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第一篇：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使用的狱侦特情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授权。检察人员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秘密性原则,建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选建模式,并通过协作配合、联系沟通、反馈奖励等配套机制的完善,不断规范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关键词】狱侦特情 职务犯罪侦查 配套机制

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在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隐匿身份侦查进行概括授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如何更为有效地使用该项侦查措施,是摆在检察人员面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检察机关是否具有隐匿身份侦查权

有观点认为上述规定并非是对检察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概括授权,而是排除检察机关的使用权。“侦查章对各种侦查行为的界定中立法技术上均明确了主体,如果是准许自侦案件侦查使用的侦查行为,均表述为‘侦查人员’或者明确表述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这种定型的立法技术,凡是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没有明确表述为‘侦查人员’、‘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均不得使用。”⑴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首先,立法的简明价值决定了法条中应当省略赘余词语。即便不加以明确表述,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依然是本条规定的主体,其他人员只有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才可以辅助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其次,根据对法条的体系解释原则,自侦案件的侦查程序和措施适用侦查章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的规定”,可以引申出检察机关在侦查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侦查章所规定的所有侦查行为。最后,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实施权主体是可以分离的。这一规定将隐匿身份侦查的审批权交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来行使,但是在实施主体上则未作限制。考虑到实践中包括特情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机关实施,或者要依靠公安机关来协助实施,本条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对隐匿身份侦查进行审批具备一定合理性。

二、使用原则:规范使用的前提保障(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包含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三个方面的内容。适合性强调的是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要以实现法律所规定的职能为目标,并且每一个措施都有利于其法定职能的实现。从总体上看,使用狱侦特情对侦查办案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并不意味着狱侦特情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因此,该原则要求办案机关在个案中采取狱侦特情前,应当首先考虑使用狱侦特情对突破口供或稳定供述的有效性,只有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可能有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后手段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现某一职能目标时,如果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影响的话,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狱侦特情的使用包含一定的欺骗性因素,使用不当将直接影响侦查破案和检察机关的诚信,只有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手段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狱侦特情。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施任何职权行为的过程中,其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保护的社会公益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该原则要求使用狱侦特情只能出于保护较为重大的利益,即在较为重大的职务犯罪中才能使用,不得滥用。(二)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

严格管理是规范使用的前提,狱侦特情的特殊身份、文化层次和利益需求,决定了必须从严管理,否则不仅无助于侦查破案,还可能滋生新的问题。实践中就曾出现过特情耳目利用管教民警对其的信任,纠集同监室其他人,在监室内称王称霸的现象。严格管理原则,要求管理人员随时掌握特情的思想动态,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罪错、监规、纪律教育,增强真诚悔过、立功赎罪意识。除配合办案需要外,对特情日常生活要进行严格管理,不得纵容特情的违规、违法行为。严格审批原则,除要求履行法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程序之外,检察机关自身内部在使用过程中,也要建立、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原则上,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狱侦特情使用建议,处(科)室领导同意后,报请分管自侦的副检察长审批。(三)秘密性原则

作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秘密性原则是狱侦特情使用有效性的基本保证,一旦泄密,个案中狱侦特情的使用即宣告失败;狱侦特情手段如果广为人知,犯罪嫌疑人就会提高警惕,狱侦特情的使用同样会陷入困境。此外,秘密性原则也是保障特情耳目人身安全的必然要求。秘密性原则需要贯彻到特情的选建、使用、日常管理和工作评定全过程。在选建环节,除正式留底档案以外,一律以代号指称,特情的档案要严格保密,检察机关和辅助管理的看守所、监狱部门需要查阅的,要经分管领导审批,其余单位、人员不准查阅特情档案。在使用环节,检察机关应指派专人与监狱、看守所联系,与特情之间联系要严格遵守个别、单线联系原则,特情和特情之间不准相互联系,严禁由特情发展特情,特情管理特情。在日常管理中,应当对特情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确保特情在侦查过程及侦查破案后都能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在工作评定环节,将特情遵守保密纪律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内容。除内部流转的工作文书外,对外公开的文件,如法院审理减刑案件的公示文件等,应当只笼统表述特情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不得具体描述案件名称,如何提供线索等细节。

三、具体实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的合理选建是有效使用的前提,在选建环节主要考虑狱侦特情的自身条件、刑期条件和犯罪种类三个方面内容。

1.自身条件。(1)为检察机关工作的积极性。这是狱侦特情选建的首要条件。只有愿意积极为检察机关工作,才有可能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其他各项能力。至于具体动机,不管是出于协助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正义感,还是出于换取自身立功减刑机会的功利目的,都可以考虑。(2)认罪服法。真诚悔罪是减刑法定条件之一,出于后续奖励条件的兑现考虑,在选建特情人员时也必须符合认罪服法要求。(3)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这是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的必备条件。(4)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行为,同时有利于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表现出一定的权威性。(5)有较好的心理素质、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特情工作时有许多临时突发状况,出于保密要求,侦查人员和监管人员不能直接协助其处理,因此,特情必须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相应的处理能力。(6)较为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鉴于实践中个别特情因为利益诱惑,不但未能较好服务于侦查工作,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策反,因此,人品条件也是考察的必备条件之一。

2.刑期条件。原则上应在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间内的罪犯中选建。在选建刑事特情时,在刑期问题上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1)罪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被判处更重刑罚的罪犯,通常情况下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不易于被改造成刑事特情,为检察机关所用。因此,刑事特情的选建以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为宜。(2)工作积极性。如果刑期过短,罪犯立功减刑的积极性可能不高,不利于刑事特情工作的开展。(3)综合效益。刑事特情的选建有人员甄选、考察和培训等系列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如果罪犯的刑期较短,能够为检察机关服务的年限就相对有限,不符合投入产出比的效益原则。

3.犯罪种类。原则上以同种类犯罪人为宜,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考虑到贴靠犯罪嫌疑人和情感沟通的需要,个案中刑事特情应当尽量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同种类的犯罪。作为职务犯罪的特情,除职务犯罪本身之外,还可以考虑其他类似的经济类犯罪。(二)具体实施方法

1.身份设定。狱侦特情身份的设定,将直接关系后续工作方式、方法的选择,因此,设定身份需要侦查人员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同时设定身份也要考虑到特情自身的情况,以特情自身条件为基础,进行合理设定。实践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身份:(1)普通型权威身份。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取羁押型强制措施的经历,对看守所的环境十分陌生,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人对看守所恶劣环境的夸张渲染以及自身原先的特殊身份和犯罪种类,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后必然担心遭受他人的欺压。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将特情身份设置成监室里具有权威身份的龙头老大。在监管民警的配合之下,特情以这样一种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关照、保护犯罪嫌疑人,能够自然地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好感,有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专业型权威身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与外界联系被切断,信息隔离,所涉嫌的犯罪仍处于侦查之中,处理结果尚不确定,此时犯罪嫌疑人急需向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经历的人员请教如何应对,可以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同种类的犯罪人,但是在金额上更大,次数更多,无形之中让犯罪嫌疑人感觉到特情是见过世面的过来人,有问题可以向其请教,同其商量,这样可以为特情的进一步贴靠创造条件。(3)相似身份。有相似身份、经历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情感上能够形成共鸣,犯罪嫌疑人在新进入一个环境时,也倾向于找与其有类似身份的人交往。为此,可以针对性地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身份的人。根据案件侦查需要,可以在犯罪种类、金额、犯罪经历、犯罪前身份、文化程度等方面,选择部分内容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似。(4)对向身份。对于受贿罪与行贿罪这种对向犯,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意地将特情身份设置成对向的行贿人或受贿人。利用特情之口进行阐述说理,让犯罪嫌疑人了解对方在此情此景之下可能有的心理想法,以及对自己交代供述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从而减轻、消除犯罪嫌疑人交代供述的心理压力。

