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维也纳会议

第一篇：第七章维也纳会议

第七章维也纳会议

提纲

一、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革命

风暴

The Congress of Vienna

（7-1-1）

The conference(1814-1815)of Europe powers at the end of Napoleonic

Wars.Although many small states were of represented, the principle

decisions of th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were made by the five great

powers—Russia(沙俄), Austria（奥地利）, Prussia（普鲁士）, England and

France.Statesman present included Metternich（梅特涅）, Castlereagh（卡

斯尔累勋爵）,and Talleyrand（塔列郎）.Beside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innumerable（无数的，数不清）ladies and gentlemen of

Europe’s aristocracy（贵族）came to dance and gossip（闲话，流言蜚语）

and intrigue（密谋）.The Congress of Vienna维也纳会议

（7-1-2）

维也纳会议

Metternich(1773-1859)梅特涅(7-1-3)

Austrian statesman, minister of Austrianforeign affair（奥地利外交

大臣）.He is credited（信任）with arranging the marriage between

Napoleon and Marie-Louise of Austria(1810).He helped to form the

Quadruple Alliance（四国同盟）(1814)and dominated the Congress of

Vienna.His attempt to repress 镇压liberalism dominated Europe

until his fall from power(1848).The Congress of Vienna: three main aims维也纳会三原则（7-2-1）

In making the Settlement of 1815 the great powers were guided by three

main aims, which they called principle of



1、Compensation;补偿原则



2、Legitimacy;正统主义原则

3、Containment;遏制原则

Europe Af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后的欧洲

第二篇：1815年维也纳会议新论范文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新论

吴木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１８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８１５年６月９日，欧洲反法同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在“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的指导下，各个大国极力扼杀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愿望和要求，肆意践踏他们的主权，随意地把一些民族买进、卖出、分割与合并，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竭力恢复欧洲封建秩序，并运用反革命神圣同盟，残酷地镇压了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作用，中外学者早有定论，勿庸置疑。尽管如此，欧洲列强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力图以国际公法的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制定划一各国外交代表的等级与位次的规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国内学者很少提及。本文试图从这个新角度评论维也纳会议的地位与作用。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一、首创以国际公法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

“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即调整国际交往中国家间相互关系，亦即规定其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①ａ］国际公法的主体（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和国际组织；它来源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决议及有关国际问题判例等；它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各国的协议来制定、修改和执行。与此相反，国际私法，即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的总称。因其调整的法律关系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冠之以“国际”。

虽然从１１世纪后半期起，就有不少法学家企图把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us,483—565年）主持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及其后汇编为《国法大全》解释为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其实，它至多只是调整罗马人及与其友好国家的人民之间关系的国家法律，即东罗马帝国法，而不是国际公法。

我同意台湾学者刘达人、王卓然等人的看法，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之前，具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尚未形成。［②ａ］因为，第一，在封建主义时代的西欧，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９６２—１８０６年）的统治下。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大陆发生的多次战争，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王位继承战争或者罗马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之间的战争。第二，虽然法国著名学者让·博丹（Jean Badin,1530—1596年），早就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且在１８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使用“Superioritas Territorialis”或“Territorial—Oberherrschaft”等词来暗示领土主权。［①ｂ］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主权国家，它们的领土，从某种意义上说，被认为是个人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正如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国际法学教授贝谢尔（J.H.W.Verzijl）指出：“领土一般地被认为是个人的财产权，或起码被认为它是其最高所有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国王和较低等的亲王授予的所有权与合法的让与权。”［②ｂ］其条件是封臣必须向封君、大领主进行宣誓效忠，为其效力。如果封臣们拒绝尽义务，或犯重大罪行，他们的领地就被封君、大领主收回并可转让给他人。得到新领地者应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宣誓效忠和服从，被更换主人的臣民也应向新的领主进行宣誓效忠和服从。［③ｂ］第三，这种领地更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与传统习惯，法律的主体是大领主、小领主与封臣、仆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被认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拿破仑通过对外战争方式向欧洲各地输出革命，废除了统治西欧长达８００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使成打的封建王冠落地，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他提出国家基本主权与义务的概念，强调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民族自决权、对境内外国公民的管辖权等，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这为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虽然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制定国际公法，而是如维也纳的主谋者、名符其实的会议主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指出：“第一个愿望就是把政治和领土状态恢复到１７９２年以前。”［④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与会国还建立了被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国际政府机构”（ＩＧＯＳ）的欧洲协调机构。按当时的标准，这种“国际政府机构”又可分为两类，“高级政治”体系和“低级政治”体系。“高级政治”体系，包括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全体代表大会、八国委员会、四国委员会（后改为五国委员会）等国际机构，通过各国政府及其代表进行外交谈判、商讨并决定处理战后欧洲的一切事务，草拟并通过了《巴黎和约》、《最后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关系的准则。这些条约和原则，不仅以原有的国际条约体现的原则与惯例为依据，而且也符合当时欧洲国际政治的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因此，它不仅对缔约国具有束缚力，而且使之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法律效力的国际公法。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另一类具有功能性的“低级政治”体系，［⑤ｂ］即根据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有关决定，建立了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的中央委员会等相应的执行机构，确保国际法有关规定的实施。

