。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护理及照料服务等经济开支可视条件由个人家庭或政府、社区提供。

社区居家养老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一些福利国家主要的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有效结合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优势，既保持了居家环境的亲情氛围，又具有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灵活性，是我国城市养老今后最值得提倡和积极发展的养老模式。

五、养老方式变化的原因

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与作用逐渐被削弱，社区居家养老从总体上看已经成为我国养老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这一趋势的出现呢，我将从以下这几点分析。

（一）从家庭角度来看

一是家庭人口对养老的决定作用减弱。人口是家庭养老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上子女的数量决定着老年人能够得到多少数量的养老资源，子女越多，养老资源的提供者越多，老年人的养老就有了物质的保障，我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反映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为保证“老有所养”而做出的生育选择。在现代社会，子女数量不再是决定养老质量的因素，相反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数量减少，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工作挣钱上，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使自身积蓄增加，养老能力增强，养老开始靠社会了。二是子女精神上越来越不具备养老的能力。子女仅具有赡养老人的主观意愿，但由于子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或子女忙于工作和教育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老人，老人只能选择到老年公寓养老或自我养老。

（二）从社会角度来看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我国城市社会与家庭结构以及社会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正逐渐被削弱。这是因为：

一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及服务的理念机制的建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发生变化，维系家庭关系的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淡化，重经济利益，轻血缘关系，代际距离拉大，等等，这些无疑从根本上动摇城市家庭养老原有的社会经济与伦理基础。

二是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实行，引起我国特别是城市家庭结构与模式的深刻变化，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转化；一代人家庭和分居家庭增多，“四二一结构”（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将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家庭逐步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3.58人。城市家庭规模的缩小将进一步弱化家庭养老功能，而“四二一”型家庭结构将使家庭赡养系数大大上升，子女对父辈老人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照料难以为继。

三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加快，两代人同时老龄化的老年家庭逐渐增多。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现有老年家庭已达到3000多万户，独居老人已占26.6%。由于老龄人自理能力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使老年型家庭的家庭养老负担变得难以承受。

随着我国城市家庭养老社会功能的削弱，时代和社会发展正日益呼唤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养老模式的建立。

第三篇：韩国对华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2002 年以来, 韩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出现了一系列变

化, 种种情况显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在发生重大转变, 其 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表现

(一)对华投资热情高涨,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2 年以来, 韩国对华投资逐渐消除了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形成了增长高峰: 2002、2003、2004 连续三年, 中国成 为韩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对象国;2004 年1～10 月, 韩国对华直 接投资达到58.67 亿美元, 位于香港、维尔京群岛之后, 超过日 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地区)。由表1 可以看出, 我 国是韩国主要的投资对象国。韩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其海 外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特别是2002 年以来, 中 国成为韩企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 对华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

(二)大型企业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投资项目趋于大型化 2002 年以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比较低(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型韩企对华投资比较多, 而且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2002 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纷纷加快了向中国转 移的步伐: 2003 年5 月, SK 化学同大连通达环境公司签订了投 资1.5 亿美元的合同;2004 年4 月, 由韩国三荣化学株式会社 投资7000 万美元兴建的大连三荣化学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 竣工投产;2004 年9 月, 与韩国独资企业喜星电子(南京)有限 公司进行了项目签字, 决定增资扩大规模, 增资后该公司的投 资总额将达9 900 万美元⋯⋯ 这些无疑都是大型韩企进一步 向中国靠拢的信号。所以, 从2002 年起,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均规模大幅增长, 2004 年上升为240 万美元。

(三)投资动机发生重大转变,“市场导向型”投资逐渐形成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进

行投资, 主要目的是利用低廉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是“成本 导向型”投资。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对外 资企业外销规制的变化和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 韩企的投资动 机也发生变化。韩国对华投资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是 为了开辟市场。因此, 韩国的对华投资动机已经由传统的“成本 导向型”转变为“成本与市场并重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 2008 奥运会的即将召开, 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 并且以 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导向型”投资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工商会议所和韩国全经联 自90 年初以来, 对韩国企业所做的一系列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四)对华技术转移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大多采取“技术研发在韩国, 产品 生产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韩国企业在中国当地进行技术研发 方面, 不仅不能与欧美企业相比, 与日本企业也有相当大的差

