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保险公司财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第一篇：谈保险公司财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谈保险公司财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007-1-12 15:49:58来源: 互连网

1.加强财务集中化管理，财务工作要重新定位，专业分工。国外保险公司在组织构架上，对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实行垂直管理，即根据业务规模，而不是行政区域，分别由总部或地区性总部的财务领导人垂直管理，实行业务上的专门领导。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由上级任命，参考分支机构领导人的意见，实行任期制，由总部统一调动和安排工作。同时，财务部门内部也对财务工作进行职责分工，一般分为三大部分：财务会计及财务报告、管理会计及成本管理、预算及预测管理。财务会计及财务报告部分包括总账管理，应付、应收款管理，财务报告，税务管理，制定会计、财务政策；管理会计及成本管理具体包括管理报告（如产品盈利报告、管理业绩报告等），成本管理、成本分析，财务分析，内部监督；预算及预测管理包括预算编制，预算管理，盈利预测，现状及前景预测。通过对财务工作的具体分工，提高专业水平和工作效率，以适应保险公司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财务工作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

2.认识财务工作的重要性，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保险公司的财务工作非常重要，财务的稳定关系到千万保户的利益甚至公司未来的发展。同时，保险行业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业性，这要求保险公司财务人员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准。因此，保险公司在财务人员配置上应持谨慎和积极态度。在财务人员配置过程中，要遵循科学、严格的程序，明确对财务部门各个岗位人员素质的具体要求，并据此进行招聘和选拔、录用。同时，也要在薪酬、业绩评价和培训等诸多方面有所改进，吸引和留住优秀的财务人员。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科技水平，建立综合、集中的信息处理平台，开发和推广先进的财务信息系统和业务处理流程。国外保险业高度重视财务信息系统的建设，甚至把“数据构建”当作财务主管必备的职责之一，要求财务主管熟悉各种主流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我国也应加强财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通过信息系统，可将集团所有经营机构及保险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查询、统计和分析；总部对下属单位的财务核算、预算、资金可进行实时监控和对比分析；可将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分散在平时高质量地完成，适时编制、适时形成、任意查询。

4.统一保险行业的会计政策，坚持审慎原则。首先，我国保险公司应严格执行《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尽可能统一会计科目设置，在公司内部建立一套统一核算标准。其次，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历史包袱较为沉重，资本的充足率较低，按国际准则如实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恐怕比较困难。因此，从现在起，保险公司就应该审慎确认收入，排除会计处理的主观随意性，及时、充分地核销呆账和挂账损失，摊销待摊费用，多方筹集资金，改善经营管理，以实现良好的财务状况。最后，逐步建立现代、规范、高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规则和会计披露标准。这样可以加强同业间的比较，认清自身的优劣势，同时为上市筹资、持续披露，进而为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强化风险意识，注重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工作应该给予风险管理尤其是财务风险管理以特别的关注。首先，财务人员可以通过所掌握的各种财务信息以及建立各种预警指标，进行深入的财务分析，对各类风险进行识别、归类、评价和估算。国外保险公司一般将风险归为四类：由于坏账、投资的收益能力下降或市价下跌产生的资产风险；由于死亡率、疾病发生和费用率等未来不确定性产生的价格风险；由于资产负债的不匹配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其他风险。通过分类，财务人员可以分别加以管理。其次，多手段强化风险管理。如加强内部稽核，严格核保程序等以减少核保风险；通过预算、资本分配、盈利能力分析、资产负债管理等手段进行财务控制。

第二篇：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早在2013年,总书记就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上不得有丝毫懈怠。未来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推广更多富有针对性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上各种言论传播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政权稳定的重要防线

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乎政权安全、政治稳定。

苏联沉痛的历史教训给我们敲响警钟。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却是赞不绝口，对诋毁苏共、丑化苏联领袖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放任自由，任由西方民主思潮在苏联泛滥。这种捍卫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失职成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一大诱因。近年来，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权更迭，叙利亚的战火燃烧、“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隐藏其后的外部因素都有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现实的惨痛教训诱人深思，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没有抓好，最终必然会出大问题，必然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国内外的挑战

