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罗马法基础（精选5篇）

第一篇：读书笔记—罗马法基础

罗马法基础读书笔记

一 罗马法的特征本质特征

罗马法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国家的土壤之上，但是他同时又是以私有制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及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法，因此也必然包括着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的法律关系。就是因此，罗马法才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所采纳和效用，使得它能够“巧妙地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以至后来的一切法律都不能对她做实质性的修改。”

罗马法本质特征的出现原因并非人为创造，它是由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社会农商并行发展的双重性经济所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因为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太多内在的相似点和联系性，所以就有上文引号所述之内容）罗马法所展现出的这一实质特实质上使得罗马法成为一种相对于罗马国家国家性质、国家观里和政治制度来说一种完全异质的法律，是一种社会非本质的法律。所以说，通过罗马法这种在奴隶制社会的土壤上产生一个与社会制度本质完全诧异的，调整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的历史现象来看，决定一个法律制度本质及其特征的并不总是与立足其上的社会政治与国家制度相一致，决定法律本质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当是其社会经济与文化。基本特征

① 法理精深罗马法对于债券与物权方面发力的研究都相当深，如债权中“法锁”概念的提出，物权中所有权权能等。并提出了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提出的是，罗马法学家首先总结和概括出了推断发现法律和归入适用法律的法学基本方法，并以这种法学原理为指导，从整个系统内在在联系考虑法律问题，从而科学合理性的发展和实践法律。

② 概括简赅 无论是概念还是规范语言都体现出这一特征。

③ 系统丰富 罗马法的丰富内容表现在它对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变化多端的民事流转形式大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④ 程序成熟灵活

二、罗马法中体现民法精神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体现：a万民法的实践 b “己法自守”原则即所谓“遵守你自己制定的法”这一方面表明了罗马人对于法律的崇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一种最大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罗马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自于“诚意”

第二篇：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读书笔记

《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读书笔记

一、全书概览

《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是菲利普·内莫《古典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第二卷。全书分为五部分，作者首先对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国再到帝国的历史进行梳理，并介绍了罗马的政治体制以及私法，在最后的两部分中分别论述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观念。如果说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是希腊人的成果，那么将其付诸实践的就是罗马人。最初在城邦时代，希腊和罗马同源并无二致，但是最后罗马发展成为一个统治地中海两岸的帝国，这其中与罗马的政治实践分不开关系，可以称之为治国天才和政治天才的欧洲民族。正如奥克肖特所言，罗马是这样一个民族政治：他们的创造力不是用来从事危险的政治实验或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性冒险，而是致力于解释和回应具体处境。1因此，内莫此书在梳理罗马历史进程及政治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关于共和国和帝国时期政治观念的论述体现出了罗马在政治实践中的智慧，与面向问题而产生的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和国末年的**不是没有由来的，而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是基于当时政治实践的唯一解。通过君主的权力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平衡多元的民族。而“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元首制”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在元首继承制度上的种种问题，使得在戴克里先时期的改革讲罗马从元首制推向了君主制。内莫此书就对罗马各个阶段制度变化及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行了梳理。

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政治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方式，西方学者普遍把公元前31年，屋大维打败对手安东尼赢得亚克兴战役作为罗马共和国终结和帝国开端的标志，但是在屋大维实行的元首制时帝国还呈现出“披着共和国外衣”的现象。元首体制中存在传统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了共和国与奥古斯都创立的政体之间的延续性。这些在奥古斯都本人所写的《奥古斯都的神圣成就》中得到了表达：“当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联合起来鼎力推选我，而非其他任何一位同僚，来执行法律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时，我拒绝履行任何同我们祖先的体制不相容的职责，我是 1 迈克尔·奥克肖特，秦传安译：《政治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以护民官的职权行使元老院依托于我的政策。”奥古斯都在创立元首政体时断言

