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钢铁进口保障措施案等案例分析

第一篇：美国钢铁进口保障措施案等案例分析

美国钢铁进口保障措施案

2002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动用美国贸易法第201条款，启动紧急进口保障措施，对于外国进口钢材提征80%多的进口关税。从私人交易角度来看，正当美国政府公布采取紧急进口保障措施之前，有一家中间商与中国某钢材出口公司签订了一笔钢材进口买卖合同，决定买进一批钢材产品并卖给美国某进口方。就在合同生效并到了履行之际，美国政府对钢材进口实施了保障措施。问题：运用所学的国际经法知识分析该案例

一、国际经济法的三个层次

私人之间跨国商事交易关系——跨国钢材进出口合同——违约

政府与私人之间跨国经济管制关系——美国政府保障措施——关税

国家之间跨国经济交往关系——GATT/WTO多边世界贸易协定体系——保障措施条约二、三个层次的法律问题

进出口当事人是否有效？是否是不是违约？出口方如何得到救济？进口方如何抗辩？涉及哪些法律？

美国政府的保障措施决定是否符合其国内法？受到影响的国内国外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申诉？涉及哪些法律？

中国是否可以向美国提出质疑？是否能够从国家间争议角度解决？涉及哪些法律？

三、三个层次的法律解决

首先，看合同是否成立，涉及到中美合同法规则和国际合同公约，可以认定合同已经有效成立，那么，进口方的行为就属于违约，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是，进口方可以抗辩，主张美国政府行为构成情势变更，这样，就可能免责。

其次，美国政府采取进口保障措施是基于其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其中规定外国进口导致美国相关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其威胁则有权进行调查，如果进口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可以由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建议，由美国总统决定是否采取进口保障措施。因而，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有国内法依据的。至于外国受到影响的私人当事人，根据美国法律，却没有申诉权，所以，无法从美国国内法寻求救济。

第三，中国于2001年底正是加入WTO，中国和美国都是WTO成员，都受WTO协定约束，WTO保障措施协定要求必须证明进口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采取保障措施。这样，就可以根据WTO协定来从国际法角度判断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WTO国际法。同时，WTO提供了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政府可以先与美国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请求设计WTO专家组断案，专家组判定美国败诉，美国上诉，上诉庭维持专家组裁决，裁决报告经DSB通过，美国于2003年12月4日 宣布终止保障措施。

总结

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到，国际经济法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这样，就有三层法律关系、三层法律规则和三层法律解决。那么，要想解决一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就必须掌握国际经济法的知识、理论、思维、方法和技术，就得知道这个问题属于三个层次中的哪个层次，涉及哪些法律，如何着手解决。这是学习国际经济法以及学会像国际经济法律人那样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在1982年中国输美蘑菇罐头倾销案中，美国商业部以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国的替代国，理由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这一理由从一般意义上讲，似乎有一定道理（其实，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年印尼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出中国一倍多），但两个国家蘑菇的生产情况却不同。中国产蘑菇地区地处北温带，蘑菇可自然生长，生产成本较低，而印尼地处热带，蘑菇栽培需要大量使用空调设备，成本必然高得多。以此为前提，将印尼的蘑菇罐头价格与中国向美出口蘼菇罐头的价格相比，很容易得出中国蘑菇罐头出口构成倾销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与印尼在生产蘑菇中的比较优势差距很大。

第二篇：劳动保障案例分析

单位拒签解除合同证明须赔偿

案例分析

刘某于2009年应聘到某广告公司工作，并签订了5年的合同，2012年的时候刘某打算应聘到另一家知名企业，并于2012年2月10日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可是到了3月10日，公司以未满合同期限为由，对其辞职请求不予批准，拒绝为其出具解除合同证明。1个月后，刘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立即为其出具解除合同证明，并支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

对于这个案例来说，一方面刘某确实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但另一方面广告公司又必须尊重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所以这个案件看起来公司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冲突。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劳动合同法》的知识来解答：

《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劳动者因个人原因行使辞职权，只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提前通知，二是书面形式通知。刘某提出辞职完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为他已经提前一个月递交了辞职信，因此公司应当为其出具解除合同证明。还有《劳动合同法》第89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刘某请求公司支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也是合情理的。

通过这个案例，在以后我们暑假去打工的时候，如果和公司签订的合同太长，而自己又不愿意干那么久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离职前一个月的时候递交自己的离职申请书，那么一个月过后，对于公司所谓的违约就有充分的理由进行离职，一个月来的劳动付出也会得到法律的保证，得到应有的回报。希望这一点劳动保障的知识对我们大家以后的工作有一点帮助，谢谢!

