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权保护（五篇范例）

第一篇：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保护 互联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各种网络侵权行为也随之出现。虽然有些问题可以通过现有法律法规加以解决，但还有很多新情况亟待规范。网络时代，个人隐私被侵犯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隐忧与困扰。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被泄露、个人电脑被黑客入侵、网上购物清单被人留底等情况时有发生。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弥漫在网络世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如何既恰当地保护隐私权，又不妨碍网络的正常发展，已经成为网络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在立法、司法上对公民隐私权加强保护，而且这一趋势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在我国，学者们对网络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立法不够完备。基于此，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作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泄露了我们多少隐私？

上网信息、个人邮箱等涉网隐私存在隐患

在银行业方面，由于客户资料等信息一般都储存在电脑里，甚至某个服务器上，因此也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7月28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在未取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与福州都购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向都购传媒提供联名信用卡客户资料，并涉及信用卡外包行为。据了解，2007年5月24日，都购传媒与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信用卡中心协议约定：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每月向都购传媒提供发卡量数据，都购传媒有权取得联名卡持卡人的客户资料。协议签订后，都购传媒进行专题宣传和推广，开发了数量庞大的都购信用卡客户。今年5月，由于都购传媒和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商业利益方面的分歧，都购传媒将中国光大银行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类似的案件提醒我们，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记录在网络上，访问过的网页，来往的电子邮件信息，甚至信用卡账号、密码都有可能泄露或被黑客获知。通过网络渠道泄露个人隐私的事件，在当下的网络生活中可谓形式多样，层出不穷。当个人网络生活的相关信息正在面临威胁时，我们还能安心享受网络便利吗？网络隐私缘何如此脆弱？

网络的开放性和侵权手段的隐蔽性是主因

网络时代，侵权形式多种多样，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柳经纬在人民网访谈时指出，在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主要是指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非法披露他人的隐私，非法利用他人的隐私，包括侵入他人在网络上设置密码的私人空间等行为。

网络隐私为何如此脆弱，以至频频受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新宝认为，网络自身的特性是引发网络隐私侵权的重要因素。网络隐私的载体是具有虚拟性质的网络，其不可触摸性导致了私人空间、私人信息极其容易受到侵犯。另外，网络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和交互性的特性决定了个人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使得侵权变得十分容易，而法律救济变得相当困难。

在网络生活中，侵权主体和侵权手段具有隐蔽的特性。专家分析，这种隐蔽性是侵权者用以保护自身身份的屏障。侵权者在窃取用户信息时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也可以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把整个侵犯过程做得无声无息，甚至可以变换不同的身份，以致用户根本不知道是谁盗用过自己的信息。即使会留下痕迹，由于网络的更新速度很快，等到用户发现时，证据早已不复存在。网络用户在通过网络进行收发邮件、远程登录、网上购物、远程文件传输等活动时，均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并用于非法用途。

“更有甚者，有些机构专门组织技术攻关，搜集目标人群的隐私信息，供其商业或其他用途。这种以组织化的形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背后实际上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于越来越多的组织化侵犯隐私行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王军说。

此外，网络运营监管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柳经纬指出，网络信息因其海量存在，带给网络运营很高的监管成本，如果一一审查海量信息，难度较高。此外，由于法律和制度缺失，网络运营商和网络服务商缺乏必要的维护公民隐私权的规范和惩处机制，使得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服务上缺乏规范。即使出现重大侵权事件，公民也难以承担维权成本。

法律如何保护网络隐私？

从民法到刑法多层次保护，尽快制定专门法规

“网络隐私权保护是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对网络隐私权的维护，既有传统隐私权的普遍性，同时也要充分体现网络的特性。”柳经纬认为，“从我国立法来看，立法对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是多层次的。首先是宪法层面的保护，如宪法第40条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层面的保护，这方面主要有两部法律，一部是民法通则，另一部是去年刚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后者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刑事立法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在人民网访谈时指出，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有可能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侵犯通信自由罪等。比如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信息，有可能会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攻击他人的电子邮件系统也有可能涉及侵犯通信自由罪。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方面，柳经纬指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立法保障、政府监管等方面，对网络侵权行为虽然进行了规范和落实，但还需要根据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隐私权侵犯的新特点，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尤其在网络运营商自律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自律规范和协调机制。”张新宝教授指出。