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从欧洲列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人为地确定政治与安全边界线。梅特涅为维也纳条约制定的总原则就是恢复欧洲封建王国的家族统治及其边界。［①ｃ］这就是划分政治边界的总原则。据此，第一次《巴黎和约》规定：“法兰西国王保持１７９２年１月１日时存在的边界的完整。”［②ｃ］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反法同盟在第二次《巴黎和约》中规定将法国领土退至１７９０年时的边境。［③ｃ］法国海外领地亦如此。

不仅如此，欧洲列强还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要求邻国在其边境附近的军事战略要地或划归自己的领土版图，或者要求对方拆除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建立安全边界线。

第二，确定变动地区的国民可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第１７—２７条规定：对于必须或将要更换主人的各国，对其本国居民和外国人，不管他们的条件如何，所属国家如何，均应给予一个６年期限（自互换批准书时算起），以便处理他们在这次战争以前或此次战争以来所得的财产并撤退到他们乐于选择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话。［④ｃ］

第二，建立混合勘界委员会。由有关国家派员组成一个混合勘界委员会，负责划分边界、调整有关标示各国边界的一切事宜。一俟该委员会的工作完成，各委员签字的地图应予以制定，并建立界碑以确认相互间的边界。

第四，制定了便于操作的划分边界的实施细则。在这以前的国际条约中涉及划分边界的规定极其模糊、粗糙。它们通常规定以边境地区、荒芜地带、山脉、沼泽、河湖为边界。如１６５９年《比利牛斯条约》规定法国与西班牙两国以比利牛斯山脉为边界，山脉东侧土地归法国，山脉西侧归西班牙。但方圆数百公里的比利牛斯山脉，无法确定两国界在何处。维也纳会议的有关规定则比较细致，由过去的二维平面划分法变成一维直线划分法。［⑤ｃ］它规定：以山脉为界时，应以山脊之分水线为边界线。在以河川、湖泊为界时，改变过去以整个河床或湖面为界的做法，规定视具体情况而定：（１）、可航行之河川、湖泊，以其航路的主航道或中心线为分界线，莱茵河主航道为法德边界线；［⑥ｃ］（２）、不可航行之河湖，以两岸距离之中心线为边界线，而河湖中的岛屿及产业之归属并不依水位之变化而变化；（３）作为边界之桥梁，应以该桥中点各分一半，斯特拉斯堡与克尔之间的桥梁，一半归法国，另一半归巴登大公国。［⑦ｃ］

第五，关于国际河川自由航行的规定。自查理曼大帝以来，作为西欧国际河流之一的莱菌河，一直被视为沿岸国家的内水而被分割管理：水源归瑞士所有，河口归低地国家（即尼德兰，后称荷兰）所有，流经法、德等国地段归它们各自所有。莱茵河从上至下，层层设卡，各自为政：沿岸国家禁止非沿岸国家的航舶自由航行；即使沿岸国家也是上游国家阻止河水下流，下游国家拒绝上游国家的船舶通过，使该河障碍重重，无法畅通，彼此纠纷丛生。为了彻底解决国际河川的问题，维也纳会议专门做出有关规定，制定了国际河川的总原则与管理体制。［⑧ｃ］ 首先，关于“国际河川”的概念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河川”的概念虽首次使用于１９１９年巴黎对德和约，但始于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①ｄ］在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章程中暗示了“国际河川”的概念，即分割或流经的国家超过一个以上的河流被称为国际河流。