当前抓紧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斗争的结果。近年来，欧美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而中国不仅没有陷入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波及的经济停滞，反而积极调整政策，在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重新定位自身，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延续改革三十多年的腾飞。2014年3月27日，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是何等的霸气与谦卑，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秉承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奉行的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原则，中国梦同时是奉献世界的和平梦。但这些都没有打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新兴渠道对中国进行渗透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地区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社会上价值思想观念多元化，一些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还有一些人醉心于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自媒体平台制造传播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项基本原则、党史国史、改革开放等都被拿来质疑、曲解甚至否定。2014年国内外爆发的一系列事情，不管是中东的炮火，还是乌克兰的内乱，甚至香港的“占中”，背后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干涉势力身影。我们虽然远离中东的战乱，也不必忧虑乌克兰的危机，但香港“占中”事件着实需要我们细细梳理，认真总结。香港“占中”指的是2014年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香港“占中”事件背后的西方势力，一直以来如鬼魅般随形。一些西方媒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称赞香港“占中”事件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更是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加以报道。而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积极跟进，香港“占中”事件从表面上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正是西方国家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大规模搞“颜色革命”的预演。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紧迫的、严峻的，也是复杂的、长期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这紧迫性、复杂性在过去的一年中尤其明显，我们必须为防止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冲突的升级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全面占领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高地”。

三、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面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冲击，我们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该积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障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从容应对中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各种新挑战。

（一）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当前批判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等等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各种思潮在国内都有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曲意批判和无端指责，最终的落脚点都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并且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部门。

西方各种思潮诸如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然而主流官方和媒体对于这些思潮却没有作出及时的、正面的回应，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处于集体失语的局面。能够积极对这些思潮作出深刻分析和有力回击的学者值得鼓励，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中积极批判西方民主宪政思潮，为当代中国学者做出典范。

不能否认，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失去了指南，他们的影响也日渐衰弱。当经济危机真正发生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足以掀起十月革命那样大的高潮来。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要向中国人民说明“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又要描述“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要带领全世界人民探索走向这一世界的路径。我们坚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二）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凭借着强大的网民数量成为“网络大国”，却还不是“网络强国”。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兴自媒体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兴起，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日趋激烈。当前，我国网络环境中一些抹黑国家、虚无历史、解构伟人的各种段子、谣言肆意传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要求，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更不能闪烁其词、步步退却。要像重视先进科学信息技术安全一样，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宣传部门应该积极创新网络语言，积极引领网络舆论潮流，而不能落后或盲目跟风于网络自发的舆论潮流，从而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面的声音引领多元多样多变的网上舆论，善于、敢于同网络上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交锋，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

应对各种思想文化渗透，我们需要先把自身问题解决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新兴富裕起来的人正在积极争取话语权，而现实生活中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还有待缓解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11页）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地抵制西方腐朽的思想冲击，自觉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篇：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企业 的“企”字若去掉人字头,则为“止”,即企业若缺乏人的智力驱动,势必呈现终止状态。在 经济 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 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人力资源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已经超越了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创造财富的源泉。2003年,我国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 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三家公司重组改制工作基本完成,人保财险、中国人寿海外上市取得圆满成功。在这一背景下,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应当尽快适应不断 发展 变化的内外部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运用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分析 和解决当前人事管理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建立 科学 有效的识才、用才、塑才和留才机制。

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类 社会 开始步入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活动对知识的“依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资源。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指出:劳动者掌握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源是——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将演化成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最具创造力和最有价值的要素,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资源。现代人力资本 理论 和实践证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员工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已成为边际生产力增长的支撑点,高素质的劳动力所提高的生产率将抵消寻找廉价劳动力的任何优势。形势的发展对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其次,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人事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 技术的普遍 应用 ,传统的人事管理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首先,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柔性化。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企业组织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

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将逐渐被网络化组织所代替。与此相适应,原来金字塔式的刚性管理,开始转为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刚柔相济的管理方式。原来的强制命令越来越难以奏效,权威越来越难以凭籍权力来维系,企业与员工双方的“契约关系”越来越变得更像“盟约关系”。其次,组织结构逐渐扁平化。组织结构扁平化意味着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裁减冗员,从而使组织的结构更加紧凑,运营变得灵活、敏捷,提高效率和功能。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让每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员工发挥才能的空间更大,更容易实现自我,发挥创造力。再次,员工需求不断多元化。管理是建立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的,在需求多元化的情况下,取得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企业对人的管理将越来越难。尤其是在保险业,服务质量和效率很难用机械式管理来控制,所以,强调员工内在因素的人力资源管理则显得非常重要。这就客观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紧跟时代节奏, 研究 人力资源的自身需求、价值取向和心理意愿,掌握其运行 规律 ,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从传统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飞跃。

第三,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是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途径。