2.具体工作方法。考虑到特情的特殊身份,需要采用一些有别于普通侦查审讯的方法。(1)情感引导法。利用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同处一个监室关押过程中形成的情感信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说理教育,促使其供述交代。侦查实践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更强烈的感激、信赖心理。如我们在办理某受贿案过程中,通过与看守所民警配合,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来源,使其在看守所的生活处于十分窘迫的状态,与其案发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后,再安排特情对其生活进行一定的关照,使其对特情产生由衷的好感,为特情的进一步教育说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外,部分办案人员通过苦肉计形式,让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愧疚心理,也是建立良好心理接触的方法。(2)配合施压法。利用特情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的权威性,通过特情的自身经历,以身说法,给犯罪嫌疑人心理施加压力,配合侦查审讯的有效推进。由于诉讼立场、角色的差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给其施加压力的话语往往是将信将疑,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审讯施压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由特情进行现身说法,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类似的身份、经历,双方更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特情所说的话更易于进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尤其是设置成权威型身份的特情,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造成巨大影响。特情通过日常聊天方式,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顾虑之后,再有针对性地施加压力,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特情可以通过与侦查人员的沟通,顺着侦查人员施加压力的主题,结合自身经历、经验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放大侦查审讯中施压的效果。(3)信息套取法。是指侦查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尚处于犹豫动摇阶段时,侦查人员利用特情套取犯罪嫌疑人内心对待审讯的看法、应对审讯打算、抗拒审讯的支点等信息。在对案情保密的基础上,侦查人员应当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原先工作单位、职务、特长、兴趣、爱好等,向特情作简要的介绍;也可以针对性地设计一些话题,帮助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以便进一步套取信息。侦查人员在设定特情身份后,应当进一步设计配套的经历等细节,以及特情对待侦查审讯的态度、看法等主观信息,用作双向互动时的交流信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4)稳定供述法。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职务类、经济类犯罪,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狱侦特情的介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特情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稳定供述的作用:一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有翻供苗头时,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通过教育、施压、比对举例等方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想法;二是发掘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心理基点,及时报告,使侦查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通过讯问打消犯罪嫌疑人的念头,或者通过外围调查,补强相应证据,封堵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退路。

四、特情工作的配套机制:辅助规则的构建(一)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狱侦工作的开展需要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协作,建立工作上的协作配合机制是相当必要的。协作配合机制应当明确各个部门的任务和职责。狱侦特情的选建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审核,由监狱管理机关建立并保存狱侦特情的档案材料,看守所负责狱侦特情的日常生活管理。职务犯罪狱侦特情原则上要异地使用,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负责联系接收的看守所后,到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办理具体的异地羁押手续。使用结束后,由羁押地看守所呈报特情的减刑、假释手续,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负责出具审核意见。(二)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在使用狱侦特情前,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应当共同研究,制定案件侦查中的狱侦特情配合方案,内容包括:简要案情,特情具体身份的设定,贴靠犯罪嫌疑人的方法,需要由特情配合的具体问题、实施步骤,保密和注意事项等。狱侦特情的使用过程中,侦查人员与看守所民警要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换犯罪嫌疑人和狱侦特情的情况,包括思想动态、预先设定方案的执行效果、新出现的可疑迹象、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对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立即着手研究解决。

(三)建立案件讨论总结制度

在例行的一案一总结之外,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应当组织专门的狱侦特情使用总结会议,由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监狱干警等相关人员参与,对特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个案特情的选择、具体身份的设定、任务的部署、工作方法的传授、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避免存在的问题。(四)建立反馈奖惩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调动狱侦特情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狱侦工作的顺利开展。案件生效判决确定后,应当及时对特情的工作情况进行评定,对于成绩出色的,要落实奖励、兑现政策,为下一次狱侦工作夯实基础;对工作中出现问题的,也要及时予以惩戒,以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评定的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实效、工作纪律、悔改表现等方面。严守工作纪律,确有悔改表现,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索的,可以评定为工作出色,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者联合看守所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减刑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对侦查工作造成影响的,撤销其特情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泄露工作秘密的;谎报情况的;严重违反监规的;拒不配合工作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程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4期

第二篇：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摘要：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必须重新审视狱侦特情这种传统侦查方式，本文拟从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及防治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其能更好的为自侦部门所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狱侦特情；职务犯罪

随着2013年新刑诉法的公布，狱侦特情重新引起检察界的关注，狱侦作为传统刑事侦查工作方法之一，它是指侦查机关在公安、看守所、监狱及监所检察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秘密方式物色狱内羁押、服刑人员，用以对被羁押的侦查对象贴身查探，从而有目的的了解、掌握侦查对象的相关犯罪事实、犯罪心理等情况，并获取相关证据的侦查活动。[1]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面临严重考验，亟需提高自身的技战术水平，具体到侦查手段上，有必要认真审视反贪部门很少运用的狱侦这一侦查措施。笔者试从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现状着手，对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以及防止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狱侦特情措施的必要性

第一是当前反贪实践的必然需要。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贪部门面临的执法环境愈发严峻。一方面，贪污贿赂的犯罪手段愈发隐蔽，方式愈来愈狡猾，尤其是有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以及对抗侦查的意识都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其中规范侦查活动的规定：如传唤时间、使用强制措施、律师提前介入等逐步为大众所熟悉，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使用的侦查手段权限有限，运用侦查措施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侦查模式单一，侦查手段匮乏。可以说，新形势下的反贪工作面临着内外部的巨大挑战，因此，加强狱侦工作也就越来越有必要了。之前通过在审讯室里以“疲劳战”、“车轮战”、“打擦边球”来突破案件的方法已经难以奏效，无法适应当前的反贪工作形势，通过狱侦这种“以利用侦查谋略开展外围式、迂回式包抄前进的侦查模式”来突破案件已成为现实需要。

第二是深挖余罪，获取案件线索并扩大战果的必然需要。通过狱侦措施的运用，就能够获知案件情况、相关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思想顾虑等信息，有些信息往往是无法在审讯室里获得的，这样尤其显得其价值珍贵。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战场是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在当前的反贪实践中，由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反贪干警也许从来没有机会进入监管区，更不用说感受监室的氛围。当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那道大门时，反贪干警就此止步了，当犯罪嫌疑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监室来接受讯问时，面对其心态和供词的变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问号：他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这样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监所的功能，要让它成为我们检察机关侦破案件获取线索的另外一个战场。如果忽视了监所这个战场，反贪的后续工作就没有可靠保障，串供、翻供、拒不认罪都会发生；如果忽视了这个战场，反贪工作特别是贿赂案件的查处就会越办越小，最终成为“一锤子”买卖。

