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第一篇：我市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我市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市人口计生委主任 兰祥义

人口数量问题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认真分析研究我市当前低生育水平面临的突出问题，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宜宾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市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挑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市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妇女总和生育率到2008年底，已经分别下降到10‰和1.6，完成了人口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全市累计少生200万人。按每个孩子（0-16岁）需要抚养费6.4万元计算，为家庭和社会节约社会抚养费1280亿元。提高了人均GDP占有量，缓解了宜宾就业、交通、城管、资源、环境、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宜宾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冷静地分析当前我市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违法生育反弹增多。据市人口计生委近期对全市20个村的重点调查显示，违法生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监测点出生漏统率较高，避孕节育手术已连续三年下滑。

二是生育水平上升。2008年底报表出生率达到9.77‰，比“十五”期末上升了0.89个千分点；一孩率同比下降，二孩率同比上升；一孩妇女中，未领证人数达31万余人，他们的生育意向并不稳定；全市流出人口68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21万人，未办理婚育证明的达4.29万人。三是基层队伍不稳。长时期的高难度和超负荷工作，使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任务重、事情多、要求高、压力大，加上人员多数是事业人员，与行政人员待遇差距拉大，导致人心不稳。人口计生机构、人员、编制与新职能不相适应，调控人口问题和服务育龄群众的能力、手段还不足。

四是松劲麻痹思想抬头。我市人口计生工作连续11年被省上考评为一等奖，多年的先进，致使一些同志盲目乐观，对人口计生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重视支持力度不够，投入不到位、管理服务跟不上、齐抓共管的格局尚未形成，与基本国策的地位还不相适应。

二、原因分析

从认识上看。连续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计生工作成绩，使一些同志认为人口已控制得差不多了，加之各地加快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任务非常繁重，没有更多精力抓人口计生工作。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认识，产生模糊、存在偏差，缺乏认识的高度、理解的深度和重视的程度。

从观念上看。群众的生育观念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加上农村群众面临生产、医疗、养老以及独生子女成长、成才风险等多方面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相当部分群众心中，还是“政府要我少生”，而不是“我要少生”。育龄群众主动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不高。

从手段上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基层干部求稳怕乱，害怕犯错误，缺乏应有的工作力度。据调查，计划生育“七不准”、“四不做”、“四缓收”给各级党政和计生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那种强制措施不能用，多数违法生育群众对宣传思想工作无动于衷，工作人员感到束手无策。因而认为老办法管用不能用，新办法好用不会用。加之社会舆论误导，群众认为计划生育放松了，进而违法生育。从地域上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较难。一是户籍地鞭长莫及。异地务工的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分散全国、居无定所、时间长短不定，导致户籍地对许多外出人口流向掌握不准，因而服务难到位。二是现居住地成效不大。庞大的流出人口从业不仅有国有企业，也有混合所有制、民营经济、个体工商户等，点多面广，加之变化既大又快，当地的工作人员还要对常住人口服务，因而人员、精力、经费等方面都无法完全承担，查验《婚育证明》、开展“三查”服务、落实避孕措施等工作难以到位，即使有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但因信息量不大、不准，效果欠佳。三是流出人口钻管理服务上的空子，躲在外地违法怀孕、生育。很多人不参加“三查”，不按期寄回有效妇查证明，有的寄回假证明，逃避村规民约的约束，临产前或刚生育后悄悄回家。

从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看。一些同志沿用过去的方式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处罚为主、完成人口计划目标为主，因而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怀念传统管理办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思路不开阔、办法不多，工作力度不够，开拓创新能力不强。

从经费投入上看。由于我市县域经济发展不够，财政投入有限，对人口计生工作保障不够。据调查，一些乡镇没有经费投入，仅靠上级返还的社会抚养费作为工作经费，不少地方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靠征收社会抚养费度日，以致“放水养鱼”现象重新抬头，给违法生育带来很大空间。

