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商场面临的挑战及其营销对策ok
大商场面临的挑战及其营销对策
商业经济与管理汪力忠,任炽明,张鑫浩1997.05
面临的挑战有1专业市场兴起,社会购买力分流严重,2连锁商业迅速发展,3网点布局不甚合理,4,缺乏鲜明的经营特色,无规划竞争屡有发生。所以各大商场采取了种种营销对策。
近年来,大型零售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专业市场、连锁超市等各种新的经营业态大量涌现,使大型零售企业面临竞争和挑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体制的过程中,如何使大型零售企业顺应商品经济条件下零售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广大商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
大商场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从杭州市大商场发展情况来看,“八五”期末,年销售超亿元的大商场已发展到13家,在全国100家最大市场排行榜中,有5家入围,拥有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大商场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市消费品零售额的快速增长,“八五”期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17亿元,比“七五”期间增长26倍。但是,自1995年下半年以来,大商场逐渐失去了前几年快速增长的惯性,销售出现了停滞迹象,甚至有所下滑。1995年杭州12家大商场销售仅比上年增长139%;1996年11家大商场(除天工艺苑)销售3942亿元,比上年下降899%;今年一季度12家大商场销售103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17%。利润下降幅度则更大。与之不同的是,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仍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市区消费品零售额1995年为14858亿元,比上年增长338%;1996年为16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249%;今年一季度也比去年同期增长118%。因此,从总体上看,大商场已从前些年的高速增长期步入目前的调整期,其销售情况出现了与市场消费上升趋势相背离的状况。近一二年,市区的华联商厦、南元百货大楼、友谊商城、中央商场等大商场因缺乏竞争力相继关门停业,华侨商厦、友谊公司最近已分别被百大集团和饮服公司托管进而打算兼并,说明大商场确实已面临着严竣的挑战。1.专业市场兴起,社会购买力分流严重。从杭州市专业市场的发展看,近年无论其数量、成交额均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期。市区从1991年的100家,已发现到1996年的266家,成交额已达308亿元。截止1996年底,全市各类专业市场已达578家,成交额441亿元,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达56家、超10亿元的达13家。在这些专业市场中,工业消费品市场1996年已达119家,成交额257亿元。可见,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是最为迅猛的,其成交额占了所有专业市场的近60%。特别是1995年,杭州市区曾以每隔10天就诞生一家的惊人速度,产生了大批新兴的专业市场群。这些专业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较大规模地开展零售经营,并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且经营面已涉及除黄金饰品以外的几乎所有品种。可以说,近几年大商场销售的滑坡是与专业市场的快速发展相伴随的。如家俱、装饰类 商品近几年在大商场的销售大幅下降,1996年上半年解百、百大下降5%以上,主要是由于该类专业市场开设较多、销售严重分流所致。2.连锁商业迅速发展。杭州的连锁商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也较快,已从1995年的27家企业、138个门店、年销售48亿元,扩大至1996年的30家企业、216个门店、年销售1154亿元。尤其是各类超市发展较为迅猛,它以购物环境简洁宽松,让消费者在“无干扰”的氛围中自主、自由、自选、自助式购物,“便利、快捷、价廉”的特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今年上海华联超市等落户杭州,给杭州商业带来了新的竞争对手。虽然连锁商业对大商场的销售分流还主要局限于食品、日用品类商品为主,但作为一种新型商业,它正处于加速发展的扩张期,对大商场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如金
龙集团公司的万家福超市,开业半年销售已达5000万元,它以仓储式的陈列、低廉的价格、齐全的品种,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3.网点布局不甚合理。从大商场发展数量来看,全国最近5年建成的大商场家数相当于过去40年的总和,杭州市从以前的“解百”一家发展到目前的10多家。这种在较短时期内相对集中的发展,反映了企业对发展扩大社会商品流通规模的迫切愿望。但是在大商场发展中却忽视了其合理布局。特别是有的单位在事先没经充分的可行性分析的情况下,一味追求在大商场林立的中心区域新建大商场,导致在竞争中败北。从友谊商城、中央商场被淘汰的原因分析,也许可以证明这一点。
4.缺乏鲜明的经营特色,无规划竞争屡有发生。从各大商场的营销行为看,以“价格战”为代表的无序竞争情况时有发生。如去年11月本市几家大商场相继推出全部商品打折让利,其中家电等保本销售,虽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旺销盛况,但是在而后的日子里,购买需求明显减少,也影响了其他商场的销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同时,大多数商场缺乏对自身市场定位的研究,缺乏富有特色的经营手段,往往是经营结构雷同的多,个性鲜明的少,大多数商场品种种类、档次、柜台陈列等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营销手段等方面也都比较相似,导致竞争力的下降。
二、近几年大商场采取的主要营销对策
针对严竣的市场形势,各大商场近年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1.开展市场调查,选择目标市场,努力营造各自的经营个性。
近几年一些大商场在经营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如果市场定位错误、营销无特色,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而一些商场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周围市场特色和企业自身条件,寻找自己的目标市场。如杭州大厦购物中心,过去曾经因缺乏经营特色而失去在大商场中的竞争力。最近几年,他们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在1993年确定了把目标市场定位在中高档的策略,并在营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吸引了一大批追求中高档的顾客群。从而在这几年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销售、利润连年增长。杭州金龙商厦1994年刚开业时由于定位不准,难以与周围大商场匹敌,面临生存危机。8月份他们打出了“工薪层购物的好去处”的旗号,并推出了“十点利”的营销举措,从而摆脱了困境。今年4月,针对商厦“小而全”的经营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再次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改建成为金龙万家福超市的第2家连锁店,突出“食品的世界、日用品的天地”的经营格局,争取以“金龙特色”在武林广场商业中心争得一席之地。
2.积极向外开拓,扩大市场空间。为避免市区内的不良商业竞争,各大商场相继开拓周边城乡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百大集团于1994年率先在嘉兴开设了杭州百货大楼嘉兴购物中心,成为当地最大的商场之一。今年4月又在诸暨开设了购物中心。“解百”也于去年先后在义乌、临安、萧山以买断产权的形式开设了“杭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解百钱王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和“杭州解百萧山商厦有限责任公司”,还与东阳金穗集团合作,以特许经营方式共同组建“杭州解百东阳商厦”。现四家分店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已超过总店面积,经营情况总体较好,1996年销售额达143亿元(萧山、东阳年底开业),其中年初开业的义乌分店达107亿元。
在向外拓展市场空间的过程中,我市部分大商场还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商誉,发展连锁经营。如“解百”1995、1996年分别在市内的德胜、杨家门、景芳等居民聚居区和郊县的临平、余杭、塘栖镇开设了6家连锁超市,营业面积合计1580多平方米。他们专门成立了超市发展中心,实行统一进货、统一配送,既开发了当地的商业网点,又扩大了销售。
3.及时调整经营结构,使有限的场地发挥更大的效益。
由于这几年在各大商场所经营的商品中,有些品类受专业市场等的分流影响太大,销售直线下降。如前面所说的家俱、装饰类商品,在解百、百大销售额的直线下降,使他们感到这类商品在市场上已明显缺乏竞争力,因而果断地撤销或压缩,腾出场地扩大其他销售情况较好的商品经营,从而制止了效益的进一步滑坡。有的大商场还打破了单一商品经营的格局,开拓餐饮、娱乐服务等新的经营领域。最近杭州百货大楼腾出四楼营业场地,与深圳为食欢乐城有限公司合作开设日本、泰国、韩国等国的快餐、风味小吃和儿童娱乐项目,这成为我市大商场开设大型餐饮娱乐业的先例。解百也已开设了娱乐服务公司,有屋顶游泳池等经营内容。其他商场如天工艺苑也正在筹划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既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资产使用效率,又适应杭州作为旅游城市的消费需求,使大商场具有更强的消费吸纳力。
4.开展富有特色的各类促销活动。
各大商场除了经常开展各种展销等活动外,还开展各类主题促销活动。“解百”每年都开展“西子春潮大型羊毛衫展销”、“解百服饰节”等主题促销活动。如在“解百服饰节”期间,除了开展服饰类商品展销活动外,还举行大型时装表演,变被动迎合消费为主动引导消费;同时还举办业余时装设计大赛,增强顾客对服饰节的参与性,提高购物兴趣。“百大”去年开展了家电商品拍卖等活动,以新的方式吸引了大批顾客。杭州大厦、金龙商厦、天工艺苑先后开展了会员卡销售,努力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天工艺苑率先推出了“不满意便退钱”的服务促销举措,深受消费者欢迎。景福百货大楼通过开展赠券销售、累计优惠等促销活动,取得了较好效果。一些商场还通过举办照相机、微波炉等商品知识讲座,有效地引导了消费。
5.以兴办自己的专业市场增大客流量。
百大集团为更好地盘活企业资产、拓展新的经营领域,于今年4月30日在第二百货大楼开设了一家收藏品市场,营业面积达2000平方米,共有包厢58间,低隔断式单间218间,开展邮品、钱币、磁卡交易。开张半个月时间,进场交易人数达1万多人次,市场交易活跃,包厢式摊位供不应求。还有来自省内外20余家经营户,排队争购二期工程包厢。杭州收藏品市场的成功起步,探索了一条“商场”办“市场”的新途径,同时给“二百大”带来新的客源,促进商场销售的增长。
