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三节句义

第一篇：第五章第三节句义

第三节 句义

一、词语的搭配和词义在句义中的实现

词义的组合是通过词语的搭配（组合）来实现的。词语的搭配一方面要受到语法规则的支配，另一方面也要受到语义条件的限制。

词语搭配的语义条件是多方面的。如“ 月亮吃月饼”“苹果玩猴子”之类的搭配虽然符合语法规则，但是不符合语义组合的条件。

词语的搭配还涉及到每个语言词义系统内部义场的特征。如北京话中的“吃”的对象只限于固体食物。而上海话中的“吃”的对象除了固体食物 以外，还可以是液体：吃酒，甚至是液体:吃烟。原因就是因为北京话中“吃“系列的 语义场中还有”喝“和”吸“，各有分工。它们的搭配关系在上海话中由”吃“一词全部承担。由此可见，词义组合的语义条件还要受到语义场中其他成员的制约。

词语的搭配还要考虑社会的使用习惯。，即所谓的“惯用法“。惯用法是社会长期约定俗成的，很难说清其的语义条件。

词语的搭配还涉及到词义的各种附加色彩和修辞效果。带有褒义色彩的词不能用于贬义。常用于口语的词不太和书面语搀和。

词义在搭配组合中还会凸显一些语义特征，隐去一些语义特征。词义的概括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而词义的组合则是从一般回到特殊，从简单回到复杂。组合中的词义常常会突出语义特征的某一方面。

二、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人类经验的映像

句子成分的搭配不仅要符合语法规则，还要符合语义规则。比如前面举到的“苹果玩猴子“。

句中的名词和动词有不同的语义关系，语义学中称之为“语义角色“。

“物体“的常见的语义角色有

施事，自主性动作行为的主动发出者。

受事，因施事的动作行为而受到影响的事物。

与事，事件的非主动参与者

主事,性质，状态或发生非自主变化的主体

致事（事件或变化的 引发者）

此外还有外围 语义角色： 工具，方所，时间

句子中的谓语动词和与之相配合的语义角色构成了句子的 语义结构。

语法上符合 语法规则，语义上符合 语义规则，这样的句子才可能作为人类经验的映像。

三、句法语义范畴和属于说话者的人类经验映像

语义范畴：人称、时、指示

人称：是与“说话者“挂钩的名词性范畴

时： 是与“说话时“挂钩的范畴

指示：是与“说话者位置“挂钩的范畴许多 语言中用专门的指示代词来表示。语气：是表达“句子的言语交际作用“的范畴。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

情态：是体现“说话者对所言的主观态度“的范畴。主要由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或”我认为，我相信，我肯定，我确信“等小句来体现。

四、句子的真值和句义的蕴涵、预设关系

句子所表达的“判断“是否真实的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现象或事件，语义学中看做是”句子真假“或”句子的真值“问题。如果句义所表述的现象或事件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则该句为”真“。

真值的两种重要关系——蕴涵和预设

蕴涵 通俗的说，句子的蕴涵关系就是，从一个句子的句义一定能推导出另一个句子的句义。反向推导却不成立。

如：a句子 ：李明买了猕猴桃。

b句子：李明买了水果。

a，b两句之间就有蕴涵关系。

预设 通俗的说，如果一个句子的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都以另一句子的肯定式为前提，则另一句子是该句的预设。

如：a他哥哥昨天回来了/没回来b 他有哥哥

不论他哥哥有没有回来，（肯定式：他哥哥回来了；否定式他哥哥没有回来）都要 以b句子为前提。a b两句是预设关系。b句义是a句义的预设。

第四节 语用

一、语境与语境义

语境的含义有三个方面。

1.话语的物理环境，又叫言谈环境。包括：说话者/受话者、说话当时的时空及其这一时空中的所有存在。

2.话语 语境 是指一个连贯的言语事件中前面或后面的话语（如小说中的上下文）。句子中的省略和某些指代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必须通过话语语境来补充。

3.说话者与 受话者的背景知识

日常交流中，双方要有共同的背景知识才能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含义。

阅读古今中外名著时，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知识背景

二、话题和说明

话题是句子所传达的信息所关涉的实体，选择不同的句子成分做话题，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同。

三、焦点和预设

焦点是句子中说话者所认为的受话者所不知道的信息。即说话者希望受话者特别关注的新信息，就是句子的焦点。在会话中，焦点通过语调重音标出来。

例如：小明吃了苹果 如果语调重音在“小明“上，那么小明就是信息焦点。回答的是”谁吃了苹果“的问题，则”有人吃了苹果“是预设。

焦点还可以用句法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英语中的“it is ……that……”句式也是标示焦点的。is 后的成分就是信息的焦点。

有些语言中，焦点用专门的句法虚化成分来标示。

四、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言内意外

五、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可以分为三个环节：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

第二篇：第三节 因形求义

第三节 因形求义

寓义于形是表意文字的本质特征。汉字的最初构形与它原本要记录的词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汉字的使用中，人们习惯上把字形所能反映的、又能从文献用例中得到证实的某一义项称为字的本义，把这个字称为本字。所谓因形求义，就是凭借对字形的分析来判定本字及其本义。这是传统训诂学的重要训释方法，后世的训诂学家把它与声训相对，称之为形训。

一、因形求义的意义

古汉字的原始构形，往往是上古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以至社会意识的反映，因此因形求义不仅对研究古汉字和古汉语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学人利用古汉字来研究上古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与学习古代汉语关系至大的几点：