第三篇：加拿大诉澳大利亚“鲑鱼进口措施案”的评析

加拿大诉澳大利亚“鲑鱼进口措施案”

GATT允许WTO成员方为了第20条所列举的理由（为保障人民生命、动植物健康安全），采取某些措施，但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虽然加拿大赢得了这场官司，但澳大利亚也不是彻底的输家，它在实际的贸易中赢得了时间，为国内鲑鱼业生产、加工业赢得了大量的机会。因此，也不难理解，WTO设立的DSB—争端解决机构，以最终解决争端避免贸易战为宗旨，而不以判决谁输谁赢为最高宗旨。

SPS协定运用的经典案例

澳大利亚禁止鲑鱼进口引发争端

早在1975年2月19日，澳大利亚就已经发布了86A（QP86A）检疫公告，宣告为了保护澳大利亚鲑鱼生产和发展的安全，严防疾病传入，禁止鲑鱼亚目的死鱼（除精子和卵）及其死鱼的任何部分以任何形式进口到澳大利亚，除非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方可进口：

①进口前经澳大利亚检疫局局长认可的为防止疾病传播的措施进行处理；

②检疫局局长或其授权的人以书面指令发给海关征税官或检疫官员放行令。

在发布QP86A之前，澳大利亚对进口鲑鱼产品没有限制。发布QP86A后，允许被处理过的鲑鱼产品进入澳大利亚。从1983年9月到1996年1月，澳大利亚发布了一系列进口检疫政策。

澳大利亚在实施长达20年的禁止从北美进口未煮鲑鱼的检疫措施过程中，对加拿大的鲑鱼产品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加拿大按照DSU第4条第4款GATT第23条第1款和SPS协议第11条第1款向澳大利亚提出磋商请求，讨论澳大利亚政府禁止新鲜、冷藏或冷冻鲑鱼进口的问题。1995年11月23—24日，双方进行了磋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澳大利亚政府在1996年12月又根据“澳大利亚鲑鱼进口风险分析”报告作出决定（下称1996年决定），继续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因而加拿大没有要求继续磋商，而于1997年3月7日向DSB请求成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决定成立专家组，开始了本案的专家组审理程序。

争议焦点

卫生措施是否基于合理的风险评估分析

专家组认为1996最终报告没有对该措施进行必要的风险及风险降低分析。报告本身声明热处理是否能灭活病原的资料不充分。大部分鱼类病原在热处理的情况下能被灭活，但也有例外，如INPV，不过总可以降低病毒滴度。1995年的草案报告中说道：较低温度的热处理与新鲜未煮鲑鱼的风险是一样的。加拿大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有些病原在热处理的情况下不仅存活，而且有些病原数量增加。加拿大认为澳大利亚所作的风险分析与卫生措施之间没有合理的因果关系。专家组认为澳大利亚没有对加拿大的这一推论进行反驳。专家组认为经过进

一步查证，澳大利亚的卫生措施没有根据第5.1条所作的风险评估，这一卫生措施违反第5.1条，因而也同时违反了第2.2条。

如何确定适宜的卫生保护水平

加拿大认为：澳大利亚没有确立适宜卫生保护水平，违反第5.5条，认为澳大利亚在适宜保护水平方面表达矛盾，称为‘无重要风险’、‘很低风险’、‘风险的可能’。按照加拿大的说法，‘风险可能’就是‘零风险’，这是难以达到的。澳大利亚称：SPS协议没有要求对适宜保护水平数量化，澳大利亚依据鲑鱼疾病风险和相关后果制定了适宜保护水平。尽管发生的几率很小，但一旦发生的后果对澳大利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澳大利亚认为在一系列的检疫政策中都包含了适宜保护水平的描述性表达。由于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许多疾病的岛国，采取了严格的和保守的保护水平。

专家组裁定澳大利亚违反SPS协议

经过综合各方意见和专家组分析，专家组裁定：

（1）澳大利亚措施不是根据合适的风险分析为依据制定，不符当SPS协议第5条第1款，也与第2条第2款不符；

（2）澳大利亚在对待不同情形时（一方面是太平洋捕捞的成年野生鲑鱼产品，另一方面是作为观赏鱼饵料的整条冰冻鲱鱼）任意或不公正地采取了所谓适宜保护水平，导致国际贸易的歧视或变相贸易限制，这种做法与SPS协议第5条第5款不符，也同时违反了第2条第3款的原则；

（3）

澳大利亚针对太平洋捕捞的成年野生鲑鱼产品所采取的卫生措施比要达到适宜卫生保护水平更是贸易限制性，违反SPS协议第5条第6款的原则。

专家组按照DSU第3条第8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行为违反了根据某一协议应当承担的义务，该行为被视为事实上构成剥夺或损害利益的案件。”澳大利亚违反SPS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或减损了加拿大在SPS协议下的利益。建议DSB裁决要求澳大利亚遵守SPS协议的义务，对检疫卫生措施做出修正。

上诉机构报告DSB的审理结论

上诉机构对专家组职权范围的审议确认

加拿大在成立专家组请求中要求专家组解决的是“澳大利亚禁止新鲜、冷藏和冷冻鲑鱼进口的措施，包括1975年的QP86公告及其任何修订。这些措施给加拿大鲑鱼出口造成不利影响。”澳大利亚提出，专家组把烟熏鲑鱼也包括在审议范围内，扩大了审议范围。上诉庭注意到，专家组报告中明确指出其审议的产品范围不包括经过热处理的鲑鱼，而且说它只考虑与“新鲜、冷藏和冷冻鲑鱼进口有关的措施”。因此，上诉庭认为澳大利亚的上诉没有依据。澳大利亚还提出，专家组审查了1988年条件和1996年要求扩大了审议的措施范围。上诉庭经过审议，确认1988年条件和1996年要求都是关于烟熏鲑鱼和鱼子的条件和要求，专家组把所有措施都看作是禁止新鲜、冷藏、冷冻鲑鱼进口的措施，认为限制进口的决定和对

