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精选五篇）

第一篇：辩证法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摘要：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有没有方法 ,得法与不得法 ,其效果大不一样。正确的方法是达到成功彼岸的舟和桥。本文就辩证法在职务犯罪中的应用做了初步的探讨，仅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辩证法；职务犯罪；侦查

一、引言

哲学方法居于方法论的最高层次 ,它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概

括和总结 ,是其它方法的理论基础 ,并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改变 自己的形态。它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 ,因而也具有普遍适用性。唯物辩证法为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的产生、发展提供指导原则 ,如客观性原则、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事物发展的一系列规律等。但是,它不能代替一般科学方法而精确地用于具体科学领域 ,它对具体科学的指导要通过一般科学方法作为中介。

一般科学方法居于方法论的中间层次 ,它适用于多门科学。经典的科学方法包括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经验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则是以系统方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群。处于方法论最低层的是具体科学方法 ,如侦查学中的同一认定法 ,物理学中的光谱分析法。它只运用于某一科学领域 ,在本领域有很大的实用性 ,对解决本领域的特殊矛盾有直接和速效的优点 ,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必须接受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的指导,不断增加新内容。本文主要就辩证法对职务犯罪的指导作用做少量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二、职务犯罪简介

任何一个理论的构建，都必须从概念出发，概念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对概念的辩证本性的研究，是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形成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的真理性又要返回实践中接受检验。如此循环往复，是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于客观现实的一般途径。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概念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理论的构建，首先要从概念出发，界定其基本内涵。

职务犯罪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犯罪。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案件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犯罪案件。进而言之，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职务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务犯罪是指负有管理职能的人员利用其管理的便利条件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职务犯罪是指负有国家管理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亵渎职责，以破坏国家管理职能为特征的犯罪。我们这里研究的职务犯罪是指狭义的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侦查是指依法享有侦查权的机关为收集职务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查找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各种专门调查活动以及采取的强制措施。

三、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辩证法的运用

如果说有抱负的军事家梦寐以求的目标莫过于想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的话 ,那么 ,有使命感的刑侦人员朝思暮想的愿望莫过于想成为一个逢案必破的破案能手。虽然说逢案必破目标的实现似乎只存在于理论上 ,但这种追求高破案率的意识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却值得大加赞扬和提倡。我们知道 ,职务犯罪侦查破案、打击职务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是法律赋予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神圣使命。圆满完成这个使命 ,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是侦查主体责无旁贷的职责。为了使职务犯罪侦查主体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建立健全对其的监督检查机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言而喻 ,在这个机制中 ,一个对职务犯罪侦查主体工作业绩进行科学评价的标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否则 ,监督检查就会缺乏尺度 ,奖惩就会失去依据 ,最终导致整个监督检查机制形同虚设 ,长此以往 ,难免会形成一种类似于 “干好干坏都一样”、“干和不干都一样” 的局面。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深入开展。本文不准备探讨诸如“该制度应如何建立”、“其内容应由哪些部分组成”之类的问题。在这里 ,笔者只想提及的一点是:无论该体系究竟包括有多少标准 ,但在其中肯定有一个是起核心作用的。那么 ,这个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

笔者认为 ,这个标准应是破案率水平的高低。这是因为破案率越高 ,意味着对职务犯罪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越大;反之 ,则意味着打击力度越小。从某种意义上说 ,打击力度的大小既是衡量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与否的重要尺度 ,又是衡量侦查主体履行职责好坏的重要标准。试想:如果

第二篇：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测谎技术的应用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测谎技术的应用

时间：2012-11-30 作者：高峰 许凯 张广辉

新闻来源：正义网

识别谎言是司法人员的一项基本职能,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着识别谎言的有效方法。自1895年意大利人第一次用科学仪器来探测欺骗、说谎以来,测谎技术便成了犯罪侦查技术的组成部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技术革命,测谎仪变得更加灵敏、准确、科学,测谎理论、测谎技术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了一门完善的科学体系,测谎技术在犯罪侦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用测谎技术的现状与困境

测谎,又称心理生理测试,是测试人员根据所要调查的问题或案件,事先编好一系列问题,逐一向被测人提问,通过一种多道心理生理测试仪,记录被测人对提问所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参数变化,经过综合分析判断,作出心理测试意见,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诚实”的一项专门活动。