对于网络隐私的立法保护，相关专家认为，应在考虑本国国情，比较考察世界先进国家有关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模式的基础上，从中吸取可行的经验措施，形成我国网络隐私权立法的一般方式和原则。具体来说，首先应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的地位，进而尽快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加强对传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另外，还应重视对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的调整，尽快制定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专门法规，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个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为网络电子产业的发展开辟一条更为坦荡的道路。

第二篇：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究范文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究

摘要隐私权的概念是于19世纪末在美国出现的，相较于其他传统的民法概念来说其还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念的进步，人类对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显而易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等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隐私权就是尊重需求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时间轴?艿浇?年，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隐私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也将对隐私权的探讨推上新的高潮。本文中笔者将通过人工智能对于隐私权影响的经典案例作为切入点，通过研究传统隐私权的内涵、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新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等以及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尽绵薄之力，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甚至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等各类规范的完善，为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研究

作者简介：王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297

一、引言

2016年3月，AlphaGo挑战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并以4：1获胜。次年四月，浙江乌镇，AlphaGo又在现役围棋世界第一人柯洁九段头上兵不血刃地拿下三局获胜。此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在法律界，自从Buchanan，Bruce G.和 Headrick，Thomas E.在Stanford Law Review 上面发表Some specula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一文后，法律就搭上人工智能的快车迅速发展，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法律人工智能发展至今日，由于其在法律检索、案例分析、文件审阅、咨询服务、判决预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已经引起很大的市场反响，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该行业。其中一例是今年七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查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其旨在建成“一中心四体系”的智慧检务系统，体中心即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包括检察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检务大数据资源库、大数据软硬件基础资源、智能语音大数据平台资源等。四体系则包括检察大数据标准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其总体思路总体思路为以大数据及智能语音等相关技术应用为重点，形成以类案推送、量刑建议等各项应用需求为“点”，以司法办案、服务为民等业务需求为“线”，以服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面”，以实现大数据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为“体”，构建“点、线、面、体”的检察大数据应用体系框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总书记也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从政策风向来看，人工智能的前景一片大好。但是，人工智能发展至今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隐私的保护问题。