三、对策建议

（一）认识再提高。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上认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始终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二要从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高度去认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保障人权与关注民生有机结合。人口计生事业既关系到人权问题又关系到民生问题，只有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全社会更加关注，人权才能保障，民生才能解决。三要从人口计生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人口计生事业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升队伍素质，打造人口文化，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低生育水平不能稳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理念再转变。一是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人口计生事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牢固树立人本理念，要把人本理念贯穿于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依法管理的全过程，对每一位服务对象，每一位受术群众都要体现热心服务，真情关怀。要通过人本理念的贯彻，实现群众由被动参与向主动配合的转变。二是服务理念。人口计生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视人民利益至上，无论是避孕节育手术的开展，还是优生优育知识的宣传；无论是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还是违法超生的处置，都要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体察群众的冷暖甘苦，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服务群众，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在服务中提高人口计生工作质量，在服务中依法行政，在服务中稳定低生育水平。三是科学发展理念。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人口计生事业本身的发展也必须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重大决策中必须注意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注重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利益导向，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注重从单纯数量控制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四是改革创新理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计生事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总目标，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在人口计生工作的体制、机制上创新；着力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的思路、方式、方法上创新；着力在构建和谐计生、阳光计生的举措上创新。五是攻坚克难理念。我市人口计生工作面临严峻形势的压力和考验，人口计生部门各级干部只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才能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越是突出的问题越要深刻解剖，认真解决；越是严峻的形势，越要潜心研判，着力应对。

（三）服务再优化。人口计生工作要以育龄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推进人口计生事业科学发展。一是以创“国优”和国债项目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以县乡服务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三化”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核心，按照“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科学规范、优质高效”的要求，加强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夯实网底，打牢基础。加快推进村级服务阵地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打造和装备村服务室，每年推进200-400个村，为育龄群众创造良好的“受术”、“检查”环境。三是大力推进业务技术队伍建设。实施“三千人才工程”，全面贯彻落实省“三千技术骨干”和“县乡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计划”，认真开展科技大练兵活动，积极推进基础知识测试和技能操作比赛，提高队伍的素质、管理能力、服务水平。

（四）机制再创新。一是创新利益导向机制。在巩固奖励扶助等利益导向机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存在的对计生家庭优待不够，计生家庭感到吃亏的问题，着力在提高奖扶标准、关爱贫困母亲、关爱女孩；帮助独生子女入学、就业；及时、妥善协调普惠政策等方面研究新措施、解决新问题，努力让计划生育家庭在普惠的基础上享受特惠，形成良好的政策导向。二是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要在行业准入、市场监管、证照年审等方面把流动人口是否实行计划生育作为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能作用。在流出人口较多的地方，要与当地基层政府、大型用工企业密切协作，在流动人口中建立协会、信息员，给予经费补助，积极配合其组织开展“三查”等服务；通过公函、电子邮件、信息交换平台等形式反馈有关婚育信息。对散居各地、变动快的流出人员，通过“村（居）民自治”, 利用春节等时机召开返乡民工代表会,有针对性地制定为外出民工服务的具体措施，创新方法，做实基础性工作。推进与云南省昭通市等地的流动人口已婚育能妇女情况季度通报工作,深化区域协作，融入全国“一盘棋”工作格局。继续做好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工作，用好PADIS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三是创新村民自治机制。要完善村级人口计生工作责任机制，村民自治的奖励约束与自治事项的落实机制。同时着力发挥村级人口计生协会在宣传群众、展开活动、帮困扶助、监督建言方面的重要作用。四是创新人口计生“三结合”机制。完善人口计生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行业优势和职能特点，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及时沟通情况，做到政策措施衔接、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服务联动，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培训、信息等方面向计划生育困难户倾斜。通过抓好典型示范，不断扩大影响，形成规模效应，发挥辐射作用。五是创新考核评估机制。完善区县党政和业务目标考核评估办法，努力实现三个转变，由名次导向向实绩导向转变，由考评组考核向考评组、科室负责人、委班子成员共同考核转变，由隐蔽性考核向公开性考核转变，做到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平时检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自查自评与随机抽样调查相结合、全面考核与重点项目检查相结合，科学透明，严格程序，既比较准确地评估各地工作发展水平，又达到指导促进基层工作的目的，调动区县和相关部门履行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工作再落实。一是落实领导责任。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体系，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工作，作为考核各级党政和相关部门重要指标，在制定政策、部署工作、保障经费、建设队伍上切实体现党政一把手对人口计生工作亲自抓负总责。落实市、区县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口联系区县、乡镇计生工作制度，对后进乡镇实行重点帮促制度，坚持季度交帐制、红黄牌制、诫勉谈话制、绩效考核制，不断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二是打牢基层基础。配齐配强村级计生专干，落实报酬，加强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建立完善经常性的督查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人口信息收集、出生情况统计上报、“三查”服务、孕产期保健服务等日常工作责任制，并加强经常性的抽查、督查、暗访、指导帮助等工作，提升基层基础工作质量和水平。三是深化优质服务。以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生殖道感染干预“三大工程”为内容，推进计生技术服务站管理体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改革，规范执业行为，提升服务能力，有效满足群众的知识需求、身体保健需求、心理咨询需求，达到硬件抓规范上档次，软件抓管理，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上水平。四是强化督查督办。市县人口计生部门领导班子要落实督查督办责任制，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围绕重点、难点工作调查研究、督查督办，以务实的作风、爬坡的精神、超常的执行力推动人口计生事业科学发展，切实有效地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二篇：浅谈如何稳定低生育水平