测谎技术自应用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以来,在认定犯罪、排除无辜、提供侦查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应用测谎技术的请求报告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和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此后,测谎技术的应用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开来。

笔者从2008年开始接触测谎技术,配合反贪、渎检、公诉部门办案,在不少案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积累了一些测谎经验,深刻认识到测谎技术在侦查审讯每个环节上都能同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搜索定位犯罪、提供侦查方向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侦查办案的必备工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测谎技术的应用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基层院,仪器配而不用。而在与兄弟省市的同行交流中发现,各地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仪器闲置,技术人员欠缺,测谎技术应用于侦查办案不多。

究其原,在于测谎与侦查的角色隔离,部门之间缺乏信任与沟通。测谎技术多数放在技术部门,与侦查办案部门联系少,测谎技术人员又不了解侦查办案的规律,测谎通常只为完成办案单位的委托,不作深入探究,纯粹从测谎原理出发进行编题测试,难以找准有效切入点,让测谎成为撬开嫌疑人嘴巴的杠杆,在辅助办案中的效用不明显。而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侦查指挥人员一方面不了解测谎,对测谎质疑颇多;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坚信本部门的办案能力,强攻硬取,同时也怕案件泄密,不愿让技术部门介入。即使请求测谎协助,通常是在案件查办已山穷水尽之时,将测谎当作救命稻草,如不能“药到病除”,便不再相信。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用测谎技术的必要性

与普通刑事案件的由事到人不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往往是根据举报线索展开调查,由人到事,没有特定的犯罪情节、犯罪现场、犯罪痕迹等,只能靠侦查人员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巴说半天,很难给犯罪嫌疑人足够的震慑力,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而且很多时候,举报线索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举报人往往不是行贿人,不掌握确切的证据,甚至有举报人故意污陷的。不加甄别地采信举报线索,很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犯罪方法和手段日益多样化、智能化,犯罪活动又只在特定人员之间进行,封闭性、隐蔽性强。且一些犯罪分子在平时十分注重建立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利益共同体,有着各种保护伞,加之犯罪嫌疑人早已熟悉了反贪办案的套路,到案后往往抱着较强的侥幸心理,顽固抵赖,“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而侦查部门的业务素质又高低不一,一些办案人员习惯了苦干、蛮干,套路单一,灵活性差,学习能力跟不上犯罪嫌疑人的反侦

1查能力。侦查手段的禁区、雷区又太多,造成侦查难、取证难,实物证据少,言词证据多,不供、翻供现象较为普遍。

如果存在一种工具,可以在侦查初期准确判断侦查方向,甚至与哪些人在什么事项上存在多少问题都能较为可靠地判断,那么对我们的侦查工作会是怎样一种影响?测谎技术使得这种想象成为现实。

三、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用测谎技术的可行性与优势

在审讯中,提问的方法和内容有诸多限制,如不能指供,对犯罪活动无关的问题,被讯问人有权拒绝问答等。另外,随着我国法律对沉默理念的引进和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的提高,使得讯问的难度越来越大。测谎技术的引进能使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是否知情的了解成为可能,如对犯罪事实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犯罪时间、地点、工具、手段和方法等,虽不能指明直接问供,但在测试中只要把它夹在一组多个陪衬问题中即可使用,既不暴露我们的意图和现场证据,不使犯罪嫌疑人掌握我们的底细,又可以发现嫌疑;按照一般的讯问要求,提问是循序渐进的,如提问犯罪的实施过程,以犯罪嫌疑人已供犯罪为前提条件,但犯罪嫌疑人常在一开始就以“我不知道”、“我没拿钱”、“我没送钱”为托词设置障碍,堵住讯问人员的口,使得对案件发生的过程、情节无从问起。运用测谎技术,便可以逾越这一障碍。如受贿案件中的受贿次数、数额、地点、包装物及去向等,如果嫌疑人不供述,用传统讯问方法是无法提问的,使用测谎仪却可以有效探测。

