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

第一篇：胡适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

胡适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

胡适先生从学农改为学习哲学后，从1915年至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是对胡适一生影响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时期。在这期间，他师从杜威，系统地接受了实验主义（有译“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进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哲学基础。根据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胡适将“实验主义”带回国后，进一步解释：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万物都在变化，没有绝对真理。实验主义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应该从事实中寻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做真理的主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用实验主义的真理观，以怀疑为起点，持务实的态度，用实验的方法，寻找新知识来解决疑难。胡适把这些思想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就是杜威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尽管晚年的胡适已经淡化对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关注，更潜心于传统文化研究及中西方两种文化如何共同造就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化建设研究，但在那一段历史，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多做点研究，少谈点主义”等主张，是他对在中国如何推行实验主义提出建议的纲领；并在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同参与领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普及等大事件中进行了实践。对他的主张有全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相当时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胡适“反动文人”的标志，曾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受批判；另一方面，胡适思想影响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几十年至今，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典范，这是胡适与其他著名文化人不同的成功之处。

以上谈及的胡适的主要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多少人会作为反动的东西去批判，事实上如何研究胡适思想在过去和今后对中国文化思想建设的积极作用，才是需要努力的事。

“胡适为什么要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当然是个很大的题目，笔主在此只能先告一段落。为了能比较清楚的阐述自己想在这篇文章中想要说明的东西，我想提一下主要发生在思想界，同时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西方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主义

中国大学的主义

大学在中国公众的认知中一直是一个社会智识、道德追求和创新能力的象征，而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的建树却并不如意。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大学在数量方面（如博士学位获得者和论文发表数）有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怪现状。

从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有些现象已经与社会的舆论风向的异化互为表里，其中涉及的就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管理模式的问题。

第一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是指对“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怀疑和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轻鄙以至敌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载《余英时文集》第2卷）。目前，反智主义也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模式。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用数量来管理学术的现象，即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在某些学科领域（如法学）“核心期刊”又进一步被分为不同档次。“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已成为大学评定职称、奖金收入、提高学术地位的最重要基准。这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因为这是对学术研究和学者的蔑视。反智主义在大学弥漫的结果，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者有无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早已无人关注，而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通常都会得到单位的包庇（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仅停留在口号上）。

其次，在中国大学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另一特色标准是申请到多少课题及科研经费，其中又分为从国家重点课题到地方项目的各种档次。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反智主义，因为除少数专业需要经费从事实地考察外，人文社科研究与课题经费无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条件主要取决于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及档案文献。但在中国，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仍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大学内也几乎没人用科研项目经费购置外文图书资料（据了解这些科研经费本来可以用于大幅度提高大学教师基本工资，但只有少数申请人才能获取）。

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反智主义现象是大学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行政管理模式——大学教授成为计件工，只要会数数，任何人都能胜任学术管理工作。虽然这些年有关部门似乎不再突出强调数量，问题在于已成为“新常态”的反智主义很难纠正——不会因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而改变，因为大学早已成了“数字化”的名利场，涉及到大批受益者的切身利益。然而，若继续用反智主义来管理大学的智力工作，其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高无上，国家对内可压制个人自由，对外可无视国际法。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法学界、政治学界刮起的施密特旋风就是一例。自2004年以来，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学术论文已多达近400篇。早在1932年，施密特就主张主权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违反国际条约，包括违反《巴黎非战公约》而发动战争，与政治一样，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区分敌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的1933年4月，颇有政治嗅觉的施密特加入了纳粹党，成为“新帝国的国家法理论家”。1939年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前，施密特又发表文章声称中欧和东欧是受德意志帝国控制和保护的“大空间”（Grossraum）。

强调国家主义和区分敌友的施密特思想在中国学界受到热捧，如果只是学术界现象也无可厚非（百家争鸣嘛），但如果是因为施密特思想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或当局的需要则耐人寻味了。在弥漫着国家主义的气氛之下，不少学者充当政府智囊通常先揣摩上意，结果不仅无助于科学决策还给人以学者为官方代言人的印象。