第三是巩固反贪前期工作的必然需要。贪污贿赂案件由于证据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往往千方百计的利用各种关系网打探消息，通风报信，进行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在证据上做文章，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开展好狱侦工作，就能为我们获取案件线索，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动态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为我们获取旁生、再生证据创造条件，有效粉碎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的企图。

二、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有效使用的前提是合理选建，根据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规定，特情人员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情应当具有发现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条件；二是特情应当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三是特情应当愿意为侦查机关工作，具有为侦查机关控制使用的条件。其中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与监狱管理局在2006年制定的《会议纪要》中对特情人员的要求更高，规定特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狱侦特情自身刑期应在10年以下，少数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长不得超过15年；二是认罪伏法；三是有立功赎罪的愿望，愿意为公安、检察机关工作；四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五是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六是知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2]笔者认为，职务犯罪狱侦特情的选建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特情应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和社交能力，善于处理突发状况，社会阅历丰富，与犯罪嫌疑人能有共同的话题，能在同犯罪嫌疑人不断的交谈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不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觉；二是选择的特情具有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愿意为侦查部门工作并接受侦查人员的指挥，如果特情人员不受控制和指挥，那么也就丧失了使用的价值，要坚决防止特情人员被犯罪嫌疑人策反的情况发生；第三特情人员应当具有极强的保密意识，鉴于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特情人员在与其他监管人员、会见家属时应当注重案件保密，除对特定的侦查人员透露案件信息外，不得与其他任何人有案件上的交流。同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除了在押的罪犯和劳教人员之外，其他尚在侦查、批捕、起诉环节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条件符合，本人自愿的话，也可以作为个案的狱侦特情使用。实践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为获得从轻处罚，工作积极性往往会更高，有时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应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

三、“狱侦特情”滥用的危害

狱侦特情虽然用来稳定和维护监管秩序、及时有效突破案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旦被滥用就有诸多危害。因为在实际的刑侦过程中由于特情侦查的手段特殊与行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与社会力量难以制约，容易产生所谓“诱惑侦查”或“警察陷阱”等效应。[3]浙江的张辉、张高平冤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一，狱侦特情制度非常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侦查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同时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思维之下，利用特情人员为获得立功的迫切心理，对犯罪嫌疑人威逼利诱，直至其承认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狱侦特情”实质上充当了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的工具，在本质等同于侦查人员实施的刑讯逼供甚至更恶劣，因为利用“狱侦特情”实施的刑讯逼供形式更加隐蔽，很难被有效监督，即使被发现，背后主使的侦察人员依然可以辩称自己毫不知情。

第三篇：“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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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无罪的张高平、张辉强奸案中，因神秘证人袁连芳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一个词汇，即“狱侦特情”。所谓狱侦特情，是指被侦查部门控制而在监狱或者看守所中进行搜集犯罪证据、获取犯罪信息的隐蔽力量，也可称为“线人”、“耳目”。虽然狱侦特情是一种实行已久的秘密侦查措施，但在2012年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中，狱侦特情并不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措施，而仅由司法部发布的《狱内侦查工作规定》、公安部、财政部发布的《公安业务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等部门规章进行简单的规定。目前《刑事诉讼法》已经将隐匿身份侦查、控制下交付这两种秘密侦查措施规定在技术侦查一节中，狱侦特情作为一种隐匿身份的秘密侦查措施，已经具备了合法的“身份”。然而，若不从程序法及证据法上对其进行规范，难保张高平、张辉案之类的错案不会再次发生。而对狱侦特情进行规范的重点问题，无疑还是与之相关的证据使用问题。因此，笔者拟对狱侦特情的相关证据使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求从证据运用角度对这一秘密侦查措施进行有效规制。至于如何从审批、实施方面进行程序上的规制，在此不予讨论。

一、狱侦特情收集的证据类型

作为在监狱、看守所（主要是看守所）这一封闭空间内的秘密侦查手段，狱侦特情与狱外线人、卧底收集的证据类型也有所不同。除了监狱或看守所内发生的犯罪外，狱侦特情无法像狱外特情那样渗入到犯罪行为中，也无法参与或目睹犯罪行为并搜集证据信息。因此，狱侦特情通常是通过贴近犯罪嫌疑人，采用各种手段套取犯罪嫌疑人关于曾经实施某种犯罪的信息，并反馈给侦查人员。一般来说，通过狱侦特情收集的证据有如下几种：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狱侦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建立关系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其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采取自书方式，也可以向侦查人员口头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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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某地检察机关办理的徐某行贿一案中，侦查人员将特情的身份设定为因受贿而被关押的某公路局局长。徐某出于江湖义气，认为不应该将受贿人供出，同时也担心受贿人日后会责难他。于是他常问特情，是否恨那些出卖他的行贿人。特情告诉他行贿人当初送钱也不是为了害他，而是为了让他手头宽裕些，因此并不恨他们。徐某在特情的引导下，很快放下思想包袱，向侦查人员供述了行贿事实。

2.特情的证言。特情可以通过证言对发生在看守所、监狱内的犯罪进行证明，或者在特情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后，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加以证明。如在张高平、张辉案中，就是通过证言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进行证明的。

[案例二]张辉因涉嫌强奸被关押至看守所后，特情袁连芳采取逼供等手段，强迫张辉抄下“作案经过”。在此之后，袁连芳接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时作证证明，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并告知其曾从老家驾车载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强奸，他不是故意杀死被害人而是因为女孩子的呼救，他卡颈时不小心将女子掐死的情况。这一证言也成为判决张高平、张辉有罪的关键证据。

3.实物证据。即狱侦特情通过贴近犯罪嫌疑人并获取了犯罪嫌疑人某种犯罪的信息，通过这一信息而在狱外进行搜查、扣押获得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案例三]某地检察机关办理的郑某行贿一案，行贿手段隐蔽、复杂，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正面审讯难以突破，于是采取狱侦特情手段。郑某因身体肥胖，在看守所难以适应，特情主动关心郑某，并很快获得郑某的好感，通过聊天，得知郑某曾向受贿人正在读书的女儿账户中汇款5万元。特情将这一消息反馈给侦查人员后，侦查人员通过查询银行记录获取了汇款证据，并据此搜查出郑某汇款时的银行卡。

二、各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分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5条的规定，采取狱侦特情措施收集的如上三种类型的证据，均可在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不需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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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转化”、“漂白”。但问题在于，这条规定仅是一条许可性规定，至于这些证据究竟能否具备证据能力、在诉讼中如何使用，还需要根据其它法律规范进行具体判断。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特情及线人无论是否具备侦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都不可否认其“国家性”特征，也就是说，特情、线人是国家追诉机关“手足之延伸”。[1]在通过特情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形中，实际上等于将追诉机关的讯问行为延伸至特情，在这种情形下，国家追诉机关必须承担对特情的控制及监督义务。因此，判断犯罪嫌疑人供述有无证据能力，依然要以规范讯问权力的法律条款为依据。在秘密侦查中，无疑会免除国家追诉机关的部分义务，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告知义务。但在秘密侦查中侦查人员及特情人员依然要遵守其它保障供述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不得违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因此，特情在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中，虽然难免采取一些欺骗、隐瞒手段，但底线是要保证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供述，不得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否则所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将被排除。