“测谎”既可以有涵盖性,如有无受贿、有无向某人行贿等,以确定有无犯罪,增强办案人员的自信心,不至办错案、冤案;又可以有针对性,如办理某件事情上有无得到好处、多少好处,以找到突破口,以点打面,深挖犯罪。“测谎”既可以筛选证据,检测口供的真实性,在证供矛盾、证词不稳定的情况下对言词证据进行真伪检测,排除虚假信息,为办案人员对现有证据的采信提供客观科学的判断依据;又可以搜寻犯罪线索,通过对被测人进行“搜寻紧张峰”测试,行贿人、行贿地点和行贿金额等都能测出来。运用测谎技术搜索、定位侦查方向,具备以下优势:

1、增强审讯效果,缩短办案周期。侦查初期测谎若能有效介入,一方面可与心理施压同步进行,在不耽误侦查的同时还另行提供了施压手段,为案件尽早突破提供强劲助力。另一方面还可验证前期对侦查方向的预判,避免误判造成的资源浪费与不良后果。同时,测谎仪可直接获取受测人内心读数,为快速定位余罪提供可靠依据,便于审讯人员继续深挖。

2、可有效规避审讯忌讳,冲破传统模式的禁锢。例如,审讯前期很难围绕具体人或事深挖行受贿事实,因为已经掌握的事实作为底线绝对不能透露,具体怀疑的人或事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抛出后很可能给受审者留下检察机关并未掌握其犯罪事实的印象,人为给审讯设置障碍。而利用测谎技术进行搜索测试时,这些传统审讯中的一些禁忌可被测谎程序所包容。

3、切合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方向。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变要求重视初查、外围调查,全方位、立体化收集证据,而搜索测试恰恰建立在这些基础工作之上。因此,测谎完全可融入到职务犯罪侦查中,为审讯注入新的技术力量,引导职务犯罪侦查向系统化、规范化加速转变,使其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更显生命力。

四、运用测谎技术搜索定位犯罪、指示侦查方向的具体实现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测谎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审查证据,而是体现在侦查前期的搜索定位犯罪、指示侦查方向上,体现在侦查中期的深挖犯罪、扩大战果上,以及侦查后期的扫尾工作,看看还有无遗漏其它犯罪行为。

笔者凭借多年的侦查办案经验,结合测谎实践,在探索中认识、在认识中提高,最终将测谎的作用定位在判定侦查方向上。下面就以行贿人和受贿人作为区分,简述一下具体的测试方法。

1、受贿人的测试

该类测试主要从被测人的工作履历、工作内容以及社会关系出发,利用测谎技术对受贿

嫌疑人进行纵横交错的审查。工作履行中的职权职务情况通常来源于初查、嫌疑人到案后的自述、以及侦查人员的办案经验,各类通讯记录可有效获取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至于工作内容,只要在搜查时稍加注意,便可从个人总结、部门总结中获取。因此,细致缜密的外围调查工作,不仅是侦查模式转变的需要,同样也是测谎技术成功发挥功效的基础。

对受贿嫌疑人进行测试前,测试人员首先要吃透案情,精准把握各类材料,与侦查人员共同对受测者的履历情况、工作内容以及社会关系进行排查筛选,排除明显不存在问题的工作阶段、工作内容以及非相关人员,汇总出需要通过测谎来判定是否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的工作阶段、工作内容以及相关人员——即“待测事项”。对受贿人的初步测试可采用多目标问题测试法(MGQT),在待测事项中搜索潜在犯罪。从不同角度出发,相关问题可以是“你在担任××职务期间,与他人之间有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或者是“你在××项目中,与他人是否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等。当被测人在相关问题上出现阳性反应,可以再分区、分块,具体而微,层层深入。如某项目上有反应,是供应商、承包商、或者什么厂家、单位?此不正当经济往来又是什么性质的,是现金、礼卡、贵重物品?等等,价值是多少?保存在何处?再结合用搜索紧张峰测试法(POT),实现精确定位。

