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
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
●林学启
一般来说,任何政党都有一套稳定的组织系统,以把分散的党员积聚起来,共同行动,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基层组织是这套稳定的组织系统的基本单位,它的任务是从事党务工作,训练党员,组织民众,进行社会调查,参与选举等。政党的性质不同,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如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则主要是参与选举活动,服务社会,拉选票。下面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为例,考察他们的基层组织状况,以使读者对西方国家政党基层组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让选举运转起来——美国政党基层组织的基本功能。在美国,争取更多的选民,取得选举的胜利,是民主、共和两党全党上下的共同目标。因此,围绕选举进行活动,便成了美国两党基层组织设置和发挥作用的一个显著特点。投票区委员会
就是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基层组织,美国人也称之为“草根 组织”。在美国的最基层,谁是党员,大家并不清楚,所以开不成“支部大会”。投票区委员会的工作不是针对党员的,而是在选民中间开展工作。根据行政体系,美国各州的每一选区或每一县之下,又划分为若干个投票区,各投票区选民多寡不一。一般情况下,乡村投票区选民少,城市投票区选民较多。全美大约有14万个投票区,每一个投票区委员会设男女委员各一人。男委员居于领导地位,通常被称为投票区队长。凡是政党竞选的一切社交活动和服务活动,他们都必须参加,并且要采取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引导,创造和把握服务的机会,结识和联络选民。如在富裕的地区,他们可以设立俱乐部,组织棒球、高尔夫球等球队,以便找机会同选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态度。在贫穷的地区,他们为选民举办各种活动,让他们免费参加娱乐,甚至用汽车接送,并随时为选民排忧解难。男女委员都努力把一切社会服务工作做好,他们深信必须如此,选区内的选民才会投该政党的票,该政党才能赢得竞选的胜利。在进行选举的日子里,他们要促使选民登记;在投票日,他们要促使选民投票,监督和检查本区的投票工作。
2.成为每个党员温馨的家——英国工党基层组织的人性化建设。英国工党的基层组织是选区工党的支部。党的支部一般情况下按地方议会的小选区或者是教区来设置的,所以也称为小选区委员会或者街道工会。除此之外,还在工厂、车站等工作场所设立支部。一般而言,一个支部有10到20个人,个别的有上百人,也有5到6个人的。支部的组织机构很健全,有党员年会和执委会。执委会由主席、副主席、司库和书记等若干人组成,这些人都由党员年会选举产生。支部和执委会都有常规性的活动,一般每月活动1到2次。支部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所属党员提供参加工党活动的机会;从事宣传、选举和其他活动。支部的重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党员推举地方议会的工党候选人,并组织地方议会的竞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吸收党员。支部实际是普通党员真正参与工党事务的惟一场所。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后,为了把基层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党员之家,对工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改造,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俱乐部,来取代组织较严密的支部。俱乐部提供书报阅览、电视节目欣赏或其他娱乐活动及设备,欢迎当地的党员和非党人士参加,把党务活动融在社交活动中进行。这样,既提高了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扩大了党员与普通选民的接触。
3.与时俱进的民主革新——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的活力展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政党,曾经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目前有12500个基层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向来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注重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的党内民主生活非常活跃,经常就各种人民关心的问题组织党员参加讨论。正缘于此,在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上,社民党为了更好地调动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积极性,近年来针对时代的发展特性,不断改进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内容,以方便党员更多地参加党的活动。例如,在基层组织的设置上,德国社民党根据信息时代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在网上成立党的“虚拟组织”,以网络为平台开展组织活动,这样就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再如,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德国社民党提出了“红色电脑计划”和“红色手机计划”。“红色电脑计划”就是到2002年,把本
党12500个基层组织全部联入内部信息网,每个党员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直接给党的总部发信,对党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反映情况,或是就某一问题谈自己的观点,参与全党的讨论。“红色手机计划”是针对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通过5-6年的努力,争取通过手机等现代移动终端技术,向党的各级领导和大部分党员发布信息。
4.有名无实——日本自民党基层组织的真实写照。日本自民党的地方基层组织相对其庞大的中央机构而言,显得非常松散、薄弱,党员及党的基层组织只有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权利,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地方,自民党以郡、市、町、村为单位设立支部,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设立联合支部。根据该党党章,支部有权接纳党员,申请入党的人有两名党员正式推荐,填写入党申请书,向党本部或居住地县支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党费即可。但从地方组织看,实际上自民党极其松散。基层党员没有什么党纪约束,而且事实上也不履行入党、脱党手续,既无义务,也无权利。绝大多数党员不但不参加党组织活动,而且连党费也不缴。例如20世纪60年代,自民党号称党员190万人,但按期缴纳党费的党员只有5万人。这5万人“几乎都是国会议员和地主政治家,或者是2600多个党分部跑腿的人”。总的来看,日本自民党是缺乏基层组织基础的党。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机器被认为是超阶级的,它应该是中立的、全民的,而政党一般都带有明显的阶级、阶层色彩,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是部分人的组织。因此,在它们的宪法或其他有关政党的法律中都规定,不允许在政府机关、军队或企事业单位中建立政党组织,以使这些单位不被政党所操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运作是资本家的事,而不是靠政党组织发挥作用。资本家认为,如果各个政党都在自己的领地中建立各自的组织,势必会把党与党之间的争斗带进企业,这肯定会扰乱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甚至有可能动摇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地位,所以他们反对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政党基层组织进入企业是很常见的。像法国、比利时等国,都允许在企业中建立政党的基层组织;而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更多西方国家,政党则是把自己的基层组织送进企业,即通过自己掌握的群众团体在企业中进行活动。比如在英国工党的党员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集体党员”,也就是工会会员;工会建在企业,党的组织也就间接地在企业中有了一席之地。总的来看,无论西方各个政党出于什么目的,它们都比较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组织是政党联系民众的第一媒介,只有靠基层党组织才能扩大本党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本党的活动,增加本党在竞选中获胜的砝码。