在狱侦特情措施下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对其证明力判断要尤为谨慎。即便通过审查，认为特情未采取违法逼供等措施，犯罪嫌疑人供述具备证据能力，也不意味着这种供述就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看守所、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下，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即便特情未采用暴力等方式逼供，但也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定的欺骗或威胁手段，这都会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真实性受到影响，而且特情手段的使用是否超越了合法界限，往往难以进行证明。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必须进行仔细甄别，且必须有足够的补强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对其真实性进行补强。

（二）特情证言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特情证言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在何种待证事实上具备证据能力，要根据证言的内容来进行具体判断。如上所述，狱侦特情的证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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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样态：（1）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2）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3）证明监所内的犯罪行为。

如果特情证言是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如上述案例二中袁连芳证明张辉在看守所供述的作案过程，那么这种证言只不过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复述而已，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实际上是同一种证据，并非“证言”。因此，这种特情的证言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问题，就等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问题，要根据如上的法律标准进行判断，另外，还要根据证人是否具备作证能力来进行判断，若证人不具备作证能力，则其转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不具备证据能力。

正因为如此，对于上述的特情证言，只能视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之一，而不能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补强证据，否则就产生了证据进行自我补强的谬误。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将袁连芳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并以此对张高平、张辉的有罪供述进行补强，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且法院最终依据这两项证据对张高平、张辉进行定罪，导致了这一错案发生。这种证据的“自我补强”实际上相当于没有进行口供补强，而是仅凭口供定案，很容易导致错案。因此，对于这种证言只能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有多次供述的情况下，可将其作为供述之一，与其它供述进行对比，但切不可将其作为补强证据使用。

若特情证言是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出过程，则是相当于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旁证，如在河南的马廷新案件中，特情袁连芳证明马廷新在看守所的自首材料是其自己所写的证言。这种证言本身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起到一定的证明作用，因此一般来说，只要特情具备作证能力，这种证言是具有证据能力的。

但是由于特情的特殊地位，对于这类证言的证明力要审慎判断。因为采信这种证言，就意味着更有可能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不能对这种特情证言偏听偏信，而必须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否则就有可能导致错误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而造成错案。在马廷新案中，就是因为采信了袁连芳的证词，才导致作出错判。另外，这种证言只能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旁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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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补强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因为根据补强证据的要求，补强证据应当具有对主证据的客观性和主证据证明的案件主要事实的客观真实性的双重证明作用。正是因为如此，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与主证据的证明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性，也只有二者的证明对象存在一定的重叠性，才能够相互呼应，避免错误认定事实。[2]而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过程的特情证言并非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内容的证明，而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出的供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明内容并不重叠，因此这种证据不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在诉讼中，这种证言只能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及真实性，而不能用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补强证据。

另外，特情的证言还可以证明在看守所或监狱发生的犯罪，此时特情的证言与一般的证人证言一样，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其证据能力及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也按照一般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方式进行。

（三）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实物证据是较为客观的证据。因此，在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应当尽量通过特情而收集到相关的实物证据，如凶器、尸体、账户等。对于这类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要根据特情收集证据使用的手段、证据的重要性来进行判断。若特情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骗或威胁方法，但并未超出合法性底线，且依靠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而准确的提取或扣押到相关实物证据，那么，这些实物证据就具备证据能力。当然，在侦查人员搜查、扣押过程中，依然要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也可能导致实物证据失去证据能力。

虽然实物证据相对较为客观，但并不意味着其证明力就必要高于其它证据。在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要防止根据特情提供的信息而“按图索骥”的进行证据“凑数”。这就要求在根据特情提供的信息进行实物证据的收集时，不可凭主观臆断而创造证据，更不能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伪造证据，造成证据印证的假象。必须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客观、全面的进行证据收集，保证所收集的证据是生成于案件事实的。若能提取到隐蔽性较强的证据，则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以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实物证据。若无法根据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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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供述收集到相关实物证据，则说明犯罪嫌疑人供述或特情提供的信息有疑问，需要进一步进行核实。在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不可仅审查实物证据是否与犯罪嫌疑人口供相印证，因为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这种印证往往也并不可靠。因此法官更需要审查实物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是否生成于案件事实、相互之间是否有矛盾之处，在排除合理疑问之后，才能采信实物证据。

三、在庭审中的使用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依该条规定，在狱侦特情案件中，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既可以在法庭上正常的出示、质证，也可以采取保护措施进行出示和质证，甚至由审判人员进行庭外核实。但因保障特情安全、维持特情有效性的需要，控方在大多数案件中都不会将特情公开，因此在狱侦特情案件中，证据的使用问题尚需要具体分析。基于狱侦特情的特殊性，在相关证据的调查中，应当在直接言词原则与特情的保密需要之间进行权衡，尽可能在保障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同时，也不对特情的安全造成危险。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使用

在法庭上出示通过狱侦特情而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时，若该供述是像案例一那样通过正常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犯罪嫌疑人也未当庭翻供，并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一致，有其它证据能够补强，就表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具有自愿性和真实性，此时就无须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也无须在庭外对特情的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若在庭审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并未翻供，但发现通过特情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与对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作出的供述存在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就有必要传唤特情出庭，对特情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调查。[3]在案例二那种公开使用特情转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在特情的身份并未暴露的情况下，出于保障特情安全的需要，在无法以其它方式保障特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不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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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庭，而由法官进行庭外核实。庭外核实可以采用询问特情、查看监所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在进行核实时，可以让控方辩方均在场，但前提是要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让辩方对特情身份等情况承担保密义务。若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或者不符合法定的指定辩护情形，法官可以指定律师参与庭外核实过程。若因案件保密需要，在进行证据核实时不能让辩方在场，必须在核实后由法官向辩方说明核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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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检察院：关于职务犯罪中侦查技术的运用

技术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技术装备，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常用的技侦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电子监听、测谎、催眠、监听、监录、卫星定位、密搜密取、邮件检查以及利用电子设备对比数据等。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职务

犯罪越趋严重，呈现高智能、高科技特性，手段更加复杂，模式更加隐蔽，危害更加严重。在这种反腐败与腐败两种力量较量加剧的形势下，科学、合理、适当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提升侦查效能，加大反腐力度，尤为需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对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域外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借鉴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都授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

（一）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或检察官都拥有技术侦查手段。比如，根据美国1968后《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侦手段和措施。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警察局在案件调查中率先应用多极性测谎器，后来该州法院将测谎器的测试结果采纳为法庭证据。但英美法系国家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

（二）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一样，也都在法律上授予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但其启用的程序要求相比英美法系国家则要较为宽松。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与下列犯罪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其中之一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c条第1款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时，可不经当事人知晓而采取下述方法：第一，允许制作照片、录像；在所侦查事项对于查清案情十分重要的条件下，使用其他的特别侦查手段侦查案情、行为人居所。第二，在一定的事实证明某人实施了第100a条所述之一犯罪行为的嫌疑，并且采用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清案情、侦查被指控人的居所的时候，允许使用技术手段，窃听、录制非公开的言论。[1]

（三）我国香港地区

我国香港地区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全球共尚。早在1974年2月，当时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地区依照《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反贪污独立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大显神威，查处了时任香港地区警察局高官葛伯贪污案。1997年香港回归后，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地区保留了廉政公署这一专司职务犯罪查办的机构。香港的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不断掀起廉政风暴，与由于香港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在侦查中，通过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为合法证据有很大程度的关系，而且法庭与法官也认为其证明力比其他证据更强。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一）符合国际公约规定