如谢某受贿案。谢某为×市交通局运管科科长,以“谢某在客运线路审批环节上拿过某公司2万元卡”的线索而被刑拘。到案后谢某承认因帮人疏通关系而收受过两万元的贿赂,但他在任运管科长期间,客运线路审批权已上交省交通局,他无权审批,因此,除此2万元卡,再无收过他人贿赂。口供可信度很高。后通过搜查,在他的工作报告中发现,谢某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客运安全和出租车管理,在这两大块工作中是否存在问题?于是决定对他进行测谎,用“多目标问题测试法”(MGQT):“你在线路审批上还收过其它钱物吗(除外那2万元)”、“你在客运安全方面收过他人钱物吗”、“你在出租车管理上收过他人钱物吗”,结果显示他在出租车管理上有显著反应。出租车管理方面的事项分为统一车辆配制、广告定制、统一打表器安装、出租车发照申请等,对这些事项再用MGQT方法进行筛查,发现他在统一车辆配置、广告定制和打标器统一安装上有阳性反应,再对这些事项逐一深入探查、结合搜索紧张峰测试法(未知POT),谢某的犯罪事实最终清晰地呈现在了面前。谢某自知无从抵赖,如实供述了受贿十多万的细节。

2、行贿人的测试

对行贿人的测试,与受贿人大抵相似,主要是围绕着他的社会关系和承接过的业务等,用多目标准绳问题测试法,搜索定位其发生过不正当经济往来的单位,逐层排查,逐渐细化深入。在普通刑事犯罪中,通常用紧张峰测试法(POT)来搜索侦查人员所不知道的犯罪情节,寻求准确答案,它可以为侦查提供方向,或者验证侦查人员对案件的分析。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通常也这样做。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用POT方法并不科学。在普通刑事犯罪中,对于赃款赃物、血衣凶器和作案工具去处、盗窃钱数、尸体埋藏位置、抛尸地点、作案人数等均可用POT法测试,提供侦查方向。因为它是答案是唯一的,是单选题,如作案人数不可能既是一人又是两人、进入现场不可能既是东边又是西边。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答案却可能不是唯一的,是多选题,行贿人在甲、乙、丙、丁、戊五个工程中,很可能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工程都向人行贿过,在甲工程中接触的A、B、C、D、E五个单位中,可能向三五个单位送过钱,在A单位中又可能向a、b、c行过贿,向a行贿的方式又可能有现金、卡、贵重物品等等。受贿人的情况同样如此。这是测谎应用在职务犯罪侦查与普通刑事案件上的极大不同。

用MGQT对行受贿人的工作内容、工程项目作大范围的搜索,再逐层缩小、加深,到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结合案情进行分析,找出重点问题所在,再具体而微到个人、行贿方式,结合POT法测试其行受贿数额大小、及种种细节,这样既有“面”的覆盖,又有“点”的穿刺, 能逐层递进式的给被测人施加心理压力,让被测人更加关注所测问题,且为测后审讯突破口供打好基础。

五、测谎的目的性:施加心理压力、案件突破

说谎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人类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产生的一种社会生存技巧,这种天性激发嫌疑人在遭受指控时通过说谎来回避或搪塞讯问。然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规律要求我们必须获取受审者的有效供述——这势必要求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综合运用语言、示证等技巧,将受审者认为的利、害进行转换,利用其求轻心理突破案件。不管是传统的审讯手段、还是各种先进的测谎设备,甚至刑讯逼供,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受审者开口、或收集到有效证据,侦破案件。

(一)、测谎作为施压手段的优势

1、心理增压效果极其显著。一方面,测谎仪能够有效识别谎言,给妄图通过说谎来搪塞讯问的侥幸者当头一棒;另一方面,整个测试过程的静谧氛围给受测者造成了强大的无形压力。

2、测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社会关系复杂的受审者了解到具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并非难事,有人甚至未雨绸缪,研究怎样来有效对抗侦讯,抗审能力较强。但大部分人对测谎仪的了解限于道听途说,有一层神秘感,尤其在经过激励测试后,它所产生的权威性,能为审讯施压奠定良好的基础。

3、对受审者的审查与施压同步进行。一方面,测谎可以解决被测人有无问题、有多大问题、与哪些人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有无伪供或伪证、还有无重大隐瞒等事项;另一方面,在对受审者进行测谎审查的同时,就完成了对受审者的施压,因为整个测谎过程,包括测前谈话、激励测试以及具体的问话,处处都在向被测人暗示说谎的代价、框定犯罪的痕迹。