大商场发展中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商品市场正面临着一个转换期,我们要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分析大商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1.正确认识大商场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处理好发展与布局的关系。大商场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它的较快发展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表现之一,显示了商品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对促进生产、活跃流通、满足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从世界零售业发展潮流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大商场还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即便在超市、便利店等业态有了广泛的发展后,它们之间仍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兼容性。但是,在当前新的竞争形势下,大商场的发展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较为突出的是盲目发展,导致局部过剩和结构失衡。因此,在大商场的发展中,迫切需要有专门部门来研究,加强统筹规划,解决合理布局的问题,克服因盲目重复建设造成的恶性竞争等弊病。北京、上海等地政府决定对城市中心区新建或扩建大商场,必须先由市商委按总体规划进行审查,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2.大商场须逐步向经营业态多样、结构多元的综合型企业发展。
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种种新兴的零售业态生机盎然,标志着零售市场正处于一个重要发育、变革期。大商场作为一种传统的零售业态,必须依托原有优势,抓住机遇,战胜各种新兴业态的挑战。首先,必须打破单店经营的传统格局,发展多种零售业态。特别是要走出商场越大越好的误区,正确认识总量规模与单体规模的关系,逐步走连锁化的道路。
大商场发展连锁经营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既有较强的经营管理实力,又有较强的投资能力。上海华联超市的发展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国外的大型零售企业,也大多是连锁店公司。杭州的大商场要在巩固周边地区开设分店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连锁经营网络。同时,要加快配送中心建设,实行统一进货、统一配送,克服分散进货中存在的成本高、价格不
一、质量无保证等问题。其次,要开展多元化经营,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大商场可创造条件,在突出主业的基础上,逐步向加工业、旅游、餐饮、娱乐、房地产、金融等多种行业拓展,形成商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的综合型企业集团,这也是世界零售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趋势。
3.大商场要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经营个性和风格,开展特色经营。
目前许多城市对大商场多与少的问题议论颇多,看法不一致。其实当前主要的问题是经营品种和方式雷同的过多,有自己独特经营风格的大商场太少。没有自己的目标市场,没有自己的特色,是大商场的致命伤。因此,市场定位准确与否是大商场成功与否的关键。随着消费者的逐步成熟,理性消费逐渐形成,必然要求大商场有自己的目标市场,不能“贪大求全”。有的商场在经营结构上,由大路货商品向品牌化、专业化、系列化方向转移;有的商场在经销方式上由引厂进店向自营经销转移,避免了商场间的经营商品重复交叉。同时要创造自己的营销特色,千万不能尾随他人之后。今年4月,上海豫园商城通过举办豫园庙会,加强旅游功能开发,吸引日均30万人次的客源,促进了销售的大幅增长,值得我们深思。舒适的购物环境和高水准的服务质量是大商场区别于其他经营业态的重要方面,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诱因之一。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强规范化建设,创造出自己的服务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新的发展。
第二篇: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早在2013年,总书记就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上不得有丝毫懈怠。未来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推广更多富有针对性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上各种言论传播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政权稳定的重要防线
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也都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乎政权安全、政治稳定。
苏联沉痛的历史教训给我们敲响警钟。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却是赞不绝口,对诋毁苏共、丑化苏联领袖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放任自由,任由西方民主思潮在苏联泛滥。这种捍卫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失职成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一大诱因。近年来,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权更迭,叙利亚的战火燃烧、“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隐藏其后的外部因素都有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现实的惨痛教训诱人深思,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没有抓好,最终必然会出大问题,必然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国内外的挑战
当前抓紧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斗争的结果。近年来,欧美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而中国不仅没有陷入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波及的经济停滞,反而积极调整政策,在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重新定位自身,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延续改革三十多年的腾飞。2014年3月27日,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是何等的霸气与谦卑,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秉承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奉行的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原则,中国梦同时是奉献世界的和平梦。但这些都没有打消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新兴渠道对中国进行渗透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地区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社会上价值思想观念多元化,一些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还有一些人醉心于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自媒体平台制造传播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项基本原则、党史国史、改革开放等都被拿来质疑、曲解甚至否定。2014年国内外爆发的一系列事情,不管是中东的炮火,还是乌克兰的内乱,甚至香港的“占中”,背后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干涉势力身影。我们虽然远离中东的战乱,也不必忧虑乌克兰的危机,但香港“占中”事件着实需要我们细细梳理,认真总结。香港“占中”指的是2014年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香港“占中”事件背后的西方势力,一直以来如鬼魅般随形。一些西方媒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称赞香港“占中”事件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更是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加以报道。而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积极跟进,香港“占中”事件从表面上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正是西方国家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大规模搞“颜色革命”的预演。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紧迫的、严峻的,也是复杂的、长期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这紧迫性、复杂性在过去的一年中尤其明显,我们必须为防止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冲突的升级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全面占领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高地”。
三、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面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冲击,我们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该积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针对西方各种民主思潮展开批判、对互联网进行净化整顿、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障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从容应对中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各种新挑战。