我国政府于12月10日签署《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下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0月27日批准加入《反腐败公约》。该公约自2月12日起在中国生效。根据“条约信守原则”，我国必须履行《反腐败公约》义务。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国际公约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艰巨性决定的。

（二）顺应国情民生

温家宝同志讲：“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当前，职务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化、国计民生领域重发多发、犯罪隐蔽性更强等特性，一些犯罪行为如不及时侦破，对党和人民有负责的交代，极易引起社会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

第五篇：傅跃建,何德辉：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的规制使用

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的使用

傅跃建 何德辉

***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秘密侦查的合法性，尽管学界对于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是否享有秘密侦查权尚有争议，但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已普遍采纳，其中使用狱侦耳目即为典型体现。本文以狱侦耳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现实需求为基础，立足实证，从实然操作的层面，提出狱侦耳目规制使用的建议，以期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提高及冤错案的遏制有所裨益。

①

一、狱侦耳目内涵的界定

耳目原意是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耳目”、“特情”、“线人”常被混用，学界也很少研究者三者之间的区别。但事实上，必须严格区分“耳目”与“特情”、“线人”的区别，“耳目”中也应当对“狱侦耳目”与“狱内耳目”加以区分。

第一，“耳目”不同于“特情”。刑事特情是由刑事侦查部门领导指挥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一支秘密力量。②特情不是侦查人员，但其实施的却是一种侦查行为，有学者称之为“警察圈套”或“卧底侦查”。与特情作为一种隐蔽的侦查力量不同，耳目是一种辅助的侦查力量，其所负责的是消息的刺探，为侦破案件收集线索、了解动态，本质上是一种协助工作。

第二，“耳目”不同于“线人”。线人，亦称线民，是指协助警察探取社会情报和获取破案线索之民众，其基本职责就是为警察通风报信、检举犯罪行为、提供情报资料。线人是在侦查机关管理下的普通民众，任何公民，无论什么年龄、阶层，只要他能收集到犯罪信息，并自愿接受警方的管控，都可成为线人。而狱侦耳目却有其发展对象的限定性，不仅限于在押的罪犯，还有选任方面的严格条件限制。* 傅跃建，浙江省金华市人民警察学校教授。

** 何德辉，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① 陈国峰：《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J]，载《人民检察》2103年第12期，第62页 ② 张月亭：《刑事侦查学教程》[M]，群众出版社1998版，第191、194页。③ 参见谢佑平、邓立军：《台湾地区的“线民”制度》[J]，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49页。

③第三，“狱侦耳目”不等同于“狱内耳目”。狱内耳目只限于监狱，是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又可分为“专案耳目”与“控制耳目”：前者用于了解控制具体侦查对象的思想动态和犯罪事实，为侦破案件提供证据和收集犯罪线索；后者主要用于对监狱内部关押的重大危险分子、要害部位的监控和管制。与狱内耳目不同，狱侦耳目是针对特定对象，区别于“控制耳目”，类似于 “专案耳目”。但在职能上，“专案耳目”又有为侦破案件提供证据的职能，具备特情的职能，更应称之为“狱侦特情”，故与狱侦耳目还是有所差异。

综上，狱侦耳目是指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从在押罪犯中选建，用于收集犯罪信息、掌握对象动态、协助收集证据的一批隐蔽身份的辅助人员。司法实践中正是因为概念的混同，导致“耳目”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侦查取证、未严格管理导致素质下降，致使出现了诬告陷害、非法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者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只有首先厘清概念，才能够还原狱侦耳目制度的制度价值所在，从而研究其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显著作用，并加以合理规制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价值。

二、职务犯罪侦查运用狱侦耳目之证成

（一）职务犯罪侦查运用狱侦耳目的正当性解析

从某种意义上讲，侦查是一种“恶”，是一种为揭露和证实犯罪“必要的恶”。而秘密侦查更是在法国人维克多关于“只有罪犯才能对付罪犯”的理念下产生的，具有与生俱来的侵害性和扩张性，甚至具有直接践踏法律的风险。据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错误定罪研究中心”研究，45.9%的错误死刑判决与说谎的线人有关，是造成死刑案件错误判决的主要原因。我国近期发生的“两张”冤错案、马廷新冤错案，也都造因于一个狱侦耳目。可见，狱侦耳目是一把双刃剑。然而，倘若仅仅因为狱侦耳目存在“恶”的可能性就否定其存在的正当性，不顾其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巨大作用，那未免因噎废食了。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一般认为从手段正当性、目的正当性和符合比例原则三个方面考量。手段和目的是标准之一，但一个行为在保护一种法益而又同时侵害另一种法益时，“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比例选择原则是合理的。“任何利益的冲突，都存在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当发生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及由此产生权衡与选择问题时，为获得某种利益或者肯定某种事物、行为的价值，就要放弃或否定与之对立的另一些权益或价值。”

②

①当耳目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巨大作用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时，耳目侦查就是一种为“善”而付出的“必要的恶”，具有了现实正当性。

有观点认为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秘密侦查权。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 ① Andrew E.Taslitz, Prosecuting the Informant Culture, in 109 Michigan Law Review(2011), p.1983 ② 宋英辉：《论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J]，载《法学研究》，19933年第5期，第24页。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根据现有立法技术，“凡是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没有明确表述为‘侦查人员’、‘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均不得适用。”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从宪政法理角度讲，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本法律赋予的，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一致，不存在厚此薄彼的动因。从法体系解释角度讲，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完全可以延伸出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章所规定的任何侦查权，包括秘密侦查权。否则监狱狱侦部门、军队保卫部门也都将丧失秘密侦查权。从法律逻辑讲，刑诉法将秘密侦查的审批权赋予公安机关，并没有从逻辑上否定检察机关对秘密侦查的实施权。决定主体与实施主体分离在刑诉法中并不少见，如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规定。刑诉法的这一规定也是符合实际的，考虑到秘密侦查一般均由公安机关实施或者协助实施，如狱侦耳目的使用必须依靠公安机关，得不到公安机关的同意和配合，往往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职务犯罪侦查中狱侦耳目运用的法理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

①

（二）职务犯罪侦查运用狱侦耳目必要性解析

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职务犯罪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犯罪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该类主体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智商，犯罪时工于心计、善于谋划，属于智能型犯罪。其次，犯罪行为与职务、权力有密切联系，作案手段狡猾隐蔽，社会危害性隐伏期较长，难以被及时发现，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一般不会自行暴露，属于隐秘型犯罪。再次，职务犯罪侵害的大多数是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除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犯罪外，一般没有直接被害的自然人，属于无被害人犯罪。上述三个特性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应该有别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手段。

在国外，狱侦耳目已被证明为职务犯罪侦查中行之有效的侦查方式之一。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耳目侦查就开始运用于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经常利用特情、耳目等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情、耳目进行秘密侦查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即为欧美各国所效仿。在德国，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严重犯罪(包括公职人员严重犯罪)案件，在采取传统侦查措施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卧底侦查、耳目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④③

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耳目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已被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认可。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是刑诉法修改的最核心宗旨。随着侦查权的进一步规范，过去“一支笔、① 程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J],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4期，第13页。