二、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隐私权的个案分析

随着人机交互在AI技术的支持喜爱变的越来越好，不断有厂商将AI接口嵌入系统，典型诸如苹果Siri，微软Cortana，谷歌Google Now等。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亦是如火如荼，典型代表诸如我们常认为以做硬件为主的华为。2016年12月，华为发布了一款命名为magic的智能手机，该手机主打的卖点便是人工智能系统，即通过一项名为“magic live”的服务采集和调用用户信息，并根据信息提供相应的服务。例如，在微信聊天中出现“看电影”的关键词时，该服务会自动提示近期评分较高的电影以及附近的影院。作为目前用户已超过十亿的微信以及腾讯来说，其出于对用户的安全以及隐私，加之此行为也会影响到其自身利益，其当然不会将用户数据拱手相让。2017年5月22日，双方的数据争夺战正式爆发，华为magic手机用户发现升级新版微信后出现闪退或者无法打开的现象，但华为其他型号的手机及市场上其他品牌的手机均可以正常使用微信。此案件中，双方就隐私保护问题各执一词。腾讯方面，其认为使用微信产生的数据是不属于用户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第7.1.2 规定限时“微信帐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帐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同时，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微信帐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帐号。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承、承租、受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帐号。”说明用户在注册后仅获得账号的使用权。关于账号所产生信息的使用，其在8.2.1.4当中也做了相应的规定：“除非法律允许或腾讯书面许可，你使用本软件过程中不得从事下列行为：对本软件或者本软件运行过程中释放到任何终端内存中的数据、软件运行过程中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数据，以及本软件运行所必需的系统数据，进行复制、修改、增加、删除、挂接运行或创作任何衍生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插件、外挂或非腾讯经授权的第三方工具/服务接入本软件和相关系统”。其意在说明用户在使用微信时产生的数据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而华为“magic live”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显然没有得到腾讯及微信的许可。华为对此的回应是使用微信产生的数据应该归用户所有，而其在调用和使用这些数据时已获得用户授权。且不说两家关于数据之争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处于漩涡中心的用户以及他们的隐私权却在这场分拨中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笔者认为，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以及保护用户隐私的落脚点，就在于解决使用APP产生的数据的归属问题。由于该情况还属于新兴事物，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以及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笔者尚未在《民法总则》、《物权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找到相关规定。但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又是势在必行的。因此，笔者就所学知识简单对该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使用APP产生的数据，可以通过民法中的共有和添附的关系来加以规范。《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但是笔者认为，其一，共有关系的参加主体在实质上是平等的，但是APP开发商和用户随在法律上平等，但是二者的关系往往通过格式条款等固定，加上替代产品稀缺、社交需要的限制等，用户不得不同意有些本不能接受的条款。二者，用户在处理APP产生的数据时需按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支配。但在共有关系中，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时还要受到共同共有人或按份共有人的限制，笔者认为这是不利于用户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的。且在双方或多方意见不合时，基于庞大的用户基数APP开发商显然不可能与用户一一进行协商跟交换意见。鉴于共有关系在处理该方面的问题时存在诸多不便，下文中笔者将着重讨论运用添附的相关理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中出现的其与隐私的平衡问题。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添附一直是所有权中原始取得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法系的国家中亦对此制度有相关规定。我国由于物权法研究起步较晚，立法不完善，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未对添附制度做具体规定。但是国外以及我国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添附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时期，在当时是指将物加工或是将所有权不属于同一人的几个物合为一体的方法。经过后世发展和完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中以及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中均有对于添附制度的规定。我国学界对于添附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几种观点。王利民先生认为：“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不可分离的物或具有新物性质的物。”张俊浩先生在其《民法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添附是将所有权归属于不同人的物结合或加工，形成具有新的性质或不可分割的物，由于不能恢复原状或不可分割，由一人取得信物所有权并对其他原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其三，在刘保玉先生看来，“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混合在一起或者不同人的劳力与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新物并导致所有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关于添附的概念内涵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添附的分类方面却基本一致，添附可分为附和、混合和加工。其中附和是指将不动产与不动产或不动产与动产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在交易当中被视作一物的法律事实。生活中常见的装修等即属于附和行为。混合是指将动产与动产结合在一起，不能识别或识别起来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从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法律事实。如酒与酒的混合等即是法律上所说的混合。而加工是指动产与人类劳动的结合，即对他人的动产进行改进或改造，使其形成新物的法律事实。综合来看，其上述三者作为添附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结合性、不可恢复性以及复杂性。

笔者认为，用户在使用微信以及由此行为产生信息，便是添附行为，更细分之，则更接近于混合。首先，其属于动产与动产的结合，实践中常见的混合为相同形态的不同物以及不同形态的物之间的混合。前者如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混合，后者如糖与水的混合。在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可视作是将微信的聊天功能与用户信息混合在一起。其次，二者混合后再来进行区分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一者将用户从微信的聊天功能中分离出来或是让微信离开用户信息单独存在，二者的使用效能便会大打折扣。二者分离费用和付出的时间成本等也不可谓不巨大。在分离不现实的情况下，首要讨论的便是混合后新物的物权效果。参照各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梁慧星、王利民教授的物权法建议稿以及徐国栋教授的民法典，笔者认为新混合物的所有权以单独所有为原则，以共同所有为补充。首先，按照比例原则，以原物的价值确定份额最高者为新的所有权人，余众则获得相应的债权，如通过不当得利请求权获得补偿金甚至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来填平自己的原有物权。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比较

