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第一篇：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三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45]。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46]，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 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 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段[47]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四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 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 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 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 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 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50]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一段[5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 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52]，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 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 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53]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54]。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 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 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 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 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 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 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 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 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 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 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 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

第二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十十月九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①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十二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②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③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七月二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考虑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一九五九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这年十一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②《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宣部组织编选。

③毛泽东在1958年12月9日的讲话。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

二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六○年二月九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①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谈话记录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这个本子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意见（以下有的简称‚谈话‛），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把毛泽东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介绍如下。

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有的简称‚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十九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二月五日至九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就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关于土改与合作化

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对于富农。在者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一九五四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①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3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关于改邀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一亿二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不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

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贯彻了这个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一九五五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②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炔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②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工农业并的思想

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他说明了这个方针。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作用的问题上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②1963年1月，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表述，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义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让历史去检验。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接触了这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

从经济学谈到哲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早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评论，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关于认识过程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比较多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关于部分质变论。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①，但是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一九五八年初，他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包含了他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使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正确地对待毛泽东的‚左‛倾观点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的‚左‛的倾向在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政治方面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①三十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已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处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这些处划了杠杠、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毛保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这些处既没划道道，也无批注文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这样的话。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炔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在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不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活，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另方面仍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了几十亿元，动员凡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关于物质鼓励问题。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什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顶，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极现象是不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实际上不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给党的事来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和消除。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有了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附记

本文前面提到的关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笔记‛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七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

第三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四部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四部分

（从第三十五章到结束语）

五

十六、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

639页上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将变成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渐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639—640页上说，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书上又说；“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句话不好懂。国家的性质是压迫敌对势力的机器，国内即使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压迫的性质也还没有变。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共产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7

五

十七、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641页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但是还有敌对阶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书上在这里接着声明。“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不过是附带声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的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就应当从矛盾分析出发。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他们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所预见到的，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新的任务一定又会提出来。

五

十八、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650页上说；“集体农庄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形式完全符合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这样呢7

有一篇苏联的文章，介绍了红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不合并时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以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说现在一共一万人，计划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这个材料可以说明现在集体农庄的形式已经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书上这段说。“要求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需要发展，要过渡，怎么能大力巩固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要讲巩固。但不能讲得过火。书上讲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讲到具体措施就不清楚了。从某些方面（主要是生产方面）看，他们没有停滞；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说基本上停滞不前了。

书上说，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但是在我们看来，首先必须把集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由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85元，将来达到每人150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

五

十九、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651页的前一段对农村建设的设想很好。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六

十、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659页上说．“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

各省服从中央决议，接受中央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重大问题的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认为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了么？我们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提倡各省尽量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就都可以尽可能去办。以前是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上海已经提出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它们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应当是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的独立的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实像书上所说的情形。“发展所有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所不能胜任的。”那当然不要勉强去搞。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六

十一、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能够“拉平”吗？

660页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各国人口不同，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来说，佛山市和歧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歧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六

十二、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668页说，社会主义国家贷款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个叙述是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妥协总是临时的。

六

十三、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671页上说。“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提出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这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个斗争。

六

十四、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

680页上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著作上，正如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书中所指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说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生产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集体农庄由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种没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须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的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计划经济。”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衣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衣庄。

六

十五、对《教科书》总的看法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列主义，因为书中许多观点是马列主义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是马列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列主义的。基本上否定这本书，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书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的经济。书上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这本书基本观点说的就是这个，书上也说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等等。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承认有计划按比例之后，如何按此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各有各的办法。

但是这本书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书上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地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突出个人主义。这些都是错娱的．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书上不是从矛盾出发，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社会中还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主要是靠集体，同时又靠个人。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斗争。教科书上不讲这种矛盾斗争，不提倡群众运动．书上不承认先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

书上用什么“接近”，“融洽”的模糊说法来代替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

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有严重的缺点，有严重的错误，是部分的离开了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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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它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书上凭空的提出一连串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中发现和证明的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问题不突出，文章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

这本书看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使人觉得是一本经济学词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体写作，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写，像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

写书有批判对象，才有生气。这本教科书虽然也说了些正确的话，但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许多地方使人觉得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而不是革命家的话，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实践，并不真正内行。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作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的能力，没有概念和规律这一套，而作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践的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没有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与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这本书表明作者没有辩证法．写经济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是不可能的。

这本教科书初出版是一九五五年，三版是一九五八年，但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就定下来了，看来斯大林在当时定下来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现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本书的写法。格.科兹洛夫：《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这本书的批评，提出了带根本性的意见。他指出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明规律，他提出了结构方面的建议。