距。根据科技部的统计, 截至2002 年8 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的R&D 机构已达82 家, 这82 家研发机构中, 总部在韩国的 只有3 家。另外, 据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统

计, 截止到2003 年3 月, 韩国企业在华拥有的专利件数(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24 003 件, 排在日本(125 976 件)、美国(86 896 件)、德国(31 482 件)之后, 位列第四;在专 利的申请方面, 韩国也排在上述三个国家之后。这都表明, 韩国 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较少, 对华技术转移程度较低。

但近两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面对中国入世后日益放开的市场和2008 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韩国企业一改以前只是 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的做法, 开始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造就了 一批高水准的“生产基地”。

例如, 继2003 年底苏州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2004 年3

月于杭州开设LSI 研发中心、5 月于上海设立专管出口性家电 与手机设计的设计中心之后, 三星在中国南京建设的软件研究 所也将于2005 年年底前运营。另外, 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专门研 究RF 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发中心。①2003 年3 月, LG 电子 公司表示作为致力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它的第二大数字电视研

发基地的努力的一部分, 它将推进它的中国工厂的研发功能。“在中国赢得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在该地区的研发功能。” LG 公司的一位官员称。

(五)整合在华业务, 提升一体化程度

以往韩国对华投资缺乏长期战略性, 把中国视为其生产基

地或其国内市场的延伸, 结果导致了投资规模偏小, 投资项目 技术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 当地化进程缓慢。但2002 年以来, 韩 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设立控股公司、投资公司 以及地区总部, 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大为加强。

2002 年7 月, 韩国LG 集团宣布, 正式把“大本营”扎进中

国。预计投资高达4 亿美元的“北京LG 双塔大厦”, 正式在北 京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地带———建国门外大街CBD 商圈内动

工。大厦建成后, 将成为总揽LG 中国业务的总部, 统帅以LG 电子为首、包括LG 化学、LG 生活健康、LG 商社、LG 产电等12 个集团下属系列公司在内的庞大LG 军团;2004 年10 月, 现代 汽车集团成立了中国控股公司。该公司将受让目前该集团关联 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10 多个法人公司的股份, 从而全面管理、协调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现代MOBIS、INISTEEL、现代HISCO 等关联公司的中国业务;三星集团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的经 营基地, 也正筹划着进一步的战略转变, 即将以制造为中心的 投资转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

韩国企业在华的上述重组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其在中

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加深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参与, 提高本土 化程度;另一方面, 通过业务整合, 拉紧了在华投资企业与其总 公司和其它海外机构的联系, 为其加快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进 而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转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韩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导致企业 纷纷转移到中国

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 1995 年～1997 年平均每 年84 次, 2000 年250 次, 2001 年322 次, 2003 年更是工潮不 断, 频繁的罢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调查显示, 2002 年韩国共发生322 起

劳资纠纷, 其中132 起发生在制造业企业, , 这些制造业企业因 此在销售额方面遭受共1 兆7 177 亿韩元的损失, 出口也减少 了6 亿多美元。从1998 年开始, 制造业每年因劳资纠纷遭受的 销售损失连续5 年超过1 兆6 000 亿韩元, 对企业和国民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罢工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

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生产率总部于 2003 年6 月19 日发表的“各季度劳动生产率统计”报告表明, 从1999 年开始到2002 年为止, 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幅仅为5.5%, 但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水平却上涨了10.4%, 几乎为生产率增幅的两倍。这导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成本 增加, 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急剧走高的生产成本, 越来越

多的韩国企业打算将生产从韩国转移出去, 而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同时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对韩国企 业极具吸引力。据2003 年7 月15 日发表的韩国贸易协会贸易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表明, 在其246 个出口加工企业调查对象 中, 74%的工厂拟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或计划将整个工厂撤出 韩国。调查显示, 拟向海外迁移的三分之二厂家将中国作为选 择对象。

(二)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 成 为我国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均以制造业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02 年中日韩三国投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②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业为主, 比重高达78.6%。在 制造业中, 韩资企业多从事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纺织服 装和皮革制品的生产, 约占总数的32.79%和24.59%。从工艺流 程看,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是融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 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 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 序进行分解、组合, 韩国利用这一特点, 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和要素禀赋, 通过直接投资把产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 海外生产。所以东道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形成吸引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随着利用外资不断

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土地和工厂中 解放出数量惊人的劳动力, 形成既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状态。虽然从直接成本的角度看, 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