其次，维也纳会议创立了国际河流的总原则：（１）、国际河流自由航行原则。《最后议定书》规定，作为国际河流的莱茵河、内卡河、美因河、摩泽尔河、默兹河和埃斯科克各河流，“河流全程的航行，从可航行的起点到河口，应完全自由，并不得禁止任何人进行贸易。”［②ｄ］（２）、共有共管原则。作为边界组成部分的国际河流，应为该河沿岸国家所共有，并由他们共同协商解决涉及该河的有关问题。正如《最后协定书》指出：“被同一可航行河流所分隔或流经的各国，保证以共同协议规定有关该河航行的一切事宜。”［③ｄ］（３）、设置国际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而不侵犯各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为了保证国际河流的自由航行，维也纳会议决定，流经不同国家的河流应由沿岸国家任命委员共组国际性的专门委员会（如莱菌河中央委员会），经协商一致，制定航行管理章程，保障该河的自由与安全可靠的运输，并允诺不侵犯各国国家主权。［④ｄ］（４）、国际河流管理章程的法律地位。《最后议定书》规定，关于莱茵河、内卡河、美因河等各河流的专门航行章程与《最后议定书》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要求有关国家严格遵守，“章程一经决定，除非全体沿岸国家同意不得更换。”［⑤ｄ］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关于划分国家边界的总原则与具体规定，不仅在国际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它首创各独立的主权国家元首及代表举行国际会议，通过外交谈判协商一致，以国际公法确定划分国界的各项原则。［⑥ｄ］这为今后解决各国边界纠纷、划分国界提供了重要原则与法律依据。当时划分的各国边界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其次，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国际法学荣誉教授Ｊ．Ｈ．Ｗ．贝谢尔认为，经过安尼克斯（Annex）修定并经维也纳会议批准的《最后议定书》所创立的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的章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一直保持到现在。［⑦ｄ］最后，为执行国际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已成为国际惯例，为世人效仿。但我们也应看到，正是这些欧洲大国在重绘欧洲政治地图、划分边界时，只重视“正统”与“补偿”原则而完全忽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根本利益，任意肢解它们，“最终导致维也纳会议功能的毁灭。”［⑧ｄ］

二、关于国君及外交代表等级位次的规定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国王（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封建地主阶级的首脑，并依与之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与个人好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封公、侯、伯、子、男等贵族爵位与等级；并严格依其爵位的高低、等级的大小规定不同的接待规格。在国际交往中，无论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为代表的东方封建帝国，还是统治西欧达数百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控制天主教国家的罗马教皇，概以“我”为中心并依与“我”关系亲疏、臣服程度决定其在外交礼仪中的等级、位次和接待规格。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日益强烈。在１５—１７世纪，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许多国家设置外交事务大臣和专门的管理机构，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设立使馆。［①ｅ］通过各国元首之间或他们的外交代表间的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国际冲突，已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外交活动的显著特征。在１４０９年举行的比萨万国宗教会议上，第一次把与会代表分为四个民族：意大利民族、法兰西民族、西班牙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在１４１４—１４１８年举行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不仅承认英格兰人为第五个民族，而且首次按民族分别聚会、讨论问题，并且抛弃了按人头进行表决的传统方式，［②ｅ］代之以民族为单位进行表决的新方式。

从此以后，各国统治者十分关注本国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的位次与投票的先后次序，并时常为此发生冲突。在天主教统治西欧的“世界主义”时期，罗马教皇认为只有他才有权决定各国君主、邦君、诸侯的位次。罗马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1443—1513年）于１５０４年颁布训谕，规定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与公爵的位次表：

基督教国王次序：恺撒皇帝、罗马王［③ｅ］、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阿拉贡国王、葡萄牙国王、英格兰国王（同前三位国王有争执）、西西里国王（同葡萄牙国王有争执）、苏格兰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两者之间有争执）、纳瓦尔国王、塞浦路斯国王、波希米亚国王、波兰国王、丹麦国王。

公爵次序：布列塔尼公爵、勃艮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宫廷公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奥地利公爵、萨包迪亚公爵、米兰公爵、威尼斯公爵、巴伐利亚诸公爵、法兰西公爵、洛林公爵、波尔旁尼公爵、奥里列安公爵、耶路易公爵、弗拉拉公爵。［④ｅ］但台湾外交史学家刘振鹏提出了一张与英国学者萨道义不同的位次表。［⑤ｅ］

