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鲍威尔：“撒切尔主义”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第一篇：查尔斯·鲍威尔：“撒切尔主义”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查尔斯·鲍威尔：“撒切尔主义”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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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主义”并非一种政治哲学，也不是一个原创性的知识概念。“撒切尔主义”有它的知识基础，它是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等要素的简单描述。“撒切尔主义”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如在为社会上最不富裕的人群提供社会保障安全网络方面，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这背后有一个判断，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机制。并且，就市场整体而言，要比政府更了解资源配置。“撒切尔主义”还包括法治的含义。玛格丽特·撒切尔常被认为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她的领导力、意志力，以及在推动影响深远变革过程中展现的非凡执行能力，而这些变革是真实的、产生了效果的，不是抽象的原则。重温撒切尔改革

理解撒切尔的改革，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英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当时，“二战”刚结束，经济衰退持续，英国正经历最为低迷的时期。整个国家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王国治下的国家纷纷独立，疆土萎缩。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持续、且衰退似乎不可避免的国家里。

玛格丽特·撒切尔明白，治愈英国病症的方法，是让英国做出显著的改变，但不是革命性的变革。1975年，她写下了这样的名言：“我们正在来到我们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因循守旧，继续衰落。我们也可以停止现在所作所为，决断高呼‘够了’！”用商业术语来说，这个国家所急需的是一个彻底的转机，这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着手改革要取得的成果。一切，都要被撼动。

变革有若干关键因素，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活力；降低税率，恢复经济刺激；将罢工和工会置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减少罢工和消除工会的束缚；将国有工业私有化；鼓励上述所有私有产权，让个人拥有住房；降低政府在GDP中所占比例等等。推行这些改革，需要政策有很大变化，但是相比政策变化，改革会给人们心理造成更大变化：改革使人们相信，如果大家做好忍受短期痛苦的准备，那么针对长远目标推行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就会产生效果。这意味着，要击退既得利益和政治对手，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她所属的保守党内部的反对力量。撒切尔的改革还包括恢复国家信心。做到这些，需要领导人具备非凡的意志力和决心。

除了眼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当时还存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要求抛弃“依赖文化”，也就是“社会福利国家主义”的声音。在这种制度下，出现问题人们会先向政府寻求帮助，由政府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和照顾他们，而不是自己负起责任。玛格丽特·撒切尔认可一点，即国家必须为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康。但是，这种帮助不应该减轻人们照顾自己或家庭成员的责任。当撒切尔说“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时，她指的是，社会不可能独立于个体存在，个体构成社会。再议“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是否取得了成功？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观察到生活充满无数正面和负面内容一样。正的一面非常清楚，英国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变化，市场的作用被恢复，企业家的本能精神被释放，监管负担被降低。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被直接挑战和击败。国家在经济中的比重，从大约一半的水平降低到四成以下，增长再次归来，失业率下降。但是，为此要付出代价。变革过程存在分歧和争议，其中包括社会动荡。当时，伦敦市中心发生骚乱，与工会的暴力冲突等事件。尽管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得到壮大和繁荣，但紧缩带来的痛苦却让制造业一蹶不振。尽管私有化整体上催生了更有效率的商业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但也不是每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高峰时期个人股东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之多，但随后发生巨大下滑。社会和结构性改革未能完成，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使得英国至今依然挣扎其中。

换言之，变革的过程是艰难的、旷日持久的，且未能完成。但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任期结束的时候，倒退的情况没有出现，而且人们根本就没有倒退的想法。的确，玛格丽特·撒切尔所改变的最大事情之一就是工党，工党的改变甚至超过她所属的保守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撒切尔，就没有后来的布莱尔。撒切尔的改革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能发挥什么作用的认识上，英国经历了根本而持久的改变。对中国的启示

这些改革最终和中国的关联性在哪里？20世纪70年代英国面临一系列特殊的问题，彼时一些改革的确对英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奏效。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将这些改革经验建议给中国，某种意义上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的确如此，因为中国并没有处在一个“转折”的阶段。