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但如果缺乏自身制造业产业基础的支 持, 这种优势很容易转移。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度重视 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建设,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进程的 主导力量, 积累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 使得我国的教育科技资源丰富,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 学习了国 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素质在短 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累积, 成为我国 吸引韩国制造业来华投资的强大诱因。

(三)中国入世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快速提高, 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加入WTO 后, 政府将逐渐取消与世贸组织有关投资

政策不一致的一系列内部规定, 尤其是取消当地成分要求、贸 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 真正实现外商直 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与国际接轨。

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原则, 我国逐步对有关法律和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 先 后修改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城市化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在产生了大

量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等之后才治理的老 路, 而应该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以实现“以人为本”、“人———建 筑———自然”三者和谐统一。整体上看, 构成绿色建筑的主要城 市形态是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紧凑型城市规划认为可 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形态及规模, 这种规划强调:(1)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 合土地利用, 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 减少人们对出行的需求, 有效地减少交通排放;(2)提倡使用公共交通, 减少小汽车使 用,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使用, 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通过有 效的土地规划, 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 充分节约能源;(4)高 密度的簇状社区, 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 可以增强社 会的可持续性。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 定了空间“点”的基础。

4.新型工业化的非线性发展道路要求有重点地积极推进“数 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将传统工业化与当前信 息化连接在一起的非线性途径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一般指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 能够有效获取、分类 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 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 城市综合工程。从宏观层面考虑, 数字城市有五个战略要点应 加以集中关注:(1)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 市的战略准备;(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 基础;(3)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 导;(4)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5)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随着 数字城市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可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城市的自然

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 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 整体效率、改善生态质量、促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因 此, 城市的数字化潮流将不仅是全球信息化在城市化上的具体 反映, 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还 是加速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协 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 不能忽视作为社会经济 长期发展重要因素的劳动力素质提高, 不能忽视社会综合平衡 协调发展;政府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 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企业 的经营利润脱钩, 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改善和整个社 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挂钩。

实施条例》;2002 年4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 年科技部与商务 部联合研究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同时也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国法规与政 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正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快速提高, 政府 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也大幅提高, 这都使中国外商的投资环境 大大改善。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公布的《2003 年世界 竞争力年鉴》显示, 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综合竞争力方面相 仿, 但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法律制度、政府决策和 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明显超过韩国, 与生产要素 成本会逐渐上升而不可能永远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性质相比, 这 种软环境竞争力更具有长期意义。

(四)面临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激烈竞争, 韩 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行动, 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等

中国加入世贸后, 将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特

别是服务业市场, 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 务、零售服务、租赁服务、金融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 务等。可以说, 在中国市场上, 2001 年之后的这3、4 年是一个 重新划分市场份额的大竞争时期。

面对这种局面, 欧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强

度, 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当地化进程加快。即使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美的日本企业, 在2001 年以来, 也开始 调整其全球地区的资产比重, 对华直接投资节奏明显加快, 对 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显著上升。

韩国企业由于对华投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在我国面临

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危机。迫于竞争压力, 韩国的汽车业、家电 业以及IT 业纷纷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项目 技术含量, 并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篇：究王莽前后变化及原因分析

究王莽前后变化及原因分析

王莽改制是西汉历史上无法避开的一个大事件，关于王莽改制的一系列措施的分析，我觉得我在短期内没法分析的很好，所以我就选择了王莽前后的变化这一小点来切入。我看着史料，王莽其人在起初是一个君子，汉书上虽然对王莽是批判的态度，但也不得不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可见王莽在早期的作为是为人称道的。王莽出身外戚，但没有外戚贵族子弟的纨绔之气。史料上记载汉成帝时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我不是很赞同王莽一开始就是伪善这种说法，因为有下面两个例子。其一，王莽的表兄淳于长（王太后的外甥）胆大包天，调戏许皇后，还经常写调情的信件。面对此事，王莽大义灭亲，举报淳于长的行为并导致淳于长在狱中被成帝杀死。其二，他的亲生儿子在家杀了一位奴婢，王莽痛斥后逼令其自杀。这两件可以说明王莽不大可能是伪善，因为假装的代价太大，实在不是很划算。有不少迹象表明，王莽很喜欢儒家学说，他也确实是这样贯彻了。因此也被时人说成是当代周公。王莽实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道德的人。当官期间也很有政绩，百姓都很信服他。而西汉的刘姓皇帝实在让人失望，因此众人都把王莽视为了救星。说实话，虽然很多正史说王莽是篡位自立，但从一些历史学家的著述看，似乎不是这样。王莽的称帝，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拿破仑称帝，因为他很可能是被人民推举上去的，人们把他视作救世主，给了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如果要说是一个阴谋，那么可能全国95%的识字人口都参与其中。他再稍微私心一动，当然皇帝宝座就到手了。而这宝座一到手，似乎他就开始了一个转变，这也就是让很多正史作者诟病的证据。