1除了恢复共和国末期因动荡而毁于一旦的“我们祖先的政体”之外别无他求。罗马的政治制度变化是逐渐浮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微妙的重新安排。在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不很明显。正如奥克肖特在其《政治思想史》中所言，它是印引人注目的政治节约，从近在手边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罗马人从来不醉心于政治发明，只要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典章制度中找到适合于当时情景的东西。2变化的每个阶段都很不明显，因为它根之前所出现的只有极小的不同，没有人能够有把握的说出老的在何处结束，新的在何处开始。屋大维将“共和国转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举动，所得到的回应同样是戏剧性的。经过公民大会批注，元老院把执政官的统治权授予屋大维本人。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安排了牢固的控制通过把所有军团都置于一个人的指挥之下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在罗马的制度设计中，一个人可以在不担任任何职位的前提下行使该职位的权力。奥克肖特在其书中就对罗马政治中的权威与权力进行了比对梳理。权威（auctoritas）指的是拥有“创始”或“发起”的品质，是罗马最初家族祖先相关联的。权威是没有限制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权力（potestas），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所谓的统治是权力的行使而非权威的运用。因此，奥古斯都在《成就》中所说的：“我比所有人更有权威，但是同我所有担任不同职务的同僚相比，我拥有的权力并不比他们多。”奥古斯都凭借这种权威凌驾于其他拥有行省总督全权的行政官员之上。

在公园14年，奥古斯都去世了，理论上讲权力和权威应该与他一起消亡但是新的统治秩序已经赢得了这样的新任，以至于有一点开起来似乎很清楚，应该有人能偶并准备继承他。接下来，提比略继任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把他们曾经授予奥古斯都的一切权利和权威都授予了他。谁能不说，某种新的统治制度、某种堪比国家新建的东西已经出现。然而，谁又能满怀信心的宣称，老的共和政体已经成为过去？改变肯定是发生了，它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人准确的知道改变是何时发生的，也不知道究竟什么被改变了。

那么，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变化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了元首制？为什么共和国 1 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1页。2克尔·奥克肖特，秦传安译：《政治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的形制自某个时刻起变得过时了呢？而且既然“神圣君主制”这一前公民时代的形式显得极为落后，那么君主体制能通过何种意识形式来证明自己呢？随着在共和国时期攻城略地的扩张，巨大的版图无法使其适应城邦体制乃至共和国体制。内莫在书中指出：在“城邦”和“共和国”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同质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舆论可以在公共集会或者元老院得到表达。在奥克肖特的书中，他将罗马人的组织核心的东西称为由家庭组成的共同体（communitas）。但是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国家是开始称为多个种族及多元化的集合体，同质性消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受制于交流技术的限制，舆论无法与社会或政治事件同步形成。在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合体中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代表。因此，君主的产生可以替换同质性的舆论，为国家构建出一个内在统一体。在国家这个内在统一体中，只有一个统治者，所有人都能见到国家不同部分的“和谐”，所有人都以他马首是瞻，而统治者则确保管理职能上的一致性。但是，在元首制的控制下，君主发挥巨着巨大的权威也是有代价的，新的政府不再拥有以前的那种合法性，也不像以前那样在广场、元老院或者讲坛上自由讨论，为了保证这种权威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内莫指出，为了保证这种权威要不必须要以恐怖治国来瓦解反对派，要么就是建立哲学架构以从中受益。罗马帝国初期，告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罗马的一种制度性毒瘤，它在帝国时期更为普遍主要是因为帝国的制度设计为其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内莫的书中，论述了很多思想家的政治观念，这些政治观念都有关于帝国制度的思考。比如塞涅卡，作为尼禄当政时期的“首相”，在他的《论仁慈》中，建议君主要表现仁慈，但是在进行进一步论述时却不折不扣地阐述了君主专制社会的必然性。他坚持认为罗马从此之后就是君主专制，他没有被共和国的外衣所迷惑，而且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带来和平。另外还有塔西佗，像内莫所言，因为他受过演讲术训练，所以他在论述不同主题时喜欢权衡每个论题正反两面。塔西佗论述了元首政体的平庸及罪行，但是他也指出，和平是基本的公民准则，只要推进了和平，那么君主就应当受到赞颂。

在罗马帝国初期，元首继承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罗马帝国初期，元首继承方式多样且不稳定。皇帝不能仅仅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因为这种方式体现了臭名昭著的传统君主制的主要特点。可他们又不能不去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但这又会无政府状态再次打开方便之门。剩下的解决办法都不完善：制定继承人、将该继承人同权力结合起来、家族通婚、收养等等这些制度的不完善对帝国争夺继承权时导致的无序混乱均负有责任。