鲑鱼热处理的要求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都属于其职权范围，上诉庭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为此上诉庭推翻专家组对其职权范围认定的结论，认为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只包括QP68A检疫公告和1996年决定，而不包括1988年条件和1996年要求。

专家组审查SPS协议第6条是否超出其职权范围

澳大利亚提出，加拿大成立专家组的请求中说澳大利亚的措施违反了SPS协议第2、3、5条，而专家组却分析确认澳大利亚的措施违反了SPS协议第6条。上诉机构分析说：在审查澳大利亚的措施是否符合SPS协议第5条第5款时，专家组分析了三个“警告信号（warning signals）”和三个“额外因素（additional factors）”,其中最后一个额外因素是澳大利亚对鲑鱼在国内鲑鱼运输方面并无限制。在这一段讨论中的一个脚注里，专家组引用了SPS协议第6条第1款，上诉庭说，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是加拿大成立专家组的请求决定的，而加拿大的请求中并没有要求专家组确认澳大利亚违反了SPS第6条。上诉庭确认专家组职权范围不包括对SPS第6条的审议。但上诉庭认为，在分析第5条第5款的脚注中提到第6条，并不是确认澳大利亚违反了第6条，专家组也没有因此扩大其审议范围。

上诉机构对澳大利亚措施是否造成国际贸易扭曲进行复议

专家组对SPS协议第5条第1款的要求作了详尽的分析，又对澳大利亚1996年年终报告是否符合要求作了详尽的分析，但却没有做出结论，而是“假定1996年年终报告符合要求”。上诉庭认为，专家组不应当依据这一假定来做分析，而应当在对前一问题做出法律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由于专家组对事实的分析非常详细，上诉庭认为它完全可以依据这些分析提出结论。SPS协议附录A第4段提出了两种风险分析方法，本案的情况属于其中第一种。这一种风险分析必须：指明成员方意图阻止进入其境内的疾病种类及其生物和经济影响；评价该种疾病进入成员方境内的可能性；评价如果采取SPS措施后这一疾病进入的可能性。上诉庭指出，第三条要求所说的“可能性”指的是真实会发生的而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上诉庭认为专家组的分析还不够完整，但它同意专家组关于“可能性可以用量或质来表示”的观点。上诉庭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详细材料，专家组应当得出结论说1996年年终报告中没有评价疾病进入成员方境内的可能性，也没有评价采取措施能减少疾病进入的可能性，因此没有达到第2条和第3条要求。上诉庭据此得出结论，澳大利亚1996年年终报告不是SPS协议

第5条第1款所说的风险分析。由于这是澳大利亚提供的唯一风险分析报告，上诉庭认为澳大利亚对新鲜、冰鲜和冷冻鲑鱼禁止进口的措施不是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因此不符合SPS协议第5条第1款。

专家组认为，违反第5条第1款的措施也就是违反了第2条第2款，但指出违反第2条第2款的措施不一定违反第5条第1款。上诉庭同意专家组的观点。

上诉机构对澳大利亚措施是否存在变相限制贸易措施的审议。

澳大利亚的措施是否超出了保护的必要程度而成为限制贸易的措施，从而违反了SPS协议第5条第6款？专家组认为，根据第5条第6款的脚注，如果存在着其他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其他保护措施，可以达到类似的保护程度，但其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明显小于已经采取的措施，则已经采取的措施就超过了必要的保护程度。

上诉庭推翻了专家组认为澳大利亚的措施违反了第5条第6款的结论，但是上诉庭明确指出，它并没有确定澳大利亚是违反还是没有违反第5条第6款，非常有可能存在违反第6款的情况，由于没有事实依据来证明，上诉庭无法得出结论。

上诉机构对“鲑鱼产品范围”的审议

上诉庭认为，在本案中，不讨论澳大利亚对其他鲑鱼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SPS协议第5条第5款和第6款的问题，就不可能向DSB做出充分的建议，因为符合第5条第1款的措施也可能不符合第5条第5款。根据司法节制的原则，判断在讨论第5条第5款的问题时是否需要讨论所有鲑鱼，没有理由只讨论其中一类产品。日本酒税案的上诉庭就曾经指出，专家组没有讨论其职权范围的所有产品是法律上的错误。上诉庭认为本案与该案有相似之处，经过对事实的分析，上诉庭认为，就其他鲑鱼而言，澳大利亚的措施满足了违反SPS协议第5条第5款的三个条件。但由于缺乏事实，不能确定其是否违反了第5条第6款。