1． 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住文句中某个字的含义，从而得以深入、具体、形象地理解文辞的意思

古人作文每用本字本义，而这些本字本义在现代汉语中多数已根本不用或很少使用了，有的连字词书中也查不到确切的解释，这就造成了阅读古代文献的困难。要解决问题，就要懂得汉字的构形规律，学会因形求义的方法。有了这个基本功，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尚书·酒诰》中有这么一句：“人无于水監，当于民監。”这里的監字如果按现在“监察”、“监督”等意思去解释显然不通。如果我们去考查一下监字在上古的构形，疑难则可以立即冰释。监字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均像一人睁目俯视器皿之形，是上古未有铜镜之前人们以水取影照面的生动写照。所以監的本义，是以水照影，即后民的所谓“照镜子”。在《尚书》这句话中，人与民相对，人指统治者，民指庶民；水监与民监相对，水监是具体的人人皆知的生活常事，民监则是用喻，用以水监影作比方，说明一条抽象的政治哲理：黎民百姓像一盆清水，能清清楚楚地反映出统治者的形明；统治者要想知道自己的“尊容”即政德，应该时常体察黎民百姓对你的反映。这个例子说明古人用字是何等的准确、形象。再举一个例子，《老子》第二十九章有这么一句：“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里的“奢”是指物质消费的奢侈，“泰”是指生活起居的安逸，意思是明确易懂；可是“甚”指的什么就不那么明白易懂了。查专供读古书用的《辞源》，甚字之下列有五个义项：①厉害，过分；②超过；③很；④诚，真；⑤什么，怎么。《辞海》只列两个义项，意思与《辞源》第①、第⑤相同。如果分别用这些解释去套，只有“过分”的意思比较接近，于是一般注本就把“甚”解释为“过分的事情”，意似可通，然而句中的“奢”和“泰”都有具体所指，“过分的事情”究意是指何事，也理应有指导实指。实指什么？我们不妨用因形求义的办法试一试。《说文》：“甚，尤安乐也。从甘匹，耦也。”“尤安乐”即特别安乐；耦同偶，指配偶。朱骏声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某者饮食，匹者男女之大欲存焉，故训安乐之大。”由此可知，甚字从甘匹会意，甘匹即甘于匹配，本义指沉湎于色情之事。老子所谓“去甚”，用的也是本字义。主张清静、无为、寡欲以养生的道家，当然首先要远离和除去溺于色情之事。

典籍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不求甚解，就很难确切地把握文意。有时囫囵吞枣地似乎读懂了，实则所得非真。要想探寻古人用字立意的良苦用心，对文辞得到真真切切的理解，除了其他途径之外，因形求义实在是不可不用的有效方法，我们应该学会使用它。2． 有助于了解和把握有关字群的相关含义。

由于我国的汉字都是由独体的文形声相益复合而成的，因而在“据形系联”的合体字的字群中，总涵有共同的某个文而带出意思相关或相通的信息。所以因形求义不仅便于了解某一个神出鬼没本义，而且有助于以简驭繁、举一反三地去把握有关字群的相关含义。例如“ 幸 ”（后写作幸，与幸福之幸混同了），《说文》训为“所以惊人也”，只说是一种能使人惊惧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没有说明。查甲骨文发现与安阳出土的戴梏陶俑手上所加的桎梏相似，原来幸即是上古逮捕犯人的手梏（铐）。因此凡是从“幸”之字均与捕人理狱有关：

執，甲骨文像一个人跪跽双手被铐的样子，《说文》解释为：“捕罪人也”是本义。《左传·襄公十九年》：“執朱悼公，以求伐我故也。”用的正是本义。

報，《说文》释为“当（判决）罪人也，服罪也。” 甲骨文像以手抑之头使人跪跽之形，即“服”的本字。判决意在使囚犯伏罪。《韩非子·五蠹》：“闻死刑之报，君子流滋。”用的正是本义。睾，《说文》释为“司视也。今事将目捕罪人也。”（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司视”就是侦察。“吏将目捕罪人”即官吏指使耳目（便衣之类）缉捕罪犯。《荀子·王霸》：“睾牢天下而治之。”“睾牢天下”即缉捕而牢笼天下之人。

圉，从口从幸，本义是囹圄，即监牢。《汉书·王褒传》：“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圉空”是说由于教化流行，人民绝少犯罪入狱。“圉”字用的正是本义。

执、报、睾、圉等字都是会意字（《说文》均入 部）。对会意字的因形求义一定要弄清构形中各文之间的关系及其会意方式。

因形求义同样也适用于形声字。这主要是通过分析形声字的主符来把握字义的范畴，比如说，从人的字与人事有关，从贝的字多与钱财有关，从宀的字多与宫室居处有关，等等。这是因为形声字的构形表意大体上遵循着一个总的原则，即物以类聚，事由物别，形声字的义符是区分不同事物类别的标志。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把握形声字的本主大有好处。举例来说，页字，甲骨文和小篆均突出人的头部，《说文》：

“页，头也。从首，从儿（人）。”“页”本义指人头，凡以页为意符的字与头有关，如“頭”、“额”、“颈”、“颊”、“颜”等。有的从页的字今义似乎与头无关了，但是它们的古义都与头密切相关。试看下列诸字：