王莽前后是有变化。当上皇帝后，他就有些多疑和猜忌，我个人分析很可能是皇帝的宝座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古来当皇帝的，大多猜忌大臣什么的都想篡位。何况王莽本来只是个大臣，一下子成了皇帝，他也害怕别人模仿他，把他赶下台去。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值得注意到王莽很相信儒家学说，因此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规定肯定是很熟悉。因此他心中会有一个结，虽然他的支持率很高，很有威望，但他自己很可能清晰的知道自己是篡位者。他想要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也许是中儒家的毒太深，所以他开始了一系列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费解的行动，比如数易地名，给少数民族改名换印等。有人说他是无聊，我倒觉得这很可能是他打算清除西汉的印记留下他的印记，来为自己正名。他后期的优柔寡断也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名不正言不顺。这也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任用的大多都是旧的世家大族，为什么他在大族反对之后就几乎完全废止了王田私属条例。他是皇帝，但是却不能像早期一样当机立断，因为他的皇帝，来的不光彩。所以他担心有人用这个作为理由来反对他，自然他也就不能像当年一样的硬气了。王莽早期很温和，后期却比较喜欢发动战争，一方面确实有可能是想利用战争来正名，并转移百姓的注意力，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许是想象汉武帝一样，建立一番功业。王莽始终是比较有才的，但他也许更适合做一个辅政大员，封疆大吏。不适合做皇帝。王莽前后的转变既是由于他自身的因素（性格的缺陷日益出现）也是由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和他所信奉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王莽，我们需要一分为二的分析，以上是我粗陋的见解。希望得到老师的批评斧正。

第五篇：中国国际收支的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中国国际收支的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多年“双顺差”，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中国的“双顺差”是由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造成的，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本文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探讨，分析其存在的原因。

一、***010000-***6X9800Y0204Z060810

上图是1985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余额、贸易账户余额、资本账户余额的走势图，其中X是经常账户余额、Y是贸易账户余额、Z是资本账户余额。由上图及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知道：1985年以来，共有五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其中四年都集中在80年代，其中1985年是逆差的最大值，绝对值达到114．17亿美元。可以看出，90年代我国经常项目状况明显好于80年代，除1993年外，始终表现为顺差。进入2000年以后，经常项目各项差额都有所增长，顺差额急剧上升。虽然收益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差额也在不断增长，但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趋势主要还是与货物和服务项差额的变动趋势保持基本一致1985--1989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逆差交替出现，同时我国贸易项目逆差年份也同经常项目逆差年份保持一致除1987年外。1990—1992年间，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由贸易顺差、非贸易往来顺差和无偿转让各项的顺差共同构成。1993年非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均为逆差，只有无偿转让存有少量顺差。

1994—20011年间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如下特点。

（一）外汇储备增长迅速 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尤其是2000 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表现出加速趋势，外汇储备增量逐年递增，1996 年、1997 年、2003 年、2004 年 我国外汇储备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7.61%、22.81%、45.62%、81.8%。到2006 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 00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中全年新增外汇储备2 473 亿美元，也创下外汇储备增幅的历史新高。2008 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19 460.3 亿美元，再次创下储备新高。

（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多年保持顺差，且顺差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除去1998 年资本项 目出现的逆差，1994—2008 年间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在此期间，经常项目顺差一直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趋势，而资本项目变化幅度较大。

（三）货物贸易顺差是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服务贸易常年保持逆差，而货物贸易常年顺差，并且顺差规模还在逐年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货物贸易对经常项目的顺差起到了主要作用，是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