三、罗马帝国后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帝国的元首制度从其产生起就带着自身的弱点，虽然它可以在君主的统一作用下使国家成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元首继承上的问题以及罗马帝国混乱的军事统治使得元首制也岌岌可危。但究竟在哪个时间节点上，元首制度得到重大修改，似乎又很难准确阐述。就像从共和国向元首制度过渡时一样，起初，它是奥古斯都根据当时的情况留下的坚实足记，他的每位继任者都在上面增加了自己的足迹，而且未必是跟着奠立者亦步亦趋的。人们普遍认为公元192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去世150年之后，非洲将领塞维鲁夺取皇权，标志着元首统治的结束和赤裸裸的独裁统治的开始。戴克里先结束了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创立的四帝共治制。戴克里先为自己选取了新的头衔称为主和神，这与之前的皇帝称为元首和第一公民不一样，戴克里先在头衔的称谓上就移除了所有虚假的称呼，将自己设定为最高的君主。

在内莫的书中就君主时期的王权理论也进行了论述，并主要介绍了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狄奥托金与艾柯方特的王权理论。这两篇论述王权的文本被收录于斯托比的《选集》中，他们在阐述王权本体论时提出了一些新颖和论点。狄奥托金指出了在王权、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均衡，他心目中的国王不是滥用权利的暴君而是继承了希腊化时期传统“受到激发的法律。”“最公正的人才能成为国王，与法律最为相符的人才能最为公正。因为公正含于法律之中，法律是公正的原因，而国王是或者的法律，是顺应法律的行政官员。”1他认为国王的职责是指挥军队、施行正义和荣耀诸神。国王应该用某种方式使他的国王特质表现出来，即威严、权力和善良。威严是国王将自己立为尘世神明的一种品质，他异于常人。若国王效仿法神那就是为了让人类效仿他，无论何时对于人类来说国王就是存在的典范。艾柯方特对于君主权力的论述与狄奥托金的内容有很多相似，除此之外，艾柯方特更加强调国王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他认为国王统治在于凝神注视高等世界，1 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5页。国王由于拥有高于其他人的优秀本质所以只有他才能同高等世界进行沟通。

四、罗马的私法和公法

在内莫的书中，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罗马的私法。在罗马早期阶段，法律是与古代时的宗教相结合的，是专属于贵族的。自从出现了联盟的军事首领后，法律随之改变，平民与贵族斗争之一就是促使《十二铜表法》出台。内莫将从那时起，罗马法的历史划分为了三个阶段：法定诉讼时期、程式诉讼时期和特别诉讼时期，分别对应着罗马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末期至帝国前期以及帝国后期三个阶段。在法律诉讼时期，司法是在私人领域，因为在罗马初始阶段，法律是在氏族内部应用的，但是纷争有可能会使不同氏族之间的个体互为对抗，产生族际仇杀的危险，因此要完全避免首次出现的联盟制王权造成这种危险，但是没法一下子从“部落”形式过渡到国家垄断司法的形式。所以，国王首先对私人的复仇行为进行引导，以便使其固定的形势得以实现但是又受到他控制，但是国王并不负责整个诉讼过程，集权制所持有的这种保留态度在今后很长时间都发挥了影响。这一特点在法定诉讼时期的两个阶段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即预审阶段和法官受理阶段。在那个时代，法律基本上有三种渊源：习俗、法令和法理。在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前期阶段中出现了程式诉讼，内莫称这种诉讼来源于外事大法官所拥有的强制执行权，因为他在确定自己掌握的诉讼特点时，无法在法律诉讼的已知范畴内定位，所以他就不得不应用某种程式（formulate）向法官发布命令。1这种诉讼方式更为灵活，在面对新情况时，大法官可以进行研究并找出符合现有案情的程式，应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在帝国后期的特别诉讼时期，法律成了大规模的系统化和编纂工作的对象，并随着查士丁尼法典的问世而达到顶峰，这些法律成果对于中世纪和现代西方的传播至关重要。在那个时期推广的诉讼程式被叫做“特别”是因为对于皇帝及其官员来说该诉讼可以跳过那些程序。帝国后期的法律原则更具综合性而少分析性，更为简化而少有创制，皇帝才是唯一创设法律的人。