颠，从页真声，本义是头顶。《墨子·修身》：“华发颠“，是说花白的头发从头顶掉落了，所以孙治让作注即谓之“秃顶”。又《诗经·秦风·车邻》：“有马白颠”，是说马的头顶是白的。头顶是人的最高处，引申为凡顶端之称，所以山顶也可称颠，《诗经·唐风·采苓》：“首阳之颠”，后来山颠的“颠”写作“巅”。

顾，从页雇声，本义是回头看。《庄子·秋水》：“庄子持竿不顾。”《张释之传》：[王生]顾谓释之曰：‘为我结袜。由回头看引申为一般的看，再引申为凡顾及之称。

题，从页是声，本义是额。《楚辞·招魂》：“彫题黑齿”，“彫题”即刻其额头。又引申为事物的前端，今所谓“标题”即缘此而来。

颇，从页皮志，本义是偏头，引申为凡偏差之称，例如《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硕，从页石声，本义是头大，引申为凡丰大之称。

以上这些字现在常用的意思都是由它们与头相关的本义引申出来的。由此可见，对形声字的因形求义，首先要判定它们的义符和声符，进而弄清义符的本义及其范畴，然后才能结合文献用例推定这个形声字的本义。陈过侯在《说文提要·序》中说：“每见一字，先求其母，如山旁言山，水旁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丁其偏旁所合之字，详基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本义既得，理解其引申义、辨明其假借义，自然就不难了。

3． 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前人囿于材料的不足和时代、认识的局限，往往导致分析字形和解释字义的错误。

今天我们可以根据新的材料和新的认识来予以订正。例如具字，《说文》只据小篆而释为“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为货。”查具字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均，乃从鼎从手会意。鼎在上古为食器。双手捧鼎表示饭食已经具备，故具字在典籍中常当饭食讲，习见的“草具”、“太牢具”即其例。具字的其他义项也多由饭具备的本义引申得来。具字的形体到春秋战国时已有讹误，小篆承其讹误而定型，故导致了许慎析形释义的错误。后世又承许慎以讹传讹引出一些附会之说。类似的情形很不少，此处不繁举例。

（二）因形求义的步骤和方法

因形求义就其实质而言，是寻求出造字之初形与义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弄明白造字人为记录某词而造就某字的构形意图。所以因形求义必须从认真分析字形入手，再去求证形与义的一致。具体地说，有如下的步骤和方法：

1． 还复字的古形。

汉字经过多次形体演变，特别是经过隶变之后，多数字形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文字的直观表意构形在今文字中已不复存在。因此，因形求义的形必须是古文字的字形而不是今文字的字形。从前面讲字体演变时所举字例可以看出，越是古老的字形，越能体现造字的意图。因形求义的第一步，是要沿着字体演变的线索，查找出字在隶变前的古形，而且最好是能多找出几个，以便比较、分析。现在已有许多专门的字书，为我们查找古字形提供了方便。比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可查商代的甲骨文，容庚的《金文编》可查西周到战国时代的金文，徐中舒主编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可查到有代表性的从甲古文到小篆的古字形，刚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也兼收有古字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成的资料。当然，这些工具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错误与遗漏，在利用时还需要核对原始材料和参考有关的新的研究成果。2． 辨明字的构形方法。

字的构形方法即造字方法，主要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不同的构形方法，具有不同的表意方式和特点。我们在查到字的古形之后，就要判定它是象形、指事，还是会意、形声。构形方法一经明了，便可依据其表意方式和特点来推究其构形意图、判定其本义了。象形字直观，弄清所象之形即得其主；指事字与象表字近似，且字数极少，找到指事符号所在，义亦自明。最难辨明的是会意字与形声字，因为两者均为文的复合体，在外表上没有任何区别的标志。这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从会意的界说出发，视其各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比类合谊”的关系，有，则是会意；无，则是形声（纯形声字）。因为凡会意字，各文的形或主彼此间都有极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单纯的形声字则没有。二是从形声字具有标声成份这一点来考察，查该字的读音是否与其中某文的读音有音同音近的关系。若有，则是形声，若无，则是单纯的会意。这样考察的结果，不但可以辨明是会意还是形声，而且还能确定是不是会意兼形声（形声兼会意）。例如短字，最早见于小篆，由“矢”和“豆”复合而成，矢是箭矢，豆是古代盛食物或酒的器具。一为武器，一为食器，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联系，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无法“比类合谊”，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它不是会意字。然而，既是复合体，不是会意便是形声。于是再从声音上来考察，短与豆为双声，那么短字是形声而非会意就可确定无疑了。再查《说文》，短在矢部：“短，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从矢豆声”。正与我们的判断相一致。已知为形声，则字义在义符矢。自古造矢，长短轻重必有一定之规，否则即会影响发射的准确性。而弓矢又是古人出门常带之物，故可随时用矢当作尺子量物之短长。短的本义便由此可知，再如前文所举监字，甲骨文从皿从见，其“比类合谊”的构形意图已从字形表象显而易见，是会意字无疑。再从声音上来考察，“见”还兼有标声的作用，可知监字是会意兼形声。《说文》将监字置于卧部之下，并解释为“临下也，”，是许慎只据已形讹之小篆而误认为是单纯的形声字了。由于析形有误，连带着本义也搞错了。3． 参考和利用《说文》的正确解释。

许慎的《说文》是专门通过分析字形来推救字义的字学专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书中对所收的九千多字所作的形体分析，大多数是完全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释义也多为本义或最接近本义的引申义。试看《说文》对下列诸字的说解：