（一）隐私权的概念

从上述案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此下文中笔者将就人工智能时代自己的一些思考展开论述。隐私权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在1890年的第四期Harvard Law Review上，哈佛法学院教授路易斯D布兰迪斯和塞缪尔D沃伦发表了The Right of Privacy一文，其中首次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进行研究。文中作者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以及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生命权应该拓展至生活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人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信息、思想、生活等是否被公之于众，这就是隐私权的雏形。我国的隐私权研究也时间不长，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的。学者们对隐私权的定义也略有不同，其一是以王利民教授为代表的“信息说”，在其著作《人格权法》中他提到，隐私权就是“自然人就自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即该学派认为隐私权仅仅指自己的私人领域不愿意公开或向他人公布私人信息。比如你新买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只是你的个人财产，并不是隐私。但是当你不想把买手机的信息公开而被别人公开时，买手机的这个信息便是隐私权的一部分。其二是以张新宝教授为代表的“信息保护和生活安宁说”，即隐私权在“信息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不受侵扰的权利。其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写道：“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佼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这里笔者的理解是张新宝教授对“信息说”被动防御的状态的一种增强。其三是“信息&安宁&决定说”，该学说认为隐私权不仅包含了自己的信息不受他人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内容之外，还增加了权利主体对自己信息的处分权。这是隐私权在被动消极的防御基础上，新增的积极保护的内容。在上述观点中，笔者更倾向于把传统隐私权理解成第三种，即“信息&安宁&决定说”，隐私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的信息、生活、及其他领域不愿公开的秘密，并享有对这些内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对比

传统隐私权与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交叉：

1.二者均属于民事权利范畴

我国隐私权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美法系相关制度的影响。美国著名的罗伊诉韦德堕胎案正式确定堕胎是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的内容之一，因而在美国，隐私权不仅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更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在我国，笔者认为应当将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和人工智能隐私权都归到民事权利的范畴。原因之一为若将二者作为宪法性权利则必然要在宪法中用一定的篇幅加以体现，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也没有足够的容量去容纳关于隐私权的详细规定。再者，我的宪法不可司法化，法官无法直接将宪法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也意味着必须将二者视作民事权利，否则在相关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采取保护或救济措施时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三者，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此处所出现的隐私权便是对宪法隐私权的细化和落实，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综合上述因素来看，无论是人工智能隐私权还是传统隐私权，其都属于民事权利范畴。

2.二者均属于具体人格权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隐私权在生活中已经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特别是个人个性的解放和意识的觉醒，人们对自己信息的保密度、私人领域的清净性以及私人生活的安宁性要求越来越高，保护上述两种隐私权，满足人们的诉求已经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首先，若将二者视作一般人格权则太过于宽泛和原则，甚至只是一种理念，加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下，在具体条文穷尽时一般性的规则才被允许使用，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限制，运用一般人格权的规定进行裁判时也可能会导致裁判结果缺少可预期性。因此将二者作为一般人格权，显然是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反过来讲其纳入具体人格权，则可以很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在相应的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保护。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发展的新趋势

1.侵权主体构成复杂化

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隐私权不同的是其侵权主体主要是指未经当事人许可，非法对他人数据进行获取、利用、修改删除、公布等行为，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甚至一些社会组织。自然人中常见的就是一些我们称之为“黑客”的人。法人方面，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公司，如网络软件服务、硬件服务厂商等。例如文中一开始的案例中提到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其在提供的软件服务中可能涉及侵犯用户隐私权的问题。此外，我国生产的各类品牌的手机在国外市场屡屡受碰的原因之一，也是国外政府认为该硬件设备可能会涉及“后门”等问题，私自获取用户的重要信息。至于社会组织，诸如学校、医院等有时会为了经济利益过度获取学生、患者信息并自己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或者进行倒卖。比如你刚在学校教务系统查完月考成绩就有辅导班老师的电话轰炸或刚挂完号就收到各种医院推荐的短信等都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组织主动或被动地使你的隐私遭到披露的行为。

2.客体范围进一步拓展

传统隐私权的客体还处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内容，以及财产状况、婚姻状况、健康状态、宗教信仰等。但随着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容被纳入到需要保护的隐私权的范围，如微信账号、电子邮件地址、steam账号密码、匿名发送的各类消息等等。并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隐私权的客体，这就需要法律及时进行规范。

