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物业管理比较分析
发布日期:2013-07-17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美国新移民,来到大洋彼岸购房居住;也有人来美国购买了自己的度假屋,每年与家人过来享受假期;更有人将目前的美国房产作为投资佳选,一掷千金。无论什么目地的美国购房者,在心满意足拥有了完美的房屋后,想到的便是今后的居住,小区的管理。
美国的物业费相对中国是比较高的,例如迈阿密著名的滨海公寓Trump Tower,物业费每个月近人民币28 元/平米,一年的物业费占到房屋总价的0.9%。而上海著名的高档小区世茂滨江花园每月的物业费仅人民币5 元/平米,只有房屋总价的0.4%。面对如此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不理解,也很不情愿。在中国许多居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时常发生。例如服务质量常有不令人满意,个别居民拒付物业费,物业管理公司运作困难,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对于继续缴纳物业费的居民是相当得冤枉。
所以,美国相对高昂的物业费,很多人总有迟疑。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专业化管理是美国物业管理最显著的特点,业主的每一分钱都会花得让人心服口服,绝不冤枉。我们可以从中美物业管理的模式对比来看出个所以然。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性质
中国——民间组织,由业主自发票选出,监督物业公司的服务的群众组织。组织结构随意,管理模式较为松散。
美国——有限责任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作,运作管理严格规范。
美国有些州规定业主委员会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将业主委员会每月或者每季度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上传到网上,让人们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业主委员会都购买意外责任险,若发生大的法律诉讼,把可能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关于业主物业费拖欠问题
中国——物业公司交涉、追讨。不交物业费的业主,继续享受服务以及公共设备,导致更多业主也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只有上诉程序追讨物业费。
美国——强制缴费如果有的业主拖欠物业费,业主委员会有权通过司法听证,将业主的产权进行拍卖,或是在业主将房产挂牌出售时,将房产扣留,不允许出售,直至业主付清物业费。有些州,例如得克萨斯州,业主委员会甚至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将拖欠物业费业主的房屋进行拍卖。
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
中国——基本物业配套服务。大多数小区物业公司的职能是维护绿化,安保,公共区域和设备的维护。游泳池、会所、健身房等都需额外付费才能使用
美国——免费、额外的高端服务。安保、车辆保管、绿化养护、洗衣熨衣、看护儿童、护理病人、代订代送报刊,通报天气预报和股市行情等贴心服务。
高档寓所有五星级酒店式服务,例如本文最初提到的迈阿密的Trump Tower,提供包括24 小时管家服务、海滩服务、客房服务、游泳池、会所、健身房、spa、商务中心、发送传真、打印,甚至可以可举行会务活动。很多物业公司定期组织业主郊游、聚餐,营造邻里之间友好融洽气氛。所有设施服务均不需再付费,已包含在物业费中。
应该说,中国大多数业主并不是不需要物业服务,不愿意交物业费,事实上他们是希望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服务,只是中国的小区物业管理以及制度等还不健全。相较而言,美国小区的管理各个环节的法制完善,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同任何企业一样规范和专业。每个业主必须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必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把业主委员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给予最精心的服务;业主委员会则保证业主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环境,争取小区地产保值升值。
第二篇: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国际收支比较研究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逆差+顺差”的特点:
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金融项目长期呈现顺差状态。
其中,经常项目的次级账户收益及服务项目总体均表现为顺差
状态,因此,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商品贸易的长期逆差。在金融项目中,直接投资项14 年中有9 年表现为逆差,其余年
份均为顺差,且该账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1年~1996
年持续逆差,1997 年~2001 年持续顺差,2002 年以来,又开
始出现净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且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另外,证
券投资账户主要表现为顺差状态,且顺差额逐年扩大,成为支
撑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相比,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具有“顺
差+ 顺差”的特点。具体来讲,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与美国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次级账户收益项目长期处于逆差,因而抵
消了部分经常项目顺差。另外,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
差,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与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相比,中国经常项目长期
处于顺差状态,反映出以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能面
临巨大的风险
第二,美国投资收益账户总体呈现顺差状态,而中国投资
收益账户除1991 年及1992两年为顺差外,之后一起表现为逆
差,反映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三,同样是金融与资本项目的顺差,但美国与之对应的是经常项目长期逆差,而中国则是长期顺差
哪些国家存在国际收支危机
越南经济面临以下五个主要问题:一是超过2 位数的通胀率;二是政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综合赤字达GDP 的12%至17%;三是货币供应和信贷仍过宽松;四是经常项目逆差规模过大;五是越南盾持续贬值。
第三篇: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黄仁国
2012-10-22 17:00:01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文化社会史、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与科研。