（弃）“捐也。从廾，弃之。”今按：查甲骨文弃字正像双手用畚箕抛弃一倒置婴儿之形。所谓逆子殆即逆生之子，人以之为不祥，厌恶之极则弃之。周之始祖后箩稷名弃，即以出生之后一再被其父亲抛弃之缘故。

（救）“止也。从攴求声。”今安：凡从攴字均与人的行为动作有关。许慎指出救字的本义为止（使之止）是极精不的。典籍中用救字本义之例很多，如《论语·八佾》：“女弗能救与？”意思是你不能使之停止吗？《诗经·大雅·板》：“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意为对老百姓恶毒太甚，不可药治而令止。后世所谓有“救灾救难”是使灾难止息、免于害人之意。“救命”也是使害命之灾止息而使命得存活的意思。

（故）“使为之也。从攴古声。”今按：“使为之”谓受人指派而为之。《大戴记·保傅》：“及秦则不然，„„所尚者刑罚也。故赵高傅胡亥而教之以狱。”《汉书·贾谊传》引此“故”作“使”。《尔雅》训“古”为治，治与“使为之”意相通。卜辞中常见有“古王事”语，“古王事”者，使为王室公干之谓也。古、故实为古今字。

当然，《说文》的析形释义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已在前文说过。《说文》析形以小篆为依据，大凡小篆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者，其说多确；小篆若已形讹者，其说多误。所以我们在参考和利用《说文》的同时，也要结合考察字的古形。

4． 查找例证。

通过分析字形，初步判断某字本义当为某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求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查找用例，这是最有力的直接证明；二是查找字形相关、意有相通的其他字来和旁证，这也有很大的说服力。此外，如果还能从语源上找到证据，那就更好了。只有这样的因形求义，才能令人确信无疑。例如行字，甲骨文、金文均像两大道相交之形，本义当为道路。查《诗经》，行字当道路讲的例子不少，比如《小雅·鹿鸣》：“示我周行”，毛传，“行，道也。”这是文献用例的直接证明。再查形体与行有关的字，其本义也与道路或行路有关，如：術，是邑中之道；衢，是四达之道；衝，是通道，衞，是宿卫必巡回其道，等等。这是有说服力的傍证。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确凿证据，行字的本义为道路就确定无疑了。《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

（三）因形求义要注意的问题

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们为着不同的目的，就开始通过分析字形来说解字义了。汉代以后，因形求义成了解释词义的重要方法。到了近代，除了解释词义之外，人们还往往把它用为研究上古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手段或依据。如果调查一查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字所作的形形色色的因形说义或因形求义，就会发现其中有计多令人折服的精到之说，也有许多不伦不类、荒谬可笑之解。总结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我们觉得，要想做到因形求义有效而无误，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1． 所依据的字形要正确。

因形求义不仅要依据古文字的字形，而且所依据的古字形还必须准确无误。在考查古字形时宜特别注意两条，首先要考察清楚在字体演变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讹变和其他形式的形变（如省简、增繁、笔道形态的改变等）。如果所依据的是发生过讹变或其他形变的字形，就会发生误解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说文》中的错误多缘于此，前面所举“具”、“监”、“行”等诸字之误即其例。其次是要考察清楚所据古字形是否出于后人的伪造或误摹。汉唐以来，尤其是宋代，一些好事者喜欢生造古文字，后人失辨，把这些伪古字和真古字鱼目混珠地编入字书，令学人真假难分。比如《六书通》以至《康熙字典》中的不少“古文”即系伪字。有的字书所收古字，虽非伪造，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导致某些字的误摹而失真。所以我们在利用各种字书的时候，要注意辨伪、辨误，要根据所标出处去认真查对原始材料。字形，是因表求义的前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前提不符，那就只能是缘木而求鱼了。

2． 分析和判断字的构形要正确。

找到了真实可靠的字形，并不等于“求”得字义，只有对字形进行分析研究，判定出它属于哪种造字法的构形，才有可能求得字的本义。这是因形求义中至为关键的一环。不抓住这一环节，因形求义就失去了灵魂，其释义的准确性势必受到影响。宋代的王安石曾写过一本《字说》，其中充满了穿凿附会之说，什么讼是“言之于公”、霄是“凡气升此而消焉”；什么“波为水之皮”；“诗为法度之言”；什么“铜，赤金也，为火所胜而不能自守，反同于火”，等等。这等“荒唐言”居然也能凭借政治之力风靡一时！究其廖误的原因，自有诸多方面，单就字学上看，是把一大批声符只标声而不表意的形声字一概当作会意字来解释，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荆公《字说》不明六书之法，尽废其五而专以意为言。”段玉裁也说：“宋人《字说》，只有会意，别无形声，其失均诬矣。”类似的谬误在陆佃的《埤雅》中也有不少。可见分析判定字的构形方法不得疏忽大意，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做到分析和判断构形的准确，首先要熟悉四路造字法的条例，其次是要多作比较研究。因为任何一种构字法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既要有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要善于从比较中去分辨。

