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有关问题探讨

第一篇：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有关问题探讨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及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我国随着治安状况日益严竣，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刑罚，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犯刑罚的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未成年犯刑罚适用更应体现宽的一面，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缓刑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必要性

刑法中的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因适用短期自由刑而对很多初入狱后所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二是缓刑可以保全犯人之廉耻，促进其悔改。因而缓刑在刑事政策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有学者对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针对未成年犯生理心理并未发育成熟，主观恶性不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身心特点，本着对未成年人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理应更注重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因为，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事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由于监禁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因监禁带给未成年犯终身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而影响其回归社会。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监禁并非改造未成年犯的良策，未成年犯选用缓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问题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也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第一，罪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第三，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适用并没有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缓刑适用的问题上，还是强调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应区别对待的精神，即对未成年犯在符合法定缓刑条件时，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放宽条件适用缓刑。但应该看到这一点点对未成年犯在适用缓刑上的宽松条件，不足以发挥对未成年犯所起到的保护、教育及挽救的作用。在中国刑法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缓刑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累犯以及被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缓刑，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罪犯。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而未成年犯罪一般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期生理的特征引起的，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可塑性很大。特别是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来说，所实施的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从分则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可能性极小，这样，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几乎成为不可能，无疑限制了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缓刑的适用。如果他们由于年幼无知和不良诱惑走向犯罪后，不得不在高墙铁窗内度过漫长刑期，这是否与刑罚的人道主义发展倾向相背离呢？如果让期尽早回归社会，他们仍有希望开拓全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对未成年罪犯予以特殊保护，而不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作特别规定，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是完全必要的，符合法律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本意。

三、完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两点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应做特别规定。我国刑法设立缓刑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上的从宽，更体现了国家的一贯支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建议应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刑度条件放宽。可以对被判处拘役或5年或更长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样放宽刑度条件，不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原则，而且有利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康复。

（二）建立相应健全的缓刑执行机构。“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验到法律

和社会的宽容。当然缓刑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预防效果，但由于未成年人的特点，其本身就缺乏自律性，容易受不良影响，如果放任其回到社会中去，一遇上适当的气候，又会重新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多，不乐于接受缓刑未成年犯，基层组织反而成了监督的主角，对缓刑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特点，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有专业人员负责对执行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治，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改造工作，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

第二篇：浅析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

作者：潘珏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专业学号：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也日趋严峻。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更充分地体现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应适当放宽和完善对缓刑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缓刑

未成年人尚处于心智不成熟的状态，此时难免由于年少无知做出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未成年人接受改造后往往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法律也一直秉承着对未成年人犯宽大处理的政策，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外，继199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1999年又施行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标志着我国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和心理健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文也有十几个，但对于未成年人缓刑的应用，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提到了被判处拘役、法定刑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判处缓刑。对比世界各国，我国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这方面的法规远远不够。

一、我国未成年人缓刑应用的现状

（一）我国与世界各国未成年人缓刑应用的对比

缓刑作为一种对犯人的宽大处理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既能节约社会资源，也能给予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其在社会的大坏境中反省自己。美国学者史卡陪第与史第文生曾作过一个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缓刑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影响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间在新泽西州爱克丝县被判刑的16岁至18岁的1210名男性未成年犯罪人。他们对研究对象追踪至1966年6月底为止。这1210名研究对象被分为四组，最大一组为943名的缓刑组，其他三组为受缓刑以外处遇的未成年犯。研究结果表明，缓刑组的再犯罪率远低于受其他处遇组的再犯罪率，且缓刑组成员有较低的反社会性、较佳的社会适用能力与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这也说明了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的改造具有极大的意义。在国际上，缓刑一直被认为是代替监禁的最好方式，犯人的人格尊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缓刑制度是一项兼具经济性与人道主义的制度。

美国于1870年首创了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从此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使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中国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的比例虽然比成年人判处缓刑的要高，但仍远远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由立法上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也仅仅只有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一条，相比德国、日本，这样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也能看到，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被判处拘役、法定刑低于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被判处缓刑的规定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完善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必须坚持的道路。

（二）我国缓刑应用的地区不平衡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认为，对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刑为主，弱化刑罚。而缓刑是监狱刑的最好代替方式，能最大程度上的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使其回归社会的怀抱。贺州市中院2002年至2005年生效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368人，适用缓刑的41人，占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总数的11.14%，占缓刑案件总数的12.69%，而2004年北京市宣武区生效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91人，适用缓刑 37 人，占缓刑案件总数的40．7%。由对比数据可知，由于我国对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规定并不够完善，各地区之间对于未成年人犯判处缓刑的比例具有较大的差异，这极容易使民众产生司法不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试想一下，一地区的未成年人犯与另一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犯了同样的罪名，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很可能造成判决的不相同，这件事如果被媒体报道，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大讨论，引发不满的抗议。

二、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存在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过于严格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不成熟的阶段，犯罪后改造的空间很大，缓刑相比监狱刑对未成年人的改造效果也被证明更加好。因此对于未成年人判处缓刑，我国立法应给与更大的空间。笔者认为，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对于不属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重伤，贩毒，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八类恶性犯罪的累犯可以适用缓刑。对于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对于非暴力性质的犯罪，例如盗窃等罪，可以从宽把握，将三年以下改为五年以下，判处缓刑，但是对于暴力性质严重危害生命的犯罪且毫无悔意的未成年人犯罪，要从严把握。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也能让未成年人在社会、家庭、学校的关怀下重新做人，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二）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考察中存在的几点问题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作为未成年人，本来就禁止出入娱乐场所、网吧等不适合未成年人出入的特定场所。因此未成年人缓刑犯也应当禁止出入一切不适合未成年人出入的场所。