荷兰学者路德维克·德宾斯克指出，关于外交代表的等级与优先位次问题是过去经常发生外交纠纷的根源。［⑥ｅ］在公开的国际外交场合中，许多国家的外交代表根本不遵守罗马教皇规定的位次，屡次引起流血冲突。１６６１年９月３０日，在伦敦举行瑞典大使入城式。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各国驻伦敦使馆都要由大使率各自的车队到托尔码头等候，参加入城仪式。当瑞典大使上岸后乘英国皇家车前行时，法国大使率车队紧随其后。突然，西班牙大使瓦特维尔率车队冲上来，企图抢在法国车队之前，不惜挥刀砍伤法国人马，导致流血冲突与法西两国关系恶化，险些兵戎相见。只因西班牙国王派特使赴法，公开认错并保证今后不与法国大使争先后位次，遂使**平息。１７６８年冬，俄、法两国大使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因争夺谁坐在罗马教皇使节旁边的座位而引起口角和决斗，致使俄国大使受伤。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国际社会曾实行位次轮流制。在国际条约的署名上，一致公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居各国之首，其他国家实行轮流制，各文件保存国第二个签名。［①ｆ］后来在某些国际场合下，各国全权代表通常只在给对方的文本上签名以代替轮流签名制。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欧洲反法国同盟击败拿破仑之后曾在里茨威克（Ryswick）举行会议时，德国使节再次挑起位次之争。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棘手的老问题，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曾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草拟解决方案。经各国代表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在采取轮流制的国际文件或条约中，各使节签名时应遵循的次序以抽签方式决定之。”［②ｆ］尽管如此，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名时却按各国国名第一个法文字母顺序决定位次：Autriche（奥地利）、Espagne（西班牙）、France（法国）、Grande-Bretagne（英国）、Protugal（葡萄牙）、Prusse（普鲁士）、Russie（俄罗斯）、Suède（瑞典）。这等于宣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国际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成为国际社会应遵循的惯例和基本准则之一。１８１５年—１９１９年期间签署国际文件使用的外文语言为法语，各国代表签名次序依其第一个法文字母的顺序而定。１９１９年凡尔赛会议规定使用英语为外交语言，故依各国第一个英文字母顺序签名。此后，在举行国际多边会议时，除非议定采用其他次序，均以各国国名的法文或英文第一个字母顺序决定各国代表签名次序。［③ｆ］事实证明：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关于各国元首及代表位次的规定，从根本上解决了国际外交活动中的位次之争。从而“结束了１８世纪外交实践在地位高下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无止无休的争吵和冲突。”［④ｆ］

不仅如此，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还第一次以国际公法的形式承认各国驻外使馆是其国家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并统一了各国外交代表的名称、等级和位次。

在这以前，各国外交代表的名称极不相同：大使（Ambassador）、代表（Agent）、公使（Envoye或Minister）、驻外代表（Resident）、特命全权公使(Envoye-Extraordinay或Minister-Plenipotentiary）、常驻代表（Charges d’affaires entitere）、临时代办（Charges d’affaires udinterin）等。［⑤ｆ］甚至，荷兰在１６７５年与外国签约时曾使用“崇高和强大的荷兰政府的主人派驻荣誉和神圣的瑞典王国宫廷的公使”或称为“驻办代表先生”。［⑥ｆ］同时，由于各国驻代表的职责、等级与位次不明确，在国际外交场合中常出现大使、领事、驻办代表之间的位次之争、普通大使与特别大使、普通公使与特别公使之间的位次之争。加之，当时各国接待外交代表的规格不统一，造成国际外交活动的混乱局面，以致出现将特命全权和全权两类不同等级的勋章授予同一人的奇怪现象。［⑦ｆ］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从《最后议定书》附件《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章程》的国际公法形式结束了国际外交活动中长期存在的这种混乱现象。

第一，统一了各国驻外使馆及其外交代表的名称与等级。它把各国驻外使馆长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大使、教宗特使或教廷大使。只有他们有权代表本国君主与所驻国君主本人直接谈判。如果所驻国君主拒绝接见他，就意味着两国断交。第二级为公使或君主向国外派遣的其他代表。通常由本国元首授予信任状，到驻外使馆执行国家公务，但不代表国家元首本人，故不能享受大使殊荣，不能请求所驻国元首接见，或与之进行直接谈判。第三级为代办（或称代理）。通常受本国外交部长委派，并将随身携带的代办介绍信或委任状交给所驻国的外交部长。只是在使馆长离任期间或在派遣继承人之前负责代理使馆长（大使或公使）职务。

第二，统一各国外交代表的位次问题。首先，统一了国级外交官的位次问题。《章程》规定：外交代表应依照他们正式通知到达的日期决定他们在各等级中的位次。所谓到任日期，是指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的日期或外交部通知到达并向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的日期，以各国的惯例而定。如果两国使馆长在同一天递交国书，决定其位次先后有两种办法：或者按他们执行职务的时间顺序决定，或者按其国名的法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决定。［⑧ｆ］但各国必须前后一致，如无事通知，不得更改。其次，《章程》规定对教宗代表的位次不发生变化，即尊重天主教国家的传统惯例：教宗使节或教廷大使，不问其到任日期的先后，均居驻该国各国使节之前。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外交公约》再次承认这种传统惯例。再次，《章程》规定，各国宫廷间血统或姻亲关系不赋予他们的外交代表以任何位次，故任何正式派遣的外交官都应排在他的前面。但法国外交学家热内指出，在外交实践中，为了表示对特使的“特别尊敬”，也给予他优先的位次，“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优先位次权，而是他人给予。”［⑨ｆ］路德维克·德宾斯基进一步阐明了热内的说法，认为只是在第三国领土上举行各国特使会议上或接待国举行的正式典礼上才享有临时性的优先位次。［⑩ｆ］