浅谈如何稳定低生育水平

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计划外生育现象有所抬头，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而没有低生育水平的稳定，统筹解决人口题就无从谈起。如何有效遏制违法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我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举报力度。有效的舆论监督是控制计划外生育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利用广播喇叭、赶大集、宣传标语等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违法生育的危害和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好处，努力营造计划生育光荣的社会氛围。同时要积极开展有奖举报活动，通过在村公开栏张贴、入户发放等形式，宣传有奖举报的有关政策和办法，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有效减少违法生育现象发生。

二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计生干部队伍。计划生育重点在农村，要转变群众生育观念，村计生干部是关键。应选拔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热爱人口计生事业的村级专干，提高村级计生管理和服务水平。要建立建全村级计生专干教育培训、工资报酬、规范管理等工作机制，对工作时间长、政绩突出的要公开奖励和表彰，提高村计生专干的社会地位，调动她们的工作积极性，为打牢村级计生基层基础奠定人才保障。

三要落实好各项计生奖扶政策。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让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得到实惠，也是有效减少违法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一环。要进一步落实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双女绝育户奖励制度、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农村育龄妇女免费服务等计生惠民政策措施。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予以帮助，在就业培训、合作医疗、宅基地划分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重点发挥好“幸福泉爱心关怀活动”、“三助一保”、“绿色关爱互助活动”的作用，优先照顾计划生育家庭，帮助她们解决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实惠、在社会上有地位。

四要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对违法生育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违法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生育公平，促进人口计生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要严格程序和标准，坚决杜绝人情征收、人情办案。对于那些“富人”、“名人”更应加大征收力度，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

第三篇：依法管理 稳定低生育水平

求真务实努力创新全面提高星林村计划生育工作水平

（2005年6月24日）

朱坤茂

各位会员代表：

现在，我代表第三届计生协理事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并提出宝贵意见。

三年工作回顾

三年来，我村计生协在村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及上级计生协会的指导下，认真执行协会章程，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自觉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开展群众团体性的计划生育工作，为村民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支持计划生育工作

计生协会是群众性团体，它的目的在于以多数人做少数人的工作，让社会上热心和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的人都能主动起来做计生工作，使那些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从心里感觉到大家都在实行计划生育，从而转变观念，自觉地接受和实行计划生育。

2．实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我村计划生育工作逐年有起色，计划生育各项指标均达到了上级要求。近两年来，我村加强村级计生建设，设立了人口学校，结合农村科教培训，每期都有较多农民、育龄妇女参加学习培训，大大提高了我村的人口素质。

3．促进经济发展，加速四化建设

计生协会充分利用“三结合”开展工作，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协会将向香菇木耳的种植、养殖、运输、服务等行业发展，将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

4．普及优生、优育、优教及避孕节育知识，开展咨询服务 村计生服务所宣教室设有避孕节育知识等专项挂图，结合人口教育课中设有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等课程，使全村育龄群众受教育面达85%以上。

5．联系群众提供信息，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协助节育手术对象的思想动员工作，使村计划生育“一上二扎”及时率达95%以上，到位率达100%，“三查一检”达95%以上。

今后三年打算

计生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实行工作思想的两个转

变，即由单纯就计划生育工作抓计划生育向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转变，向以社会制约、宣传教育、综合服务和科学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转变。要及时针对计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定新的目标，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村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今后我村计生协会将继续抓好以下几件事：