中国当下，面临的是成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当时英国面临的失败和士气低落。更深层面上，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问题。即中英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区别很大。这使得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改革政策与中国面临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努力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还是有相似处和教训可以借鉴。首先，中国需要变革，这是一个前提。这一点已经被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和阐述。这个问题已经足够凸显（有时被描述成“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人口红利下降、成本优势消失、环境恶化、以牺牲私有部门为代价的国有企业过高的份额、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巨大的产能过剩、过时的银行系统，以及萎缩的国际市场需求等等。

同样重要、也同样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找到这些问题相应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也得到了明确承认。即中国需要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扭曲的补贴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已经被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以及中国国家发改委明确无误地表述过。中国知道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但是，知道做什么很容易，困难却在于怎么做。

至少玛格丽特·撒切尔当年采取的某些政策绝对和今天中国的改革相关，特别是私有化和扩大所有权方面的措施。英国的私有化有若干目标或维度。其中一个就是“政府不知道如何运营企业，而且应该不要尝试去运营企业”。市场总是资源配置更有效的机制，也是比政府更有效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因此，让英国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私有化成为一个途径。英国私有化的第二个动力（目标）在于打造一批小股东，这些小股东能有效地让市场原则深入英国公众的内心。推行私有化还有第三个功用上的原因，就是通过私有化为公共财政融得一些额外收入。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所有之前国有化了的产业和主要的公共设施被出售给公众。英国的做法随之被全世界其他国家广泛效仿，成为迫使低效的国有企业走向现代化的工具。即便在今天面临重重压力的欧元区国家那里，出售国有资产、降低公共部门债务的做法依然屡见不鲜。

作为一项政策，私有化算得上是成功之举吗？当私有化作为一股新风，将之前国有企业主宰的市场竞争的大门吹开的时候，也就是说消除垄断的时候，它的确是最好的政策方案。然而，通过裙带关系，仅仅做到从垄断向私有的转变，就不能称其为成功了。我认为，私有化的原则，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而不仅仅是“公司化”，Corporatization），以及削弱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对今天中国解决经济所面临的转型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玛格丽特·撒切尔推行的改革，还有更重要和更相关的经验产生，也就是与改革政策实际执行有关的经验，这也是人们所担心地方，包括：第一，改革非常需要一位可以促成经济变革的、强力的领导。邓小平和朱基时代的中国，从不缺乏这样的领导力。意见一致并不能催生变革。变革需要清晰阐明目标，展现绝对决心和实现变革的意志力。权宜之计或折衷之举没用，必须自始至终，坚持如一。第二，改革要做好接受和应对短期困难的准备，这是取得长期成果必须支付的代价。在形势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但关键是，改革者不要在短期形势逼迫下偏离方向。第三，要承认变革长路漫漫，没有捷径可言，也没有“宇宙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第四，要接受一个事实，改革成果永远不会平等。肯定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好处。而改革成功的奥秘在于，要确保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能从改革中受益。第五，改革会出现大量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考，改变他们的想法。第六，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团结各方力量，而且要把改革的想法向相关方解释、解释，再解释。

每个人都关心中国的变革能否在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得以实现，以及这个制度是否与中国迈向“21世纪现代社会”的目标相匹配，这是改革最困难的方面。对于英国而言，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笔有益的制度财富，因为它允许不同的观点公开传播与辩论，而且最终要受到选举的检验。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改革带来的变化令人感到痛苦，但她还是率领保守党连续赢得三次选举。法治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司法和法律系统，而英国现在也在享受法治带来的好处。所有这些，对英国大变革时期商业信心的维护帮助巨大。中国则有着不同的规则体系，能否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充分的变革和经济改革，这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不是来自其他外部力量。

我不会假装认为 “撒切尔主义”是一个绝对成功的理念；或者说，英国所采用的政策会适用于中国今天任何一种不同的情况。但是，我的确认为，英国改革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不只是特定政策意义上的经验，更多的是成功推动重大变革时所采取的方式。而中国，将受益于这样的探究。本文由诚刚翻译，英文原稿已经发言人授权