第三，《章程》规定，各国对接待各级外交代表应统一接待规格与方式。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第一次以国际公法形式“划一了各种外交代表的等级，这在后来的长时间里一直作为国际法规而成为外交惯例，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效。”［①①ｆ］路德维克·德宾斯基认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存在着同样性质的国际交往、承认相互关系和各国普遍懂得了外交使团作为传达信息的手段、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①②ｆ］

①ａ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１５页。

②ａ 刘达人、王卓然主编：《外交大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３８年版，第１０４７页。

①ｂ Ｗ．Ｌ．通：《组织世界的国际法》（W.L.Tung ed.,International Law in Organizing World），纽约托马斯．Ｙ．克罗维尔公司１９６８年版，第５页。

②ｂ Ｊ．Ｈ．Ｗ．贝谢尔：《历史透视中的国际法》（J.H.W.Verzijl,International La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Vol.Ⅲ），纽约Ａ．Ｗ．西哈托夫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１页。

③ｂ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７页。

④ｂ Ｃ．Ｊ．Ｈ．海斯编：《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Carlton J.H.Hayes,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Vol.I），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３２年版，第７２２页。

⑤ｂ Ｄ．Ｓ．萨普：《现代国际关系》（D.S.Sapp,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９页。

①ｃ 海斯：《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第７２５页。

②ｃ ③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２６０、３３４、２６３页。

④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⑤ｃ 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５１４页。

⑥ｃ ⑦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４８、９０、９２、２３８、３２１、２６１—２６３页。

⑧ｃ 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三卷，第１２０页。

①ｄ 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四册，台湾商务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２６页。

②ｄ ③ｄ《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④ｄ Ｄ．Ｓ．萨普：《现代国际关系》，第５９页。

⑤ｄ 《国际条约集（１８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３２８页。

⑥ｄ Ｗ．Ｌ．通：《组织世界的国际法》，第１５３页。

⑦ｄ Ｊ．Ｈ．Ｗ．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１２８页。

⑧ｄ 《大美百科全书》第２８卷，光复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２页。

①ｅ １４５５年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礼率先在热那亚设立公使馆，开常驻外交使团之先河。１５８９年法国设单独的外交部。见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页。

②ｅ Ｂ．Ｎ．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８页。

③ｅ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常被称为罗马皇帝或恺撒皇帝，在其加冕前被称为“最尊严的罗马王。”

④ｅ 《格拉西斯日记手稿》，保存于英国博物馆，日记手稿类８４４０和８４４４号。见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２９—３１页。

⑤ｅ 刘振鹏：《外交掌故》，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１—２２页。

⑥ｅ 路德维克·德宾斯克：《近代外交法》（Ludwik Dembinski,The Modern Law of Diplomacy），尼德兰，马蒂努斯·伊哈霍夫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①ｆ ②ｆ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３６、３５页。当热贝：《维也纳会议》（d’Angeberg,Le Congres de Vienne），第一编第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４、６１２、６６０、７３５页，第二编９３２、９３９页。

③ｆ 费多萨姆：《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２页。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３３２页。

④ｆ Ｂ．Ⅱ．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第６３５页。

⑤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４—１３０页。

⑥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５页。

⑦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６页。

⑧ｆ 费多萨姆：《外交手册》，第３０页。

⑨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５３页。

⑩ｆ Ｌ．德宾斯基：《近代外交法》，第１１６页。①①ｆ Ｂ．Ⅱ．波将金等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下册，第６３５页。

①②ｆ Ｌ．德宾斯基：《近代外交法》，第８页。

第三篇：维也纳音乐会

今年的指挥家是音乐会上的老朋友，第五度登台的祖宾· 梅塔。这几乎是一个快被大家认为不再可能登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人选，也几乎是当代还在世的指挥家中的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代表式人物。他曾经带给我们的四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留给了大家深刻的印象，是传统时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不再像往年那样引入一位全新的作曲家的作品。这倒不是说维也纳爱乐乐团打消了这个念头，乐团本来打算在这一年里引进芬兰的耶安·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来纪念这位作曲家的150周年冥诞，可是后来由于该作曲家的作品的版权问题，乐团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部作品的演出。