与近年来介绍卡尔•施密特受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在德国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中国学界却少有人问津。拉德布鲁赫由于面对纳粹党勇敢正直地坚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观点，1933年5月9日成为第一位被纳粹当局解职的大学教授。拉德布鲁赫也是战后最早对德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追随纳粹党的耻辱进行反思的法学家，他批判了德国法律实证主义，而将民主、人权与法治联系起来。

第三是犬儒主义。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是指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载《读书》2014年第7期）。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犬儒主义突出地体现为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代替了对政治的批评，敏锐的政治嗅觉代替了良知和常识。如法治（rule of law）的涵义本来主要是指限制国家权力并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但却被某些人降格为处理私人之间或邻里纠纷的道具或社会秩序，将宪法问题变为私法问题，因而使法治与法制（rule by law）混淆不清。

至今在中国社会由于法学者们的“贡献”，法治、宪政、民主等常识性概念仍然混乱不清，所以才出现了肯定法治而否定宪政的荒谬现象。法治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宪政主义除了强调“宪法至上”之外与法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第5条已体现了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

第四是唯“美”主义。这里的“美”指美国，主要体现在中国高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口号时唯美国大学马首是瞻。如不久前，北大人事部负责人到笔者所在法学院介绍学校引进人才和人事情况，基本上以美国的名牌大学作为参照指标，几乎没有提到其他发达国家大学。当代世界一流大学较多地集中于美国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年来中国并没有认真研究美国大学的体制（如学术自由、避免近亲繁殖的公平竞争、教授治理等），却把美国社会流行的一些商业行为搬来了，如热衷于对大学及其各个专业的排名、论文引证率的排行榜，等等。其实，这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排名热并非来自美国大学本身，而是一些商业性机构为了市场目的而炒作的东西，也具有明显的反智色彩，因而早已为美国顶级大学有识之士所不屑。

然而，在中国“排名”却成为中国各大学及院系领导最为重视的“政绩”。此外，由于看到美国大学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中国也实行引进人才计划并由官方下达硬性指标，以高出中国大学教授工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薪从国外引进人才，结果能引进的真正人才非常有限但却造成了对国内大学教授不公平的差别待遇。

事实上，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第一，二战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导致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第二，美国以世界最通用的英语为官方语言；第三，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第四，美国是高度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终身教授平均年薪较高——无需用高出本地教授几倍的高薪就能吸引外国人才；第五，美国的顶级大学多为私立大学。对这些方面，不要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效仿的。所以，在中国办大学言必谈美国未必行得通。

以上仅仅是列出的中国大学部分怪现状，如果细数还有很多。这些作为大学病态的怪现状对未来中国社会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第三篇：中国共青团主义团章程

《中国共青团主义团章程》心得体会

今天我们进行《中国共青团主义团章程》的讨论学习，从中使我们对团章有了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从前，不了解团章程，也没有主动去了解、认识和用心的去学习团章故尔我们的信仰是盲目的、肤浅的。身为共青团的一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团的章程，进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而更好的开展团的工作。

通过对团章的学习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共青团的基本情况和现状。中国共青团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所以中国共青团要坚决拥护党的纲领，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此高的要求成为我们上进的动力，成为鞭策我们的宗旨，身为共青团的成员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这其中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青年能紧密围绕在团组织的身边，才能健康成长。在经济形势飞跃发展的今天，更要求我们广大青年，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努力争做“四有”新人，不断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努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

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志，但在经济法发展的背后更重要的则是政治和形势的稳定，作为青年一代，作为未来的接班人，我们青年团更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刻学习青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达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要努力增强名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三观”。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技术，要深刻领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并且应该学习现代管理方式，诚实劳动，勇于创新。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优良风采。

青年团和党组织就像一对无法分离的同胞姐妹一样，青年团充分发展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且适时的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运动，并且要积极的向党和政府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在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坚决维护和发展全国各族青年之间的团结友爱精神，保障我国各民族能在党组织的领带下共同繁荣发展。