(一)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当前批判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等等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各种思潮在国内都有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曲意批判和无端指责,最终的落脚点都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并且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部门。
西方各种思潮诸如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然而主流官方和媒体对于这些思潮却没有作出及时的、正面的回应,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处于集体失语的局面。能够积极对这些思潮作出深刻分析和有力回击的学者值得鼓励,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中积极批判西方民主宪政思潮,为当代中国学者做出典范。
不能否认,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失去了指南,他们的影响也日渐衰弱。当经济危机真正发生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足以掀起十月革命那样大的高潮来。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要向中国人民说明“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又要描述“另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要带领全世界人民探索走向这一世界的路径。我们坚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二)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凭借着强大的网民数量成为“网络大国”,却还不是“网络强国”。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兴自媒体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兴起,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日趋激烈。当前,我国网络环境中一些抹黑国家、虚无历史、解构伟人的各种段子、谣言肆意传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要求,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更不能闪烁其词、步步退却。要像重视先进科学信息技术安全一样,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宣传部门应该积极创新网络语言,积极引领网络舆论潮流,而不能落后或盲目跟风于网络自发的舆论潮流,从而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面的声音引领多元多样多变的网上舆论,善于、敢于同网络上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交锋,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
应对各种思想文化渗透,我们需要先把自身问题解决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新兴富裕起来的人正在积极争取话语权,而现实生活中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还有待缓解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11页)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工作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地抵制西方腐朽的思想冲击,自觉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主导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篇:人大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人大组织制度从1954年我国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经过4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我国政治体制相适应、较为完整有效的人大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大工作的深入开展,人大组织建设也日益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和着力解决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不仅关系到能否从组织上充分保证和推动人大工作的创新发展,而且决定着人大组织制度功能进一步发挥的程度。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人大组织制度的理解,丰富和促进人大的组织建设工作,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大组织体系的构成 人大组织体系与人大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制度实际上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自身的性质、地位、职权、作用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系统,主要包括人大组织制度、人大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制度和人大活动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大组织体系是人大制度系统赖以运行的组织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由组织机构和组织成员两个部分构成。人大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贯穿在这两个部分之中,或者说是这两个部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大组织体系的应有内容。人大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二是人大常委会,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大部分职权;三是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四是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或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五是工作机构,包括工作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等。此外,还有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会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临时性组织以及代表小组等非正规组织形式。人大组织成员是人大组织机构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一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依法产生。其中,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二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产生,并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担负一定的职务与职责;三是人大机关干部。机关干部是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人员,其领导成员一般通过任命、选举或竞争上岗的方式产生。人大机关干部是人大组织成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人大组织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empirenews.page--]
(二)人大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人大组织体系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性质上与其他组织形式存在着很大差别,在组织构成和组织形式上也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具体地说,人大组织体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组织形式。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人大行使职权的重要组织机构,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并可以依法罢免其成员。民主选举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体系人民性特点的直接而具体的体现。人民性是人大组织的本质性特点。第二,国家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既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又是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和标志。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动。人大组织体系中的其他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也都具有某种国家公共权力的色彩,而不是一种私人现象。国家性是人大组织区别于其他许多组织的一个重要属性。第三,法定性。人大各级各类组织的性质、职权、组成和活动方式等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门委员会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依法选举产生。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置虽然没有作详细的规定,但是明确要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各级人大常委会成立的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工作室等工作机构,都是这一法律精神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法定性是人大组织的一个显在特征。