1．抓领导认识。计生工作虽然不是中心工作，但它影响和制约着中心工作的开展，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领导真正重视起来，计生工作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

2．抓“三查一检”工作。认真做好“三查一检”工作，变行政干预型为孕前服务型，保证“一上二扎”及时到位率，不断提高节育有效率。

3．抓宣传教育。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修改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别是今年即将实行的《安徽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学习宣传，把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到位，酿造良好的计划生育氛围。

4．抓经费投入。要确保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正常开支。各位理事代表，让我们大家共同携手，为全面提高我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为星林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再创辉煌而努力拼搏吧！

第四篇：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早在2013年,总书记就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上不得有丝毫懈怠。未来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推广更多富有针对性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上各种言论传播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政权稳定的重要防线

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乎政权安全、政治稳定。

苏联沉痛的历史教训给我们敲响警钟。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却是赞不绝口，对诋毁苏共、丑化苏联领袖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放任自由，任由西方民主思潮在苏联泛滥。这种捍卫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失职成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一大诱因。近年来，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权更迭，叙利亚的战火燃烧、“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隐藏其后的外部因素都有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现实的惨痛教训诱人深思，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没有抓好，最终必然会出大问题，必然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国内外的挑战

当前抓紧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斗争的结果。近年来，欧美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而中国不仅没有陷入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波及的经济停滞，反而积极调整政策，在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重新定位自身，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延续改革三十多年的腾飞。2014年3月27日，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是何等的霸气与谦卑，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秉承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奉行的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原则，中国梦同时是奉献世界的和平梦。但这些都没有打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新兴渠道对中国进行渗透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地区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社会上价值思想观念多元化，一些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还有一些人醉心于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自媒体平台制造传播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项基本原则、党史国史、改革开放等都被拿来质疑、曲解甚至否定。2014年国内外爆发的一系列事情，不管是中东的炮火，还是乌克兰的内乱，甚至香港的“占中”，背后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干涉势力身影。我们虽然远离中东的战乱，也不必忧虑乌克兰的危机，但香港“占中”事件着实需要我们细细梳理，认真总结。香港“占中”指的是2014年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香港“占中”事件背后的西方势力，一直以来如鬼魅般随形。一些西方媒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称赞香港“占中”事件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更是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加以报道。而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积极跟进，香港“占中”事件从表面上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正是西方国家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大规模搞“颜色革命”的预演。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紧迫的、严峻的，也是复杂的、长期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这紧迫性、复杂性在过去的一年中尤其明显，我们必须为防止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冲突的升级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全面占领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高地”。

三、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面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冲击，我们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该积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障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从容应对中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各种新挑战。

（一）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当前批判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等等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各种思潮在国内都有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曲意批判和无端指责，最终的落脚点都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并且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部门。

西方各种思潮诸如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然而主流官方和媒体对于这些思潮却没有作出及时的、正面的回应，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处于集体失语的局面。能够积极对这些思潮作出深刻分析和有力回击的学者值得鼓励，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中积极批判西方民主宪政思潮，为当代中国学者做出典范。

不能否认，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失去了指南，他们的影响也日渐衰弱。当经济危机真正发生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足以掀起十月革命那样大的高潮来。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要向中国人民说明“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又要描述“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要带领全世界人民探索走向这一世界的路径。我们坚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二）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凭借着强大的网民数量成为“网络大国”，却还不是“网络强国”。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兴自媒体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兴起，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日趋激烈。当前，我国网络环境中一些抹黑国家、虚无历史、解构伟人的各种段子、谣言肆意传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要求，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更不能闪烁其词、步步退却。要像重视先进科学信息技术安全一样，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宣传部门应该积极创新网络语言，积极引领网络舆论潮流，而不能落后或盲目跟风于网络自发的舆论潮流，从而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面的声音引领多元多样多变的网上舆论，善于、敢于同网络上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交锋，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

应对各种思想文化渗透，我们需要先把自身问题解决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新兴富裕起来的人正在积极争取话语权，而现实生活中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还有待缓解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11页）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地抵制西方腐朽的思想冲击，自觉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社会主义方向。