上诉机构对澳大利亚措施是否符合一般义务原则的审议。

上诉庭认为，专家组没有审查不表明专家组认为第2条第3款规定的是非独立的义务。因为专家组明确提出，第2条第3款更偏重于一般义务，而第5条第5款是具体义务，违反第2条第3款的情况的并不都写在第5条。专家组只是认为既然已经确认违反了第5条第5款，就没有必要讨论第2款第3款的问题。第2条第3款的规定：“成员方应保证其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不会任意地、毫无理由地在成员方之间造成歧视，包括在本国和它国之间。在执行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时，不得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上诉庭认为应当分析澳大利亚的措施是否违反第2条第3款，但没有足够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单独做出结论。

上诉机构对上诉程序问题的审议。

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个程序上的上诉，关系到专家组要求澳大利亚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未按DSU第11条对事实做出客观评价。一个案件的举证责任首先在提出申诉的一方，如果有足够的表面证据证明案件初步成立，被诉方则需要提出反驳证据。澳大利亚指出专家组审查加拿大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初步成立时犯了错误。上诉庭认为，澳大利亚上诉的关键问题不是由谁举证，而是如何评价申诉方提出的证据是否充分。澳大利亚提出，专家组完全不考虑证据，或者曲解证据，以致于超出了对证据评价的程度，构成了法律上的错误。在澳大利亚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澳大利亚说专家组考虑的科学研究结果与本案无关，或者太笼统，无法依据这样的研究来判断澳大利亚的风险分析。第二点是专家组对1995年报告草案的考虑。本案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没有“故意不顾”、“拒绝考虑”、“存心歪曲”、或“曲解”本案的证据，澳大利亚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加拿大略胜澳大利亚

（1）澳大利亚在DSB仲裁的执行期内没有履行执行义务，即没有将检疫卫生措施落实到与SPS协议一致性上来。

（2）尽管澳大利亚的1999IRA符合SPS协议要求的风险分析，但是只允许即食鲑鱼制品进口到澳大利亚时免于检疫，这一点不是依据风险分析所制定的措施，因而违反SPS协议第5条第1款，同时违反第2条第2款。

（3）澳大利亚没有违背SPS协议第5.5，2.3条下的义务。

（4）澳大利亚要求的即食产品可以进口并免检这一卫生措施比要获得澳大利亚适宜卫生保护水平更具贸易限制性，违反SPS协议第5条第6款。

澳大利亚没有违反SPS协议第8条、附录C（第一段C）的规定。

澳大利亚由于塔斯马尼亚政府在没有风险分析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禁止加拿大冰冻鲑鱼进口，违反SPS协议第5.1，2.2条的规定。

根据DSU第3条第8款（如果出现违反有关协议义务的情况，该行为被视为构成利差丧失或遭受损害事件的初步证据），专家组认为澳大利亚违反了DSU和SPS协议的有关规定，造成了加拿大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或减损。建议DSB要求澳大利亚使其措施遵守DSU和SPS协议下的义务。

2000年3月20日DSB会议上，专家组报告获得通过。

本案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是WTO成立后第一个涉及SPS协议的纠纷。本案专家组和上诉庭对案件的分析有助于对SPS协议有关条款的理解。

协议第2条1款指出：“成员方有权采取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以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第5条第1款规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应当以风险分析为依据”。

可见，一个成员方要实行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除了符合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外，其具体义务的第一条就是必须进行风险分析。本案上诉庭指出，SPS协议第5条所指的风险分析应当指明：成员方意图阻止进入其境内的疾病种类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评价该种疾病进入成员方境内的可能性；评价如何采取了SPS措施后这一疾病进入的可能性。这一风险分析必须包括三个方面：指明疾病及其影响，估计疾病进入境内的可能性，评价采取措施后疾病进入境内的可能性。本案中澳大利亚要阻止入境的是鱼类传染病，澳大利亚的1996最终报告虽指明了这一点，但澳大利亚没有评价其它两个条件，因此他的做法不符合SPS协议的规定。

通过案件的发展和审理过程，也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方面用足了DSU所能提供的时间期限和程序技巧，特别是仲裁执行最后期限是1999年7月6日，而到1999年7月19日才发布新的检疫卫生措施，其1999IRA直到11月份才正式签发，严格意义上说，可以不认可这一新措施，也无须去审议它，可以直接进入仲裁程序，但加拿大在申诉这一问题同时又诉请成立专家组对澳大利亚新措施及塔省的禁令进行审议裁决，而没有直接请求DSB，在合理期限到期后30天内授权中止关税减让或其他义务。当然DSB以争端解决为宗旨，尽可能避免争端方引发两国间的贸易战争，在专家组成立后，还是审议了1999IRA和APQM1999/51等。这其实是承认了澳大利亚没有在执行期限实施的新的检疫卫生措施。虽然加拿大赢得了这场官司，但澳大利亚也不是彻底的输家，它在实际的贸易中赢得了时间，为国内鲑鱼业生产、加工业赢得了大量的机会。因此，也不难理解，WTO设立的是DSB—争端解决机构，以最终解决争端避免贸易战为宗旨，而不是判决谁输谁赢为最高宗旨。

第四篇：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案例分析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案例分析