此外，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宣告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迂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第一条的规定显得过于空洞，没有实际意义，对未成年人缓刑犯更不具有教育、考察的实际效果。而第三条，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显得不太实际，如今网络发展迅速，而未成年人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网络更为熟悉，未成年人缓刑犯在网络上交友、聊天，哪一样都比面对面的会客交流更为迅速，到底网络聊天是否属于会客，考察机关对此难以把握。第四点，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所谓的离开，到底是外出游玩还是长期迁居，在实践中，考察机关都难以把握。

三、未成年人缓刑制度适用的完善

（一）未成年人缓刑的考察机关

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依照规定，由

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监管，缓刑犯所在的基层组织或单位应对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但是由于公安机关业务繁多，往往难以兼顾考察未成年人缓刑犯平时的生活和办案工作，而由于未成年人没有所在的基层组织或单位，给公安机关的平常的考察带来极大的不便，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的犯罪往往是由于周围不良习气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考察，应该由未成年人所在的社区开始，由公安机关组织，建立社区监管小组，从而完善对未成年人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此外，如果未成年人缓刑犯继续上学，其所在学校应该负有监督、考察的责任。学校负有对未成年人犯的引导责任，应该采取各种方式，使未成年人在学校的大环境中得到新知识，交到新朋友，获得新生活，走向新道路。

（二）保障未成年人的上学权利 由于未成年人缓刑犯的身份特殊，在社会、学校往往得不到认可，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缓刑犯的上学权利并不能得到平等地对待，甚至有一些学校明确的以曾经犯罪为由拒绝未成年人缓刑犯继续上学，在高考报名时，也受到学校要求其经过考察的挫折。那么，未成年人在缓刑期间到底有没有权利继续上学或参加高考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 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但是，此条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运行，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挽救未成年人的关键场所，应当聘请资深的教师，采取积极的措施让未成年人缓刑犯融入集体生活，在学习、交往中重获自我。也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学校明确或以变相的形式拒绝未成年人犯继续学习的予以罚金等处罚。

（三）罚金刑与缓刑结合罚金刑作为一种重要的附加刑，可以对未成年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但由于未成年人没有收入来源，可由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代为抵扣，这并不违反刑罚自负的原则，也能让未成年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得到反思，明白金钱得来的不易。且以罚金刑为主的财产刑在世界各国适用的比例广泛增加，日本进入70年代后罚金刑所占比例在96%以上，我国台湾进入70年代后，罚金刑所占比例达到54%-67%。由此可见，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是合乎世界发展的潮流的，但笔者认为，并不是每一种罪刑都适用罚金刑，对于未成年人以获取金钱利益为目的犯罪，应当适用罚金刑。而其他类型的犯罪，就要经过谨慎的考虑，对于暴力性的犯罪，更加要从严把握。

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与缓刑相结合的刑罚方式，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司法最低限度规则》“尽可能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禁机会，采取其他代替措施。”的原则，能有效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狱刑，使其在社会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重回正确的人生道路。结语：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事关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事，是司法机关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缓刑的立法状况和司法效果如何，是检验一个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程度高低的标尺之一。同时，有效、合理地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积极为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创造改造条件，又能对改造未成年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当加快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立法步伐,积极探索、积极实践,使缓刑这种非监禁的刑罚方式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 叶灵猛：《浅析我国的缓刑制度》，法制与社会，2013.4（中）

[2] 张余武：《危机干预模式在未成年缓刑工作人员矫正工作中的应用》，基层司法行政

[3] 季凤建，李伟哲：《未成年缓刑适用偏差及其解决》，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2011.11第十一期

[4] 刘湘蓉：《未成年人犯罪缓刑适用完善》，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第27卷

[5] 段景勇：《我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分析》，法制与社会，2011.06（下）

[6] 曾艳娇，曾志伟：《系统论视野下的外地未成年人缓刑适用》，调查与研究

第三篇：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浅析

祁门县公安局查雪莲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也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其增长的势头，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未成年违法犯罪问题在各地仍然很突出。就祁门县这类犯罪来说，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祁门县未成年犯罪人员共计79人，占全部抓获成员的14。6%，其中15岁以下52人，16—17岁27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如今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未成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归纳未成年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合伙犯罪多。二人以上合伙犯罪占未成年犯罪的7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心理正处在未成熟期，有合群性，单独干一般胆子不够，一起干会形成群胆，另外就是合伙后使犯罪责任分散，心理压力要小一些。合群后的孩子更希望在群体里能够表现自己，树立自己勇敢以及对同伙的忠诚，在犯罪时他们的表现一般会更极端。这就使合伙犯罪时的暴力程度一般比单独干时更严重。

二是侵财犯罪占主体。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犯罪上，近几年抢劫犯罪有上升的趋势。盗窃犯罪主要以钱财为目的，采取撬锁、破窗等手段入室或溜门入室、顺手牵羊，一般不要大的物件，以好带的物品为主，作案的目标不太固定，随意性大，作案后不掩盖犯罪现场，只要能逃离就行，盗窃所得赃物不往家拿，全部挥霍或存放在同学朋友家中。盗窃摩托车供自己骑玩，也是如今未成年犯罪的一个新的特点。去年祁门县摧毁的一个盗窃摩托车8人犯罪团伙，其中7人是在校中学生，他们在两天之内利用晚上时间在本县用车锁匙捣开摩托车锁，盗窃摩托车10辆，这些被盗车被他们使用后有的抛弃在路边，有的则抛弃在田间地头。他们盗车的目的均为了骑着玩。这些孩子还未走上工作岗位，父母不可能花几千元买摩托车供他们骑玩，出于好奇就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追求哥们意气，心狠手辣，不计后果。未成年人文化偏低，心理单纯，缺乏对事物应有的分辩能力，同时又处在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极不稳定这样一个特殊的生长发育期，因此在诱惑和陷阱面前，往往很难把握自己，在那些社会上混的小青年诱导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今年祁门县在打击恶势力犯罪中，查获涉案人员中有部分就是未成年人，他们受社会上无业人员影响，平时跟随他们吃吃喝喝，然后受他们教唆去寻衅滋事，今年元月以来涉案就达8起。