第二篇: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差异分析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差异分析
□谢 峰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各异,从国别看,德国政党的民主程度整体高于其他国家的政党,美国政党的选举民主则独树一帜;从类型看,左翼社会党的民主程度高于右翼保守党,新兴绿党则比传统左右翼政党更加开放。其中原因,与政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一、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
1、法律制度是约束政党最直接有效的外部因素。它有无规定党内民主及规定的严格细致程度直接影响民主的形式与程度。例如,德国政党法对政党机构组成、职责划分、选举程序及任期限制等规定详尽,政党也因此成为西方政党中民主程度较高、各党间民主差别较小的党;美国政党党内选举开放度很高,普通党员甚至选民也参与其中,则与各州法律规定有关。若法律不做规定或仅规定民主原则而无具体确切的条文,则政党有足够的空间设计组织程序,党内民主的形态便会复杂多样,如英法等国政党实行的各类组织干预型党内选举模式就与宽松的法律环境有关。
2、国家采纳分权型的联邦制还是集权型的单一制对政党内部权力结构有一定影响。国家形式总体可分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类,总的来看,联邦制中的政党倾向一种分权结构,如美国政党各级组织基本处于独立状态,中央只能通过分配经费等手段影响地方运转,双方并非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属典型的分权结构;德国政党地方组织虽然重视与中央协商沟通,但独立权限相当大,如社民党与联盟党地方组织可自主遴选政党国家公职候选人。相形之下,单一制下的政党多表现出中央集权特征,如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地方组织在人事与决策等领域明显受控于中央,地方推选的国家公职候选人须经中央认同方可。国家形式之所以影响政党内部权力结构,既与它直接涉及政府间权力分配而政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关,也与它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同样影响政党有关。
3、政党体制类型与党内竞争的形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从比较视角看,一党独大制下的政党内容易出现组织化程度很高的竞争,两党制下党内竞争的组织化程度及激烈程度逊于一党独大制而强于多党制,多党制中党内竞争则多在某些持相同见解者组建的松散团体间进行,组织化程度不高。究其原因,一则与政党体制影响政党生存环境有关,如一党独大制下政党因无势均力敌的对手,所处环境相对宽松,多党制下政党则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这一差异直接影响政党对民主与集中的偏向;二则,西方社会各利益集团均希望有代言组织,多党制相对使其有了选择自由,两党制与一党独大制则缩小或限制了选择范围,致使某些集团的要求通过党内派别或松散团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党内竞争采纳何种形式最终取决于政党的历史传统与其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4、竞选文化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有一定影响。伴随竞选的常态化发展(即以往仅在竞选期的活动方式逐渐蔓延到政党日常活动中),竞选文化的影响日增。各国竞选文化各有特色,若进行大致区分,美国可归入自由竞争型,英法等欧洲多国可列入国家管制型。美国对竞选管制宽松,强调政党间自由竞争,选举商业色彩浓厚,呈现典型的媒体化、职业化与个人化特征,媒体、顾问、金钱与候选人的作用突出,党员除投票外对其他活动的参与度很低,党组织活动有阵发性特点,日常民主生活缺乏。相形之下,英法等欧洲国家因国家较严格限制媒体与利益集团涉足选举,政党活动较多依赖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后者地位的相对重要一定程度保障了其民主权利的获得与行使。
二、内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
1、政党的起源与发展史对政党横向(议会党团与议会外党组织)与纵向(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政党起源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由议会内团体演变而来,即内生型政党;一是由议会外团体组建而成,即外生型政党。政党发展也呈现两种路径:一是区域渗透型,即先成立全国性政党,再逐步向下建立地方党组织;一是区域扩散型,即地方精英组建的政治团体逐渐结合而成全国性政党。相对而言,内生型政党的议会党团对议会外党组织的控制较强,外生型政党的议会党团则受议会外党组织较大牵制,后者在党内相当有权威;以中央向地方渗透式发展的政党较为中央集权,以地方向中央扩展式发展的政党其地方组织自主性较强。尽管伴随环境变化不少政党的组织也几经变迁,如议会党团过度集权的政党其民主程度不断增加,议会外组织对议会党团束缚较大的政党则给予议会党团更多独立空间,但是,最初的起源发展史对政党的影响仍然可见,如产生于议会内又以渗透式发展的英国保守党其中央集权程度仍较高。
2、作为政党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组织的影响深远。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政党组织的构建,它所具有的刚性也是西方政党组织结构很少出现剧变而基本保持延续的主要原因。
3、党员构成及其对政党的重要程度也影响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构成不同,其民主诉求便有差异,政党面临的压力与采取的措施便不相同。
影响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因素复杂多样,上述仅是择要而言。党内民主的发展虽然最终取决于政党对环境的认知与反应,但要构建真实有效的民主,这一认知与反应则须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来讲,每一政党的党内民主都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的产物,相关的制度设计均无法摆脱党情国情的制约。
第三篇: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主要区别
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在政党关系方面,我国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之间相互制衡、相互斗争、彼此倾轧、尔虞我诈的政敌关系。在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存在西方的反对党、在野党和轮流执政的问题。在政党与政治资源关系方面,我国主要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划分政治资源范围,不同于西方主要由选举制度和政党的竞选纲领确定政治资源的情况。
【关 键 词】多党合作制度/西方政党制度/区别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全面分析和正确认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对于深刻理解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政党制度,是指国家法律规定或政治传统、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政党相互作用的形式,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政权的合法方式,政治资源为政党所享有的分配规则。本文拟从政党制度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即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政党与政治资源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
一、政党关系方面
政党关系,是指在一个国家内,政党之间的关系及处理这种关系的规则。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各政党在政治体系内是平等的,竞争是政党关系的主旋律,各政党在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是相互制衡、相互斗争、彼此倾轧、尔虞我诈的政敌关系。各政党为了达到执政或干预、影响政治的目的,从互相谩骂、互揭丑闻到金钱收买、造谣恐吓,无所不用其极。
在我国,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在多党合作制度中,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这种关系,已成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传统。我国宪法和各政党的章程都体现了这种政治传统。《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这种关系作了具体的规定。主要内容是:
第一,各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得出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准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