【内容提要】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关 键 词】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两国协调/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以及第二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开幕式上,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呼吁中美双方“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五个“需要”,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①同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中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国在对话中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再次指出,过去3年多,中美协调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中美加强合作,他并提出未来加强合作的五个设想:一是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三是在危机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诺;五是客观认识彼此能力和责任。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中方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与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吗?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的现实的一种归纳与升华。近几年来,中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2009年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将此前存在的一些对话与磋商机制纳入统筹,且不断开启新的机制:2010年,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1年,启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定就商务、旅游、留学和其他商定类别签证人员颁发5年多次签证举行专门会谈。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包括: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对口磋商等,共6类50项。其中“双边对话和磋商”类下有15项内容(详见表1)。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一,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启动,晚的则新近才筹划,比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间启动;其二,这些对话与磋商有的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进行,有的先前已经完成,大多数是在此后,甚至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其三,从启动时间与次序/届序来看,一些对话明显有中断的痕迹;其四,中美双方派出的代表团级别多半是部级或副部级。将这类项目与其他5类项目综合起来回顾,可以窥见中美协调那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情况在近几年出现了稳步前进和爬升的态势。这表明,中美协调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地区与国际问题中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中美协调在两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单纯的国别外交范畴,而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意义。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国坚定而灵活的对美外交方针和政策。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相对稳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比起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则不合适,而违反核心原则也不可行。如何在复杂中寻求平衡,既是对国家意志的考验,也是对决策智慧的考验。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在对美外交上就必须坚守“以我为主,不搞对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为主”强调独立自主,“我的地盘我做主”。在这一核心原则下,如何具体操作则依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灵活变通。中国外交智慧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二是立足现实,因时而变;三是面向未来,统筹兼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大国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看来是失败的,不可取的。从现实情况看,不仅中美关系在变,整个国际格局都在变,放弃全方位外交政策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无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关系未来好的选项,也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进 C2模式就是一个明智而实际的选择。
第三,C2概念多少体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一种担忧。中美协调发展并非风和日丽,凯歌行进,而是历经风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大。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进,合作领域愈来愈宽广,但两国之间的互信却没有随之增进,甚至出现了巨额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两国也不能走出这种‘大国政治的悲剧’。”④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优先战略,提出回归亚太的战略方向,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一起发力,激化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刺激一些国家“合众制华”⑤的神经,搅得中国周边很不安宁,让中国人民很难淡定,国内要求对外强硬的各种呼声不断。如何通过加大中美协调力度,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处在试探阶段。国务委员戴秉国只提到“中美协调”(C2),并没有明确“C”是什么。国内学界认为,协调(coordination)、调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命运共同体(community)等词汇都有可能。⑤这种解读无疑给予“C2”一定的想象空间。至于最终如何界定C2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政府至今尚未给予正式阐述。