（四）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且仍在不断增长从1994 年开始，我国连续十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期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9 104.82 亿美元。由以上的分析，中国国际收支从1994—2008 年间保持了一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实际上，到2010年第三季度，这个局面还在持续当中。进一步分析，1994— 1997 年这段时间资本与金融账户盈余较大，而经常账户盈余较小。1998—2000 年间，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盈余较小，甚至在1998 年出现了资本净流出，而经常账户盈余相对较大。2001 年以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盈余双双大幅增长。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的国际收支一直维持双顺差的状态，除了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项目出现逆差外，国际收支顺差在2000年以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2000---2007年间，经常项目余额每年平均以40．74％的速度增长，1997年我国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现在我国的经常项目包括了4个项目，其中2个顺差项目和2个逆差项目，2个顺差项目包括货物项目、经常转移项目，而2个逆差项目是服务项目、收益项目。自从1997年各项分类的口径统一后，顺差和逆差各项始终没有变化，而且各项目的差额也相对比较平稳，这就充分说明了经常项目的各项具有很明显的结构性，和我国的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1997---2007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货物与服务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其中货物项目是经常项目的决定因素，在经常项目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项目差额各年变化都不是很大，变动比较平稳。

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包括两个主要项目，即资本项目、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包括资本转移，如债务减免、移民转移等。金融项目包括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所有权变动的所有交易，按投资方式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资本和金融项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是一个与经常项目并重的大项目，是一国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项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加深，资本项目金额越来越大，其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及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从1985—2011年资本项目差额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出，期间除1992年和1998年我国资本项目是逆差以外其它年份都保持了一定量的顺差。1982—1991年，我国刚开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外资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以贷款方式的资本流入占的比

重较大。整个资本项目差额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以政府和银行间借贷款形式为主的其他投资，其次是直接投资，其一直都处于顺差状态，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所占的比重最小的是证券投资。至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利用外资力度加大，直接投资在资本收支中的比重大大增加。1994年初人民币开始大幅度贬值，当年长期资本顺差比上年增加了28．7％，短期资本逆差也比上年减少了24．3％。1995年长期资本顺差进一步增长近5％，短期资本由上年31．12亿元的逆差转为4．25亿美元的顺差，为资本项目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发挥巨大的作用。

1991--2004年，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波动幅度呈现出明显增大的趋势，它们之间的相互比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8年我国资本项目出现63．21亿美元的逆差，但2000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有较大增长。从1997--2007年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影响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主要因素是金融项目，自1997年到2003年，直接投资余额全部都表现为大额顺差，余额在370_-470亿美元之间平稳波动。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余额的均值都表现为平稳逆差，分别为-159．83亿美元和-43．54亿美元，在1997--2007年期间，只有少数年份是 2 顺差，其他投资只有在2001年是顺差，而证券投资只有在1997、2003、2004年是顺差，这两者的波动幅度都比较大可以说起伏不定。1982--2007年之间资本项目的顺差主要来源于直接投资收支，这期间由于直接投资每年连续保持大量顺差，并且顺差规模持续不断的扩大，所以就保持了资本项目在大多数年份出现了顺差。证券投资收支所占比重一直比较小，对整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他投资收支，在许多年份中其绝对值甚至超过直接投资收支，成为资本项目收支中的主要逆差因素。短期资本项目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其他投资项目内，按照长、短期分类来看，其他投资收支逆差主要是由贸易信贷等短期资本项目的巨额逆差造成，其中包括了资本外逃等因素的影响。

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年一个台阶，其中货物项目差额始终为顺差，而且均值达到了1483亿美元。货物项目差额一般比经常项目差额小，但是在2003年以前，情况则相反，而2003年之后，经常项目差额逐渐超过货物项目差额并且差距在逐渐扩大，这说明服务项目在经常项目中的比重有所下降。由此可知，货物项目的差额始终是经常项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项目的差额状况一般与货物项目相一致。

2000年我国国际收支外债流入有所减缓，金融机构境外金融资产大幅上升，导致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下降。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发展，证券投资逆差回落，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其他投资的逆差规模有所上升。新借外债趋缓和金融机构拆放和存放境外同业的金融资产大量增加是导致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该年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新的压力，但资本和金融账户将大体保持平衡。

2001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出现大幅增长，表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具体来看，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迅速上升、金融机构自身资产运作变化和我国境外

企业资金调回导致我国上半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大幅顺差。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200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略有减少。其中，直接投资顺差扩大，证券投资仍呈现逆差，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对外经济表现良好、本外币正向利差和国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03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规模增长63%，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流入稳定，证券投资项下由逆差转为顺差，其它投资逆差规模有所上升。