在建国前夕,八个民主党派就已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在历次党章中一再重申。各民主党派都深刻理解: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不断成长和进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等于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成果,否定民主党派走过的光荣的历史道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
第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关系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风雨同舟几十年的经验总结。这一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1956年,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它深刻地体现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互相监督是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监督是相互的,但是首要的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中共处于执政地位,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批评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实现形式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发挥民主党派在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
二、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
所谓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是指政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及政党在权力运作系统中遵循的规则。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中,维护现存制度的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由于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以及公务员制度,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主要局限于政党与议会和政府的关系上。在内阁制国家,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便成为执政党,负责组阁,一般由执政党的领袖担任首相,提出各部部长名单,组织政府,执掌国家行政权力,政府向议会负责。在总统制国家,总统所属政党即为执政党,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由于总统与国会是分别选举的,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因而执政党不一定是议会的多数党。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家,反对党或者在野党均没有行政权,如果不在议会中占多数,实际上也等于没有立法权。但是,它们有牵制和监督执政党活动的政治权力,它们主要通过议会和新闻媒介对执政党进行制约、监督,以各种方式影响选民,以争取执政地位。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参政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参加竞选。资产阶级政党首先是选举的工具。政党通过选举获得在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因此,政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倾尽一切手段,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组织竞选、操纵竞选。第二,制定和推行政策。西方政党一般都有研究和制定党的纲领与政策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政策制定以后,通过发表竞选演说和传播媒介,广为宣传,争取选票,执政后,便加以推行。第三,执掌政权。主要通过争夺议会和政府席位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西方执政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性质不同,西方的执政党是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其次,西方的执政党是通过两党或多党角逐赢得执政地位的,其地位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是长期的,往往今天是执政党明天可能沦为在野党或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则不存在这种被替代的现实性,执政地位是稳定的、长期的。第三,西方的执政党一般限于负责组织政府,掌握国家行政权力(部分地方行政权力还可能由别的党掌握,当然是在全国政令统一的条件下),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及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范围则是全面的,包括以上各个方面,包括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无一例外。这种执政方式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
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仅与西方的反对党或在野党根本不同,与参与执政的弱小政党也不同。在某些西方国家,有的政党在与其对手竞争中,联合其他较弱的党参与竞争,联合执政。那些参与执政的弱小政党也可视为参政党。但它们的参政,与我国的民主党派参政相比,从性质、内容到形式,都根本不同。
首先,在性质上,我国各民主党派参政,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民主党派参政,就是代表我国一部分人民群众,即其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参政,而西方国家的弱小政党参政,实质上是相互竞争的资产阶级各集团在争夺执政地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通过妥协,联合瓜分权力。其次,在内容上,我国民主党派参政是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各级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政权系统。这要比西方联合执政中的弱小政党的参政内容丰富、广泛得多。
再次,在形式上,我国民主党派参政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和方式。西方国家弱小政党参政的形式主要是进议会和入阁占席位。我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可以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工作,包括担任领导职务;其组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中国共产党共商国事;还参加中共召集的各种座谈会参政议政。
与西方弱小政党参政比较,我国参政党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稳定性。我国的政党制度不是各党互相竞争,轮流执政。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是稳固的,没有被取代、取消的问题。第二,长期性。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和民主党派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是长期不变的,不像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在政治角逐中随时有被替代改变的可能。第三,广泛性。我国民主党派参政不限于国家政权,更不限于其中的行政权,而是涉及以政权为中心的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重要方面和领域,具有广泛的内容和丰富多样的形式。
三、政党与政治资源关系方面
所谓政党与政治资源的关系,是指政治资源的分配规则,包括划分政党享有政治资源的范围,运用政治资源的方式等等。
在西方国家,政党与政治资源的关系,主要是由有关法律、选举制度及政党的竞选纲领所确定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宪法和有关法律不允许危害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存在,把社会的政治资源强制性地全部划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第二,用法律等形式保障两党制或多党制,并通过选举制度将政治资源导入两党制或多党制框架。第三,靠政党竞争实现政治资源的分配。前面两点从政治上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作了原则规定,但能否实现这种分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党之间的竞争。