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走入团的队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依稀记得自己上初中时入团的情景，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感觉自己不再弱小。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名团员。一位能为人民服务的初中生，加入团组织的我们，要宣传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要自觉遵守规章制度，要时时刻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会自我完善，要认真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自觉维护团的荣誉，团员并不单单是一个称号，它所象征的是组织和纪律，所代表的是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个团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要懂得顾全大局利益，要做到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要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宽容和理解，因有自身的组织制度，但这一定是在不和国家相关制度相冲突下制定的，其组织制度充分的体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纪律性严格，组织性强的团体。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通常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团员代表大会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提前和延期举行，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总部署部门，往往都是讨论和决定全国的工作和方针，任务和有关重大事项，对全国的工作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而团的地方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与会期间，地方团组织要向上级进行汇报，及时反映出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和过失，已达到互相上进的效果。团的基层组织的设置应该从实际出发。可以不完全与党组织和政建相对应。适应街道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单位和领域的特点，灵活设置团组织。这样就达到了地方灵活和中央的集中，从而使工作能更有效的开展。

对于每个组织和部门来说，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和培养好的管理人才机制，往往只会起到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而团的干部作为团的骨干，更要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来进行选拔。近几年，团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不断增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努力实现管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团干部要模范旅行团圆的各项义务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新，自觉奉献，要党放心，青年干部要在政治，学习，工作，品德方面不断加强，培养自身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作为团里的干部，我们也深知责任之重大，在开展团工作之余我们也不断培养自身素质，道德素质和工作能力，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为下一次的重任打下夯实的基础，无悔的付出，幸勤的工作只为服务于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青年团有自己的团旗，团徽，团歌和团员证。红色的团徽象征着革命的胜利，周围的五角星则象征着中国青年一代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团旗所蕴含的内在意义是每个团员必须铭记在心的，团会上的太阳为其光芒更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超遮挡所领导的方向奋勇前进。

团是党的继承和后备军而少年先锋队又是团员的预备队。这一层紧密的联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三面重要旗帜，少年先锋队使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它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儿童的心声，是阳光一代真实的写照。他们的肩上单的祖国的未来，担的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正是有了如此重大的责任，团组织对少年先锋队员入团前的培养是非常认真和严格的，每个少先队员必须经过团认真的批准才能加入这个人队伍，也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

通过一系列章程的学习。我们队团章的认识由肤浅变得深刻一些。曾经不明白的、不理解的，我们也恍然大悟。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要为将来做长远的打算，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培养的正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所需要的接班人，因此我们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升自己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团组织干部，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第四篇：中国哲学史--胡适方法论

浅谈胡适方法论

(人文学院哲学系101班)

【摘要】胡适晚年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他把他的治学方法简洁地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誉之为“科学方法”，终身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辩护。这个“科学方法”它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获得许多学者的信服。本文通过对胡适的生平，求学经历，以及对方法论的梳理，以巩固所学，加深对其的理解。

【关键字】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怀疑假设求证

胡适，1891年生人，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1910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2年转至该校文学院。在此期间，他在留学生中积极提倡白话文、白话诗，主张文学改良。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不主义：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

（五）须讲求文法；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在现在看来，这“八不主义”非常平淡，但在当时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运动第一炮，胡适也因这一文章而一举闻名，终身显赫。