4、可以越过传统审讯障碍。职务犯罪案件的审讯是一个信息不对等交换过程,需要受审者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供侦查人员审查判断,但当受审者缄默不语或者一味否认时,审讯很难继续开展。但测谎可以直接跨越这道障碍,即使被测人沉默不语,也能引出生理反应,知道他是否说谎。

5、测谎几乎不受条件限制,施压效果有一定的普适性。传统施压手段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条件需要创造,效果也因人而异。例如通常会用偷漏税、串通投标等其它犯罪行为对行贿人进行施压,但是,如果初查或审讯时没有发现这些行为,也就无从施压。而测谎可以就所测问题一路追问下去,击穿被测人设置的一个个障碍,成为案件突破的一个推进器。

(二)如何充分利用测谎手段突破案件

“国内外经验表明在测后几十个小时之内,犯罪分子的拒供心理最薄弱,是突审的最佳时机。”就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测谎而言,受测者在测试时或测后较短时间内交代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这些案件往往是侦查部门束手无策后才想到委托测谎的。如诸暨市院承办的金某受贿案,金某为水利水电局工程师,负责审查农村水库改造的施工设计。承办单位仅掌握了一笔受贿四千元的线索,突审十天,金某只交代了几笔小额受贿事项,案值不足两万,便不再开口,任审讯人员红脸白脸,沉默以对。案件难以为继,捕还是不捕,委决不下。而在接受测谎申请后,仅仅通过测前谈话,金某就迫于心理压力交代了一笔五千元的受贿事项。在完成整个测试后,我们与办案人员一起分析金某的心理特点,建议办案单位重新组织力量,调整侦查方向和审讯人员、审讯方式,顺利突破了金某的心理防线,交代了受贿十多万元的事实。

案件突破是一系列审讯手段综合使用的结果,需通过所有办案人员不懈努力,才能产生混沌科学所认为的临界突变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审讯没有固定的模式,凡是有利于审讯突破且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都可以为突破案件所用。测谎作为办案手段对案件突破有着其他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也并非万能,不可能解决办案中碰到的所有问题。如何充分有效利用测谎手段,发挥其最大的心理增压功效,促使被测人尽快交代问题,我们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

1、正式测谎前的审讯应当借助测谎仪大做文章。就职务犯罪审讯而言,测谎这一话题完全可以贯穿于整个审讯中。例如审讯中为了降低突破难度,有时给受审者划定交代问题的范

围,要求其讲清某一时间段或特定区域内发生的行受贿事实,不然就会铺开来全方位调查,用测谎仪来检测。这里可以给受审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目的就是表明某些人没有抓住机会,被测谎仪测出所有重大经济问题,结果人财两空。当把测谎作为审讯话题后,不仅可以化解审讯僵局、提升审讯人员说话的震慑力和底气,还可以为之后或许出现的真实测谎渲染出权威性氛围。

2、一定要树立测谎的权威性。激励测试在测谎程序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时候,当测试人员准确测出被测人自己写的数字、或抽取的扑克牌时,其侥幸心理瞬间被摧毁,在此时提出不再进行测试、开始直接交代问题的,也不乏其例。因此,激励测试一定要坚持盲测,并需想尽一切办法提升盲测准确度。如书写数字时,让被测人重复书写同一个数字、或书写后在数字上以描红方式加深印象。个人感觉用扑克牌准确率较高,因为扑克牌有数字、花式、图案,能综合刺激大脑记忆功能,且被测人只知道抽取的那一张牌,其记忆不受其它牌的干扰,故反应强烈,在实测中屡试不爽。

3、测后审讯工作重点展开。实践中,虽然有不少案例在测谎时嫌疑人就做了交代,但大部分存在妄图丢卒保车的现象,也还有相当一部分被测人测谎后不久便开口交代问题,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测谎仪在摧毁被测者侥幸心理方面的杰出功效。即使没有立即开口交代犯罪事实的被测人,心理防线也已被大大削弱、甚至到了崩溃边缘,因此,测谎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是进行突审的最佳时机。而具体突审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如何开展有效测后审讯。鉴于目前测试人员大多没有审讯经验,建议测后审讯在由测试人员加强心理施压、做完思想工作后,立即由侦查审讯人员上场对其审讯。侦查审讯人员必须有一定基础的测谎知识,要在一段时间内专门以测谎为话题对受审者发起正面突击,利用其求轻心理,力求撕开口子,将其摧垮。

