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败应成下一步改革主攻目标
反腐败应成下一步改革主攻目标
来源：2012年10月12日 环球时报
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0套房产经互联网曝光后，当地纪委经初步调查予以证实。这是被互联网揪出的官员涉嫌腐败最新例子。民间普遍相信，有不少官员“经不起查”，类似近期轰动的“表哥”、“房哥”丑闻今后仍有可能随时发生。
人们认为，下一步改革需要确立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它应具有高度的共识度，并且看得见、摸得着，是能够逐步实现的，而且还能有广泛的拉动作用。而最恰当、也最急迫担当这个目标的，就是治理官员腐败。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领域最严重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度和民众意见最多的之一。对治理腐败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即使不热心的人或者既得利益者，也只能附和对治理腐败的支持。
人们认为，治理腐败是中国已经不能拖延，必须在较短时间拿出明显效果的政治领域。官员腐败迭出即使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个特定阶段的制度设计漏洞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对制度进行改革显然是最可为，也最可能见效的途径。但如何做改革归类或许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的制度改革必须发生，要触动权力结构，使权力受到更严格限制，监督要真正落实，改革的结果是官员腐败现象必须大幅度降下来。
人们建议，中国今后的很多体制性改革应围绕反腐败展开，官员选拔、履职和接受监督的每一个环节都需与反腐败的目标对接。以往对官员的选拔和监督总体上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程有缺陷，必须让基层群众和舆论参与进来，把相对封闭的体制内反腐变成相对开放的全社会反腐。
人们呼吁，治理腐败需要增加公职人员实现合法利益的途径，这需要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这样的改革配套同样很难。但只要围绕反腐败的改革真正开展起来，就会不停地有“下一步”接上。
（莒县库山乡舆情信息员）
第二篇：改革与反腐败密切相关
尊敬的党支部：
深化改革和推进反腐败均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三中全会所要议决的改革是整体的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社会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无论是哪一种改革，都与反腐败密切相关，都是反腐败的必须举措，而且是从源头上反腐、治本的必须举措。
就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而言，旧的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赋予政府干预市场以广泛的权力，政府通过大量的审批、许可、征收、收费、处罚、强制等控制企业和各种经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不仅窒息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力，而且给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广泛的寻租、腐败的机会。因此，不下大力气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机制、制度，不仅我国的经济不可能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政府官员的腐败势头不可能得到根本扼制。
就社会体制、机制、制度而言，旧的社会体制、机制、制度限制了社会组织、团体和各种NGO、NpO的生长、发育、发展，使政府包揽大量本应通过社会自律解决的事务、事项。这不仅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使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失去了强大的社会监督，为其腐败提供了便利。因此，要从根本上推进反腐败，必须改革旧的社会体制、机制、制度，下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团体和NGO、NpO，以为政府“瘦身”，转变职能和向社会转移公权力提供条件，同时为国家必要的公权力行使和运作提供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就政治体制、机制、制度而言，旧的政治体制、机制、制度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法治不彰，人治盛行，“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没有制度的约束，即使有制度，制度的笼子也关不住过分膨胀的权力，一些官员甚至明目张胆地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治，编制强有力的能真正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使各级党委和党的一把手能真正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依法行使权力。
反腐必须综合治理，但也要重点突破。综合治理包括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教育反腐、惩治反腐。重点突破的方向应该是制度，是法治，即通过改革，改进和完善制度，推进法治。
所谓“制度反腐”，即是指通过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的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消除产生腐败的根源，营造保障廉政的环境，以达成腐败现象逐步减少，最终消除腐败的目标。所谓“法治反腐”，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与程序，为公权力执掌者创设公开、透明和防止其滥用的运作机制，以达成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逐步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
“制度反腐”与“法治反腐”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二者的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的交叉:“制度反腐”的制度很多是由法律确立的;“法治反腐”的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则大多是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或在相应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实现的。
教育反腐和惩治反腐在整个反腐机制中，无论是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有着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可以陶冶公权力执掌者的情操，培植其内心的理想信念;惩治可以通过惩罚公职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腐败行为，威慑和警醒其他有腐败倾向或苗头的公权力执掌者避免滑向腐败，鞭策所有公权力执掌者对腐败经常保持戒心，抵御各种腐败的诱惑，增强对腐败的免疫力。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人性的复杂性，单纯依靠教育或惩治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腐败问题，实现反腐败的目标和任务的。要比较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还必须同时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由于旧的体制、机制、制度对一些官员的思想的影响，由于一些官员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抛弃理想信念，过分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其世界观已经严重变形。对这些官员，单靠一时的培训、教育不可能使他们转而即时向善，单靠严刑峻法也不可能使他们因畏惧而即时“收手”。因此，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营造“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制度环境去扼制腐败，并通过这种制度环境去逐步培育绝大多数官员“不想腐败”的世界观，通过这种制度环境与人的精神世界的互动去培育和陶冶官员的廉政情操。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通过推进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机制、制度的整体的全方位的改革，有力地促进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从源头上和根本上扼制腐败在我国的蔓延趋势。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6.28
第三篇：中国应如何反腐败
目前，国内反腐败的力度正逐步加大，可在群众眼里还是觉得力度不够，对腐败行为怨声载道、深恶痛绝。腐败官员前“腐”后继，固然与官员个人欲望有关，但反腐败过程中的措施不力也难逃脱干系。中国应该怎样反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基于自己的认识，我谈一下对反腐败的看法。