但这却成全了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新年气息。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本是一部描绘死神与病妇的场景的音乐，虽然名为圆舞曲，却实质上更像是一首交响诗。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部作品显然与新年气息不符。而如果真的要选一首西贝柳斯的作品，其实本人更倾向于他的《卡雷利亚组曲》中的进行曲。当然，这种设想已经成为泡影，在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不再包含新作曲家的作品。

相较于梅塔上一次指挥的200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状态上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梅塔的指挥动作幅度更小了，不似当年的铿锵有力，大开大合。岁月的侵蚀让这位79岁的指挥家不再意气风发，音乐也更加柔和平缓。这也让这一年的新年音乐会听起来在处理上更加细致，更加注重乐句之间的对比和乐团整体的音色的和谐。在这一点上，梅塔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要更胜于往年。而这一风格在这一年的开场曲目，苏佩的《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中就已奠定。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大提琴独奏时均匀的呼吸，不同乐句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强弱对比，同时，乐团在整体音色上更加和谐融洽。音色一直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最引以自豪的特点之一，但并非所有指挥家都能调动起这个乐团演奏最美妙的音色。而今年梅塔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种音色出现了。

不可否认，梅塔这几年正如所有垂垂老矣的指挥家一样，无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哪怕在八年前的那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我们都能感受到梅塔铿锵有力的乐声，那一年的第二首曲子《意气风发圆舞曲》（央视译作《不安鬼魂圆舞曲》）就与梅塔的指挥风格相得益彰。而今年的第二首曲子《东方童话圆舞曲》在2009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全曲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气息，旋律优美，生机盎然。而我曾一度以为，如果梅塔以当年指挥《意气风发圆舞曲》的风格来诠释《东方童话圆舞曲》的话，效果很有可能会胜过巴伦博伊姆在2009年的版本。然而正如这几年梅塔的风格变换，这首《东方童话圆舞曲》梅塔并没有将精力放在调动气氛上，而是用更加柔和平实的方式进行演绎。这就让这首圆舞曲乍一听起来在层次上就显得欠缺，情绪上也不尽如人意。

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出梅塔更加注重音乐的转承启合的态度的，因而，在这一年的音乐中，各乐段的衔接也更加巧妙，更值得一听。比如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中，我们就很明显地发现了这一点。《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是一首纯粹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因而，这首圆舞曲听起来也像是一个讲故事的老者一般，娓娓道来，一唱三叹。梅塔的处理不似普莱特那般添油加醋的演绎，也不似哈农库特那般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的演绎，更不似克莱伯那般大开大合，酣畅淋漓。梅塔对这首圆舞曲的处理更加平和，更加注重音乐内在的联系。因而，我们很难听出这首圆舞曲在技术上的破绽，同时也的确流露出了维也纳的味道。用同样的手法，梅塔还演绎了今年的《加速圆舞曲》——这首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一顿饭的功夫构思出来的作品。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中，梅塔赋予的额外的东西太少，同时，用来模仿鸟鸣的哨子偶尔会被乐团的声音盖过去，因而也让点睛的鸟鸣声黯然失色。不得不说，这是梅塔在这首圆舞曲诠释上的百密一疏。

而那首《易北河畔圆舞曲》则让蒂勒曼在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的版本黯然失色。在我们常听的能够与梅塔形成对比的版本也就只有蒂勒曼的版本。然而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浓厚的德国风格在演奏这首圆舞曲时，失掉了维也纳特有的沙龙的味道，更多的是严谨厚重的织体和规整的节奏。而梅塔在诠释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圆舞曲中更自由的节奏和更清晰的织体。同时，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演奏起这首曲子的时候也显得更信手拈来，轻松自如。不得不说，维也纳出动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五朝元老祖宾·梅塔来跟蒂勒曼比拼，毫无悬念地赢得了这场“比赛”。

而正式曲目单上最后的那首《美酒、女人和歌圆舞曲》则是这几年中最令我满意的演绎。这首圆舞曲有着长大的序奏，而且序奏中的进行曲式的段落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2000年穆蒂演绎的版本过于清淡，节奏也过于平滑，削弱了进行曲的节奏感。而普莱特在2010年的演绎又显得过于软，他更注重音乐中甜美的一面，而在序奏的气氛烘托上稍有欠缺。而今年梅塔的版本却兼顾序奏的节奏感和音乐的气氛，序奏中很好的推进让气氛在圆舞曲还未开始的时候就已达到了高潮，给了呼之欲出的圆舞曲极好的铺垫，也让整首圆舞曲的演绎更加顺理成章。