1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7页。

第三篇：罗马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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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中取得时效制度对后世立法的影响

摘要：取得时效制度产生于《十二表法》前古罗马时期，即自罗马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或者说是从罗马公有制到私有制过渡时期。该项制度从确定财产归属、促进物尽其用等目的出发，对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起着重要作用，也对今后各国该项制度的设计有着深远影响，罗马法中取得时效的精神至今仍为多数国家所沿用。我国当今法治化进程加快，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也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取得时效 罗马法 民法典

一丶取得时效制度的产生

取得时效源起于罗马法，又称时效取得，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间，即依法取得其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法律制度。1该项制度最初形成于古罗马法，早在《十二表法》出现前已存在。它伴随着所有权从公有向个人所有的分化而诞生，是作为市民法中所有权的取得方式而设立的。罗马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当土地、牲畜等财产出现剩余并有闲置不用现象时，为调节财产所有人和需要人之间的矛盾，平衡有余与不足，鼓励使用他人废置之物，以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法律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即占有动产1年，占有不动产2年，可获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到《十二铜表法》时，取得时效进一步被用来补救形式主义造成的所有权取得方面的缺陷、尽管事实上财产己属于他人，但法律上他人没有所有权，因而就出现了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不一致的矛盾，为消除这种现象，在罗马法里，最早产生了取得时效的制度。”至共和国末期，取得时效又发展为一种便利证明所有权必要手段，此种证明即使原所有人能证明该物原属于自己也不能推翻。进入帝政后期，为安定战乱期间人民的生活，取得时效演变为尊重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的制度。时效制度以其“事实胜于权利”原则冲破了传统的“权利胜于事实”。二丶取得时效制度对后世立法的影响

罗马法的时效制度对后世各国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承接受罗马法体例的大陆法系理应顺理成章地接受取得时效。但引人注意的是，消灭时效较快地被大陆各国民事法律所接受，而取得时效被采用，则费了些曲折。资产主义初期，按照“私权神圣”观念，出于对“个体”私权的保护，早期立法者对取得时效的适用仍存在犹豫。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猛发展，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资产阶段“整体”私权的重要性远胜于“个体”私权，再加上实践中取得时效已在不同程度地实际发挥着作用，给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带来了不少好处，立法中赞成和普遍采用取得时效制度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1.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不仅承袭了罗马法中的取得时效制度，而且发展了罗马法中的取得时效制度，使取得时效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如在取得时效完成后，罗马法中规定占有人享有拒绝交还的权利;法国民法典不仅承认占有人有拒 12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姚辉:《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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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交还的权利，同时又规定了占有人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3

2.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继受罗马法，将取得时效规定于其“物权编”当中，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与未登记不动产取得时效三大类。有关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其第900条规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时，若此项登记已经达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对该土地的自主占有时，则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有关未登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其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对他人的不动产经过30年和平、公开、连续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须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该不动产。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须公开、和平、持续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须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权，并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

3.瑞士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四编“物权法”的“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里面，明确规定取得时效为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法。首先，在土地所有权取得时效里面，它分为普通取得时效与特殊取得时效两类。普通取得时效指的是，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不当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只要其为善意，并没有争议地连续取得10年，即取得所有权，实质上是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特殊取得时效指未登记土地的取得时效。并且瑞士民法典并未严格把已登记不动产所有权排除在其适用客体之外。

4.公有制国家对取得时效制度持否定态度，民事立法中只规定消灭时效，否认取得时效的合理性。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以及从反对不劳而获的伦理观念出发，认为长期占有他人财产就可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即使这种占有是在和平的、公开的方式下发生的，也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准则。由于受前苏联民法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各国以及我国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只规定了诉讼时效，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即至目前，这种否定取得时效的立场及其影响力也未在我国及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里完全消除。三丶我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必然性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明文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尽管在《物权法》草案中已经规定了取得时效的条文，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反对规定取得时效制度。通过罗马法上认清取得时效制度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坚定在《物权法》中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的决心，发挥取得时效制度的作用，利国利民，促进社会发展。