四是犯罪手段有些成人化。有些未成年人作案前精心策划，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一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特点。去年祁门县系列盗窃、抢劫加油站现金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作案时先踩点，骑摩托车前往，并且携带砍刀、钢管等工具，作案后迅速逃离。

五是不悔改，重新犯罪的多。未成年人触犯了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而劳动教养或少管往往要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从而形成了打击处理的空档，再加上家长或监护人管教又不到位，使得他们不断地重新犯罪，抓了放，放了又抓，形成恶性循环，强化了其犯罪的心理。

六是年龄逐渐向低龄化发展，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祁门县从2003年元月至今年10月，15岁以下犯罪52人，占未成年犯罪65。8%，在校生犯罪28人，占未成年犯罪的35。4%。与前几年相比，未成年犯罪人员平均年龄下降，在校生犯罪增多。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或忽视教育，使未成年人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一是家庭溺爱，造成孩子自私和偏激的心理而诱发犯罪。现在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对孩子的过分溺爱和放任，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形成是非以及价值的基本判断，以致唯我独尊，任性忘为。

二是夫妻双方不和，家庭暴力发生较多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后天受父母的影响。

三是单亲家庭和面临崩溃的家庭，有些离异后的夫妻双方一般疏于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有的为了再婚而把子女推出门外，不管不问，还有的父母再婚后把孩子视为眼中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最后有许多流浪在街头，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后备军。

四是夫妻忙于生意或外出打工等而对孩子缺少管教，容易使他们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诱发犯罪。

〈二〉学校忽视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

目前犯罪已经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小学生也参与犯罪，现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的出现，学校只注重成绩，不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小学和中学大部分学校均未开设法律课，即使有的学校开设了

也只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真正学到法律知识。真正说来，学生们大部分都还是法盲。有些孩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

〈三〉媒体和网络逐渐成为未成年犯罪的催化剂

大众传媒、非法出版物以及网络所描述的暴力、凶杀、色情的情节已无形中起到了教唆未成年犯罪的作用。而电子游戏一般内容又都是格斗、射击、打杀之类。而现在一些娱乐场所仍然没有按有关规定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厅、酒吧、歌舞厅、网吧等场所，耳濡目染，加上开支增加，容易诱发犯罪。

三、如何预防未成年犯罪

〈一〉重视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未成年犯罪，家庭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从法律角度上说，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陶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青春花季的少年，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如果不能抓紧时机促使他们向好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向，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各位父母在忙于自己的同时或在处理家庭关系矛盾问题时，请多为孩子考虑，请多关心孩子。

〈二〉督促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当前社会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学习好的学生只知读书，没有理想，缺乏法制观念，心理脆弱，一旦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乃至误入歧途。如马加爵一案就值得反思的。另一方面基础较差的学生被编入慢班，于是厌学、辍学现象增加，流失生队伍不断扩大，长此以往，不仅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方针将变成一句空话，而且青少年犯罪问题将愈演愈烈。

学校教育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基本任务和当务之急是实施素质教育。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开设法制课，在讲解法律知识的同时，应针对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主，循以善教；三是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达成对孩子教育的共识。学校应当将班主任定期家访或开家长会作为考核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关心帮教后进生、双差生或其他不良行为的学生的教师作为先进典型加以表彰，以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下只看重教师的教学成绩的不正常现象。

〈三〉加强立法，规范对未成年人的打击、教育和管理

如今法制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不断完善，但对未成年人的管教还存在着欠缺，如何更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起到挽救的作用，还值得大家深思。有许多做监护人的父母，并未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当孩子触犯刑律后，有的并未认真加强管教。因而各地应当建立工读学校，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触法的孩子进行教育培训，使他们走出犯罪的误区，变成一代有用新人。

〈四〉规范各种传媒，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要注重对未成年的教育培养，还必须对文化市场加大力度进行清理整顿，对各种传媒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加以约束，可以开设一些未成年人观看的电视频道和网站。鉴于网吧、游戏厅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危害，各地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对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等都作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但尽管如此，令不行禁不止的事依然屡有发生。因此如何使这一高科技的产物确定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在网吧管理上下大力气，从而真正把未成年人堵在不健康的网吧之外，同时要加大对美容美发、桑拿等场所及有可能诱发色情活动的经营场所进行综合治理，做到不让污泥浊水侵蚀我们下一代。公安部八月份开展的打击网络色情犯罪，对净化互联网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广大群众称道。

〈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社区化管理

一些流失在社会上的未成年人，他们往往结伙租住在出租房内或者住在朋友家中，所以社区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社区对其辖区的居民更熟悉，较为容易掌握情况，所以管理起来更具有针对性。如何发扬社区管理的优势，实行更为有效的科学管理，使社区成为预防犯罪的一道坚强关口，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四篇：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刑罚适用刍议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时，应切实贯彻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要求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宽宥的刑事政策，较好地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与依法惩治成年罪犯区别开来。本文试

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章，通过对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03年至2007年所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项调查分析，得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第二章，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未成年人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社会原因。

第三章，阐述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一是关于无期徒刑的适用；二是关于对未成年人附加刑的适用；三是关于前科消灭制度和累犯制度；四是关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