今年出现的几首波尔卡也非常令人惊喜。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维也纳的生活法兰西波尔卡》是一首典型的施特劳斯家族式的法兰西波尔卡，音乐在节奏上充满了跳跃性，同时在结构上也有着明确的对比。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施特劳斯家族中法兰西波尔卡的代表性作品。梅塔的演绎也遵循了作品本身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将其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而下半场爱德华·施特劳斯的那首《蒸汽快速波尔卡》则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又一首描写火车的作品。施特劳斯家族，包括后来的伦拜，在描写火车的手法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小约翰的《游览列车快速波尔卡》用小鼓和铜管乐器模仿了火车运行时的声音，伦拜的《哥本哈根的蒸汽机车加洛普》则是用刮胡和摩擦板来模仿火车的声音。爱德华的这首《蒸汽快速波尔卡》则是用一个特大号的棘轮来模仿火车，棘轮摩擦时“嚓嚓嚓”的声响就仿佛是火车烟囱不断喷出的蒸汽。

此外，今年的新年音乐会上还出现了在往年的正式曲目单中极少出现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进行曲：《自由进行曲》。这首曲子与他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创作时间非常接近，因而我们几乎可以把两首曲子放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中去欣赏。此外，今年还是维也纳大学650周年校庆，因而，这首曲子连同小约翰的《大学生波尔卡》被一同献给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梅塔演绎的进行曲一向为观众所津津乐道。今年的《自由进行曲》同样有着梅塔特有的突出的节奏感，是对这首进行曲完美的演绎。

也许是梅塔指挥过太多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且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太过熟络的缘故，在今年的很多作品中，梅塔在配器和旋律上都作了不少小改动。比如开场的《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自多瑙河之滨快速波尔卡》、《无穷动》和《爆炸波尔卡》。这种改动无所谓好与不好，而且在音乐的整体表现力上与以往的版本不分伯仲，反而可以看做是梅塔带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或许我们曾经都期待过梅塔在这场音乐会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就如他在2007年的《威尼斯狂欢节梦幻般的回忆》中表现的一样。而今年，梅塔在音乐会上玩的噱头却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伦拜的《香槟加洛普》理所当然地会出现香槟，而小约翰的《爆炸波尔卡》也理所当然地会漫天飞纸花——就像他在1990年所安排的那样。大概是因为在这次的《爆炸波尔卡》中，“爆炸”的节点安排与1990年有所不同，因而这一年的“爆炸”让很多人都吓了一跳。漫天的纸花与香槟、《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前的新年致辞以及《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成了今年梅塔对全世界最由衷的新年祝福。

总的来说，梅塔在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虽然鲜有新意，中规中矩，不过在音乐会曲目的演绎上也算完成度极高，几乎无懈可击。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位年逾八十的指挥大师的大脑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冒出层出不穷的新想法，而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算是近几年中最为贴近传统的一次。或许正是这种我们最为习惯的传统式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才会让我们在最为熟悉的气氛中迎接新的一年。对于每一位喜爱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人们来说，聆听这场音乐会几乎也成了新年伊始的一种仪式，而对于台上的指挥家，我们也会对他们带给我们的愉悦表示以最衷心的感谢。

第四篇：走进维也纳

我印象中的指挥皇帝

我以前很少听古典音乐作品，从上了老师的课以后才慢慢地开始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点关注。而我第一次认识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就是从老师给我们看的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视频上。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很明白像这些古典音乐演奏会上为什么都要有一个音乐指挥家，难道没有他就不能演奏了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举行五四青年歌唱比赛的时候，每个班也都会选出一个指挥，但是我不明白指挥具体起什么作用，没有指挥我们一样能唱。直到我看了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视频，看到乐团在卡拉扬的指挥下，演奏得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又细腻精致，乐队各声部之间达到了心有灵犀般的默契，我才知道一个优秀的指挥对演奏会是多么的重要，他直接决定了乐团演奏结果的好坏。同时这场演奏会让我知道了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也认识到了“指挥皇帝”、“欧洲音乐总指导”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

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谓空前绝后，因为这是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指挥新年音乐会，为广大观众留下了几乎不可复制也不可超越的经典。年近80的卡拉扬以他对斯特劳斯舞曲无比优雅、华丽的诠释，以他君临天下的气度与独特幽默感，赋予了这场音乐会太多值得人们留恋的地方。有乐评人这样评价道“卡拉扬的指挥棒有一种魔力，任何平淡无奇的作品到他的棒下都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而这次在他棒下的本来就是活色生香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当然就更加相得益彰，出奇精彩了。