第四,权威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主导地位,享有崇高的权威。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们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等,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极大的权威。权威性是人大组织相对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个重要特性。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大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凝结和反映着几十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组织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人大组织建设由于受体制、文化观念和事物发展客观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遇到了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机构的设置不规范,科学性原则体现不够 人大组织机构的设置经过不断调整已经逐步趋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以及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大组织结构体系,但是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是机构名称不统一。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办事机构,不仅各地之间在名称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地方人大,其组织机构的名称也数次变化,缺乏稳定性。二是机构设置的数量不等。有的地方人大既设有专门委员会,又设有工作委员会,有的则只设有工作委员会,数量从1至8个不等。三是专业领域划分过宽。地方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表面上看,具有专业性,实际上涵盖的领域很广。如教科文卫委员会,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诸多方面,完全按照这些领域来开展工作,力不从心。四是职责范围交叉重叠。一些专业领域交叉或相关的委员会之间,如财经委员会与城建委员会之间等,在开展立法、监督等方面工作时,如果协调配合不够,就会在工作中产生扯皮推委现象,影响工作的效率。[!--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的有关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导致了在执行法律规定时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组织机构的人员结构不合理,力量配置不平衡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结构与素质初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委员的比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促进了人大工作的发展。但是,在组织机构人员的构成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一是代表和委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代表和委员中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在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过程中,难以提出有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偏高。大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从党政系统转过来的老同志,中青年委员很少,形不成比较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老同志经验丰富,有能力,但年龄偏大,工作精力有限,影响人大工作的效率,不利于保持人大工作的连续性。三是专职委员的比例较低。近几届来,常委会专职委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一般都不足一半,不能满足常委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四代表的数量偏多。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有300多万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代表数量过多,不便于经常开展活动,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也受到很大影响。五是领导干部代表过多。担任领导职务的代表由于工作繁忙,很难保证参加代表活动的时间,影响代表职责的履行和代表作用的发挥。由于有些代表既是执行机关的领导,又是权力机关的成员,其双重身份带来了监督工作中的矛盾。六是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偏少。在新形势下,人大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但人大机关干部编制少,工作人员力量不足,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三)组织制度创新不足,组织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 人大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都是依据宪法、法律的有关规定设置的,具有法定的职权与权威。从法律上和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分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在本级国家机关系统中居于最上的位置,其他国家机关都要受权力机关的支配、监督与制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掌握和使用着具体、直接的权力,因而容易造成执行权超越于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和决定权之上,或变成游离于立法权和决定权之外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这种状况在人大组织制度以及其他方面制度创新滞后的情况下,难以得到彻底改变,进而在事实上降低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与权威。就主要之点说,一是立法机构主导性作用发挥不够到位。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很大部分都由政府方面提出并草拟,常委会经过审议予以搁置或否决的例子不多。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实行提前介入,但对内容综合把关的能力与水平也还不能满足人大立法工作的需要。立法权是省级以上权力机关最重要的权力,立法主导性不强是对权力机关法律地位与权威的最大挑战。二是关键性或者说实质性的监督机构缺失。监督权是权力机关的又一项主要职权,人大的监督权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使用好这项职权直接关系到社会对人大权威的认同,也是保证国家公共权力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依法行使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人大监督工作的薄弱,不仅是因为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指导监督工作的监督法,而且也是由于一些实质性监督组织机构的缺失。比如宪法监督机构、预算监督机构的设立以及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等。人大监督工作的实践也证明,权力只有与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与发挥。[!--empirenews.page--]健全和完善人大组织体系的思路与任务重点 人大组织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给人大工作和人大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的人大组织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切实增强问题意识,从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入手,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以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与办法,使人大组织体系更好地顺应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充分认识人大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合理确定人大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 人大组织制度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决定了加强人大组织建设对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大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失去了抗击风险的应有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人大组织建设伴随这一进程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人大组织建设是我国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健全和不断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不仅对于人大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有力地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大的组织建设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加强人大的组织建设,必须从我国整个政治系统的高度思考问题和对策。进一步说,就是要紧紧围绕和服务于人大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以改革、发展、完善为主题,以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性为标准,坚持人大组织建设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有利于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等四个方面的原则要求。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人大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充分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的发展,巩固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提升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文明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组织制度的潜能。