一、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是什么

西南航空的制胜宝典就是实行低票价战略 西南航空在成立之初，面临着来自竞争对手大陆航空公司的巨大 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商业领域，还来自于政治和法规领域，从 资料上看，包括不让其进入新建的达拉斯机场；政府通过立法的手段 限制西南航空的发展等。在这种情况下，西南航空果断的采取了低票价战略，这一战略可 以形象的比喻为同地面交通的竞争，可以想象价格已经低到了何种程 度。另外，西南航空在低价的同时，服务质量并没有降低，我查了一 些资料，西南航空将每天往返班机次数由 10 次增加到 15 次，这样一 来，很多商务人员增加了出差次数，不用考虑旅费的问题，引用该公 司营销部经理戴维德莱利的一句解释：“因公出差的商务人员可以早 晨坐飞机出差，签完合同后，下午坐飞机回来继续工作，如果因种种 原因错过了航班，你不必再等 4 个小时才能乘坐下次航班，你只需等 45 分钟或 1 小时就可以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下次航班”。西南航空正是靠这种低价质优的竞争战略，冲出逆境，在民用航 空领域打出一片大大的疆土。

二、西南航空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什么 “以人为先”理念和文化，是西南航空公司竞争优势的源泉： 西南航空在最困难的时期，首先对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将所谓的“人力资源部”更名为“员工部”，并网罗具有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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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人员担任部门员工。更名的举措主要是为了摆脱老式的人力资 源部门“治安警察”的印象，而引进有营销经验的人员，则是要摆脱 过去人力资源部门人员没有魄力、缺乏决策勇气、暮气沉沉的状况。主要任务就是要营造一个符合公司企业价值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 愉快地为公司效力，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基于这个理念和定位，西南航空公司分别在人员招聘、培训、激 励和利润分配方面也做了改革，充分考虑到员工的利益。正如该公司 使命宣言中所说： “我们认识到员工就是公司的竞争优势，我们将会 提供各种资源和服务，帮助我们的员工成为优胜者，以支持公司的发 展和获利。”

三、这些优势可以持续吗？可以被模仿吗？ 这些优势可以持续吗？可以被模仿吗？ 其优势可以持续，可以模仿，但不能复制 其优势可以持续，可以模仿，通过前两题的总结，我们知道西南航空的成功，并不在于它掌握 了特殊的关键技术，也不在于网罗了管理、营销的高手。其实西南航 空原本是一个很平凡的公司，它能有今日的卓越表现，完全要归功于 其“以人为先”的企业价值，

和灵活务实的战略定位，如果西南航空 公司在以后的经营中，仍能坚持这两大理念，那么使竞争优势得以持 续还是有可能的。一个企业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因为只要企业运作中的某个 环节出错，就可能导致失败。而企业成功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所 有人员与各个营运环节都能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同时，每个企业所 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不可能完全一样，完全复制别人的，不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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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你的，因此,我们只能去模仿,去借鉴,去学习。模仿的过程就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四、从西南航空我们可以获得哪些经验 首先，一个企业应该有适合自身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的灵魂 其次，要有一个灵活务实的战略定位；它关系到企业的是否能够 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未来 第三，低成本运作，高质量服务，最大限度的去争取市场，满足 客户的需求。

五、西南航空公司的近况 目前西南航空名列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总资产达 40 亿美元，员工超过 29 000 人。其成本维持在业界最低水准，并创下 26 年连续 获利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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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目标市场与市场定位
首先，员工们有相当多的自由度和责任心。公司鼓励他们多出主意和采取实 际行动，服务客户和改进组织。他们了解行业内的各种规章制度，为满足这些要 求承担责任，通过这一点他们能够以服务客户为中心开展工作。其次，在整个公司内，员工们参与决策和改革建议的程度相当高。他们看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认真的考虑，其中有一些还得到了落实。同时，公司以持续革 新和寻找更好的做事方法而自豪。例如，公司文化委员会有 120 多人，而设立 在各部门和地区分部的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就更多了。公司各个层次的员工都参与 到促进和强化公司的文化改进活动中去，这些委员会已经成为组织文化建设的支 柱。第三，公司大多数文化的保持是通过雇用符合公司要求的员工实现的。对于 任何一个公司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决策比决定“雇用谁”更重要的了。即使随着公 司的急剧膨胀，符合公司要求的员工越来越难以找到，西南航空公司也没有降低 它对员工的雇用标准。第四，公司各个层次都非常重视培训，而且他们眼中的培训已经超出了技能 培养的范围。培训的目的不是把人训练出来，使他仅仅能够做好工作，而是要让 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外还能发挥作用，让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主动性弥补部门之 间、职能领域之间以及运营单位之间的隔阂，从而更好地为乘客服务。因此，即 使培训过程也在强调参与、行动和服务客户的企业文化。最后，西南航空公司在使用员工方面保

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对员工的职业志向 做出积极响应。新雇员工通常以初级职位加入公司，如飞行员刚进来时的职位是 一级官员。随着他们在公司得到更多的技能并成为公司文化的支持者，他们就期 望在公司内能够得到提升。员工被选拔出来得到内部晋升和调动的依据是综合考 虑他们的技术技能和个人作风的结果。那些并不怎么支持公司文化的经理们很少 有进一步提升的机会，往往最终只有离开公司。因此，留下来的能够不断得到提 拔的经理们是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领袖人物，他们严格按照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和 原则办事。因此，员工招聘、培训、安置和培养成了公司用以保持卓越绩效的企 业文化的重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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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美国商标案例翻译及分析