② 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J]，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29页。③ 梁国庆：《国际反贪污贿洛理论与司法实践》[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32页。④ 刘立宪：《新世纪反贪污对策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一张嘴、两条腿”的侦查模式，之前“依靠强大权力弥补有限能力”的取证方式，都将进一步丧失生存空间。正面战场的侦查已被捆住手脚，迫切需要狱侦耳目开辟第二战场。耳目侦查作为一种非常规侦查措施，凭借极强的隐蔽性、高效率和渗透功能，其不可或缺性在无被害人犯罪、隐形犯罪等案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耳目侦查又是一种主动性侦查，相对于传统的回应型侦查，能够主动的获取犯罪情报，提供破案线索，协助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使侦查活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现阶段，职务犯罪又呈现出组织化、集团化的新特性，传统的侦查方法一般只能打击犯罪的前沿、低端成员，不能深挖真正的幕后 “大鱼”，不利于突破大型窝串案。而隐蔽的耳目侦查能够使侦查机关较为轻易的掌握整个犯罪脉络，彻底铲除整个犯罪共同体。特别是在反腐败洗钱犯罪、赃款赃物的跨国追缴方面，采用耳目侦查还可以突破诉讼程序的框框，最大限度的发挥狱侦耳目“全天候”、“背靠背”的侦查能力。

①

（三）职务犯罪侦查运用狱侦耳目价值功能解析

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困境有很多，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但是概而言之，无外乎案源少、侦破难、取证难三个方面。据统计，河南省通过情报资料的综合运用，查破刑事案件占全省破案总数，1989年为2%，1992年为9.2%,1996年为12%。实践证明，狱侦耳目的运用有助于上述难题的解决。

1、耳目侦查是扩宽线索来源的有效途径，可以缓解“案源少”的困境。当前，职务犯罪举报线索总体呈下降趋势，且一半以上的匿名举报更是导致举报成案率严重偏低，职务犯罪案源匮乏，检察机关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传统坐等群众举报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狱侦耳目无疑是情报、线索来源的有效保证。如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的影响，某沿海城市不少企业主因涉嫌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犯罪被羁押于看守所，这些企业主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经济往来，其中往往隐藏着职务犯罪。通过选择运用狱侦耳目进行贴靠，针对这些对象被羁押后心理落差大、患得患失等心态，以及 “想立功”、“想出去”的迫切愿望，循循诱导、教育感化，最后成功获取有效职务犯罪线索数十条，成为当地深挖职务犯罪线索的一剂“灵药”。特别是来自职务犯罪分子中的狱侦耳目，他们熟悉职务犯罪的犯罪心理和特性，具有相似的犯罪经历和共同语言，在侦查机关创造的特殊环境下，能够游刃有余的近距离接近侦查对象，轻而易举的获得侦查对象的信任，获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获取情报线索。

① 参见刘丽梅：《线人侦查的正当性解析及规制》[J]，载《净月学刊》，2103年第5期，第21-22页。

② 贾华、李海燕、陈之敬等：《前景广阔大有作为——河南省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10年问题与展望》[J]，载《中国刑事警察》，1997年第3期，第23页。

②

2、耳目侦查是一种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可以缓解“侦破难”的困境。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沿用了“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方式，一般对职务犯罪嫌疑人采用先拘留、再获取口供的办案模式。然而这一模式被证明是有巨大风险和压力的，因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之后，如果不能获取口供以及其他证据，案件就会难以侦破，造成对犯罪嫌疑人的错拘，形成错案。而现实中，一个错案远非犯罪嫌疑人和检察机关能够承受的“生命之重”。耳目侦查则不同，作为与职务犯罪斗争的一股隐蔽力量，他们的侦查工作是在秘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侦查成功的情况下，已然获悉指控犯罪的有力线索和情报，再通过侦查机关的收集固定，指控犯罪证据自然成形，不仅使职务犯罪侦查摆脱了对口供的依赖，而且形成错案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作为“一对一”犯罪，职务犯罪侦查难，难在突破口供，突破口供难，难在知已不知彼。作为连接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之间的秘密力量，狱侦耳目不仅可以带来侦查对象的思想顾虑、精神状况等有用信息，还可以净化监管环境、防范外部渗透，更可以对嫌疑对象传递假象、植入观念，为侦查审讯工作铺平道路，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辅助性突破口供侦查模式。一般情况下，嫌疑对象由于处于高度封闭羁押状态，事关重大切身利益，不仅不愿意或不敢吐露实情，对人对事都是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但也正是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嫌疑对象更需要找人商议、找人倾诉，此时，一个成功的耳目可以走进侦查对象“脆弱”心理，轻易获得侦查人员千方百计无法获取的信任和控制，为协助突破口供创便利条件。

3、耳目侦查可以获取常规侦查方法难以获取的证据，缓解“取证难”的困境。职务犯罪案件往往以言词证据为主，缺乏有力的旁证，而言词证据本身又具有易变性和虚假可能性，导致很多职务犯罪案件在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后，往往只剩下行贿人证言这一孤证，或者干脆没有一项可以直接指控犯罪的证据，造成定案的困难。内知证据一般是指只有亲自实施犯罪的人才能知晓的案件情节、痕迹等。如根据嫌疑人的供述，在水塘中起获了大量特殊手法油纸包裹的受贿现金。由于除非嫌疑人作案，否则无法知晓该特有情况。因此有了该内知证据，便可以证明嫌疑人的罪行。但内知证据只有作案人才知晓，一般作案人很难主动供述，侦查机关也无法轻易获得，而狱侦耳目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超强的渗透能力，能取信于敌，探查情报，直至获得内知证据。

翻供也是职务犯罪侦查经常面临的困境之一。特别侦查终结之后，犯罪嫌疑人或害怕坐牢，或萌生侥幸，翻供现象时有发生。面对翻供，现有的审查人员多以“态度不好”、“从严处理”等施压对待，虽然有的审查人员也会耐心倾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但激烈的刑事诉讼对抗，使两者直接的真心交流变的可望而不可及。然而通过狱侦耳目，抓准犯罪嫌疑人翻供心理，及时对症下 ① 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J]，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37页。

①药，打消思想顾虑，瓦解心理防线，可以有效降低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概率，稳定口供证据，节约侦查成本。狱侦耳目还可以通过秘密方法获取情报线索，使原本极为隐秘的犯罪嫌疑人逃脱、毁证、匿赃、串供等妨碍侦查行为，直接暴露在耳目面前，再辅之其他侦查措施，可以有效遏制上述行为，减少侦查取证难度。

三、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运用的规制

（一）狱侦耳目运用的公开性问题

秘密性，又可理解为隐蔽性，是秘密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手段最根本、最本质的区别，也是其成就巨大侦查功能的特有属性。曲解于上述论断，实践中秘密侦查基本上处于“能做不能说”的状态，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也被视为理论禁区。然而，秘密侦查之秘密性主要体现在侦查主体身份的隐蔽性上，强调的是过程在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隐蔽实施。故只要不侵害到秘密性上述本质，秘密侦查的公开性问题就不应在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理论障碍。实践中，侦查机关也热衷于将狱侦耳目转入“地下”，把狱侦耳目当作打击犯罪的“制胜法宝”，对耳目侦查存在“秘而不宣”、对法律依据“藏而不露”、对规制使用“避而不谈”。这种做法不仅侵害到了公民知情权，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也是造成当前狱侦耳目被滥用引发冤案不断，成为学界“口诛笔伐”、实务界“避之不及”对象的主要原因。