(二)加大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人大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是人大工作发展进步的不竭精神动力。人大组织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人大工作方面的理论和观念创新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分析研究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形成一批理论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加快实现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成果向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转变。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与长期性。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改进和完善人大的组织体系,以形成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大组织制度。这是人大组织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人大组织制度创新大体包括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和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非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是次要的、从属的方面。就目前人大组织体系的现状而言,要着重强调从两个方面加强人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empirenews.page--]第一,要加强全局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是以前不具备的,具有创制性;同时又不是零碎、局部的,具有宏观性与根本性。如设立宪法监督机构和预算监督机构的问题、实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会期制的问题等,都是人大组织制度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治决策和举措。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在《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到,有些同志建议全国人大增设宪法委员会。此后,尤其是党上一页[1][2][3]下一页 的十五大以后,专家学者和人大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以及建立预算监督体制问题都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实行会期制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相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第二,要加强局部性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这项组织制度不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只是一些单项性的或部分法律规范的创设。它一般通过对过去已有的一些法律规定的修订和完善,来达到组织制度创新的目的。也有的是在制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制度时,附带创设一项有关组织方面的法律规范。立法法对地方人大设立法制委员会的规定,以及地方人大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增设或对原有组织机构职能的重新定位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地方人大无权创设国家职权范围内的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法律制度,局部的法律性组织制度创新在地方人大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
(三)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科学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全面研究解决人大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需要做长期艰巨的努力和精心筹划。在现阶段,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分析和权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轻重主次,着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锲而不舍地逐步破解人大组织建设中的重点矛盾和突出问题。综合分析比较当前人大组织建设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人的因素来说,归结到一点就是组织成员的数量与素质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方面,要在科学测算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人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建立在合适人数基础上的专职化是提高代表和委员素质的治本之策,其他途径如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代表选举的差额数、改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与介绍方式、加强对代表的培训等,只有与合适人数的代表与委员专职制这一条件相结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代表和委员的人数经科学确定以后,除非发生重大人口变动,否则应保持相对稳定。从长远的眼光看,还需要研究考虑最终实现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并轨合一,以彻底避免代表和委员专职化以后,两者之间出现的不必要的法律地位差异甚至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培养一支面向未来,富有效率,充满活力,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和科学精神,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爱岗敬业,作风优良,人员编制适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尤其是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实施人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人才战略和能力战略。在与党政部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要通过双向交流、挂职锻炼、竞争上岗、招考招录、改善待遇等多种方式,为人大机关干部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地方人大要重点从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五个方面着手,全方位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创造坚实的组织条件。
第四篇: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王鸿雁
香港国际安全食品认证中心
内容提要:例举我国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迟缓的原因,并给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近几年来,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在农村生态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保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目前有机食品认证存在很大隐患和问题。我国有机食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检测认证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有机食品产业的声誉。只有大力扶持有机食品产业,加大发展力度,引入第三方检测认证协助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才能有效解决我国有机食品面临的问题,推动有机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需要根据有关部门检测且达到要求的食品才可称为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实践证明 ,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适应了未来农业和食品业的发展 , 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载体。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 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 提高农产品和食品质量 , 增强人民身体健康 ,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绿色食品市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测认证不严格,监管体系不合理。我国绿色食品近年来频繁出现问题,很多拥有绿色标识的企业反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让我国的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产生了怀疑,而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检测认证的不严格监管体系不合理,在检测认证中出现企业“明星效应”,知名企业在检测认证过程中享受了“优惠”,监管体系中出现了互相推诿的问题,如此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导致了我国绿色市场发展迟缓,消费者对绿色食品失去信心。