美国商标案例翻译及分析

摘要：

关键词：商标侵权

正文：

一．案例翻译

巡回法院法官伍德.为了寻求对乐队名称“Survivor”的商标权的保护，Frank Sullivan以侵权、淡化法、不正当竞争以及欺诈的商业行为为由，对被告CBS公司，CBS广播，Survivor产品，TVT唱片公司、Tee Vee Toons公司（并称CBS），以及音乐CD和带有著名电视节目“Survivor”（系列节目）标识的商品的制作人、发行人提起诉讼，Sullivan于1994年注册了乐队商标“Survivor”，诉称被告不能在其CD以及商品上使用“Survivor”文字。地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简易判决，认为尽管沙利文的标识有权受到保护，但他既不能证明消费者会对Survivor系列节目的相关产品来源产生混淆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对“Survivor”商标造成淡化的可能性。在本法院重新审理的意见中，同样认为沙利文不能证明混淆或者淡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维持地区法院的判决。

沙利文以及其他四位成员于1977年成立Survivor乐队。80年代，该乐队发布了诸多专辑并且拥有许多畅销歌曲，包括著名电影《洛奇3》主题曲“老虎的眼睛”。该乐队广泛巡回演出并且赢得了许多音乐产业方面的荣誉。Survivor乐队于1989年发布了第一张畅销歌曲专辑，此后于1993年发布了另一张包含两首新歌的专辑。

多年以来，不同的成员离开了乐队。乐队前主唱开始以Survivor的名义与不同的音乐家一起表演。后续的诉讼促使沙利文和另一成员詹姆斯·帕特里克于1994年3月申请注册“Survivor”商标。沙利文和帕特里克希望将该名称注册于“娱乐服务：即供乐队和/或音乐服务。”该注册不包含销售。帕特里克之后将自己的权利转让于沙利文，沙利文成为该商标的唯一所有权人。

沙利文继续以Survivor的名义表演，尽管该乐队在1993年之后没有再发布任何新的音乐作品。Survivor销售演唱会的CD以及T恤等其他产品，也将音乐作品许可给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销售Survivor乐队CD的唱片店和电台继续播放该乐队的音乐。沙利文诉称，乐队销售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唱片和商品，并且每年花费数百万美金用于乐队宣传和促销，但对

此沙利文不能提出任何证据。

2000年5月，CBS首次推出了名为“Survivor”的现实题材周系列节目。在该系列节目中，十六个参赛者在一个孤岛或者其他难以接近的地区“限于困境”。参赛者遭遇各种考验和竞赛，在荒芜的地区努力存活于残酷的生活现实中。

在该系列节目播出前，CBS创作了用于促销和广告的标识。该标识为椭圆形，“SURVIVOR”字样从中间穿过，旁边围绕着反应该季所在位置的场景，椭圆周边有“OUTWIT,” “OUTPLAY,” “OUTLAST”字样。比如在第二季中，标识上就有一只袋鼠和澳大利亚内陆日落时的景象，标识上的文字也从“SURVIVOR”变为了 “SURVIVOR-AUSTRALIAN OUTBACK.”。

2000年八月，CBS发布了该系列节目原创音乐编辑而成的原声大碟。“SURVIVOR”字样被大大得印在了唱片的前面，“热销系列节目官方原声大碟”则印在底部。CD的右下角有系列节目的椭圆形标识。CBS在2000年11月发布了CD，声明了这些有特色的音乐其灵感都来源于系列节目。第二张CD的前部显示有系列节目的椭圆形标识，并在其顶部伴有火焰，且“官方生存者套件”字样印在标识的西方，CD包含了预先收录的生存者和孤岛主题的音乐。两张CD的销售都主要针对系列节目的观众并被归于原声带。2000年6月，CBS推出了一系列的商品，包括T恤、马克杯、包、日历和笔记本，都带有系列节目的标识。

沙利文诉称被告将“Survivor”字样使用在两张CD以及相关的商品上侵犯了其商标权，违反了《蓝哈姆法》32（1）条、4343(a)(1)(A)条；《伊利诺伊州商标注册和保护法案》1114(1)条、1125(a)(1)(A)条；《统一欺诈交易法案》；《消费者诈骗和欺诈交易法案》以及不正当竞争的普通法。在上诉中，只涉及商标侵权和淡化理论问题。沙利文为了证明其商标侵权的诉求，必须证明其标识是有权受到保护，以及其标识与CBS的标识之间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地区法院认为，沙利文的标识“Survivor”（关于乐队），是描述性的，但是获得了第二含义。法院随即适用了“七要素标准”并认为沙利文未能证明任何混淆的可能性。