第四章，提出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原则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现状犯罪原因刑罚适用

引言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虽然国家和社会为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出台了一些法律、政策，然而，未成年犯罪却呈上升趋势，而且逐步出现手段成人化、年龄低龄化、团伙化、高智商化、暴力化等新特点，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本文通过对东安县人民法院2003年至2007年审理的67案115人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现状，试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最近，笔者对东安县人民法院2003年至2007年所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通过实证的分析，得出了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现状的一些基本数据和结论，具体分析如下：

1、从犯罪的数量来说，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态势。从审结刑事案件的数量上看，2003年审判的168人中，未成年人犯罪20人，占总数的11.9%；2004年审判的165人中，未成年人犯罪17人，占总数的10.3%；2005年审判的161人中，未成年人犯罪28人，占总数的17.4%；2006年审判的128人中，未成年人犯罪16人，占总数的12.5%；2007年审判的164人中，未成年人犯罪34人，占总数的20.7%。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2、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的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年龄构成是：14周岁以上的6人，占5.2%；15周岁以上的16人，占13.9%；16周岁以上的29人，占25.2%；17周岁以上的64人，占55.7%。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1]

3、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从统计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中小偷小摸，一般的打架斗殴明显减少，代之以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甚至故意杀人,而且手段凶狠，动辄持刀行凶、不计后果。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所谓凶残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残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所谓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对讲机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二是实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来越多的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犯罪，例如网络犯罪等。三是未成年人反侦察能力不断增强，实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未成年人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变化的复杂时期，此时生理发育趋于成熟，精力旺盛，血气方刚，但缺乏社会经验，且普遍存在很强的逆反心理，情绪不稳定，易冲动，自控能力差，有时往往在外界的影响和刺激下，突发犯罪，不记后果，其盲目性给社会、家庭，包括未成年人本身都造成了极大危害。以往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现在不但盗窃大数额的钱财而且手段越来越残忍，有时会因为一些小事情、抢劫几元钱就把人杀死；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已进入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现代信息的传播方式使犯罪方式、作案手段在青少年中传播速度极快。青

少年不断搜集、吸收影视文艺作品中描写的犯罪手段、犯罪方式以及反侦查的伎俩，并加以模仿，使犯罪手段、方式更加趋向成人化、智能化。青少年在高科技方面的违法犯罪主要有：利用高科技手段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或方法，进行传统的违法犯罪活动，如：盗打电话；利用电脑合成技术，伪造“证据”，进行敲诈勒索；赌博和封建迷信外，还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新类型的犯罪，如：非法制造计算机病毒，破坏他人电脑程序；破译他人密码，侵入他人网络等等。这种高科技违法犯罪的危害性更大，经济损失更严重。

4、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2003年至2007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构成比为：抢劫占53.9%（62/115），盗窃占17.4%（20/115），故意伤害占14.8%（17/115），寻衅滋事占7%（8/115），强奸占5.2%（6/115），绑架和破坏公用通讯设施占0.9%(1/115)。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方向发展。

5、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2003年至2007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基本都是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单独作案的未成年人犯罪不到20%，其中三人以上共同犯罪占40.%左右，有的甚至形成较为固定的团伙。从组成形式看，有的是成年人带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有的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这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以一定的方式和社会联系为纽带结成，有的以同学关系组成，有的以居住地结成，以成年犯为主未成年犯参与，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进行抢劫、强奸、盗窃等团伙犯罪活动。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化越来越明显，且团伙作案日益增多，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对社会危害性具有倍乘效应。

6、从犯罪前是否预谋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是预谋犯罪逐步增多，突发性犯罪的仍占优势。从审理案件情况，未成人犯罪大多没有经过预谋，尤其是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抢劫出于一时冲动，但也有不少案件体现了预谋性，且逐步成为趋势。如东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被告人孙某等6人团伙抢劫案件，几被告人在每次抢劫前都经过比较精细的预谋计划，准备好作案工具刀具、手套等，并对如何踩点、分工甚至分组进行部署。这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是预谋犯罪的逐步增多，突发性犯罪的仍占优势。

第二章未成年人犯罪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一个普遍引起关注的问题，犯罪学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的探讨。只有真正明确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对策，因此，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则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他犯罪一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犯罪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也是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在个别未成年人中的集中反映，其犯罪是主观因素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客观因素相结合所造成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未成年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从心理因素分析，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抵制各种不良影响的能力不强，思维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表面性。他们不能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对待各种事物和现象，对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难以正确认识，对自已的行为不能作出正确的估价和评断。其次，从生理因素分析，由于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发育期，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自我控制能力较差，难以抵制外界不良诱惑，难以有效的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再次，从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较低，综合素质较差，分辨事非能力较差，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沾染不良嗜好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意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我们审理案件来看，60%的少年犯案发前都有喜欢上网、打游戏、吸烟甚至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导致非道德意识增长，导致产生违法行为。

2、家庭原因

家庭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环境如何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因此，家庭教育的好坏，父母道德品质的优劣以及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对子女的心理、品德、爱好、理想和行为举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家庭环境不良或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我们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看，大多数少年犯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均存在误区。有的父母文化程度低不会管孩子，甚至对孩子失去信心，不愿管；有的父母离异后，孩子无人管。离婚率的增长使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由于缺乏家庭温暖，会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他们人格和行为的扭曲，他们或者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或者内心对社会不满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并走向犯罪，或者因受继父（母）歧视而流入社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还有的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不当，要么对子女娇纵溺爱，要么对子女粗暴生硬，要么对子女自由放任，这些不良的教育方法会使未成年人产生人格缺陷，从而成为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家庭：