3． 证据要充分。因形求义求的既是本义，那么本义就必须有可靠的形体依据和文献用例的证明，这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所谓本义就不能成立。此外，上文说过，还可以从相关的字或语源上去找旁证。所有证据都必须坚实可靠，不能是“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似是而实非。有人讲汉字源流的时候，只讲字形，说某字像某之形，某字像某之意，还辅以图画相比附，可就是找出不文献用例或其他方面的佐证，这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因形求义是科学的、严肃的学术问题，并不是文字游戏。前十年，有人抄袭前人的错误观点，在报上撰文说“寸身之‘射’应为‘短’字之误”，把射、短二字均视为会意，于是附会说：寸长之身还不“短”吗？而豆为祭器，矢、豆会意乃是古代的射礼，故“短”当为射字。乱语胡言，全不顾及古汉字的形体与六书条例更不引述任何文献例证，便轻率发言，以谬传谬。现在一些讲气功、讲养生术的人，也常曲解字形以“立论”。这些做法与算命先生的拆字把戏无二，是极不严肃的。认真地说，这是对汉字和汉字文化的亵渎。我们学习汉字和汉语讲因形求义，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务必言之成理，理而有据。

4． 并非所有汉字都能因形求义。

因形求义是汉字被使用了数千年之后人们通过探求远古之人的造字意图来解释字义的一种手段，它是建立在汉字以象形、象意为基础这一基点上的。汉字虽然主要来源于图，但是并非全部来源于图画。即使是来源于图画的字，也是经过高度抽象，已与图画有本质的不同了。另外，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不需要也不可能字字都寓义于形，只要约定俗成，得以公认即可流行。所以现在能见到的古汉字，并不是每一个字都能搞清楚其原始构形的。有的是由于时代远久，情随事迁，再加上字形的不断抽象化，现在已无法推知其原始构形意图，这样的字实际上已变成了单纯的记音符号；有的恐怕压根儿就是单纯的记音符号，原本就没有什么寓义于形的意图。比如乃、以、乍、才、公等等，就很难弄清其构形意图。许多古汉字之所以至今还无法考释出来，主要原因也在这里。由此我们应该明白，因形求义并不是放之所有汉字而皆准的释义的唯一方法。不看到这一点，很容易把这种有用的方法引向绝对化的歧途。

第三篇：第三节提问

第三节提问

“不管问什么，首先要保证它是个问题。”伏尔泰：“我们判断某人的为人，往往是通过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提供的答案。”

好奇心是问题背后的驱动力，刺激采访对象对提问做出回答对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背后对提问者的好奇心。

初学者提问时常遇到的问题是：

（1）提问不知从哪里入手；

（2）问题提得简单、机械，一问一答一记，气氛紧张，经常冷场；

（3）当采访对象谈了一些情况之后，记者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

（4）不会引导谈话，任由对方漫无边际地谈下去；

（5）提的问题太大，太空泛，采访对象难以回答；

（6）随意打断采访对象大谈话，引起对方不满；

（7）谈了若干问题之后，记者心里没底，不知材料是否够用。

例子：

问：警官，您的枪是不是只在射击练习的时候使用，我的意思是说，您在追捕逃犯，或者解救人质时，使用过它吗？我读过一些报道告诉我，很多警察在愤怒时是从来不用枪的，也就是说……

答：是的，我……

问：那么也许……

问：警官，你在执行任务时开过枪吗？

答：是的，但仅开过一次。

问：给我们讲讲好吗？

问：明天会下雨吗？

答：不会。

问：那么天气会不错吧？

答：这要看你所说的“不错”是什么意思。

问：是晴天吗？

答：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下雪。

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下雪呢？

答：你根本就没问。

（比较：“你预测明天的天气会怎样？”“下雪”）

一、设计问题的依据：

（一）从既定目标出发设计问题

采访是具有既定目标的对话。提问规律之一就是要根据采访的目的、任务和任务事物的规律性来决定问题的指向和程序。采访谈话和一般谈话的不同特点，就在于目的性与随

意性的不同。人际交往中，一般的谈话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论题随意性很打，可东扯西拉地互通些情况。而采访谈话的最大特点是有鲜明、特定的目的。在这场对话中，记者水平高低不是自己讲得生动与否，而是问题设计的水平，记者要根据自己的采访目的、任务，即“既定目标”，精心地措词用句，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一个个问题来深入挖掘报道所需地材料。

例：假定采访对象是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如果准备撰写地是人物报道，那么提问的目标就应该围绕杨利伟个人确立：性格特点、工作作风、成长经历、还要挖掘他的内心世界。问题可以是“您为什么会走上航天员的道路”“您为什么会走上航天员的道路”“您独资在飞船上时有什么感觉？”如果撰写的时关于中国人首次飞天的事件报道，那么提问的目标就应该围绕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确立：历程、曲折、起伏、高潮尽可能获取更多的事件信息。问题可以时“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挑选航天员的”“能说说参与这次发射的你的同事和战友的情况吗”“中国航天技术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事件内取得巨大的成就”“您能介绍一下中国航天员培养的历程吗？”

（二）从目标受众以及采访对象出发设计问题

正视不同目标手重群体对确定提问目标的影响。在媒体受众细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采访提问目标的确定还受到来自受众的反馈意见的影响。“理性、建设性”“娱乐性、大众化”。（《康熙来了》）

（三）记者新闻价值观影响问题设计

在不同的新闻价值观指导下所确立的提问目标也是有所不同的。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通常展现出不同的侧面，信息的披露、角度的选择呈现为异彩纷呈之态。

例：中国发生非典，国外媒体记者认为披露“非典”蔓延情况的报道才是好新闻，中国主流媒体的记者认为展现医护工作者风貌的报道才是好新闻。在两种不同的新闻价值观的引导下，前者所提的问题可能是：“您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发现非典病人群体在迅速扩张的”；后者可能是“您真正对休息时间有多少”“您的同事有多少倒在了第一线？”