从科兹洛夫这些人的批评看来，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这本教科书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书来，有对立面就好了。

初步读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仔细研究一下，并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这本书的观点的其它发表的文章和书报，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了解一下，问题要弄清楚，至少也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和反对错误的意见，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谨慎。无论如何。他们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有了这本书．至少可供我们议论．并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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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

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分配如何决定产品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个基本矛盾。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

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的商品两重性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还照抄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可能会反而把问题模糊起来，使人不容易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们写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如下放体制，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时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是中央部门直接管理，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方专区管，有的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是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管的或各级地方管的，都在统一领导下，而且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有句“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这样的话以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没有在这方面分析和研究。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是在这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却可能是不断变革的。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管理，釆用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

关于产品分配，要重新再写，换一种写法，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革命的兴趣和热情呢？

六

十七、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强我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人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一个梯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它梯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敌守我攻，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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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事物反复出现，才成为规律，才能够被人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经过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等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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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过培根和霍布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是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们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列宁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产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动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第四篇：读毛主席会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范文

读毛主席会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6月1日发行的《毛主席会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下称《纪要》）原件，大喜过望。它应该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及毛泽东本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将有助于我们澄清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误读与曲解。我花两块钱买下，大大超值！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从《纪要》中我们能看出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的感觉是，参加革命后，他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权，直到他生命终结。首先，为夺权，死多少人他都不管，只要他能赢。

中国民众被杀，对他夺权有利，他就大声叫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在《纪要》中看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原因。

当他与斯诺谈到，在以保安为根据地，只有两万多兵时，他感叹：“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后来日本人又来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在《纪要》中显示，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显然他对他的这个观点颇为得意。日本人侵略中国让多少中国人血流成河，多少人流离失所。据估计，直接死于抗战的中国人就有2千万人。当今天的爱国者们还为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人不依不饶的时候，谁能想到在那中国人遍野尸骨、火影血光背后有这样一幅血脉扩张、露着得意而狰狞狂喜的面孔，连最起码的恻忍之心都没有！

除了感谢日本人之外，他还感谢蒋介石说：“后头还是蒋介石帮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可是我们知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杀人，是要杀绝共党。而毛泽东却为自己的同党被杀叫好，这是怎样一种冷血与无情！曾有朋友批评我，说我等平凡人根本无法理解伟大领袖的超常思维。是的，我理解不了，也许因为我的心是肉长的。大概只有那些“纵做鬼，也幸福”、甘心情愿地做领袖炮灰的人才能真切地、衷心地理解他们的伟人。

《纪要》中还有这样表现毛泽东对民众生命冷血的证据。如，为了让造反派帮他夺权，他支持武斗。原来我一直听人说，毛主席不主张搞武斗。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高兴的是武斗了不承认，讲假话，以及虐待俘虏。而用矛、枪、炮真的武斗，他老人家看着这出戏是满心欢喜的。他才不管有多少革命小将和无辜民众为此失去生命。他唯一关心的是——权在谁手上。

其次，对妨碍他夺权或对他既得权力构成威胁者，他格杀无论。

当斯诺问到：“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回答：“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还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这里，想请我的朋友们注意，毛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他要的就是权力在他个人手上才算数。很显然，他追逐的是满足个人对权力的占有欲，以实现将其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强加于中国大众，以满足其实现个人理想所获得的快感。为了这种快感，他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只要认为有人挡他的道，他就会让拦路者死。为了这种快感，为了扫清道路，他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所以，他夺权完全是满足其个人私欲，并不是我们原先认为他是为了劳苦大众，大公无私。之前，他一言九鼎，北京市委都是乖乖听话的，现在对他不理睬了，他极度失落。他认为权力已旁落，他必须绝对地控制局面。要能绝对控制，就必须夺回最高权力。是刘少奇这样的当权派破坏了他的快感，阻止他实现乌托邦。刘少奇这样的拦路虎必须清除掉，最好的借口说是指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局如何大家都清楚，刘少奇死得惨啊！

从毛前面所说的话，我们还可以顺便澄清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毛主席不赞成搞个人崇拜。

我们再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了，那个时候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继续对斯诺说：“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很显然，是毛需要崇拜，正是他刻意要搞个人崇拜。毛搞个人崇拜其实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从延安整风时始，也有学者认为毛从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搞个人崇拜。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目前中国人都熟悉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看，彭德怀仅因为不满大跃进，让毛难堪一回，便被整肃得毫无还手之力。见到这样功高盖世的人都被修理成这样，全党从此噤若寒蝉，都知道毛心狠手辣，从此再也听不到与毛不同的意见。毛利用恐怖气氛树立了霪威。有识时务者开始明白，吹捧毛是最安全的，而且还可以获得政治实惠。于是崇拜毛主席逐步推向高潮，直到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口号出现。