在我国多党合作的制度中,政党与政治资源的关系,主要由有关政策、中共与各政党的协议和各政党的章程所确定。它反映了政党的历史发展及性质、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资源的广泛性。凡是年满18岁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各民主党派在建国初期,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在新时期,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建国初期,根据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各民主党派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为主,民革的主要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的主要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民进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民主党的主要是经济建设界有关人员和公教人员;九三学社的主要是学术界的中上层分子;致公党的主要是归国华侨和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台湾的主要是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新的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中形成的“三个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为主)的方针没有变。民主党派的政治资源有几个特点:一是局部性,即包括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且各民主党派都有各自的发展重点和范围。二是联盟性,即民主党派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一种政治联盟。三是干部性,即民主党派是干部型集团,主要在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中吸收成员。
上述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根本区别的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符合我国的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第四篇:对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政党制度的认识
对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政党制度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代议制形成后出现的,是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性,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这些集团和派别由于共同的阶级利益使他们联系在一起共同剥削工人阶级,共同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各集团和派别间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争权夺利,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为使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政策能代表本集团的利益,并且平衡各集团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和反复较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形成了两个或几个势力相当的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这种制度从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经济利益矛盾的政治表现形式。
采取两党制的国家以英、美为典型。两党制国家中并不是只有两个政党,而是在许多政党中,有两个实力相当能左右全局的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轮流执政.垄断国家政治生活,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两党制国家两个主要政党长期轮流执政的重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法律上和选举制度上作了许多歧视性的规定,限制第三党,如在选举制度上采取小区相对多数制。更主要的是两党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垄断财团的支持。采取多党制的国家以意、法为典型。这些国家的政党一般是在议会之外建立起来的,在选举制度上,通常采取比例代表制,即可按所得票数的比例选出相当数目的代表,这有利于小党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利益多元化的产物。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有其阶级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即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些共同利益,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它们之间又是不一致的。美国政治家阿瑟·霍尔库姆说过:“国家的政党是不能靠一时冲动或暂时的需要来维持的。它们必须建立在永久性的派系利益上,尤其必须建立在那些经济性的派系利益上。国策的经济基础从来没有被成功的美国政治家忽视过。”
二、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上反映出来的就是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应该看到,两党制或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挑选代理人、进行政治斗争的最佳方式。这种政党制度,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能接受。通过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使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都有机会分享国家政治权力;这种制度经过长期的实施,适应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权力分配,虽然也会带来政局的不稳和社会动荡,但从本质上讲有利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这种制度有其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经常更换代理人,有利于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至于因内部不同集团间的争权夺利而同归于尽。同时,资产阶级采取两党轮流执政的做法,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种装璜,便于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政党制度上只
能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否则就会改变国家的性质,我国采取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为其奋斗目标的,如果搞多党制,容许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存在,一旦上台,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党,也不可能轮流执政。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21页)。
第五篇:政党制度
第六章
制宪国民大会是中国为了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而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时间地点为1946年的南京国民大会堂。该会议代表由民选和遴选方式产生,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因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除民社党外)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并拒绝承认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使得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在后来的政治格局下争议较大。
制宪国民大会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该国大直接涉及到仍在台澎金马地区适用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两个宪法和两个中国问题,故至今仍是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