绿色食品市场体系不规范 , 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 假冒绿色食品现象时有发生 , 扰乱了绿色食品市场秩序 绿色食品商标标志是经国家商标局注册的质量证明商标 , 其商标专用权受我国 “商标法” 的保护。绿色食品商标标志包括 “绿色食品” 中文、绿色食品英文(GreenFood)、绿色食品标志图形及三者的组合体。任何企业和个人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 , 必须经注册人的许可。但是 , 部分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 绿色食品侵权行为和假冒绿色食品时有发生。部分绿色食品企业擅自扩大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范围;部分绿色食品企业超期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更有一些不法之徒 , 假冒绿色食品商标标志 , 欺骗消费者 , 严重损害了绿色食品的市场整体形象。某权威单位曾对北京某果品批发市场进行调查 , 发现市场批发的果品中 , 有近20 % 的产品包装上印有 “绿色食品” 字样 , 其中有 80 % 的产品系假冒绿色食品。此外 , 绿色食品良莠不齐的产品质量 , 也影响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信赖。
按照消费者购买行为心理学说 , 认知只是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基础(如消费者听说“绿色食品”),只有当消费者较全面感知了某种产品或某种消费确能极大化地满足其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时 , 才能产生积极的购买行为。由于绿色食品整体宣传不够 , 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价值缺乏进一步的感知 , 未能形成稳定的绿色食品消费信念 , 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据广州市统计局今年 3 月份的一项调查表明 , 市民对 “绿色食品” 这个名词的认知度较高 , 但相当市民对绿色食品缺乏进一步的了解。在调查的人群中 , 有 78.5 %的人听说过 “绿色食品” 这个名词 , 其中有 24.1 %的人未听说过 “绿色食品有识别标志” , 而具备识别标志能力的人只有 21.9 %。“无污染、安全”是绿色食品的主要特征 , 即使在买过的人群中 ,也只有 48.8 % 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 而 62.4 % 的人由于对绿色食品缺乏正确的认识而未购买绿色食品。调查中 , 有相当部分的人对绿色食品不甚了解 , 以为绿颜色的食品或纯天然的食品就是绿色食品 , 还有人认为保健食品就是绿色食品。绿色食品较高的价格也影响着消费。现代农业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来提高产量 , 绿色食品由于禁止或限用化肥和农药而引起产量下降 , 其生产和管理成本高于普通产品 , 价格理应高些 , 但目前有些企业没有正确分析产品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 , 为追求高额利润盲目提高价格 ,造成供求价格不平衡 , 影响消费。据调查 , 北京市某超市经营的绿色食品蔬菜(礼品装)价格比普通蔬菜高 200 % 以上 , 绿色食品鸡蛋价格比普通鸡蛋价格高 120 % 以上。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分散 , 缺乏统一的协调和组织 , 产品跨地区经营困难 绿色食品区域化生产虽初见雏形 , 但总体上分布仍很分散。如按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划分 ,1999 年东部 12 个省、市绿色食品产品数为 572 个 , 占绿色食品产品总数的 42 % , 中部 9 个省、自治区产品数为533 个 , 占产品总数的 39 % , 而西部 10 个省、市、自治区的产品数为 248 个 , 占总数的 19 %。而且 , 由于对产地环境的特殊要求 , 绿色食品产地主要分布在辽阔的农村和边远山区。据统计 , 在1999 年的 742 家绿色食品生产企业中 , 有近70 % 的企业分布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绿色食品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距离增加了绿色食品供货困难 , 造成产供销脱节 , 绿色食品消费市场发展缓慢。绿色食品企业及其产品尚未形成进入市场的合力 , 影响了绿色食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扩张规模。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和产品分布全国各地 ,市场的发育缺乏统一的协调和组织 , 缺乏较强劲的经纪人队伍 , 并受流通领域条块分割、行业封闭体制的惯性影响 , 产品跨地区经营比较困难 ,产品供给没有规模 , 市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有限。同样 , 绿色食品经营企业也相对分散 , 企业与企业间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 企业难以形成合力。绿色食品生产企业过分依赖于传统的商业流通渠道 , 与绿色食品营销企业缺乏必要的联系 , 影响了绿色食品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此外 , 部分企业还存在 “重申报 , 轻市场” 的观念 , 有些企业还过分依赖政府行为 , 如此等等 , 都是影 响绿色食品市场建设的重要因素。
绿色食品生产规模小 , 产品结构不合理 ,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食品市场的发育 市场的发育 , 需要一定规模的产品。绿色食品经过 10 年的发展 , 产品开发得到了快速发展。绿色食品产品数由 1990 年的 127 个增加到1999 年的 1353 个 , 绿色食品实物产量由 1990年的 35 万吨增加到 1999 年的 1105.8 万吨 , 绿色食品环境监测面积由 1990 年的 15 万公顷增加到 1999 年的 337.6 万公顷。但是 , 相对于普通食品 , 绿色食品生产规模太小 , 绿色食品实物年产量还不到全国普通食品年产量的 1 %。即使发展较快的粮油、饮料、蔬菜类产品 , 所占的比例也很小。1999 年 , 绿色食品粮油产量仅占全国普通粮油类产量的 2.44 % , 绿色食品饮料类产量仅占全国普通饮料类产量的 3.01 %。绿色食品粮油作物的种植面积仅占全国粮油作物种植面积的 0.61 % , 绿色食品蔬菜种植面积仅占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的 1.59 %。产品结构不尽合理 , 产品品种单调 , 无法满足人们日趋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据资料表明 ,2000 年 , 在我国绿色食品产品结构中 , 粮油类产品占 28 % , 蔬菜类占 17 % , 饮料类占 15 % , 而消费者最为关心和市场需求较大的畜禽肉类产品、水海产品所占比例极小。较少数量的产品在结构不尽合理的情况下 , 无法形成独特的绿色食品市场。按一般商业标准 , 商店每平方米经营的食品品种一般应有 15 — 20 个 , 规模100平方米的商店 , 其经营的品种至少要达到1500 — 2000 个。而我国绿色食品产品数 1998年仅 1018 个 , 目前也仅 1831 个 , 如除去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及一些由于地区消费习惯、口味等原因只适合本地区销售的产品外 , 真正能跨地区经营的产品还不到 1000 个 , 这么少的产品无法进行绿色食品专营 , 也无法形成独特— 4 2 —张志华 : 我国绿色食品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的绿色食品市场。我国有机食品市场出现的主要问题
有机食品认证工作自身的难度较大。有机食品生产是一项集管理、技术、诚信和环保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有机生产倡导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相对于其他传统安全食品认证特别重视终端产品的认证而言,有机食品则强调从育种、播种、病虫草害防治、收获、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监控,并通过完整的记录体系来实施追踪审查。因有机食品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造成了有机食品认证的工作量大、难度系数和风险性相对较高。
部分有机食品生产企业重认证、轻贯标和咨询。与国外同类标准相比,目前,我国《有机产品》标准(GB/T19630-2005)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企业的农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更高。而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质量体系文件编制方面的力量很薄弱,且受有机农产品咨询专家数量和咨询费用的限制,部分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单位重认证结果、轻咨询工作,仅邀请质量认证咨询专家编写质量管理文件,却很少向生产和加工技术专家咨询,结果造成“两张皮”:写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导致真正的有机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
有机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当前,一些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重认证、轻监督,导致一些获证单位的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加上有机食品执法监管还没完全到位,这将影响我国有机食品的质量、认证市场的声誉和认证的有效性。
认证机构差异较大。认证机构的诚信和自律是提高认证有效性的关键。当前,国家认监委根据统一的有机食品认证规章和标准,对全国有机食品认证活动进行统一管理。自1995年以来,除少数国外有机认证机构进入中国开展有机食品的出口认证外,国内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不断增多,经国家认监委批准注册的有近30家,少数认证机构在尚未得到国家认可资质的情况下就开展有机认证业务,这将影响认证的有效性。
有机食品认证的诚信问题。与其他认证一样,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行业的信誉。自GB/T19630-2005《有机产品》国家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对标准宣贯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有机食品行业保持着每年20%~30%的增长速度,但强劲的市场拉动也有可能使极少数认证机构只顾眼前利益,仅看重数量的增长,使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
发展我国有机食品建议
(一)严格检测认证、监管程序。