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该系系主任为杜威，胡适曾有言：“杜威教授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胡适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7年胡适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博士论文是《中国名学发展史》。1917年，新文化运动发动了，胡适应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课题便是评论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看其适于不适于新时代的需要，就是对文化作重新估价。评论、估价必须有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胡适适逢其时，带来了在美国很盛行的实验主义，这就如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加应用了。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国驻美大使至1942年，后移居美国从事学术工作。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开始作《水经注》考证工作。1946年6月回国，9月就任北大校长。1948年后北平解放前夕，离职往南京。1949年4月由上海乘船到美国，寓居在纽约，1958年4月离美回台北定居。10月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2年去世。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三点：一，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二，整理国故，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为代表；三，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方法论，即所谓实验主义。而在中国现在哲学史上，胡适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影响是巨大。严复是在中国引进英国经验派的首要人物，王国维和蔡元培是引进欧洲大陆派理性主义的首要人物。而胡适则是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引进中国的首要人物。美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胡适没把pragmatism译成实用主义，而是沿用日本人的译名，译成“实际主义”。而且在他看来，实际主义若换成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是有区别的。胡适认为实际主义注重实际效果，而实验主义虽然也注重实际效果，但它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所以，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是一种方法论。

对待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构成了胡适论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一方面，从前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实验主义者继承了近代科学思想，认为科学上的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结果。科学的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为方便的假设。这些科学律例用来解释事物现象，若解释得令人满意，就是真的；解释得不令人满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求别种假设来代替之。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律例：首先，是人造的；其次，是假定的，全根据它解释事实能不能令人满意，方才可定它是不是适用的；第三，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理。总之，实验主义认为，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这种对于科学律例的新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学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它只承认一切真理就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实验室态度”。另一方面，进化论认为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实验主义认为，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实验主义认为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它只承认具体环境中的这个真理或那个真理，这一类的“这个真理”是实在，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实验主义者把进化论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便有了一种“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上述是实验主义两个最根本的观念。第一是科学实验室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胡认为这两个态度都是19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验主义就是此种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的结果。

实验主义反对虚玄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要适应环境，应付环境，就要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所以，实验主义注重方法。胡适曾说道：“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胡适把杜威的五步说概括为三步：第一，发现种种问题，找出疑难之处；第二，提出解决疑难的假设；第三，通过实验加以解决。但是胡适更经常的做法是把上述的两种说法归结为如下的“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胡适的方法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就是他所谓的“十字真言”。胡适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怀疑；疑难与困惑的产生就是由怀疑产生的。胡适十几岁时就有较为强烈的怀疑精神，并在寻求解决怀疑的方法。受到杜威，赫胥黎的影响，他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其实这种怀疑精神是从事思想研究、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怀疑精神，就没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学术。有了这种怀疑精神就能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就能促进思想发展，变化。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就是怀疑精神，而不是什么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上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层次，假设；要解决疑难，就得设计或提出理论假设。胡适认为，假设是从以往地经验里产生的，根据杜威的五步说，假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多个，这样我们才能从中选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解决疑难的假设。胡适强调假设一定要大胆。“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当然这里所谓的假设的大胆是针对着所产生的疑难而说的。只有大胆地假设前提，才有可能寻觅到解决疑难的方法。胡适的大胆假设的思想实质上受到了“小心求证”的制约。胡适大胆假设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在数量众多的假设中进行选择，胡的方法论没有提供这样的标准。所以，这样选择有盲目性。

第三个层次，求证；胡适反复强调，求证要拿出充分证据来检验假设是否可靠。求证一定要小心，细心，对于证据要问：“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找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什么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这个人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假的可能吗？”证据一定要可信。

当然，胡适的方法论也存在着问题，比如，过分强调了自然科学方法，而没有突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特色。比如，胡适的方法主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这样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特色，却不能运用来分析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问题。再比如，因为它忽视了理论思维的作用，所以作为方法论，实验主义本身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方法论在一个不讲方法论的中国哲学界来说，是有很重大的意义。人文科学界如季羡林先生曾多次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自然科学界如神经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能严守这两个座右铭，你将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是严肃的科学方法，是实验主义所要求的实验室态度，这一方法尽管简单，但其影响在当时还是很巨大的。时至今日，在悉心学习胡适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结合实际，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意义，哲学的思想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沈寂 主编《胡适研究》（三辑）北京：东方出版社

闻继宁《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道德《胡适的科学方法简析》，《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五篇：中国反恐怖主义简述