一是残缺重组型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子女健康成长的摇篮，当离婚、死亡或服刑以及其它原因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时，家庭的完整性便遭到破坏。这种家庭既给子女心理造成一定伤害，又给子女的家庭教育造成了严重的缺陷。相当多的孩子因此产生深刻的情绪障碍，悲观失望，嫉妒他人，不满现实，形成一种反社会的心理，极易引发犯罪。从我们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这种类型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我们审理的被告人胡某入户抢劫案中，被告人胡某幼年丧父，其母重组家庭，无人对被告人问事，给被告人心理造成一定伤害，觉得家人对自己关心不够，自己单独在外租住，并染上抽烟、赌博的恶性，后因无钱消费而走上抢劫的犯罪道路。

二是父母外出型家庭。随着人口流动比例的增大，尤其是我们当地经济欠发达，不少家庭为了谋生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将子女托付给爷爷奶奶或亲属，使子女的管教工作存在严重的缺陷，使一些未成年人因失去了良好的管教条件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我们统计的数字看，这类未成年犯占到30%左右。同时，还有一些家庭虽然父母没有外出，但由于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意而忽略了子女的教育，也是导致未成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溺爱纵容型家庭。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许多家长对子女溺爱有佳，尤其是爷爷奶奶，对小孩有求必应甚至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也予以满足，滋养孩子从小养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坏毛病。一旦他们认为家里不能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和过高的物质欲望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干坏事，走上犯罪道路。如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薛某抢劫案，被告人薛某父亲觉得纳闷，平时家里淌水似的满足薛某用钱要求，怎么还会去抢呢，有一次薛某从家中拿4000元，没到四天就用完了。

四是父母素质偏低型家庭。未成年人模仿性强、可塑性强，父母的言行影响着他们的成长，有的父母素质较差不能正确的教育子女，甚至颠倒是非，有的本身就有一些不良恶习，严重影响着子女的成长。如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唐某寻衅滋事案，我们找其家长了解情况时，其父竟然说他儿子不就打打仗，用刀砍砍人，这有多大事，还夸唐某有本事坐车没人敢要钱。

3、学校原因

学校是未成年人除家庭以外的最主要的生活、学习场所，学校和老师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仅次于未成年人的家庭和家长，有的甚至超过了家庭、家长的影响力。但现行教育制度存在缺陷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单纯的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学校为了取得高升学率，以满足社会及家长的期望，在教育内容的安排上，只重视教科书规定的知识教育而轻视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

二是法制教育重视不够。从近两年审理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来看，他们的法律观念非常淡薄，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自已的行为是犯罪，如有的人认为打打仗，把钱赔了就没事了。

三是个别教师素质不高，教育方法不当。有的教师责任心不强，把差生视作“包袱”冷眼相看，使其对学校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而辍学在家，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因素。四是学校管理存在问题，尤其对住校学生的课外管理不严，致使少数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与社会的不良青少年接触，而被引诱走上犯罪，从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案发率比较高的是职业中学和个别民办学校。

4、社会原因

社会影响也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良思想的影响。目前，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金钱带来的诱惑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逐步盛行，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些未成年人幼小的心灵种上了贪慕虚荣的种子，讲排场、讲吃喝、讲穿戴、好逸恶劳、梦想一夜暴富，经济收入的差距加大，造成了青少年心理上的不平衡，诱发青少年向往金钱物质，使得一些青少年为获不义之财疯狂作案。

二是低级影视书刊的影响。近几年，宣传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和音像制品一度泛滥。由于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能力差，对好坏良莠缺乏全面的判断。在缺乏良性诱导的情况下就会受好奇心的驱使，往往是“一看、二学、三堕落”。如东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时，在问及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几人竟异口同声说蛊惑仔片看得太多了。

三是网络游戏的诱惑。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的发展，网络游戏在给人带来乐趣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说网络游戏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最重要的社会原因。因为网络游戏的诱惑力，不少未成年人经不住诱惑，沉迷于网吧、游戏室，尤其是在校学生在那里结识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有的因为争机子打仗，有的因为没有资金消费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据统计，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69起少年犯罪案件中，有40余起与网吧、娱乐场所有关，占总数的60%，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章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

1、关于无期徒刑的适用问题

对未成年罪犯能否适用无期徒刑，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论。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解释》没有排除对未成年罪犯适用无期徒刑，但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释》第13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如何理解未成年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条件“罪行极其严重”，《解释》没有进一步说明。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刑法第48条规定的死刑的适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来解释。具体而言，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应当是指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三者均极其严重的统一。[2]

但笔者认为结合刑法第49条、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不应该适用无期徒刑，原因有二：一是无期徒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刑种，具有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的性质，并且依照现行刑法必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等内容，而且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的一般都是暴力性犯罪，根据刑法第81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所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种情况，未成年人往往无法获得假释。所以无期徒刑的“无期”轻易使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处于绝望境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在高墙内度过，于是“破罐子破摔”，不思反悔，抗拒改造；二是依据刑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法条中关于“应当”的表述是必须遵守的，那么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法定刑及刑种之一因无量刑幅度而无法从轻，所以就“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就只能减轻为低于无期徒刑的刑种制度来处罚。

2、关于对未成年人附加刑的适用问题

⑴关于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

由于现行刑法典对于盗窃、抢劫等财产型犯罪均规定了罚金刑，而这两种财产型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因而对未成年人犯罪处以附加财产刑就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实际面临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未成年人在经济上不独立，即使在16周岁以后有微薄收入或少许积蓄；判处罚金也无实际意义，除非未成年人接受了赠与或继承了较多的财产，而这类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为少见，因而主张对未成年人不判处附加财产刑；另一种观点认为假如不判，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判处罚金有其非凡的刑罚目的，主张应该判，但基于未成年人无财产的特点，认为可以判令缓交或降低数额。