C2尚处在概念阶段,要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性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间,既要考虑美方的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更要在具体的中美关系互动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协调方式方法及适用范围等。此外,将这种模式理论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论化,该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换,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探索。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些变量在不断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新概念不断涌现,一些过去边缘性的概念向中心迈进,新概念潮涌潮退,旧理论卷土重来,重要词汇频频易位,新旧杂存,一些研究领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拨开迷雾,洞察现实,构建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大国关系,各大国都在认真思考。
中国正处在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影响深远。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在坚守和平、发展、合作的一贯道路的同时,也力图因时而变,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
二
C2与G2相互关联。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对影响世界格局的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G2概念的一种回应。
关于中美G2问题,国内早有学者对其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构想对于推进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决定该构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学者对“两国集团”构想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的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⑧这四种版本的G2都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关,他最先从经济领域提出,并在各个不同时期不遗余力地倡导 G2。与英国政治学家伊恩·克拉克认为的“(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极力支持现存秩序有着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观点不同,伯格斯滕特别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曾“大胆地、公开地、严厉地批评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的缺点”非常敏感,认为中国在对外经济互动的大量领域中企图制定全球经济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构想,即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通过“协调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问题,让中国人感受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这种构想似乎与伊恩·克拉克所预计的未来中美可能的“复杂的集体霸权秩序”(12)殊途同归。
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提出过“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G2构想。该构想尽管促进了苏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推进了苏美对话与磋商机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国际事务大国决定论,夸大了首脑外交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现实力量的存在”,并且蕴含着“苏美有权而且必须参与讨论和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而不论它是否与苏美直接有关,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13),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关系仅仅是实现了有限的缓和,其间还出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烈度的冲突和对抗,阻碍东西方交流的柏林墙建起来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以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结束,并最终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鲁晓夫之后,其继任者逐渐选择了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与原苏联的“大国决定国际事务论”在夸大大国作用和追求大国特权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种G2模式所选择的对象德国、日本、欧盟都是美国的盟友,目标也多半限于经济领域,摆明是要盟友分担有限责任,帮助美国振兴经济。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关系“非敌非友”,但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4)。赫鲁晓夫提出的苏美G2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是由对抗转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大跳跃;而中美G2则是两个本来就有交集的大国之间,通过深化和拓宽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务。苏美G2侧重于国际关系手段的激进变革和权力共享、扩张,中美G2则侧重于通过渐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责任的转移。当然,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苏美G2以大国之间的平等合作为基础,中美G2则貌似平等,实则以等级式的合作为基础。