狱侦耳目的运用应当公开。狱侦耳目作为一种传统的秘密侦查手段，从其首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到现在已历经一个多世纪，根本算不上新鲜事物。特别是近期不断曝光的“袁连芳”式的反面典型，狱侦耳目本身在司法实践中的存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学界和实务界不应回避，相关的适用程序与法律依据也不应当缺位。“对一个成文法国家的法秩序来说，在法律沉默而现实又需要秘密侦查手段时，必然导致侦查机关自行突破法律框架打击犯罪的后果，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种极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非常规侦查措施，公民有权知晓它的存在，并因为它的合法性、必要性而容忍之。不公开带来的现实困境也要求狱侦耳目在“阳光下” 运行。根据现有的规定，公安机关集耳目运用的审批权与实施权于一体，其没有向任何机关通报备案的义务，即使在已经运用的案件中，其也可以保密为由拒不公开，甚至不向办案检察官、法官公开，由此造成通过狱侦耳目获取的证据无法得到检察官、法官的内心确信，导致案件事实因狱侦耳目 ① 俞波涛：《秘密侦查问题研究》[M],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② 从笔者所在司法实务部门看来，目前类似狱侦耳目等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普遍遭到检察、法院系统的抵制，法院系统公开表示任何案件均不建议使用狱侦耳目，原因就在于其极度的不透明，导致法院无法核实是否存在违法取证情形，造成错判的可能性机高。王立军案件的发生，也使公安系统对秘密侦查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和审批程序。

③ 俞波涛：《秘密侦查问题研究》[M],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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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度被蒙蔽而无法定案。显然，这与狱侦耳目制度强化打击犯罪力度的设立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绝对的侦查公开是不现实的，它必然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侦查，而绝对的侦查封闭也不可行，它会导致侦查的神秘化，引发公众的质疑。”首先，侦查秘密不能公开。现行大多国外立法例，也都坚持侦查秘密原则，把侦查公开作为例外。虽然在狱侦耳目的运用中主要问题是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况考虑不够充分，对于应当适当公开的内容规定不合理，导致狱侦耳目被神秘化。从完善立法看，有必要加强公开，但这并代表可以不顾现实的“绝对公开”，而在于设立明确合理的“度”来促使公开。如对涉及侦查秘密的任务布置录音录像或笔录，原则上就不应公开。确属排除指供诱供需要的，公开的范围也应限于负有严格保密义务的检察官、法官。有学者可能认为，对检察官、法官公开的内容也应当向律师公开，律师也是法律工作者，也是负有保密义务。笔者认为，律师作为自由自业者和指控对立方，不能不顾其角色定位，苛求其保密义务。实践也不允许因为审判需要而完全放弃侦查现实。“制度如果驾临于社会生活之上，不能深嵌于社会生活之中与现实合榫，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悉心遵守。”其次，妨碍侦查的不能公开。公开是为了监督，为了更有效的实现制度价值。因此，有碍制度实施的公开是不可行的。在狱侦耳目运用中，最需要了解耳目信息的是犯罪嫌疑人，而利用耳目信息阻碍侦查动机最强的人，也是犯罪嫌疑人。因此，在确定公开内容时必须考虑公开对象阻碍侦查的条件和可能性。如对公众，耳目运用的法律依据、基本程序、规制机制等内容都应当在公开之列；而对具体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法官，耳目运用的公开范围就应当更宽，包括使用对象、使用过程甚至是一定范围内使用方法都应当公开，当然公开也是要以办案需要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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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狱侦耳目的管理原则

1、建档管理，定期审查。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狱侦耳目建立正式的个人档案和工作档案更为重要。通过个人档案的建立，侦查机关能够准确把握耳目的人生经历、人格品性、行事风格等个人信息，“察往知来，视兹故帙”，对耳目使用和日常管理起到参考借鉴作用。通过工作档案的建立，侦查机关能够及时掌握耳目的工作业绩、能力水平、专长特色等业务信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大限度发挥耳目的作用和功效。对狱侦耳目的使用过程也必须进行全程、如实的记录，并记录在案，单独装订成册，在有限度公开范围内备诉讼双方的查阅、质疑，也是完善狱侦耳目事后监管与评价的前提。

2、单线联系，强化管控。狱侦耳目的管理必须是一对一的，并且应当是对口的羁押管理部门，一般来说是监狱或者看守所。实践中由办案单位和羁押场所共同负责的做法不妥。一则容易 ① 单民、上官春光：《职务犯罪侦查公开的几个问题》[J],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8年第4期。造成权责不明，二则狱侦耳目与办案单位关系过于密切会带来各种弊端，如案情的泄露、办案单位基于个人感情提出立功建议等。因此，要在狱侦耳目与办案单位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将两者的关系限定为一种雇佣关系，从而更加有效的加强对耳目的管理。管理应当是职业化的管理模式，需要一系列事前双方都明知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能够促使耳目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能够建立管理部门对耳目的控制。管理应当是一个持续性的教育交流过程，对狱侦耳目不仅要进行各种专业指导和培训，提高耳目的贴靠渗透能力、语言传递能力、保密守则能力，更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减少耳目急功近利心理、阳奉阴违心理、漠视法律心理等一些不良心理，防止双重耳目或滥用权力行为的出现。

3、奖惩分明，落实追责。激励问题是狱侦耳目管理中一个极其重要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对耳目工作取得成效给予恰到好处的奖励，能够对耳目的动机起到强化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事倍功半，招致激励失效或激励效率弱化，产生激励偏差。为满足耳目的多元化需求，激励应当具备多样性，包括表扬记功、物质奖励、周末监狱等等，但应当限制司法奖励，即减刑假释。自由对任何一名在押犯来说都是最大的“需求”。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尤其是渴望获得自由的狱侦耳目，基于其动机的极其功利，他们会时刻衡量各种利弊得失，不惜采用“铤而走险、藐视法律、践踏世间一切”的行为，然后去受功领赏。这是目前曝光的狱侦耳目刑讯逼供、出入人罪所共同指向的一个现象，也是遏制狱侦耳目滥用权力的结症所在。“要使一切有悖于道德法则的功利化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方面是切断功利化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就是建立落实事后追责机制。如果狱侦耳目涉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的也要依法撤销狱侦耳目资格，落实相应惩罚措施，起到威慑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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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狱侦耳目的使用原则

1、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主要发生在立法环节，但并不否认也可适用于刑事司法过程，在侦查措施的选择上谦抑性精神同样具有重大价值。一方面侦查措施应当与侦查目的相适应。赫尔曼教授将其表述为：“按照这个原则，刑事追究措施，特别是侵犯基本权利的措施在其种类、轻重上，必须要与所追究的行为大小相适应。”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狱侦耳目的运用应当限定在刑诉法规定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之内。另一方面侦查措施应当与侦查职能相适应。总体上看，狱侦耳目对职务犯罪侦查利大于弊，但并不意味着狱侦耳目可以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利器”，它的使用必须受到规制以防止 ① 高艳青：《论罪犯思想教育的激励偏差及矫正》[J],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2期。