笔者认为上述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这两种财产附加刑的适用目的在于剥夺犯罪分子利用钱财进行犯罪的资本，并惩治和改造犯罪分子的贪利思想，这些刑种是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应视其适用是否违反罪责自负的刑法基本原则。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未成年人大多在校学习，或者刚刚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上主要依靠家庭收入，对这样的未成年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往往是其家庭代为受罚，这既有悖于我国刑法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又难以使未成年人在接受刑罚时得到应有的教育和改造，故执行的结果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不如不判。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已满16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其以自己财产作为犯罪资本时，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就要依案情对其单独或附加适用财产型附加刑，既体现罪责自负的原则，又可以实现刑罚的目的。同时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执行中的相关制度。一是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历来本着教育为主的目的，可适当引进缓刑制度，先判处未成年人犯罪人缴纳部分罚金，剩余部分给予一定缓期缴纳。如果未成年犯罪人在缓刑期内表现良好，改造彻底，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则不再执行剩余的罚金；反之，则执行。二是建立罚金刑假释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无法实际履行的罚金，可参照自由刑的假释制度，按照不同的罚金刑数额在未成年犯罪人缴纳1/3或2/3的罚金之后，可暂免交付罚金，在一定的考验期间，如未发生撤销事由，则认为罚金刑执行完毕。三是建立罚金刑易科劳役制度。当未成年犯罪人确实无法支付罚金时，可考虑罚金刑易科，其中易科劳役最适合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当然，这里的劳役是在不违反国家相关制度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强制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定量的劳动，如在监狱的工场中参加生产劳动、强制从事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等。未成年人犯罪多数与财产型犯罪相关，往往与贪图享乐的生活习惯有关。对未成年犯罪人易科劳役，不仅解决了一些未成年犯罪人罚金刑不能执行的问题，更有助于培养未成年犯罪人热爱劳动的习惯，学会一技之长，重新回归到社会中。

⑵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位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际享有的只有第二项权利，其他三项权利因年龄关系尚不能享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目前刑法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应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因为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出发，对未成年人适用较为严厉的剥夺政治权利，显得过于严苛，限制了未成年人接触社会，进行正常生活的条件，不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而且未成年人实际并未享有我过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剥夺本来就不享有的权利，就不称其为剥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3]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同成年犯罪人一样剥夺政治权利，这是因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尽管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大部分政治权利，但大多数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尤其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刑罚的，在服刑期内已成年，对其政治权利如不予剥夺，不利于对他们的改造。[4]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犯罪人只有判处无期徒刑才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应适用剥夺政治权利。[5]

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能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结合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剥夺政治权利的限制适用上应区别对待：

首先，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因为剥夺政治权利在单独适用时，一般适用于那些政治权利滥用相关的犯罪，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宗旨，是通过对行为人政治权利的剥夺，惩罚其对政治权利的滥用，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对行为人都做出否定性的评价。未成年犯罪人由他们的身心特点所决定，在犯罪时往往不是出于对政治权利的滥用，因而他们利用这些政治权利再犯罪的可能性就小的多，从而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必要性也要小的多。[6]

其次，对未成年犯罪人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应区别对待。一是对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未成年犯罪人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7]这主要是基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本身的犯罪特征及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必要性来考虑的。二是对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讲，判处无期徒刑表明犯罪的危害程度非常严重，犯罪人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所以剥夺该类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是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也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3、关于前科消灭制度和累犯制度

所谓前科消灭，又称刑事污点取消、犯罪记录销毁，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被处刑记录的制度，也就是将该人曾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视为不再存在，即被视为未曾犯罪，将原定罪记载归零，成为“零犯罪记录”。典型的是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97条规定：“如少年刑法官确信，被判处刑罚的少年犯有无可指责的行为证实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以官方的名义，或者根据被判处的犯罪分子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告取消刑事污点。”除此之外，1971年修正的《瑞士刑法》第99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记录之注销制度。《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的《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

我国刑法典没有规定前科消灭制度，对未成年人更没有专门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着未成年人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还有可能构成累犯而被从重处罚。前科的存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讲存在着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刑事上的，在再犯的情况下，前科是一个确定的从重处罚的理由；二是民事、行政法上的，有前科的，不得从事某些非凡行业的工作。比如根据法官法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罚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在我国没有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情况下，一个未成人一旦犯罪受处罚，前科将伴其终生。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一规定对曾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人无异于以立法的手段为他们的回归之路设置障碍，其公正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同时也不符合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为了弥补现行刑法典的缺陷，丰富刑法的人道注重内涵，我国刑法应增设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为曾犯罪的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过程提供法律保障。

在一定意义上讲，累犯从重是前科从重的一种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同样适用累犯的规定，值得商榷。因为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由于累犯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大，不从重处罚不足以威慑犯罪和保护社会，但未成年犯罪人有别于成年罪犯之处在于其可塑性较大，针对这一特点，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累犯的处罚没有规定体现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因此在保留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同时，应对其构成条件作出非凡规定。

4、关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

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为司法机关通过案件审理而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故不予刑罚处罚而另行决定的一种处分措施，其适用的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1)实施了犯罪行为。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的对象，只能是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这是由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作用在于补充刑罚的适用这一特点所决定的。(2)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由此决定，内地刑事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构成犯罪，但法院决定免予刑事处分的；(2)构成犯罪，但法院出于少年司法工作改革探索决定暂缓判决的；(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属于情节轻微的罪错少年而不作有罪判决的。