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长重要是由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大量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实现顺差1106.6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527.26亿美元的顺差规模增长110%。随着我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到位，以及拥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潜力，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规模保持稳步增长。证券投资项下顺差大幅上升。其它投资由逆差转顺差。

2005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630亿美元，下降43%。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主要是由于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大规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灵活性扩大。

2006年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是中国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积极成果，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的阶段性特征；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国民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国内供求失衡的结果；与中国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

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较快增长。2007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迅速增加，资本项目增幅不快，但金融项目顺差增幅较大，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应入世要求，近几年我没资本金融市场不断改革，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日渐完成，证券市场结构性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保险投资领域大幅放开，利率市场化、外汇体制改革亦取得了长足进步体系不断完善，也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前进。在此种情况下，3 金融顺差的增加也是必然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都会使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不少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流、储备下降、汇率贬值。中国对外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实现净流入，国际收支状况逐步改善。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90亿美元，同比下降74%。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943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入427亿美元，其它投资净流出12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

2009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达1091亿美元。而2008年已公布的这一数字为190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说，资本净流入的大幅增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并不是不可解释的。首先，2009年受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影响，国内商业银行重新调配境外资产和负债规模，减少境外资产规模，净调入外汇600多亿美元。而2008年则是净调出外汇300亿美元，央行境外资产的回流也是造成资本净流入大幅增长的一个因素。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向各成员国分配特别提款权，建议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原则，将分配的特别提款权记录为各成员国储备资产和对外负债，也是造成资本流入增加的原因。2011年全年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较2010年增长22%。国际收支继续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017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11亿美元。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较201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国际收支总顺差4228亿美元，下降19%。

二、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原因

上面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存在的持续双顺差状况，下面将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来系统地分析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深层次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双顺差是政策的结果。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贸政策导致了经常项目顺差；鼓励资本流入，特别是FDI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外资政策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内部原因：

（一）、经常账户出现顺差的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Y=C+I+G+X-M=C+Sp+T，将这个式子进行简单变换可以得到：X-M=Sp+（T-G）-I→X-M=Sp+Sg-I，即X-M=S-I。式中，Sp和Sg分别表示个人储蓄、政府储蓄，Y、C、I、G、X、M、T则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进口和税收。公式X-M=S-I 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双缺口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外贸呈现顺差格局；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外贸呈现逆差格局。中国近些年经常项目持续性顺差的局面由此可以归结为长期的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没有改变。具体来说，引起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巨额顺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内需不足的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

内需不足是中国当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990—2008 年，中国GDP 的平均增速为10.32%，而消费的平均增速仅为8.26%。消费增长长期落后于GDP，而且相差达到二点几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消费占GDP 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0 年的50.63%一直下降到2008 年的36.05%。相比国际公认的消费占GDP60%～70%的比重标准，中国只达到一半的程度，可见，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贡献度较低。

2.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不健全及传统观念影响

近年来，中国GDP 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速度却没有GDP 如此高速，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使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无法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还有中国传统观念注重储蓄，这些都导致居民储蓄率逐年处于高位，消费较少。3.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日益增强。此外，由于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我国在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直以来拥有比较优势，并且这种比较优势有不断扩大的倾向。另外，我国在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上也逐渐具备有比较优势。正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导致了经常账户的顺差。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增强，扩大了经常账户净余额1994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首次由负变正，继而持续增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服装，鞋等)和低技术产品(如收音机，家电设备等)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与世界贸易成员国的贸易趋向自由贸易，欧美国家逐渐取消了对我国进口的配额限制；同时，我国的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正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我国贸易竞争优势的提高，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导致经常项目顺差。中国产品的特点在于其是使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因此将其低端制造业转移至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再从中国出口回本国及其他国家，加大了中国的出口。同时，这些产品可以直接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不需要通过进口，这样也减少了中国的进口。4.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企业大量出口

出口退税其宗旨是奖出限入，目的还是鼓励出口。我国从 1985 年就开始实行这一政策，在近二十年来，出口退税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自1998年以后,由于内需不足,更强调通过扩大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输出资本,帮助美国等出口目的地国家进口更多的商品,维持现行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格局，这一政策促使了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的形成。5.经济结构不合理