尽管伯格斯滕声称其G2仅仅是个经济概念,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经济等级制构想与美国其他学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级制构想不谋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将其霸权等级概念运用到处理美中关系上来,建议美国通过建立权威和维护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因为从美国的领导中获益而倾向于附属美国,或者甚至成功地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从而改变中美冲突的宿命。(16)这种观点与伯格斯滕以G2构想来处理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007年奥巴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在加强北约的同时,必须在其他极重要的地区创建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我将在亚洲争取锻造一个更加有效的机制,使之超出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临时的安排。”“我也将鼓励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崛起中大国的角色——帮助解决21世纪共同的问题。我们将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我们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建设一种在拓展合作的同时又加强我们竞争能力的关系。”(17)显然,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并促使中国从属于美国的领导就是G2构想的真正用意。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老牌资深战略家的重视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就启动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的协调与合作上了一个新层次,一个貌似中美G2的时代似乎正在开启。但中国政府只对中美合作感兴趣,对中美G2并不感兴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峰会时,温家宝总理向欧盟领导人和中外记者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18)同年1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表态,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他分析说:“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他同时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19)在具体决策上,中国政府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就反复评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会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定的规避风险措施。
在中国政府接连明确拒绝G2构想后,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凸显出来。2010年中美关系“低开低走”、“一波三折”,严重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西藏、贸易等老问题不时被美方翻出来炒作,东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也令中美关系深陷困境,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正面交锋更是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为了舒缓中美在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关系,避免战略误判,2011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内新增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中国官方媒体当即刊发学者文章,澄清“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寻求中美主导亚太事务,而是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增进互信,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安全大局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0)
与中国政府和学界在反对中美G2态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不同,美国各界对中美G2的态度是媒体热议而官方低调,即“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21)。随着2010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加剧,美国媒体对中美 G2的炒作也开始退潮。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构想在现实中并不现实。
如前所述,中美G2构想的出笼揭示了中美关系超出双边关系的现实,如何应对这一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构建新时期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政府明确反对中美G2,现在又由高官主动提出中美C2概念,这一新概念能否成为未来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这一方向在整体上不会动摇。因此,与中美G2的浪漫构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为现实和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选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特别是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几乎贯穿在处理所有大国关系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从现有能够观察到的结果看,中国30多年来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内作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国即便是深度调整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会继续强化。因为,和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其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世界观。(22)很难想象,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民族自信和自觉迅速上升的时期会突然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对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受选举制度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钟摆效应,但加强中美协调合作的呼声和力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交通通讯改善、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交流机制健全、民间人文交流日趋频繁、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知日益提高,为中美协调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对民众的要求视而不见。中美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纪初以来发展相对平稳,两国政府对于危机的处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为都难以持久。