3.隐私权的财产性明显增强

传统隐私权在受到侵害时被害人往往在精神方面的损失更大一些，如有时会因财产状况被泄露而感到尴尬或痛苦。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拿到数据与拿到金钱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在文章开始的案例中，二者在数据之争其实是人工智能时代基础资源之争，超大规模的数据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算法优化和模型升级，无论是将数据用于产品打磨或是营销等，都能取得远远甩开对手的巨大的优势。另外一例则能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价值，2014年2月28日，全球最大规模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的Mt.Gox失窃，丢失了包括平台所属的75万个以及其CEO马克?卡尔普勒个人账户的10万个比特币，按照当时的交易行情，损失估计约4.67亿美元，按照最近（2017年12月13日）疯长的比特币价格――1.7万美元/个来算，失窃的比特币价值则超过144亿美元，相当于丢掉一个海尔集团。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在遭到侵犯时，不仅会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使其私人领域受到严重侵扰，有些情况下也会给其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当然，比较乐观的一点是由于人工智能隐私权财产属性的增强，受利益的驱动，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在受到利益驱使时，在保护方面可能会投入的资源更多。

4.侵权行为更加隐蔽化

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侵权行为更加隐蔽，难以察觉，且追查成本极高。即使在网络实名化程度很高的今天，网络仍具有很强的匿名性，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入侵者会通过虚拟机、伪装IP等手段将自己伪装起来，在达成目的之后还会进行日志擦除等方式销毁入侵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受害人即使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仍很难察觉。另外，在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的现状之下，仅凭个人的力量也很难与高技术水平的个人或组织抗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又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四）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保护的限制

当然，绝对的隐私也会导致绝对的不安全，在人工智能时代个人的隐私权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来说，当个人的信息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依法定程序对其进行限制。没有大国安全，何来小民尊严，保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保证公民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国家出于预防恐怖袭击的需要，有时候可能会采取通过关键词监控一些内容或者作出延长监控数据保留期限等措施。公共利益方面，政府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公共利益，这时的我们也应该作出合理的退让，为公共利益让渡出一部分其确实需要的信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限制公民隐私权的过程亦应当受到限制。首先，就其对公民的影响程度来说，应该只能由法律进行限制，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幅度均不能超过法律。其次，人工智能时代限制公民的隐私权程度要合理，而判断是否合理的依据，则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在穷尽其他手段仍不可解决时才可对隐私权进行限制，不得已获取公民隐私时也要遵循合理原则，不得过度获取。再者，限制程序一定要正当。程序一旦违法，就很容易产生如“毒树之果”的情况的出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审判程序和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这也体现了程序正当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思考和建议

（一）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现状

这里谈到的保护现状，主要是我国的立法保护。首先是宪法保护，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此条可以看做是国家对于网络通讯隐私权的保护。当然，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个人在网络环境中产生的信息也是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适当对此条做扩大解释，在无明确条款的现实下，为其他部门法对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宪法依据。此外，最新的《民法总则》第110条也提到：“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亦注意到了隐私权的部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人工智能隐私权的有关内容，但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形式，将《民法总则》第110条进行细化和落实，从而实现立法预期目标。除上述比较概括性的规定外，我国在一些专门的法律中也涉及到了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如国务院印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不得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及从事其它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用户有权获得接入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有义务交纳费用。”比较遗憾的是该实施办法是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不久颁发的，距今已经有较长的时间，在网络技术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略显滞后，但凭借其在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方面体现出来的前瞻性，在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上该条款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看，我国人工智能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不是特别完善，主要体现在立法太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可操作性不强，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只有少量的?l款可供其寻求法律救助，不利于充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再者，立法严重滞后又是其一显著特点，但从时间来看，我国《宪法》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4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于1998年颁发，二者距今都超过十年，特别是在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互联网领域，仅靠扩大解释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比较好的消息是，今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对隐私保护有所涉及，虽然力度仍是不够，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在未来能够出台更为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为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方面，相关法律过于分散，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当中，这就导致了公民在学习和使用相关方面的法律时难度加大，如此高的门槛使得非专业人士使用时得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实践成本。笔者的构想是能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隐私权问题，同时也起到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作用。

（二）保护建议

1.坚持以立法保护为主导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明显存在人工智能发展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问题。但是在宪法或法律中只是通过隐私权笼统地加以规定。因此法律在这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宪法又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基础，因此在宪法中，可以加入对人工智能隐私权，至少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使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存在宪法基础。此外，前文中也提到了最好出台相应的专门法律法规，提高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法律的位阶，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专门法规中还可具体规定构成要件、侵权认定标、赔偿办法等具体内容，改善目前的立法状况，提高其可操作性。