按照刑事责任的理论来分析，对犯罪人采用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实际上是免除了其应负的刑事责任，与对其适用刑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就两者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来看，又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社会针对犯罪行为所采取的处分措施。联合国1984年11月制定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作出规定。《北京规则》明确要求：“应使主管当局采取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的这类措施包括：（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活动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8]这是吸取多数国家少年司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成为现代各国制定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重要指南。

我国刑法典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人都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外，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还有以下几种：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建议予以行政处分。

从以上这几种非处罚处理方法本身讲，还存在一定弊端：一是形式过于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处置的严厉程度上存在断层，没有层次和等级性。除了收容教养外，其他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都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具有人身约束性，也不需要劳动和其他一些改造措施，一放了之，与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和刑罚相比，严厉性差距极大，形成两个极端。二是效果不够显著。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未成年人内心感受不会太深切，教育效果肯定不佳，导致这些责任转移到了其父母或监护人身上，未成年人自己没有体会到切肤之痛，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这种措施由于缺乏社会和有关机构监督，往往起不到任何效果。

随着时代的变化，以上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不适用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教育未成人的目的。从审判实践看，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社会上诱发未成年犯罪的因素不断增多，尽管社会在保护未成人，预防和减少未成人犯罪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未成人犯罪仍有增无减，且呈复杂多样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不少案件中，根据犯罪事实及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综合评判，并非一定给予未成年被告人刑罚处罚，但是又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处罚，由于刑法中缺少更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可供法院选择，致使司法实践部门要么对可以免于处罚的未成年人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罚后一放了之。而且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的较为单一且零散，在某种程度上也局限了法官的视野，造成法官在主观上对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并不重视。故而补充和完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至关重要。

第四章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原则的几点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重要表现。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时,无论在指导思想与适用原则方面,还是在具体要求与实际操作方面,都应当将其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而不能将其与成年人犯罪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1、明确有关刑种的限制使用

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刑种及其适用条件，除死刑外，并无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犯罪时适用上的不同，从完善的角度，在刑种上可以考虑补充规定：限制对未成人适用有期徒刑最高刑；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将司法解释中关于禁止对未成年被告人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限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的相关规定吸纳到刑法典中。

2、明确规定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较为宽宥的量刑制度

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规定来看,对未成年犯罪和从宽处罚规定比较具体,我国刑法中刑罚制度和刑罚种类适用方面的特殊对待乃是正确地从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所必需,因此,应完善立法。从轻处罚的原则不仅应体现于刑罚种类上，而且要体现在刑罚制度的适用上，如可以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后自首的应减轻处罚；对未成人犯罪较成年人犯罪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等。

3、对未成年被告人累犯的构成条件做出特殊规定，以严格限制未成年累犯的成立

对此，可以适当借鉴外国有益的立法条例。例如英国从立法上对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的年龄做了一定限制，要求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必须年满22岁。目前，有学者建议，对我国未成年累犯的构成，也应限制年龄，以年满18周岁为宜。同时把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时间缩短，由现行刑法典规定的五年缩短为三年。[9]因为不论从累犯制度设置的目的还是从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看，对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条件做出非凡规定，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累犯的成立，都有利于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从轻、减轻处罚的精神。

4、完善并明确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

我国刑法中尽管也有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的处理措施的规定，但由于种类过于单一，规定较为零散，从而在司法实践贯彻执行起来较难。由于我国对《北京规则》的签署，前文已经阐述的规定，我们可以以此规则为指导，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实践经验，进行完善。

非刑罚处罚的方法。《刑法》规定，对于免予刑事处罚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虽然这些非刑罚处罚方法并非为未成年犯罪人单设，但有着很大的意义。因为对未成年犯罪人从轻减轻处罚会导致许多的免刑，而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必须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并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教育改造。被判处缓刑或被假释的未成年犯罪人也面临在缓刑或假释期间怎样接受教育改造的问题。让他们在缓刑或假释期间履行一定的义务，即附加非刑罚处罚教育改造是非常必要的。

有的法院在实践中还探索了一些非刑罚的处理方法。如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推出了监管令（即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决的决定生效后，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和社会服务令（即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责令其去指定场所，完成一定期限无偿服务劳动的书面指令）制度。[10]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纷繁复杂，因而仅仅规定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显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需要。从内地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除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刑法中已规定的几种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外，可以考虑增设以下几种非刑罚的处罚方法：

1.司法警告。此种方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实存在，构成犯罪但可不予刑罚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以使处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迷途知返。

2.善行保证。对于不需判处刑罚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由人民法院责令其监护人提供一定数额的金钱作担保，免除其刑罚处罚，由监护人严加管教，从而达到预防未成年犯罪人再次犯罪的目的。如果未成年被告人违反规定，再次受到行政拘留以上的处理，担保金即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3.责令家长加强管教。对于因家庭环境不良、家庭教育不力而导致未成年被告人行为失控的对象，法院可以责令家长加强管教，包括学习辅导、职业训练、疾病治疗、心理康复等，并由家长在一定时期内向法院汇报管教情况。

4.管教协助。有的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与家庭管教不严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免除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如果其家庭无力管教或者管教不当，可以由法院派辅导员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5.保护观察处分。为了给免予刑事处分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成长环境，人民法院可以采用强制力，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活动场所、交往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并要求被告人定期向人民法院汇报学习、生活情况等。

6.社区公益劳动。由人民法院指定一定的场所，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在此完成一定的公益劳动，使之在劳动中得到帮助和受到教育。

结束语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于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我们不可能仅靠打击毕其功于一役，而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将预防、减少和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深入、持久、广泛地开展下去，从而创造一个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这不仅是我们对未成年人的责任，更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所应有的负责态度。