而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要掀起个人崇拜运动呢？很容易就能想明白，他要通过崇拜者来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示自己的力量，向他们示威，为他的夺权行动造

势。所以，在1966年8月到11月间他八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超过1000万。他的目的就是暗示他的政治对手——就有这么多人狂热追随我，你们不要动我，只要动我一根毫毛，你们就会被这些发疯了的人浪所吞没，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看着这场面，那些对毛主席不满的人，哪个不胆战心惊，唯有跟着高喊“毛主席万岁”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后来由于刘少奇已于1968年在开封被整死，所以，毛觉得暂时安全了。于是他认为个人崇拜要降温了。然而也只是降温而已，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个人崇拜以威慑那些潜在的政治对手，现在先把刀收一下，在将来用得着的时候还要拿出来。

况且，毛泽东其实很享受个人崇拜所给他带来的幸福。所以他批评斯诺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很享受个人崇拜，而且还要把它变为他的夺权工具。说他不赞成搞个人崇拜并不符合史实。

《纪要》还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及揭示尼克松访华之前的一些密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找这份《纪要》来看看。当年此文件印了四万份，存世也应不少，要看到大概不会很困难。

毛泽东最后对斯诺说：“我对你不讲假话”； 《纪要》红色的主标题下注明：已经主席审阅。我相信毛泽东在这里不说假话，所以，我相信在《纪要》中，毛泽东是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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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这份史料，我有四个强烈的感受：

第一，当最高权力不能公开透明的竞争使其和平更迭，而是以暗斗的方式夺权，过程往往很暴力、很血腥，结局很惨烈。

不论是彭德怀还是刘少奇，都没机会向全国公众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或辩解，以便公平地接受公众的质询和选择。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们或是被打入冷宫，或是丢了性命。这种夺权的方式承袭着中国宫庭斗争模式，中国历朝历代宫庭夺权内斗大都伴随着兄弟、【3018 1311】自相残杀，民众跟着受连累。这种斗争的技术要求是一招制敌，绝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稍存慈心，便反而让自己身首异处。毛泽东运用这一技术时，手法娴熟，所以他暂时赢了，但全中国人跟着他遭殃。第二，高度集权，权力就会失控。

用无法无天来形容毛泽东是再恰当不过。建国后他一手遮天，谁也管不了。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家权力和暴力机器成为其个人私有物，他想拿来整谁就整谁。在《纪要》中，我甚至见到宪法的修改也是先由毛来定调。他一句话、一挥

手，全中国都被他搅如痴如狂，也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然而，因为他是至尊，所以中国人不用他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任何责任，其所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无法挽回的重大摧残后果，却由几代中国人来承受。不改变这种状况，高度集权仍将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乱源。要彻底改变，唯有对权力进行横向分立，让它们相互制衡才能解决。

第三，当“个人崇拜”只有崇拜的权利，而不许有反对的自由时，个人崇拜很容易被权力挟持。

毛时代，人们只能向主席表忠心，不能有半点不敬，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人是真心崇拜毛泽东，他们主动维护毛的权威，对他们认为反对毛的人大打出手。毛泽东却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将这种崇拜挟持为自己夺权的资本和工具。当这种崇拜没有利用价值或是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甚至打击。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头头们被抓进牢里蹲100多天就是明证。第四，当思想被极度专制时，生命就会被极度冷漠。

读着这份《纪要》时，对我造成最强烈的刺激是，毛泽东这个人太冷血了！我的这篇文章也会给朋友们这样强烈的印象。但当我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时，却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不能把建国后所有罪过都归罪于毛泽东，有很多东西助纣为虐。对于这些罪过，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有人归罪于中国人整体冷漠和对毛泽东的奴性。的确，不论是三反、五反、镇反还是反右，都有大量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互斗中死去，不但没人为此忏悔，甚至有人认为这些人活该死。还有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几千万生命，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觉得痛心疾首。不但毛泽东，中国人整体都对生命极度冷漠。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整体冷漠造成中国人大量非正常死亡到处漫延，而无法控制。

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还是没有人能醒悟过来？毛泽东为什么能在执政过程中造成这么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却仍身居高位，直到还能让他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把毛泽东神化，极力崇拜、吹捧、纵容，他能翻这么大的浪吗？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毛泽东奴性，促成毛泽东对中国人造成大面积伤害。我认为，不能否认上述两种因素造成对中国人大面积伤害，但不能如此简单归罪。当时的中国人，只要他敢说他不崇拜毛泽东，他很快连命都没有。即使在今天，面临这样境地，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以卵击石，何况那时的专制是如此严密。设身处地，我们应该理解当时人们的一些作为。