2.加强行业自律

法律保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底线，单纯地依靠法律保护人工智能隐私权也是不现实的。这时就要通过行业自律管理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具体来说，主要的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提供商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实行认证制度，对不符合行业标准的产品不予认证，降低其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外，行业内也可成立专门的检测和评估机构，通过评估费用进行公司运营，被评估厂商也可凭借评估结果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此两种模式都能在很大程度淘汰一些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人工智能厂商，规范相关市场，净化相关环境，使人工智能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3.提高人工智能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

外部保护之后，内部保?o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常扮演受害者的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如及时清除cookies，重要信息离线保存等；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在使用一些软件时要仔细阅读其隐私条款，权衡软件的使用价值和信息泄露的利弊，决定是否接受其格式条款等；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民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保护自己隐私权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出于好奇心侵入他人系统，恶作剧破坏他人数据等。只有这样，人工智能的大环境才能更加和谐，技术的正面能量也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

五、结语

这段时间看到的诸多出于人工智发展需要而造成的数据泄露事件，让笔者深深感受到保护隐私权之紧迫性。毫无疑问，未来十年是人工智能的十年，而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也基本停留在传统隐私权延伸的层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目前不论是法律人工智能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还是理论方面的研究，都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蓝海，因此笔者借此拙作，抛砖引玉，希望我们法律人共同体，能够一道积极探索和创造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理论方面的未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秉承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保障公民切身权益，促进经济社会高速稳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注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1日）.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刘保玉主编.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吕栋.共有分割请求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范光磊.添附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Amitai Etzioni and Oren Etzioni：Keeping AI Legal，HeinOnline.[6]葛攀攀.论添附制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7]谢丽萍.论网络环境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8]吴晓丽.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9]刘凡义.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第三篇：微信自媒体时代

据IT时报报道，内测中的微信5.0被认为将导致自媒体倾覆：微信不再愿意让这种强打扰的推送内容影响用户体验，据称在5.0中，会把用户订阅 的公众号放到二级页面中统一管理，这样聊天主界面将更为干净。同时限制企业类公众账号每月推送一次消息，而自媒体类每日只能推送一条消息。

“这样的话，自媒体的打开率无疑会再次严重下降。”新媒体观察家魏武挥说，当订阅用户在一级主页面看不到那些红色更新提示，只有很强烈的阅读欲望，才会主动去二级页面中搜索自媒体的更新。“说实话，以往的部分打开率其实也正是以强打扰促成的，才让微信自媒体到达率高于微博。”电商类知名自媒体人向记者表示：“当前的红色未 读标识不点一下它就一直在那儿，令人很不舒服，很多人就点一下，这也算打开率，至于真正好好读了文章的人有几个，就不确定了。但这被隐藏到二级页面之后，不点击也不产生影响，自媒体的价值显然受影响。”

广告计划夭折

微信5.0带来的这种格局，更令人加深了“不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微信上”这样的认知。微信的一次次调整、收紧政策，令许多制订了所谓广告营销计划的公众账号猝不及防，当前已产生营销价值的自媒体也不例外。

“相信辞职从事自媒体，并将大部分身心投入微信的一些人士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一位自媒体人向记者表示，当前自媒体大号几万元一条的广告推广计划也将无法如预期进行。

微学问公众账号推广平台的一位人士同样表示：“之前我们就不太敢接受代理微信公众账号的广告业务，而只是做公众账号推荐服务，因为广告营销受微信政策影响太大。”

有自媒体人老鬼向记者证实，自己的广告推广计划的确停滞下来，再观望。例如某位知名电商自媒体人此前一直比较谨慎地对微信账号投入精力，广告营销也 不敢大幅推进。不过由于其粉丝积累已逐渐到达30万左右，近期正计划铺开广告营销，并已制定好了一条微信两万元的价格。此时突然传来微信5.0对自媒体的 限制消息，他无奈表示：“还是再等等看吧。”