此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大国相互依存更加复杂化,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常态,与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双边范围而向区域乃至全球扩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导致两国的剧烈冲突,通过完善和创新协调机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有利于减少战略误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异,在维护各自复杂的国家利益中寻求平衡,营造共赢局面。
当然,中美C2模式的创建还存有很多变数。中美两国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竞争关系,两国力量对比在两国民众中引起的心理认知波动、猜疑和误解等,都有可能制约两国协调的发展。在各种变量中,近期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是否会持续衰落,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被很多人不自觉地串联在一起。2012年以来,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愿景:美国和全球大国危机》以及罗伯特·卡根的《美国打造的世界》这两部新著都是围绕“美国是否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主题展开,并引起热议。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转向东方,(23)美国必须维护其全球责任,(24)是讨论的中心议题,而这些中心议题都与中国紧密相关。
不管怎么说,如何通过中美协调“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是今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网时间: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第四篇:《灰姑娘》中美两国课堂的差异分析
《灰姑娘》中美两国课堂的差异分析
常言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灰姑娘》中美两国课堂案例,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不同的教育理念下课堂的巨大差异。甄别这些差异,领悟其中的真谛,是教育追求的使命。
一、学习认知理论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其本质是学生在原有认知基础上的主动建构。中美两位教师讲授《灰姑娘》的课堂实录,美国老师不自觉地运用了建构主义理论,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认知水平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了很大提高。而中国老师则主要采取灌输的方式,课堂教学极其低效。下面通过建构主义的四条核心理念加以简要分析。
首先,知识依赖于个体以往的构建。中美学生对灰姑娘的故事本身都很熟悉,他们都有了进一步构建新知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老师引导学生引申出很多新的情境与新的问题,不断挑战学生的思维;而中国老师则停留在对故事如同嚼蜡的所谓“分析”之中,没有给学生自主构建的机会,学生自然没有任何兴趣。其次,建构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发生的。同化就是把外界元素整合在一个机体的正在形成或完整形成的结构内;顺应就是指同化性的格式或结构受到它所同化的元素影响而发生改变。第三,学习是一个不断创造的有机过程,而不是简单积累的机械过程。第四,有意义学习是通过反思和认知冲突的解决以及对早期低水平的理解加以否定得到的。
二、学生课堂参与
“参与”作为一种能力,可为学生形成日后走上社会所需要的适应能力和交往能力奠定基础,长期的正确“参与”,对学生养成良好的态度和情感有极大帮助。案例中,中美两国课堂学生都有和老师之间的问答互动。但参与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课堂学生的参与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对老师的提问非常感兴趣,乐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中国课堂学生的参与态度消极,对老师的问题不感兴趣。真正的课堂参与是学生全身心参与,他们在和老师的交互问答中,不断思考,层层深入。
三、教师的角色
新课改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从“独唱”变为“伴唱”,从传播知识信息变为帮助学生选择、追求、组织和管理信息,因此是引导学生而不是改造学生。
案例中,美国教师把一个看似简单而熟悉的童话故事通过12个问题作引导,抓住学生的思维,达到了教育的目标。中国教师没有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在学生消极应对的时候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课前的预设完成教学任务。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课堂设计、组织与引导进行反思,反而对学生进行了老生常谈的指责和训斥。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
四、师生关系
课堂教学中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组织者和引导者。这就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人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美国课堂上,老师与学生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中国课堂少有平等的现象,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学生看来,教师是不可侵犯的权威,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教者。想起了《学记》中的一段话:“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明确地告诫我们,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更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自由发挥。
五、教学的侧重
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它们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
美国课堂通过故事背后的12个设问,巧妙地将教育融入课堂,引申出众多人生哲理。而中国课堂更注重知识与技能层面的目标,更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六、文本的地位
新课程实施以来,教学不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课堂教学所要完成的课程是教师和学生课堂建构的结果,教师在给学生提供素材和资源时,可以根据课程主题对文本或教材进行大胆整合,大量援引其他资源。
美国课堂就体现了这种新课程关于文本或教材的理念和课程观。教师利用《灰姑娘》故事的某些情节,创设与学生认知、成长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学生不仅读会了故事,更从中汲取了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爱的生命经验。而中国课堂,教师逐字逐段进行分析,学生的学仅限于对文本的理解,无法超越文本,因此课堂很无趣。课堂的价值更难以在学生以后的人生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作者单位 陕西省潼关县教学研究室
编辑 徐绒绒