第一，取得时效具有确定财产归属、解决纠纷的功能。依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取得时效存在的理由在于防止占有与所有长期属于不同的人及因此产生的法律不安定状态。取得时效的这一传统的功能也被现代民法所采纳。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不少由于产权归属而产生的纠纷，而且我国现有的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规定取得时效，可以使长期占有该财产的非权利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从而确定了财产归属，在法律上避免了纠纷的出现。所以，取得时效对于确定产权归属方面的作用是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

第二，取得时效具有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利用效率的功能。现代民法在价值取向上，既要保护所有权，又要促进物的有效利用。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民法的一些制度如时效制度更倾向于后者。取得时效在实现物尽其用方面的作用显著且重要。一方面，取得时效制度能够有效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人长期“睡眠于权利之上”，减少资产的浪费和闲置;另一方面，取得时效制 34闫彦：《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强：《罗马法上时效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价值》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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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占有人取得了占有物的所有权，可以将占有物投入流通，参与民事交往，从而更好的发挥物的效用。如果没有取得时效，则物就有可能处于闲置状态或处于无权使用的状态，不利于物尽其用。所以，取得时效的这一功能是非常重要的。5

第三，取得时效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功能。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如果权利的拥有者长时间不行使权利，而由占有人在其财产上行使某种权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定的新的秩序。为了维护这种新的秩序，就有必要设立取得时效。同时，取得时效还可以使交易当事人直接根据占有人占有某种财产经过相当时期的事实状态，便可以相信占有人具有权利，从而可以放心地与占有人从事交易，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

第四，设立取得时效，可以使人民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结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今社会，一些财产归属的纠纷，由于占有时间过长，致使人民法院难以取证，从而无法做出裁决。如果法律设立了取得时效制度，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占有人的占有符合取得时效的规定，进而直接确定权利的归属，这就可以及时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完善我国民法中的时效制度。完整的时效制度应由诉讼时效制度和取得时效制度共同构成，如果只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势必造成时效制度的欠缺，不利于民法对财产关系的全面调整，也可能导致所有人因种种原因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不能请求占有人返还财产与占有人因没有取得时效制度而不能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两难境地。所以，完整的时效制度应当包括取得时效制度。

5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罗马法论文

罗马法中的私犯及其对近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影响

摘要：侵权行为法是大陆法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其理论基石正是罗马法中的私犯法。私犯同契约一样，也是罗马法中债的发生根据。本文通过对私犯的概念、分类和归责原则的介绍，来说明罗马法中的私犯及其对近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影响。

关键词：罗马法 私犯 侵权行为法

罗马法是无疑是所有古代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后世的法律，尤其是大陆法系的民法方面，有许多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都是渊源于罗马法。其中，侵权行为法理论即是来源于罗马法中的私犯法。在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侵权行为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罗马法中的私犯法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的侵权行为法。

一、私犯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私犯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

1、私犯的概念。私犯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典。该法典在第八表专设一表来规定私犯（侵权行为法），其中规定了34 种具体的侵权行为, 包括诽谤(第1条)、人身伤害(第2、3、4、5条)、财产损害(第6-11条)、盗窃(第12-17条)和欺诈(第19、20、21、23、25条)。此外, 第七表的第8、9条、第六表第9、10条，第十二表的2、3条都对私犯作了规定。后来盖尤士在其《法学阶梯》中也提到私犯：“所有的债可以分为两大类：或者产生于契约的债，或者产生于私犯的债。”

在罗马法中，私犯与公犯是相对应的，如同罗马法学家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一样。公犯是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行为人应受国家刑事制裁，并且所有的罗马市民都有控告的权利和义务。私犯则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而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私犯一旦产生，侵害人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人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害人赔偿自己所受的损害。如果行为人为数人时，他们之间

[1]是一种个别连带关系，即行为人中有一人的责任受免除时不影响其他行为人”。通过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私犯大体类同于现代法中的侵权行为，但是两者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内容要比后者广，它包括了现代法上的有一些刑事犯罪行为。在本文中主要说明私法意义上的私犯，而不包括犯罪意义上的私犯。