此外，一些垂直领域自媒体人士告知记者，当前正在计划联合多个领域内自媒体账号，通过群体效应扩大影响力，促进广告营销，但近期消息令大家热情冷却，纷纷表示只能再等契机。

无奈之中保持理解

留给微信自媒体的余地已不是很大。近日一些政经类公众账号遭封号。

各大客户端，包括新浪微博当前都在着力开拓媒体属性，向自媒体人发出邀请：“如果微信5.0出来后自媒体账号到了二级页面，虽然不会停止更新，但相信很多人会侧重考虑在其他平台发展。”

同时，部分理性的自媒体人还是对微信净化信息空间，避免无效滥发的诉求表示理解。老鬼表示：“尽管作为自媒体人肯定会对收紧措施有一定的情 绪，不过冷静下来想还是理解这种做法。毕竟如果任由自媒体不断膨胀，对微信本身的商业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给他们增加大量的审核成本。据了解当前微信的审 核团队仅几百人，相较微博数千人的数量远远要少，他们每天要审核如此多的自媒体内容的确也不堪重负。”

第四篇：体育明星隐私权保护..

摘要

奥运赛事空前激烈，人们对参赛运动员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街头巷尾、媒体网络，都在津津乐道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从身高、体重、到婚姻、恋爱，无所不谈。这种自由而宽松的报道气氛，彰显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资讯的渴望和猎奇心。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媒体忽视了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运动员，对于必要的舆论监督有接受和容忍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第二部分介绍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应该对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并提出体育运动员的身体隐私、个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都应当在保护之列，接着提出我国民事立法应规定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对于侵犯运动员的隐私权的行为应予以惩戒，同时也要使媒体认识到不应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应注重宣传努力奋斗、团结合作和积极向上的运动竞赛精神，尊重运动员的隐私。

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一、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隐私权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隐私权，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隐私。隐私，英文为Privacy，有隐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是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塞缪尔•沃伦。他们在1890年的《哈佛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隐私权》。该文的面世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诞生。作者把隐私权界定为“生活的权利”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认为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其自身事务是否公开给他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障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

对于隐私权的客体，我国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总结为“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而笔者更偏向于隐私权的客体应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所谓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为包括所有个人的情报资料，诸如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个人的身高、体重、女性的三围、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住址、家庭电话号码等等。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扰、破坏。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即个人对其自身事务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

在世界各国，美国的隐私权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相应的保护措施也最为有力。1940年美国法院出现了隐私权的判例。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承认个人享有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如1974年的《隐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界定为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我国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的第38条、39条和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和依据。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隐私权没有被列在人身权的保护范围。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和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这是一种所谓的间接保护的方法。

二、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

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概念。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比如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案，首次在判决书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王利明教授认为根据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将其分为两类：

一、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党和政协的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因法律或国家机关授权行使权力的有关组织或个人，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候选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体育演艺类公众人物、商界公众人物、知识界公众人物和新闻类公众人物等。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来源于对普通公民知情权的保护。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权和社会知情权。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一位编辑首先提出来。他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的状况，呼吁官方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治知情权，后来又增加了社会知情权，就是公众知晓他们所感兴趣的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公众人

物的情况。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学者提出，面对侵犯个人隐私的起诉时，媒体强调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最有效的两大抗辩理由：一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二是为满足公共兴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

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政府官员受公民授权，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隐私权在内涵和边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着差别。政府官员由于代表国家行事，其个人状态直接影响到他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因此其个人隐私因涉及公众利益而成为公众应该了解的内容，他们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谓“高官无隐私”，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虽然体育明星运动员可能有着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公众对体育明星隐私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尽管公众兴趣会成为公众知情权成立的原因而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对抗因素，但是媒体也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还可能会被提起侵犯隐私权之诉。

四、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

1、保护的范围

（1）身体隐私

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领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不仅会造成他人隐私权的损害，而且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隐秘的部分也应受到保护，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未经他人同意暴露其身体隐私，构成侵害隐私权。

（2）个人住宅隐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此处之住宅不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临时居住、栖身的房间、工人临时居住的工棚、无房户居住的办公室等。住宅是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人物对个人住宅业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远镜探测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否则，即构成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害。