中国反恐怖主义简述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并带来严重后果。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尼、印度等国家，都经历过国际恐怖主义的浩劫，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相比之下，中国似乎是没出过大事，但是近几年发生在我国的严重暴力恐怖活动俨然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危机就在我们身边，恐怖主义离中国并不遥远,以“东突”势力为代表的境内外“三股势力”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甚至勾结国际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实施大量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破坏新疆发展稳定，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而正视我国目前的恐怖主义犯罪现状，准确的把握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是有效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前提。恐怖主义活动形势严峻，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打击恐怖主义！

一、我国发生的典型严重恐怖主义事件

（一）2009年“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2009年7月5日20时左右，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众多无辜群众和一名武警被杀害，大量群众和武警受伤，多部车辆被烧毁，多家商店被砸被烧。，已经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156人，在无辜死难者中，汉族群众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乌鲁木齐“7·5事件”成为新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二）2013年“6·26”新疆鄯善县暴力恐怖事件

2013年6月26日凌晨5时50分许，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多名暴徒先后袭击鲁克沁镇派出所、特巡警中队、镇政府和民工工地，放火焚烧警车。该案件已造成24人遇害（其中维吾尔族16人），包括公安民警2人；另有21名民警和群众受伤。公安民警当场击毙暴徒11人，击伤并抓获4人。

（三）2013年“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2013年10月28日12时许，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驾乘吉普车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事件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

（四）2014年“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

2014年3月1日晚，云南省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一起暴力恐怖事件，一伙蒙面暴徒手持刀具、统一着装，持械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造成30人死亡、140多人受伤。

二、中国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分析

（一）目的明确，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这些恐怖主义活动都是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破坏中国的民族政策，破坏新疆发展稳定，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二）特征鲜明，多发于少数民族区域和中心城市区域

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心城市区域。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如新疆、四川、云南、西藏都处于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区域，在中心城市区域北京、广东、上海亦是恐怖活动的多发区域，其他部分省市也有发生。

（三）影响深远，试图制造社会恐慌

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性不仅仅体现对直接对象的侵害，更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冲击，许多恐怖分子通过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来扩大自身影响，在社会中散播恐怖气氛，借此达到胁迫政府组织的目的。约 92%的恐怖袭击活动中，恐怖分子都具有扩大影响、制造社会恐慌的预期目标，充分了体现出了恐怖主义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三、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一)反恐法的制定与实施

制定反恐怖主义法是完善国家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依法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是十分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二)采取情报引导侦查的方法

如果能在恐怖活动预谋过程中，及时获取相关情报线索，或者仔细分析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活动，就能先发制敌，对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反恐怖特种力量的建设

国际反恐怖实践证明，特种力量是震慑犯罪的锐利武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特种力量具有装备精良、技能全面、快速反应的特点，在恐怖事件发生后，或解救人质，或迅速平息事件，适应全天候作战要求。(四)强化社会宣传和教育

应广泛开展防范恐怖活动的安全教育和应急自救知识学习，指导公众如何发现可疑迹象并及时举报，调动公众参与反恐怖斗争的积极性;指导公众在面对恐怖袭击时采取正确措施规避危险，掌握紧急情况下自救和互救知识，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程度。

四、个人对发生在我国的恐怖主义事件分析

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上，中国已经有所准备，并同上合组织国家多次进行了“反恐”联合军演，在国内也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但是，如何有效保障中国在海外人员免遭恐怖袭击，中国还缺乏经验，措施也有待完善。同时，国人对于恐怖主义袭击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似乎也显得不足，国家对于公众的“反恐”教育和普及相关常识工作，至今仍未摆到应有位置。

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看，许多受害者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或不懂得如何防范的情况下，陷入悲惨境地。这种血的教训也告诫我们，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不仅要从国家层面着手，注重军队、武警和地方公安部门的相应准备，而且要高度重视对于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中国未来反恐的道路任重道远，当今反恐维稳的形势越发严峻，维护国家稳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坚持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袭击的坚硬态度，不给任何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