② 李昌珂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13页。

②恣意滥用。作为普通侦查措施的补充和例外，狱侦耳目只有在用尽普通侦查措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收效甚微时才能使用。即使使用也应当慎重考量狱侦耳目对突破案件、获取口供方面的有效性，在认为可能有效的前提下才能使用。

2、程序法定原则。程序法定是保障狱侦耳目不被滥用的保证，同时也是侦查结果——证据的效力来源。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狱侦耳目的使用必须经过申请和审批两个程序。为防止使用的随意性，申请时还必须出具“在必要的时候”的合理依据，即已有相当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来证明侦查对象具有重大的职务犯罪嫌疑。实践中，对“相当合理的理由和证据”的理解是失之过宽的，侦查机关往往在只有行贿人一方之言时，即对侦查对象上措施、上手段，从而造成侦破工作的被动。对于上述弹性标准的审核，刑诉法赋予了“公安机关负责人”，这种做法也有失妥当。一来检察机关作为具有准司法属性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狱侦耳目进行审批是监督的应有之义，而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反过来审批检察机关的申请，只能是出于实践操作的考量，而无法得到理论的支撑。二来公安机关对职务犯罪侦查“必要的时候”的审核并不具有专业性。“检察官相对有经验，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火候’，不至于贻误战机，也不会让侦查官员过于激情，而如果让法官来行使审查、批准和监督权，又未免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嫌。”因此，在现行体制下，职务犯罪狱侦耳目的审批权应当归属于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

3、加强监督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狱侦耳目的危险性决定了必须对其作出严格的规制和监督。然而在我国由于缺少专门的监督制约机制，狱侦耳目在实践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规范性，有些甚至异化成为一种隐蔽的刑讯逼供手段，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对狱侦耳目的使用进行监督，但作为职务犯罪的侦查主体，其主体身份是尴尬的。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的监督，重点要放在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上，对滥用行为后果的程序性制裁上。程序性后果的具体落实集中表现于：追究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从切身不利后果上倒逼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将滥用狱侦耳目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将这“毒树之果”排除出刑事诉讼程序，如此“种植毒树”的行为——滥用狱侦耳目将受到有效抑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镜头面前，一切野蛮行为将无藏身之地。源于英国的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近年来逐步得到各界青睐并在检察系统证明了实效。笔者认为，在狱侦耳目的运用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也大有可为。首先，该制度本身具有规范侦查取证行为的功效。正如有学 ①

马明亮：“世界的眼光、中国的问题”，http://www.xiexiebang.com/lafi.asp?id=12839,2014年7月25日访问。

①者指出:“一盘磁带不仅能提供会见中所陈述的准确记录,而且还能监视警察在讯问中所采取的手段。一个人能听到犯罪嫌疑人的音调,继而作出警察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引诱或威胁。”同步录音录像使侦查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任何不规范言行和执法不公正行为，或与办案无关和影响审讯严肃性等行为都将得到有效制止。其次，该制度的拓展有利于规范狱侦耳目的使用。有学者已指出我国当前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仅局限于讯问过程，“录像前、镜头外”的监督如何落实？狱侦耳目的运用是一个隐蔽的过程，特别是在任务的布置、耳目的贴靠等实质性的实施阶段，都脱离于传统的同步录音录像监督范围之内。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运用中必须强调两点：一是24小时无间断全方位的监控录像。在看守所等羁押场所内安装24小时工作的监控录像设备，全程监控狱侦耳目工作、生活，让任何殴打、威胁、变相体罚等情形均被记录下来。如在有的案件中，狱侦耳目利用休息时间强迫侦查对象写认罪书，有了监控录像一切将一目了然。考虑到同监犯隐私权的保护，可以只录像不录音。二是给狱侦耳目布置任务的过程必须录音录像。就冤假错案发生而言，刑讯逼供固然可恶，但是，指供诱供更多时候才是真正“元凶”。指供诱供之所以会酿成冤假错案，就是因为侦查人员将案件事实，尤其是犯罪细节透露给侦查对象，然后在强迫其“依样画葫芦”做交代，于是，一个根本没有作案人，神奇的供述出了只有作案人才能知晓的犯罪事实，既如此，此人不是“真凶”才怪？如此怪诞的逻辑并非只是虚构，而是真真切切在法治中上演，在这当中狱侦耳目多又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的侦查对象由于腐败事实多，急需知晓侦查机关掌握的事实，好按图索骥“如实”交代，而有的侦查人员急于破案，在此透过狱侦耳目的指供诱供，尽然成了供需双方的“各有所求”，只是损害了法治权威和公众利益。因此，对于可能泄露案情的耳目任务布置必须全程录音录像，以从源头上遏制和监督狱侦耳目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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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狱侦耳目的使用方法

1、狱侦耳目的选建。按照《狱内侦查工作规定》狱侦耳目的选建“能力素质”是基础，“为我所用”是关键。然而，从该制度的执行异化看来，“认罪服法”应该成为前提，“去功利化”应该成为核心。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奥哈拉认为，一般情报员的动机有虚荣、恐惧、悔恨、感恩或牟利、竞争、报复、酬金与酬劳。③虽然有学者认为对于动机可以宽泛把握，即使是出于立功减刑的功利目的也在所不问。笔者认为，对狱侦耳目的动机应当慎重甄别。“诚实可靠”是衡量 ① 徐美君：《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J]，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6期，第82页。② 对狱侦耳目滥用中存在指供诱供情形当前已引起官方的重视。浙江省检察院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对留所服刑人员及“狱侦耳目”使用的监督，坚决防止“狱侦耳目”对犯罪嫌疑人指供、诱供情形发生。

③ [美] 查尔斯••奥哈拉：《刑事侦查学基础》[M],谭璟彝等译，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狱侦耳目是否具备主观向心条件和客观守则条件的首要原则。狱侦耳目首要具备的品质就是富有正义感，能严格执行命令、指示，对法律、职业保持忠诚。职务犯罪侦查狱侦耳目的选建，还要结合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注重选建高智商、专业化的耳目，特别是一些职务犯罪分子本身，他们熟悉侦查对象的心理，有类似的经历，容易成功贴靠、完成任务。

2、具体使用方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狱侦耳目的使用不可能有一套一成不变的模式，因人因案而异。但主要有以下步骤：一是身份的设定。耳目侦查是一种隐蔽身份侦查，身份的设定直接关系后续工作开展。根据耳目自身的基础条件，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身份，但目的只有一个——获得侦查对象的身份认同感。二是环境的创造。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绝大多数侦查对象没有羁押的经历，加上原先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侦查对象的心理落差和不适应感是巨大的，此时安排特殊环境，可以有效提高贴靠成功率。如监室中除狱侦耳目外，其余皆为暴力犯或外地籍罪犯，通过环境塑造，使狱侦耳目成为其唯一倾诉对象。三是任务的布置。狱侦耳目必须在侦查机关明确授权下开展工作。在布置任务过程中，既要注重是否传达了明确、可行的指令，又必须坚持“告知必要情况”的原则，以实现目的为限，尽可能的减少对耳目的信息告知，更不能逾越指供诱供这根“高压线”。四是信息的转化。狱侦耳目可以较为轻易的获得侦查对象的思想顾虑、身体状况、情绪波动等有用信息，侦查机关要仔细分析研判、调查核实，及时转化侦查谋略和审讯方案，直至运用假象传递、观念植入等更为高级的耳目侦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