（3）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这些都是个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生活空间，个人对其自身事务享有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被媒体或其他人知晓并披露会伤害自我唯一感、阻碍了个人独立、侵犯了个人尊严、贬抑了个人荣誉。

2、保护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奥运会期间媒体对运动员全方位的报道之所以没有引起侵犯隐私权诉讼，是因为我国目前对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为独立的一项人格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以后的有关解释中，将泄露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纳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保护。但是名誉权和隐私权在保护的主体、权利内容、侵害行为性质和手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人格权。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保护，是一种间接保护，是不全面的保护，势必缩小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我国应加快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建设。确立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建立以宪法保护为统领，以民法保护为重点，辅以专门法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对于公众人物，在民法上同时作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和保护性规定及公众人物的层次性规定。立法上可划定公众人物受保护的核心隐私范围，避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的发生。

（2）媒体的自律

新闻自由是媒体的重要权利，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但是“新闻自由”不能滥用。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吸引更多的观众，提高收视率或销售量，媒体乐于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但这样的结果使得新闻自由的社会公力价值受到贬损，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发生了变异的价值观的作用下，媒体很容易陷入对名人隐私过度侵扰的泥沼。

作为媒体，在满足公众兴趣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引导社会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结论：

1、人际交往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个体独享生活的缩小，人们就越觉得有必要保留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安宁。因而，隐私权作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是随人类社会出现自始存在的，并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日渐突显。

2、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

3、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

4、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身体隐私、个人住宅隐私以及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而保护的实现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体的自律。

第五篇：自媒体时代 总结陈词

谢谢主席，大家好：

纵观今天的整场比赛，对方辩友陈述了自媒体的诸多弊病，例如资讯的驳杂、管理的无序以及主观上的随意性。我方不否认这些自媒体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弊病。可是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人类在不断认知真相的历史过程中，又有哪一次是一帆风顺的呢？更何况，今天辩题中强调的是“越近”这样一种程度上的加深。我们又怎么能苛求自媒体大包大揽，能够直击事实真相呢？自媒体时代可能带来的那些混乱，本身就是媒介开放，走向自由化和真相的代价，而这也是为了迎来光明必须经历的短暂阵痛。

首先，自媒体时代信息的爆炸，驳杂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想一想，到底是信息单一，话语权都被一家掌握这样的传统媒体时代使我们更接近真相，还是信息来源空前广泛的自媒体时代使我们更接近真相？2011 年的七二三事件正是对于信息来源广泛化推动事实真相公开的完美证明。这场造成40人死亡的高铁脱轨事故最先由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继而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在此类在传统媒体时代往往会被政府虚报甚至掩盖的恶性事件中，正是由于自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的极大扩充，使得真相有了被揭开的可能性，使得真相被随意压制的时代开始远去。在这种时候，您方看不到自媒体时代对于真相揭露的实践意义，却执着于信息的驳杂，要求一蹴而就，是不是太急于求进了呢？ 进一步讲，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安稳的信息时代，一个即便我们不思考，也会有人给予我们所谓真相的时代。但我们得到的却是越来越接近真相所需要的基础：更辩证的质疑，更多元的看法，更独立的思考，更底层的声音。据统计，在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到了22%。2004年的“最牛钉子户”事件更在推动《拆迁安置法》、《物权法》甚至是《宪法》相关方面的改进与完善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和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对于切身的社会事件始终抱有的“隔山观火”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广泛的公众参与度也是传统媒体无法达到的。

更进一步讲，对方辩友提出的自媒体信息驳杂纷繁，真假难辨等弊端同样是可以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监督克服的。一则新闻源于网上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其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最终还是由传统媒体的关注度来决定的。同理，传统媒体在过去只有形式上的财务，事务监督，而缺乏有效的事实监督，新闻事实无法保障，公信力自然也会下降。自媒体在此时站出来，便可弥补这一缺憾。由此，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监督，相互促进，才能保证新闻事实，推动社会大众向真相迈进。

自媒体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科技的进步和传媒主体的简单扩充，这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要求。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唯有话语权的不断下移，发声主体的不断扩大才能使我们向着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更进一步。追求自由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到了如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自媒体给了心灵以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也让我们离真相，真理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