第五篇:中美两国药品流通模式比较与分析
中美两国药品流通模式比较与分析
摘 要:药品流通是指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在我国,有人把现行的药品流通模式比喻为“橄榄球”,即药品从生产企业开始,经过多层代理商、批发商销售到医院和药店,最后才到消费者手中,形成两头尖,中间宽的利益分配格局。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美国药品流通模式的介绍,对中国目前药品流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关键词:药品流通;PBM;医疗保障
一、美国药品流通模式简介
美国的药品流通格局中,多种消费渠道的零售成为整个流通模式中的主体,制药企业、批发商、零售商、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PBM)参与其中,PBM的作用尤为关键。
1.PBM是美国一种专业化医疗费用管理的第三方组织,这种组织参与到医药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如药品购买、分销管理以及药品使用目录管理、处方药报销管理等方面。其主要职能如下:
(1)药品报销目录的管理
PBM应用其药品管理基础,制定一份报销目录,该目录可以告知医生在特定的治疗等级下,哪种药品的成本效果最佳和临床有效率最高。这些目录收录的药品都是根据其医疗费用使用专业经验所选择的,鼓励其成员和药房进行使用的药品。PBM下设的药学和医学治疗委员会负责评价药品有效性,如果该药品在有效性方面比其他药品有优势性,则仍然可以保留;否则便会变更。
(2)药品购买
PBM负责采购和分发药品。企业的产品能否进入报销目录会大大影响销售量,所以它们会给予可观的折扣,以此增加市场份额。PBM则利用这一点和采购权,通过与生产企业就药品价格和折扣问题进行磋商,降低医疗产品价格。
(3)处方药报销管理
在美国,由于药品销售额中由第三方付费的处方药销售额占94.1%,只有5.19%由消费者自掏腰包支付。①PBM在药房和保险方之间充当消费协调人的角色,就处方药的报销水平与零售药店进行协商,最终达到一个可以使得保险方满意的标准。
同时,PBM使用先进的自动化程序和信息技术,对药品使用进行事前评价、同时评价和回顾性评价,即在药品使用之前,以及在处方未调配之前、调配之后对高成本的、有潜在滥用可能的药品使用进行监督,对处方合理性、药物相互作用、处方替换等进行评价,以确保药品使用合理。
2.医药分业模式下零售是主渠道
美国医药分业(Seperation of dispensing and prescribing)由来已久,医师负责为患者诊断病情,决定如何治疗,药师根据医师处方调配药品,患者一般在药店购药。在美国,按照消费者购买药品的渠道来看,药品零售领域是主渠道,连锁药店、独立药店、等占了59%的市场份额,而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诊所、长期监护病房、健康维护组织(HMOs)和家庭病房、诊所等医疗单位占据了27%的市场份额②,除此以外,其他方式如邮购,作为药品流通的一条新兴渠道,也在整个药品流通份额中占据一席之地。
3.大型批发企业垄断经营
美国的药品批发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兼并和重组,呈现出寡头
垄断的局面,并形成了高度集约化的药品流通局面。1975年—2000年,其卫生保健产品批发商、分销商的数量已从约200家减少到不足50家。尤其是被称为“五大巨头“的五家巨型公司则垄断了这个市场近90%的份额,而它们的经营品种几乎覆盖了整个医药领域。③美国巨型药品批发企业在过去经营的主要行为是大规模从药品生产企业购进药品,储运到自己的仓库内,然后直接将药品按照客户的需要销往各个连锁药店及大型医院。然而,随着药品零售业的蓬勃发展,药品零售企业开始直接向生产企业购进药品,并利用美国当今发达的第三方物流体系,对药品进行仓储和运输。这样药品可以从储运中心里,直接按照各零售店的需求安排统一配送,明显节约了经营成本。针对这样的变革,巨型批发企业着眼于其客户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多种便捷的中介服务:(1)库房(包括库房配送业务),即批发商直接承担药品从供应链初始端至终端零售企业的运输服务,可将药品直接进入连锁药店或医院的药品库房。(2)批发商直接负责向生产企业下达订单和付款,并将货物直接送到大型零售客户手中。这两种服务既进一步减少了流通中的环节,同时也使批发企业节约了仓储及维护的大量人员和成本。
由此可见,美国的药品流通环节非常简单。一般来说,药品从生产企业开始,中间只需经过一层批发商、分销商,即可到达零售商或医疗单位,然后就到了消费者手中。而PBM作为药品费用支付方(Third party payers,包括雇主、保险机构、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的代理,虽不直接参与药品流通过程,但在资金流和折扣流中对药品使用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在美国这种第三方付费模式下,药品的使用不是由医师决定,而是由PBM和支付方即保险方共同决定药品能否列入报销范围(Formulary,即保险目录)和报销比例;同时,PBM与制药企业协商药品价格及折扣率,并监督医师处方行为,达到决定药品使用的目的。由此可得出一些启示,美国由第三方付费而将消费者的利益联合了起来,从而结成一个利益群体,即保险方,参与与PBM、药房、制药企业的谈判,这是就比单独的个人力量强大的多,有了争取消费者自己利益的可能。而在我国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简要对我国药品流通体制特点进行介绍。
二、我国药品流通模式特点
1.医疗机构是药品销售的主渠道
我国未实行医药分业,医疗机构是药品分销的主渠道。在全国药品销售额中,医院药品销售额占80%以上,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20%的平均水平。在1992年以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倡导“建设好国家,吃饭靠自己”,由于我国90%以上的医院是政府兴办的,而各级政府的财力又有限,根本无法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允许医院通过销售药品获得差价收入进行补偿。这就是“以药养医”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越来越多,价差越来越大,同类疗效的药品价差可达十几倍。医院靠“以药养医”,导致医院采用采购和销售价格高的、折扣大的药品。保证药品的销售收入成为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
我国从2000年开始实行药品分类管理制度,尽管可凭处方到药店购药,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购药习惯、医院和药店药品种类的差异及医院对处方外流的限制,患者在医院开处方一般只能在医院药房取药,医院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2.批发环节与零售环节的进销差率不合理
从理论上讲,进销差率的规定应以使经营企业的流通费用得到补偿并能取得合理的利润为宜。由于批发企业是批量销售,销量较大,为了使利润分配合理,批发环节的进销差率应小于零售环节。在我国,由于药品批发环节的进销差率较大,诱发过多的商业流通企业从事药品的批发,影响药品市场的正常秩序,引发了不正当竞争。截至2005年底,我国医药市场有大约7000家药厂,13000多家医药批发企业,12万多家零售企业④。
3.流通环节上,药品批发企业过多过滥,市场无序竞争
非法促销,折让回扣,层层加价,推动药品价格上涨。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国有药品专营企业,由于其产权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性的保护,使得有的批发企业经营效率较低,却又能享受到地域垄断所带来的应有利润。由于药品批发、零售企业过多过滥,无序竞争,造成药品流通环节费用增加。一些药厂、药商相互勾结,在虚高定价和回扣让利上大作促销竞争文章,以取得市场份额。按原有规定从药厂出厂的药品,经过几级医药公司批发到医院,再零售到病患者手中,流通环节加价达37%,实际还远不止这些。据调查,现行药品批发环节的层层加价占40%,零售环节加价占30%,而发达国家药品在批发环节的加价一般在10%以下,零售环节加价一般在20%以下⑤。据调查,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平价药店”之所以药价较低,很重要原因就是流通费用低,开展产销直营。由此可见,流通环节是造成药价虚高的重要领域。