《无穷动》的最后，乐曲到了最后部分开始回到开头，老卡先是假装一脸不屑，然后抹抹鼻子，双手示意不用再演了，一句也没有说。《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的最后，隐藏在管风琴后面突然伸出一个小钢炮“嘭”的一炮，童心未泯的老卡还手扶胸口做出“中弹”状，下面观众一片惊呼，镜头切回，老卡一脸坏笑的扶着指挥台的栏杆向观众示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曲终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老卡献给全部乐手一个飞吻，在管风琴的上部突然展开一面纸扇，上面用德文写着“新年快乐”。《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始了，老卡先是捏着指挥棒抖了两下，突然听到观众席上有合着音乐鼓掌，于是潇洒的转身，把手放在耳边，示意掌声加大，随后开始指挥全场观众跟着音乐的起伏鼓掌，对于一生“得瑟”的老卡来说，这无疑也是最为得意的时刻。从视频上看，老卡时而俯视全场时而抬头示意二楼的观众，眼神里透出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指挥台的不舍。据称乐团曾经和老卡约定一定再次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合作，无奈老人家1989年突然辞世，1987年便成了“孤本”。看到现在普老年过八旬还精神矍铄还能两次登台，不禁让人唏嘘不已，为什么上天不能让我们再度感受一次“指挥皇帝”的魅力呢？

第五篇：维也纳酒店管理

维也纳酒店管理

1.求干净的心理

住客对自己所租用的房间的卫生状况是极为关心的，因为酒店的客房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使用，在此当中各种人都有，可能有的客人患有传染病。客人希望酒店客房的用具是清洁卫生的，特别是容易传染疾病的用具如茶杯、马桶等，他们都希望能严格消毒，保证干净。

2.求舒适的心理

旅客因各种原因远离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的改变令他们有生疏感和不适感，他们都希望酒店的客房能让他们感到舒适、惬意，从而产生“家外之家”的轻松感。

3、求方便的心理

旅客在酒店客房住下后，都希望生活上十分方便，要求酒店设备齐全，服务项目完善，需要洗衣只要填张单并将衣物放进洗衣袋，有什么问题要打听一下，只需向服务台挂个电话就行。需要什么打个电话就能送到房间，一切都像在家中一样方便。

4、求安全的心理

旅客住进客房，希望能保障他的财产以及人身的安全，不希望自己的钱财丢失、被盗；不希望自己在酒店的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不希望发生火灾、地震等意外事故。万一出现火灾则希望服务员能及时采取措施保障其人身安全。客人还希望在自己喝醉酒、有病或出现危险情况时，服务员能及时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出危险。

5、求尊重的心理

客人希望自己是酒店和服务员欢迎的人，希望见到服务员热情的笑脸，希望自己被尊重，希望服务员能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自己对房间的使用权，尊重自己的意愿，尊重自己的朋友、客人，尊重自己的生活习俗、信仰等。

根据住客的五种需求心理

服务员在服务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1、为满足客人求干净的心理，我们要切实搞好客房的清洁卫生，严格按服务规程操作，对直接与客人接触的水杯、洗脸盆、抽水马桶等，要严格消毒。

2、为满足客人求舒适的心理，我们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休息环境、服务时做到“三轻”（走路轻、说话轻、动作轻），经常检查房间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客人休息时有舒适的床铺、被褥，有温度适宜、空气流通的安静环境。

3、为满足客人求方便的心理，服务员工作要主动、周到，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地、热情地满足客人提出的要求，还要按规定配齐房间的生活日用品、文具用品等，使他们感到在我们酒店一切都很方便、顺心。

4、为满足客人求安全的心理，服务员应有较强的安全意识，配合保安人员防止不法分子进入客房偷窃客人的物品，在收拾房间时不能乱动客人的贵重物品，除丢在废纸篓里边的东西外，不能随便扔掉客人的东西，以免误会。对醉酒客人要采取合理措施，对生病各人要与医疗室联系或送附近医院诊治。出现火灾等突发事件时，一定要先为客人着想，将客人转移动安全地方，保证客人的生命安全。对客人的情况，不随便泄露给外人，以免发生意外。

5、为满足客人求尊重的心理，服务员应做到以下7点：(1)对客人要使用尊称，使用礼貌用语。

(2)要记住客人的名字，并随时使用姓氏去称呼他们。(3)尊重客人对房间的使用权。(4)尊重客人的生活习惯、习俗。(5)尊重有生理缺陷的客人。(6)尊重有过失的客人。(7)尊重来访问住客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