二、问题类型：

（一）原初性问题＆从属性问题

原初性问题，是指记者为已经交谈都话题寻求更多、更详细都信息的问题。术语了解新闻事实的基本问题。而从属性问题则是指记者所提的问题引发或改变了话题，讲访问引入一个新的内容领域。在预先周密准备的访问中，原初性的问题往往是计划好的，从属性问题则是沿着对方谈话线索进行追问。

例：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当时北京大学准备实行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择优录用，打破教师终身制。

方静：您现在酝酿一份北大教师任用制度的一套改革方案，我听说您这个方案现在还没有出台，但是在各个高校一片哗然，什么原因非要施行力度这么大的改革呢？

许智宏：座位一个学校你要发展，但是我不可能依靠不断地扩张来发展学校，所以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队伍怎么来不断地更新。过去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倒了北大，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每年像搞运动一样地来做职称的评定。不断的，今年申请不上，明年再申请，明年申请不上，再后年申请。作为一个一流大学，这些状况如果不改变，不从根本上改变就不行。

……

许智宏：北大的学生，可能比较活跃，思想上比较活跃。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也许我们有一部分同学，他对实践注意不够。

方静：为什么北大学生这么热衷于说而不是做呢？

许智宏：我想这种状况，不光是我们一个学校反应，恐怕目前对情况，我们对社会都使一部分学生，容易产生一种比较浮躁的心态，比较急于求成，这是我们社会目前的一种风气。在高校中的反应，不同的人，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个性也是不一样的，北大的人一直是表现出一种很强的个性，难免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也学他挺能讲的，不可否认。

（二）开放式问题＆闭合式问题

开放式提问，指问题提得比较概括抽象。范围限制不很严格，给对方以充分的自由发挥的余地。例如：“就××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您对××问题有什么感想？”这类问题与回答的内容之间联系比较松散，回答问题的被采访者可以比较自如地去发挥，双方之间谈话地气氛也比较轻松。对记者来说，提开放式对问题，因为问题回答中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作过细的准备。但是开放式提问也有其明显等缺陷。因为问与答之间答联系松散，谈话难以深入具体，采访对象的谈话也容易跑题，因此，它比较适合在采访初期活是幕后采访中运用，不适宜用于观众看得见屏幕上的电视采访。提这类问题也会让观众感到记者缺乏准备、缺乏水准。一旦跑题，记者应及时地用闭合式地问题把谈话纳入倒既定轨道上来。

闭合式问题，指问题提得比较具体、单纯，给被采访者回答问题的范围也限制得比较严格。“您是否同意……”“导致受害者毙命的是什么武器”“它与同类产品相比，价格如何？”这类问题本身具体，口子开得很小，要求对方做直接的回答，表明态度、意见和观点，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也能帮助记者更好地驾驭谈话。水均益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一开始没有大而笼统地问它对中美关系对看法，而是设计了一个闭合式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朋友还是敌人？”要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涉及倒对中美关系对看法，基辛格尽管没料到记者会问这么棘手的问题，但还是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对于记者来说，要非常熟悉被采访者地情况，问题才能提得准、提得深，否则很容易漏掉某些问题，影响对全面情况对了解。同时，闭合式提问单刀直入甚至有点尖锐，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谈话对气氛。

（三）中性问题＆诱导性问题

中性问题，是允许对方按自己的意愿作出任何答案的一种问题形式。比如：“您对当前对国企改革有何看法？”“您喜欢上网吗？”等等。所谓诱导性问题，是指本身已经提供了某种供采访对象选择的答案的一种问题形式。比如：“你喜欢看日落，是吧”“中学生上网时间过长有害身体，也不利于学习，你同意这种看法吗？”“目前我国国企改革遇到了一些瓶颈，您是这样认为的吗”中性问题一般得到的材料较为客观、公正，且显示了对采访对象对尊重、信任和希望，所以在需要全面了解对方的意见和情况，或记者本身指向不甚清楚时，应提中性问题。而在对采访对象对谈话和态度进行确认或概括时，提诱导性问题很有用。提诱导性问题时，特别要把握好“启发诱导”与“强加于人”的界限。国外学者提出“应该避免诱导性提问”，因为它“好像是在拐弯抹角地引出一个特定地问题，而不是客观地探问被采访者内心的想法”。例：面对一位把一生都献给公园和操场建设的市政官员，你的提问是：“市长先生，如果把这些公园改建为商业场所，您认为我们的城市会从中受益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把税收收入和经济利益都考虑进去都话。”采访者采访时都口吻很和气他也没想到这种倡导性都问题会误导市长做出肯定都回答。在提诱导性问题时，有的采访对象会看记者的脸色说话，投其所好。

（四）过滤性问题＆探究型问题

记者通常借一些过滤型问题来判断对方是否具备回答你提问的资格。例如，在事故现场，记者的提问是“这里发生了什么”，采访对象给你做了许多细节描述，但事后你发现，他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而当时如果问了一个简单的过滤型问题――“大楼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或许这些努力就不会付之一炬。向高素质对被访者提出过滤型问题能增强谈话的和谐度，但如果被访者的素质较低，谈话的和谐度将会被降低。如果你再提问时把采访对象当成了权威，他的自我意识就会得到提高。

对事实进行深度挖掘是采访的中心环节。这类问题鼓励采访对象就已经说过的话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例：

问：公主，能把您不结婚的理由讲给我们听听吗？难道您对男人不感兴趣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答：不感兴趣？你要知道，在过去的２０年中，我的情人不会少于３３个！