三、我国药品流通模式改革的难点与方向探讨
1.我国药品流通模式改革的难点
美国的模式令人羡慕,但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医药政策也应有所差别。我国的药品流通模式改革难点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1)相关利益集团的复杂性。
在我国,除了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利益集团以外,招标采购机构、保险机构、政府、医生药师、护士群体都代表各自的利益,医药销售代表在工作过程中为了达到使医生最终用自己药的的,通常要出让折扣、花钱买通主治医师、用药护士、分管用药的主任、药房人员等等,其间各种利益群体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要进行某项改革,政府需平衡复杂利益集团的关系,这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2)建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是改革的瓶颈。
在我国,医药流通模式改革如果实行医药分业经营等割断药品利益链的手段,医院药品收入将减少,这必将导致医院诊疗价格的提高或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从而以牺牲广大患者的利益作为最终代价。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必须建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而目前我国医院已经在偏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多年,地方财政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补贴不可能一下增多,这都是难点所在。
(3)民众根深蒂固的就医购药习惯。
习惯最难改变,特别是这种习惯与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时则更难改变。可以设想,如果效仿美国的做法实行医药分业经营,人们的就医意愿将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我国农村人口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4)医疗保险发展的进程缓慢,总体水平较低,覆盖面窄。
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3%的农村人口没有制度性医疗保障⑥,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在此情况下,医疗保险支付方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形成强大的利益群体代表,不能参与进入与企业、药房、医院等的博弈中。消费者个人利益分散,难以有话语权。
(5)医保手册所列药品目录在我国是由政府制定,选取同等疗效的低价常见药品供医生参考使用。但其实施没有硬性实施规定和监督实施机制,形同虚设。在国内,由政府部门制定的医保手册一般只作为医生的用药参考,所以医生在逐利的意识下,一般会选择用价格较高的或已收回扣的同等疗效的药来替代医保手册上所列药品。
2.我国药品流通模式改革方向探讨
综合以上对我国药品流通模式改革的难点分析,不难看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药品流通模式改革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从药品分类管理制度、药师制度的建立、推行和完善开始,逐步规范药品流通环节,改变民众的就医、购药习惯,政府建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逐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1)引入类似PBM的药品利益管理机构
美国的药品流通模式中PBM环节是我国没有的,这由整个医疗体系结构决定。医疗服务的专业性特点决定了消费者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不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包括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采用代理,由第三方监督医疗服务提供过程,PBM就起到了代理监督作用。
在我国,药品采购时,招标代理机构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代理作用,但不能代表被代理方即消费者的利益,与医疗保险机构也没有相应的协议,而且对医师处方不能起到监督作用,这与PBM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也应引入类似PBM的非政府机构。一方面,列出药品使用目录,负责采购药品,并监督目录药品,这是制度执行的关键,这样便制约了厂商提价和医院乱用药,另一方面代表保险方与医院、药店等达成协议,商定报销比例。在我国民间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可由卫生部来执行这项职能。
(2)与建立PBM类似组织配套的措施是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
我国的情况是公立医院占主体,公立医院是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公共医疗机构。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这是建立公共财政的应有之意,也是对纳税人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更是全面建设小康、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鉴于当前政府财政收入现状,财政收入水平还不高,政府不可能把医疗服务全部都包下来,应引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源发展医疗事业。可以学习上海市、浙江省的做法,改革医疗卫生体制,试行对公立医院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扩大投融资渠道,促进公立医院投资多元化,完善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国家对公立医院投资和管理体制。当前,公立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要加大改革力度。
注释:
①杨悦,蒋志刚.中美两国药品流通模式的比较与探讨.中国药房[J],2006年17卷第22期。
②资料来源:StandardPoo 's1GIGSSub-IndustryRevenue Share[EB/OL]1http://www.xiexiebang.com1 2004,9,41。
③边博洋,邵蓉.美国当代药品流通体系研究.上海医药[J],2007年第28卷第5期。④张桂文,刘百实.信息不对称竞争非均衡与药价规制失灵.价格理论与实践[J],2006。⑤吴春官.药价“虚高”整治对策.价格理论与实践[J],2006(3)。
⑥董晓莉.关于完善我国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若干思考.管理世界[J],2006(12)。
参考文献:
[1]张桂文,刘百实.信息不对称竞争非均衡与药价规制失灵.价格理论与实践[J],2006。[2]吴春官.药价“虚高”整治对策.价格理论与实践[J],2006(3)。
[3]董晓莉.关于完善我国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若干思考.管理世界[J],2006(12)。[4]边博洋,邵蓉.美国当代药品流通体系研究.上海医药[J],2007年第28卷第5期。[5]杨悦,蒋志刚.中美两国药品流通模式的比较与探讨.中国药房[J],2006年17卷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