由于通过绿色认证的企业频繁出现问题,消费者对绿色认证产生了质疑,所以要加大力度搞好检测认证和监管程序,积极引进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检测认证,应引入国外的先进检测技术和认证体系,例如香港国际安全食品认证中心,犹太检测等第三方机构来协助我国绿色食品市场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出现问题的企业应严格处理,对于真正绿色健康的食品企业应积极采取扶持政策。
(二)扩大生产规模 , 调整产品结构 , 扩大市场容量 , 满足人们对绿色食品多样化的需求 “质量与发展” 是绿色食品的两大主题。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 , 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 , 各地要稳步扩大绿色食品的生产规模 , 扩大市场的供给能力。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绿色食品的重要意义 , 将发展绿色食品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 把绿色食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 , 坚持以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为导向 , 充分发挥财政、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 , 把扶持绿色食品开发作为资金投放的重点 , 切实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各地要依照本地的资源和环境条件 , 选择有市场竞争力的 “拳头” 产品 ,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 鼓励并支持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辐射力的龙头企业将特定区域内中小企业的相关产品纳入其品牌 , 通过改进生产工艺 , 提高产品质量 , 扩大产品在生产上的容量。积极筛选、研制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标准的生产资料 , 包括绿色食品生产所需的肥料、农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兽药、水产养殖用药等。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肉、蛋、水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陆居民的肉、蛋、水海产品消费量与 90 年代初比分别提高了19.4 %、76.8 % 和 55.1 %。目前 , 在畜禽、水产品养殖过程中 , 一些生产者为了增加产量 , 获取更高效益 , 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兴奋剂和避孕药等药物 , 肉、蛋、水产品质量令人担忧。市场呼唤绿色畜禽、水海产品。但是 , 我国目前的绿色肉、蛋、水海产品很少 , 其所占比例还不到所有绿色食品产品数的 3 % , 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各地要认识到开发绿色肉、蛋、水海产品的市场前景 , 加快绿色肉、蛋和水海产品的开发。绿色食品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 《绿色食品畜禽(水产)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绿色食品畜禽(水产)兽药使用准则》 等标准文件。这是绿色食品市场发育和发展的需要 , 也是人们食物结构调整的要求。(三)强化宣传教育 , 营造绿色食品消费潮流
作为商品 , 绿色食品是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 , 但更多地融入了保护环境、崇尚自然、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开展多层次的绿色食品宣传教育 , 启动绿色食品消费市场 , 形成绿色食品消费潮流。在宣传层面上 , 不仅要对政府和企业宣传 , 还要向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和普通消费者宣传。在宣传内容上 , 不仅要宣传绿色食品无污染、安全、优质特性 , 还要宣传绿色食品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障人类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绿色食品的整体宣传和教育 , 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 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明确消费绿色食品既能保障人体健康 ,又能保护生态环境 , 使绿色食品消费意识深入人心 ,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食品需求。
(四)分区域、有组织地建立专业化的绿色食品批发市场 , 形成全国统一的绿色食品营销网络体系
目前 , 大多数绿色食品只能通过普通流通渠道进入市场 , 市场聚集效应不显著 , 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发挥绿色食品的规模效益和整合效应 , 应有计划、有组织 , 分区域建立专业化的绿色食品批发市场。通过专业批发市场 , 聚集绿色食品 , 建立集散地。专业批发市场作为具有足够资金的绿色食品中间商 , 可承担绿色食品零售网络体系及电子商务建设的建立绿色食品连锁店。一定规模的连锁店 , 具有降低成本、控制价格、促进销售和强化服务的作用。通过专业批发市场 , 动员社会力量 ,建立绿色食品连锁店。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应对专业批发市场和连锁店进行统一设计 , 并综合考虑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 , 结合绿色食品标志、颜色 , 综合设计绿色食品统一的销售图案。建立专业批发市场和连锁店 , 首先可考虑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批发市场可分区域建立东部批发市场、西部批发市场、南部批发市场和中部批发市场。连锁店不能过多 , 大城市 3 — 5 家 ,中等城市 2 — 3 家。2 1 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食品交易平台 , 开展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准确度高、更新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食品交易平台 , 开展 “ BtoB ” 和 “ BtoC ”电子商务 , 构建高效率的绿色食品营销网络体系。利用 “ BtoB ”平台 , 实现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和绿色食品原料企业间、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和绿色食品营销企业间的网上订购;通过 “ BtoC ”平台 ,并依靠绿色食品连锁店和配送队伍 , 实现 “网上购物”。对绿色食品专业批发市场体系的基础条件 ,政府要给予政策优惠 , 加大资金投入 , 发挥社会力量 , 合力搞活绿色食品流通。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应制定绿色食品专业批发市场及连锁店认证管理办法 , 施行 “绿色食品准入制度” , 加强对绿色食品批发市场和连锁店的监督和管理 , 确保绿色食品产品质量。
(五)加强宏观调控 , 为绿色食品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加快绿色食品立法工作 , 为绿色食品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议政府加快绿色食品的立法工作 , 尽快出台 “绿色食品管理条例” , 为切实保证绿色食品产品质量 , 规范和发展绿色食品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实践证明 , 黑龙江省出台的地方性 “绿色食品管理条例” , 对保证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加快绿色食品标准、认证准则、贸易准则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 为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AA 级绿色食品是与国际有机食品接轨的产品 , 其出口潜力巨大。我国即将加入 WTO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面临大量出口的机遇。我们应加快标准建设 , 加快标准、认证程序和相关法则与国际接轨 , 为进一步建立国际市场创造条件。3 1 加大打击假冒绿色食品产品的力度 , 维护绿色食品市场主体利益。政府要组织协调技术监督、工商等有关部门 , 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体系 , 加大绿色食品商标标志的保护力度。4 1 制定合理的绿色食品价格。制定合理的价格是绿色食品营销中的新概念。由于绿色食品生产和管理成本高于普通食品 , 生产价格高于普通食品 , 同时融入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 应将环境成本计入价格。如芬兰政府允许绿色食品价格比普通食品高 30 % 以上 , 而日本政府允许高出 20 % 左右。5 1 加强管理 , 确保绿色食品产品质量。绿色食品主管部门要加强绿色食品认证中的监督管理 , 保证认证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加强绿色食品生产质量管理 , 全面落实全程质量控制措施;加强对环境监测机构、产品监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加强队伍素质建设;加强绿色食品推荐生产资料工作等 , 确保绿色食品产品质量。
发展有机食品认证建议
有机食品认证工作自身的难度较大。有机食品生产是一项集管理、技术、诚信和环保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有机生产倡导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相对于其他传统安全食品认证特别重视终端产品的认证而言,有机食品则强调从育种、播种、病虫草害防治、收获、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监控,并通过完整的记录体系来实施追踪审查。因有机食品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造成了有机食品认证的工作量大、难度系数和风险性相对较高。
部分有机食品生产企业重认证、轻贯标和咨询。与国外同类标准相比,目前,我国《有机产品》标准(GB/T19630-2005)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企业的农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更高。而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质量体系文件编制方面的力量很薄弱,且受有机农产品咨询专家数量和咨询费用的限制,部分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单位重认证结果、轻咨询工作,仅邀请质量认证咨询专家编写质量管理文件,却很少向生产和加工技术专家咨询,结果造成“两张皮”:写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导致真正的有机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