１、被动的挖掘。“这……我想……”与之相伴的可能是采访者的不动声色。这表明他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有时被访者却错误地把它理解成对方对自己的话不感兴趣。

２、主动的回应：“真的吗！……这太有趣了！”与之相伴的是生动的面部表情。

３、反映。指恰当的重复被访者说过的话：“３３个情人……”心理咨询专家再面对有心理障碍的病人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而且还很见效。

４、沉默。这种沉默时早有预料的，与之相伴的时一些得体的非语言符号，暗示对方可以继续其谈话。通常，你的沉默反倒帮助了对方收集想法。

５、拓展。“能不能谈谈出现在您生活中的这些男人……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在夸大吧，还是在抱怨？……他们中哪个最好，哪个最坏？……您的第３４位情人已经有目标了吗？”

６、澄清。“平均下来，一年1.5个情人；是一个完了再谈一个，还是同时谈着？……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吗？”

7、离题。“您声称自己是女权运动的先锋――您不觉得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个矛盾吗？”

8、转移。“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现在来谈谈另外一个话题――您喜欢绘画吗？”（这表明你对前一个话题已经不感兴趣了）

9、下判断（通常尽量避免这样做）。“您是个什么样对女人，放荡？还是……”

最重要对莫过于拥有好奇心，因为它能指引着你触到问题对最核心部分。提问“为什么”是深度挖掘事实的最好方法，再你想不出其他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问题。“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三、设问的变通

（一）开门见山与迂回采访

开门见山是指采访开始就单刀直入地向采访对象提出问题，谈话直接进入正题，纳入记者地采访目标。这种直入式的采访方法，通常运用于那些经常接受记者采访、长于交际、善于言谈的采访对象，运用于采访领导和学者等。这些人时间宝贵，特别是当他还忙于工作时，没有空闲和记者闲谈，他们喜欢记者开门见山地采访，厌倦兜圈子和提问久久不入正题的采访。同时也适用于限定时间的访问，如某个特定场合的现场访问，广播电视的演播室访问、记者招待会的访问等等。（《面对面》王志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在我采访你的这一刻，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非典？”）

这种提问方式因开诚布公、、不拐弯抹角而使访问显得干脆利落，进展得迅速而顺利。只要双方关系和具体情况允许，正问法可以说使一种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提问方式。

正问法虽然是指开门见山直接发问，但并不是指见了面就直通通的发问，同时太直太

白的提问，不仅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和材料，有时还会给人一种笨嘴拙舌的感觉。所以运用正问法既要有情感的铺垫，还有要防止问得太直太白。

迂回法是指记者从侧面入手，采用聊天攀谈的形式，先迂回一下，绕个弯子，先提些表面看来与访问无关的问题，以引发采访对象谈出真实情况的一种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方式一般适用于不善于交谈的人，见了记者感到紧张、约束的人，或是有思想顾虑、不愿意交谈的人。面对这些对象，记者应当尽可能熟悉他们的特点，对症下药。对于不善于言谈和不习惯接受接受记者采访的对象，可以从他最熟悉、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事情和问题问起。对于那些有思想顾虑的采访对象，记者一方面要摸清其心理症结所在，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开思想上地疙瘩；另一方面也可采取旁敲侧击地方法提问，在采访对象不知不觉中吧采访所需的材料搞到手。

（二）激将与反问

采访中，遇到采访对象不太合作时，记者可以根据其个性、特点，巧妙地运用激将法，激发他的情绪，促使他吐露真相，接受采访。比如在对方拒不作答时，可以晓之以理，让对方明白接受采访与不接受采访的利弊得失，以激发他回答问题。可用心理刺激的手段。提出一些不符合对方真实情况、真实的内容，迫使他不得不予以解释、反驳、答辩，从而了解真实情况。布雷迪在《采访技巧》中说：“向对方佯作你已了解而实际并不摸门的情况，这仍然是从顽固的采访对象身上发掘材料的一个方法。”

这种设问法，一般都用于印证问题，印证看法。它要求记者是在了解事实真相基础上的设问，目的是让新闻人物自己作确认。当然采用这种提问时，一是态度要诚恳，有礼貌，不要使次方对象产生故意嘲弄他的错觉；二是反话、错话的来源要避免引自记者或具体的第三者，以免采访对象因生气而迁怒于记者或具体的第三者，一般可以用这样的提问开头：“听说„„”或“根据外界传言„„”；此外，激将法一般只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与正常谈话交叉使用，而且要运用得恰当、灵活，否则便容易破坏交谈的气氛。

（三）追问与停顿

最理想的采访是双方互相探讨问题的讨论式、交谈式的采访。但讨论、交谈不是目的，目的是引出事实。在深揭问题的采访中，采访对象的心态不同就很难做到友好地交往、讨论，此时记者就要根据目标追问，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追问，在特殊场合中也是必要地，但又要注意追问但方式、方法，要启发引导和激发而不是强迫、逼迫。

第四篇：第三节教学改革

第三节．教学改革及其基本理念。

教学改革是旨在促进教育进步，提高教育质量而进行的教学内容，方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其成效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水平

推动教学改革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

第二，科技的进步

第三，知识的加速发展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

（一）教学是教化

（二）教学是诊断

（三）教学是探究

（四）教学是发问

（五）教学是求异

（六）教学是交往

第五篇：第三节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九一八事变

一、教学重、难点

1、重点：九一八事

2、难点：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后，各阶级、阶层对日本态度

二、教学过程设计

1931年9月“18日夜……岛本大队中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离兵营800米往南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团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摘自[日]《文献昭和史》Q1：以上是柳条湖事件的参加者花谷正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柳条湖事件后，日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请回答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