也有人将这一切伤害归罪于马列主义，是这个鼓吹暴力专政的理论，让中国人对生命漠视，充满暴力。的确，那些被打倒的人都被认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或坏分子。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这面旗帜，毛泽东不可能舞动中国人。

但能怪马列主义有错吗？不能！因为思想无罪。

我们知道，建国后，除了毛泽东和马列的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之外，其余思潮的作品一律对广大公众禁止。中国人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乌托邦理想。每天讲的、见的都只是马列毛，所以只能相信马列毛。加上不服从马列毛将被暴力镇压，甚至生命都要被消灭，中国人想不从都难，中国人从此被劫持，被强制信仰马列毛，从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①。而马克思主义流传于全世界，那些允许各种乌托邦理想自由生存的自由民主国家并没有受到马列主义的毒害。所以，不全是马列主义的问题。

归根结底，罪在中国人的思想被极度专制。在这种极度专制之下，马列毛主义成为唯一被允许信仰的宗教，异教者被无情打击和镇压，不服从者将无法生存。从此中国人不再思想，只要能生存就行，结果造就了群体无意识，中国人成了别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低等动物。

当思想停滞、枯竭到只知道盲从时，人就只剩下兽性！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冷血地纵容、追随毛泽东作恶的原因。生命就这样被极度冷漠的！

这里，我需要作一个说明，我虽然归罪于专制体制，但不否认中国人应对建国后因政治内斗失去的生命忏悔。不能把责任推给专制体制，中国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反省。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能上台，是有很多人主动推动的，并不完全被劫持，之前中国人还是有其他选择的。可以说，毛和马列是中国人自己选的，中国人必须承担自己的所选择的道路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在建国后各种运动中积极主动去残害他人生命的人，更应该忏悔和道歉，没有你们的疯狂，中国不会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尽管你们有不忏悔的自由，但我仍认为应该忏悔。这种忏悔将是中国人从兽性向人性的回归，也将是一条使中国人更少暴力，由恶重归于善的和谐之路。

最近这几天，我们还看到华东政法大学的新女红卫兵告自己的老师是“反革命”。毛泽东和文革就在我们身边，没有离我们远去。中国人还要背负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多久？

所以，让大家了解历史真相，反思历史，以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就是本文的宗旨。

第五篇：读《毛主席》有感

读《毛泽东的故事》有感

眼界

一个人的眼睛能看到什么？我很难说清楚，我只知道人与人的眼界是不同的，而这不同的眼界注定了人会有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命运。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曾说过：我毛泽东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这几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们许多群众的心。正因为这样，跟随主席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他的眼界，有的并不是自己的荣誉，也不是自己的财富，更不是自己的一个温馨的小家，有的而是中国千千万万被地主、财主压迫的人民，百姓。主席的眼界在当时收到了许多人民的拥戴，正是因为他独特的“发展观”主席身边有的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群众兵。

眼界的不一样决定了各人的人生境界，人生目标也不一样。眼界广者其成就必大，眼界狭着其成就必微。三国的袁术固然有极其深的心机，却只看到了弹丸之利，贸然自尊为帝，是的众叛亲离，天下豪杰群起而攻之。袁术的失败正因为他的眼界只局限于中原，只浮于表面，他没有放眼天下，终究只得惨死。若袁术与主席对比，袁术做的一切一切只为了自己可以称帝，可以统领江山，在万人之上，无人之下，我只能说，他是自私的。然而，主席搞的革命是为了他自己吗？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不是！

曾记否，在一次表决会上，主席宣布了“愿留着留，愿走者走”的命令，当时的传令军陈满崽一脸恍惚，原来由于他娘的病重主席没有为难他，只因为主席心中有百姓，他主动安慰陈满崽。并且拿出拿出自己的钱作为他的路费，让他回家照顾母亲。主席的这种宽厚，博大的眼界是又有谁可以比的上的呢?

曾经有那么多的伟人，因为各自的眼界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成就。像马克思，他的眼界大到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所以他看到了社会的规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伽利略，他放眼整个宇宙，他看到了星际运行特点，将物理学推向一条巅峰之路，像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因放眼广至百姓，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所以才建立了共产党，解放了新中国。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既不能用于一隅，注目于一脚，也不能自高自大，妄图以一己之力登得九霄以凌云。只有把自己的眼界放在自己的目标上，才能创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