尽管我国出口设备及其它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但是由于发达国家限制某些高新、高端技术产品向我国的出口，出口商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低,价格上不去,导致贸易条件(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持续恶化。近年来,我国大部分主要进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而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美国等出口目的地经济增长乏力,我国出口品价格增长较慢,贸易条件仍呈恶化趋势。我国一直存在的“重出口，轻进口”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贸易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格局。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切进口都会减少本国货币，而货币的减少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对外应该少买或根本不买；同时他们主张鼓励出口，而且认为出口越多越好。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奖出限入”，保持有利的贸易顺差，扩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减少外国产品的进口。贸易乘数理论也认为出口具有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口则是抵消这种作用的因素，是贸易乘数中的一个减项因子，因此提倡一国尽可能地去追求贸易顺差。除上述贸易理论的影响外，我国重出口、轻进口贸易格局的形成还受以下两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一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短缺，我国没有能力进口一些急需的技术产品和战略资源。当时采取这种“轻进重出”的政策导向确实是必须的，并且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内市场和管理政策的相对封闭，观念上一直认为进口会侵占国内市场，冲击国内产业等等，而出口能够带动国内投资和就业的增加，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出口。

1998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不振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 6.内需不足是扩大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

由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社会保障体系还没真正的建立起来，所以即使实际存款储蓄利率为负，居民也不愿意把储蓄拿出来消费。一国储蓄多，而有效投资和消费相对较少，国家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出口，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顺差。根据“双缺口”模型, 储蓄缺口(储蓄-投资)=外汇缺口(出口-进口)。也就是说, 当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时, 国内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失衡, 其在外部均衡上必然表现出净出口的增加或资本的净流出, 从而出现国际收支顺差的对外失衡。这里, 存在着一个“挤出效应”问题, 即当储蓄大于投资时, 消费需求不足, 由投资产生的过剩产能只好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寻求价值实现, 同时,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 进口商品也出现了被国内商品所取代的现象, 因此, 在消费疲弱所导致的内需不振以及投资膨胀所导致的产能快速扩张的双重作用下, 部分国内商品将被从国内市场“ 挤出”到国外市场, 而部分进口商品也将被从国内市场“ 挤回”到国外市场。在长期内部失衡的情况下，“挤出效应”必将导致贸易收支的顺差。

（二）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顺差是国际收支总顺差的主要原因

1、外商在华投资快速增长

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以及经济结构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中国由于拥有丰富而又低廉的人力资源、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外商来华投资的快速增长,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另一方面,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表面外资提高了我国出口量增速,从而促进经常项目顺差；同时，FDI未能有效转成进口，是资本项目顺差增长的另一原因。1993 年 FDI 合同额仅为 114.36 亿美元，实际使用的 FDI 也只有 275.15 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1~10月份，在国内外经济环境较为有利的背景下，流入我国的FDI规模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但是许多合资企业引进FDI后并没有购买相应的技术和设备，而是把外汇换成人民币而未用所得外汇进口外国投资品，所以，大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促成了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FDI的增长进一步带来了大量“热钱”的涌入。双顺差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增加, 使国内流动性过剩, 并引起了投资过度增长、资产价格膨胀、价格稳定面临潜在压力等一系列突出的经济金融问题。国内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国际投资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稳定，经济增长保持着强劲的势头，GDP每年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同时，国家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吸引了大批的国际投资者进入国内进行直接投资。直接投资如果是以实物资源的形式进入我国，自然形成了国内资源，使得我国的生产能力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上升；如果直接投资以货币形式在国内购买物质资源等进行生产，等同是外国资本在利用我国的资源进行牟利，造成的结果是我国资源的加速消耗，更加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能力，从而对国际收支顺差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直接投资于国内的货币资本从事生产的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则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具有平衡的效果。证券类投资于上面的分析类似。由于国际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冲击也就可以脱离实际资源的流动，使得资本与金融账户不能够起到为经常账户融资的效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多项关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的优惠政策。从投资环境上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发 展时期，同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消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许多引资政策，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使得大量外资继续流入中国。