K1：

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的侵略方针的必然结果。中国东北是日本重要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地，农业、重工业原料供应地。1927年“东方会议”确定了先占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政策。

㈡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在经济危机中大量工人失业，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导致日本的政治危机；日本本国资源匮乏，经济自救能力相对较弱；日本统治者为了摆脱自身统治危机，转移日本人民视线，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因而，到1931年日本迫切地需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来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垂涎已久的，并且有着相当数量的日本关东军驻扎的东北，使成了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首选之地。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思考1：回忆、归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侵略中国的主要事实

1894—1985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1897年在瓜分狂潮中，划福建为势力范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出兵中国，参与强迫清朝签订《辛丑条约》1904年，在中国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将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

一战期间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2年起，支持北洋军阀混战

1925年，制造“顾正红血案”

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

㈢虽然日本独霸中国的计划与英美等国的侵华利益是有矛盾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加深了英美等帝国主义与日本的矛盾），但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正忙于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无暇东顾；而且东北也不是英美等国侵华利益的重心所在。

㈣一直视中国东北为己有的沙俄（此时为社会主义苏联）正在进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元气还未恢复，所以也不愿在这时在中国东北与日本较量。

㈤1931年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局面。此时，蒋介石集团正集中重兵在中国南方“围剿”红军（第三次“围剿”），无心北顾。这为日本出兵中国

提供了极好的战略时机。

Q2：面对日军的进攻，国联和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的反映如何？

K2：

㈠国联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是力图通过“国际合作”使东北成为帝国主义各国的殖民地。这使得蒋介石政府依靠国联公理裁决迫使日本从东北撤兵成为幻想。

㈡此时正准备去江西督师“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向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不到半年时间吞并了东北三省。

思考2：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①担心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

②认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战则必败；

③认为国联会制裁日本；

④认为交出东北，可确保其他十八省的安全；

⑤根本原因：其代表和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反人民始终是他的首要目标，他宁可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求巩固自己的统治。

㈢溥仪“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的建立。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满洲国”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举行就职仪式，出任“满洲国”执政。9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满洲国”的整个政权，由日本外交、行政、军事、铁路等驻东北的机构联合控制，其国务院中的各部，由汉奸任正职，日本人任副职。1932年溥仪伪“满洲国”的建立，使东北地区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军事镇压，野蛮残杀中国人，枪杀、绞杀、电杀、毒杀、活人细菌实验等，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㈣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严重步骤，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地位上升。国难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不甘做亡国奴的、富有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东北到福建，到处都有抗日的旗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立即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发动群众斗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与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中共在当时的态度是抗日反蒋，虽然提出发动群众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但并没有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东北人民参加抗日斗争，但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到1933年30多万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仅剩几万人了。中共派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等几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将各路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其成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抗日联军的称号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联系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根据各军活动区域，编为三路军队，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分别为三支军队的领导人。抗日联军发展到4.5万人，抗击日军30万兵力，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㈤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他们发表宣言，表达了东北人民誓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与日军展开英勇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㈥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的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引起爱国民主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的不满，他们纷纷举起抗日反蒋的大旗。

⒈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

1932年12月30日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国民党内以知名人士、爱国学者为主体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团体。总会设在上海，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1933年1月，该会先后在上海、北平设立分会。该同盟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该会被迫停止活动。

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1933年日本占领热和后，向河北、察哈尔进犯。国民政府进行采取不抵抗政策。5月26日，原国民党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又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并多次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多伦一战，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8月，在蒋介石的破坏下，冯玉祥离开了张家口，方振武、吉鸿昌等宣布成立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和和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后来，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至9月底失败。

⒊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

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李济深任主席。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福建政府树起的是联共抗日反蒋的大旗。这主要是因为：①民族危机的加深，使爱国官兵奋起抗日；②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企图使之与红军两败俱伤，迫使十九路军转而反蒋；③中共抗日的主张，使十九路军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蒋介石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斗争中联合和壮大，勾结日军夹击十九路军，导致福建革命政府坚持不到两个月，最后失败。蒋介石取消了十九路军的番号，这支文明中外的抗日部队被解散了。

思考3：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的抗战有什么相似点

其结果都失败了，原因都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的有意破坏。

补充材料：

关东军：源于地名，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辽东半岛普兰店到皮口一线以南地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太上皇。二战中总数约百万人，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预备队。1945年8月，中国人民武装，包括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一起歼灭了它。

四、教学后记

30年代初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日本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为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主要斗争。首先是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抗日的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和方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为以后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坚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着是沦陷区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和国统区人民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最后是国民党爱国将领高举反蒋抗日旗帜。这些都反映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五、巩固练习

1、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制定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这表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了D

A 更好地促进东北三省的发展B 在东北三省建立独立的C 实现东北三省的自治D 把东北三省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2、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致电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起

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蒋介石采取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是D

A 乞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B 为保存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

C 寄希望于国联帮助解决问题D 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

3、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爱国力量举起抗日反蒋旗帜，下列史实能够体现这一现象的有D

①抗日义勇军的组成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③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④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

A ①②③④B ①②③C ①②D ③④4、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这突出表明了当时D

A 红军与抗日反蒋力量结成了统一战线B 中华民族已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C 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尚未全面推行 D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