第二篇：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年-1990年在任，她是至今为止英国唯一一位女首相，她的政治哲学与政策主张被通称为“撒切尔主义”，在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作出了既深且广的改变。在担任首相前后高姿态地反对共产主义，而被前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这个绰号甚至已成为了她的主要标志。撒切尔夫人曾四次访问中国，并于1984年在北京代表联合王国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回归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所谓撒切尔主义是指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保守党内出现的一股占统治地位的“新右派”势力的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了在社会地位和其他领域方面的不平等。

在新工党执政前主宰英国政坛近20余年的是撒切尔主义。它一方面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新保守主义的文化右翼纲领政策。它反对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之上的“共识政治”，是更为广泛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国际性的反对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在对待平等问题上，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提出“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共所遵循的）只能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专制力量来推行。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了在社会地位和其他领域方面的不平等。

20世纪80年代初，当撒切尔夫人率先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但当她坚决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发表“撒切尔夫人是不会转弯的”这句名言时，密特朗在1982年被迫来了个大转弯。在执政末期，他也成了私有化的拥趸。

在撒切尔时代末期，东欧、印度和苏联竞相施行自由市场改革。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政的俄罗斯时，撒切尔夫人挖苦道，新任莫斯科市长似乎是她本人的经济学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她的两位最亲密顾问出版了《将世界私有化》一书，书名洋溢着欣喜之情。她本人欢欣鼓舞：“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然而，在她离开唐宁街近20年后，英国经济再度深陷困境。撒切尔夫人反对的几乎所有事物——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再度流行。在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和成就正被逐一粉碎。她将最高税率降至40%的著名举措被推翻。

第三篇：撒切尔的改革对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撒切尔的改革对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她对“改革如何可能”的启示。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到改革很重要，但是改革就是推不动，为什么？或者缺什么？我们注意到撒切尔生活的背景，她是出生在小杂货商家庭，不是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她父亲勤劳、正直这些品格的影响，接受了企业家精神的熏陶，并使她意识到独立自强，个人自我负责的重要性，这种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意识直接体现在她的执政理念中。

市场经济是个体自我负责的经济，是这一理念的产物，一个强调自我负责的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拒绝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是这一理念自然而然的产物。

可以说，有什么样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生活只是人们理念活动的反映，当前，改革难以推动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流行“混”的文化，也就是没有信仰和不讲正义的原则，只求个人发达的文化。因此，在制度改革之外，重塑上述的自由市场的原则和理念，也是有志于推动改革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四篇：对撒切尔夫人评价

一般人对于曾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她的印象大概只是她任期内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香港回归，包括她和邓谈判的趣闻；第二件，就是在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战争，结果英国胜了。首相撒切尔“铁娘子”的风度让全世界印象极其深刻。当时英国的许多百姓认为，她是英国政府里面真正的男子汉！

撒切尔夫人处理英国国内事务之所以能让政府重新变得负责而权威，部分是通过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实现的。撒切尔的改革振兴了私人部门、促进了房屋所有权、降低了企业税、减少了对经济大部的监管，并遏制了工会动用其行业能量的实力。她以决心推动改革项目，但在执行方面相当务实--至少在其首相生涯晚期之前是如此。她步步为营，不懈地朝一个方向前进。政府上下没有任何人怀疑她的目标。

二战之后，欧洲福利主义盛行，英国也因此陷入了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尴尬，此外，还不得不长期面对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1979年，撒切尔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税率、限制工会势力、削减福利、对国企大幅私有化并关停无望盈利的矿产企业，为此得罪了相当一批人。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但是她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是明明白白的：英国的经济起死回生，人民的生活大有改善。

对自己的政府，撒切尔同样不手软。1979年一上台，她就聘任德雷纳为政府顾问，并按照他的建议裁掉了十七万政府职员，其中大多为高级公务员。撒切尔的坚持最终见到了效果。1987年，精简公职人员提高的效能相当于10亿英镑，使当年的英国国家财政扭亏为盈。

但最让人仰慕撒切尔的地方是她的政治风格。她从来不会要专家小组告诉她应该信什么，应该怎样说。她认为思想是政治的核心，她为她所信的思想而战。她厌恶中间道路政治的思想，而被空泛的精英共识先入为主的大部分选民正是如此。她认为，作为领导人，雷厉风行可以通过让人们相信真相及其与她立场的关联改变政治地图。