2、私犯的构成要件。罗马法中明确规定了私犯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2]第一，行为人的行为须违法。除非行为人能表明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如自卫、避险等，否则就须对其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负责。这一要件同时也说明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因为在古典法中，违法(injuria)被等同于故意和过错(dolus and culpa)。”第二，行为人的行为须是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侵害人的行为使被侵害人遭受了实际的损失。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直接地使用暴力。这里所说的暴力包括焚烧、折损或毁坏，还有仅次于杀害的某些行为。这一要件主要是说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它说明一个人如果由于自己的行为直接导致他人损害，那么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损害之物须是原告的财产。用益物和抵押物的损害是不能提起诉讼的，即使有损失发生。

从上面四个要件可以看出，罗马法中的私犯的有关规定已经具备了近现代侵权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即违法、致害行为、过错和因果关系。

（二）私犯的分类

罗马法中的私犯有许多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分类，只是盖尤士在《法学阶梯》中指出，“产生于不法行为的债有：盗窃、强盗、对物品的损害(exdamno)以及对人身、财物的非法侵害及对人身的侮辱(ex iniurla)。”目前，学者一般将其分为以下几类：[3]

1、盗窃(furtum)“盗窃是以欺诈方法夺取财物的本身，或物的使用或占有，这种行为受到自然法的禁止。”就是以获利为目的, 欺诈地窃取他人的物品（物品盗）, 或者非法使用或侵吞经他人同意而持有的该他人的物品（使用盗或占有盗）。盗窃成立的一般要件是：第一，物件的移动。包括窃取物件本身、窃用物件以及暗自占有物件。第二，主观上的恶意。即明知本无权利移动而移动物件。第三，图谋不法的利益。即移动物件是以享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为目的。由此可知，盗窃的对象须是动产。

2、强盗(raoina)强盗是指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强暴胁迫的手段，非法强夺他人的所有物的行为。《法学总论》认为没有“谁比强夺他人之物更是违背所有人的意思”，“因此把他叫做无耻盗贼是十分恰当的”。早期时，罗马市民法对强盗与盗窃的制裁基本一致，直到共和国末年才将二者区别开来。因强盗而起的诉讼须被害人本人提起，被告也仅限于盗窃犯本人，而且诉讼时效仅为一年。

3、对财产的私犯（damnum iniuria datum）

对财产的私犯,又称对物私犯，是指因故意或过失加害于他人的财产而发生地损害行为。这实际上是近现代侵权行为的主要内容。

4、对人格和人体的侵害（injuria）

对人格和人体的侵害，又称对人私犯。这一方面的内容随着罗马法的发展而几经演变，但其本质始终是对于人格和人体的侵害。

5、胁迫(metus)胁迫，又称恐吓是指以强力威胁他人完成法律行为的举动，如一伤害身体、危及生命或剥夺自由等相威胁，强迫他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事。

6、诈欺(dolus malus)诈欺是指以蒙骗欺诈的方法是他人为一定的法律交易，以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此外，除了上述几种私犯种类，还有一些未列入私犯但和私犯类似的违法行为，这就是准私犯（qhasi delita）,它是“对某些例外情况，根据归责原则而做出的特殊规定，或抑是古代社会加害责任原则或无过失责任原则的保留或体现”[4]。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规定了以下四种准私犯行为：承审员的渎职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从楼房投掷或倾注某物致使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在公共通道上放置或悬挂某物致人损害的行为；船舶、旅店和马厩的主人对于在船舶上、客店内或马厩中由于欺诈或失窃所发生的致人损害的行为。罗马法中有关准私犯的规定类似于现代侵权行为法中的特殊侵权的规定。

二、私犯的归责原则

罗马法中私犯的归责原则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非始终一致。最初采取的是加害责任原则（结果责任原则），后来随着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害责任原则逐渐退居次席，过错责任原则即主观责任原则取而代之占据了主导地位。最早确认过错责任原则的是《阿奎利亚法》，公元六世纪，尤士丁尼在《民法大全》中对这一责任原则予以承认。这一原则后来在大陆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继承，成为了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一）《十二表法》的私犯的归责原则及法律后果的责任方式