尽管CBS没有对地区法院将沙利文的标识认定为描述性商标提出异议，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是错误的。基本上，这不会改变对于沙利文的最终结果，但是用于乐队的“Survivor”标识应当归为任意性标识，而不是描述性标识。商标被归为四种类别之一：臆造性，任意性，描述性和一般性。对于标识固有可获得保护的可能性从一般性向臆造性递增。一般性文字不能获得商标权保护，而臆造性词汇往往会获得强保护。

描述性标识是描述产品的特征或者要素。描述性标识往往不能获得授权保护“因为它们往往难以用以区分服务的来源并且它们对于描述产品或服务的类似性质时是必要的。”沙利文称，“survivor”确实不属于对于乐队的描述。“survivor”用于乐队名称时是任意的，该

词没有任何描述乐队或者是沙利文的乐队的必要性。因为“survivor”一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被用于与其意义毫不相关的服务，即乐队名称上，经合理地考量，应是一个任意性标识。

然而将“Survivor”归为任意性标识并不意味着该标识能够自动获得强保护。标识获得保护的强度部分决定与其分类，但是法庭仍然有权判定一标识在其使用范围之外自由应获得的保护强度的权利。换言之，正因为一个标识是任意性的，如果其仅被使用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他人可以在不同的商品上使用一个相似的标识而不构成商标侵权。参见麦格劳爱迪生公司诉沃特迪斯尼制品厂787F.2d 1163, 1170-71(7th Cir.1986)。我们可以假定沙利文的标识有权受到强保护以对抗其他乐队作为名称使用，但是不能推定该标识在上述区域外仍能获得同样的强保护。

我们认为该案中沙利文没有针对推翻简易判决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混淆的可能性。沙利文必须提交一个事实的审查员相信的证据，证明消费者可能对CD以及系争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为了评估混淆的可能性，法庭辨别了七个帮助决定最终问题的相关要素：(1)标识的相似性；(2)产品的相似性；(3)共同使用的地域和方式；(4)消费者可能的注意程度；(5)原告标识的强度；(6)是否存在任何事实上的混淆；以及(7)被告试图以其商品假冒原告商品的意图。

像该案这样的商标案件根本上关注的在消费公众眼中标识指明产品来源地趋向。

McGregor-Doniger Inc.v.Drizzle Inc., 599 F.2d 1126, 1131(2d Cir.1979)。重要问题在于标识是否足够强使得公众能够在标识及特定商品来源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参见2 McCarthy,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s 11:73(4th ed.2003)（“标识的法律强度往往与其经济和市场强度相同。”）

沙利文诉称其标识足够有名以致能使消费者认为系列节目商品时源于其乐队。但是他不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推测。他应提供“Survivor” 作为其乐队的标识符现今有多著名的细节，但是他没有。从1993年起Survivor在美国没有出过任何新专辑。沙利文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每年在乐队推广或者广告上的花费，也没有提供任何乐队挣得多少收入的证明。沙利文提出了提及乐队的报纸文章，但是这些故事不是关于乐队的；他们既没有公布乐队即将上演的表演，也没有报道发现Survivor乐队录制了一首特别的歌曲。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乐队名声在外并被认为是除摇滚专辑和演唱会T恤以外的其他任何商品的来源。

其次来看两个标识的相似性，我们作比较“是根据自市场上发生了什么而不仅只是并排着看看两个标识” Ty, Inc.v.The Jones Group, Inc., 237 F.3d 891, 898(7th Cir.2001)(citations omitted).“如果一个词或者图形占据了复合型标识的突出部分，其相较于周围的元素将具有更大重要性。”Henri's Food Prods.Co.v.Kraft, Inc., 717 F.2d 352, 356(7th Cir.1983).如果公众不会经常遇到两个标识在一起的情况，那么“将焦点集中于细微样式上的差异是不合适的” Meridian Mut.Ins.Co.v.Meridian Ins.Group, Inc., 128 F.3d 1111, 1115(7th Cir.1997).沙利文提请我们仅将分析集中于“Survivor”一词，该词明显地在两个标识中都出现了。沙利文诉称CBS版本的标识，即包括含有与该季节目位置相关的画的椭圆背景，以及

““Outplay, Outlast, Outwit”字样，只是增加了细微的、形式上的不同。沙利文指出，CBS的标识的主要位置是“Survivor”一词。但是“Survivor”一词从来没有在涉案的CBS的商品上单独出现过。该词总是在一些种类的相关场景之上出现并且围绕着

”Outplay, Outlast, Outwit.“ 字样。消费者在市场上从未见到CBS's的标识以“Survivor”字样单独出现。

CBS辩称当我们聚焦根本问题时，很清晰的是除了标识的主要位置的相似性，并没有混淆存在。我们是同意的。在一个比较”Yogowhip“ 和”Miracle Whip“标识的案子中，法院表示”whip“字样是显著的并且是相同的，但是法院认为当消费者整体看商标，就像他们经常在杂货店那样，将不存在混淆。Henri's Food Prods., 717 F.2d at 355.法庭解释“基于我们对标识的检验，我们认为一个消费者，甚至是一个不仔细检验而快速做出选择的超市的顾客，也可能对产品做出区分。”我们认为该观点在这里同样正确。当整体观察，系争标识是很不同的。此外，引起最大关注的两件音乐CD商品，CBS采取了额外的措施来使使CD与电视节目相联系。