测谎,审讯,形式上分作两个部分,而实质是一体的,测谎的目的是为了审讯,测谎是审讯的技术手段、削弱受审者心理防线的有效工具——测试人员必须将这种意识贯穿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不断地用言辞刺激被测人,而不是单纯的用事先编制好的题目,就事论事地进行测试。测试人员相比审讯人员,在受审者面前的优势在于“测谎师”的神秘性、科学性、权威性,他应该从专业的角度,用言语将这种优势最大化。每完成一组问题的测试,都要对被测人作一番言语刺激,及时将测试结果转化为施压武器。

六、总结与前景展望

测谎技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十分成熟,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证明。而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问题与困境仍然存在,特别是部门之间的界限、测试人员与侦查人员的角色隔离。但这种界限与隔离只是暂时的,必将随着法制建设的进程逐渐消除。从现阶段来看,结合实践,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1、加强部门间联系沟通。主动与办案部门联系,介绍测谎技术的内涵、测谎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机适合测谎等,引导检察干警树立测谎能甄别伪供和假证,提供侦查方向,增强办案信心,降低办案成本的价值意识。

2、建立有效协作机制。以侦查为主导、以技术为手段,建立专门的测谎小组,由富有办案经验的侦查人员、测谎技术员联合组成,随时配合办案需要,对需要测谎的案件,要吃透案情,熟悉了解涉案基本事实,通过搜集到的信息素材分析被测人的个体心理特点、性格特征等,选择适当的时机介入。更注重审测结合,突出测谎作为审讯的技术手段,是辅助办案的工具,尽可能将测谎结果转化为审讯成果。在测谎过程中,根据案件进展,及时调整测试过程,适当作程序精简,重心放在测后审讯。

3、把握出题原则。遵循测谎出题既要符合测谎原理,又要符合侦查思路的准则,在充分考虑被测个体精神状态的前提下,出题既要尽可能涵盖侦查范围,做到“面的覆盖”,又要结合侦查重点,层层深入,紧紧围绕侦查审讯活动来布局,做到“点的穿刺”,实施精确打击,点面结合,较好地体现侦查的方向和目标。

刑诉法的修订,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为合理合法地应用测谎技术铺平了道路。自测谎技术问世以来,各国学者们就测谎结论的准确率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由合格的受过专门培训的测谎专业人员进行的测谎,其结论的准确率在85~98%之间。我国学者也对测谎技术的使用情况进行过一些调查,其结果表明测谎结论的准确率在90%以上。任何一种证据都不是百分百可靠的,都有可能出现错误,如笔迹鉴定、指纹鉴定、法医鉴定等科学证据,都存在着一定误差。而随着科技进步,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测谎的准确率还会随之提高。客观地认识测谎技术,服务于法制化、人性化办案,打击犯罪,前景广阔。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文章标题：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文章标题：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

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

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技术侦查是依靠强有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的技术侦查人才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技术侦查只能是无源之水。技术侦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须的技术设备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财力资源。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济状况来看，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技术侦查设备是十分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发展技术侦查更是困难重重。而且从人员素质来看，检察机关几乎90以上的人员毕业于法律专业，只有1——2的人员毕业于刑事侦查专业。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落后的技术手段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使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现在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高检提出建设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并作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讲，信息化建设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技术侦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检察机关整体侦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检察机关实现侦查手段现代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办到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应当面对现实，从长计议，逐步发展。实现侦查现代化，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人才、物力条件，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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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总结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1）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是 人民检察院

（2）客体是职务犯罪案件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在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犯罪行为。

侦查对象具体包括四类：一是贪污贿赂犯罪

二是渎职犯罪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专门的调查工作

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4）任务

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1 侦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对象明显，犯罪事实属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质清楚，但是具体的犯罪数额、结果、危害程度不明确，所以这些需要认真调查，依法收集证据加以支持）