1、反腐败，要力保政令畅通这看来是一句废话，但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政令不畅是制约我国反腐败效果的突出问题。在反腐败上我们并不缺少机构，党政的有纪检委、监察室、公安局，司法的有法院、检察院、反贪局，接受群众监督的有信访局、举报中心；我们也不缺少基本的法律法规条令，党纪国法白纸黑字摆着，甚至有些部门还出台了“禁令”、“规定”。
规矩定了，机构有了，反腐败看似水到渠成；可是国法政令不能有效畅通，得不到有效实施，却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硬伤。保证政令畅通施行，反腐部门各尽其责，是反腐败能够成功的关键。大陆腐败形式令人担忧，香港却荣膺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措无疑是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2、反腐败，不能讲究“抓大放小”抓大放小”既指所查反腐案件性质上的大小，也所抓腐败人员的官职大小。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查处了成克杰、胡长请等一大批腐败大案要案，这成绩固然可喜可贺，可是对其中一些案件我们明显缺乏一查到底的魄力。反腐败过程中，有多少案件怕牵扯过多而浅尝辙止？
在国企改革中，我们曾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对于搞活国有经济成绩斐然；可在反腐败中，我们应该力避“抓大发放小”的斗争方式。现在的腐败行为，已不是单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为，一旦查处了问题，将会导致强烈地连锁反应，窝案、串案水落石出。反腐败固然要讲究策略，但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腐败官员无论腐败程度有多高，都是人民的蛀虫，都要彻底清算。大案要案要抓，小腐小贪也不要放过。在反腐败阵线上，只有腐败分子和非腐败分子，不存在中间派。
3、反腐败，切勿过分“将功抵过”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应该是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应有的立场。一个腐败官员，在量刑的时候要考虑他的功劳，因为法律并不是不讲情理，但又不能过分看中功劳。抬高功劳，就容易导致判决的失横，进而导致司法不公。老百姓对官员的感触最深刻，当我们判决一个腐败官员后，如果民声沸腾感觉量刑轻了，十有八九是我们对案件确实判决有问题。法制社会要讲究法制，不能迷信民意，但要重视民意。我们的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实践的结果也将给官员带来一系列的功劳。功劳大小，是官员治理能力上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职能所在，“在其位，谋其政”而已。当我们对一个功劳深重的腐败官员处于极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我们尊重他的功劳，但我们也要让他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有些官员觉得不公，那你可以放弃做官；而事实上，一些人对做官依然是乐此不彼的，尽管口里在说“现在当官风险越来越大了”。
4、反腐败，谨慎使用“坦白从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以算得上法律上的人道主义；如果坦白，可能获得比实际稍轻的量刑，甚至能立功赎罪不予处罚。在反腐败问题上，“坦白从宽”是不亦大肆运用的。在查处腐败过程中，一些官员深知不能瞒天过海，便用和盘托出的方式企图减轻刑罚。可是，禁止腐败是我们政府日益强调的，这些官员为何不能恭敬恪守呢？这本身就是态度问题，笔者也无意去妖魔化官员坦白的主观动机。
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就是，一些大贪官在查处后总要来一份“悔过书”、“忏悔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而其他一些贪官则肆无忌惮、前腐后继，当然查处后有些也回坦白，再写一些“悔过书”、“忏悔录”来反省自己，警醒后人。这是反腐败斗争中很具戏剧性色彩的事情。明知道自己最终逃不过法律和人民的审判，还去照腐不误，对这样的腐败官员“坦白从宽”，实际上是对党纪国法的羞辱。法律不是在惩治人的时候才有刚性的，法治的意义更在于日常的约束和预防。
腐败就像一个雪球，它一旦滚动起来将越滚越大。腐败的“滚雪球”效应也告诉了我们反腐败任重道远，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毫不讳言我国当前腐败行为的严重性。我们期待，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能早日赢来胜利的曙光，给人民一个完满的回应。
第四篇：反腐败应破除思维定式
反腐败应破除思维定式
2013-03-04 第12版：参考文摘
作者：乔新生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936
实行民主的国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但是，不实行民主的国家则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现象。正因为如此，党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要想从根本上惩治腐败，必须大力发展民主。
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减少腐败，还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不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腐败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政府官员把自己还原成为一个普通人，利用制度中存在的各种漏洞进行权钱交易。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当然更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
一些政府官员既是改革的决策者，同时也是改革的执行者。许多官员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制定各种各样的奖励和交易规则，为自己及亲朋好友谋取巨大的利益。这种“制度上”的腐败比个人的直接贪污受贿更为严重。因此，中国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尽可能地解决行政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重合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建我国的政治伦理，防止一些政府官员把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或者商业惯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引入政治领域，把自己所掌握的公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者在反腐败方面殚精竭虑，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法律规范，而且针对执政党的成员制定了数十个纪律性的规范。这些规范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行政主导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使得行政权力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从而为官员谋取个人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缩小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通过定期的选举让政府官员充分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只有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让他们时刻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才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减少腐败现象。市场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政府官员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办事。如果政府官员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那么，政府官员很自然地会把既得利益集团获取的利益合法化。假如没有看到我国当前反腐败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把腐败与市场经济画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腐败，因而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就会进退失据。
（2012年第3期《法学家茶座》乔新生）
第五篇：财务成本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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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成本部目标：
1.落实项目领导班子决议和局、处上级对口部门工作安排
2.完善本部门工作，按照主管领导要求做好本部门各项工作的持续改进
3.努力将本部门建设成为项目成本控制平台
5.加强项目流动资金的调控、管理和各项资金的筹措
4.加强项目成本监控
6.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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