CBS发行的两件CD，不仅仅是”Survivor“ 标识的整体展示，而是每一CD都显示其从属于CBS电视节目秀。第一张包含了为节目创作的音乐的CD，写着“CBS热销电视系列官方原声带”第二张CD表明“灵感来源于CBS热销电视系列的音乐”。CBS已简短地，采取实质的步骤来建立其CD和电视节目之间的联系，并简易地显示在CD的封面上。重要的是应注意到沙利文并没有诉求其商标排除CBS称其节目为“Survivor.”他只是想阻止其在相关音乐CD和商品上使用该名称。标识不仅仅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方面有所不同，且CBS采取了另外的步骤来保证其产品是容易被区分的。尽管标识是相似的，在标记上对不同名字的显著显示减少了任何混淆的可能性。Ziebart Int'l Corp.v.After Market Assocs., 802 F.2d 220, 227(7th Cir.1986)

地区法院认为“商品的相似性”事实同样有利于CBS，但是我们并不太确定。我们认为“一个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指会被购买的公众合理地认为有相同的来源，或者是隶属于、商标

所有者”Ty, Inc., 237 F.3d at 900。产品之间的相似点关注于购买的公众是否认为或者期望产品的来源是相同的。沙利文诉称因为他和CBS都销售CD和诸如T恤、帽子这样的商品，他们的产品必然是相似的。他进一步在相似性问题上仅针对CD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事实问题。但即使对于其事实采取无罪推定也不足以使他在该点上取胜。首先，关于这些“事实”没有神奇之处，他们仅仅对于决定是否存在混下具有启发式的帮助作用。此外，这不是说乐队的CD和系列节目的CD是一样的，他们并不一样。乐队的CD被摆放在商店的“摇滚音乐”部分（物理上以及观念上的），而CBS得CD被分在原声带组别。名优迹象显示CBS试图表明其CD上的音乐来源于一个同名的乐队。

沙利文和CBS都销售相似的商品，但是Survivor乐队仅在其演唱会上销售T恤，而CBS通过各种销售点出售 Survivor系列节目的T恤、帽子以及其他商品。在CD上，Survivor系列节目商品更是显示了完整的“ Survivor”标识。将这些事实整体对待，我们总结认为没有理性的检察员会总结认为会有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系列节目商品的销售与乐队商品销售的销售点不同。

沙利文最终对地区法院认定没有证据显示事实上的混淆存在提出争议。沙利文提请我们忽略CBS经调查证明不存在事实上的混淆这一结果。他诉称这一调查不适当地集中于对音乐的混淆，而非贸易的同一性；这仅仅限于一张CD；并且这不能包含滚与其他商品的任何问题。然而本庭支持类似调查。参见Henri's,717 F.2d at 356-57。沙利文有充足的机会来进行其自己的调查，但其选择不调查。参见 id.（“卡夫有机会进行并且陈述其调查来补救不适当的时机以及选址，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

沙利文没有被要求进行自行调查，但是他不能提交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一个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事实上的混淆或者混淆的可能性。这一证据是指对于通过两个自动搜索引擎完成的搜索结果的陈述。搜索引擎搜搜集了与乐队和系列节目有关的网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搜索引擎对于网站的来源产生了“混淆”。它响应于列明“Survivor ”是作者的所有的记录的请求。但是那些结果仅仅把我们带回了关于混淆的相同点上：一个消费者在看到不同的网站时，会认为CBS和乐队有相同的来源吗？没有证明上述混淆的证据存在，并且带有CBS来源于CBS的相同附加信息，将其 ”Survivor" 区别于所有其他的来源。因为不存在关于混淆可能性的可验证的事实上的争论点，我们认为CBS的“Survivor”标识不侵犯沙利文的“Survivor”标识。

沙利文除了商标侵权的诉讼请求，还提出了商标淡化的诉求。为了提出淡化的诉求，证明事实上的淡化是必要的，不管是通过调查的、财务的或者是间接地证据。Moseley v.V.Secret Catalogue, Inc., 537 U.S.418,123 S.Ct.1115, 155 L.Ed.2d 1(2003).沙利文不能提交任何关于事实上的淡化的证据，因此他关于淡化的诉求不成立。

沙利文，通过他的Survivor乐队，已足够幸运得拥有一个摇滚乐队，在许多人失败的生意上成功了。CBS，通过其节目Survivor，已（或多或少）对全球纪实性电视进行了一场革命。沙利文和CBS使用了相同的标识，但是我们不认为在消费者的观念中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维持地区法院的判决。

分析：

背景：“survivor”商标的所有人以侵权、淡化法、不正当竞争以及欺诈的商业行为为由，对电视公司提起诉讼。美国伊利诺伊北部地区法院法官William J.Hibbler做出了有利于电视公司的简易判决。原告上诉。

观点：上诉巡回法院法官Wood认为，商标所有权人未能证明电视公司提供的使用了与涉案商标相同文字的现实题材的电视节目，会使消费者对其来源产生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