建立一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保险企业制度,是国有控股保险公司适应保险市场国际化竞争挑战、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加快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控股保险公司改制上市后,由国有独资企业转变为国际公众公司,初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以确立和运行,实现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然而,重组改制和海外上市仅仅是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第一步。如何深入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组织架构的科学化、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和经营管理的精细化,如何构建科学的资源配置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用好、用活公司的战略资源,如何推进创新型人才战略,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解决“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多不能少”等老大难问题,都是改进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也是真正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重要 内容 和基本途径。

当前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学习和研究不够,观念僵化,制度落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把人视为资源,但 目前 仍有一些人还停留在把人仅仅视为成本的传统人事管理理念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有些同志仍然停留在“以事为中心”、因事择人、重事不重人的传统人事管理理念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把人看作是社会人、自我实现人,注重人的个性发展,用多种激励手段激发人的潜能,而有的同志仍把人视为经济人,在管理上多采用“管、卡、压”的方式。

二是人力资源结构的不合理性。若以塔型来形容人才队伍的结构,那么目前国有控股保险公司不仅缺乏构建“塔尖”的高、精、尖复合型人才,而且需要大力加强铸造“塔基”的多类型、素质优良的整体人才队伍。一方面,优秀的高层次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十分短缺,另一方面,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低层次员工却形成了大量冗员,人才短缺与人员“富余”的现象并存,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员工淘汰机制不能市场化,减员分流渠道不畅,这势必 影响 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与员工之间产生一种不对称的淘汰,人才总体结枯的调整无法迅速进入市场调节的良性循环,三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单一性。(1)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单一,追加投资相对太少, 教育 经费仅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5%;(2)员工培训方式单一,大多只侧重于短期在岗培训,缺乏高质量的培训教材和高素质的授课人员,培训质量很难保证;(3)员工培训内容单一,绝大部分培训都是“现用现学”的业务培训,忽视了对员工在思维方式、经营理念、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操守方面的教育和灌输。在向股份制公司转轨的过程中,老员工的知识需要调整、更新,新员工的业务技能需要积累、提升,熟悉保险与资本市场运作的高级管理人才需要大力培养,员工培训的任务十分繁重。

四是员工绩效考评的模糊性。具体表现为:国有保险公司传统的人事考核侧重于从德能

勤绩四个方面对员工进行考察,主要是沿袭国家有关干部考核的做法。原有的考评办法缺乏量化指标,员工不能完全了解业绩考核流程,业绩考核指标权重和具体分值的含义比较模糊,在操作上仍有感情的因素。同时,人事部门采取组织安排的做法,对多数员工“一岗定终身”,制约了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

五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国有保险公司的收入分配仍以国家的工资总额计划管理为基础,薪酬水平在与外资保险公司和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人才争夺中缺乏优势。员工的利益风险与岗位责权不对称,责权利不统一,奖惩不对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仍然存在。分支机构追求经营效益的动力不够强,单位与个人之间没有建立内在一致的驱动关系,两者一定程度上存在脱节现象。受计划经济条件下用工制度的限制,国有保险公司员工“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冗员”的出口渠道不畅。相反,当优秀员工提出辞职时,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加以挽留,人才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保险行业是人才稀缺的行业之一,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参与人才竞争,已经成为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刻不容缓的任务。

对策与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应根据这一指导原则,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真正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识才、用才、塑才和留才机制。

(一)识才——建立人才选拔机制。

一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公司的改革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公司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

二是从大处着眼,适应未来的需要。管理者在识别人才时,不能只见一端而不见全貌。判

断一个人是否是人才,主要看大的方面,不必求全责备。况且,人的能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依其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可能有的能力为10分的人做出了20分的实绩,或能力为20分的人只能做到10分的实绩,人只有处在最能发挥其才干的岗位上,才能干得最出色。同时,选才不只是为了填补空缺,光看现有才能也是不够的,必须看其是否有成长与发展的潜力。选才不仅要着眼现在,更要考虑未来公司发展的需要。三是大力推行竞争上岗。竞争上岗是。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员工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规划,推行以竞争上岗和岗位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人才选拔机制,实现人员与岗位的有效匹配,进一步推动员工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对重要岗位人员必须定期轮换和交流。四是积极实行淘汰制度。哈佛商学院的库克教授曾经提出了“人才创造周期”的理论,认为人才的创造力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呈现出一个由高到低,达到巅峰后又逐渐衰落的过程,其创造力的高峰期可维持3至5年。人才创造周期可分为摸索期、发展期、滞留期和下滑期四个阶段。所以,在衰退期到来之前适时地变换工作岗位,便能发挥人才的最佳效益。为彻底解决“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人才周期理论,实施优胜劣汰制度,将那些不适应岗位要求的人及时坚决地淘汰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司时刻充满活力。