第五篇：未成年人犯罪（范文）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调查报告评审表

题目工读学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

姓名_ 胡金兰教育层次_ 专 科____

学号20097630130139专业__法学

分校教 学 点

指导教师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制

2011 年__3__月_10日

工读学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报告

西宁市**学校目前是**省唯一的工读学校。工读生90％是由家长送来的犯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轻微犯罪行为难以管教的初中生，现有在校学生72人。最近，我们先后到该校进行调查。通过听取汇报，分别召开班主任和管教文秘资源干部座谈会，下发无记名测验卷，查阅学生档案，找部分在校工读生谈话，并有重

点地走访一些工读生。

一、**学校的概况

西宁市**学校1998年11月由西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建校，1999年4月正式开办。工读学校由市教育局主办、市公安局和司法局协办，并派员参加管理工作的一所特殊学校。它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接受工读教育的学生改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掌握一定生产劳动技术和职业技能的合格公民。在校学习期限一般是一至三年，参照原来的文化程度，将72名在校生编为初

一、初二各一个班，初三年段两个班，学籍仍保留在原学校，其进入工读学校的经历不记入学籍档案。毕业后由原校发给毕业证书，并一视同仁参加升学考试，在校生按同等初中收费，另收生活等费用450元。工读生毕校还有一年时间对他跟踪，发生问题，还要帮教。

五年多来，**学校先后接收工读生372名，从其中145名调查的错误、违法性质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长期旷课，夜不归宿，严重违反校规的19名，占13.1％；二是打架斗殴，无理取闹，对抗辱骂老师的31人，占21.38％；三是有偷盗、赌博、抢劫、勒索行为的85人，占58.62％；四是有流氓习气，挑逗女同学，直至犯有两性错误的6人，占4.14％。

几年来，**学校认真贯彻“立足教育、挽救孩子，科学育人，造就人才”的办学指导思想，对在校生要求集中食宿，实行半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进校三个月不让回家，切断社会关系。在管理教育中坚持严格管理和耐心说服教育相结合；在课程安排上，以部编教材为主，正课教育与社会辅助教育、适当劳动锻炼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以表扬鼓励为主，坚持表扬鼓励与批评惩诫相结合。全体教师既是传道授业的师长，又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密友。几年来，他们在教育挽救这批后进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明显的成绩，把这批处于犯罪边缘的后进生中的大多数改造成好学上进，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好孩子。据已经离校的83名工读生调查，已拿到毕业证书的有34名，占离校总数的40.96％，有44名工读生因表现好，学习进步，被批准返回原校就读，占离校总数的51％。还有2人入团，1人入党参军。原工读生林某某，去年毕业后考入某中等专业学校。当他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激动地哭了。他说：“我是个浪子，我所以有今天，是老师帮助教育的结果。”初二年段阮某某的妈妈一再夸工读学校办得好。她说：“是**学校挽救了我的孩子，现在小阮的学习成绩不仅是公认的好，还学会了洗衣服，干劳动活。放假一回到家，就帮助家里干这

干那。”现在她对孩子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二、在校生犯错违法的根源

从现有在校的72名工读生的年龄来看，大部分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最小年龄仅12岁，最大年龄也才16岁，他们是怎样走上错误违法道路的?从59名犯有各种错误违法行为工读生来看，大部分都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和家教中找到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情况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发展和健康成长。

一、是家庭结构不健全。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或父本文来源于文秘资源母双亡或父母离异。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在小孩的心理和性格形成上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家长丧失或缺乏监护管教能力。使这些小孩长期无人管束，致使他们为所欲为恶习不断。

三、是溺爱娇惯型的。使小孩从小养成娇横行为，无心读书，大把花钱，无钱便勒索同学。

四、是双职工、双劳力型的。家长平时没精力管，听之任之，孩子出了问题又不够冷静，态度粗暴，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和家长对立。如果说家庭缺乏管教或管教方法不当，是孩子走向后进违法的主要原因，那么社会的不良影响就是它的外因或条件

一、是受不良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诸如“金钱第一”、“利己主义”贪图享受等思想行为，对孩子们的毒害作用不可低估。

二、是受后进未成年人群体的影响。这些孩子不少人爱交朋友，如果交上了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就有可能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邪路。

三、是受不良娱乐场所的影响。一些孩子入迷于泡网吧、玩电子游戏机，这是许多孩子逃学旷课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孩子就是从玩游戏机、泡网吧开始，逐步走上偷窃“勒索”、赌博等违法道路的。在校学生出现错误违法行为，学校当然难辞其咎。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一些教师对教育后进生缺乏爱心，总想把他们推出门去了事。一些老师管教方法不当，促使一些后进生越走越远。

三、调查后提出的建议

通过这次调查对我们有以下几方面启示：

1、创办工读学校是预防未成年学生走上犯罪道路有效形式。西宁市**学校创办五年多来，挽救了许多处于犯罪边缘的后进生，成绩是明显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工读学校，不知这372名后进生会有多少人走上犯罪道路。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工读学校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2、各中小学对在校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应对学生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尤其是法制教育。建议在初中阶段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真正、有效地进行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两法”的教育、《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教育、初步的《刑法》知识教育以及禁毒知识教育等，这对未成年学生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学校老师尤其要关爱帮助、引导后进生，包括犯有严重不良行为、轻微违法行为的后进生，使他们不致于滑入歧途，应把他们“拉进来”求进，而不能“推出去”变坏。

3、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应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这就要求各家庭各学校和全社会都要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网络。同时，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这是预防未成年人走向错误违法道路的重要环节，对只顾赚钱，不顾社会后果者应予有力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