有机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当前,一些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重认证、轻监督,导致一些获证单位的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加上有机食品执法监管还没完全到位,这将影响我国有机食品的质量、认证市场的声誉和认证的有效性。
认证机构差异较大。认证机构的诚信和自律是提高认证有效性的关键。当前,国家认监委根据统一的有机食品认证规章和标准,对全国有机食品认证活动进行统一管理。自1995年以来,除少数国外有机认证机构进入中国开展有机食品的出口认证外,国内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不断增多,经国家认监委批准注册的有近30家,少数认证机构在尚未得到国家认可资质的情况下就开展有机认证业务,这将影响认证的有效性。
有机食品认证的诚信问题。与其他认证一样,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行业的信誉。自GB/T19630-2005《有机产品》国家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对标准宣贯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有机食品行业保持着每年20%~30%的增长速度,但强劲的市场拉动也有可能使极少数认证机构只顾眼前利益,仅看重数量的增长,使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
为了促进我国有机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有机食品认证,应完善体系编制,建立诚信体制,重视有效性和规范性。并遵循国家政策,引进国外第三方检测机构,例如香港国际安全食品认证中心和犹太认证以及美国FDA认证等检测机构,协助规范有机食品企业,重新建立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
参考文献
刘连馥 : 绿色食品市场的培育和拓展 ,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1(1)丁乃今 : 对加快绿色食品开发的几点思考 , 《农业经济问题》 ,2000(7)邢敬荣 : 有机食品问题
第五篇: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充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广阔背景的网络时代,形成了与已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存和思维方式。今天,以“CNN”、“时代华纳”、“美国在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软力量”,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地在世界各国泛滥,以至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在呼吁保持自己文化的纯洁性,日本则惊呼自己有可能沦为美国的“信息殖民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美国推行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武器;同时,网络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政治观念是削弱政府职能,使社会文化“分裂化”;而敌对势力则将网络为作为攻击党和政府,抗衡以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子大字报”。这些都形成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在全球传播时代,要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渗透,必须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网络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先进的技术为载体的先进文化,才能与西方的网络文化和意识形态相抗衡,传播我们的先进文化,巩固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软力量”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权。
在限制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互联网对现实社会中的民主意识的影响,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使政治参与越来越具有广泛性。今后应该进一步利用“网络民主”的形式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完善民主政治体制。
二、网络时代与我国新闻传播
通过互联网信息左右全球新闻报道,从而影响全球舆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软力量战略和全球新闻传播网络中,中国被视为有异于美国文明的国家。这张网络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并对日渐融进全球体系的中国构成极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强化自己的软力量,传播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的形象。
我们要主动利用全球性媒体,设置中国的议程,勇敢、智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对民主、人权的理解和主张,尤其是实践中的成果和进展。我们要设法牵着西方媒体的鼻子走,而不是受他们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四通八达,英语主导的新闻信息充斥网络空间。以党报为代表的国内主流媒体要通过增加一手信息和信息源多样化等,打破国内商业化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突出的西方议程和西方声音,提高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全面性和真实性,特别是让广大受众听到中国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
同时,要注意宣传话语的改革。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面对的是全球受众。沿用了几十年的政治话语风格和表达形式应当作必要的调整。一个国家的政治传播所沿用的政治话语体系,直接影响到接受者对一国政治传播乃至政治制度、政治氛围的了解和看法,直接决定软力量的说服力。政治话语体系的变革,并不意味着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发生变化,变化更多的是在表述形式和风格层面上展开。这一变革,决不是搬用西方的政治话语,而是努力使中国的政治话语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巧妙地相融于全球潮流,与时俱进。
利用新闻传播来扩张软力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才是成功进行这项工程的关键。除了中国的政府官员要具备现代传媒素养和专门技能外,特别需要以下三类人才:第一类是能够成功策划新闻议程、帮助政府和国家设计媒体形象和政治形象的新闻战略家。第二类是职业化、高素质的新闻工作者。第三类是学者智囊型人才。为了加速这三类人才的培养,应当加强国际传播专业的建设;同时,应当下大功夫提高政府官员的国际传播意识与现代传媒素养。
三、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的一系列新的特征使得审查制度的完善和执行遇到许多新问题。一是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与审查行为有限的矛盾。二是由于网上私人空间与公众空间的模糊边界使制定审查范围和方式都相当棘手。三是互联网的多媒体特征不能简单移植传统单一媒体的审查制度和方法;四是互联网“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传播特征,允许用户在一个路径受阻时可以通过另一个链接变更传播路径,而这种结构大大地增加了审查的难度。五是为了减少互联网络系统彻底崩溃的可能性,采用了离散结构,没有一个国际性的中央控制设备或中心,使得管理异常松散,而互联网管理制度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莫衷一是,要想统一难上加难。六是技术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网络的发展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法律的修订很难同步,而按照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惯例,立法总是滞后。
针对以上这些特点,可采取如下对策。
1.要充分认识现存的网络审查制度落后于网络发展的现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网络审查制度方面大胆改革,积极推进。
2.在发展和管理的一对矛盾中,发展始终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网络审查制度的建立要给网络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种符合国情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
3.鉴于网络还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网络内容审查的相关法律可以建立在行政法规这一层次上。建立网络内容审查的相关法律必须对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处罚措施等等做出规定,同时也要考虑审查人员的“责、权、利”,对他们的审查行为做出规范。
4.我国网络内容审查的对象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商业、个人、网络设施安全的内容;审查应分为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两个阶段。事前审查的方式主要是屏蔽有害信息和限制用户的访问,事后审查的方式主要是删除那些由审查人员发现的或被用户揭发、控诉的不良信息。用户如果诉诸法律手段,还要对这些行为依法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5.网络内容审查的基本原则是:面向家庭的网络信息相对于面向公司或企业的信息来说审查应更为严格;面向未成年人的信息内容比面向成年人的内容审查应更为严格;面向公众的内容比面向私人的内容审查应更严格;用于娱乐的内容比用于教育的内容审查应更严格;涉及国家安全的比用于其它商业或非商业用途的内容审查应更严格。
6.网络内容审查制度需要通过行业自律机制与用户自律来得到必要补充。行业自律通过建立良好的行业公约等来促进企业间良性的市场竞争,而个人自律则主要从道德教育的方式入手。同时设置相关部门便于用户在发现不良信息时可以进行投诉,防止不良影响的扩散。
7.网络内容审查制度需要网络内容审查技术作为实施的必要保障,技术上的缺陷容易导致网络内容审查的不合理。为完善网络审查制度,审查技术的发展也是重要一环。在当前,要特别注意在国际范围内的网络审查技术的发展和协同配合,努力在虚拟空间的自由原则和人类文明的行为规范中找到结合点。