作为罗马共和国时期制定的罗马社会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中关于私犯的规定有三十一条。同其他古代法一样，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残余习惯（如同态复仇、家族观念）,受宗教信念的影响。在追究侵害责任时，无论其出于故意或是过失，还是无过失，大都采用加害责任原则（结果责任原则）。《十二铜表法》虽然以加害原则为一般原则, 但是在第八表也有考虑过过失责任的情况。第24条:“杀人者处死刑；过失致人于死的, 应以公羊一只祭神,以代本人。”第10条:“烧毁房屋或堆放在房屋附近的谷物堆的,如属故意,则捆绑而鞭打之,然后将其烧死；如为过失，则责令赔偿损失,如无力赔偿,则从轻处罚。”从这两条规定中可以看出,过错已经成为减轻责任的依据和条件。而且在同一行为在故意时负刑事责任,在过错时则负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十二铜表法》出现加害原则和过错原则并存的局面,但是，从其整体上或从其立法精神上看，罗马古代私犯法是以加害责任为主，同时兼有过错责任。

（二）阿奎利亚法的归责原则

《阿奎利亚法》是古罗马共和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它是一部关于私犯的专门性法律，而且首次确认了过错责任原则。这一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一章主要规定：“倘若任何人杀死属于他人之男女奴隶或可牧之

[5]畜，则他须偿付被损害物于损害发生前一年中的最高价值。”第三章规定：“除了奴隶和被杀家畜之外的其他一切物件，倘任何人由于焚烧、折损或折断造成他

[6]人的不法侵害，那么无论争讼之物是什么，都应赔偿其在尔后30日内的价值。”从这两章的规定中，私犯中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第一，须标的本身受损害。第二，须损害的发生由于行为人的积极行为造成, 而与有无图利无关。第三，须行为人本身与标的有直接的接触，包括利用工具的接触。第四，损害的发生须为行为人的不法行为所致。这其中的“不法行为”最为有意义，不法，就是没有权利，而且当时的《阿奎利亚法》赋予“ 不法”以新的意思:“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法(injuria)，那么行为人须对此行为引起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7]”此处的不法指的就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有过错的。正是第四个要件中的“不法”标志了罗马私犯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得以确立，并且同以后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一起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三大归责原则之一。

三、罗马法中的私犯对近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影响

罗马法中关于私犯的构成要件，为近现代的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现代的侵权行为法在基本理论、侵权行为的种类划分以及归责原则方面均与罗马法中的私犯理论紧密相连。尽管罗马法与现代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有所不同，但是罗马法中的私犯理论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

（一）基本理论方面

罗马法中的私犯为近现代的侵权行为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罗马法中私犯的构成要件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的基础。如前所述，罗马法中私犯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主观故意或过失，这四个要件也是现代侵权行为法中所要求的一般要件。无疑，现代侵权行为法中规定的这些要件来源于罗马法中的私犯。

第二，罗马法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概念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罗马法认为:“一个恶意行为是违犯法权的行为”,“不法为某种行为者将导致损害。”也就是说, 不法致人损害者即构成侵权行为(私犯)。这种对不法侵权行为的基本规定,直到现代仍没有重大变化，如《法国民法典》第1382 条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 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 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规定:“故意或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及其他权利的人, 对他人负有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日本民法典》第709 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时, 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8]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近现代侵权行为的概念较之罗马法中私犯概念的内涵要狭窄和严格得多，罗马法中将某些现代法中的犯罪行为也归入侵权行为, 而这些行为在现代法中被视为犯罪行为，主要由刑法来调整。

第三，罗马法将私犯（侵权行为）列为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对近现代民事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以来, 大陆法国家, 如法、德、意、瑞士、日本、土耳其等国的民法典,都将侵权行为及损害赔偿列入债编之中。最早将侵权行为作为专题列入民法典的是德国18世纪的《萨克森民法典》, 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也在债务关系中规定了侵权行为。