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优越性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在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长期武装斗争历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但却没有成功。1905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政党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1911—1913年中国出现300多个政党政团。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同主张君主立宪及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派进行了激烈竞争,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392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但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又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不久竟复辟帝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但最终都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道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我们党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和各党派共同抗日,在各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这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为我们党后来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各民主党派也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希望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有的还提出走“第三条道路”。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但国民党为维护一党独裁专制,竟然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还暗杀李公仆、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宣布“民主同盟”等党派为非法组织。一党专制使“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破灭,使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同我们党一道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筹建了新中国。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充分协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民主精神,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以及政协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基本确立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后来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挫折,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多党合作仍然坚持了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成为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逐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地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现实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党制度。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现实优势,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一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显著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这一制度,体现在政党与政党的关系方面,是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取代共产党成为13亿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都清醒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真诚欢迎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领导。中共中央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内容不断充实,程序更加规范。1990年至200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74次。共产党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前都与民主党派通过各种方式协商讨论,认真听取和吸收它们的意见,继而经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民主党派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
在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根据其在历史上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有益作用确立的。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与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以及前苏东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均不同。我国是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分享国家政权、共同向人民负责的基础上同共产党实行广泛与密切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权力机关中均占有一定比例,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中都有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召开至2006年底,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7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1人担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4人担任副省长等省级行政副职。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家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引自《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11月)
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担负起社会管理职能。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分化重组,出现了许多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民主党派与许多新兴社会阶层有着历史的、天然的密切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群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局面。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广泛联系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政治优势,协同执政党做好领导社会管理的工作。