案件线索难暴露（首先，职务犯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通晓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为隐蔽；其次，多数没有确定的被害人；再次，这类案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表现出来，不易被人察觉，群众对案件的举报、控告也缺乏积极性）这一特点要求侦查工作要积极主动去发现、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一是自身的素质决定了反侦查能力强，二是犯罪主体易利用职权，地位编织关系网、制造保护层；三是与其他参与人、利害关系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共同毁灭证据、转移赃款、逃跑等）言词证据突出，收集、固定证据难（首先，这类案件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和痕迹，往往也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关物证，主要通过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来证明。其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时间间隔较大、犯罪事实发生的时就和被发现的时间间隔也较大，所以证实犯罪的直接证据、原始证据较少；间接证据、传闻证据较多，时过境迁，证据很难被取得、固定）

5职务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相关，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伪证、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从偷税、虚报注册资本等犯罪入手；而渎职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原案”——一种是渎职犯罪构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种原案是认定该类犯罪重要的事实和证据，如放纵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就要先查清是否构成了“销售伪劣商品罪”）这特点加大了侦查的工作量，而对于“原案”的取证更难。

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1）单位和个人的报案、举报

（2）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线索（自侦部门的“以案带案”；相关业务部门发现的线索；侦查人员自行摸排的线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机关都应接受，对不与属于自己管辖的，移送，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先采取紧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海关、纪检、审计、税务等）（6）新闻媒体的披露

（7）领导机关交办的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党委、人大交办）线索的审查、处理（主体：举报中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举报中心：基本职能是接受自首、控告、举报、报案，审查确定管辖并管理案件线索

基本方式是 书面审查

一般不进行初查，但遇到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的除外

线索审查后，7日内分情况处理：（不属于管辖的，移送；属于的，讯送分流，移交有关部门；属于下级、其他的，移送）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围绕“是否属于职务案件线索、是否具备可查性”展开。

线索审查后，不属于管辖的，返回举报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条件不成熟的，由专人保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调查

认为可查性较大的，依法进行初查。

初查：检查机关在获取相关犯罪线索后，为进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对现有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做必要的调查活动。

任务：1 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收集有利于办案工作的各种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应秘密进行

2一般不接触查对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4书面审查与适度调查想结合 贪污犯罪案件的侦查：

贪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务财务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特点：1犯罪人为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手段复杂多样

3犯罪事实一般有书证可查（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白条、小金库等书证）

4赃款赃物是重要证据

（有书证可查，有赃款赃物可追）

主要侦查手段：

（一）查账

（二）综合运用侦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证据，其中，搜查、扣押强调突击性和保密性。2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3追缴赃款赃物 一是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赃工作长效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处理境外追逃追赃的途径和办法。）

查账

是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环节

查账的步骤：做好查账前的准备

掌握被查单位的性质、业务范围、财产管理状况、会计核算方法等

控制会计资料，防止被涂改、销毁、隐匿

查账的重点：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 主要查账方法：现金账

银行存款帐

往来账

物质帐

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包括受贿、行贿、介绍贿赂 案件特点：

1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

二以“期权化”规避制裁，在职为人办事，退休后再收钱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为掩护 顾问费、咨询费等

四 “跨国化” 打入境外账户，作案后潜逃境外 五 “现金化”）犯罪多发、高发领域向权力热点部位集中

（林业、国资、税务、工商）资金密集、垄断程度高、竞争激烈的行业

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政执法运行不规范、行政权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证据难获取，间接证据作用突出

（首先，行贿方、受贿方，包括介绍贿赂方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利用，一损俱损，在利益同盟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案件难以被发现，即使发现了直接证据获取也难

其次，受贿主体反侦查意识较强，一般最大限度地减少知情面，非现金不收、第三人在场不收等，使得获取直接证据很困难

因此，间接证据在突破案件、认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窝案”、“串案”突出（亲友勾结 亲、情、友

上下级勾结）

侦查重点：围绕犯罪构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上便利的证据（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职权行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证据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证据

侦查途径1 从行贿人入手2从被索贿人入手3从介绍贿赂的人入手4 从共同受贿犯罪嫌疑人入手调查5 从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入手 以收集 间接证据 为重点突破贿赂案件

1.对线索进行经营，对嫌疑人进行监控，伺机获取相关间接证据

2.利用再生证据突破

3.从行贿款物的来源和出处收集间接证据（这对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义，注意调查行贿方近期银行汇款记录、会计账目等）