（二）侵权行为种类划分方面

罗马法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这种划分方法被后世大陆法系民法所继承。如《法国民法典》就承袭了罗马法中关于“私犯”和“准私犯”的概念, 将行为划分为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而意大利民法、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民法也作了同样的划分。至于侵权行为具体内容的划分, 除了盗窃、抢劫等已经被视为犯罪行为而由刑法调整外,罗马法上对财产权的私犯和对人身权的私犯差不多全部为后世法律接受，而准私犯的内容划分也为后世法律所沿袭。这首先反映在《法国民法典》中以及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如《法国民法典》就依罗马法模式规定了三种准侵权行为: 家长的代负责任、动物所有人或使用人责任、建筑物所有人责任。事实上，这三种责任不过是罗马法中的“家父责任”、“损害投偿责任”、“建筑物之责任”的翻版。[9]此外,《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及我国的《民法通则》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罗马法中有关准私犯的内容。

（三）归责原则方面

罗马法中私犯的归责原则内容为后世的侵权行为法确立了归责原则。古罗马在《阿奎利亚法》中确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由于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简单商品经济的要求，也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自然理性的观念，所以被近代以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并且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一起成为现代民事责任制度中的三项基本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日本民法典》第709条、《瑞士债法》第41条、《苏俄民法典》第403条都明确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也都通过判例法确定了这一归责原则”[10]。

在现在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中，虽然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不仅仅是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包括了其他两大原则，并且这两种新原则的适用范围正逐渐扩展，但不可否认罗马法对近现代侵权行为法所做出的贡献。其实这两种新原则也是对传统过错原则的发展，而且罗马法所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依然是民法中民事责任的最一般的原则。

综上所述，罗马法有关私犯的理论深深影响了近现代的侵权行为法，成为后者的理论基石。其实不仅仅是侵权行为法，大陆法系中众多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尤其是民商法方面的，都渊源于罗马法。可以说，罗马法是法律世界的一个宝库。

参考文献

[1][4]谢邦宇：罗马法文稿[M].法律出版社.2008.161.170 [2]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51-352 [3]黄风：罗马私法导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35-337 [5][6][7](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7 [8]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 [9]林良：罗马法中的私犯法及其影响探微.经济与法[J].2007(11).146 [10]郑南琴：试析罗马法对近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影响.基础理论研讨[J].2008(5).363

第五篇：《教育学基础》读书笔记

《教育学基础》读书笔记一

读过《教育学基础》的1-4章。我知道了作为一名教师学习教育学的必要性。通过研读这四章，我对教育的功能、目的、制度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助于我以后的教学。

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中提到注重提高全民素质，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国教育目的不仅包含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还含有对整个民族素质全面提高的要求。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赋予教育的根本宗旨，也是我国当代教育的重要使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更加速科技进步，并用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取决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整个民族有能力加速科技进步，有能力将科技成果创造性的运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另一发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也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否则这个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经济本身也将受到各种因素的严重制约，变得步履艰难。而要促进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也更需要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提高全民素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我国教育目的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育者，一定不能把成绩当作衡量一个学生好差的唯一标准。另外，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要对其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科学的观念等方面进行培养。

《教育学基础》读书笔记二

读过《教育学基础》5-8章，我了解教师职业的社会作用、政治地位、基本特征。明确了教师的职业形象及道德形象、文化形象、人格形象。了解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对这些的了解改变了我的教学态度和方法。

书中提到“教师中心论”，把学生看成了可以随意涂抹的一张白纸，一个可以任意填灌的装知识的容器，学生对教师来说，属于一种从属地位。另一种是“学生中心论”，它把学生视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学生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这他们转动。学生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组织起来，全部的教育学都要从学生的兴趣、需要出发，教师只能处于辅助地位。这两种观念都不适当的贬低和抬高了学生的地位，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外界的一切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输送或移植给学生，必须经过学生的主体的主动吸收、转化，学生是活生生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教师的作用只是外因，任何知识技能的领会与掌握都要依靠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教师不可能包办代替；任何有效的教学必须以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学习规律为前提。再次从教育活动的展开来说，教师的学生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和对话关系。平等意味着教育教学中的话语权、参与权的平等，意味着教师和学生人格的平等。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中彼此心灵开放、彼此尊重、彼此接纳、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启发、共同发展，才能创造一

个和谐的、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