二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这一制度丰富了民主的形式,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广泛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民主的形式不仅包括人们就重大问题进行民主投票,还包括人们就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机构,形成了每年与人民代表大会一同开会的制度。各民主党派以参政党身份参加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和对国家事务的民主监督,在各个领域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可以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固定渠道,利用自己的组织体系和独立的政党活动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建议,帮助执政党形成正确决策;另一方面,通过推荐成员到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实施,发挥了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促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多党合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一方面,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利益多元化要求更加有效的民主参与。多党合作有助于形成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动员广泛的社会政治资源,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三是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互相监督,尤其是对共产党的监督,能够使执政党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纠正官僚主义等现象。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是有效防止执政党腐败的重要机制。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其批评监督能够促进共产党加强和改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批评、意见、建议,通过调研和磋商等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目的是更好地致力于共同事业,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是为了把对方搞垮。这种相互监督是积极的、善意的、良性的,同西方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尔虞我诈那一套根本不同。
四是有利于避免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西方政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和争斗的关系。西方多党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争斗内耗、社会动荡、政府频频更迭、政局不稳等弊端。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1946—1958年间政府更迭20多次,平均每届执政不足6个月,最长只有1年多,最短只有2天。多党制的意大利从1946年7月首届政府成立到1983年7月间内阁更迭44次,平均每届政府寿命为10个月,最长的2年零3个月,最短的仅9天。日本在最近十年换了九任首相。政府频繁更迭,对国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显然十分不利。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导致政党争斗不断,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其教训深刻。例如20世纪后期,非洲许多国家宣布实行多党制,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结果引起政局混乱、冲突不断,几乎半数的国家因此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国外一些学者搜集的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比实行一党制,其政局不稳定的百分比要高出许多,发生政变的百分比也要高出许多。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据此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我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防止了一党制大权独揽、缺乏监督、易生腐败的弊端,又避免了多党制互相攻讦、彼此倾轧的现象,充分发挥了社会政治资源的有益作用。
三、西方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西方国家,两大政党(通常它们又联合其他小党)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民主,实质上都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无论谁在台上,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些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内部各大集团矛盾重重,利益冲突严重,单一政党无法充分代表各个集团的利益。当各个集团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各自组织政党,去争夺或分享国家政权,使国家采取对本集团有利的政策,从而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并没有危及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如果某个政党的主张危及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是被取缔,就是被排斥在政党政治之外。二战后,美国共产党一度有所发展,但资产阶级并没有允许其坐大。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共产党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应享有的任何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后又通过《麦卡锡法》和《蒙特法》,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伦德·伯格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总是极力掩盖政党制度的阶级性,宣扬政党的超阶级性。西方多党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多党制体系中的几个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是最主要的类型。另一种是将无产阶级政党引入多党政治体系,但这并不改变其政党制度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1982年法国执政联盟允许共产党参加共同执政,但要求参加政府就必须支持政府政策,这就限制了法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罢工。西方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会暂时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参政,但无产阶级政党却不可能真的成为执政党
政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多党制的经济基础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集团化、多元化,西方政党制度正是适应了这种利益集团化、多元化的要求。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我国经济基础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经济一直占主体和主导地位,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国有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就决定了代表工人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只能有一个、并且只能是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决定了在作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内部、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准存在私利集团和非法派别活动,这是我国不搞西方那种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因。当然,在我国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对国家某些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可能有不同见解,但这种差距不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差距,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根本利益上的背离,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统筹兼顾等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