再生证据：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而进行串供、毁证等反侦查活动中派生出来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证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存在或证明反侦查活动存在的一切事实材料。

法律规定，再生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转化然后加以运用。而且有的再生证据并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能证明反侦查互动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运用侦查措施获取证据。

一方面要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中发现并获取再生证据。（一是监控法，二是扣押、搜查获取书证物证，三是获取其他参与人的证言。）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调动犯罪嫌疑人进行反侦查活动，使其自我暴露，从而获取再生证据。

渎职犯罪案件侦查： 渎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类、玩忽职守类、具有徇私舞弊情节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类）

特点：1涉案环节多，责任分散（涉及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工作环节，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导致责任人难以确定）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且常与其他犯罪交织（其一，被正常职务行为所掩盖，甚至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误所掩盖；其二，往往有深层次的利益驱动，往往与重大责任事故、诈骗、贿赂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侦查面临干扰阻力和公开说情（一方面，过失犯罪较多，涉及部门环节多，涉案人员多，涉案人员不论责任大小，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贪利性不明显，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门保护、地方保护。）犯罪损失严重，侦查启动具有较好的舆论支持（都是结果犯罪，社会影响较大）侦查的重点：

一 查明损害结果（查明物质性损害结果、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确定直损和间损、要有明确的群人标准和有效的确认文件，如物价局作价、权威机构鉴定等。

损害结果的表现形式：1人身伤亡、2经济损失 包括直损、间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挽回经济损失所支付的开支费用>3重大影响）

二查明行为人的职责范围（由法律规定或国家机关授权，所在单位的制度或岗位的明文规定 其中，岗位职责证据是重点。

首先要查明行为人的身份、职务和岗位，其次要查明担任某项职务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等职责要求，对于临时职务还要查明授权、会议记录、决定和任命等）

三确定渎职行为（1应当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规范要求2实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行为3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侦查步骤：

一找出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从原因中查出渎职行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可能是直接导致，也可能只是损害结果的形成条件，还有可能是环节多，个人员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确定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导致，多数情况是间接、偶然导致，但不能否认这种因果关系）

四确定相关责任人（分清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主要责任人和次要责任人、直接负责的领导和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侵权犯罪案件侦查

侵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侵权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为 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侵权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能够详细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过程）直接取证较难（现场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没有证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经环节和周围环境中寻找证人，如御医、看守、同监犯、邻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据具体分工及实施情况确定责任大小）

侦查方法：

1从询问被害人入手，开展侦查 从询问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入手，开展侦查 3 提高现场勘验、检查的发现率、提取率、利用率，发现固定证据（要抢时间、及时 从实施暴力的场所、被害人身体等寻找）以证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讯问，注意策略）

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

硬刑讯——肉体折磨，刑讯逼供

软刑讯——精神折磨，疲劳审讯法、水板审讯法 软审讯法 不等于软刑讯

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创立者：美国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约翰。雷德

这种审讯法包含“哄骗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上的冲击；不会导致虚假供述”,成功的审讯往往需要审讯人员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骗策略。

雷德审讯技术：第一环节 事实分析阶段

第二环节 询问嫌疑人 也可称为“行为分析询问”通过无关话题谈话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讯问中，作为评断其陈述真伪的参照标准。

可以从共同兴趣或爱好作为话题，审讯人员使用的问题需要精心设计，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实陈述和说谎时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准语言特征和非语言行为特征。

第三环节 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变化程式：否认——辩解或反驳——沉默——模糊的承认——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时是审讯人员进行说服的最佳时机。

雷德九步审讯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诉被审讯人，他已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观察其反应 第二步，审讯者说出自己对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原因推测，从而给有罪的被审讯人提供一个可以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第三步，打断无罪辩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题上

第四步，打断被审讯人关于该犯罪原因的辩解 第五步，抓住被审讯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强目光接触

第七步，使用选择疑问句让被审讯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认该犯罪行为 第八步，让其讲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细节

第九步，让被审讯人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面供述 软审讯法的原理和运用：

审讯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

理想的审讯室应该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室内摆设尽量简单

“单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产生被人监视和观察的不舒适感，也可以让其他侦查人员和律师观看和监控审讯的过程。

设法减轻嫌疑人对说真话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不要轻易谈及有关刑罚。但也不能随意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