第四篇：新时期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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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作者：侯耀东 徐 莹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8期

[摘要]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时间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有外界环境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新时期必须从政策、管理思想等多方面进行转变、创新，来促进非营利组织全面发展，使它真正成为调节市场和政府失灵的第三部门。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政府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码]A

第五篇：人大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人大组织制度从1954年我国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经过4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我国政治体制相适应、较为完整有效的人大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大工作的深入开展，人大组织建设也日益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和着力解决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不仅关系到能否从组织上充分保证和推动人大工作的创新发展，而且决定着人大组织制度功能进一步发挥的程度。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人大组织制度的理解，丰富和促进人大的组织建设工作，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 人大组织体系与人大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制度实际上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自身的性质、地位、职权、作用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系统，主要包括人大组织制度、人大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制度和人大活动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大组织体系是人大制度系统赖以运行的组织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由组织机构和组织成员两个部分构成。人大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贯穿在这两个部分之中，或者说是这两个部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大组织体系的应有内容。人大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二是人大常委会，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大部分职权；三是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四是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或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五是工作机构，包括工作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等。此外，还有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会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临时性组织以及代表小组等非正规组织形式。人大组织成员是人大组织机构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一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依法产生。其中，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二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产生，并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担负一定的职务与职责；三是人大机关干部。机关干部是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人员，其领导成员一般通过任命、选举或竞争上岗的方式产生。人大机关干部是人大组织成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人大组织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empirenews.page--]

（二）人大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性质上与其他组织形式存在着很大差别，在组织构成和组织形式上也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具体地说，人大组织体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组织形式。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人大行使职权的重要组织机构，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并可以依法罢免其成员。民主选举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体系人民性特点的直接而具体的体现。人民性是人大组织的本质性特点。第二，国家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既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又是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和标志。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动。人大组织体系中的其他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也都具有某种国家公共权力的色彩，而不是一种私人现象。国家性是人大组织区别于其他许多组织的一个重要属性。第三，法定性。人大各级各类组织的性质、职权、组成和活动方式等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依法选举产生。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置虽然没有作详细的规定，但是明确要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的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工作室等工作机构，都是这一法律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法定性是人大组织的一个显在特征。第四，权威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主导地位，享有崇高的权威。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们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等，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极大的权威。权威性是人大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个重要特性。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大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凝结和反映着几十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人大组织建设由于受体制、文化观念和事物发展客观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遇到了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机构的设置不规范，科学性原则体现不够 人大组织机构的设置经过不断调整已经逐步趋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以及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大组织结构体系，但是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是机构名称不统一。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办事机构，不仅各地之间在名称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地方人大，其组织机构的名称也数次变化，缺乏稳定性。二是机构设置的数量不等。有的地方人大既设有专门委员会，又设有工作委员会，有的则只设有工作委员会，数量从1至8个不等。三是专业领域划分过宽。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表面上看，具有专业性，实际上涵盖的领域很广。如教科文卫委员会，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诸多方面，完全按照这些领域来开展工作，力不从心。四是职责范围交叉重叠。一些专业领域交叉或相关的委员会之间，如财经委员会与城建委员会之间等，在开展立法、监督等方面工作时，如果协调配合不够，就会在工作中产生扯皮推委现象，影响工作的效率。[!--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的有关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导致了在执行法律规定时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组织机构的人员结构不合理，力量配置不平衡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结构与素质初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委员的比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促进了人大工作的发展。但是，在组织机构人员的构成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一是代表和委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代表和委员中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在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过程中，难以提出有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偏高。大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从党政系统转过来的老同志，中青年委员很少，形不成比较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老同志经验丰富，有能力，但年龄偏大，工作精力有限，影响人大工作的效率，不利于保持人大工作的连续性。三是专职委员的比例较低。近几届来，常委会专职委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一般都不足一半，不能满足常委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四代表的数量偏多。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有300多万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代表数量过多，不便于经常开展活动，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也受到很大影响。五是领导干部代表过多。担任领导职务的代表由于工作繁忙，很难保证参加代表活动的时间，影响代表职责的履行和代表作用的发挥。由于有些代表既是执行机关的领导，又是权力机关的成员，其双重身份带来了监督工作中的矛盾。六是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偏少。在新形势下，人大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但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少，工作人员力量不足，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三）组织制度创新不足，组织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 人大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都是依据宪法、法律的有关规定设置的，具有法定的职权与权威。从法律上和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分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在本级国家机关系统中居于最上的位置，其他国家机关都要受权力机关的支配、监督与制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掌握和使用着具体、直接的权力，因而容易造成执行权超越于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和决定权之上，或变成游离于立法权和决定权之外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这种状况在人大组织制度以及其他方面制度创新滞后的情况下，难以得到彻底改变，进而在事实上降低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与权威。就主要之点说，一是立法机构主导性作用发挥不够到位。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很大部分都由政府方面提出并草拟，常委会经过审议予以搁置或否决的例子不多。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实行提前介入，但对内容综合把关的能力与水平也还不能满足人大立法工作的需要。立法权是省级以上权力机关最重要的权力，立法主导性不强是对权力机关法律地位与权威的最大挑战。二是关键性或者说实质性的监督机构缺失。监督权是权力机关的又一项主要职权，人大的监督权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使用好这项职权直接关系到社会对人大权威的认同，也是保证国家公共权力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依法行使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人大监督工作的薄弱，不仅是因为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指导监督工作的监督法，而且也是由于一些实质性监督组织机构的缺失。比如宪法监督机构、预算监督机构的设立以及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等。人大监督工作的实践也证明，权力只有与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与发挥。[!--empirenews.page--]健全和完善人大组织体系的思路与任务重点 人大组织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给人大工作和人大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的人大组织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切实增强问题意识，从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入手，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以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与办法，使人大组织体系更好地顺应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充分认识人大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合理确定人大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 人大组织制度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决定了加强人大组织建设对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大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了抗击风险的应有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人大组织建设伴随这一进程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人大组织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健全和不断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不仅对于人大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有力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大的组织建设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加强人大的组织建设，必须从我国整个政治系统的高度思考问题和对策。进一步说，就是要紧紧围绕和服务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以改革、发展、完善为主题，以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性为标准，坚持人大组织建设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有利于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等四个方面的原则要求。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人大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充分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的发展，巩固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提升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文明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组织制度的潜能。