关于马岛战争，无疑是当时英国面临的极大挑战。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英国，连英国最铁的盟友美国，也不表态！可撒切尔临危不惧，果断出击，最终在军事和外交上赢得了战争。另外，在对于欧洲一体化提议她连说三个不，也反映出她的政治强势。

铁娘子，是个有褒有贬的称呼。但正因为她的风格，世界人民尊敬她，钦佩她。

那么一位伟大的人物，在她临终之时，她的孩子都不在身边，陪伴在她身旁的，是她的医生和护工。也许，她是一位好领袖，却并不是一位好母亲。不禁令人感叹！

第五篇：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

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1393）

被称作“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连续三届担任英国首相11年，经历了冷战高潮和苏联解体的前夜，与中国签署归还香港的联合声明，她还带领英国打赢了马岛战争。她是西方国家的著名领袖，对有限重振英国经济作出了贡献。有人说，撒切尔夫人代表了大英帝国的余威，她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她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轨迹”。

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半间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她的政治遗产不仅留给了保守党，也留给了工党。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后来的政府，仍然在沿行她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这位创造了英国政坛奇迹的第一女首相，不会被历史轻易遗忘。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当时英国国民对国运衰落的不满和沮丧，对工会得寸进尺行为的反感，成就了撒切尔夫人的冒险。“撒切尔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容磨灭，却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在她卸任前后的1990-1991年，英国再次陷入经济衰退，通胀率和失业率和其上台前后几乎无甚差别，对此，她的自由经济也无法包治百病，只能病急乱投医地提出“地方税”(尽管这并不符合其一贯的低税主义理念)，并因此众叛亲离；她对“大国荣光”的坚持在马岛获得成功，却在香港问题上碰壁，更在是否加入欧元区问题上成为延续至今的争议话题。

在英国社会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说她分裂了英国，让人爱恨交加，而十几年过去了，撒切尔夫人在普通民众种的分裂形象依然存在。2002年，在BBC举办的“100名最伟大的英国人”评选中，她名列第16位——排在她前面的包括丘吉尔、戴安娜、莎士比亚和威灵顿。仅仅一年后，英国电视台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的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还活着而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者正被起诉的人”。撒切尔夫人荣登探花——排在她前面的是前任首相布拉尔和以胸大出名的艳星乔丹。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这个“判决”。

在世人眼中，撒切尔夫人不仅是“铁娘子”，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魔鬼”、“民主国家的独裁者”。回顾这位政治巨擘的传奇一生，刚硬做派和犀利性格，造就出一个个英国政坛神话：“男人领地”英国保守党的第一位女领袖，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三次蝉联英国首相开创历史先例。不独此，为了振兴经济不惜削减福利、压制工会、打击罢工;为捍卫英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不惜在欧共体首脑会议上摔手包怒砸会议桌;为了争夺矿藏丰富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不惜千里迢迢决战阿根廷。直率、泼辣、强硬、毫不妥协，但凡强势强悍形容词，拿来皆不为过。

尽管如此，仍不能改变这个女人本身的伟大。她的雷厉风行，铁腕手段的确改变了英国这个国家，让英国从谷底走了上来。借势私有化，打破国家垄断，削减福利，借“海瑟尔惨案”整顿英国足球，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损伤大家的利益，但却是实际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所以她仇恨值非常高，在死后仍有人庆祝她的死亡。然而有些人却没有想到。当时除了她，没有人愿意去触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她为战后的强调国家力量，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混合体的世界中带来了一丝新意。同时，她也尽到一个普通女性的本分，生儿育女，家庭和睦，即使是有媒体的美化和助推，但是她的的确确地改变了世界。无论世人对这位“铁娘子”的评价多么极端，却无法否认这个女人的伟大！斯人已逝，大幕已落，所有功过与是非，都只有留待别人评说。87年，对于一个女人，已足够长了，对于历史来说，它却是多么匆忙的一瞬。而她的政治生涯将继续影响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