第五篇：人大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人大组织制度从1954年我国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经过4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我国政治体制相适应、较为完整有效的人大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大工作的深入开展，人大组织建设也日益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和着力解决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不仅关系到能否从组织上充分保证和推动人大工作的创新发展，而且决定着人大组织制度功能进一步发挥的程度。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人大组织制度的理解，丰富和促进人大的组织建设工作，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 人大组织体系与人大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制度实际上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自身的性质、地位、职权、作用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系统，主要包括人大组织制度、人大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制度和人大活动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大组织体系是人大制度系统赖以运行的组织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由组织机构和组织成员两个部分构成。人大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贯穿在这两个部分之中，或者说是这两个部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大组织体系的应有内容。人大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二是人大常委会，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大部分职权；三是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四是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或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五是工作机构，包括工作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等。此外，还有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会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临时性组织以及代表小组等非正规组织形式。人大组织成员是人大组织机构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一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依法产生。其中，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二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产生，并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担负一定的职务与职责；三是人大机关干部。机关干部是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人员，其领导成员一般通过任命、选举或竞争上岗的方式产生。人大机关干部是人大组织成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人大组织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empirenews.page--]

（二）人大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性质上与其他组织形式存在着很大差别，在组织构成和组织形式上也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具体地说，人大组织体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组织形式。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人大行使职权的重要组织机构，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并可以依法罢免其成员。民主选举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体系人民性特点的直接而具体的体现。人民性是人大组织的本质性特点。第二，国家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既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又是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和标志。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动。人大组织体系中的其他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也都具有某种国家公共权力的色彩，而不是一种私人现象。国家性是人大组织区别于其他许多组织的一个重要属性。第三，法定性。人大各级各类组织的性质、职权、组成和活动方式等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依法选举产生。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置虽然没有作详细的规定，但是明确要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的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工作室等工作机构，都是这一法律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法定性是人大组织的一个显在特征。第四，权威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主导地位，享有崇高的权威。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们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等，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极大的权威。权威性是人大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个重要特性。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大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凝结和反映着几十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人大组织建设由于受体制、文化观念和事物发展客观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遇到了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机构的设置不规范，科学性原则体现不够 人大组织机构的设置经过不断调整已经逐步趋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以及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大组织结构体系，但是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是机构名称不统一。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办事机构，不仅各地之间在名称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地方人大，其组织机构的名称也数次变化，缺乏稳定性。二是机构设置的数量不等。有的地方人大既设有专门委员会，又设有工作委员会，有的则只设有工作委员会，数量从1至8个不等。三是专业领域划分过宽。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表面上看，具有专业性，实际上涵盖的领域很广。如教科文卫委员会，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诸多方面，完全按照这些领域来开展工作，力不从心。四是职责范围交叉重叠。一些专业领域交叉或相关的委员会之间，如财经委员会与城建委员会之间等，在开展立法、监督等方面工作时，如果协调配合不够，就会在工作中产生扯皮推委现象，影响工作的效率。[!--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的有关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导致了在执行法律规定时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组织机构的人员结构不合理，力量配置不平衡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结构与素质初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委员的比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促进了人大工作的发展。但是，在组织机构人员的构成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一是代表和委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代表和委员中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在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过程中，难以提出有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偏高。大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从党政系统转过来的老同志，中青年委员很少，形不成比较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老同志经验丰富，有能力，但年龄偏大，工作精力有限，影响人大工作的效率，不利于保持人大工作的连续性。三是专职委员的比例较低。近几届来，常委会专职委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一般都不足一半，不能满足常委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四代表的数量偏多。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有300多万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代表数量过多，不便于经常开展活动，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也受到很大影响。五是领导干部代表过多。担任领导职务的代表由于工作繁忙，很难保证参加代表活动的时间，影响代表职责的履行和代表作用的发挥。由于有些代表既是执行机关的领导，又是权力机关的成员，其双重身份带来了监督工作中的矛盾。六是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偏少。在新形势下，人大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但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少，工作人员力量不足，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三）组织制度创新不足，组织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 人大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都是依据宪法、法律的有关规定设置的，具有法定的职权与权威。从法律上和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分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在本级国家机关系统中居于最上的位置，其他国家机关都要受权力机关的支配、监督与制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掌握和使用着具体、直接的权力，因而容易造成执行权超越于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和决定权之上，或变成游离于立法权和决定权之外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这种状况在人大组织制度以及其他方面制度创新滞后的情况下，难以得到彻底改变，进而在事实上降低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与权威。就主要之点说，一是立法机构主导性作用发挥不够到位。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很大部分都由政府方面提出并草拟，常委会经过审议予以搁置或否决的例子不多。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实行提前介入，但对内容综合把关的能力与水平也还不能满足人大立法工作的需要。立法权是省级以上权力机关最重要的权力，立法主导性不强是对权力机关法律地位与权威的最大挑战。二是关键性或者说实质性的监督机构缺失。监督权是权力机关的又一项主要职权，人大的监督权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使用好这项职权直接关系到社会对人大权威的认同，也是保证国家公共权力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依法行使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人大监督工作的薄弱，不仅是因为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指导监督工作的监督法，而且也是由于一些实质性监督组织机构的缺失。比如宪法监督机构、预算监督机构的设立以及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等。人大监督工作的实践也证明，权力只有与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与发挥。[!--empirenews.page--]健全和完善人大组织体系的思路与任务重点 人大组织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给人大工作和人大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的人大组织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切实增强问题意识，从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入手，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以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与办法，使人大组织体系更好地顺应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充分认识人大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合理确定人大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 人大组织制度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决定了加强人大组织建设对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大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了抗击风险的应有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人大组织建设伴随这一进程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人大组织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健全和不断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不仅对于人大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有力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大的组织建设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加强人大的组织建设，必须从我国整个政治系统的高度思考问题和对策。进一步说，就是要紧紧围绕和服务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以改革、发展、完善为主题，以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性为标准，坚持人大组织建设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有利于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等四个方面的原则要求。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人大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充分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的发展，巩固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提升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文明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组织制度的潜能。