（二）加大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是人大工作发展进步的不竭精神动力。人大组织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人大工作方面的理论和观念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分析研究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形成一批理论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加快实现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向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转变。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改进和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以形成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大组织制度。这是人大组织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人大组织制度创新大体包括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和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次要的、从属的方面。就目前人大组织体系的现状而言，要着重强调从两个方面加强人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empirenews.page--]第一，要加强全局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是以前不具备的，具有创制性；同时又不是零碎、局部的，具有宏观性与根本性。如设立宪法监督机构和预算监督机构的问题、实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会期制的问题等，都是人大组织制度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治决策和举措。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在《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到，有些同志建议全国人大增设宪法委员会。此后，尤其是党上一页[1][2][3]下一页 的十五大以后，专家学者和人大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以及建立预算监督体制问题都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实行会期制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相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第二，要加强局部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不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只是一些单项性的或部分法律规范的创设。它一般通过对过去已有的一些法律规定的修订和完善，来达到组织制度创新的目的。也有的是在制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制度时，附带创设一项有关组织方面的法律规范。立法法对地方人大设立法制委员会的规定，以及地方人大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增设或对原有组织机构职能的重新定位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地方人大无权创设国家职权范围内的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法律制度，局部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在地方人大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

（三）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科学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全面研究解决人大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需要做长期艰巨的努力和精心筹划。在现阶段，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分析和权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轻重主次，着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锲而不舍地逐步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重点矛盾和突出问题。综合分析比较当前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人的因素来说，归结到一点就是组织成员的数量与素质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方面，要在科学测算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人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建立在合适人数基础上的专职化是提高代表和委员素质的治本之策，其他途径如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代表选举的差额数、改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与介绍方式、加强对代表的培训等，只有与合适人数的代表与委员专职制这一条件相结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代表和委员的人数经科学确定以后，除非发生重大人口变动，否则应保持相对稳定。从长远的眼光看，还需要研究考虑最终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并轨合一，以彻底避免代表和委员专职化以后，两者之间出现的不必要的法律地位差异甚至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培养一支面向未来，富有效率，充满活力，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和科学精神，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爱岗敬业，作风优良，人员编制适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尤其是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实施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人才战略和能力战略。在与党政部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要通过双向交流、挂职锻炼、竞争上岗、招考招录、改善待遇等多种方式，为人大机关干部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地方人大要重点从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五个方面着手，全方位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创造坚实的组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