2、资本流出渠道狭窄

长期以来,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我国对资本流出实行较严格的管制。这种状况并不因目前国内储蓄已出现相对过剩而改变。除国家外汇储备经营外,我国资本流出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外拆借和购买国外债券,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很少。并且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证券投资尚未放开,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也是我国资本项目保持较大顺差的原因之一。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尚处于幼稚阶段近年，我国逐渐从单纯地吸引外资，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国外投资。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到2010 年为止还未全部开放，只有部分项目被批准能够进行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管制仍比较严，除国家外汇储备经营外，中国资本流出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外拆借和购买国外债券，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很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证券投资尚未放开，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难得到满足。虽然近年来国家积极提倡企业“走出去”战略，但是与“引进来”战略相比，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还非常滞后。由此造成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流出较少的局面，使得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不断扩大。

3、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心理预期对我国的资本流动始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近年来, 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 企业和个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口企业会尽可能早收汇、多结汇;进口企业会推迟和减少购汇、付汇;老百姓也不愿再持有外汇。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资本流入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扩大。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呼声仍旧此起彼伏，由于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和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存在很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特别的是，美元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继续步上贬值大道，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更加强烈。在这样的升值预期下，海外投机资本为了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取收益，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中国，扩大了国际收支双顺差。这样，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又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本就随之涌入我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收支顺差与投机性资本是相互推进的，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过程。

4、全球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不容忽视

在升值预期的驱动下,近年来部分外资通过非法途径流入我国, 不少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由于人民银行在 2005 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导致一部分资金转向贸易渠道，通过“掩藏在经常账户中的资本流动”，用高报出口价、低报进口价，或者资金进入先行、出口货物延迟交付等方法，隐蔽地实现资本流入。大量的外资流入，导致资金过剩，货币供给过大，使经济很容易发生过热，加大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外部原因：

我国的巨额顺差必然是伙伴国家的巨额逆差。伙伴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影响我国政策操作的空间。2004年，美国贸易逆差为6175.8 亿美元；2005 年为7257.6 亿美元；2006 年为8 567 亿美元（参见下表）。我国从2000 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美国2004年、2005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4.3%和25.8 %。

1.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和可承受性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长期性。从国民经济体系来看巨额贸易逆差通常意味着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一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必然伴随巨额的资金流入。实际上从国际投资看，美国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流入远远超过其投资的流出，净资本流入完全可以弥补国际贸易逆差，这也是美国可以长期承受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另外美元处于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还可以享有“无泪赤字”，获取“铸币税”，直接促成美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维持巨额贸易逆差之下的经济增长。

2.中美国际储蓄率不同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长期性。

有关学者认为，贸易逆差不是由币值而是由储蓄和投资决定的，货币波动长期来看不会影响贸易差额。认为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国际借贷, 国际借贷的发生是由于本国国民储蓄率较低,不足以为本国的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 因而需要从其他国家借入储蓄,所以经常项目等于储蓄—投资的缺口。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储蓄率太低、投资率太高。

实际上美国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经济迅速发展，需求高涨，资产增值带来政府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投资和消费，在消费扩大的同时，美国个人储蓄率即储蓄占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结果是储蓄/投资平衡的恶化。19 9 5 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大约在4 ％至5 ％之间，而从2005 年开始降至负数（而我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特点，2005 年的居民储蓄率为46%）。储蓄率呈 9 负数表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而且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如2004 年美国国民储蓄为1639 0亿美元，而国内投资为23070亿美元，国民储蓄不足以为国内的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缺口668 0 亿美元需要通过国际借款来弥补。因此，当年经常赤字约为668 0 亿美元。IMF的数据表明，如果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上升1%，则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将减少相当于它的G DP总额的0.5%。所以美国提高储蓄率是改善国际收支不均衡的有效办法之一。

另外美国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从2002 财政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2004 年财政赤字为4255 亿美元，占美国G DP的3.6%，2006 降到2477 亿美元。上升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也成为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根源，成为制约我国改善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的外在因素。

3.伙伴国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

制约我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操作空间。美联储在过去的两年中连续17 次提息之后，美联储正在接近实现其经济“软着陆”的目标。如果经济实现软着陆，美联储就没有理由降息；而且美国通胀压力得到控制的话，美联储也不用提息。因此目前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5.25%，通货膨胀率为4.1% 左右，失业率在4% 左右。而我国一年期利率为6.57%，通货膨胀率为2%。去年伦敦市场的1年期美元债券收益率为5.7%，而我国央行1 年期人民币债券收益率为2.6%，两者之间的差异为3.1%，而同期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例恰好升值3.28 %，与上述收益差持平，即投资者接受低收益率人民币资产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弥补两种货币收益率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