（二）加大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是人大工作发展进步的不竭精神动力。人大组织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人大工作方面的理论和观念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分析研究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形成一批理论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加快实现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向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转变。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改进和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以形成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大组织制度。这是人大组织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人大组织制度创新大体包括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和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次要的、从属的方面。就目前人大组织体系的现状而言，要着重强调从两个方面加强人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empirenews.page--]第一，要加强全局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是以前不具备的，具有创制性；同时又不是零碎、局部的，具有宏观性与根本性。如设立宪法监督机构和预算监督机构的问题、实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会期制的问题等，都是人大组织制度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治决策和举措。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在《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到，有些同志建议全国人大增设宪法委员会。此后，尤其是党上一页[1][2][3]下一页 的十五大以后，专家学者和人大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以及建立预算监督体制问题都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实行会期制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相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第二，要加强局部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不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只是一些单项性的或部分法律规范的创设。它一般通过对过去已有的一些法律规定的修订和完善，来达到组织制度创新的目的。也有的是在制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制度时，附带创设一项有关组织方面的法律规范。立法法对地方人大设立法制委员会的规定，以及地方人大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增设或对原有组织机构职能的重新定位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地方人大无权创设国家职权范围内的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法律制度，局部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在地方人大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

（三）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科学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全面研究解决人大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需要做长期艰巨的努力和精心筹划。在现阶段，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分析和权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轻重主次，着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锲而不舍地逐步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重点矛盾和突出问题。综合分析比较当前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人的因素来说，归结到一点就是组织成员的数量与素质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方面，要在科学测算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人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建立在合适人数基础上的专职化是提高代表和委员素质的治本之策，其他途径如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代表选举的差额数、改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与介绍方式、加强对代表的培训等，只有与合适人数的代表与委员专职制这一条件相结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代表和委员的人数经科学确定以后，除非发生重大人口变动，否则应保持相对稳定。从长远的眼光看，还需要研究考虑最终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并轨合一，以彻底避免代表和委员专职化以后，两者之间出现的不必要的法律地位差异甚至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培养一支面向未来，富有效率，充满活力，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和科学精神，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爱岗敬业，作风优良，人员编制适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尤其是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实施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人才战略和能力战略。在与党政部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要通过双向交流、挂职锻炼、竞争上岗、招考招录、改善待遇等多种方式，为人大机关干部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地方人大要重点从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五个方面着手，全方位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创造坚实的组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